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思想的取向·第四

作者：钮先钟 ·中国

出自————《战略研究》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引言

　　 战略研究是一门范围相当广大，层面相当众多的学域。若作概括的分类，可以分为三大部门：战略思想、战略计划、战略行动。在此三者之间又有连贯关系之存在。思想不仅是全部过程中的第一阶段，而且也是全部过程的基础。若不思又焉能计，若不计又焉能行？博弗尔认为战略本身就是一种思想方法（a method of thought），这句话不仅是空前的创见，而且的确是至理名言。

　　 战略家必须知道他之所以被人尊称为战略家，其主因就是由于他有一套特殊的思想方法。有了这种思想方法，战略家才能完成其任务。依照卡恩（Herman Kahn）的说法，此种任务即为想入非非（thinking the unthinkable）。简言之，战略家凭借其有所独到的思想方法，才能思考那些一般人所认为无法思考的问题。这也正是战略值得深入研究的理由。

　　 过去的传统战略家所思考的范围相当狭窄，即纯军事问题。现代的战略家早已扩大其研究范围，战略的内涵早已不仅限于军事，更不仅限于战争。从传统的战略观念变为现代化的战略观念，在思想的发展过程上要算是一大跃进。此种跃进也就必然在许多方面都会产生重大的冲击。在过去的世界中，战略思想只能算是一种偶然的产品。战略思想的产生并非由专业性的研究人员来负责，而且也根本没有以制造战略思想为目的的研究机构。所以，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中，战略思想的发展不仅断断续续，而且杂乱无章。前人的思想遗产中几乎大部分都只是实用性的行动准则，而真正具有理论体系的著作是少之又少。

　　 现在的情形已与过去大不相同。不仅已有专业化的战略思想家，而且更有以战略思想为专职的研究机构。战略研究已经正式学术化，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有很多的创新和进步。现代战略思想家正面对着两大任务：（1）对于已有的思想遗产进行有系统的重整；（2）替未来的战略研究建立思考架构。此种工作目前还只是刚刚起步，而且非常艰巨，不过其意义又是非常重大，值得有志之士去努力钻研。

　　 今天已有许多学者在不同的场所中从事战略研究，他们的背景不一致，工作重点也不尽相同。因此，在沟通和协调上势必会有若干困难出现。要想增强合作和效率，在思想层面上也就有保持共同取向（orientation，亦译导向）之必要。第三章中所讨论的基本假定（共识）好像竞赛中的起跑线，其目的是要保证所有的选手在起点上的一致。不过仅有一致的起跑线，还是不足以保证他们在起跑之后，仍能维持方向上的一致。因此，在战略研究领域中，所有的工作者在思想上还必须保持大致相同的取向。简言之，共识是消极的、静态的、保守的，取向是积极的、动态的、进取的。所以后者的重要性有过于前者，而且其内容也远较复杂。

　　 现代战略家在其思想的范畴中，究竟又应采取哪些共同的取向？这当然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并无绝对正确的答案。不过，依据历史经验的教训，以及某些战略思想大师的著作，似乎还是可以提出一套比较适当的答案。为了分析和解释的方便，现在首先列举下述四项共同取向：（1）总体取向，（2）主动取向，（3）前瞻取向，（4）务实取向。

　　 然后再来逐项加以讨论。不过，在此又必须声明，这只是一种尝试性的列举，而并非认为除此之外，即不应有或不可能有其他的模式。

　　 总体取向

　　 何谓总体取向（total orientation）？简言之，其意义即为当战略家研究其问题时，必须认清问题本身所具有的总体性，同时又必须以总体性的眼光来看问题。在学术领域中，决定研究方法的主要因素通常即为问题的本质。因为现代战略问题都具有其总体性，所以战略家的思想体系也就必须具有总体取向。

　　 克劳塞维茨虽然是出生于两百年前的古人，但他的思想却超越了时代。有一次普鲁士参谋本部曾向他请教一个战略问题，因为该部不曾附带说明政治（国家）目标，于是遂遭其拒绝。他在回信中这样说：

　　战争并非独立现象而是政策（治）所使用的不同手段的延续，所以任何大规模战略计划的主要路线都是政治性的，而当计划应用到整个战役和整个国家的层面上时，则其政治性也将随之而增大……基于此种观点，所以不可能对于重大战略问题作纯军事的研究判断，也不可能用纯军事计划去求解。 [ 注：见1827年克劳塞维茨致罗德尔（von Rooder）的信函。转载于（战争论）英译本，p．7。 ]

　　 诚然，克劳塞维茨在他那个时代所用的名词以及名词的含义，与我们今天所用者多少有一点差异，但并不因此而影响我们对于其思想主旨的了解和赞佩。他所谓的“政治性”即为总体性，他所强调的不可能有纯军事的研究判断和计划（解答），其意义又非仅限于军事，而是可以推广到非军事方面，换言之，即同样地不可能有纯政治性，或纯经济性的研究判断和解答。

