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起：孙吴比较·第一

作者：钮先钟 ·中国

出自————《战略家》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引言

　　 在我国的军事思想史中，孙子与吴子居于不分伯仲的地位。后世谈兵者往往都是孙吴并称，换言之，他们二人是早已被公认为同一等级的兵学大师的。他们各有著作传世，而且在战国和秦汉时即已流行。

　　 韩非是战国末期的人，曾经指出：“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司马迁是西汉(武帝)人，他在所著《史记》上说：“世俗称师旅者，皆曰孙子十三篇，吴起兵法，世所多有，故不论。”可以证明，孙吴的地位是不相上下的，其著作也同样受到尊重，而非其他兵书所能及。

　　 吴起的军事才能不仅史有记载，而且甚至有过于孙子，尤其是孙子的功业几乎没有详细记载。尉缭子曾作比较如下：“有提十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桓公也。有提七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吴起也。有提三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武子也。”

　　 虽然《孙子》与《吴子》在北宋时一同列入《武经七书》，但到今天，研究孙子的人可以说是遍及中外，但研究吴子的人则少之又少，两者之间简直不成比例。而且孙子之书仍然大致完整无恙，吴子之书则早已残缺不全。

　　 吴子：其人，其书

　　 吴子名起，其一生事迹，不仅《史记》的《孙子吴起列传》中有扼要的记载，而且《战国策》、《韩非子》、《吕氏春秋》等古书中也都可以找到与他有关的资料，所以，后世对其生平所能获致的知识，的确相当丰富，而不像对孙子的生平那样几乎一无所知。

　　 吴起的生卒年大约是公元前440年生，公元前381年死，即分别为周考王元年和周安王二十一年。这是最近的考证。因为其出生已在三家分晋(公元前453年)之后，所以应该算是战国初期的人。他出生在卫国左氏(今山东曹县北)的一个富有家庭中。卫国是一个小国，文化水准较低，所以他前往邻近的鲁国求学。鲁国是文化大国，孔子故乡，他的老师是曾申，为孔子弟子曾参(曾子)之孙。所以，吴起之学与儒家确有渊源。

　　 吴起在鲁国并不得意，直到将近四十岁时，由于齐国出兵进攻鲁国，鲁君知吴起知兵，遂准备命他为将，但吴起之妻却是齐国人，所以放心不下，于是吴起杀妻以明心迹。鲁君终于以吴起为将，并大败齐军。吴起立功后立即引起许多人的嫉妒，开始攻击他操守有问题，例如“母死不葬”、“杀妻求官”等等，并且还指出齐国被吴起击败之后，必然会想要报仇，所以对鲁国的安全将会构成威胁，于是鲁君遂不再信任吴起。

　　 吴起知道他在鲁国已再无上进的希望，遂离开鲁国，前往魏国，此时魏国的君王为魏文侯，锐意改革，求贤若渴，遂使吴起获得一展所长的机会、魏文侯首先向他的宰相李克(悝)征询意见，李克认为吴起贪名好色，操守的确不太好，但以兵法而论，虽司马穰苴也不一定能胜过他。于是魏文侯遂命吴起为将，带兵进攻秦国，获得连克五城的辉煌战果。以后，吴起就被命为大将，负驻守西河地区的重责。(关于吴起如何受魏文侯的知遇，《吴子》书中另有不同的记载，详见下文。)

　　 公元前396年，即吴起适魏十三年后，魏文侯逝世，吴起仍继续向其子武侯效忠。但此时，魏国遂有很多人向少主进谗言，又由于他屡立战功，声望日隆，于是也就自然产生功高震主的效应。魏武侯对他态度日趋冷淡，吴起遂不自安，终于决定离魏国奔楚。

　　 吴起投奔楚国时，楚悼王正在企图改革，看到吴起不禁大喜过望，遂命他为国相(令尹)，负起改革(变法)的重任。这可以说是吴起一生中真正能够大展鸿图的时期。他所采取的政策为：“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养战士，务在强兵。”不久改革即开始生效，于是楚国遂能“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国威大振。但吴起也引起了楚国贵戚大臣的怨恨，必欲去之而后快。

