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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议兵篇

荀子·议兵篇

作者:荀子

出自————《荀子·议兵篇

出自————《中国古代历代兵书

          本篇阐述的是荀子的军事思想。 在文中荀子指出,攻战之本在于得到人民的支持,最强大的军队是“仁人之兵”。军队的强弱取决于国家政治状况。将领要做到智能决疑,行能无过,临事果断。具体而言,就是要做到六术、五权、三至、五无圹。此外,军队还必须有严格的纪律,即“顺命为上,有功次之”。 荀子指出:征服天下的根本武器不是军队,而是昌明的政治。礼是国家强固之本,行仁义则政治昌明,这样的国家能吸引天下之人,因而能够兼有天下。

         原文

          临武君与孙卿子议兵于赵孝成王前,王曰:“请问兵要。”

          临武君对曰:“上得天时,下得地利,观敌之变动,后之发,先之至,此用兵之要术也。”

          孙卿子曰:“不然。臣所闻古之道,凡用兵攻战之本在乎壹民。弓矢不调,则羿不能以中微;六马不和,则造父不能以致远;士民不亲附,则汤、武不能以必胜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

          临武君曰:“不然。兵之所贵者势利也,所行者变诈也。善用兵者,感忽悠暗,莫知其所从出,孙、吴用之,无敌于天下,岂必待附民哉!”

          孙卿子曰:“不然。臣之所道,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君之所贵,权谋势利也;所行,攻夺变诈也,诸侯之事也。仁人之兵,不可诈也。彼可诈者,怠慢者也,路亶者也,君臣上下之间滑然有离德者也。故以桀诈桀,犹巧拙有幸焉。以桀诈尧,譬之若以卵投石,以指挠沸;若赴水火,入焉焦没耳。故仁人上下,百将一心,三军同力;臣之于君也,下之于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扞头目而覆胸腹也,诈而袭之,与先惊而后击之,一也。且仁人之用十里之国,则将有百里之听;用百里之国,则将有千里之听。用千里之国,则将有四海之听,必将聪明警戒,和传而一。故仁人之兵,聚则成卒,散则成列;延则若莫邪之长刃,婴之者断;兑则若莫邪之利锋,当之者溃;圜居而方止,则若磐石然,触之者角摧,案角鹿埵、陇种、东笼而退耳。且夫暴国之君,将谁与至哉?彼其所与至者,必其民也,而其民之亲我,欢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兰;彼反顾其上,则若灼黥,若仇雠。人之情,虽桀、跖,岂又肯为其所恶贼其所好者哉?是犹使人之子孙自贼其父母也,彼必将来告之,夫又何可诈也?故仁人用,国日明,诸侯先顺者安,后顺者危,虑敌之者削,反之者亡。《诗》曰:‘武王载发,有虔秉钺;如火烈烈,则莫我敢遏。’此之谓也。”

          孝成王、临武君曰:“善!请问王者之兵设何道、何行而可?”

          孙卿子曰:“凡在大王,将率未事也。臣请遂道王者诸侯强弱存亡之效、安危之势。君贤者其国治,君不能者其国乱;隆礼、贵义者其国治,简礼、贱义者其国乱。治者强,乱者弱,是强弱之本也。上足卬则下可用也,上不卬则下不可用也。下可用则强,下不可用则弱,是强弱之常也。隆礼效功,上也;重禄贵节,次也;上功贱节,下也:是强弱之凡也。好士者强,不好士者弱;爱民者强,不爱民者弱;政令信者强,政令不信者弱;民齐者强,民不齐者弱;赏重者强,赏轻者弱;刑威者强,刑侮者弱;械用兵革攻完便利者强,械用兵革窳楛不便利者弱;重用兵者强,轻用兵者弱;权出一者强,权出二者弱;是强弱之常也。

          齐人隆技击,其技也,得一首者,则赐赎锱金,无本赏矣。是事小敌毳则偷可用也,事大敌坚则焉涣离耳,若飞鸟然,倾侧反覆无日,是亡国之兵也。兵莫弱是矣,是其去赁市佣而战之几矣。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服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带剑,赢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中试则复其户,利其田宅,是数年而衰而未可夺也,改造则不易周也,是故地虽大其税必寡,是危国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陿阸,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势,隐之以阸,忸之以庆赏,之以刑罚,使天下之民所以要利于上者,非斗无由也。阸而用之,得而后功之,功赏相长也。五甲首而隶五家,是最为众强长久,多地以正。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故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秦之锐士不可以当桓、文之节制,桓、文之节制不可以敌汤、武之仁义,有遇之者,若以焦熬投石焉。兼是数国者,皆干赏蹈利之兵也,佣徒鬻卖之道也,未有贵上、安制、綦节之理也,诸侯有能微妙之以节,则作而兼殆之耳!