　　 自从19世纪后期开始，在学术园地中，崇尚专精的风气日益流行。这固然也是一种自然趋势，但天下事又往往都有其一定的限度，若超过此种限度，则不仅可能害多于利，而且更会激起某种相反的趋势。所以，近年来，所谓“科际整合”的风气遂又盛行。简言之，许多分科之研究都出现由分而合的新趋势。专家（specialist）固然不会丧失其重要性，但通才（generalist）却可能已经变得更为重要。学域的范围都已日益扩大，所应重视的又不仅为深入的专精研究，而尤其应重视整合的发展，分工合作实代表了现代学术思想演进的主流。

　　 现代战略家应以通才自命。因为战略研究所包括的范围实在是太广大，各种不同的专家在学域中都可能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其特殊的专长对于战略理论的建构、战略问题的解答，也都可能作出直接或间接的贡献。尽管如此，但对于战略学域中的研究工作，又必须由在思想上具有总体取向的战略家来负其总责。只有在战略家的总体指导之下，各种分门别类的专家，始能分工合作，发挥协力作用（synergitical effect），并作出最佳的贡献。

　　 因此，战略家本身并不一定要精通某一门学问，但他却必须对于多种不同的学问都有相当的了解，而尤其更重要者是他在思想上绝对不可钻牛角尖，这也正是专家们在思想上所易犯的通病。换言之，战略家的眼光必须是宏观的（macro）而不是微观的（micro）。

　　 诚如博弗尔所云，战略本来就是一种思想方法，此种思想方法的最大特点即为其所采取的步骤与一般人（包括专家在内）所采取者恰好相反。那是从合到分，从大到小，从远到近，从上到下。简言之，即为先考虑总体，而后考虑部分。所以，战略是一种综合性的思考程序，以最后目标和最高路线为起点，此即总体取向。

　　 一般人的通病是往往只见有树而不见有林，作为通才的战略家则必须先见有林而后见有树。甚至还可以说，只要能见林，则虽不能看清每一棵树，对于战略家的任务而言，也不一定会产生过分严重的阻碍。

　　 美国战略思想家勒特韦克（Edward N．Luttwak）曾指出美国人的民族特性不利于战略思考。他说：

　　作为一个民族，美国人是实际问题的解决者，而不是有系统或远见的思想家。我们的全部经验告诉我们，最好是把复杂的现象加以简化，把个别问题孤立起来，然后再来寻求解决方法。但战略所要求的方法恰好与此相反，战略要求把许多个别问题纳入一个系统之中，并拟定长期计划以解决整个问题。

　　 勒特韦克又指出：

　　把问题分开来处理，那只能算是战术思想而不是战略思想，战略思想具有综合性（synthetic）、整合性（integrative）和全体性（holistic）。它是一种辩证法，使似乎是分离的和矛盾的因素能合而为一。因此，不要单独地只想解决某一问题，或对某一事件作孤立的思考。不要只寻求部分的解决，而不考虑其对于整体的影响。 [ 注：Edward N．Luttwak，“On the Need to Reform American Strategy”，Planning U．S．Security，ed．by Philip S．Kronenberg（Pergamon Press，1982），pp．13–29． ]

　　 战略思考的总体性又会带来另一种要求，那就是当战略家在思考任何问题时，又都必须保持“朝大处想”（think big）的心态。诚如《前进战略》（A Forward Strategy for America）一书中所云：

　　大战略仍然还是一种“可能的艺术”（the art of the possible）。最后目标并非一蹴可致，而必须一步一步地来达到。但所谓可能又不应仅以眼前所能见者为限，而拟定行动范围时又必须具有勇气、魄力和想象力，对于某一大目标的坚持和信心实为任何大战略的焦点。 [ 注：Robert Straus–Hupe，William R．Kintner and Stefan T．Possony，A Forward strategy for America（Harper，1981），p．38． ]

　　 我国宋代司马温公（光）在其《谏院题名记》一文中曾有一段名言更值得引述：

　　居是官者，当志其大，舍其细；先其急，后其缓；专利国家而不为身谋。彼汲汲于名者，犹汲汲于利也，其间相去何远哉！

　　 温公之言固然以谏官为告诫目标，但对于现代战略家，也完全适用。

　　 战略家的思考必须是所见者大，宁可失之于大，而不可失之于细；其眼光宁可失之于远，而不可失之于近；宁可受到“大而无当”的批评，而绝不可以“小儿科”！战略家必须经常记着大战略这个名词中的“大”（grand）字，他必须心胸广大、眼光远大，然后始能识大体、顾大局、成大事。

　　 学者吴如嵩认为《孙子兵法》的核心是一个“全”字。大致说来，他的意见相当正确。孙子的思想方法确有一种求全的趋势。“全”字在十三篇中出现的次数并不多，一共仅十次，而其中七次都是在“谋攻”篇中。“谋”的意义即为战略，似可暗示孙子的战略思想是采取一种“求全”的途径（holistic approach）。