　　 公元前381年，楚悼王暴卒，以阳城君为首的贵族集团乘机发动政变，吴起终遭杀害。

　　 根据以上的叙述可以确认吴起在功业方面是有相当杰出的成就的。从四十岁到六十岁，都在忙于出将入相，然则他有无余暇来著书立说，也就不免大有疑问。但吴起的书在战国及秦汉时即已流行。在《汉书·艺文志》中记载有吴起的著作四十八篇。

　　 《隋书·经籍志》、《通志·艺文略》，均作《吴起兵法》一卷。宋代晁公武在《读书志》中著录为三卷，并分为《说国》、《料敌》、《治兵》、《论将》、《变化》、《励士》六篇。《宋史·艺文志》、《文献通考》则均作三卷。宋神宗时所核定的《武经七书》则又分为上、下两卷，并将《说国》、《变化》两篇的篇名改为《图国》和《应变》。流传到今天的《吴子》都是以《武经七书》为根据，即上、下两卷，各有三篇，全部约五千字。

　　 从今本的内容上来观察，很容易发现这本书有很多的疑问。《汉书·艺文志》所著录者为四十八篇，而现在所存留者仅为六篇，甚至于在北宋时即已如此。换言之，如果原书确为四十八篇，则现存者应仅为其原有的八分之一，从篇数上来看，实在差异太大。因此，可以断言现存的《吴子》即令不是伪书，也只能算是残书。

　　 现有的内容分为六篇，每篇各有一主题。每篇又分为若干段，每段之前的引语或为“吴子曰”，或为“武侯问”，并无一定的规则。而每段又自成一单位，彼此之间几乎毫无关系可言。所以，严格说来，那不是一本书，而只是一本语录。它不是由一位作者根据其思想和逻辑所独立写成，而只是一种对个人的观念或谈话所留下的记录。

　　 还有一点疑问似乎是过去无人注意的。吴起在魏国用事大部分都是在魏文侯时代，但书中的问对都是“武侯问”，完全没有与文侯谈话的记录，这实在令人有些费解。也许惟一的解释即为在已经佚失的部分中(应该还有四十二篇)，会有吴起与魏文侯的对话记录(现存本中只有在《图国》篇之首，曾描述吴起初见文侯的情形)。

　　 武经本把全书分为上、下二卷，每卷三篇，这又多少还是有其逻辑上的理由。上、下两卷是各有其思想焦点，而且分属两个不同的层面。上卷是以《图国》为焦点，图者谋也，所以属于国家战略的层面，而其余两篇则居于附属的地位。下卷是以《论将》为焦点，属于军事战略的层面，其他两篇(《应变》与《励士》)则又都与将道有关，可以说是《论将》的延伸。

　　 基于以上的分析，可以认知《吴子》之书虽已残缺不全，但所留存部分又还是把国家战略和军事战略两个层面都包括在内，对于现代战略的研究实不无参考价值。全书内容只是思考或谈话的原始资料，当然缺乏完整的组织和体系，所以，就书论书，自然不足以与《孙子》十三篇相提并论。不过，此种论断又只是指现存的六篇而言，也许吴起的确曾经留下很多有价值的思想遗产，但可惜绝大部分都已经散佚。

　　 作成现存记录的人是谁？似乎不一定是吴起本人，也许是出自其幕僚或门弟子之手，但也可能是后世作者依据传说而假托成书。姚际恒早就认为：“今之六篇，其论肤浅，出于后人之伪托。”关于真伪的问题曾有很多争论，在此不拟详述，但姚际恒认为“其论肤浅”，则有辨正之必要。

　　 仅以现存六篇而论，尤其是《图国》、《论将》两篇，其中有若干观念确为创见，其思想之深入甚至有过于孙子。姚际恒居然以肤浅二字来作概括之论，适足以显示他自己未免太肤浅。

　　 综合言之，《吴子》一书虽已残破不全，而其中也可能有后人伪造部分在内，所以也许不能代表吴起思想的全貌，但其中有若干观念不仅确有创见，而且更能对后世提供非常重要的教训，则又毫无疑问。尤其是从事战略研究的学者所应重视者不是真伪的考证，而是思想的分析。

