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恒的战争艺术·第四
作者：张元伟等·中国
出自————《再现拿破仑战争艺术》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二、影响战争的因素多种多样
战争政策是军事科学所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克劳塞维茨的最大贡献似乎就是他确实认清战争与政治(政策)之间的关系，“战争是政治用其他手段的继续”也已经成为千古传诵的名言。非常令人感到惊奇的是，若米尼在这一方面的见解几乎和他同出一辙，但是这一点却极少为人所注意到。
若米尼非常重视战争与政治的关系。一般说来，兵法分为五个纯属军事问题的组成部分，即：战略，大战术，战争勤务，工程艺术和基础战术。但是，若米尼认为这当中还缺少一个主要的组成部分，即战争政策。这个组成部分虽然对于下级军官来说可能没有什么用处，但对于任何一个总司令来说，却是完全必要的，因为这个组成部分同所有可能采取的战争计谋和行动都有极深的关系。它与国务活动家的科学的联系要比与军人的联系更紧，关系更为密切。因此，战争政策也应属于军事所要研究的科学。此外，他拟用了一个新名词，“军事政策”，并把它作为书中第二章的章名。需要说明的是，德文的Politik，法文的Polotique，都同样具有政策和政治的双重含意。
若米尼认为，一个国家进行战争的目的可能有这么几种：
(一)恢复某些权利或是保卫某些权利；
(二)满足重要的社会利益，如商业利益，工业利益，以及涉及民族繁荣兴旺的一切利益；
(三)援助其存亡对本国安全或对保持政治均势具有必要关系的邻国；
(四)履行攻守同盟的义务；
(五)推行某种学说，压制或保卫某种学说；
(六)为本国利益的需要而采用夺取的手段扩大国家的影响和势力；
(七)保障国家的独立，使其不受到威胁；
(八)为雪国耻而进行报复；
(九)满足征服和侵略欲望。
这些不同战争的类型，对于为达到既定目的所要采取的作战行动的性质、所需投入兵力的数量，以及可能将展开战斗行动的范围，都可能发生某种程度的影响。
毫无疑问，在这些战争中，每一种都可能是进攻战争，也可能是防御战争；甚至原来发动战争的一方也可能按要求或者被迫转入防御，而原来遭到进攻的一方只要善于准备也可能立即转为主动，采取攻势。另外，由于各方的相对地位不同，可能还有其他一些有影响的复杂情况。
一旦决定进行战争，就必须按照战争艺术的原理进行战争。但是仍然必须承认，由于所通情况的不同，各种战斗行动的特点会有很大差别。此外，在进行战争时，还要考虑外交政策方面的不同情况。这些战争政策，既不完全属于外交领域，也不属于战略领域，但是，它们对于政府的和军队统率的计划来说，却具有重要的意义。
根据不同类型的战争，若米尼在战争政策方面提出了不同的处理策略。
没有弱小的敌人，也没有弱小的同盟
若米尼认为，腓特烈二世入侵西里西亚，和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都是争权夺利的战争。
若米尼将这种争权夺利的战争分为两类：第一类，某些强国用以夺占有利的天然疆界，以取得政治或贸易上的优势；第二类，用以极力减弱具有危险性的敌人的力量，或用以遏止具有危险性的敌人的力量的增长。实际上后一类战争是属于武装干涉；一个国家很少会在没有盟国援助的情况下单独对一个强敌发动进攻；这种战争通常是以联盟进行的，而这种联盟又是利用强敌与第三强国的关系发生冲突组成的。