          故招近募选,隆势诈,尚功利,是渐之也;礼义教化,是齐之也。故以诈遇诈,犹有巧拙焉;以诈遇齐,辟之犹以锥刀堕太山也,非天下之愚人莫敢试。故王者之兵不试,汤、武之诛桀、纣也,拱挹指麾,而强暴之国莫不趋使,诛桀、纣若诛独夫。故《泰誓》曰:‘独夫纣’,此之谓也。故兵大齐则制天下,小齐则治邻敌,若夫招近募选,隆势诈,尚功利之兵,则胜不胜无常,代翕代张,代存代亡,相为雌雄耳矣。夫是之谓盗兵,君子不由也。故齐之田单,楚之庄,秦之卫鞅,燕之缪虮,是皆世俗之所谓善用兵者也,是其巧拙强弱则未有以相君也,若其道一也,未及和齐也,掎契司诈,权谋倾覆,未免盗兵也。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勾践,是皆和齐之兵也,可谓入其域矣,然而未有本统也;故可以霸而不可以王,是强弱之效也。”

          孝成王、临武君曰:“善!请问为将。”

          孙卿子曰:“知莫大乎弃疑,行莫大乎无过,事莫大乎无悔。事至无悔而止矣,成不可必也。故制号政令,欲严以威;庆赏刑罚,欲必以信;处舍收臧,欲周以固;徙举进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窥敌观变,欲潜以深,欲伍以参;遇敌决战,必道吾所明,无道吾所疑:夫是之谓六术。无欲将而恶废,无急胜而忘败,无威内而轻外,无见其利而不顾其害,凡虑事欲孰而用财欲泰:夫是之谓五权。所以不受命于主有三:可杀而不可使处不完,可杀而不可使击不胜,可杀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谓三至。凡受命于主而行三军,三军既定,百官得序,群物皆正,则主不能喜,敌不能怒,夫是之谓至臣。虑必先事而申之以敬,慎终如始,终始如一,夫是之谓大吉。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败也必在慢之,故敬胜怠则吉,怠胜敬则灭,计胜欲则从,欲胜计则凶。战如守,行如战,有功如幸,敬谋无圹,敬事无圹,敬吏无圹,敬众无圹,敬敌无圹,夫是之谓五无圹。慎行此六术、五权、三至,而处之以恭敬无圹,夫是之谓天下之将,则通于神明矣。”

          临武君曰:“善!请问王者之军制。”

          孙卿子曰:“将死鼓,御死辔,百吏死职,士大夫死行列,闻鼓声而进,闻金声而退,顺命为上,有功次之;令不进而进,犹令不退而退也,其罪惟均。不杀老弱,不躐禾稼,服者不禽,格者不舍,奔命者不获。凡诛,非诛其百姓也,诛其乱百姓者也;百姓有扞其贼,则是亦贼也。以故顺刃者生,苏刃者死,奔命者贡。微子开封于宋;曹触龙断于军;殷之服民,所以养生之者也,无异周人。故近者歌讴而乐之,远者竭蹶而趋之,无幽闲辟陋之国,莫不趋使而安乐之,四海之内若一家,通达之属莫不从服,夫是之谓人师。《诗》曰:“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王者有诛而无战,城守不攻,兵格不击。上下相喜则庆之。不屠城,不潜军,不留众,师不越时,故乱者乐其政,不安其上,欲其至也。”

          临武君曰:“善!”

          陈嚣问孙卿子曰:“先生议兵,常以仁义为本。仁者爱人,义者循理,然则又何以兵为?凡所为有兵者,为争夺也。”

          孙卿子曰:“非女所知也。彼仁者爱人,爱人,故恶人之害之也;义者循理,循理故恶人之乱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争夺也。故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过者化,若时雨之降,莫不说喜。是以尧伐欢兜,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汤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纣,此四帝、两王皆以仁义之兵行于天下也。故近者亲其善,远方慕其德;兵不血刃,远迩来服,德盛于此,施及四极。《诗》曰:‘淑人君子,其仪不忒,。’此之谓也。”

          李斯问孙卿子曰:“秦四世有胜,兵强海内,威行诸侯,非以仁义为之也,以便从事而已。”

          孙卿子曰:“非女所知也。女所谓便者,不便之便也;吾所谓仁义者,大便之便也。彼仁义者,所以修政者也,政修则民亲其上,乐其君,而轻为之死。故曰:凡在于君,将率,末事也。秦四世有胜,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轧己也,此所谓末世之兵,未有本统也。故汤之放桀也,非其逐之鸣条之时也;武王之诛纣也,非以甲子之朝而后胜之也。皆前行素修也,此所谓仁义之兵也。今女不求之于本而索之于末,此世之所以乱也。