　　 目前对中国战略思想史的研究，往往有过分重视孙子而忽视其他诸子的趋势。诚然，孙子是所谓“兵圣”，其思想值得特别重视，但并非谓中国传统兵家著作中，已无其他应加以深入研究的对象。至少古人都是孙吴并称，所以当大家都在崇拜孙子之际，我们也不应冷落了吴子。

　　 《吴子》卷上

　　一、《图国》

　　 《吴子》全书中最值得重视的即为其第一篇《图国》，那也代表了《吴子》战略思想的最高境界，实可谓全书的精华。这一篇以叙述吴起首次见魏文侯时的情况为开始。

　　 “吴起儒服以兵机见魏文侯，文侯曰：寡人不好军旅之事。”吴起儒服是暗示其学与儒家的关系，而且也非纯粹的军人，但魏文侯最初对他的态度并不友善，有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味道。于是吴起立即作了一番说辞，并终于使文侯感动。其说辞中的警语是：

　　 “昔承桑氏之君修德废武，以灭其国；有扈氏之君恃众好勇，以丧其社稷。明主鉴兹，必内修文德，外治武备。”

　　 “内修文德，外治武备”即为吴起的思想核心，表示他重视政治与军事之间的平衡，并作总体性的考虑，而不偏重某一方面。所以，其书之首篇名为“图国”，用现代语来表示，即为国家战略的分析。

　　 然则如何图(谋)国？吴起提出其基本方针：“昔之图国家者，必先教百姓而亲万民。”简言之，教育是第一要务，其目的则为培养全民的亲和力。于是他又提出所谓“四不和”的观念：

　　(一)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

　　(二)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陈(阵)；

　　(三)不和于陈不可以进战；

　　(四)不和于战不可以决胜。

　　 因此，吴起的结论为：“是以有道之主，将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

　　 吴起遂进一步讨论到方法问题。他又提出四个基本观念：

　　(一)道者所以反本复始；

　　(二)义者所以行事立功；

　　(三)谋者所以违害就利；

　　(四)要者所以保业守成。

　　 并且特别强调：“凡制国治军必教之以礼，励之以义，使有耻也。夫人有耻，在大足以战，在小足以守矣。”

　　 非常明显，从吴子的书中可以立即感受到其深厚的儒家气息。老夫子不是像他一样地重视“有耻”吗？

　　 吴子对战争采取非常慎重的态度。他明白指出胜利含有内在的危险，甚至于可以导致亡国的后果。他提出警告说：“然战胜易，守胜难。故曰：天下战国五胜者祸，四胜者弊，三胜者霸，二胜者王，一胜者帝。是以数胜得天下者稀，以亡者众。”

　　 现在就要讨论到吴子在中国战略思想史中最具有特色的观念，甚至于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中国古代兵家几乎从未有人注意到战争起因和性质的问题，也许只有吴起为例外，甚至于孙子也应自叹弗如。现在就将吴子的原文引述如下：

　　吴子曰：凡兵之所以起者有五。一曰争名，一曰争利，三曰积德恶(恩怨)，四曰内乱，五曰因饥。其名又有五。一曰义兵，二曰疆(强)兵，三曰刚兵，四曰暴兵，五曰逆兵。禁暴救乱曰义，恃众以伐曰疆，因怒兴师曰刚，弃礼贪利曰暴，国乱人疲，举事动众曰逆。五者之数，各有其道。义必以礼服，疆必以谦服，刚必以辞服，暴必以诈服，逆必以权服。

　　 也许可以说，吴起好像是我国古代的克劳塞维茨，因为他这一段文章可以算是一篇简明的“战争论”。首先分析战争的起因；其次对战争分类和定名，并对每一类战争的性质作简明的界定；最后再概述对于五种不同的战争，应用何种手段(方法)来加以克服。此种对战争起因和性质所作的分析，虽然不免简略，但在中国古人的学术著作中，却可以说是绝无仅有。所以仅凭这一点，似乎即足以奠定吴子在战略思想史中的不朽地位。

　　 《图国》篇到此为止，每段都是以“吴子曰”为引语，而且就逻辑来说，前后也大致都有连贯的关系。因此，这一部分很可能为吴起所留下的原始资料或遗稿，但以下还有三段，其内容则明显地有所差异。

