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膑：孙子第二·第二

作者：钮先钟 ·中国

出自————《战略家》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引言

　　 近年来西方学术界研究我国古代经典名著的风气颇为盛行。以兵学而论，不仅《孙子》十三篇已有多种不同的英译本，而《武经七书》也有全部的译本，至于研究孙子的论著则更是不胜枚举。不过至少有一本书似乎一直不曾受到西方学者的注意，那就是《孙膑兵法》。

　　 最近，作者发现已有《孙膑兵法》的英译本在美国出版。译者为克里芮(Dr．Thomas Cleary)，其书出版于1997年，书名为《遗失的战争艺术》(The Lost Art of War)，并加副名：“孙子第二”(Sun Tzu Ⅱ)。其内容即为银雀山竹简本的译文。

　　 本章的目的并非企图介绍或评论《孙膑兵法》英译本，而是由于看了这本书之后，开始引起进一步研究《孙膑兵法》的兴趣，并准备将所得提供给读者作参考。事实上，国内研究《孙膑兵法》的学者和著作都非常稀少，所以，这也不失为一个值得研究的主题。

　　 两位孙子

　　 英译本称孙膑为“孙子第二”不无理由。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中并未为孙膑单独立传，而将其附录在《孙子吴起列传》之内。《汉书·艺文志》著录有《齐孙子》八十九篇，足以证明古人亦称孙膑为“孙子”，不过加一“齐”字以示与孙武有别，至于孙武则称“吴孙子”。竹简本的《孙膑兵法》中也经常有“孙子曰”的说法。基于以上的实例，似乎可以确认我国历史中有两位孙子，其一为《汉书·艺文志》所称的吴孙子，也就是孙武；另一则为同书所称的齐孙子，也就是孙膑。

　　 孙武和孙膑虽同称为孙子，但《史记》对他们生平事迹的记载则有很大的差异。《史记》一书在我国正史中居于首席地位，其所记载被后世视为可信，因此，从事历史分析的学者也必须以其为依据。

　　 《史记》对孙武的记录非常简略。我们对孙武的生平所知实在非常有限、若概括加以列举，似乎只有下述四项：(1)孙武曾以兵法见吴王；(2)孙武以妇人作勒兵的试验；(3)吴王卒以为将；(4)孙武对吴国的武功与有力焉。

　　 严格说来，除第二项《史记》有相当戏剧化的描写以外。其他都是语焉不详。尤其是对孙武的身世生死都毫无记述。至于怒斩美姬的故事虽为人所乐道，但事实上可信度极低。司马迁虽然是我国的首席史学家，但其治学态度并不太严谨。这也与古代希腊的第一位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484－430B．C．)类似，其记载是以个人兴趣为主，而缺乏客观标准。

　　 孙膑在《孙子吴起列传》中虽属于附录的地位，但司马迁对孙膑一生事业的记载，比之孙武却又远较详细。以后更成为历史小说《东周列国志》中所描述的基础。因为有小说宣扬，所以孙膑在后人心目中的知名度遂超过孙武甚远。

　　 除生年死月以外，《史记》对孙膑的重要事业可以说都有相当详尽的记载，包括的内容可以逐项列举如下：

　　 一、时代：孙武死后百余年。

　　 二、出生地：膑生于阿鄄之间。

　　 三、家世：膑亦孙武之后世孙也。

　　 四、学历：尝与庞涓俱学兵法。

　　 五、与庞涓的恩怨：在魏国受膑足之刑，幸能逃回齐国。

　　 六、齐将田忌心善而客待之：献赛马必胜之计，于是忌进孙子于威王。威王问兵法，遂以为师。

　　 七、创造中国战争史中“围魏救赵”的范例：桂陵之战中(公元前354年)大败魏军。

　　 八、后十三年(《史记》记载为十五年)，孙膑又赢得马陵之战(公元前341年)，庞涓自刎。

　　 九、孙膑以此名显天下，世传兵法。

　　 这样的记录，以古代的标准来评估，可以说是很详尽。假使以现代治学方法加以分析，也许只有下述三点有质疑之余地。

　　 一、《史记》认为庞涓是在马陵之战中自知智穷力竭，遂自刎而死。但竹简《孙膑兵法》本的第一篇《擒庞涓》，所记载的内容则为：“孙子弗息而击之桂陵，而擒庞涓。”两者之间显然有矛盾存在。