　　 “全”字在孙子书中又有广狭二义。从狭义观点来解释，“全”即为“破”的相对词。从广义观点来解释，“全”就变成一种抽象的哲学观念。于是又有三种可分而又不可分的意义：（1）为总体（total），（2）为综合（comprehensive），（3）为宏观（macro）。在思想方法领域中的“求全”途径即表示此种思想途径同时具有此三种趋势或方向。孙子本身即为模范，读其书自能体会其心胸的宏伟和视野的高远。

　　 孙子在《谋攻》篇中说：“必以全争于天下。”翻译成现代语，即“必须采取总体战略以争取天下”。“总体战略”是博弗尔所首创的名词，其意义相当于西方人所常用的大战略，和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始采用的国家战略。名词虽有所差异，但观念并无任何不同。孙子所说的“全”，其意义也是一样，即认为必须对于各种不同的权力因素加以综合运用。

　　 若能如此，则孙子的结论即为“兵不顿而利可全”。“利”即利益，也就是胜利，“而利可全”即为完全的胜利（complete victory）。然则何谓完全的胜利？即为没有任何不利后遗症的胜利，也就是李德哈特所云，能导致“较佳和平”（better peace）的胜利。这也正是现代战略家所追求的目标。总结言之，孙子“四求”中的“求全”即为认定战略思想必须具有总体取向。 [ 注：钮先钟：《孙子三论》，第三篇，“新论”，第二十一章，“孙子四求”，pp．275–278。 ]

　　 主动取向

　　 战略的本质即为行动的指导。战略家所研究的主题即为国家在国际关系中应如何行动。一切战略理论，就概括的意义而言，也都是行动学（praxeology）。战略学的研究以思想为起点，以行动为终点。无思想即无计划，无计划也就自不能采取合理有效的行动。反而言之，若不是想要采取某种行动，则自然不需要计划，甚至也无思考之必要。战略家未尝不可以作纯学理性的研究，但在现实世界中，他却并非为思想而思想，而是想要透过思想的途径，解决所面临的战略问题。简言之，即为对战略行动提供综合指导（comprehensive direction）。

　　 在较早的时代，人类的生活不像今天这样复杂，所以战略的含义也远较含混。所谓思想、计划、行动，时常都是由一个人负其总责，亚历山大或拿破仑都是如此。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一切分类也自然没有必要。概括地说，过去的战略家都是行动者（man of action），他们的思想发源于行动，甚至用行动来表达。因此，若说过去根本没有专业性的战略思想家，并非言过其词。

　　 从19世纪开始，西方学术界逐渐向专精化的方向发展，于是专业性的分工日趋细密。以战略这一门学术而言，开始出现创立理论和专心著作的战略思想家。若米尼和克劳塞维茨即为最早的大师。不过，他们的专业化程度，若用现有的标准来衡量，似乎只是象征性的而已。

　　 战略思想家的真正专业化是核时代来临之后才开始出现的新现象之一。今天在全世界，尤其是在美国，已有许多以思考为专业的战略家。这些人在战略领域中几乎毫无经验可言，最多也只有非常有限的经验。于是就带来了另一种新现象：在战略领域中，思与行遂有分道扬镳的趋势。若干文人战略家几乎忘记了战略主旨即为行动，尤其是自从核武器的威力日益增大之后，吓阻理论一枝独秀，于是对于西方国家的行动意志产生了瘫痪作用。

　　 诚然，核武器的存在已是无可否定的事实，在核阴影之下，国家采取军事行动的自由确已饱受限制。但这并不会改变战略主旨在于行动的基本观念。这又可分两点来解释：（1）核吓阻绝非万能，也不能吓阻所有一切军事行动，即令军事行动自由确已缩小，但并非无行动之余地；（2）战略行动又非仅限于军事权力的运作，而除军事权力之外，还有许多非军事权力因素都可以使用。事实上，在非军事领域中仍有很大的行动自由，而那几乎不受核吓阻的影响。反而言之，由于军事行动自由的缩小，在非军事领域中的行动自由可能会相对地增大。

　　 核吓阻不能取消行动，也不能代替行动。若干西方战略家沉醉在核吓阻的迷思中不能自拔，实乃大错。在总体战略的范围中，仍有相当巨大的行动自由，可供战略家去加以巧妙运用。战略行动并非仅限于军事，军事行动也非仅限于战争，而战争也不一定就要使用核武器，同时也不一定会受到核武器的吓阻。

　　 进一步说，即令在某些情况中，行动自由确已受到限制，但那不足以构成可以或应该不行动的理由。反而言之，正因为自由受限，行动困难，于是更相对地提高了行动的价值，并更显示出行动的难能可贵。同时也说明更有努力争取行动自由和扩大行动自由的必要。换言之，战略家不应消极忍受某种行动限制，而应积极争取行动自由。

　　 博弗尔深知行动的重要，为强调此种认知，所以特以《行动战略》（Strategy of Action）为其书名。他指出战略家的最终目的是要改变历史潮流的趋势。所以，既不可坐以待变，也不可以应变为满足，而必须采取主动积极的行动，以求控制世局的演变，诱导历史的走向。