　　 第一段是武侯问曰：“愿闻治兵，料人，固国之道。”这是一个内容非常广大的问题，但吴起的回答则只注重一点：“强国之君，必料其民(人)。”何谓料民？用现代语来解释即对于全国人力作一评估，依照其才能加以分类共有五项：

　　(一)民有胆气勇力者。

　　(二)乐以进战效力以显其忠勇者。

　　(三)能逾高超远，轻足远走者。

　　(四)王臣失位而欲见功于上者。

　　(五)弃城去守而欲除其丑(羞)者。

　　 这五种人都会奋勇作战，所以是“军之练锐(精锐)”。有这种精兵三千人，则“内出可以决(突)围，外入可以屠城矣”。

　　 这是吴起的精兵主义思想在其书中的首次出现。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决围”和“屠城”的文字，因为足以显示战争形态的演进，和孙吴二子时代背景之不同。孙子在其书中明白指出“攻城之法为不得已”，经过长期的准备，付出重大的成本，而“城不拔”则更是一种灾难。所以孙子非常反对，甚至于厌恶攻城。这当然又与时代背景有关，孙子是春秋后期的人，那时攻城的技术远不如守城的技术，所以，孙子才会认为那是不得已的下策。到吴起的时代，历史已由春秋进入战国，战争形态已有很多改变，而城的攻守也成常见的现象。从吴子所用“屠城”两字看来，即可以想见当时战争的惨烈，简直是惨无人道。

　　 第二段为武侯又问：“愿问陈(阵)必定，守必固，战必胜之道。”吴子只作了简单的回答：

　　(一)君能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处下，则陈已定矣。

　　(二)民安其田宅，亲其有司，则守已固矣。

　　(三)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邻国，则战已胜矣。

　　 回答虽然简单，但又可以显示吴子深知国内政治基础对国家安全、战争胜负具有决定性影响。这也证明在这一点上，孙吴二子的思想实不谋而合。

　　 第三段也是《图国》篇的最后一段，所叙述的为一小故事。魏武侯在与群臣讨论国事时，感觉到群臣都不及他，遂不免有喜色。吴起就引楚庄王为例，向他告诫：“此楚庄王之所忧，而君说(悦)之，臣窃惧矣。”于是武侯有(惭)色。这段故事与战略思想无关，但可以显示吴起的直言敢谏，不过，也显示武侯不如其父，可能构成吴起终于不得不去魏奔楚的幕后理由。

　　 《图国》篇是吴子全书中最完整的一篇，也是最精彩的一篇，足以代表其对于国家战略的若干创见，可以算是其思想的结晶。

　　二、《料敌》

　　 《吴子》的第二篇为《料敌》，用现代语来表达即为情报。战略必须以情报为基础，这也表示孙、吴二子所见略同，当时天下已分为七国，而魏国则居于中央位置，四面都受威胁。所以，武侯谓吴起曰：“今秦胁吾西，楚带吾南，赵冲吾北，齐临吾东，燕绝吾后，韩据吾前。六国兵四守，势甚不便，忧此奈何？”

　　 面对诸如此复杂的问题，吴起又应如何作答？他首先概括地提出一个基本观念：“夫安国家之道，先戒为宝。今君已戒，祸其远矣！”

　　 孙子曰“先知”，吴子曰“先戒”，他们所重视同样都是那个“先”字。简言之，他们都同样具有未来意识，前瞻导向。二者之间又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先戒必须先知，先知的目的即为先戒。若不能先戒，则先知又有何用？

　　 在提出基本观念之后，吴子遂开始解答现实问题，他所采取的方法非常合理，充分表现出其治学的科学精神。吴起首先分别探讨各国的民族性(俗)，并分析形成此种民族性的环境和背景，然后再断定各国的民族性对于其军事组织(陈)会造成何种影响。最后，基于此种敌情研判，提出应如何应付的对策。虽然古人文辞是比较简略，不易了解，但其所显示的基本步骤，则可以说与现代战略家所采取的几乎完全一样。

　　 由于全文太长，现在只引述齐国为例来说明吴子的分析步骤：“齐性刚，其国富。君臣骄奢，而简于细民，其政宽而禄不均。”这是对齐国民族性及其形成原因的分析，所以，“一陈两心，前重后轻，故重而不坚”。这是基于以上的分析，而对齐阵(战斗序列)所作的研判。最后，吴子才提出其对策：“击此之道必三分之，猎其左右，胁而从之，其陈可坏。”

