一九一八年的战略·第十四
作者：巴兹尔·亨利·利德尔-哈特·英国
出自————《间接路线战略》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后一年军事行动的任何性质的研究，都必须紧密结合前几年的海战情况来进行。这次战争一直延续了好几年，海军的封锁对于整个战争的形势产生了愈来愈大的影响。
事实上，如果有人追问历史学家，究竟是哪一天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局有着决定性的意义，那么，他很可能选择1914年8月2日这一天。当时，英国还没有宣布参战。那天凌晨一点二十五分，英国海军部长丘吉尔向海军下达了动员令。英国海军在这次战争中并没有再一次赢得特拉法加尔式的胜利，但是它对于联军取得胜利所起的作用，却比其他任何因素都要巨大。海军舰队是进行封锁的工具，但只有等到战争烟消云散以后，人们才清楚地看到，海上封锁在战争中起了突出的作用。如果更准确一点，那就应该说，它是战争中的一个决定性因素。这种封锁的效果，类似于美国监狱里对付不顺服的囚犯所使用的那种拘束衣。这种拘束衣是逐渐地发挥惩戒作用的。犯人穿上它以后，开始活动受到拘束，而后便会感到呼吸困难；穿着它的时间愈久，则进行反抗的力量也就愈弱，甚至最后完全吃不消。
孤立无援的地位，必然引起毫无希望的后果。历史告诉我们，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并不是部队士兵的损失，而是希望的丧失。没有一个史学家会把下列事实估计太低：德国人民完全处于半饥饿状态，是使德国“国内战线”发生总崩溃的直接原因。现在，姑且不谈革命对于军事失败产生了多大影响这个问题，只是明确指出，在探讨任何军事形势的时候，都必须注意到封锁这个因素，因为它是一个捉摸不定而又牵涉到各个方面的因素。
迫使德国在1915年2月发起第一次潜艇战役的原因，如果不说是海上封锁的直接影响，出应该看成是它的潜在威胁。这一点是无可辩驳的事实。由于德国人发起了潜艇战，英国便获得了一个有利的借口，解除了“伦敦宣言”的束缚，更加紧缩了它的封锁圈，并且公开宣称，英国军舰将拦截和检查所有一切有向德国运送货物嫌疑的船只。当德国人用鱼雷把“露西丹尼亚”号炸沉以后，美利坚合众国也有了一个宣布参战的重要借口。此外，这个事件的发生，也使美英两国之间由于英国执行封锁政策而引起的摩擦得到了缓和。
两年以后，德国即因为遭到封锁而在经济上出现了非常严重的危机。这就迫使德国军界首脑们丢开一切顾忌，重新采取了“无限制”的潜艇战。英国军民必须依靠海运进行补给，而就军事实力来说，这是它的致命弱点。潜艇战曾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巨大效果。于是就有人作出结论，认为这种大战略计划中的间接路线，将会给国家带来很严重的后果。当然，这个结论并不能应用于每一个国家，但是对英国说来，它却是差不多完全合适的。试以船舶的损失为例。二月，英国船舶的损失为五十万吨，到了四月，即增加到八十七万五千吨。尽管英国采取了反措施，使船舶损失的数字逐渐减少，但这时英国的国内存粮，却只够全国人民六个星期的供应了。
德国首脑们对于经济崩溃的危险是很耽心的，因而指望在经济方面求得一个妥善的解决办法。正是这种恐惧心理促使他们发动了潜艇战争。他们完全意识到，这样做将有可能促使美国参战，但是仍然下决心冒险一试。1917年4月6日，这个危险终于变成了事实。尽管美国为动员军事力量花费了相当长的时间，而且这一点也是德国人早就预料到了的，但是美国一旦参战，在加紧从海上封锁德国方面很快就产生了效果。作为交战的一方，美国很坚定地利用了经济手段来充当武器。它不大顾及中立国家的权利，其所作所为，要比早先英国采取的手段强硬得多。尽管一些中立国家构成了某些障碍，但是封锁并未因而削弱。于是，美国把对于德国的封锁变成了一个圈套。它把这个圈套越拉越紧，使德国逐渐遭到削弱。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军事实力完全依赖于经济基础。很遗憾，这个真理竟常常被人们忽视了。
关于封锁，可以看成是大战略范畴内的一种间接路线行动。对于它，几乎找不到有效的抵抗方法，也不必耽心将要产生什么危险的后果，当然，封锁的效果是会来得迟缓一些。但是实行封锁的时间愈长，则其效果也就愈大。到了1917年底，中欧国家就更加感觉到这个影响的严重性了。正是经济上的压力刺激和迫使德国人在1918年再次发起了大规模的进攻，而且正是进攻的失败使他们招致了自我戕害的恶果。德国人既然不愿意及时求和，那就没有选择的余地，或者是不顾一切地进行冒险，发起进攻，或者是坐以待毙，慢慢地耗尽力量，但最终都是必不可免地走向失败。