对于有同盟国参加或无同盟国参加的战争，若米尼认为，如果其他各种条件都相同，那么有同盟国参加的战争总比没有同盟国参加的战争更容易取胜。这是完全合乎自然规律的。毫无疑问，一个强国有可能比联合起来反对它的两个弱国取得胜利的把握更大。然而，能得到邻国支援总比孤军作战有利。这样不仅能以同盟的力量来增强自己的兵力，而且还能在很大程度上削弱敌人的兵力，因为敌人不仅要用相当大的部队来对付我方盟国的援军，而且还必须防备其本来根本不可能受到进攻的安全疆界遭到进攻。若米尼断言：没有弱小的敌人，也没有弱小的同盟；甚至是一个大国，无论如何强大，都不可以轻视弱小国家或小型同盟，否则是不可能不受到惩罚的。
全部兵法就在于善于待机而动
对于捍卫权利的攻势战争，若米尼认为，当一个国家对邻国提出要求恢复权利时，并不一定总是要用武力来实现这种要求。在决定进行战争之前，必须考虑，从社会利益出发，这一战争是否有利。
最正确的战争，将是为了恢复不可争议的权利而进行的，能使国家获得与牺牲和冒险相当的真正利益的战争。但是大多数情况下有争议的和可以提出异议的权利太多，以致使得大多数战争虽然从表面看也是为了争取继承权、遗嘱权或婚姻权，但实际上只是为了获取利益。例如，在路易十四当政时，关于西班牙王位的继承问题，是顺理成章的事，因为这是依据郑重的遗嘱行事并得到家族关系支持的。这也是西班牙全国人民普遍的愿望。尽管如此，这个继承权问题仍在整个欧洲引起了空前激烈的争论，导致出现了一个反对法定继承人的全欧联盟。
当奥、法两国正在交战之际，腓特烈二世趁机从档案馆里找出一批古老的文件，并据此率兵进入西里西亚，夺占了这个富省，从而使普鲁士帝国的势力增加了一倍。这种解决办法的成功及其重要性，是问题的关键，因为假使腓特烈没有取得成功，他便会遭到人们的指责，这一行动也便是错误的。但由于行动规模巨大，时机适宜，这就使得腓特烈的这次突然入侵，像一次可以原谅的突然入侵一样，得到了原谅。
对于进行此类战争，决无成规可循，全部兵法就在于善于待机而动。进攻的行动应符合所赋予的目的。首先采取的攻势行动，当然是占领可要求归还的土地。然后，为了以在敌国境内对敌人造成威胁的手段来达到预期的使敌人让步的目的，可以根据情况和双方兵力发展进攻。一切都决定于所结的同盟和双方的军事装备。在这种进攻行动中，有一个主要问题，就是不要引起第三者国家的忌妒，以免他们援助要进攻的国家。也就是说。在政策中应预见到这种情况，应预防别国干涉，其方法是向邻国做出一切必要的保证。
力争主动先发制人
当一个国家面临某一邻国借口有权收回某块土地而发动进攻时，这个被进攻的国家由于对自己的权利有着坚定的信念，总是很少会不战就放弃这块土地的，总是认为捍卫这块土地是光荣的和理所当然的。对于这样的国家，若米尼认为最好还是力争主动，先发制人，首先攻入敌国，而不要在自己的国境内消极等待侵略者入侵。这样，从军事观点来看，一切都将决定于双方所处的位置。
一个机构巩固的大国，如果在国内没有内部纷争，没有后顾之忧，在国外又不需担心第三国的进攻，那么在敌国境内作战当然总是有利的。首先，这个国家可使自己的领土免遭战争的蹂躏，其次，可让敌人来负担战争中的耗费。另外，还可争取一切道义上的有利因素，激发自己军队的高涨士气，同时从战争一开始就可使敌人处于惊惶失措的状态。但是，从纯粹的军事观点来看，一支军队如果在本国领土作战，也可能拥有很大的优势，因为它在战场上可控制一切天然和人工有利地区，可以自由运动，可以得到全国、全民和各级政权的帮助和支援。
这些真理似乎是不容置疑的，对于所有战争也都是适用的。但是，如果说战略原则是不可变动的，那么就决不能说战争政策也是不可变动的，因为战争政策由于受民意、当地局势和军政领导人的影响，经常会发生变化。就是这些变化会使人相信那种粗浅而错误的论断：似乎战争是没有固定规律的。我们要阐明的是，军事科学是有自己的原理的。当与强敌交锋而欲免遭失败时，决不可违反这些原理，只有战争的政治方面和精神方而发生变化，才允许偏离这些原理，而这种偏离是绝对不可能有把握地预计的。不过即使如此，也可以对各种可能性进行估计。因此，必须根据情况修改军事行动计划，但是在执行这些计划时，仍必须遵守兵法原理。必须承认，例如，当制定对法国、奥地利或俄国作战的战争计划时，其着眼点必须区别于制定对土耳其人或任何其他东方国家作战的战争计划，因为后者的军队虽然勇敢、人数众多，但却缺乏组织纪律，没有秩序，不能合理机动，不能在失利时镇静沉着。