　　 二、《史记》虽指出孙庞二人同师学艺，但并未说明其师何人。后世所称的“鬼谷子”，《史记》毫无记录。

　　 三、《史记》虽云“世传兵法”，但对兵法内容毫无说明，反之，对孙武的记述虽远较简略，但至少曾假吴王之语说明其兵法为十三篇。

　　 上述三点又以第一点较为重要，因为那足以影响史实记载的正确与否及现存古籍的真伪。

　　 假使说竹简本的记载无误，则《史记》的记载也就错得太离谱，因为桂陵与马陵两次会战相距有十三年之久，而且被俘与自杀也完全不同。但从《史记》的记载上看来，似乎不太可能发生如此严重的错误。于是惟一可能的结论即为现在所留下来的竹简本，其真伪不免尚有疑问。

　　 不过，无论其真伪如何，已经失踪千年的先秦古籍竹简从古墓中出土，就文化史的观点来看，应该算是一件大事，而此种发现值得深入研究也自无疑问。

　　 银雀山宝藏

　　 《汉书·艺文志》不仅著录有《齐孙子》，而《汉书·陈汤传》更曾引用书中原文，足以证明是书在西汉时尚有人阅读和引述。但自东汉以后，《齐孙子》(即《孙膑兵法》)开始失传，于是也就引起很多的猜测和争论。有人认为孙武和孙膑实为一人，换言之，只有一位孙子，并无两位孙子。又有人认为《孙子》(十三篇)即为孙膑所著，所以也就不可能还有《孙膑兵法》(《齐孙子》)之存在。这些争论一直存在，直到最近才终于获得解决。

　　 1972年在山东省临沂县银雀山的西汉古墓中发掘出许多古物，其中有从西汉时代遗留下来的竹简，经过整理后，发现其中包括若干古代的书籍在内，从文化史的观点来看，真可算是国宝。而在兵学方面，又找到两种不同的《孙子》残简，更是极有价值的发现。

　　 此种发现使千古疑案终于定谳。银雀山西汉古墓中的残简证明了下述两项结论：

　　 一、孙武和孙膑实为两人。

　　 二、他们各留有兵法传世。

　　 银雀山出土的《孙膑兵法》竹简由于年代久远和发掘时的破坏，以至于残缺不全，实属可惜：经过专家整理，共得残简二百六十四枚，约一万一千字。依照内容将其分成三十篇，又编为上下两编，每编十五篇；每篇所残留的字数也各不相同，最多达到七百八十七字(《十阵》)，最少只剩一字，例如未编入的《起师》篇，只存一个“王”字。由此推测，原书可能不止三十篇，全部字数也可能超过一万。

　　 这就是文物出版社在1975年所出版的《孙膑兵法》。因为那是以残简为基础而编辑成书，当然缺乏一本书所应有的完整性。各篇体裁也不一致，有记叙体，有论说体，有问答体，而篇与篇之间也几乎毫无逻辑关系可言。所以严格地说。不能算是一本正常的书，而只是杂录而已。因此，可以断言原书并非出于一人之手笔，也许是孙膑的门弟子共同编辑而成。

　　 书中各篇一部分有篇名，一部分则无篇名，这是由编者依照其对文义的认知所自拟。各篇所残缺字数也不一致，有若干篇尚可勉强了解其主旨，其他的则杂乱无章，以致无法了解。简言之，在汉古墓中的残简所编成的《孙膑兵法》不仅是一本残书，而且其残缺的程度也的确非常巨大。

　　 1975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孙膑兵法》分为上下两编，每编各十五篇。各篇的排列顺序是由编者自定，不过凡列入上编中的各篇，都用“孙子曰”或“威王问”及“田忌问”为引语，足以证明其内容为孙膑的言论：至于列入下编的各篇则均无此种引语，所以，负责整理残简的编者只能根据原文内容和文体，来断定其是否应为《孙膑兵法》之一部分，因此，不久即有人开始对于下编各篇是否《孙膑兵法》之一部分表示怀疑、

　　 1985年“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重新编订的《银雀山汉墓竹简(壹)孙膑兵法》一书出版时，将原有的下编完全移出，同时对于上编中十五篇的文字也作了若干变动，并增加《五教法》一篇。至于原有的下编全部移入《银雀山汉墓竹简(贰)佚书丛残》中。但在《银雀山汉墓竹简(壹)》的编辑说明中又指出：“这样处理也并不排斥其中有一些仍是孙书的可能性。”

