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研究的基本假定·第三

作者：钮先钟 ·中国

出自————《战略研究》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引言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足以传世的战略理论著作还有如风毛麟角。具有现代意义的战略研究，几乎可以说是尚未萌芽。但自从人类进入核时代之后，这种情况开始发生重大的改变。战略的研究已经不再仅以战争和军事为其范围，也不再是可以容许职业军人垄断的领域。诚如李德哈特在1960年所说：

　　战略的旧观念和旧定义由于核武器的发展，变得不仅已经陈旧，而且也已毫无意义。若再以赢得战争、获致胜利为目的，实则无异于疯狂。 [ 注：B．H．Liddell–Hart，Deterrent or Defense（London：Stevens，1960），p．66． ]

　　 大致说来，从1950年代开始，战略研究即已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新学域，目前在全世界以研究战略为专业的人，不仅在数量上相当众多，在素质上更已有空前的改变和提升。战略这一门行业居然如此发达，对于世界前途而言，应该算是一件好事。因为战略所关心的主题为安全，包括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都在内。战略研究的专家愈多，战略教育愈普及，则整个世界也就应该会因此而愈趋于安全和安定。反而言之，诚如博弗尔所云，战略无知即为送命的错误。

　　 不过，从另一角度来看，战略研究的范围已经如此扩大，其内容已经变得如此复杂，从事此种工作的人员和机构又已经如此众多，所以在此领域中可能产生若干困难，甚至导致不利的后果。最显而易见的危险即为同行之间在意见沟通上会发生困难，并因此引起误认或曲解，还可能造成其他更严重的后果。所以，正当战略领域迅速扩张之际，战略家，尤其是从事理论研究和人才教育的战略思想家，在他们之间实有建立一种共识（consensus）之必要。换言之，当他们在进行研究和教学工作之前，在思想领域中必须先有若干共同观念，以作为基线（base line）。

　　 此种共同观念，从逻辑的观点来看，也就是一种基本假定（basic assumption）。此种假定应该是先验性的，所以也就无须求证，但事实上，此种共识还是经由经验的累积而逐渐形成的。在战略研究的学域中，早已走向集体化和多元化的途径。不同的人员和组织经常各有其不同的努力目标：或为理论的探求，或为问题的解决，或为计划的作为，或为人才的培养，但彼此之间又必须分工合作。因此，共同的基本假定也就成为必要的先决条件。

　　 也许最重要的即为所有的工作者在开始其工作之前，以及在其工作过程之中，都必须保持大致相同的心态，即对于一切外在事物或环境，都必须具有类似的认知（perception）。从学术的观点来看，此种要求尤其重要。若无此种基本假定之存在，则对战略研究也就根本不可能建构理论体系，自然不可能进入大学之门并取得公认的学术地位。

　　 概括地说，作为一个战略家，尤其是现代战略家，在思想领域中至少应保持若干共识，来作为其工作的基本假定。尽管结论可能会有差异，但其假定却应彼此一致。因此，战略家之间在思想上能用同样的波长（same wavelength）交换讯息，即令彼此意见不一致，但在沟通上还是不会发生误解。

　　 基于经验的评估，逻辑的推断，可以发现在战略研究学域中的确已有其作为基本假定的若干共识之存在。现在就逐项讨论如下。

　　 国家意识

　　 在人类的社会组织中，国家（state）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观念和实体。甚至在有正式历史记录之前，原始化的国家也许早已存在。既有国家之存在，则国与国之间也就一定会有关系出现。所谓关系，大致又可分为和战两途，因此，战争也就成为一种重要的国家事务。首先对于此种事实作理论化阐明的人可能即为我国的孙子，他在其十三篇的第一篇中，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兵者国之大事”。孙子所说的“兵”具有多种意义，包括现代语言中的战争、国防、战略等。为什么“兵”是国之大事？孙子曾作非常简明扼要的解释：“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因为战争是决定人民生死的场所（地），决定国家存亡的途径（道），所以自然要算是国之大事。既然是如此重大的事务，孙子才会明确指出“不可不察也”，简言之，即为对于战争（包括战略）是不可不认真地加以考虑（察）。 [ 注：钮先钟：《孙子三论》，pp．41–42。 ]

　　 古今中外的战略家都认同孙子的意见，所以，在战略领域中，“国家至上”的观念也就成为一种共识，一种基本假定。人类为什么会有战争，人类为什么要研究战略，其最基本的解释即为这是“存亡之道”，任何现代国家在列举其基本价值（values）时，也都无不把生存（survival）列为首要项目之一。如果国之不存，则所有一切的价值都将变得毫无意义，所有一切的利益也都将化为乌有。