          礼者,治辨之极也,强固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总也。王公由之,所以得天下也,不由,所以陨社稷也。故坚甲利兵不足以为胜,高城深池不足以为固,严令繁刑不足以为威,由其道则行,不由其道则废。

          楚人鲛革、犀兕以为甲,鞈如金石;宛钜铁釶,惨如蜂虿;轻利僄遬,卒如飘风,然而兵殆于垂沙,唐蔑死,庄起,楚分而为三四。是岂无坚甲利兵也哉?其所以统之者非其道故也。汝、颍以为险,江、汉以为池,限之以邓林,缘之以方城,然而秦师至而鄢、郢举,若振槁然。是岂无固塞隘阻也哉?其所以统之者非其道故也。纣刳比干,囚箕子,为炮烙刑;杀戮无时,臣下懔然莫必其命,然而周师至而令不行乎下,不能用其民。是岂令不严、刑不繁也哉?其所以统之者非其道故也。

          古之兵,戈、矛、弓、矢而已矣,然而敌国不待试而诎;城郭不辨,沟池不拑,固塞不树,机变不张,然而国晏然不畏外而明内者,无它故焉,明道而钧分之,时使而诚爱之,下之和上也如影响,有不由令者然后诛之以刑。故刑一人而天下服,罪人不邮其上,知罪之在己也;是故刑罚省而威流,无它故焉,由其道故也。古者帝尧之治天下也。盖杀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传曰:‘威厉而不试,刑错而不用。’此之谓也。

          凡人之动也,为赏庆为之则见害伤焉止矣。故赏庆刑罚势诈不足以尽人之力,致人之死。为人主上者也,其所以接下之百姓者,无礼忠信,焉虑率用赏庆刑罚势诈险阸其下,获其功用而已矣。大寇则至,使之持危城则必畔,遇敌处战则必北,劳苦烦辱则必奔,霍焉离耳,下反制其上。故赏庆刑罚势诈之为道者,佣徒粥卖之道也,不足以合大众,美国家,故古之人羞而不道也。故厚德音以先之,明礼义以道之,致忠信以爱之,尚贤使能以次之,爵服庆赏以申之,时其事,轻其任以调齐之,长养之,如保赤子,政令以定,风俗以一。有离俗不顺其上,则百姓莫不敦恶,莫不毒孽,若祓不祥,然后刑于是起矣。是大刑之所加也,辱孰大焉?将以为利邪?则大刑加焉。身苟不狂惑戆陋,谁睹是而不改也哉!然后百姓晓然皆知修上之法,像上之志而安乐之,于是有能化善、修身、正行、积礼义、尊道德,百姓莫不贵敬,莫不亲誉,然后赏于是起矣。是高爵丰禄之所加也,荣孰大焉?将以为害邪?则高爵丰禄以持养之,生民之属,孰不愿也。雕雕焉县贵爵重赏于其前,县明刑大辱于其后,虽欲无化,能乎哉?故民归之如流水,所存者神,所为者化。而顺,暴悍勇力之属为之化而愿,旁辟曲私之属为之化而公,矜纠收缭之属为之化而调,夫是之谓大化至一。《诗》曰:‘王犹允塞,徐方既来。’此之谓也。

          凡兼人者有三术:有以德兼人者,有以力兼人者,有以富兼人者。彼贵我名声,美我德行,欲为我民,故辟门除涂以迎吾入,因其民,袭其处,而百姓皆安,立法施令莫不顺比。是故得地而权弥重,兼人而兵俞强,是以德兼人者也。非贵我名声也,非美我德行也,彼畏我威,劫我势,故民虽有离心,不敢有畔虑,若是,则戎甲俞众,奉养必费。是故得地而权弥轻,兼人而兵俞弱,是以力兼人者也。非贵我名声也,非美我德行也,用贫求富,用饥求饱,虚腹张口来归我食;若是,则必发夫掌窌之粟以食之,委之财货以富之,立良有司以接之,已朞三年,然后民可信也。是故得地而权弥轻,兼人而国俞贫,是以富兼人者也。故曰:以德兼人者王,以力兼人者弱,以富兼人者贫。古今一也。

          兼并易能也,唯坚凝之难焉。齐能并宋而不能凝也,故魏夺之;燕能并齐而不能凝也,故田单夺之;韩之上地,方数百里,完全富足而趋赵,赵不能凝也,故秦夺之。故能并之而不能凝,则必夺;不能并之又不能凝其有,则必亡。能凝之,则必能并之矣。得之则凝,兼并无强。古者汤以薄,武王以滈,皆百里之地也,天下为一,诸侯为臣,无它故焉,能凝之也。故凝士以礼,凝民以政;礼修而士服,政平而民安,士服民安,夫是之谓大凝。以守则固,以征则强,令行禁止,王者之事毕矣。”