　　 “行动”在英文中，名词是“action”，形容词是“active”。后者不仅具有行动的意义，而且更含有主动的意义，与被动（passive）相对。所以，在此处所用的名词是“主动取向”（active orientation）。其目的是要特别强调，战略家的思考与行动应具有积极主动的精神，而非消极被动的反应（reaction）。

　　 在思想、计划、行动三个层次之中，以思想的境界最高，最具有抽象性和总体性的意识。思想不是科学而是艺术，甚至还会深入到哲学的境界。思想的目的在于创造（creation），而创造又可能需要历经三个步骤，那就是：整合（Integration）、想象（Imagination）、创新（Innovation）。此三者的英文都是以“I”为首，所以可简称之为“3I”。创造又必须超越常智（conventional wisdom）之外，所以，对于已有旧观念又必须经常加以修正（Revising）、重组（Recombination）和再排（Reordering）。由于此三者的英文都是“R”为首，故又可简称之为“3R”，简言之，必须首先经常采取3R的方法来不断地检讨已有的思想遗产，然后再经由3I的步骤，以达到推陈出新的目的。若能如此，战略思想才能算是真正具有创造性。 [ 注：Grnat T．Hammond，“Paradoxes of War”，Joint Force Quarterly（Spring，1994），p．10． ]

　　 战略思想必须具有主动取向，也正是古今中外战略大师的共同教训。孙子在“虚实”篇中明确指出：“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意即为应该力求主动而切戒被动。在“势”篇又说：“故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所谓“动敌”，即采取主动作为而使敌方陷于被动，以至于一切行动均在我方控制之下。孙子在其全书中又非常重视求先，所谓先，也就是在时间方面的主动，亦即俗语“先下手为强”。

　　 克劳塞维茨在思想上具有非常强烈的反教条趋势。他曾大声呼吁：“应研究理论而非教条。”这也足以证明他非常重视主动。因为教条只会教你怎样做，而不教你怎样想。理论的目的则是培养学者的主动精神和思考能力。从表面上看来，孙子重智，克劳塞维茨则重勇，事实上，克劳塞维茨的思想远较复杂。他曾指出：

　　在较低阶段所最需要者为勇，而需要用智力和判断来解决的问题却很少……但阶级愈高则问题愈多，而在统帅阶层也就达到最高点。在这样的阶层，几乎所有的解答都必须委之于有想象力的理智。 [ 注：克劳塞维茨原文的引述均见《战争论》第三篇。 ]

　　 不过，他又指出：“单独的智并不是勇，我们常看到非常聪明的人反而缺乏决断。”反而言之，“勇敢可以替理智和见识添翼。这种翅膀愈强，也就可以飞得愈高，看得愈远，结果也愈佳”。由此可见克劳塞维茨理想中的天才是智勇兼备。前者为慧眼，后者为决心，二者配合始能发挥主动，因时制宜。

　　 李德哈特在战略思想领域中有其特殊的商标，即间接路线（indirect approach）。这是他毕生所提倡的观念，并且宣称：“必须对全部战争历史加以研究和反省，然后始能充分了解间接路线艺术的真意。”事实上，诚如他所解释的：“此种间接性虽常是物质的，但却一定是心理的。”然后又作结论说：“敌人心理平衡的动摇，实乃胜利的主要条件。”事实上，采取间接路线的意义即为发挥主动精神。必须主动始能使敌方陷于被动，于是始能产生奇袭作用并使敌方心理丧失平衡。 [ 注：钮先钟：《西方战略思想史》，pp．170–172。 ]

　　 博弗尔在思想上与李德哈特确实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尤其是李德哈特提倡“间接路线”，博弗尔则首创“间接战略”（indirect strategy）这样的新名词，这两个名词在观念上很容易发生混淆，似乎是理所当然。甚至于博弗尔本人也曾这样地说：“‘间接战略’这个名词似乎有一点模糊不清。”接着又说：“李德哈特曾发展一种间接路线的理论，并认为那是最好的战略。” [ 注：André Beaufre，An Introduction to Strategy，p．9． ] 事实上，二者之间的差异很容易说明：李德哈特所讨论的战略还是传统意识上的军事战略，他所提倡的间接路线也是用在此一领域中，其目的则为获致军事胜利。博弗尔所讨论的战略是现代意识的大战略，他称之为总体战略。在核时代的新战略环境中，博弗尔又把总体战略一分为二，即吓阻战略（strategy of deterrence）和行动战略（strategy of action）。再进一步，他又把行动战略分为直接战略（direct strategy）和间接战略（indirect strategy）。两者均属于行动战略的范畴，但前者以使用军事权力为主，后者以使用非军事权力为主。因此，可以认定间接路线是用在直接战略之中，而与间接战略无关。博弗尔的全部战略观念系统可以图解如下：

　　 吓阻战略虽已为核时代的战略主流，但并非所有一切行动都已受到吓阻。反而言之，吓阻的效力愈大，则行动自由也愈可贵。于是如何利用行动自由以达到国家目标也就成为战略家所应深入思考的问题。