　　 尽管有史以来，国家观念即早已存在，但国家本身在形式和实质上还是有很多的变化。举例言之，在古代的希腊是以所谓城邦国家（city–states）为主流，而在近代世界中，几乎所有一切的国家都已经变成所谓民族国家（nation–states）。于是民族与国家在一般的使用中也就几乎变成了同义词，因此也就很容易导致名词和观念的混淆。

　　 首先必须指明在学术研究的领域中，民族与国家仍然是两个不同的观念，仅在近代的西方始有民族国家之形成。但因为这些西方国家在当前的世界中扮演主角，所以民族与国家也就事实上不可分。于是只有在非常严格的学术分类中，才有辨别二者之间差异的必要。

　　 在英语中许多本应为“state”的形容词，也往往与“national”通用。因为从西方现代人的眼中看来，他们的民族就是国家，所以自无区分之必要。譬如说，“national interest”本应译为民族利益，但实际上也正是国家利益。不过，在学术研究的领域中，对于同样的“national”，却又必须注意其两种不同的意义。“national interest”必须译为国家利益，除非那是指国家之内某些个别民族的利益而言，始可译为民族利益。“nationalism”应译为民族主义而不应译为国家主义，因为那是代表民族要求独立建国的意愿，甚至是代表民族扩张其生存空间的野心。

　　 我们现在所要分析的“国家共识”之中的国家，是把古今中外所有一切不同形式或性质的国家都包括在内，而非仅以民族国家为限。因此，我们对于“nation”是采取广义的解释，即为国家，而非采取狭义的解释，即以民族为限。这样的国家意识是古已有之，并且也在战略思想领域中早已形成一种传统观念。

　　 虽然如此，但在传统战略思想领域中还是缺乏其必要的理论基础。直到核时代的来临，战略研究新学域的出现，此种现象才开始有了重大的改变。现代战略家都已认清必须首先建构理论体系，然后始能解决新的问题，迎接新的挑战。不过，要想迅速有效地建构完整的理论体系又绝非易事，但非常侥幸，恰好有另外一个新学域，那就是所谓国际关系（international relations），在不久之前刚刚完成了同样的工作。由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在时间上比较领先，所以当战略研究学者试图在其学域中建立理论基础时，自然会以国际关系的经验为借鉴，甚至可以说是范例。

　　 当然，这又并非认为战略研究只是国际关系学域中的一个分支，而是认为这两个学域的发展在时间上虽有先后之差，但彼此之间还是有密切关系之存在。事实上，此种关系的存在非仅限于现代，还可以回溯到远古。因此，在尚未谈到本题之前，又应首先对于西方学术思想的源流作一概括的阐述。

　　 西方学术思想的演进，从古希腊时代开始即大致采取两条平行的路线，其一为历史，其二为哲学，彼此之间经常存在着一种基本差异。历史学家所研究的对象为人事的经常变动，即所谓“人事无常”；历史学家也企图解释个别事件之间的关系，但所采取的则为叙述的方式。在另一方面，哲学家所寻求的目标是人类经验中的不变因素。现代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大致说来，都是以哲学为其根源，而逐渐演变形成的。

　　 不过，有关国际关系的学问，就传统而言，却又是以历史的研究为其根源。到20世纪，才逐渐有人把国际关系的研究视为一种社会科学。所以，作为一种社会科学，国际关系有其比较特殊的思想根源。像社会学、政治学这一类的社会科学，其思想根源可以回溯到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但国际关系则应以修昔底德（Thucydides）的著作为其思想根源。修昔底德不仅是哲学家，而更是史学家，其所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到今天仍为任何国际关系学者所必须熟读的经典。 [ 注：R．C．Kent and G．P．Nielsson ed．，The Study and Teaching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London：France Pinter，1980），pp．I–Ⅱ． ]

　　 这样的演进路线对于战略思想的发展也完全适用。在整个先核时代，所有一切研究战略的人几乎都无一不视历史为其根本。修斯底德一直都被认为是古代西方最伟大的战略思想家，而其《伯罗奔尼撤战争史》也被尊称为西方第一部战略经典。简言之，战略研究与国际关系两个学域不仅有其共同的根源，而且也有其类似的发展。