在1914年的马恩河会战之后，德国人如果立即在西线转入防御，或者稍晚一点很快转入防御，同时却在东线开始进攻，那么，战争的结局也许可能完全不同。这是因为，一方面，他们这样作毫无疑问会实现征服中欧的梦想；另一方面，只要美国处于冲突之外，那他们所遭到的封锁就始终都会是不充分不全面的，那个封锁圈也始终是会拉不紧的。如果真是这样，德国即可以控制住整个中欧地区，迫使俄国退出战争，甚至于使俄国在经济上也从属于德国。那时，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就很难指望从德国人手里夺回他们的两张王牌，即迫使德国放弃比利时和法兰西的北部地区，而且德国人也将毫无疑问地要保住他们在东线所抢到的一切东西。德国兼并别国领土而扩大了面积以后，其经济潜力和资源也一定会随之增加，因此，它本来可以放弃在军事上再去征服西方联军的愿望。事实上，放弃那种任何好处也不能带来的目标，那正是符合大战略精神的行动，而顽固地追逐着这样一种目标，则是最大的愚蠢。
然而，到了1918年，这样的机会早就丧失了。德国在经济上已经遭到很大的削弱，而封锁它的包围圈又越来越紧，即使它还能不断地攫取占领地的资源，从罗马尼亚和乌克兰运回物资，但它的经济情况却在不断恶化。
在上述条件之下，德国人决定发动最后一次进攻，其目的仍是想要取得一次军事胜利。他们从德俄前线抽回了一些部队，因而在兵力数量上达到了一定的优势。但与联军发动进攻时所拥有的兵力作比较，他们的优势则是很有限的，1917年3月，法英比联军集中了178个师，用以对付德军的129个师。而在1918年3月，德军用以进攻的虽有一把92个师，但当面的联军却是173个师。其中，有九个美军师。美军师实际上是四个半，因为它的编制要比欧洲师大一倍，所以按比例折合为九个师。以后，德军继续从东方抽调回来的师，大概只是几个而已。但是，美军陆续调来欧洲的兵力，开始有如一条小小的溪水，尔后迫于紧急情况的压力，也就变成了急速的巨流。德军在其总兵力中留下的预备队为85个师，而且都是鼎鼎有名的“突击师”；联军方面作为预备队用的，只有62个师，而且还是分散指挥的。联军本来有一个计划，把30个师的兵力集中起来，作为总预备队，由凡尔赛军事执行委员会统一指挥。但是这个计划后来被破坏了。英国将军海格声称，他不能把自己的十七个师交给执行委员会。而在严重考验时刻到来之时，法英两军司令官之间关于相互支援的协定也未能兑现。迫在眉睫的危险促使联军方面必须采取新的措施。由于海格的主动支持，福煦才又担负起协调联军作战的职责，以后便被任命为联军的总司令。
同以前进行的任何一次战役比较起来，德军这一次的作战计划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力求达到战术上的突然性，二是其目的更为广泛。如果对德军统帅部及其参谋人员表示尊敬，那就应该指出，他们深深知道，虽有优势兵力也难抵消进攻方面由于完全暴露而带来的各种不利因素。他们也知道，只有巧妙地运用各种不同的欺诈手段，设法迷惑敌人，才有可能真正达到突然袭击的目的，只有使用突然性这把万能的钥匙，才能打开长期以来僵持对垒着的阵地防御的大门。
德军在这次进攻的计划中，曾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短暂而激烈的炮火准备上面。炮火准备使用的是化学炮弹，即毒气弹。当时，鲁登道夫还没有看到坦克的重大作用，因而并没有在战役中使用它。步兵则接受了新的渗透战术的训练。这种战术的实质，就是要使先头部队查清并摸熟敌人防御中的薄弱地点，设法穿插进去。预备队的任务当时还只限于发展胜利，而没有规定它要在万一失败时去恢复原来态势。预期实施进攻的各个师，是以夜行军的方法接近战场的；大部分炮兵都隐蔽地集结在前沿附近，而且不进行试射使突然开火。此外，在整个战线的其他若干地段，也进行了似乎是发起进攻的炮兵射击。这一方面是为了迷惑敌人，使其对主攻方向判断不清，另一方面也能促使这些地段的部队保持战斗准备。
然而这并不是全部情况。鉴于同盟者发动的多次进攻战役都遭到失败，鲁登道夫接受了经验教训，得出一个结论：应该首先解决战术任务，而后才考虑如何达成纯粹的战略性目的。如果战术上的胜利都得不到保证，那么追求战略目的就将毫无意义。既然不可能采取战略性的间接路线，那鲁登道夫的这条原则无疑是正确的。因此，德军根据这个计划采取了一种新战术，也随之而采取了一种新战略。这样一来，战略和战术就相互联结起来了，而且两者的基础是同一个原则。这是一个新的原则，或者更确切些说，是一个推陈出新的原则，即尽量追求一条抵抗力最小的路线。在一九一八年，由于法国前线的条件所限制，德军不可能在敌人期待较小的方向采取行动。鲁登道夫也没有作这种打算。不过，当敌对双方在堑壕防御的条件下彼此直接接触时，如能尽快突破敌人的防线，随后又迅速在抵抗力最小的方向上扩张战果，那么，同样也能达到在通常条件下对敌人预料不到的方向采取行动所能达到的目的。