　　 虽然所谓下编，已被列于《孙膑兵法》的范围之外，但一般研究《孙膑兵法》的学者对这一点又多不表赞同。其原因有二：第一，现在留下来的残简本已很少，若再将下编移出，则留下来的部分也就很难算是一本书；第二，下编各篇在内容上与上编各篇又的确有若干思想脉络的联系，所以，在研究孙膑的战略思想时，至少可以视之为参考资料。基于上述理由，在研究孙膑的著作和思想时，还是应该把最初所认定的三十篇都包括在内。

　　 三十篇摘要

　　 银雀山古墓中的残简在1972年出土，到1975年始经过整理而出书，足以证明在整理时花了很大的工夫。尤其是对于内容的决定，有许多都是由整理者自行负责。譬如说，各篇有一部分本留有篇名，那是写在该篇第一简的背面，但又有若干部分并无原有的篇名，而现有的篇名则为整理者根据其对内文的认知而自行拟定的。前者例如第一篇“擒庞涓”；后者例如第二篇“见威王”。

　　 各篇的排列顺序及内文中部分字句的认定，也都是由编者自作决定，所以这本书的编成受到编者“自由心证”的影响相当大。因此当我们研究《孙膑兵法》时，就只能就书论书，即不能确认原文都是出于孙膑的手笔，也不能以为孙膑所留下的遗著就只是这些残简而已。

　　 现存由残简所编成的三十篇，其中被纳入“上编”的十五篇似乎已被公认为可信度较高，而且也较重要，尤其是前三篇不仅内容较为完整，而且也最能表达书中的主要思想。至于被纳入“下编”的部分是否为孙膑原作，虽早已为人所质疑，不过由于有关子孙膑的资料实在太少，而且就文论文，也可发现其与孙膑的观念不无关联，还是应该将其纳入研究范围之内。现在就将《孙膑兵法》现存三十篇的内容，逐篇加以简要说明如下：

　　 一、《擒庞涓》

　　 本篇内容为叙述齐将田忌听孙膑之计，赢得桂陵之战的经过。本篇虽列为第一篇，但显然不是孙膑本人所写，而是由他人所记述。尤其是把“擒庞涓”定为篇名，也与桂陵之战在时间上不相符合。实为重要的疑问。

　　 二、(《见威王》)

　　 本篇竹简上原无篇名，篇名为整理者所自加，故加以括号以示有别，以下均照此例，不再说明。本篇内容为孙膑初见齐威王时，向威王陈述兵法概要的记述。这一篇相当完整，可以作为研究孙膑思想的重要依据。

　　 三、《威王问》

　　 这是较长的一篇，内容也相当完整，并分为两段。前段为威王与孙膑之间的问答，根据双方兵力对比来讨论不同的战法。后段为田忌与孙膑之间的问答，其主旨说明“必攻不守”之原则。

　　 四、《陈忌问垒》

　　 简文残缺。其现存部分的主要内容为讨论未筑垒时应如何部署兵力，属于较低层面，无太多价值。

　　 五、《篡卒》

　　 本篇说明“兵之胜在于篡(选)卒”。并解释恒胜与恒不胜的理由。

　　 六、《月战》

　　 本篇讨论战争胜负与天象(日、月、星)之间的关系，不无迷信之嫌，但又在篇首特别强调“间于天地之间，莫贵于人”的观念。战国时代阴阳五行之说本发源于齐国，孙膑会受其影响，也似属当然，不足为怪。

　　七、《八阵》

　　 本篇前段说明“王者之将”所应必备的条件，其所见与乃祖(孙武)大致相同。后段则分析用“八阵”时应如何根据敌情和地形来部署兵力。

　　八、《地葆》

　　 本篇讨论地形在战争中的利用，其内容又多少与五行之说有关。这也是孙膑与孙武之间的一种显著差异，在春秋后期，五行之说尚未流行，而孙武又是一位完全拒绝迷信的人。

　　九、《势备》

　　 本篇篇名很难解释，其内容则分别以剑、弓弩、舟车、长兵四物为比喻，以说明阵、势、变、权四种因素在战争中的运用。

　　十、(《兵情》)

　　 本篇分别以矢、弩、发三者来作为士卒、将领、君主之比喻。并认为必须三者都合乎要求，然后始能战胜，很有趣味；孙膑此种观念与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论战争性质三位一体的理论非常近似。这一篇又可能只是前篇的后段，所以竹简上无篇名。