干涉性战争有利于选择最好的参战时机
若米尼认为，在一个国家可能进行的所有战争中，最适合的和最有利的，将是在已开始的斗争中发起的干涉性的战争。这个原因是非常容易理解的：这样进行干涉战争的国家，可以与其所帮助的国家共同把全部力量都放到天平的一端，可以改变力量对比，随时参战，也就是说，可以选择最好的参战时机，以使其军队采取具有决定意义的行动。若米尼将干涉分为两类：第一类，某国力图干涉邻国的内政；第二类，某国在适当时机干涉邻国的外交。
若米尼认为，要介入邻国的外部战争，其理由可能有三：(1)攻守同盟可能要求干涉，有义务支援盟国；(2)为了保持所谓政治均势——为了维持近几世纪以来的局势，这种局势看来极其平常，但却往往被那些本应特予维护的人们所忽视；(3)为了使已爆发的战争避免产生于己不利的后果，并从中获取某些利益。
历史上有无数的例证说明，有些国家之所以覆灭，就是因为忘记了以下真理：当一个国家允许它的敌国无限制地扩张时，这个国家就一定要开始衰败；而另一个国家，即使是二等国家，只要能适时运用自己的力量，有时就可以成为政治均势的仲裁人。从高度的政治观点来看，这足以证明，干涉性的战争是有利的。
至于从军事观点来看，很明显的是，作为第三方力量参加已开始的战争的这支军队，将是决定的力量。这种决定作用的大小，将取决于它对已开战两军所处地理位置是否有利而定。举例来说，1807年冬季，拿破仑渡过维斯瓦河，并冒险直抵柯尼斯堡城下，致使自己后方受到奥地利的威胁，前方面对沙俄帝国的全部力量。如果当时奥国能从波希米亚派出 10万人的军队向奥得河进攻，那么拿破仑就很有可能完蛋。当时他的军队认为，如果能得以回到莱茵河地区，无疑是幸运的。可是，所有的情况都表明，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奥国人没有进攻，他们按兵不动，想等到他们的军队增长到40万人才动手。两年之后，奥国果然用这么多的兵力发动了进攻。但是，结果失败了。如果当初奥国能及时用其所有的10万人的军队发动进攻，则肯定会轻而易举地决定欧洲的命运。
由于有以上两种不同的干涉，又产生了以下几种不同的战争：
1、一个国家按条约要求，作为辅助力量参加干涉性战争，为此仅派出辅助军团，其兵力大小按预先规定编组；
2、一个国家作为主力参战，其目的是援助弱小盟同，保卫其领土，把战争区转移至远离本国疆土的地区；
3、当几个强国联合反对一个强国时，地理位置接近战争区的国家，也可能作为主力参战；
4、一个国家可以在战争已经爆发之后参加干涉，也可以在尚未宣战之前参加干涉。
当一个国家根据条约要求，只派出少量兵力参加干涉时，那它只是处于辅助地位，因而作战的指挥权是属于主要的进行战争的国家。当作为联盟成员国，并派出大军参加干涉时，则情况完全不同。
在这些战争中，军事上的机遇各有不同。若米尼指出，在七年战争中，俄军实质上是奥、法两军的辅助力量。但是，在它占领旧普鲁士以前，它却是在北面作战的主力。而当费尔莫尔和萨尔特科夫将军率军进入勃兰登堡后，他们就仅为奥军利益而行动。这些远离自己基地的军队，只得完全依赖其同盟军的行动。
若米尼认为，这种远离本国的远征，对军队来说，是很危险的，对司令官来说，是非常困难的。1799年和1805年的战局，都是在这方面的不幸例证。因为长距离的远征，往往会使干涉军遇到相当的危险。但是也有有利的一面，那就是本国由于远离战争区，因而受到敌人入侵的危险便大为减少。这种情况下，对将领来说，会感到艰巨，但对国家来说，却是有益的。