德军曾经顺利地突破了联军的防线，并且开始以高速度前进来扩张战果。可是鲁登道夫的计划终归还是失败了。那么错误出在哪里呢？无论是在这次进攻失败之时，或者是在整个战争结束以后，所有批评者的意见都集中于一点：认为鲁登道夫是在战术上出了偏差，因而改变了突击方向，分散了兵力，以致使战术上的胜利损害了战略企图。看来，批评家们认为，鲁登道夫所主张的原则是不正确的。但如果在战后仔细研究一下德国的文件资料，以及鲁登道夫签发的命令和指示，那么，对于这个问题也许会有另外一种看法。所以，鲁登道夫的真正错误似乎在于：他只是在理论上认识了这个新原则，而并未能在实践中加以运用，或者换句话说，他本人也还没有完全理解这个新战略理论的一切后果，并不想完全按照这一理论去采取行动。实际情况表明：当德军在个别地段遭受到战术上的失败时，他为了恢复态势而过多地消耗了预备队，而在战术上取得胜利需要扩张战果时，他又犹豫了太长的时间。
早在选择主要突击方向时，德国方面即开始出现困难。原拟选择阿腊斯至拉费尔的一百公里正面，并由第17、第2和第18三个军团担任进攻。但是同时提出了另外两个方案。第一案，主张从凡尔登突出部的两侧实施进攻。但是这一案后来被否决了，其理由有三条：一是这里地形条件不利；二是即使能够实现突破，也未必会有什么决定性的结果；三是这个地区差不多已有一年没有发生战斗，因而法军已经养精蓄锐，恐怕很不容易突破。第二案，在伊珀尔与朗斯之间实施进攻。尽管这一案得到了鲁登道夫的军事顾问魏兹尔的拥护，得到了在圣康坦到海岸地区进行指挥的鲁普里赫特亲王的赞同，但鲁登道夫还是把它抛弃了，其理由是，在这个地段很有可能遭遇到英军主力的突击，而且那里还有一些很难通行的沼泽地。
最后，终归还是选定了阿腊斯至拉费尔这个地段，其原因，除了地形条件比较有利之外，是那里敌人的防御工事比较薄弱，担任防御的兵力和预备队也比较地少。此外，那个地段的南面还紧接着法英两军的接合部。鲁登道夫曾经指望，首先把法英两军隔绝开来，随后把英军击毁。按照他的估计，英军在伊珀尔经过长期苦战后，一定是大大削弱了。就总的情况来说，这一地段的联军兵力，毫无疑问已受到相当程度的削弱，但就具体事实来看，鲁登道夫的估计却是大错而特错了。这一地段的北部，约占全正面的三分之一，不仅有坚强的防御工事，而且由英军的第三军团进行着严密的防卫。该军团共有十四个师，其中有四个师充当预备队。同时，英军总预备队中的大部分兵力也都集结在这个侧翼。因此，他们可以获得而且及时获得了位于更北地区的其他英军部队的支援。这一地段的中央部分和南侧一带，曾是德军的主要突击地段，在那里担负防卫任务的，是英军的第五军团。他们一共是五个师，抗击着德军第二军团的进攻。由此往南，在延伸较长的防线上，则由七个英军师进行防御，其中有一个师为预备队。在这个正面实施进攻的，是德军的第十八军团。
鲁登道夫命令在阿腊斯附近的第十七军团用十九个师的兵力实施首次突击，其进攻正面为二十四公里，但这只是其左翼的兵力。对于正向康布雷方向突击的英军，鲁登道夫并未打算实施正面进攻，而只想予以箝制，因此在这一地段的八公里正面上，仅仅用了德军第二军团的二个师。这个军团集中了十八个师去进攻英军第五军团的左翼。只有五个师的英军第五军团，正占领着二十四公里的防御正面。在最南端的地段，德军第十八军团是从圣康坦的两侧实施进攻的。鲁登道夫给该军团的任务是，使用二十四个师的兵力在宽达四十三公里的正面上实施进攻。所以，鲁登道夫尽管提出了一个新的原则，但仍然根据敌军兵力的分布情况而分散了自己的兵力，并没有集中主要力量来对付敌军防御中的最薄弱地段。
鲁登道夫在命令中所规定的方向，更加明显地表现出了这种趋势。他规定在松姆河以北地区实施主要突击。突破敌军防御以后，第十七和第二军团就应转向西北进攻，把英军压迫到海岸边上。它们的左翼将由一条河流和第十八军团加以掩护。这样，第十八军团将对实施主要突击的第十七和第二军团起侧翼保障作用。可是，事情的结果却完全相反了。鲁登道夫寄希望很小的地方，迅速地取得了战果，而他抱希望很大的地方，竟没有任何的成绩。
1918年3月21日凌晨，德军开始发动进攻。在晨雾的掩蔽之下，进攻取得了突然袭击的效果。当时，英军在松姆河南面担任防御的部队是比较单薄的。虽然实施进攻的德军也比较弱，但是该地的防御却被突破了。在阿腊斯地区，德军的攻击没有进展，因而对河流北面的整个攻势带来了不良影响。出现这样一种结果，本来是完全合乎规律的事情。可是鲁登道夫却因此而自己违背了新的原则。他不惜一连花费几天的时间，去拼命突击阿腊斯地区的坚强要塞工事。鲁登道夫始终把敌人顽强固守的阿腊斯方向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力图在那里恢复进攻的态势。他当时还尽量约束第十八军团，尽管该军团在进攻中没有遇到敌人的严重阻挠，却不准他们继续长驱南下。直到三月二十六日，鲁登道夫在给第十八军团下达命令时，还是不准他们渡越阿弗里河，规定他们的进攻速度要与友邻的第二军团取齐。当时的第二军团，因为受到在阿腊斯附近的第十七军团的牵制，其前进速度也极为缓慢。由此可见，鲁登道夫实际上是在使用从正面进行直接突击的方法，去进攻英军防区中最坚强的那一地段，企图以此击溃英军。出于抱有这种固执的观念，他当然不能把自己的预备队投到松姆河南岸地区去，因而不可能取得胜利。后来，他虽然想要纠正这个错误，但是时机已经过去，再也来不及了。