　　 今天，国际关系早已发展成为一个广大的学域，其中学派前后不下十余种之多，从事研究工作的学人更是不可胜数。但此种蓬勃发展的现象只是最近才形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国际关系仍无有系统理论之可言。固然从远古开始即早有外交家（diplomats）的存在，但他们也像传统战略家一样，是行动多于思考，实践多于理想。即令已有若干理论，还是散布在许多不同的资料之内。诚如马丁?怀特（Martin Wight）所云：“国际关系理论分散、无系统，而且大部分是外行人所不能了解的。” [ 注：Martin Wight，“Why Is There N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April，1980），p．17． ] 惟一值得称道的即为所谓权力平衡（the balance of power）的观念。但事实上，那又常仅为外交家的微妙运用，与学术研究殊少关系。严格地说，只能算是经验的累积，而并非真正的理论。

　　 概括言之，从1643年到1914年，这一段时间在欧洲历史中可以算是外交、权力平衡、同盟和国际法的黄金时代。所有一切有关国际关系的研究几乎都是以外交史和国际法为焦点，似乎很少有人以国际体系的本身来作为研究对象。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作为理论研究的国际关系学科才开始萌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阶段中，有少数国际关系教科书出版，尝试把有关政治、历史、经济、地理、战略等因素的知识融为一体，并企图用此种方法来建立理论基础。同时也对国际政治现状、各国外交政策提供合理的解释。于是国际关系这一门学问才开始进入大学校园，取得正式学科的地位。

　　 尽管如此，国际关系在大学中仍为冷门学科，一直未能受到广泛的承认。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此一学域才又有了新的发展。其原因可能有二：（1）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刺激，使人们对于国际事务的兴趣和关切日益增加。（2）在此学域中的研究方法有长足的进步，有利于理论体系的建构和成长。 [ 注：James E．Dougherty and Robert L．Pfaltzgraff，Jr．，Contend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10． ]

　　 在这样的有利环境之中，所谓现实学派（realist school）遂脱颖而出，并且一枝独秀而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国际关系思想的主流。从1930年代中期开始，到 1960年代中期为止，整整三十年间，至少在美国国际关系学域是受到现实学派的支配，而尤以1950年代为其全盛期。

　　 在此阶段中，可谓名家辈出，而被尊为一代宗师的学者则为摩根索（Hans J．Morgenthau）。他虽然早已逝世，但其传世之作《国际政治》（Politics Among Nations）到今天仍被公认为此一学域中的经典。摩根索对于现实主义（realism）的理论曾提出六大原则：

　　1、政治关系受到客观规律的支配，而此种规律的根源又深入在人性之中。

　　2、政治家的思想和行动都是以利益为基础，而利益则又被界定为权力，一切历史经验都可证明此种假定的正确。

　　3、国家利益即为国家生存，在世界政治中国家利益为最高观念。

　　4、普遍的道德原则不能应用于国家的行动，它必须适应具体的时空环境。

　　5、政治现实主义不认为个别国家的道德意愿与管制宇宙的道德律完全一致。

　　6、政治领域有其自主权，政治行动必须根据政治标准来判断。 [ 注：James E．Dougherty and Robert L．Pfaltzgraff，Jr．，Contend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p．99–100． ]

　　 摩根索的这套原则迄今仍为现实学派所接受。其思想中有两个密切相关的基本观念：国家利益和国家权力。而此二者又几乎已成同义词，因为照摩根索的想法：“利益可能被界定为权力。”（Interest may be defined as Power）所以，他总结说：“政策所追求者不外乎保持权力，增大权力，表现权力。” [ 注：James E．Dougherty and Robert L．Pfaltzgraff，Jr．，Contend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p．99–100． ]

　　 战略研究发展成为独立学域的过程与国际关系的经验颇为类似，而当战略研究开始走向理论化的途径时，又恰好是现实学派的全盛时期（1950年代）。因此，战略学者采取“移花接木”的方式，把现实学派的基本观念予以完全吸收，也就似乎绝非偶然。

　　 到1960年代中期，现实学派在国际关系学域中的势力开始盛极而衰，有许多新学派陆续出现，形成百家争鸣的现象。但在战略研究学域中却似乎并未受到此种思想演变的影响。诚如格雷所云：

　　战略学家可以称之为“新现实学派”（new–realists），而他们也应坦白承认而无愧色。他们的一切理论分析和政策建议都是以一种新现实主义者的范式为其架构。 [ 注：Colin S．Gray，Strategic Studies and Public Policy（The 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1982），p．188． ]