在这类战争中，若米尼认为最主要的问题是：选择一个在政治和军事方面都是专家的总司令；必须明确地与各同盟国确定各自在军事行动中应承担的责任；同时还必须规定出完全符合共同利益的行动目标。历史上，多数同盟都是恰恰由于事先忽略了这些措施，以致或者完全遭到失败，或者难以战胜一个虽然较弱但却比较统一的大国。
第三类干涉性战争，或称时机有利的战争，由于不仅可以全力参战，而且可以接近本国国界作战，所以是一种最为有利的战争。奥国在1807年遇到过这样一个机会，但却未能予以利用。不过在1813年，它又获得了这样一个机会。当时，它与萨克森接壤，而当时拿破仑刚刚在萨克森集中兵力，它只要从后方对在易北河地区的法军作战正面实施突击，就能几乎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战胜法军。在这种情况下，奥国投入了20万兵力，可以说是稳操胜券的。两个月之内，它恢复了对意大利的统治和对德国的影响，而这些都是它已经丧失了达15年之久的权利。奥国在这场干涉性战争中，不论在政治或军事方面都获得了很大的利益。这种一箭双雕的利益，只有国家的主要领导者们才可能期望获得。
若米尼分析到，维也纳内阁之所以能够这样大获全胜，一方面是因为它的这种干涉是在离本国很近的距离上进行的，因而可以展开大量的兵力；另一方面，这次是在战争已经爆发的情况下参加干涉的，不仅可以全力以赴，而且可以选择最有利的时机。众所周知，这两种优势有着巨大的决定意义。不仅仅是一些大国，即使是一些小的国家，只要善于把握局势，捕捉战机，就能在斗争中取得优势。
攻击一个满怀狂热情绪的民族是非常危险的
若米尼认为，政治性的信念战争得到支持和抵抗的机会，差不多是均等的。例如，1792年出现的那种荒诞的社会现象，实际上是想在全欧洲取消著名的《人权宣言》，各国政府都处于惶恐不安之中，它们当时想的只有一个，便是拿起武器铲除火山口上的熔岩，并且把喷熔口堵住。但是其办法却不甚妙，因为对于医治由于一时极度冲动引起的狂热情绪而造成的病痛，用战争和入侵的办法却是很不好的措施，它愈是狂热，持续的时间便愈短。时间，只有时间才是医治狂热的感情和无政府主义的学说的灵丹妙药!若米尼说：“一个有教养的民族，它可以暂时出现狂暴分子的捣乱，但风暴终究会过去，理智必将会重新确立，想要凭借外国的武力平息这种骚乱，就好像在引信刚刚燃到火药的时候，便去排除地雷，这只能促使其更快地爆炸。最明智的办法，是让地雷去爆炸，然后把爆炸的弹坑填平，这岂不是比在地雷旁边被炸死要好得多吗?”(48页)
基于法国大革命的深入研究，若米尼深信，如果不是对吉伦特派和国民议会施行武力威胁，那么他们永远也不敢把大不恭的手伸向软弱的、但却是令人尊敬的路易十六身上的。而且，如果没有迪穆里耶的惨败和外敌入侵的威胁，那么吉伦特派永远也不会被山岳党人所击败。而且，如果放任各党派这么随意的斗争下去，那么国民议会很有可能不但不让位与可怕的国民公会，还会依据情况的需要和法国历来的传统习惯而逐步地恢复温和的君主政体。
若米尼认为，从军事方面看，信念战争是可怕的，因为入侵军攻击的目标不只是敌人的军队，而且也屠杀起来反抗的群众。
历史上像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斗争明显地证明，对一个满怀狂热情绪的民族进行攻击是何等危险!当然，不善于采取军事行动也是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若米尼接着说道，本来为了能找到进行这种战争的正确规律，应该知道，当法军在迪穆里耶溃退后，如果联军不去以炮火破坏并亲自占领那些要塞，反而向这些要塞的司令们宣布，他们不论对法国及其要塞，或者对法国的英勇的军队，都没有仇恨，而另一方面又率20万大军直取巴黎，那么会出现一种什么局面?也许他们可能使帝制复辟。但是，如果没有一支强大的军队掩护他们向莱茵河退却，他们也可能全军覆没，无一生还。这在当时是很难解决的问题，因为从来还没有过这样的经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一切都决定于法国民族和法国军队所采取的决心。因此，这个问题是两种同样难以解决的没想。