         译文:

          楚国将领临武君和孙卿子在赵孝成王面前讨论用兵。

       赵孝成王问:“请问用兵的要领是什么?”临武君回答说:“上得天时,下得地利,观察好敌人的动向,然后再出动,在敌人还没有到达之前,先占据有利的地势,这就是用兵的要领。”

          孙卿子说:“不是这样。我所听说的古人用兵的方法是,凡用兵攻战,关键在于使人民心意一致。如果弓矢不协调,那么就是后羿也不能射中目标,如果驾车的六匹马不协调,那么造父也不能驾车达到远方,士兵和人民不亲近归服,那么就是汤王和武王也没有必胜的把握。所以善于使人民归服的人,就是善于用兵的人。所以用兵的要领就是善于使人民归附罢了。”

          临武君说:“不是这样。兵家所重视的是有利的形势和有利的条件,所实行的是变化多端、隐秘诡诈的手段。善于用兵的人,变化极快,神秘莫测,敌人不知道他从哪里出动。孙子、吴起使用这种方法,天下没有谁能够和他们匹敌,难道必须依靠人民的归附吗?”

          孙卿子说:“不是这样。我所说的是仁人的军队和称王于天下的人的志向。您所重视的是权术计谋和有利形势,你所实行的攻击夺取、变化欺诈,这些都是诸侯国使用的方法。仁人的军队是不可能被欺诈的,那些可以被欺诈的军队,都是一些防备松懈、疲弱不堪、君臣上下离心离德的军队。所以用欺诈的人,不过是欺诈手段的高明和笨拙之间的差别,成功也是侥幸。用继这样的人去欺诈尧,就好比用鸡蛋去碰石头,用手指去搅开水,就像投身水火的人会被淹没和烧焦,所以,仁人的军队,上下一心,全军同力,臣子对待君主,下级对待上级,就象儿子侍奉父亲、弟弟侍奉兄长,就象用手臂保护头、眼和胸一样,对这样的军队进行突袭,与先惊动而后进攻的结果是一样的。仁人治理方圆十里的地方,就能了解方圆百里的情况,治理方圆百里的地方,就能了解方圆千里的情况,治理方圆千里的地方,就能了解天下的情况,这样他们必然会耳聪目明、警惕戒备、齐心协力如同一个人一样。所以,仁人的军队,聚集起来成就成队伍,分散开来就成行列,横着就象莫邪宝剑的长刃,无论谁碰上它就断,树着就象莫邪宝剑的利锋,无论谁阻挡它都会崩溃。扎营的队形无论是方是圆都坚如磐石,凡是触犯它的军队必被摧毁,只能狼狈逃窜。至于残暴的君主,谁会帮他去打仗呢?那些跟着他去打仗的,必然是他统治的人民,但是他的人民亲近我如同亲近父母一样高兴,喜爱我如同喜爱椒兰的芬芳,他们回过头去看自己的君主,就象看到受到火烧、脸上刺字刑罚的人的可怖面目,就象看到了仇人。人的本性,即使是象桀、跖路那样的人也是如此,哪有愿意为自己所厌恶的人去残害自己所喜欢的人呢?这就象要求别人的子孙去杀死自己的父母一样,他们必定会告诉自己的父母,又怎么能放任呢?所以仁人被任用,国家就日益昌盛,诸侯先归顺的就平安,后归顺的就危险,企图与他为敌的就被削弱,背叛他的必定会死亡。《诗经》里说:‘武王出兵征伐,手持秉鉞,其势如熊熊烈火,无人敢挡。’说的就是这个。”

          孝成王、临武君说:“说得好,请问使用何种方法才能成为称王天下的军队呢?”

         孙卿子说:“一切大权都在大王的手中,将帅只处理次要的事情。就让我说说称王天下的王者和诸侯为什么会有强弱存亡的不同结果,为什么会有平安危险的不同形势吧。君主贤能则国家安定,君主无能则国家混乱,崇尚礼制、尊重义行,国家就安定,怠慢礼制、轻视义行,国家就混乱。安定的国家强盛,混乱的国家衰弱,这是国家强弱的根本。君主能够被臣下和人民所敬仰,那么臣下和人民就能够被君主所使用,那么国家就强盛;臣下和人民就不能够被君主所使用,那么国家就衰弱,这是国家强弱的常规。崇尚礼义、论功行赏,是上策;注重禄位、重视气节,是中策;只看重战功、轻视气节,是下策,这是国家强弱的要略。重视军队的国家强盛,不重视军队的国家弱小;爱护人民的国家强盛,不爱护人民的国家衰弱;政令通行的国家强盛,政令不通的国家衰弱;人民齐心协力的国家强盛,人心不齐的国家衰弱;奖赏重的国家强盛,奖赏轻的国家衰弱;刑罚威严的国家强盛,刑罚被轻视的国家衰弱;器械、用具、兵器、盔甲坚固适用的国家就强盛,器械、用具、兵器、盔甲不坚固、粗劣的国家就衰弱;用兵慎重的国家就强盛,用兵轻率的国家就衰弱;权力集中的国家就强盛,权力分散的国家就衰弱,这也是国家强弱的常规。”