　　 何谓新现实主义者的范式？虽然不同的学者可能有其不同的构想，但概括言之，似可分为下述七点：

　　 1、世界舞台上的主角仍为国家，而且将来亦复如此。所谓超国家或非国家组织最多只能扮演配角。

　　 2、国家对于其外在环境企图保持合于成本效益考虑的控制，他们试图影响其他国家，那是一种手段，也是一种目的。

　　 3、由于缺乏超国家的权威，所以每一国家对利害争执也就是最后的仲裁者。换言之，要凭实力来判断是非。

　　 4、道德原则和正义观念在国际关系中殊少价值。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无事不可为。

　　 5、国际关系虽非经常处于战争状态，但危机和冲突却经常可能发生。

　　 6、假使国家发现有能用合理成本以影响他国的机会，它也许不会放弃。

　　 7、当世界分成许多务求自保的国家之后，人类也就必须永远生活在战争的阴影之下。 [ 注：Colin S．Gray，Strategic Studies and Public Policy（The 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1982），p．191． ]

　　 简言之，尽管在国际关系学域中，新的学派不断出现，并使现实学派原有的正统和权威受到严重的挑战，但战略研究学域中并未因此而受到太大的影响。战略学家仍以新现实学派自居，并坚持新现实主义者的范式。

　　 所谓国家意识就是他们建构理论体系时所用作架构的基本假定之一。战略学家所认知的世界是一个国家至上的世界。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国家对于其本身的决定享有最高权威，不受任何其他组织的控制。当然，现代学者不可能相信国家为有机体、有其独立意志这一类的神话，他们也知道真正作决定的是人，而不是抽象的国家。此外，在任何国家中，尤其是在现代民主国家中，政府的一切决策又必然会受到各种不同利益集团的影响，更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但战略思想家在建构其国家战略理论体系时，还是假定确有所谓国家利益之存在。

　　 这一整套的新现实主义理论体系可以用简图表示如下 [ 注：Paul Schroeder，“Historical Reality vs．Neo–realist Theory”，International Security（Summer 1994），p．109． ] ：

　　 国家系统（states system）

　　 　　↓

　　 无政府结构（structural anarchy）

　　 　　↓

　　 安全第一（primacy of security）

　　 　　↓

　　 自助（self–help）

　　 　　↓

　　 权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

　　 个别国家是组成整个系统的单位，国际系统的结构是无政府的，换言之，国家之上更无较高权威之存在。在国家政策中，安全为首要的考虑。若欲维持安全，则必须自助。孙子有一段话对于所谓自助的观念可以提供极佳的印证。孙子在“九地”篇中曾经这样说：

　　夫王霸之兵，伐大国，则其众不得聚；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是故不争天下之交，不养天下之权，信己之私，威加于敌，故其城可拔，其国可隳。

　　 孙子所谓的“信己之私”就是相信自己的国力，换言之，不可妄想依赖他国的援助，而必须自力更生。 [ 注：钮先钟：《孙子三论》，p．142。 ]

　　 最后，现实主义者所想象的国际关系经常徘徊于和平与战争两个极端之间，所以不可能有永久的和平，但可能有暂时的安定。国家若确保安全，则必须努力维护权力平衡，而权力平衡又是以国家为其运作的单位。

　　 以上所阐述的国家至上观念，其根源是出自欧洲的历史，再由国际关系学域中的现实学派将其建构成为有系统的理论。当战略研究步国际关系的后尘，也发展成为独立学域之时，此种观念立即被采纳，而成为此一学域中的第一条基本假定。任何战略家都必然具有此种共识，否则即不成其为战略家。

　　 功利意识

　　 作为新现实主义者的战略学家都确认有真正国家利益的存在，那是超越所有一切其他利益之上。诚如摩根索所云：“国家利益即为外交政策的北斗星。”所以当政府决定其政策或战略时，其主要的考虑即为是否符合国家利益。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这句话虽然立即引起孟子的反感，但若就字面上来解释，也正是任何政府在决策时所必须首先提出的问题。

　　 孙子的话则说得更明确：“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火攻”篇）在战略领域中，无论其层级的高低，都必须恪遵此种原则。因此，战略研究学域的第二项基本共识即为功利意识。所谓功利在此又分别代表两种不同而又密切相关的观念，所以必须分别加以检讨。现在就从“利”说起。

　　 在人类的思想中有利害观念之存在，其原因可能是出于人性。但何谓利害，却又是一个非常复杂而微妙的问题。这些问题的研究不仅牵涉心理学的知识，而且更可能要深入到哲学的领域。但不管利害究竟应如何认定，人类都会根据其自己的判断以趋利避害，又是一种自然的现象，个人固然如此，国家也应该如此。