　　十一、《行篡》

　　 本篇大致讨论如何能使全国军民在战争中同心协力，保卫国家。因为篇中有“篡贤取良”之语，所以可能为命名的理由。

　　十二、《杀士》

　　 全篇残缺过甚，其大意为用严刑峻罚治军，不惜多所杀戮。

　　十三、《延气》

　　 本篇列举激气、利气、厉气、断气、延气五种不同的运作，并强调激励士气之重要。

　　十四、《官一》

　　 本篇残缺过多，难以了解，内容大致为对于各种阵法的探讨。

　　十五、(《强兵》)

　　 内容颇有疑问，其大意似为强调富国强兵之本。

　　十六、《十阵》

　　 本篇为全书中最长的一篇，也是被列为下编中的第一篇。其内容为说明十种不同阵法的特点和应用。

　　十七、《十问》

　　 本篇采取问答方式，来探讨十种不同的情况及在每种情况中的特殊战法。

　　十八、《略甲》

　　 本篇简文过分残缺，无法了解其内容。

　　十九、《客主人分》

　　 本篇主要目的为解释用兵有主客之分。但无论为客为主，均有其取胜之道，故曰胜有道，有道之将必先(胜)。

　　二十、《善者》

　　 本篇所谓“善者”即指善战者而言，如何能善者，其条件即必须掌握主动而不可陷于被动，亦即孙武所云：“致人而不致于人。”

　　二十一、《五名五恭》

　　 依照竹简原文，“五名”和“五恭”本分为两篇，但每篇都非常简短。残简整理者认为两篇在性质上实可合并，所以将其联成一篇，而将其改名“五名五恭”。

　　二十二、(《兵失》)

　　 本篇内容单纯，即以用兵时可能导致失败的各种因素为分析目标。

　　二十三、《将义》

　　 本篇指出将必须具有义、仁、德、信、智五种品质，其所列举的项目与孙武的“智、信、仁、勇、严”略有不同。

　　二十四、(《将德》)

　　 本篇内容不完整，其内容大致为说明将所应有的德行。

　　二十五、《将败》

　　 本篇内容为逐项说明足以导致失败的因素本应为二十项，但原文缺少五项，故仅余十五项。

　　二十六、(《将失》)

　　 本篇分析各种足以使将战败的客观因素，共分三十二项。

　　二十七、(《雄牝城》)

　　 本篇说明城有雄牝之分，前者不可攻而后者可击。

　　二十八、(《五度九夺》)

　　 本篇说明作战时应避免的不利条件“五度”及应夺取的有利目标“九夺”：

　　二十九、(《积疏》)

　　 本篇说明六种不同的相对观念，即积疏、盈输、径行、疾徐、众寡、逸劳。这是书中比较具有哲学意味的一篇。

　　三十、《奇正》

　　 本篇专以奇正相生的观念为分析目标，与孙武的思想有连锁关系。

　　 上述三十篇为今本的内容，都是由负责整理残简的大陆学者所编定，所以其完整性和可信度自然不能令人感到满意。不过，除非能有更多的资料继续被发现，否则对《孙膑兵法》的研究也就只能以竹简本为惟一的依据，尽管又早已有人对三十篇中的某些部分的真伪感到怀疑。

　　 战略思想

　　 银雀山出土的残简虽已经整理而编成长达三十篇的《孙膑兵法》，但在内容上还是与《孙子》十三篇有很大的差异。首先必须强调，《孙子》十三篇是一本完整的书，即令照现代的标准来评估还是如此，全书有具完整的思想体系，书中十三篇的排列有其合理的逻辑，从头到尾贯彻始终。所以，其书不仅好读，容易记忆，而且也易于了解，这也正是《孙子》十三篇能够流传后世，不至于佚散的主要原因。

　　 对比言之，古代原有的《孙膑兵法》全貌今天固然已经看不见，但仅就现在新编的《孙膑兵法》而论，那只是一部不完整的残书，则又毫无疑问。不仅书中各篇先后排列几乎完全没有逻辑顺序可言，而且从全书内容中也很难发现其有所谓思想体系之存在。

　　 因此在战略思想层面上，孙膑的地位似乎很难与他的祖先(孙武)相提并论；即令如此，从现存的断简残篇中还是可以发现孙膑仍有其独特的战略观念，姑不说有其完整的战略思想体系。但由于资料的缺乏，孙膑的战略思想也就一向很少有人作较深入的研究，这也的确令人引以为憾。