在当时情况下，绕过英军翼侧以后，如能麾兵直趋阿腊斯要塞的后方，那么，原定向西北方向转击的计划，未尝没有成功的希望。三月二十六日，由于遭到惨重损失，德军在松姆河以北地区的进攻，即第十七军团左翼和第二军团右翼的进攻，已经明显地减弱了威力。在松姆河南面地区第二军团的左翼到达了松姆河会战的旧战场，那里已经变成了人工造成的沙漠，因此，德军在补给供应和交通运输两方而都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只有第十八军团还能继续前进，而且没有丧失原有的冲击力。
局势的变化迫使鲁登道夫拟制新的计划，但那个老计划仍然在发生影响。三月二十八日，他命令第十七军团以其右翼兵力再次向阿腊斯附近的高地实施新的直接进攻；同时，命令第六军团在维米和拉-巴塞地区向北实施突击。这一次，他考虑到了松姆河南岸业已形成的有利态势，便把亚眠指定为第二军团的主要目标。尽管如此，他还是制止第十八军团继续前进，不准他们向亚眠的侧翼方向实行迂回。这样一来，对亚眠城的进攻，也只好在地形不利的情况下采取正面突击的方法。
三月二十八日，德军重新发动了对阿腊斯的进攻。这次进攻没有任何伪装措施，而且碰到了英将拜恩第三军团所固守的预有准备的坚强防御，结果又遭到了失败。只有到了这个时候，鲁登道夫才放弃原来的计划，把自己的主力和余下的一部分预备队调去进攻亚眠城。在这同时，他却命令第十八军团继续在原地停留两天。这样一来，进攻自然不会取得成绩。因此，在三月三十日重新发动进攻时，参加的兵力也就有限，而且单靠那些兵力也是无法取得决定性战果的。当时，法军方面部获得了准备时间，既调来了预备队，也加强了防御工事，封闭了德军前次进攻在他们防线上打开的缺口。在这次作战的头一天，法国的炮兵紧跟在步兵的后面，正式参加了大规模作战，进行了集中的射击。四月四日，德军再一次进行尝试，使用十五个师的兵力发动进攻，但其中只有四个师是生力军，因而其结果自然是更少成效。
鉴于进一步发起进攻将要消耗更多的兵力，鲁登道夫终于作出决定，暂时休止对于亚眠的突击。当时，他始终没有想到应把自己的主力投到英法两军之间的接合部。早在3月24日，贝当就曾向海格提出警告，说，德国人如果继续向法军防守的地段突击过来，那他将不得不把自己的预备队从这一地段调走，用去挡塞西南方向，以便防卫巴黎。本来，德军只要对法方的防御阵地再稍微增大一点压力，他们马上就可以把已经打开的一条小裂缝扩大成为一个大缺口。
根据这次作战的经验，可以得出两点历史性的结论：一、接合部是最敏感的，也是最有利的攻击点；二、当两军的翼侧彼此紧密联接时，要从其接合部上楔入进去是比较困难的；而与此相反，当两军散开在宽广的正面之上，则楔入比较容易；如果部队彼此隔绝，作战时各不相顾，那么楔入敌人的防御就更加容易。
鲁登道夫由于把自己预备队的大部分兵力用到阿腊斯南面去了，使他们在那里困守一个巨型突出地，所以，后来要向该地以北地区发动一次新的进攻时，连自己也没有多大信心了。三月二十五日，他曾下达一道命令，要求有关部门准备在拉-巴塞和阿尔芒蒂埃尔地区采取小规模的进攻，但其目的只限于继续扩大突破口。二十八日，在阿腊斯地区的进攻失败以后，他才决定把这个计划加以扩大。根据这一计划，首先应向阿尔芒蒂埃尔以南地段实施突击，二十四小时以后，再从该城北面实施进攻，这样就象一把钳子，从南北两面把这个城市夹起来。
由于命令下达晚了，准备有些迟误。直到四月九日，部队才刚刚作好进攻准备，而且到了这时，除了旨在分散敌人注意力的一些佯动之外，整个进攻仍在计划当中。这一次，又是由于晨雾的帮助，而且敌人防区里的兵力也已减弱，最初实施的突袭取得了胜利。鲁登道夫抓住了这个胜利，把它逐渐发展成了在阿尔芒蒂埃尔以南的大规模进攻。进攻的正面宽达二十四公里，德军的第一梯队为九个师，第二梯队五个师。当时，敌人方面为葡萄牙军一个师和英军二个师，紧靠着他们的后方，还有二个师的预备队。第二天，德军又开始在阿尔芒埃尔以北实施进攻，其第一梯队为四个师，第二梯队二个师，进攻的正面为十一公里。在这里，德军同样获得了浓雾的帮助。可是，随着联军方面抵抗力量的加强，鲁登道夫不得不把自己新的生力军投入战斗，因而到五月第一个星期结束时，他投入作战的师已经超过了四十个。这样一来，鲁登道夫又陷到消耗战中而无法自拔了。
英军的退却，差不多快要到达他们在海岸边上的基地。不过，到达距离阿兹布鲁克这个重要铁路枢纽十六公里的地方时，终于站稳了脚跟，把德军阻挡住了。四月十七日，鲁登道夫企图以向心式的夹击进攻伊珀尔。但这对于英军来说，已经完全失去了突袭意义，因为海格采取了一个间接性的行动，早在四十八小时以前，已自动撤出了该地区，结果使德军的计划完全落了空。遭到失败以后，鲁登道夫又作了一个决定，打算在伊珀尔南面采取一次纯粹直接性的进攻，但这时法军已把预备队调上来了。四月二十五日，德军向接合部实施了突击，并在金墨里附近的高地旁边突破了防御，可是，鲁登道夫由于害怕遭受反突击的打击，却未能乘胜扩张战果。在这整个战役进程中，他在使用预备队兵力方面，始终显得过分小心谨慎，因此很难指望夺得真正的胜利。在第一次进攻失败以后即可以看出，鲁登道夫本人对于尔后的胜利是没有多大信心的。四月二十九日，他又临时决定，停止继续进攻。他这样作，看来是想以自己下一步的行动把法军的预备队吸引开，以便在弗郎德勒平原对英军作最后一次的决定性突击。