若米尼认为，信念战争的军事规律，大致与民族战争的军事规律相同。但是，前者与后者之间有一个主要的不同之点，即在民族战争中，对敌对国家必须加以占领并迫使其屈服，对其要塞必须加以包围和夺取，对其军队必须加以歼灭，对其所有地区必须加以征服。而在信念战争中，其主要目的既不是征服敌对国家，也不是攻击次要目标，必须尽最大努力，以便直接达到作战目的，决不受细节问题的阻挠，并竭力避免敌方人民因顾虑其民族独立和领土完整受到威胁而激起反抗心理。
一个进行全民抵抗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
若米尼在探讨干涉性战争时，涉及了人民战争或民族战争的问题。他先是给人民战争下了一个定义：“只有是全民参加的战争，或者至少是在全民中精神振奋而决心捍卫自己独立的、占大多数的人参加的战争，才能称为人民战争。”(51页)这一定义虽然尚未论述人民战争的阶级性问题，但却大体涉及了捍卫国家独立的正义性和全民参战的群众性两个人民战争的基本要素。当然他所论述的又主要是指民族战争意义上的人民战争。
同时，他还不自觉地涉及并论述了民众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他认为，全民都自发起来参战的场面是比较少见的。任何一支精锐的军队，如果碰上一个大民族实施全民抵抗，都将是难以取胜的。这是因为：
首先，战争可以促使民众的力量聚集起来。这种行动的出现，可能由截然相反的原因引起，即被奴役的人在其政府的指使下，一哄而起。此时支配他们的，可能是对本国统治者和他们祖国的高尚的热爱感。一些迷信思想很重的人们也可以在僧侣的煽动下武装起来。再有就是一些人出于政治信仰或出于对其制度神圣的爱，而开赴战场去保卫其最宝贵的东西。
其次，民众参战可以大大增强抵抗者的力量。当入侵者侵入异国境内时，“入侵者所有的不过只是一支军队，而他的敌方却不仅只有一支军队，而且还有一个整个的民族，这个民族普遍或至少多数都奋起进行抵抗，他们利用各种武器，个个致力杀敌，甚至非战斗人员也参加战争，积极杀敌。而入侵者却只能控制其所占据的地区，一离开这个地区就会遇到敌人，敌人千方百计给制造困难，使入侵者寸步难行”。(53页)在这种人民战争中，每占领一寸土地，都必须经过战斗。进入这种国家的军队，只能控制其所驻地点，并以武力取得补给，而其辎重则往往处于被毁灭或被夺取的威胁之中。
若米尼对此还作了较生动的描述：武装的居民都熟悉当地的地形，并能通过多种途径很快了解敌人的一切活动，并采取最有效的措施破坏敌人的计划。作为入侵军却完全不同，他得不到任何情报，又不敢派出小队人员去侦察情况，他们不用刺刀，就很难获取其他物资保障的方法；他们不采用密集的纵队，就无法保障安全；他们的一切行动都有盲人瞎马之感。入侵军的每个步骤都可能落空，在经过似乎是周密协调和精确计算的调动之后，当完成快速的疲惫行军或企图实施闪电突击时，又会突然发现敌方除留有营火的余烟之外早已无影无踪。这很有点像堂吉诃德的境遇，花了很大力气，冲过去对付的却是一盘风磨。而这时他们的对手却在破坏他们的交通线并歼灭交通线上的警卫部队，袭击他们的辎重队和仓库，从而在这场带灾难性的战争中久而久之并不可避免地要被拖垮。