　　 《孙膑兵法》全部虽有三十篇，包括所谓下编十五篇在内，但事实上，其中只有少数几篇从内容中可以辨认出孙膑的基本战略观念，而其中最值得重视的又只有《见威王》和《威壬问》两篇。这两篇不仅内容较为完整，而且的确明白表现出孙膑所特有的见解，甚至于达到超越孙武的境界。现在就把这些特点分别提出，并逐项分析如下。

　　 一、兵者不可不察

　　 孙膑首次见威王时，即明确说明其对战争的基本认知，他像孙武一样指明“兵者不可不察”。但为何不可不察？孙武只说明概括的理由：“兵者国之大事。”孙膑所作的解释则远较精密。他指出战争胜负无常。战胜则可“存(在)亡国，继绝世”。战败的结果可能即“削地而危社稷”。两相对比即可明了战争的重要和战胜的必要。

　　 这样的比较，似乎可以证明两位孙子的基本观念大致相同，不过孙膑又提出一项相对观念，是孙武所不曾明言者。孙膑明白指出，尽管战争重要不可不察，但他提出严重警告：“乐兵者亡……兵非所乐也。”

　　 孙子虽也说“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火攻》篇)，但那只是指明战争是理性的行为，而不可感情用事。孙膑的警告则远较严厉：凡是以战争为乐的政府必然会亡国，战争不是娱乐，战争是生死存亡的大事。为什么孙膑的警告会如此严厉？这似乎又与时代背景有关。

　　 孙武的时代是春秋末期，大致与孔子同时，虽然有人说“春秋无义战”，但战争中还是能够继续保持君子之风。所以，大国之间虽然有争霸的战争，但又经常以尊王攘夷继绝存亡为号召，很少有霸主公开摆出穷兵黩武、爱好侵略的姿态。

　　 孙膑的时代则已到战国中期，各国之间的权力平衡与春秋时代比较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所谓“七雄”者都有统一宇内的雄心。因此，好战乐兵之风开始盛行，其结果即为天怒人怨民不聊生。这也是孙膑会直言无隐地提出“乐兵者亡”严厉警告的理由。

　　 不仅如此，孙膑对他的思想又还有其更进一步的延伸：既然不应乐兵，则古先圣王又为何用兵？孙膑的回答是：他们并非不想用和平手段(责仁义，式礼乐)来达到其目的，但因为不可能，于是遂不得不用兵(不可得，故举兵绳之)。这样的结果即为：“战胜而强立，故天下服矣！”

　　 很明显，孙膑对战争的认知要比孙武较为深入。古今兵书，包括《孙子》十三篇在内，都是以教人怎样打仗为主要目的，而很少说明战争是什么，尤其更少探讨国家为什么要战争的理由、近代西方只有克劳塞维茨，中国古代只有孙膑，也许可以算是例外。

　　 孙膑要比克劳塞维茨在时代上早了两千年，但其思想却具有同等现代化价值。他重视战争对政治的贡献，并深知用兵之害，而提出“乐兵者亡”的警告。

　　 二、必战有道乎？

　　 《见威王》篇是《孙膑兵法》中最重要的一篇，因为其内容可以代表孙膑对战争性质的基本认知。除这一篇外，第三篇《威王问》所具有的重要性也似乎与之不分高下。《威王问》的内容分为两段，前段为威王与孙膑之间的问对，后段为田忌与孙膑之间的问对。所问答的主题都是对于个别的战争情况所应采取的对策，所以也就可以用“必战有道乎？”一语来作综合表达。

　　 孙膑在其答案中所述者都是对于各种情况所应采取的对策，那就是所谓的“道”，因此，这一篇的总结即为“战有道”。我国古文中的用字往往是一个字可以具有多种意义或解释，于是后世对其原意也就很易于产生误解和争论。此一“道”字即为明显的例证。

　　 “道”字在《孙膑兵法》中所应采取的意义是最常用的意义，也就是原则或规律，并无任何神秘可言，但却有人故作玄想以为孙膑的思想与道家(老子)有关？从时代背景。上来看，并不具有可能性。

　　 三、必攻不守

　　 在答田忌问中，孙膑又提出一项曾经惊世骇俗的“新”观念，即为“必攻不守”。有人认为此语似不合理，又有人称誉它是孙膑的独特见解，值得特别重视。事实上，孙膑之言并无任何特殊新意，也不值得大惊小怪。真正的问题是大家对它未能作出适当的解释。

　　 照字面上看，孙膑似乎是主张在战争中无论何时何地都必须攻击而不防御。这当然是不合理也不可能。事实上，孙膑的原意并非如此浅陋，他所强调者为必须经常采取积极进取的“攻势”战略，而不可采取消极无为的“守势”战略。此种观念实为古今中外战略家的共识，一点都不新奇。