　　 今天从事战略研究的学者都已接受国家利益的基本观念，此种观念经过许多国际关系学者的解释，其意义已至为明显，不可能再发生任何误解。诚如摩根索一再强调的：国家利益与国家生存不可分，任何国家若忽视其国家利益，即无异于自取灭亡。所以，任何政治家（大战略家）的思想与行动都必须以国家利益的考虑为基础，简言之，即孙子所说的“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

　　 这也正是历史的教训。早在19世纪后期，英国的外相帕默斯顿（Lord Palmerston）已有此种了解。他的名言曾为人一再引述，而且也有各种不同的版本，但真正的原文却如下述：

　　要说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是永久的盟友或永久的敌人，那是一种狭隘的观念——只有我们的利益才是永恒的。 [ 注：Sir A．W．Ward and C．P．Good，Cambridge History of British Foreign Policy，vol．II，p．1602． ]

　　 斯派克曼（Nicholas J．Spykman）是被世人公认为与麦金德（Halford J．Mackinder）齐名的地略学家，实际上，他也是国际关系学域中早期开山大师之一。斯派克曼对于“义利之辩”有其特殊的见解，他说：

　　政治家在指导外交政策时，固然应重视正义、公平和容忍的价值，但却仅以它们对权力目标有所贡献而不构成损害为限。它们可以用来作为权力追求的掩护或理由，但当其应用会带来不利时就应立即舍弃。政治家不是为获致道德价值而追求权力，而是利用这些价值以便利权力的追求。 [ 注：Nicholas J．Spykman，America’s Strategy in World Politics：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Harcourt，Brace，1942），p．18． ]

　　 斯派克曼相信每一个国家对安全的寻求必然会导致其与他国之间的冲突，因为甲的“安全边际”（security margin）即为乙的“危险边际”（risk margin）。所以，有同盟就有反同盟，有军备就有反军备。权力斗争是一种永无休止的竞赛，在历史中的任何时代都是这样。 [ 注：同上书，p．24。 ]

　　 摩根索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认为一般的道德原则不能够依照其抽象的理想应用在国家行动之中，而必须透过具体时空环境的过滤。在追求国家利益时，国家所需要遵守的道德原则，与个人在人际关系中所应遵守者有所不同。若把个人的道德观念与国家的观念混为一谈，则结果将足以招致国家的灾难。 [ 注：Hans J．Morgenthau，Politics Among Nations（New York：Knoff，1973）Fifth Edition，p．11． ]

　　 有关国家利益的理论体系固然是由国际关系学者首先建立起来的，但在战略领域中，诚如孙子所云，“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九变”篇），可以显示这也是一种传统的智慧。

　　 概括言之，在所谓大战略的范畴中，一切国家权力的运用都必须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但在国际环境中，国家不止一个，利益自非一致，所以利害关系也自然非常复杂。因此，权力运作是一种非常微妙而困难的工作，必须有精密慎重的计划，不可轻举妄动。若从利害关系的观点来加以分析，则权力运作应可分为下述四种模式：

　　模式1　损人利已

　　模式2　利己利人

　　模式3　损已利人

　　模式4　损人不利已

　　 第一种模式在战略领域中是正常的模式，也代表正常的权力斗争。用博弈理论（theory of games）的观念来表示，即“零和博弈。（zero–sum game），双方的利害互相抵消，若不损人也就不能利己。甲方所获利益即相当于乙方的损失。

　　 第二种模式是一种最合理想的模式，也就是所谓“正和博弈”（positive–sum game）。双方均有得无失，即“双赢”。这样的权力运作所代表的不是斗争而是合作。若能如此，自然皆大欢喜，天下太平。

　　 第三种模式只能存在于宗教思想之中，甚至只能算是神话。在国际关系中，此种模式不可能存在，因为没有任何国家会损己利人，不仅古今中外无此前例，而且也违反了人类的本性。诚如俗语所云：“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第四种模式是第一种模式的变质或恶化。换言之，本来是想损人利己，但由于研究判断的错误，或运作的不当，结果变得事与愿违，损人而不利己。此种两败俱伤的情况在历史中不乏前例，所以战略家对于利害之虑也就十分慎重。

　　 以上所分析的还只是一个“利”字，然则“功”字又应如何解释？用现代术语来表示，即成本效益（cost–effect）的观念。简言之，国家固然应该追求其国家利益，但在追求的过程中又必须重视“功”的观念：成本应力求低，效益应力求高。必须从成本效益的观点作精密的计算，然后始能判断其所作所为是否真正有利。