他还认为，即使是入侵者在民间也可能会获得一部分的拥护者，形成一个与抵抗者对立的集团。但假使大多数的人民都站在另一边，并占据一切军事资源，那么，少数的居民对入侵军的支援，就不会起多大的作用。
他也看到了民众在战争中作用的某些差别，认为在民众都参战的情况下，民族自发的抗战，与一个国家有组织的国防的意义是不同的。
关于民众力量在战争中的发挥，若米尼认为，一是抵抗的民族应以纪律严明和相当数量的正规军作为抵抗的核心，否则只能是一盘散沙，难以持久。
二是抵抗的民族应充分利用国家天然的地形条件增强抵抗力。抵抗的民族可通过控制绵长的海岸线并拥有制海权，或者与拥有制海权的强国结成同盟，使自己的抵抗力量得到倍增，使起义的烈火便于得到支援，并使敌人可能占领的一切地方都受到袭扰，使之从海上输送给养更加困难。山地对于守方特别有利，山地国家往往是其人民最为敌人害怕的国家。深林狭路也同样有利于防守作战，富有辽阔森林的国家也是其人民最为敌人惧怕的国家。
若米尼虽然看到了民众在战争中具有重要作用；但又脱离战争的性质，抽象地认为，这种民族性人民战争的结果十分可怕。因此，出于人类利益的考虑，并以军人的身份，宁可看见那种具有侠士风度的古代战争，也不愿看见这种有组织的大规模的屠杀行为。他还抹煞了民众的阶级属性，认为一个政府为了在政治上谋求统一，使用兵力来对付自己的人民是情有所原的，为在民族战争中获胜，应实行安抚政策，“广泛采取恩威并用的手段”。(55页)
千万不可同时进行两个大规模的战争
罗马人有一条著名的古训：千万不要同时进行两个大规模的战争。这一原则早已为人所共知。
一个国家可能被迫同时与两个邻国的人民进行战争，但是特别不幸的是，在这种情况下还找不到能出于自卫和保持政治平衡而给予援助的同盟。不过联合起来反对一个国家的两国人民对战争能同样关心并愿同样倾其全力的情况是很少的；如果其中一个国家仅起助战作用，那么这种战争将是一种普通的战争。
路易十四、腓特烈大帝、亚历山大皇帝和拿破仑，都经受过对付欧洲联盟的大战。如果由于本来可以避免的任意侵略而发生这种战争，那么这种战争将证明，首先发动战争的一方是非常错误的。如果这种战争是在迫不得已和不可避免的情况下进行的，那么就必须采取改善态势的措施，力求采用所有可能造成各方一定均势的手段和联盟。
反对路易十四的伟大联盟，正如我们前面所说，表面上是因为西班牙问题形成的，实际上是早在路易十四前几次发动侵略，使邻国深为恐惧不安的时期，即已产生。路易十四当时赖以对付欧洲联盟的，仅仅是与巴伐利亚选帝侯所结的可靠同盟，和与萨瓦侯爵所结的比较令人怀疑的同盟(实际上萨瓦侯爵按时增加了参加联盟的力量)。腓特烈二世是因为得到英国的一些经济援助和6个小国5万人的协助，才经受了一场要对付欧洲3个最大王国的战争。但是他的敌国行动不协调和兵力不充足的这些事实，却弥补了他缺乏强大同盟的不足。
这两次战争，和俄皇亚历山大1812年所经历的战争一样，几乎都是不可避免的。
法国在1793年遭到了整个欧洲的攻击，其原因是由于雅各宾派制造了千奇百怪的混乱局面，随之便是两个党派严重对立，接着又是吉伦特派的空想造成了混乱。吉伦特派宣称，他们蔑视在英国舰队支持下的世界上所有的国王!这些荒谬行动的结果就是可怕的混乱。然而，法国却奇迹般地从中摆脱了。
可见，在近代的各国统治者当中，只有拿破仑一个人，曾经主动同时发动过两个甚至三个可怕的战争，即对西班牙战争，对英国战争和对俄国战争。不过在对俄国战争中，他得到了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支援，与此同时，他还满以为土耳其和瑞典也会给他支持，所以一般都认为他冒了很大的危险，但是他自己却并不以为然。