　　 此外，也有人提出另一种解释，即为必须进攻敌方缺乏守备的目标，这也是孙子所提出的“攻其所不守”和“攻其无备”的旧观念。不过，此种解释较为狭隘，而且未能达到战略层面，故不如上述攻势战略适当。

　　 四、兵势不穷

　　 此一观念也是出于《威王问》篇。当威王连续提出九个问题，孙膑都能对答如流时，威王感到非常满意，遂称赞说：“善哉言！兵势不穷。”这一句话表示威王对孙膑思想的体会，也代表孙膑的另一重要观念。

　　 古人在评论孙膑思想时，常有“孙膑贵势”之语，然则所谓“势”者，其意义又是什么？孙武在其书中有两种不同解释：抽象者为“势者因利而制权也”(《计》篇)；具体者为“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孰得而穷之哉”(《势》篇)。由此可知“兵势不穷”的观念还是导源于孙武。

　　 战势虽不过奇正，但奇正相生，却可有无穷的变化，而这也是制胜之机。所以，孙膑说：“见胜如见日月，其错胜也如以水胜火。”

　　 反之，“夫兵者，非士(恃)恒势也”(《见威王》)。换言之，即不能依赖不变之势。因此，“胜不可一”(《奇正》)即为并无一定的模式可以致胜。

　　 五、莫贵于人

　　 《月战》是相当残缺的一篇，而且多少有迷信之嫌。但很奇怪，在其篇首又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足以代表孙膑的基本思想，即为“间于天地之间，莫贵于人”。

　　 战争是人事，胜负关键在于人谋，这也是战略家的共识。对现存三十篇的篇名和内容作一概括观察，即可发现其中与人事有密切关系者可能将近一半。甚至于可以说，孙膑对治军选将等问题的重视程度，也许还有过于战略战术，同时也暗示其思想颇受法家的影响，主张以法治军。

　　 结论

　　 失踪了千余年的《孙膑兵法》居然又在人间再度出现，实在可以说是奇迹，但可惜的是已经残缺不全。不过，即令已经是一部由现代人所整编而成的残书，若能加以较深入的研究，还是可以发现孙膑在兵学思想领域中的若干特殊观念。从这样的研究中，我们还可以获致何种结论？基于本文的分析，似乎至少可以作出下述两点综合性的结论。

　　 一、所有的战略思想都一定有其文化背景，这也就是目前西方学者所高谈的战略文化(strategic culture)。此种文化背景又可概分为两大方面：其一是历史传统，其次是地理环境。任何思想都有其历史传统，孙膑也自不例外。孙膑齐人也，我们应首先了解其思想的历史传统。齐国的始祖是太公(姜尚)，他是西周的开国元勋，牧野之战的胜利者，我国历史上有记录的第一位伟大战略家。太公封于齐，自然把这种文化传统一同带去，并在那里生根，即后世所谓“齐学”的根源。孙武也好，孙膑也好，他们的思想都是太公的延伸，是齐学的发扬光大。

　　 自从封建以来，齐国即成为东方第一大国，到春秋时，齐国第十六代君主齐桓公成为五霸之首，以“尊王攘夷”为号召，在历史上开创所谓“霸政”的新时代。桓公在管仲辅佐之下，采取政治军事两相配合的大战略，达到“一匡天下”的目的。这也正是孙膑所说的“战胜而强立，故天下服矣”的先例。

　　 再从地理环境来看齐国的战略环境。齐国为“负海之国”，位置在山东半岛上，三面环海，大获渔盐之利，所以其经济基础相当巩固，足以实现富国强兵的理想。同时，三面环海也使齐国有无须设防的安全边界，并解除后顾之忧。此种地理环境使“必攻不守”的战略观念成为一种自然的选择。

　　 二、历史、文化、思想都是一种不断的演进流程。任何思想都具有承先启后的意义。所以，它并非孤立的，也不会突如其来。孙膑之书虽残缺不全，但仍能显示其思想的源流。他接受孙武的思想传统，也受到吴起的影响。而在后出的先秦兵书例如《尉缭子》中也可以发现有若干观念似乎是与孙膑不无关系。

　　 因此，从事战略思想研究的学者必须具有宏观的眼光。对孙膑兵法的研究虽然受到很多客观因素的限制，但至少还是可以使我们了解其思想的来龙去脉，并认清其在历史演进流程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