　　 时常可以听到有人说，为了追求国家利益，应该排除万难，不惜付出任何成本。这种说法固然显示发言者的爱国热忱和豪情壮志，但从战略家的观点来评论，则大有商榷之余地。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这是大家所常说的话。要想达到任何目的，完成任何工作，都必须付出必要的成本，此乃自然之理，在政策或战略的领域中，也不可能有所例外。若说为了追求某种国家利益而不惜付出任何成本，则结果很可能得不偿失，有害无益。这样的例证在中外历史中真可以说不胜枚举。除必须考虑成本，而且应该力求降低以外，还必须尽量提高单位成本所能发挥的效益，尤其是每一元钱都必须用在刀口上，绝不可假国家利益之名，作漫无限制的浪费。

　　 综合言之，所谓功利意识，其意义为一切战略思考不仅应求有利，而同时还应力求有功。事实上，功乃利之先决条件，若劳而无功，则结果很可能为未见其利而实受其害。西汉大儒董仲舒曾经说过：

　　正其谊（与“义”通）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这当然是代表儒家的正统思想，具有强烈的反功利意识。若从战略观点来看，我们似乎可以把这两句话改为：

　　正其义先谋其利，明其道必计其功。

　　 在战略范畴中并非完全不讲道义，但在讲道义之前应该先考虑其与国家利益的关系，尤其对于成本效益必须作精密的计算。

　　 功与利密切相关，俱为一体，但在当前的战略环境中，“必计其功”的观念又变得比过去更为重要。今天的世界变得比过去远较复杂，国家在国际事务中所可运用的权力（资源），就种类而言也比过去远较繁多。但任何国家的资源又总是有其限度，而国家权力愈大，则运作的范围也会随之而愈大，所以国家资源的有效分配已成为现代战略家的首要考虑。这也正是作业研究、系统分析这一类的方法技巧会受到普遍重视的主因。不过，必须指明，所谓功利又并非完全是物质性的，同时还有许多精神的或无形的因素也包括在内。因此仅凭计量的方法还不够，所以，孙子在2500年前已指出，不仅要“校之以计”，还要再加上“而索其情”，真乃超越时代的高见。

　　 最后，战略家固然必须具有功利意识，但并不是急功好利。事实上，急功好利乃战略家之大忌，此种心理病态必须彻底革除。战略家应有远大的眼光，宏大的度量，所计者应为百年之功，所谋者应为万世之利，而万不可只计较一时的得失，所以必须深谋远虑。孔夫子所说的名言：“毋欲速，毋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对于常有急功好利倾向的西方战略家，实在是一服对症下药的清凉剂。

　　 理性意识

　　 战略家的思考既然是以明辨利害为起点，这也就暗示一项重要的推论：战略是讲理的。概括言之，所有的战略家都是理性主义者（rationalist）。他不仅认为自己是如此，而且相信或假定他的对手，在正常情况之下，也同样是如此。仅仅有此种基本假定之存在，战略才可以当作一种学问来研究。

　　 然则何谓理性（rationality）？以研究决策理论而负盛名的斯奈德（C．H．Snyder）教授曾将其意义界定如下：

　　首先对于可能的得失，以及敌方行动的几率作冷静的计算，然后再根据计算结果来选择一条对于自己可能最为有利的行动路线。 [ 注：G．H．Snyder，Deterrence and Defens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1），p．25． ]

　　 因此，所谓理性也就表现在选择之上。假使某人能作合理的选择，则可以说他具有理性。

　　 然则又何谓合理的选择（rational choice）？这样一个圈子又会回到原来的起点上。简言之，必须能够明辨利害，然后始能作成合理的选择。所以，合理的选择也就是趋利避害。

　　 不过，天下之事又都是有其利亦必有其害，不可能百分之百有利，也不可能百分之百有害。因此，合理选择其意义又为如何能使利最大而害最小。用现代术语来表示，也就是一种包括两项基本因素在内的计算。这两项基本因素：（1）为效用（utility），（2）为几率（probability）。当战略家决定选择某种行动路线时，他一定是对于此种路线的效用作最高的期待（anticipation），同时又对于其失败的几率作最低的期待。

　　 这样的思考方式可以代表所有战略家的正常心态。如果他不具有这样的心态，他也就不可能从事这一行业。从这一个观点来看，战略研究的确与经济学非常类似。在经济学的理论中，可以假定有所谓经济人（economic man）的存在，即假定他是一个完全（perfect）的理性主义者，其所作的选择应该是百分之一百的合理。在战略研究领域中，就理论而言，当然也可以假定有这样一个战略人（strategic man）之存在。