　　 概括言之，吓阻是防御的、消极的、被动的，行动是攻击的、积极的、主动的。吓阻虽然重要，但最多只能维持现状，并不能开创新局面。战略家欲达到改变现状，以利吾国的积极目的，其思想必须以主动为取向。

　　 前瞻取向

　　 在以上的分析中已经说明战略的最终目的即为采取行动以改变历史的演进趋势。但任何行动都需要时间，从开始到完成，其间必然会有一段时差，用术语来表示，即先导时间（lead–time，或译前置时间）。行动愈艰巨，则所需时间自然也就愈长。简言之，在战略领域中，行动很难求速效。概括地说，我们对于眼前的情况，几乎毫无影响的能力，但对未来的趋势，却可能发挥远较巨大的影响作用。正因为今天所采取的行动也许只能影响明天，所以博弗尔才会以《明日战略》（Strategy for Tomorrow）为其最后一本书的书名。博弗尔在1974年完成了这本书之后，次年（1975）即逝世。以内容而言，这本书似乎远不如他其他的著作那样精彩，但值得重视的却是其书名，而尤其是书名中的“for”一词。战略不是为今天（for today）而设计，而其一切都是为明天（for tomorrow）着想。 [ 注：André Beaufre，Strategy for Tomorrow（Crane，Russak and CO．，1974）。该书的内容仅以欧洲防卫为讨论范围，还不如博弗尔其他著作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宽宏。 ]

　　 但是当前的事实真相却很令人深感失望。因为“火烧眉毛顾眼前”本是人类的通病，大家都希望能够首先解决眼前的困难，至于未来的事情，自然会被认为可以暂时不必考虑。诚如阿龙所云：“我们已经给20世纪忙得头昏脑胀，哪还有时间来考虑21世纪？”阿龙说此话时是在 1966年，那时距离21世纪还很遥远，但今天引述其语时，我们已经步人21世纪了。 [ 注：Herman Kohn and Anthony J．Wiener，The Year 2000 Introduction，p．xxv． ]

　　 重视现在，忽视未来，固然是一般人所常有的心态，所以也毫不足怪，这可以归罪于人性的弱点。但作为战略家，又自不应以常人自居，战略家之所以成为战略家，并且受到世人的尊重，其主因之一就是他们在思想领域中有其异于常人的特点，而所谓前瞻取向（forward–looking orientation）或未来取向（future orientation）即为其中之一点。

　　 1806年普鲁士为法国所击败，遂使克劳塞维茨认清了一项重要的教训：战前数十年的国家政策即已决定战争的胜负。他认为这是一个极具有启发性的教训。 [ 注：Carl von Clausewitz，On War，p．47． ] 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当前局势的形成，过去一代应负很大的责任，因此，未来局势的形成，现在这一代又焉能逃避他们所应负的责任？所以战略家所必须思考的首要问题即应为如何创造历史，控制未来。

　　 孙子强调“先知”，孔子强调“远虑”，孙子说：“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用间”篇）孔子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其根本意义完全一样，简言之，即认为思想必须要有未来导向。先知与远虑又是交相为用。不能先知者也自不能远虑，反而言之，若无须远虑则也自无先知之必要。

　　 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之后，当时美国的国防部长麦克纳玛拉曾有一句名言：“不再有任何所谓战略之存在，而只有危机处理。” [ 注：Colin S．Gray，Strategic Studies and Public Policy：the American Experience，P．112． ] 这虽然只是一种夸张的说法，并显示出其战略无知，但又可以唤醒世人对于危机处理的重视。事实上，深谋远虑比危机处理远较重要。若能如司马相如所云：“明者远见于未萌，知者避危于无形。”则危机应能在尚未形成时即予以化解，也就自然不需要那样紧急迫切的危机处理。这正所谓“扬汤止沸，不如去薪” [ 注：司马相如之言见《上书谏猎》；“扬汤止沸，不如去薪”见《昭明文选陈孔璋（琳）为袁绍檄豫州》。 ] 。

　　 也许还是卡恩所说的话更为明确，而且最值得引述：

　　假使我们想对于危机和困难能够预防、避免，或有较好的准备，假使我们想设计较佳的安全体系，则需要一种较佳的安排以从事前瞻的思考（forward thinking）。 [ 注：Herman Kahn，On Thermonuclear War（Princeton，1960），p．316． ]

　　 任何国家或个人，都不能像天方夜谭中的阿拉丁（Aladdin）一样，可以凭借神灯来立即创造奇迹。古人常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以今天的情况而论，培养高级人才，发展精密武器，大致需要三十年的先导时间。今年毕业的中学生大约为十五岁，要到四十五岁时，始能成为国家栋梁之才。2025年的主要武器系统在1995年即应开始设计，否则就会赶不上预定的时间表。至于想建立一种新制度，开创一种新思想，则所需时间当然会更长，甚至一百年都不一定能完全成功。