　　 对于其他五国，吴子也都逐一作了同样的分析和研判。不要说是在古代，即令在今天，我们对他的思想精密，态度严谨，也都应表示莫大的敬佩。

　　 吴子又提出两种极端的情况：(1)凡料敌有不卜而与之战者；(2)有不占而避之者。前者可分八类，后者可分六类。吴子所说的“卜占”并不带有迷信的意味，而只是表示考虑的慎重。他认为有某些情况是应该“击之勿疑”，另有某些情况是应该“避之勿疑”。所以必须立即采取行动。既然无疑，也自然不必占卜(不疑何卜)。于是其结论曰：“见可而进，知难而退。”他的话与孙子所说“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也正是异曲同工，若合符节。

　　三、《治兵》

　　 这一篇的主题，用现代名词来表示即为“作战”，也就是孙子所谓“用兵”。武侯问：“进兵之道何先？”吴起认为应“先明四轻，二重，一信”的原则。

　　(一)四轻：地轻马，马轻车，车轻人，人轻战。

　　(二)二重：进有重赏，退有重刑。

　　(三)一信：行之以信令制远。

　　 只有“四轻”应再略作解释：

　　 一、明知阴阳则地轻马：若能明了地形的险易，则马就可以便于奔驰。

　　 二、刍秣以时，则马轻车：马吃饱了则不会感到车重。

　　 三、膏锏有余则车轻人：车有好的维护，则便于人员驾驶。

　　 四、锋锐甲坚则人轻战：武器精良则人员勇于战斗。

　　 现在就要进入本篇的主题。武侯问：“兵何以为胜？”吴起对曰：“以治为胜。”又问：“不在众寡？”对曰：“若法令不明，赏罚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何益于用？”

　　 吴起是精兵主义者，他认为决定因素不是数量，而是“治”，治的意义即为组织，也就是管理。他说：“所谓治者，居则有礼，动则有威，进则不可当，退则不可追……投之所往，天下莫当，名曰父子之兵。”

　　 吴起又非仅知管理，也同样善于用兵。敢于冒险，强调速决。他指出：“凡兵战之场，立尸之地，必死则生，幸生则死。其善将者，如坐漏船之中，伏烧屋之下，使智者不及谋，勇者不及怒，受敌可也。故曰：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生于狐疑！”这一段话真是千古名言，尤其是最后两句对于古今中外的指挥官都是永恒的警告。

　　 这一篇最后一段中，吴子大谈马经，表示他对养马用马之道大有研究，实在令人深感诧异。吴起为何如此重视马？在古代战争中，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马政是否受到重视，对国运的兴衰具有重大影响作用。所以，吴子的确具有远见，他在战国初期即已知马之重要，并预言：“能明此者，横行天下。”

　　 《吴子》卷下

　　四、《论将》

　　 依照《武经七书》本，《吴子》卷下也是分为三篇，而以《论将第四》为核心，其他两篇则只是这一篇的延伸。卷上以国家战略为主题，而卷下则以军事战略为主题。军事战略的主管就是“将”，所以应首先论将。

　　 孙、吴二子都同样重视将在战略领域中所扮演的角色。不过，他们的意见又并非完全一致，而是有同有异，所以，若合而观之，则似乎更能使后世了解先贤将道的精义。

　　 孙子把“将”列入其“五事七计”之中，而且在“主孰有道”之后就立即考虑到“将孰有能”，足以证明孙子认为将在战争中的地位是仅次于主。所以，他说“将者国之辅也”，而且还又说“国之宝也”。

　　 吴子不仅像孙子一样地对“将”表示极端重视，而且更强调将必须是文武全才。他说：“总文武者军之将也，兼刚柔者兵之事也。”吴起特别指出，“凡人论将，常观于勇”，但他却认为“勇之于将乃数分之一耳”。同时他又指出：“夫勇者必轻合，轻合而不知利，未可也。”换言之，匹夫之勇反而足以误事。孙吴观点颇为类似，都不过分强调“勇”之重要，这是他们与克劳塞维茨之间的重大差异。