　　 不过，经济人也好，战略人也好，都只是一种抽象的模型，他们都只能存在于纯粹学理范畴之内。在现实世界中，不讲理的事情多的是，战略家的思考有时也并不一定都能符合理性的要求。李德哈特曾指出：人往往大事糊涂，小事细明，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他以 1939年的波兰外长贝克（Joseph Beck）为例，指出贝克在一支香烟都还未抽完的时间内，即已作出断送其国家命运的决定。所以。李德哈特说：

　　那些影响国家命运的大事，其作决定时的基础往往不是平衡的判断，而是感情的冲动，以及低级的个人考虑。 [ 注：B．H．Liddell–Hart，Why Don’t We Learn from History（Hawthern 1971），p．142． ]

　　 伦敦国际战略研究学会发起人之一的布尔也曾指出：

　　政府对于有关和战大事所作的决定，经常没有经过精确评估和远程思考……政府所注意者常为眼前的事务，而对于未来的发展趋势，则几乎是视而不见。 [ 注：Hedley Bull，The Control of the Arms Race（London：Weidenfeld and Nicolson，1961），P．49． ]

　　 这些根据历史经验而发出的警告固然值得重视，但又并不影响战略家以理性主义者自居的共识。战略家在思考、计划、决策时，仍然必须强调理性因素的重要。同时，战略家又必须假定敌我双方都同样有其利害的考虑，而且对于利害者，双方也大致有类似的认知。必须以此种认知为基础，始能进行合理的战略分析。

　　 不过，在进行战略分析的同时，战略家又必须认清在现实世界中，随时随地都有非理性因素的存在。对于这些因素不仅必须慎重处理，而且还应将其纳入合理计算之内。换言之，战略家应根据理性的原则发现和了解非理性因素。

　　 因此，可以断言，在任何战略思考、分析或研究之中，必须以理性假定为基础。但又必须认清，此种假定的应用价值是在解释（explanation）方面，而不是在预测方面。它可以显示出战略逻辑（strategic logic）之所在，但并不保证所有的战略家，尤其是非战略家，都一定会遵守这种逻辑。在战略分析中，理性主义虽为必要的假定，但在制订战略计划时，若不承认非理性因素的可能冲击，实乃愚昧的妄想。

　　 克劳塞维茨对于非理性因素在现实世界中的重要性深有认识。他指出：“战争是机会的领域……战争是不确定的境界。” [ 注：Carl von Clausewitz，On War，ed．and trans．by Michael Howard and Peter Paret，P．101． ] 他又说：“在战争中事物的变化要比任何其他地方都出乎意料之外。” [ 注：Carl von Clausewitz，On War，ed．and trans．by Michael Howard and Peter Parert，p．102． ] 因此他也就非常推崇天才，他甚至还这样说：

　　凡天才所为即为最佳规律，而理论所能做到的最多只是解释应该如此的如何（how）和为何（why）而已。 [ 注：同上书，p．136。 ]

　　 尽管如此，他还是很重视理性和逻辑，并且对于理论的价值和功用曾作非常正确的说明：

　　对于任何想从书本上研究战争的人，理论是一种指导；照亮他的前途，加速他的进步，训练他的判断，帮助他避开陷阱。 [ 注：同上书，p．141。 ]

　　 由此可知克劳塞维茨不愧为先知先觉，他的思想的确非常现代化。

　　 总结言之，战略家必须分别在两个层面上来进行他的工作：首先是在纯理性层面上，换言之，那也是战略人的理想天堂；然后再降入现实层面，那也就是回到了人间世上。在现实层面上，必须同时注意到理性与非理性因素的交相为用。战略家也是凡人，他在作决定时还是会受到许多外在环境和心理动机的影响。不过要想了解和控制非理性因素，并加以操纵和利用，还是必须以理性的共识为基础。

　　 忧患意识

　　 正因为战略家是理性主义者，所以他也必然是悲观主义者（pessimist）。因为以理性为基础，他们也就要比一般人更能较深入地认清人性中阴暗的一面，甚至会如宗教所说，相信人类在出生时即已带有所谓原罪（original sin）。这大致是与我国先秦的荀子所提倡的性恶论相似，简言之，即假定人类具有自私、自大、贪得无厌、易于冲动等劣根性。

　　 基于此种观点，战略家也就很易于以悲观的眼光来看世界。他们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惯于报忧不报喜，他们在作任何研究判断时，也经常是以最坏情况（the worst case）为基本假定。