　　 曾为美国资深众议员的罗德（John J．Rhodes）指出：

　　当我们把当前的问题放在一种较长久的时间架构之内来加以思考时，今天被认为是极重要的问题也就可能会迅速地变得不再那样重要，尤其是若干现在似乎是正确的政策也会变得明显地不正确。反而言之，那些不曾认真考虑的答案也可能就会自动显示出来。 [ 注：John J．Rhodes，“The Far Side of the Hill”，Foreign Affairs（Winter 1982／1983），p．366． ]

　　 试以波斯湾为例，今天美国决心不惜一战以保护此一石油来源。但五十年之后，中东石油将日趋于枯竭，到那时，美国对于波斯湾地区的战略价值也自然可能会作不同的评估。

　　 前瞻的思考即为远程思考，其首要的心理条件即为养成完整的未来意识（a sense of the future），必须如此，始能把握正确的观念方向（conceptional direction）。远程思考不能仅以现有经验为基础，有时必须以假定为基础。简言之，传统的思考习惯必须彻底改变，所应重视者是明天而不是今天，是求新而不是守旧、所以，从事思考工作的人必须有广博的见识，敏锐的心灵。

　　 未来本是一种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境界。任何情况都有发生的可能，而其形态和时机也常出乎意料之外。听以，从事远程思考者，不可把眼光只集中在某一定点上，而必须同时考虑多种不同的变局（alternative sceneries）。他必须尽量放大思考范围，不企图作任何精确预测，而只希望把一切可能发展的方向都列举出来。某些发展也许可能性较高，但冲击也许较小；某些发展也许可能性较低，但冲击却也许非常巨大。所以，无论哪一种趋势都应同样列入思考范围之内，而不可有所疏忽。一方面，固然不应故意危言耸听，只提出最坏的个案（the worst case）；另一方面，又必须运用智慧以寻求新的途径。不仅要发现新问题，而且还应对旧问题寻找新答案。

　　 对未来问题寻求答案时又不应假定所能使用的工具仅以现有者为限。即令在当前的世界上，也还有若干潜力（potential）不曾受到应有的重视，或未能作合理的开发。而在明日世界中，可以发挥的潜力则更难预料。举例来说，三十年前又有谁能料到电子科学、信息科学、海洋科学、生物科学等，会有今天这样的进步。因此，在前瞻的思考中必须考虑如何发挥新的潜力。

　　 总而言之，深谋远虑必须有方。既不能安于故常，又不能徒托空谈；既不能与现实脱节，又必须发挥高度想象力。所以，这实在是一种高难度的工作，主其事者必须有丰富的学识、弹性的心灵、高度的智慧，始能达到“先知”的目的。

　　 战略家的最高理想就是及早采取适当行动以改变未来的历史走向，换言之，即为企图控制历史的演进或发展。即令不能控制，也应努力适应历史的潮流，或至少也应设法缓和历史洪流的冲击，并使其不利影响减到最低限度。但如何能达到控制、适应、缓和的效果，其先决条件即为必须能够认清历史的趋势（the trend of history）。

　　 在此特别提出一条常为人所忽视的真理，那就是“欲知未来，先知过去”。霍华德说：

　　假使不首先了解我们是怎样走到这里来，则对于今后应向哪里走的问题，也就会根本无从考虑。 [ 注：Michael Howard，“Reassurance and Deterrence：Western Defense in the 1980’s”，Foreign Affairs（Winter 1982／1983），p．308． ]

　　 所以，任何从事远程思考的学者必须有充分的历史知识，然后始能掌握历史的未来脉搏。

　　 历史的趋势又非完全命中注定，至少有一部分是人力可以扭转的。欧阳修说：“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也哉！”马基雅弗利曾指出：“人类前途一半受机会支配，一半受人力支配。” [ 注：Niccolo Machiavelli，The Prince，Chapter 25． ] 卡恩则认为：“人固然不能预测未来，但有权选择未来。” [ 注：Herman Kahn，The Year 2000（Macmillan，1967），p．2． ] 博弗尔的话也许说得更为恳切：

　　当历史的风吹起时，虽能压倒人类的意志，但预知风暴的来临，设法加以驾驭，并使其终能替人类服务，则还是在人力范围之内。战略研究的意义即在于此。 [ 注：André Beaufre，1940：The Fall of France（Cassell，1967），Forward，p．xiv． ]

　　 在古今中外的战略思想家之中，可以说没有第二个人在思想中所保持的前瞻（未来）取向在分量上能够与博弗尔相比拟，甚至于连孙子和克劳塞维茨也不例外。博弗尔是一位饱经忧患的人，他亲身经历法兰西悲剧，也亲眼看到西方的衰颓。过去的惨痛经验自然增强了其未来意识。他的书中充满了感想和教训，对于任何想要从事战略研究的青年学子，其著作应列为必读书。博弗尔指出：

　　现代战略也像整个人类文明一样，被进步神速的科技抱着跑，所以我们的思想习惯必须彻底改变。应重视未来而非现在。准备比执行更重要。世界正在迅速演变，战略家不能依赖任何历史先例，也没有永恒不变的标准原则。战略家必须经常考虑改变中的现实，而且还不仅限于可以想见的未来，连多少年后的可能发展也应包括在内。 [ 注：André Beaufre，An Introduction to Strategy，p．45． ]