　　 吴子认为“将之所慎”也就是必须注意的因素有五点：

　　(一)理(管理)——治众如治寡。

　　(二)备(准备)——出门如见敌。

　　(三)果(果断)——临敌不怀生。

　　(四)戒(警戒)——虽克如始战。

　　(五)约(简单)——法令省而不烦。

　　 此乃吴子所独创的一套原则，非常有系统而富实用价值，足以留传千古。若与孙子的“五德”(智、信、仁、勇、严)相配合，则孙子所言为体，吴子所言为用，可谓相得益彰。

　　 吴子又首创“四机”和“三威”的观念，何谓四机？用现代语来解释：

　　(一)气机——提高士气，振奋军心。

　　(二)地机——了解地理，善于利用。

　　(三)事机——使敌方君臣相怨，上下相咎。

　　(四)力机——武器精良，士马习战。

　　 所谓“机”者含有机智与机会的意义，良将应能发挥其机智，以来捕捉胜机。

　　 何谓“三威”？吴子曰：

　　(一)鼙鼓金铎所以威耳。

　　(二)旌旗麾帜所以威目。

　　(三)禁令刑罚所以威心。

　　 简言之，军事组织必须有良好的指挥通信系统和严格的法令规章，这样始能使全军上下对战略环境不会产生误解，对上级命令能够彻底执行。所以吴子曰：“将之所麾，莫不从移，将之所指，莫不前死。”

　　 最后，吴子又认为：“凡战之要必先占其将而察其才。”简言之，在未战之前，应先评估敌将的才能。这样始能“因形用权，不劳而功举”。由此可知吴子是像孙子一样，对用兵是采取非常慎重的态度的。

　　 吴子又把将才分为两类，其一为智将，其二为愚将。假使敌将为智将则勿与战；假使敌将为愚将，则他虽握有数量优势，还是能将其击败(虽众可获)。吴子的思想与孙子非常接近。孙子认为“古之所谓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换言之，不要花太大的力量即能很轻松地将敌人击败。这也是他所谓“胜兵先胜而求战”的理由。

　　 孙子在其中也曾使用“智将”这个名词。《作战》篇中有“故智将务食于敌”之句，但其意义与吴子所谓智将者并不相同，而且也未将智将与愚将作相对的分类。所以，把将分为智愚两类实乃吴子的创见。

　　五、《应变》

　　 《论将》篇虽不如《图国》篇那样重要，但同为吴子全书中的最精彩部分，尤其是篇中有很多新创的观念和独到的见解，所以相当值得重视。第四篇之后的第五篇，名为《应变》，就逻辑而言，实乃前篇之延伸。在战争中不可能一切都照规律行事，而必然会遭遇到各种不同的变局，所以为将者必须要有应变的才能和方法。因此，吴起在对将道作概括的讨论之后，遂进一步分析各种不同的变局，以及应变的方法。

　　 不过，吴子的时代距离现在实在太远，所以，他所列举的各种情况，自今日视之，多已与现实脱节而无实用价值。因此，只拟略举二例以来说明此篇的内容。

　　 一、武侯问曰：“卒遇敌人，乱而失行，则如之何？”意即突然遭到奇袭应如何应付。吴子对曰：“凡战之法，昼以旌旗幅麾为节，夜以金鼓笳笛为节。”何谓节？节就是节制，也就是现代军语中的“管制”。部队若有适当的管制，则“三军服威，士卒用命”，自然不害怕奇袭，也不至于发生混乱．

　　 二、武侯问曰：“若敌众我寡，为之奈何？”吴起对曰：“避之于易，邀之于厄。”其理由很简单。不在平易之地与敌交战，不让他发挥数量优势。在险阻的地方待敌，也就能以少击众。结论为：“用众者务易，用少者务隘。”