          齐国人推崇作战杀敌的技巧,他们的技巧是,凡是新斩获一个人首级的,就赏金八两,没有打胜仗的也应当给予赏赐。这种无论战事的胜败,只凭杀敌多少来进行奖赏的办法,战役小、敌人弱,还勉强可以,如果战役大,敌人强,就会军心涣散、四处奔逃,好象用尽力气的飞鸟一样,没有多少时间就会掉下来,这是亡国的军队,没有比这更弱的军队了,这和从市场上雇用来的人去作战差不多。魏国的武士,用考试的办法录取,身穿铠甲,能拉开十二石力量的弓,背着装五十支箭的箭筒在肩上,头戴盔帽,腰挂利剑,带着三天的干粮,半天就急步步行百里。考校合格,就免除本户的徭役,田宅也不征税,数年之后,这个人虽然已年老,但他所享受的权利却不可剥夺。重新挑选士卒又不容易做得完备,因此土地虽广,但所收的税很少,这是危国的军队。秦国的人民土地狭窄贫瘠,君主对待人民十分严酷,用权势逼迫人民去从事战争,用穷困限制人民的生活,使他们不得不去打仗,用战胜敌人给予奖赏的习惯来促使人们去打仗,用刑罚督促人们去打仗,使下层人民只有用打仗的方式向君主求利,不打仗就没有其它的生机。使人们生活狭窄再用他们去打仗,有了战绩就为他们请功,立功就受到奖赏,得到赏赐则更想立功,功赏互相促进。秦国规定斩获敌人五个首级,就可以免除本乡五户人家的徭役,这样他的兵源始终最多,战斗力量强,并且长期不衰落,征税的土地也很多。所以秦国四代都强盛并不是侥幸得来的,而是有它的必然性。所以齐国善于作战杀敌的士兵不能抵挡魏国的武卒,魏国的武卒不能抵挡秦国的精兵,秦国的精兵不能抵挡齐桓公、晋文公纪律严明、训练有素的军队,不能抵挡商汤王和周武王的仁义之师,如果他想抵挡商汤王和周武王的仁义之师,就如同把焦脆的东西投掷在石头上一样。所以齐魏秦三国的军队,都是追求贪图利益的军队,都用的是受雇用的人出卖力气的方法,没有懂得尊重君主、安于制度、极尽忠义的道理的,如果有能够尽心尽力的推崇礼义的诸侯,那么他就能起来将这些国家打败。

          所以用雇用的形式招集兵员,崇尚权势和作伪,崇尚功利,这是欺诈,推行礼义教化,这是使人民团结一致的方法。所以用欺诈的方法抵挡欺诈,还有巧妙和拙劣的区别,用欺诈来抵挡团结一致的国家,就好比用小刀想毁掉泰山一样,如果不是愚蠢之极,是不会去一试的。所以王者的军队不用欺诈的方法与别的国家打仗的,商汤王和周武王在诛杀桀、纣之时,态度从容的指挥战斗,那些强暴的国家没有不被灭亡的,诛杀桀、纣是因为其残酷暴虐、众叛亲离,诛杀它们如同诛杀一个人,泰誓上说‘独夫纣’,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军队高度团结就能够取天下,比高度团结次一级的能够打败临近的敌国,至于雇用形式招募兵员、崇尚权势欺诈、功利的军队,能不能打胜仗是没有定准的,时强时弱,时存时亡、互有胜负罢了,这就叫作强盗军队。君子不用这样的军队,所以齐国的田单、楚国的庄桥、秦国的卫鞅、燕国的缪虮,都是现世一般人所说的善于用兵的人,但是他们彼此之间的巧妙与拙劣、强大与弱小不相上下,所用的方法也是一样的,还没有达到和衷共济、团结一致的地步,他们抓住敌人的弱点趁机行使诈术、玩弄权术、颠覆敌人,只不过是强盗军队。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他们的军队都是和衷共济、团结一致的军队,可以说是进入了礼义教化的门了,然而还没有抓住礼义的根本,所以他们能够称霸一方却不能称王天下,这就是国家有强弱的效验。

          孝成王和临武君说:“好!请问怎样做将军?”