早些时候，鲁登道夫还下达过一道准备在切敏-德-达姆和苏瓦松地区实施进攻的命令。按照原定计划，进攻要在四月十七日开始，可是，直到五月二十七日，这次进攻才真正准备就绪。其所以推迟，是因为鲁登道夫一直忙于弗郎德勒地区的战事，并从在那里已把预备队消耗得差不多了。美军驻欧指挥部的侦察支队对于德国人这次进攻的地点和大致时间，都曾作了相当准确的侦察。但一直等到五月二十六日，当他们的判断已经由俘虏的供词加以证实之后，才将情报予以通报。这个警报已经发得太迟了，除立即命令部队进入战斗状态以提高战斗力外，来不及采取其他任何措施。不过，这个预先警报还是使预备队得以提前行动。五月二十七日早晨，德军开始发起进攻，其第一梯队为十五个师，第二梯队7个师，突击的正面宽达三十八公里。当时在进行防御的敌人，为法英联军的五个师，另外有四个师作为预备队。德军实施进攻的部队，在大雾和烟幕的掩护下，很快就在切敏-德-达姆这条大道上击退了敌人的守备部队，并随后渡过了安讷河。五月三十日，他们到达马恩河。在这里，鲁登道夫又一次获得某些胜利，但他对此并无思想准备，因而没抱过高希望。等到他再把大量的预备队调上来时，联军方面也把自己的预备队调到了战场，而且他们具有更大的随机应变能力，所以，这次会战的结局也就不可能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对于鲁登道夫这次夺得的初期胜利，可以进行某些分析。他所以能够获胜，看来有三个原因：第一，联军方面的注意力和预备队，开始时被分散到其他地段上去了；第二，德军在这一次严格地执行了沿着抵抗力最小的线路实施进攻的原则；第三，该区法军的指挥官实在笨拙。这位法军指挥官坚持把步兵集中摆在前沿阵地上，因而使其部队充当了德军的炮灰，一开始就遭到了致命的打击。同时，他的炮兵，一部分预备队，以及指挥所，也都距离前沿太近，因而德军一旦把防御突破，他的整个防御体系也就很快崩溃了。这使得德军的进攻在战术上达到了突然性的目的。本来，在发动进攻的前夕，这个突然性已是部分地丢失了的，但在进攻开始以后，它却完全恢复了。这是因为，任何突然袭击行动的目的，都在于破坏敌人的稳定性，或者使敌人完全惊慌失措，或者使敌人落入陷阱，不管情况如何，效果都是一样的。
到此时为止，鲁登道夫已在联军的防线上占领了三个突出地段：两个范围较大，一个规模较小。此后，他曾企图把贡比涅地区那条战线拉平起来，但这个时候的进攻已经不可能达到突然性的目的了。六月十九日，德军在西南方向沿着瓦兹河实施突击，但时机已失于过迟，未能同东南方向在沙托-齐耶里地区的进攻取得配合。
此后出现了一个间隙阶段，时间延续了整整一个月。鲁登道夫一直梦想着在比利时境内给英军进行一次决定性的打击，而且这个计划早就拟订出来了。可是他认为，在比利时境内，英军的预备队还太强大，因而又想出了一个实施佯动的计划，指望先在南面进行一次强大的突击，以便把英军的预备队吸引到那边去。而在当时，鲁登道夫并未能在联军的防线上消除贡比涅突出部，于是又打算在里姆(即今兰斯)地区拉平这条战线。这样一来，就需要使部队进行休整，作好进攻准备，以致进攻的开始时间就推迟了。这一延宕后来竟成了鲁登道夫的致命祸害，因为它也结对方提供了时间，英法两军得以借此调集兵力，恢复元气，而美军则趁此远渡重洋，来到欧洲。
鲁登道夫各次突击所取得的战术性胜利，并没有使他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是因为，他受着这种胜利的鼓舞，每一次都使部队前进得过于深远，以致耗费了太多的时间和兵力。而且，这些突击彼此不够协调，缺乏内在联系。他所进行的许多次突击，并不是向着敌人抵抗力最弱的路线发展，却是对准敌人抵抗力逐渐加强的路线实施。因此，德军突破防御以后随之发展的进攻，从战略的角度来看，照例都变成了纯系直接性的开进。鲁登道夫虽然在联军的防线上打开了三个缺口，而且每个缺口都有一定的深度，但是却没有哪一个缺口的深度足以达到敌人的战略后方，因而都不能切断敌人的重要动脉。这正是他在战略上的失败，使德军的战线变成了锯齿形状，同时却为联军向他的侧翼实施反突击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1918年7月15日，鲁登道夫开始发动新攻势。对于联军来说，这次进攻已是预料中的事。因此，德军在里姆以东的进攻，很快被已经转入机动防御的法军击退了。而在里姆以西强渡马恩河的德军，实际上只是加速了自己的崩溃。这是因为，福煦早就进行了准备，等到7月18日，他便向着马恩突出部的西侧展开了突然的反击。这次战役是由贝当指挥的。他在战场上使用了一种鲁登道夫所没有的新工具。象康布雷作战那样，在进攻部队的第一梯队中，使用了大量的轻型坦克。本来，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德军已把楔入联军防御所夺得的地段牢牢控在自己手里，打算把部队逐次地向后撤退，力图把战线拉平。可是，他们的预备队却终于被迫消耗殆尽。这又迫使鲁登道夫不得不放松在弗郎德勒地区的攻势，开始只想暂时延缓一下，到后来就只好放弃了事。从此以后，西战场上的战争主动权，也就正式地转移到了联军手里。