　　 《应变》篇的讨论仅以此为限，其余细节则从略。

　　六、《励士》

　　 《励士》篇是全书最后一篇，一共只有一段，但篇幅很长。其所述的内容，不一定可信，不过却能显示吴子思想中的一项基本观念。

　　 武侯问：“严刑明赏足以胜乎？”吴起对曰：“严明之事，臣不能悉(并无研究)，虽然非所恃也。”于是他列举三事，认为那才是“人主之所恃也”。

　　(一)发号布令而人乐闻。

　　(二)兴师动众而人乐战。

　　(三)交兵接刃而人乐死。

　　 武侯接着就问：“致之奈何？”吴起的回答是：“君举有功而进飨之，无功而励之。”换言之，即嘉奖有功以鼓励无功。

　　 于是武侯在朝廷设盛筵飨士大夫，分三行依照功绩上下入座，并分别给与赐赏。行之三年，秦兵入侵西河，魏国人员都不待命令，奋起应战。武侯遂向吴起说：“子前日之教行矣！”

　　 这固然是一个莫须有的故事，但足以显示吴子的基本思想，他重视教育，认为鼓励比赏罚有效。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吴子之思想与孔子完全相同，可以显示他是儒家的弟子。

　　 结论

　　 自古孙吴并称，在中国军事思想史中，同为旷代宗师。现在就以二子之比较来作为本章的结论。孙吴二子是两个不同时代的人，相距约百余年。他们的思想来源也不相同。孙子出生于齐，吴子出生于鲁。孙子为齐学的正宗，吴子则为鲁学的别派。

　　 我国兵学，源远流长，但有史可考的起点似乎应为西周。武王伐纣有两位重要助手，一为太公，另一为周公。周朝建立后，太公封于齐，周公封于鲁，并各传其所学，这也就是所谓齐学与鲁学的由来。从现代战略的观点来看，太公之学以军事战略为主，周公之学以国家战略为主。

　　 以兵学为主轴的齐学自太公之后，由于管仲、孙武、司马穰苴、孙膑等人的传授，而成为我国古代战略思想的主流。反而言之，鲁学自周公到孔子，遂演进为儒家思想。儒家并非不知兵，而更有其治国、平天下的大战略思想，但可惜不曾受到后世的重视。

　　 吴起学于鲁，以孔门再传弟子为师，充分显示其思想是以儒家为基础。他在初见魏文侯时所说的“内修文德，外治武备”，足以证明他不仅是一位军事战略家，而更是一位国家(大)战略家。

　　 《孙子》十三篇大致说来是一部相当完整的书，所以从其书中，后世对他的思想可以获致正确的认识。吴子却是一本残书，而且其内容也只是语录，并非具有逻辑系统的书。就书论书，吴子的地位实在是不足以与孙子相比拟。尤其是现存者仅为六篇，而其中较能明白显示吴起思想特点者又只有两篇，所以，仅以现有的版本为基础，实不足以显示吴起思想的全貌。

　　 再从时代的观点来比较，孙子为春秋后期人，大致与孔子同时，吴起为战国初期人，彼此相距约百余年。春秋战国之际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个变动相当迅速的时代，所以，他们两人所面临的国际环境、社会生活，都有很大的差异，这当然也对其思想产生重大的影响，并在著作上留下深刻的烙印。

　　 春秋后期的军事制度还是以贵族(士大夫)为主力，他们的社会地位、所受教育大致类似，而平民对于战争只作边际性的参加，也不受到重视。到战国初期，军事部队的数量大增，贵族的比重降低，而平民(步兵)变成主力。所以吴起在其书中强调“和”、“教”、“治”等观念，而在孙武的书中则对于它们并不曾给予同样的重视。

　　 吴子是精兵主义者，认为素质比数量远较重要，但孙子则与克劳塞维茨的想法相同，认为数量优势，尤其是决定点上的压倒优势即为胜利的保证。这又与时代背景不无关系。孙子时代的各国兵力在素质上大致相等，所以可以凭数量优势一决胜负；吴子时代各国兵力改由老百姓组成，素质良莠不齐，所以国家内部团结(和)、教育程度，以及军事组织的管理(治)变成了决胜的基础。

　　 基于以上的分析，应该可以获得两点重要结论：

　　 一、吴子的战略思想是一个很值得深入研究的主题，但可惜的是其书已残缺不全。我们真希望有一天能够从地下掘出较完整的吴子全书。

　　 二、研读古人战略思想著作，必须首先了解其思想来源、时代背景，否则即可能产生误解，而这也正是当今学人所常犯的错误，愿与读者共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