          孙卿子回答说:“智慧没有比放弃无把握的谋略更大的了,行为没有比无过错更好的了,事情没有比不反悔更为重要的了。事情做到了没有可以反悔的地步就可以了,不要求必须成功。所以军队中的各种制度命令,要严厉而有整齐,奖赏刑罚,要坚决而讲信用;修筑营垒,钱物管理,要周备而坚固;军队的转移进退,要安全而稳重、紧张而迅速;侦查敌情及其变化,要秘密而深入,要反复分析和验证;在同敌人决战胜负的时候,一定要按照自己所了解清楚的情况去行动,不要按照自己没有把握的情况去行动,这就叫做战争中的‘六项战术’。不要只想到保住自己的将帅地位而唯恐失去,不要急于求胜而忘记失败的可能性,不要只重视内部政令的威严而轻视外敌,不要只看到有利的一面而不顾有害的一面,考虑问题要深思熟虑,使用财物奖赏时不要吝啬,这叫做‘五种应当权衡的情况’。将帅不接受君主命令的原因有三种:宁可被杀也不使防守的地方不完备,宁可被杀也不让军队去打不能取胜的仗,宁可被杀也不能使军队去欺骗百姓,这叫做‘三项最高原则’。凡是受命于君主带领三军出战的将领,三军已经安排好了,军中各级军吏各守其职,军中各种事情都已经纳入正轨,那么,君主的奖赏不能使他沾沾自喜,敌人的计谋不能激怒他,这就叫做最好的将领。在战事发生之前,一定要周密的考虑,慎之又慎,慎重的对待战事的终结如同慎重的对待战事的开始,始终如一,这叫做‘大吉’。一切战事的成功必然在于谨慎行事,一切战事的失败必然在于过于轻心。所以谨慎胜过懈怠就吉利,懈怠胜过谨慎就失败,计谋措施高于想要达到的目标,战事就顺利,想要达到的目标高于计谋措施,战事就凶险。征战如同防守一样谨慎,行军转移如同作战一样高度警惕,有了战功如同侥幸得到一样,不居功自傲。谋略之事要谨慎而不松懈疏忽,进行战事要谨慎而不松懈疏忽,对待下属官吏要谨慎而不松懈疏忽,对待士兵要谨慎而不松懈疏忽,对待敌人要谨慎而不松懈疏忽,这叫做‘谨慎而不松懈疏忽的五个方面’。在战争中慎重的行使上述‘六项战术’、 ‘五种应当权衡的情况’、 ‘三项最高原则’,而且用谨慎而不松懈疏忽的态度对待战争,这样的将领可以称之为天下无敌、用兵如神了。”

         临武君说:“好!请问王者军队的法令制度是什么样的?”

          孙卿子说:“将帅发出了进攻的号令,就死也不后退,驾驰战车的人死也不能丢下马缰,各级军官死也不能离开职守,军士就是死也不能离开队伍。听到击鼓声就进攻,听到鸣金声就退却,服从命令是第一,建立战功是其次。命令不进攻却进攻,如同不能后退却后退一样,罪过相同。不杀年老病弱,不准践踏庄稼,对不战而退的敌人不捉拿,对抵抗的敌人绝不放过,对投诚的敌人不当俘虏看待。诛杀,不是诛杀敌国百姓,而是诛杀敌国扰乱百姓的人,百姓中有保护乱贼的,他也是乱贼。因此,不战而退的敌人让他们逃生,顽固抵抗的敌人坚决消灭,投诚的敌人交给将帅处理。周武王灭纣后,归顺周朝的微子被封于宋,拼死抵抗的大将曹触龙被斩首于军前,归顺周朝的殷人在生活上和周朝的人民一样被对待,所以,近处的人们歌颂周朝的军队,欢迎他们的到来,远处的人们不怕颠簸劳苦来投奔周朝军队,无论多么偏僻边远的国家,没有不投奔来为他效劳的,并以此为乐,四海之内像一家,凡是人迹能至的地方,没有不顺服的,这就叫做人们的师表。《诗经》里说:‘从西到东,从南至北,没有不服从的’,说的就是这个。王者的军队只有讨伐不义而没有攻打撤军,坚守城池,而不去攻打城池,不屠杀他们的人民,不搞偷袭,军队不久留在外,用兵不超过预定的时间,所以那些混乱国家的人民向往王者的政治措施,不安于本国君主的统治,盼望王者的军队来到他们的国家。”

          临武君说:“对!”

         弟子陈嚣问孙卿子说:“先生谈论用兵,常常把仁义作为根本,仁就是爱人,义就是遵从道理,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用兵呢?凡是靠用兵处理事情的,不都是为了争夺吗?”