由此可以看出，在以下两种战争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别。一种战争是：一个国家只对一个国家作战，而另外有一个第三强国仅以辅助者身份支持后者。另一种战争是：一个国家同时从两面对两个强国作战，而这两个强国将投入全部兵力兵器，以压倒对其造成威胁的任何敌人。例如，拿破仑1809年如果只是对可能得到某个辅助者按照条约派遣兵力支援的奥地利一国作战，而不是同时对美国 [ cdhyy注：原文如此。美国当时强大到如此地步了吗？估计应为“英国”。 ] 所支持的奥地利和西班牙两国分别作战，那可能情况就会好得多。前一种战争基本上属于一般战争。
因此，一般说来，应得出这样的结论：必须尽量避免两线作战的战争，而如果一旦发生这种战争，则最好先对邻国中的一个敌国采取克制忍辱态度，到适当时机再报仇雪耻。不过这一规则并不是没有条件的。双方的兵力对比、地形条件，以及为恢复某些均势而争取同盟的可能性——这一切情况都会对受到此种战争威胁的国家的决心产生影响。如果我们能既指出这种战争的危险性，又同时能指出对付这种危险性的方法，那我们就算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战争制胜离不开军事统计学和军事地理学
所谓利用军事统计学这门科学，就是要对假想敌国的实力和资源，尽量作彻底的了解。军事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战争区的地形和战略形势；可能遇到的人工和天然障碍；由于国家边界或甚至全部幅员所形成的具有决定意义的要点。不仅内阁，而且统帅和参谋部，都应该了解所有这些情况。否则，在他们的计算中就会有严重的失误。这种事是经常发生的，尽管今天各个文明国家已在统计学、政治学、地理学和地形学等各种科学方面取得巨大成就。
若米尼举例说明军事地理学的重要性。 1796年莫罗将军的军队在入侵所谓黑森林时，原以为在进入该地区时会遇到可怕的大山、隘路和森林，从而迫使其想起充满可怕事件的古代赫尔西尼亚。但是当法军登上与莱茵河相望的这一片辽阔台地的陡坡之后，却非常惊奇地发现，原来想象的山就是这些山坡和一些山坡阶地，而从多瑙河发源地到多瑙佛特的这个国家全部是辽阔富饶的平原。
第二个例子，是发生于1813年。拿破仑的整个军队，甚至包括这位伟大的统帅本人，都认为波希米亚内部山地纵横，然而当部队越过环绕着波希米亚的群山之后，却发现在整个欧洲还没有一个国家像波希米亚这样平坦。这是经过行军之后才发现的。
若米尼认为，当时所有欧洲的军人，在对巴尔干山脉和对奥斯曼土耳其人真正的实力估计上，几乎都犯有此类错误。他们认为，似乎在君士坦丁堡曾经命令他们，要把这一山脉视为土耳其帝国的不可克服的壁垒和屏障。由于从这样的传统偏见出发，他们会以为，普遍武装的土耳其人民一定能组成一支可怕的民军，顽强抵抗到最后。而经验证明，由于按照古时的规定，在多瑙河沿岸的边境各城市居住的都是强悍的土耳其近卫军士兵，致使这些城市的居民都比帝国内地的居民尚武，这些内地居民仅曾对那些被解除武装的印度贵族作过战。实际上，土耳其的边境地带只不过是一道没有任何支持力量的精神遮障。而当俄军一旦穿过这一遮障，幻影就消逝了。战争经验表明，一群乌合之众的勇士，虽然武装到牙齿，也还不能形成一支精良的军队，不能保障民族的防卫。
但是当时军事地理学和统计学这门科学还缺乏基础论著，还需要进一步发展。劳埃德在其《回忆录》的第五部分，提出了从地理上概述欧洲各大国边界的经验，但是他的见解和预言没有得到证实。他所看到的到处都是障碍。他把奥地利在蒂罗尔至帕绍市之间沿国间的边境说成是不可克服的。而实际上，正如众所周知，莫罗和拿破仑1800年、1805年及1809年，曾率领15万之众的军队对这一地区实施机动，打败了奥地利人。