　　 他很风趣地打了一个比喻：

　　战略家好像是一位被请去替病人开刀的外科医师。那个病人身体内的病原体正在不断地高速成长，对其详细解判位置无法确定。他的手术台处在永久运动状况之中，而他必须订购五年后才使用的医疗工具。 [ 注：André Beaufre，An Introduction to Strategy，p．46． ]

　　 除理论著作之外，博弗尔还有两本个人回忆录：其一为《1940：法国的沦陷》，另一为《1956：苏伊士远征作战》。书中有很多名言警句，但可惜并无中译本，而且知道有这两本书的人可能也不多。因此，现在就分别引述如下。在《1940：法国的沦陷》一书中，博弗尔指出：

　　1940年的最大教训即为疾病只有在初起时尚可治疗，只有在最初阶段，才可能采取有效行动，过此之后就会太迟（too late）。

　　控制必须先知（to control is to foresee）。人类和国家若不能察知正在发展中的威胁，并立即采取对抗行动，则也就会变成命运的玩偶。 [ 注：André Beaufre，1940：The Fall of France，p．215． ]

　　 在《1956：苏伊士远征作战》一书中，博弗尔又说：

　　拜占庭曾证明扫荡罗马帝国的狂澜可以被控制达一千年之久，所以决定命运的是人的决心和智慧。不幸，这二者常感缺乏，于是帝国崩溃不是由于敌人的打击，而是由于其内在的矛盾。基本观念为在某一点之前，历史还是可以影响，但过此之后，就会变成无可改变的命运。

　　过去一切的失败经验可以归纳为二字：太迟。为预防再犯同样的错误，我们必须扫描未来。战略的要义是预防而非治疗。 [ 注：André Beaufre，The Suez Expedition 1956（Praeger，1969），p．155． ]

　　 为什么要如此不厌其详地引述博弗尔的名言？其主因即为他的话足以强调说明未来意识和前瞻取向的重要。

　　 务实取向

　　 战略研究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正式的学域，战略思想家也已堂堂地步入大学之门。因为过去所谓战略缺乏理论基础，其思想也缺乏有系统的架构，所以，现代战略家，尤其是专心从事研究工作的文人战略家，也就自然会在思想上产生一种偏重理论的趋势。诚然，要使战略研究发展成为一个合格的学域，理论化的努力的确非常重要。不过，天下事又往往物极必反，理论化的努力也同时会带来若干流弊，尤其是过度的理论化，不但无益，而更可能有害。

　　 克劳塞维茨在古典战略家中可能要算是最具有理论化倾向的一位。他的《战争论》有很多深入的思考，直到今天仍能给予我们重要的启示。现在就摘要引述几段如

　　1、任何理论的主要目的都是澄清观念和思想，否则它们会变得混乱和纠缠不清。

　　2、对于任何想从书本中研究战争的人，理论是一种指导，它将照亮其前途，加速其进步，训练其判断，并帮助他避免陷阱。

　　3、应知对于战争艺术，根本不可能建造一套模式，足以当作框架，好让指挥官在任何时候都可依赖其支持。

　　4、任何用来产生现成战略计划的方法，好像都是从某种机器中制造出来的一样，必须完全予以拒绝。 [ 注：Carl von Clausewitz，On War，p．89，141，140，154． ]

　　 克劳塞维茨的这四段话，前两段足以说明理论的目的和价值，后两段足以说明理论化应有其限度，而绝不可完全依赖理论。

　　 在此必须郑重指出，所谓理论化者，主要是在方法学的范畴之内，而与战略的本质无关。战略始终还是一种“经世之学”，战略思想必须能有助于实际问题的解决，而不可流于空洞的玄想。尽管时代和环境可以改变，但此种基本观念却并无任何改变。布罗迪曾明白指出：

　　战略思想家的参考架构是纯粹实用的（pragmatic）。他不像科学家是以发现最后真理为目的，而是志在帮助军事和政治领袖来准备他们的心灵和装备，以便能有效和成功地应付其敌人。在危机发生时，此种敌人具有其特殊性格，而并非符合概括的模式。战略思想家的看法也许要比军人较深远，但并非完全不同。 [ 注：Bernard Brodic，War and Politics（Macmillan，1973），p．46． ]

　　 布罗迪又说：

　　今天有人希望创建一种真正的战略科学或理论，其中充满了不变而具有深义的原则，但此种愿望只能表示他们对于主题本身具有基本误解。 [ 注：同上书，P．451。 ]

　　 现代战略思想虽有高度理论化的趋势，但即令是在大学校园中从事战略研究的学者，在他的思想上也还是必须保持一定程度的务实取向（pragmatic orientation）。尽管他的治学方法是着重理论途径，甚至还试图建立理论体系，但他还是不可因此忘记战略仍然是一种实用艺术。