          孙卿子说:“并不像你所知道的那样。仁就是爱人,正因为爱人所以憎恨那些害人的人,义就是遵从道理,正因为遵从道理所以憎恨那些不遵从道理的人。用兵是为了禁暴除害,不是为了争夺。所以仁人的军队所驻守的地方就能达到大治,所经过的地方人民就能受到教化,就像及时雨,没有人不欢喜的,所以尧伐灌兜,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汤伐夏桀,文王伐崇,武王伐纣,这四帝两王都是以仁义之兵通行于天下的,所以,近处的人都喜爱他们的美德,远处的人都仰慕他们的正义,军队用不着流血打仗,远近的人都来归服,德行达到如此高的程度,影响就会遍及遥远的地方。《诗经》里说:‘我们理想的好君子,言行始终相如一,言行始终相如一,是四方各国的好榜样。’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李斯问孙卿子说:“秦国四代都保持强胜,军队是四海之内最强的,威望是各国之中最高的,但这并不是推行仁义而取得的,不过是看怎样做有利就怎样做罢了。”

        孙卿子说:“并不像你所知道的那样。你所说的有利,不是真正的有利。我所说的仁义,是最大程度的有利。那些推行仁义的人,是为了把政事治理好,政事治理好了,人民就会亲近君主、喜爱君主,毫不犹豫的为了君主牺牲自己。所以说,一切大权在君主手中,将帅处于次要地位。秦国四代强盛,却经常担心天下各诸侯国联合倾轧自己,这就叫做乱世的用兵方法,没有把仁义作为根本。所以商汤驱逐夏桀,并不是因为在鸣条那一战而驱逐他,周武王诛杀纣王,并不是因为甲子这一天武王克纣之后取得胜利的,这些都是因为以前一贯施行仁义、实行教化的结果,这就叫做仁义的军队。现在你不寻求根本而只索求末节,这就是世道混乱的原因。”

         礼,是治理国家的最高原则,是使国家强大坚固的根本,是威望盛行天下的途径,是建功立名的总纲。天子诸侯遵循它因此而得到了天下,不遵循它因此而毁掉了江山。所以,兵力强大并不一定胜利在握,高城深池也并不一定牢不可破,政令严厉、刑罚繁多并不一定威震四方,遵循礼义之道就能得到,不遵循礼义之道就会被废止。

          楚国人用鱼、犀牛、兕等动物的皮革制成了铠甲,像金石一样坚固,用宛地出产的刚硬的铁制成了矛,人若被刺如同中了蜂蝎巨毒,士兵的行动敏捷迅速,来去突然有如飘风,然而垂沙一战,楚军大败,将领唐蔑身死,庄后趁机造反,楚国就四分五裂了。这难道是因为没有强大的兵力吗?这是因为君主不用礼义之道治国造成的。楚国以汝、颍两河为天然险要,以长江、汉水为天然城池,以北部边境邓邑一带的森林为天然屏障,环绕方城山修筑长城以防御敌国入侵,然而当秦军入侵楚国时,楚国国都鄢、郢却先后被敌军占领,就如同树上的枯叶被剥落一样。这难道是因为没有坚固的要塞和险固的地形吗?这是因为君主不用礼义之道治国造成的。纣王剖开比干的腹挖去他的心,囚禁了箕子,制造了炮烙的酷刑,随意杀戮,使得臣下都提心掉胆不知能否活命,然而当周武王的军队到来的时候,纣王的命令却不能被下属执行,纣王也不能调动人民保卫自己,这难道是因为政令不严厉、刑罚不繁多吗?这是因为君主不用礼义之道治国造成的。

          古代的兵器,只有戈矛弓矢这些而已,然而不使用这些武器,敌国就臣服了。城郭不整修,护城河不挖宽,坚固的要塞不立,阴谋权变不施展,但是国家却坚固始大,和平宁静不怕敌国侵略,没有其它的原因,只是遵循礼义之道治国,按照等级差别进行分配,对民力使用得其时,真心爱护他们,这样,臣下百姓附和君主就如同影随形,响应声也一样,如果有不服从命令的,依照刑律的规定给予惩罚,所以惩罚一个人,天下都会服从,有罪过的人也不埋怨君主,他知道罪过在自己。因此,刑律虽然简而少了,但它们的盛名就象流水一样畅通无阻,没有别的原因,遵循礼义之道治国罢了。古代尧帝统治天下时,只杀了一个人,惩罚了两个人,天下便安定。古书上说:“威信严厉但不使用,设置刑律而不用”,说得就是这个意思。