联军在马恩河地区实施反突击的特点，是值得加以研究的。贝当曾向福煦提出建议，要求在博韦和埃佩尔内两个地区分别集中预备队兵力，组成两个独立的集团，其目的是要在德军发动进攻后向其两翼实施反突击。第一个集团由马金指挥，起初曾用来击毁德军在六月九日发动的进攻，随后便转移了阵地，专门去对付马恩突出部西侧的敌军。后来，福煦又打算以该集团去进攻苏瓦松的铁路枢纽站。但是当它作着进攻的准备时，侦察部门获得一个准确情报，探知德军的下一次进攻必然从里姆地区发起。于是，福煦决定摧毁这次进攻，并预期在7月12日对德军实施突击。而贝当却认为，最好先让德军攻进来，这样既可使法军获得休整，也便于对德军的后方进行突击。然而，事态的发展颇为奇怪。到了7月12日，法军并未能作好进攻准备，因为作战部署的进行，实际上按贝当计划的成分多些，按福煦计划的成分反而少些，但是又不是全部。根据贝当的计划，战役的进程可以分为三个步骤：首先，只以少数兵力防守第一阵地，故意诱敌来攻，且战且退，力求把敌军阻止在第二阵地前面；其次，实行局部的反冲击，把敌人的预备队引来参加战斗，使其装入法军向里姆两侧实行冲击所造成的新“口袋”中；最后，派出由马金指挥的预备队兵力，使其在东面沿着马恩河突出部的底边实施反攻。贝当指望在战役实施过程中形成一个巨大的“口袋”，把安讷河南面的所有德军全部包围进去。
后来发生的事实和福煦采取的行动，使贝当的计划发生了某些改动。因为德军在里姆东面发起的进攻没有成功，法军便转而采取了机动防御。这是战术性间接路线的一种形式。而在里姆西面，法军的指挥官顽固地坚持着老办法，进行了坚决的防御，结果只是使德军突破防线而已。随后，德军强渡了马恩河。为了应付这个紧急的危机，贝当不得不把自己的大部分预备队投入战斗。按他原来的打算，这些兵力要等到战役的第二阶段才予以动用。为了补充自己抽空了的预备队，贝当决定从马金的兵力中调拨一部分过来，因而使得马金实施反突击的时间不得不往后推迟。可是，福煦早就下了命令，规定反突击必须在7月18日开始。但当福煦得悉贝当所下的命令以后，马上又把命令撤消了。这样一来，贝当计划的第二阶段便完全被破坏了。结果，德军终于把预备队调集起来，既阻住了马金的反攻，也保障自己控制了钻出“口袋”的出口。法军的反突击很快变成了直接的压迫行动，只是单纯地追赶着德军。这有如法尔根汉1915年在波兰作战的情况，最后虽然把整个“口袋”压扁了，但只不过是把“口袋”里的敌人全部挤了出去。
从此以后，福煦的主要意图就是把主动权紧紧地抓住，在自己尚未集中足够数量的预备队以前，决不使德军有任何喘息的机会。他决心把一切横向的铁路掌握到手，并为此进行了一系列局部性的进攻战役。八月八日，海格在亚眠地区组织了第一次进攻。由于采取了谨慎态度而又技巧地运用了欺诈手段，法国人在进攻以前竟使劳林森指挥的第4军团暗中增兵一倍。联军这次进攻，在第一梯队里使用了四百五十辆坦克，因此，与以前进行的各次进攻战役比较起来，具有最大的突然性。但是，法军实施进攻的路线实在过于直接化了，致使这次进攻很快就被德军阻住。尽管如此，法军作战行动在战役初期显示出来的那种突然性，仍然产生了强烈的震撼作用，曾使德军最高统帅部在心理上丧失了平衡。鲁登道夫意识到自己的部队在精神方面已经濒于破产以后，终于不得不公开宣称：只有采取谈判的方法才可能获得和平。但他同时又说：“我们的战略目的，是要转入战略防御，以此来逐渐消磨敌人继续作战的意志。”
在此同时，联军方面也采取了新的战略方法。第一个采取行动的就是福煦。他命令联军各部队在整个战线的各个地段接连不断地实行进攻。使这种方法有所发展的是海格。他曾拒绝执行福煦关于要他属下第四军团继续实施正面进攻的命令。第四军团的进攻，是在英军第三和第一军团先后完成突击以后才恢复的。这样一来，专就海格与贝当所控制的战线来说，联军的进攻就形成为一连串前后衔接的快速突击了，而且正是打在各个不同的地段上。其中，每一次突击都恰好是在它刚要丧失其最初冲击力的时候停止，前一个突击正象是为后一个突击铺路。因此，这些突击是彼此紧密相连的。联军这种车轮战法，使鲁登道夫不能自由自在地调动预备队，无法应付预料中的打击。而且，鲁登道夫的预备队很快就消耗光了。联军方面的后备力量却并不感到如何紧张。联军采取的这种方法，虽然实质上不能算是间接路线的方法，但不论就那个场合来看，都应该说是与间接路线很接近的。采取这种方法，虽然不一定是在敌人期待最小的方向上实施进攻，但却可避免在敌人最可能预计到的方向上实施进攻；虽然不一定是沿着敌人抵抗力最弱的线路实施进攻，但却可避免在敌人抵抗力愈来愈强的方向上实施进攻；因此，这种方法实际上可以算是一种消极形式的间接路线。