　　 战略思想必须具有务实取向，这又似乎是一种知易行难的问题，从事学术研究的人虽然明知不可与现实脱节，但在探索理论时又往往很难避免愈陷愈深，而终于钻入牛角尖。然则如何才能确保思想的务实取向？概括言之，应该随时随地坚持下述五条原则：

　　 1、战略思想固然必须是抽象的（abstract），但却又不可过分抽象。如何可以达到思想抽象化的目的？其途径不外两点：（1）简化（simplification），（2）推广（generalization）。简化就是要清除与思想主流无关的混杂因素，必须将那些因素清除，否则不易发现真正的因果关系。推广就是要把个案发展成通案，这样才能获得综合的结论。简化和推广对于思想的抽象化都是必要的步骤，但又都不可超过其必要的程度。如果过分简化（over–simplification），则将使思想变得毫无实质；如果过分推广（over–generalization），则将使结论空泛，毫无意义。简言之，抽象化的思考固属必要，但绝不可过度，否则就会言过其实，甚至于有名无实。

　　 2、必须认清时空背景，否则战略思想就会不切实际。阿龙曾有一句传诵一时的名言：

　　战略思想在每个世纪，或在历史的每一时刻经验本身之中吸取其灵感。 [ 注：Raymond Aron，“The Evolution of Modern Strategic Thought”，Problems of Modern Strategy（Praeger，1978），p．25． ]

　　 换言之，在不同时代应有不同战略，最严重的危险即为把旧时代的经验不假思索地用在新时代中，此即时代错乱（anachronism）。同样地，人类生活和思想莫不受地理环境的影响，斯派克曼曾说：

　　地理虽不是决定性因素，但构成条件。它对人类提供可能性。人的惟一自由即为对此种可能性做好的或坏的利用，把它变得更好或更坏。 [ 注：N．J．Spykman，“Geography and Foreign Policy”，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No．32，1938），p．20． ]

　　 综合言之，战略思想在时间和空间两方面都必须适应其所面对的环境，否则会与现实脱节。

　　 3、战略是长期的（long–range），战略不是“速溶咖啡”（instant coffee），可以现冲现喝。所有的战略计划都是长期设计，所有的战略行动都是长期斗争。战略不能求速效，所以战略思考必须具有连续性（continuity）。博弗尔曾经指出：

　　我相信战略思想是连续的，包括正常（normal）期和非常（exceptional）期都在内，只有这样的分析方法，才能先知可能来临的危险，并适时加以预防。 [ 注：André Beaufre，Strategy of Action，p．132． ]

　　 博弗尔又特别强调，虽然国家并非天天都要采取战略行动，但却必须连续不断地作战略思考。所以，“战略行动是周期的，战略思想是永恒的”。（Strategy action，therefore，is periodic；Strategic thinking is permanent．）

　　 4、战略必须具有弹性（flexible）。战略领域中充满了不确定性，不仅未来的变化很难预测，而且对方的意图也不可控制。此外，所谓意外（accident）更是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所以，战略（包括思想、计划、行动都在内）必须保持充分的弹性，能够随机应变。克劳塞维茨曾作一个非常生动的比喻：

　　战争不像一块麦田，那是不管其个别的麦秆情形如何，都可用镰刀将其割刈……战争像一片由大树所构成的森林，所以必须正确地依照每一棵个别树干的特性以决定如何使用斧头。 [ 注：Carl von Clausewitz，On War，p．153． ]

　　 蒋百里先生有一句名言：“骨头要硬，头脑要软。”“骨头要硬”是表示为人处世必须要有坚强的性格，而“头脑要软”是要求思想必须具有适当的弹性。

　　 5、战略有其目标，但要想达到某一目标，则所能采取的手段又并非经常只限于一种。所以，战略的意义又即为选择。假使同时有几种战略可供选择，则又应如何决定取舍？概括言之，有三种测试标准（test criterion）：

　　 （1）适合性（suitability）：简言之，此种战略能够达到预定或理想的政策目标。（2）可行性（feasibility）：不可行的战略当然不能采取，否则不仅劳民伤财，而且更将招致大祸。（3）可受性（acceptability）：那就是其财政成本（financial cost）是可以接受的。任何国家的财力，任何政府的预算都自有其限度，战略家必须学会如何打算盘。

　　 总而言之，战略研究虽已有高度理论化的趋势，但并不因此而就会使战略研究变成纸上谈兵，并与现实脱节。今天的世界已经变得比过去更复杂多变，因此，务实取向虽然排列最后，但绝非暗示其重要性最低。

　　 结语

　　 战略家之所以成为战略家，其主因即为他有其特殊的思想方法。此种思想方法不仅有其基本假定，构成一种共识，并成为整个理论体系的基础，而且更重要者是战略家在从事其战略研究工作时，其思考方法又必须具有四种重要取向：（1）总体取向，（2）主动取向，（3）前瞻取向，（4）务实取向。

　　 几乎无例外，假使在思想领域中不具备此四种取向，则根本不具备战略家的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