         如果,人们的行动仅仅是为了得到赏奖才去做的,那么遇到损害自己利益的事情就不会去做了,所以,奖赏、刑罚、威势、欺诈不能使人们贡献出全部的力量,以至于牺牲自己的生命。作为人民的君主,他们统治臣下百姓,不用利义忠信,而大多数考虑用奖赏、刑罚、威势、欺诈去威逼他们,以获取他们的成果。像这样,如果大敌到来,让他们的臣民坚守孤立无援的城池,一定会叛变投敌,遇敌作战必定会被打败,担任劳累辛苦、繁杂耻辱的任务的人员一定会逃离,迅速的一哄而散。奖赏、刑罚、威势、欺诈这些方法,等于是采用雇用别人,进行买卖的方法,不可能使人民团结一致,治理好国家,所以古代的人认为这是羞辱,而不用这些方法。重视用道德声望来影响人民,明确礼义制度来引导人民,尽力做到忠诚可信来爱护人民,推崇贤人任用能人,并根据品德和能力的差别安排不同等级的职位,反复强调用提高等级和奖赏鼓励有功者,按照时节安排事情,减轻人民的负担来调整统一百姓,养育百姓,就如同保养土地一样,政令已经确定,风俗已经整齐一致,如果有违背民俗不顺从君主的,那么百姓没有不厌恶、不痛恨的,像除掉邪恶和灾害一样想除掉这样的人,这样刑罚就产生了。这些重刑事加在这些人身上,还有比之更大的耻辱吗?这样还有什么好处吗?重刑就要临头了,假如不是疯子、傻子,谁能看到受刑的耻辱而不改正呢?这样以后,百姓都会清楚的知道遵循君主的法令,乐于依从君主的意志,那些能够让人们弃恶从善、修养身心、品行端正、多行礼义、尊重道德的人,人民没有不尊重和重视他们的、没有不亲近和赞美他们的,这样,奖赏制度就产生了,高官厚禄加在这些人的身上,难道还有比这更大的荣耀吗?难道有人会认为它有害吗?那么用高官厚禄来供养,哪一个人能不羡慕呢?把奖赏官禄放在前面,把严刑大辱放在后面,两者都非常清楚明确,即使人们不想向好的方向变化,可能吗?所以人民归顺君主就像流水一样畅通无阻,凡是这样做的就能使天下大治,其推行的政令就会无声无息的使人民向好的方面转化。有的人会因为受到教化而顺从,那些残暴凶狠、恃勇逞强的人也会因受到教化而老实,那些不诚实,一心只为自己谋利的人会因受到教化而公正,那些性情暴躁不讲道理的人也会因受到教化而平和,这就叫做布化达到了极点。《诗经》里说:‘宣王计划完美恰当,徐国已经来归降’,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兼并别国,有三种方式:有用道德兼并别国的,有用武力兼并别国的,有用财富兼并别国的,那些被兼并国家的人民尊重我的名声,赞美我的德行,想成为我的人民,所以开门清路欢迎我们进入他们的国家。我们依照他们固有的习俗,不改变他们居住的地方,百姓都能安宁的生活,这样我们设立的法律和颁布的政令,百姓没有不顺从的,这样,得到了土地而权势更重,兼并了别国而兵力更强,这就是用道德兼并别国。不尊重我的名声,不赞美我的德行,因为畏惧我,被我的威势所胁迫,敌国的民众虽然和我离心离德,但是不敢有背叛的意图,为了保有这种威势,必须要有庞大的军队,给养一定很烦费,这样,得到了土地而权势更小,兼并了别国而兵力更弱,这就是用武力兼并别国。不尊重我的名声,不赞美我的德行,只是因为贫穷而追求富有,因为饥饿而追求饱食,于是饿着肚子,张着嘴巴来我这里求食,像这样就必然要打开仓库地窑将粮食发放给他们,需要三年的时间,然后人民才可以信任,这样,得到了土地而权势更小,兼并了别国而兵力更弱,这就是用财富兼并别国。所以说,用道德兼并别国的可以称王天下,用武力兼并别国的自己会越来越衰弱,用财富兼并别国的自己会越来越贫穷。从古至今都是这样。

          兼并别国比较容易办到,但是保持和巩固就很困难了。齐国虽然能兼并却不能巩固,所以魏国把宋国夺去了,秦国能兼并齐国却不能巩固,所以田单把齐国夺去了,韩国的上地,方圆百里,城邑完整而富足的归降赵国,赵国不能巩固下来,所以被秦国夺了过去。所以,能兼并下来而不能巩固,就必须被别人夺走,不能兼并下来而又不能巩固,就必须被别人灭亡。能巩固自身,就一定能兼并别国。得到了土地就巩固它,然后再去兼并别国,就不会有什么强国不能兼并的了。古代的商汤王王凭借的是亳地,周武王凭借的是镐地,都不过是方圆百里的小地方,但是他们都统一的天下,使诸侯国称臣。这没有其它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能够巩固兼并的地方。所以用礼义巩固士人,用政事巩固人民,礼义完善,士人就顺服,政事平稳,人民就安居乐业,这就叫做最大的巩固,这样,用来守卫国土,国土就坚固,用来征讨别国,就会强大无敌,有令必行,有禁必止,这样,称王天下的事业就完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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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