由于德军在精神上日趋瓦解，兵力上损失惨重，采取上述方法，至少可使联军连续不断地发起进攻，逐步削弱德军的抵抗能力。在德军颓势日益明显的情况下，海格不断提高了信心。他担保说，自己有力量突破“兴登堡防线”。德军那条防线，当时是由最有战斗力的预备队进行防守的。这些情况也使福煦相信，有必要放弃上述方法。因此，他便决定在九月底同时发动全面进攻。
福煦的计刘是：由英军和美军分别组成联军的两翼，从德军楔入法国境内所形成的巨大突出部的两侧实施进攻，采取向心方向实行突击，力求把楔入法境的大部分德军隔绝开来。作出这个计划的根据，是把阿登山当作一个几乎无法通过的地区，把它当作一堵后墙，认为这个山区只有两侧有些狭窄的通道。顺便说一句，关于阿登山的这种观念，可以说是来自对该地区的片面理解。事实上，阿登山地区内有着良好的道路网，交通是发达的，其境内多半是丘陵，大山比较少。
按照潘兴的建议，这个计划本来还含有某种程度的间接路线意味。他的意思是，美军应在布里昂地区发动进攻，发展局部的胜利，从而削平圣米赫尔附近那个突出部，迂回到梅斯城，切断德军通往洛林的交通线，阻塞德军从西面向莱茵河退却的道路。可是，海格不赞成这个计划。他认为这样的进攻方向与联军其他的进攻方向不协调，不是向心的，而是离心的。福煦也同意海格的观点，没有考虑潘兴的反对意见，并修改了他的计划。这样一来，美军就只好把自己的力量调转到西面来，匆匆忙忙地在马斯河与阿尔哥尼地区实行进攻准备，而时间总共不到一个星期。美军在该地区的进攻，面临着德军不断增强的抵抗，发展非常缓慢，不仅遭到了巨大损失，部队纪律也几乎濒于涣散。因此，对于海格向“兴登堡防线”实施的进攻，实在毫无帮助。
以后还有多次事实证明，即使拥有相当优势的火力，而对着士气已经低落的敌人，如果采取直接的正面进攻，虽然可以突破敌军的防御，但却不能完全消灭敌军。直到11月11日，即实行停战的那一天，德军在其后卫兵力的掩护下，仍然顺利地从这个突出部撤退出去了。当时，他们逐步地把战线缩短，拉直，联军跟在后面的进攻，实际上是钻死胡同。其所以如此，不仅因为有德军进行抵抗，而且因为在废墟地带内遇到了补给和维修方面的许多重大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联军采取直接路线的进攻，只不过更快地促使德军溜走了，而他们自己却无法追上去。
值得庆幸的是，联军这些进攻战役的最后阶段，对于整个战争的结局并没有多大的影响。德军统帅部在精神上受到的打击，还是来自八月八日联军在亚眠地区发动的突然进攻，其次则是萨洛尼卡那个遥远战场上联军所采取的间接路线行动。在萨洛尼卡战场上，联军是在守兵最少的一个地段开始进攻的，很快就突破了防线。在那里，由于山地地形的限制，敌方不能迅速地把预备队调去支援，因而无法阻止进攻的发展。结果，保加利亚的军队被分割为两部分。早已经厌战的保加利亚人，终于被迫缔结了停战协定。联军胜利地完成这个任务，不仅剥夺了中欧大国的一个同盟者，而且为协约国军队打开了直达奥国后方的道路。
当联军在意大利境内再次发动进攻，而不稳定的奥军防线遭到突破以后，德国所面临的战败威胁就愈来愈严重了。此时，奥国人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早已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最后也只有投降。于是，奥国的领土和铁路，也都变成了联军展开对德进攻的有利条件。九月间，德国将军冯·格尔维茨即向帝国首相提出警告：继续进行战争将是德国的灾难。
这个威胁，再加上封锁所产生的高度精神效力，即大战略方面一种间接路线形式所产生的效力，使整个德意志民族都感到大祸即将临头。饥饿和失望，有如两把尖刀，威逼着德国政府只好投降。应当补充一点：保加利亚在巴尔干的失败，联军在法国恢复直接进攻的传闻，加速了德国宣布投降的进程。
由于上述种种因素的影响，德军最高统帅部终于感到神经错乱，无以自持。是的，这一过程曾延续了好几天的时间。这时，德军已经完全混乱了，在精神上彻底崩溃了。1918年9月29日，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匆忙作出决定，宣布接受停战。他们认为，巴尔干战线的崩溃破坏了他们所有的计划，因为“本来预计调往西线的部队，现在需要改调到巴尔干战线上去”。同时还说，如果联军在西线再次进攻，则“整个形势将会根本改变”，“即使这一次能把他们的进攻挡住，但尔后仍然是严重的威胁。”
最后，福煦终于决定发动全面的进攻。美军在马斯河-阿尔哥尼地区的进攻，是在9月26日开始的，但到28日实际上就完全停止了。法英比三国联军在弗郎德勒地区的进攻，是9月28日开始的。虽然这次进攻给德军造成了明显的困难，但是并没能构成真正的威胁。9月29日早晨，海格开始对“兴登堡防线”发动主要突击，传出的第一批战报，即使德军发生了动摇。