　　 早在16世纪，号称近代战略思想之祖的马基雅弗利就曾经指出：

　　任何政府都不要以为它能选择完全安全的道路，它必须了解只能采取非常有疑问的道路。因为在日常生活中，每当企图避免某一种困难时，往往就会遭遇到另一种困难。所谓谨慎只不过是知道如何辨别困难的性质，并选择祸害较少的途径而已。 [ 注：Nicolò Machiavelli，The Prince（New American Library，1952），p．120． ]

　　 英国学者奥克肖特（M．Oakeshott）曾经这样说：

　　在政治活动中，人们是在无边和无底的海面上航行。既无港口，也无庇护；既无起点，也无终点。在做这样的航行时，其要领即为能在海上安全地漂浮。海是友也是敌，航海之道即为善用机会，以求能化敌为友。 [ 注：M，Oakeshott，Rationalism in Politics（London：Methuen，1962），p．127． ]

　　 而摩根索的话也许更较有力，这位现实学派开山大师说：

　　从理性的观点来看，这个世界是如此不完善，但那又是由人类天性中的力量所造成的结果。要想改善世界，则必须与这些力量合作而不应与其对抗。 [ 注：Hans J．Morgenthau，Politics Among Nations，p．4． ]

　　 三国时代的诸葛亮是我国历史中最伟大的战略家之一。凭其卓越的学问，艰辛的经验，终于在《后出师表》上作结论时，说了一句千古同慨的名言：“夫难平者事也。”若译为现代语，即事情的变化难于预测。战略家的一切思考都必须具有未来导向，简言之，他今日之所为都是为了替明天作准备，但其所面临的最大难题又是未来的事，有许多是谁都无法预知的。

　　 我国有一句古话说：“天下不如意事十常八九。”虽然有一点言过其实，但这正是历史经验的教训和战略家的共识。不仅在天行和人事之中，随时都可能会有偶然的意外因素出现，而且人性又有其内在的弱点。因此，当战略家在进行其一切工作时，必然也必须经常抱着高度戒慎恐惧的心情，而绝不敢轻易地表示乐观。有如围堵主义的创始者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所形容的：“政治家是一场悲剧中的演员，而此种悲剧既非出于他们的创作，也不容许他们修改。” [ 注：George F．Kennan，American Diplomacy：1900–1950（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1），p．78． ]

　　 不过，所谓悲剧又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希腊悲剧（Greek tragedy），另一种是“基督悲剧”（Christian tragedy）。依照奥登（Wystan H．Auden）的解释，希腊悲剧是一种必然的悲剧（the tragedy of necessity），当观众看完之后所产生的感想是：“它不得不如此，那是多么可怜呀！”而基督悲剧则为一种可能的悲剧（the tragedy of possibility），当观众看完之后所产生的感想是：“它本可不如此，但却毕竟如此，那是多么可怜呀！” [ 注：Arthur Schlesinger，Jr．，“Organs of the Cold War”，Foreign Affairs，Fall 1967。本文转载于钮先钟译，《美国外交季刊五十周年选集》（台北：正中书局，1982），p．192。 ]

　　 每当某一事件已经发生之后，历史学家也就惯于假定那是必然会发生的，这种解释虽然很简单，但并不一定正确。经过精密的分析，常可发现某些事情虽确有发生的可能，但却并非不可设法补救，而使其不至于发生。如果坐视不救，则可能的悲剧才会转变成为必然的悲剧，这才是历史中真正的悲剧。

　　 所以，战略家虽必须具有忧患意识，但他的态度还是应该悲观而不消极。他们虽不敢相信“人定胜天”，但却如欧阳修所云：“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也哉？” [ 注：欧阳修：《五代史?伶官传序》。 ]

　　 简言之，战略家不能仅以忧时为满足，而更必须以救世为己任。他必须努力从事深谋远虑的思考，以寻求长治久安的对策。若能如此，则能如范仲淹所期望，达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 注：范仲淹：《岳阳楼记》。 ] 的理想境界。

　　 结语

　　 任何学问的研究都必然有其起点，任何理论体系的建立，都必须首先建立其基本架构。本章所列举的四种观念——国家、功利、理性、忧患四种意识——即为在战略学域中企图建立理论体系时所必须首先采取的基本架构。就逻辑而言，此四者实乃基本假定，必须以这一套假定为基础，然后始能逐步发展，而终于完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就心理而言，此四者又正是任何战略家所必须保持的基本态度。若不具备此种共识，就不可能成为一个战略家，甚至也不能从事这一行业。

　　 此种基本假定看起来似乎很简单，但其本身还是有深厚的学术基础，所以万不可因为其简单而就予以轻视或忽视，尤其不可以视之为教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