在这紧急情况之下，马克斯亲王奉命出任首相。这是想利用他的温和政见和国际威望，来达到进行和平谈判的目的。为了求得一个体面的和平，而不表示出自己在认输，他要求军方允许他推迟开始谈判的时间。他对兴登堡说；“应该使我有十天或八天，至少也得有四天的喘息时间，以便乘机向敌人提出和平的呼吁。”但是兴登堡却回答说；“军事形势已经极端严重，到了最大限度，不可以再延缓了。”因此，坚决主张“立即向联军方面发出和平谈判的呼声”。
10月3日，德国政府向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了立即缔结停战协定的要求。这也就等于公开向全世界承认自己的失败。而且，早在10月1日，德军最高统帅部就已经自己破坏着国内的民心土气。他们在各政党领袖的一次集会上宣称，已不可能继续进行抵抗了。
长期被关在黑暗当中的人们，一旦看见光线，反而会感到眼睛瞎了似的。这样，在德国境内，各种不满的和不稳定的因素，现在就统统地暴露出来了。
然而，在几天以后，德军最高统帅部似乎又开始有了一点信心，甚至还产生了某些乐观的情绪。他们看到，英军楔入“兴登堡防线”以后，并未能把整个防线突破。随后，他们获得报告，说是联军的进攻速度已经降低，特别是对于有利条件的利用不够充分，已经无力扩张战果。这时，鲁登道夫虽仍坚持进行和平谈判，但他的目的只是想给德军赢得喘息时间，以便积聚力量来继续进行抵抗，并保障德军有组织地撤退到自己边境内的防线上。到了10月17日，鲁登道夫甚至认为，用不着再休整等待也可以达到目的了。他所以这样认为，并不完全因为业已形成的情况，而主要是凭着他的主观判断。事实上，现实情况从来也没有象他自己在9月29日所描绘的那个样子。然而，他所散布的悲观情绪已经在政界人物当中广泛传开，也在居民中间慢慢传播，有如一颗石子投到水中，水波正在逐步扩大。国内防线的崩溃虽然开始得较晚，可是比起军事防线来，它却溃散得更快。
10月23日，威尔逊总统用一个通谍答复了德国人的要求，实际上，就是要求德国无条件投降。就在这时，鲁登道夫还在希望继续进行战争。他指望在德国边境进行有效的防御，用以打击联军的气焰。但是，他已经无法控制正在剧变的情况，德国民族的抵抗意志业已崩溃，所以再也没有人来倾听他的意见了。10月26日，他被迫辞职。此后，德国首相由于过量地服用了安眠药，曾有36小时不省人事，一直处在昏睡不醒的状态中。11月3日下午，当他回到办公室开始办公的时候，立即获得报告，不仅土耳其投降了，奥地利也步了后尘。这样，德国的后门已经完全敞开。第二天，德国国内暴发了革命，并且随即蔓延到全国。因为德国皇帝还不想退位，和平谈判也发生了延误。这时，唯一的出路只有向革命势力及其领袖们让步。到了11月9日，马克斯亲王便把政权交给了社会党领袖艾伯特。1918年11月11日凌晨五时，德国和谈代表团的全权代表，终于在和平条约上签了字，上午11时，战争最后结束了。
这次战争的结局，根据最后的判断，应该算是9月29日决定的，因为正好是在这一天，德军最高统帅部得出了结论，认为战争已经打输了。鲁登道夫及其助手们当时精神极度沮丧，以致他们的有害情绪很快就传染给了全体国民。再也没有什么力量可以拯救德国了。指挥官们的神经可以复原，实际的军事态势可以改善，可是，士气和民心却一时难以振奋起来，这就在战争中决定了德国的命运。
在促使德国投降的各种因素当中，封锁似乎要算是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的一个。如果不是遭遇到封锁，德军在自己的国界之内，也许要进行很长时期的顽强抵抗，但这要有另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即在国内避免发生革命。然而，即使德国人民团结一致地起来捍卫自己的国土，并且拼死阻住联军的进攻，但那也只不过是战争结束时间的延长，而德国的失败则是必然的，因为联军方面掌握着制海权，这是英国人的传统武器，他们是必将用来进行封锁的。
当然，最有决定意义的因素毕竟还是军事行动。正是军事行动的胜利加快了德国的投降，没有使战争拖延到1919年。这个结论并不等于说，在缔结停战协定的时候，德国的军事实力已经毁灭了，它的军队已经完全崩溃了。也不能说，这是德国向联军方面实行的错误让步。认真分析一下最后一百天的战争情况，可以更加肯定—个古老的真理：战争的真正目的应该是压垮敌人的抵抗意志，瓦解其统治者的心灵，而并不是一定要消灭其军队；战争的胜或负，主要取决于双方的民心士气，对于敌人的直接打击，只有一种间接的影响。真正使鲁登道夫的神经感到震惊的，是联军方面的突然袭击行动，使他受到强烈打击的，是他对于联军战略性突击感到已无能力击退的心理。这种情况对他产生的影响，较之人员、武器和国土的损失要严重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