若米尼认为，当时一般人对于军事统计学和对于军事地理学一样不够了解，关于这方面只有一些表面化的、不全面的图表。上面胡乱地标记着一些关于国家军队和军舰数量的资料，以及关于国家预期收入的资料。但是这一切还远不足以构成完全适应联合作战需要的科学。若米尼指出，这都是在军事上制胜的重要问题。
军队的激情和统帅的指挥艺术是影响战争胜败的重要因素
若米尼认为，影响战争胜败的因素是很多的，除前面说过的以外，还有军队的激情。他说，当应该加以克服的在人民中激起的激情成为必须战胜的大敌时，军队统帅和政府都应该竭尽全力，来平息这种激情。另一方面，军队统帅应尽全力使自己的战士振奋，激起他们的激情，而当敌军有这种激情时，则应予以抑制。所有的军队都可能具有这种激情。只是由于各国人民的特性不同，用以激发这种激情的原因和手段可能有所不同。军事上的雄辩术是许多著作的研究对象，这种雄辩术是一种激发军队激情的有用的方法。拿破仑和帕斯克维奇将军的号召，古代统帅对其军队的训词及苏沃洛夫的训词，都更简明有力，堪为典范。西班牙政务会的雄辩术和马顿纳·德尔·皮拉尔的奇迹，都以相反的办法取得了同样的效果。与人民攸关的战争起因和具有常胜威名的统帅，这是鼓励军队士气，并促使军队取胜的强大武器。
有些军人对这种激情的利益持否定态度，他们更喜欢在战斗中坚定不移，冷静沉着。若米尼承认，这两者各有利弊。激情能使部队建立伟大的功勋，但问题在于激情不易持久。军队一旦失利沮丧，失去勇气，就会很快溃散。
影响战争胜败的另一因素是双方军队司令官的积极性和无畏精神。任何政府和统帅，都应该随时考虑到自己军队的内在价值，并能把自己军队的力量与敌军加以比较。若米尼说，一个俄国将领，当他指挥着一支在欧洲算是最坚强组织的军队时，他能够在开阔地区轻而易举地战胜一支不论其人员如何勇敢，但却是无组织无纪律的军队。同样是那位俄国将领，指挥着同样的那支军队，但是当他所遇到的是一支在训练和纪律上大致与俄军相似的其他欧洲军队时，他的行动就要慎之又慎了。最后，用同样的手段，对像马克将军那样的统帅作战能够取胜，而对拿破仑作战却会惨败。
若米尼指出，军事行动的勇敢程度，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政府，取决于政府对军队的影响。他说：“一个统帅，其行动可以完全自由，而另一个统帅，其天才和行动都要受到处于200古法里以外的最高军事委员会的约束，在这种情况下，前者在对后者斗争中一定会处于极大的优势地位。”(66页)
一个统帅的高超指挥艺术，无疑是胜利的最可靠的保证之一，尤其是在交战双方的其他条件都完全相等时，更是如此。若米尼说：“历史上一个伟大的统帅被一个庸才击败的例子，也是常有的。但是，一个例外并不能构成一条定律。”(66页)当命令被部下误解或出现偶然情况时，原为名将所创造的成功条件，可能转而有利于敌军。这是一种既不可预见，又不可避免的偶然性。然而，如果根据这一原因，就否定在一般情况下原理和科学对作战的影响，显然是不正确的，因为偶然性本身就是原理的胜利，因为只有运用这些原理并在这方面占优势的军队，才能取得胜利。但如果由于承认这些理由而得出结论反对科学，也是毫无根据的，因为军事科学是一种能使所有可以预见到的机遇有利于自己的艺术，不过这种艺术并不能适用于变化无常的命运。即使由于调度适当而获胜的交战次数并不超过由于偶然性而获胜的交战次数，也不能作出否定的论断。
若米尼还说：“假使统帅的机智是取得胜利的最主要因素之一，那么就不难理解，对统帅的选择，是国家管理科学中最复杂的问题之一，也是国家军事政策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66页)但是不幸的是，这种选择往往受到一些非主要因素的影响，以致在选择统帅时，有时对是否符合社会利益，是否正确，考虑得较少，而对任命统帅影响较多的却是偶然性、年龄、私人好恶、党派倾轧和忌妒竞争。
良好的军事制度比黄金和钢铁更重要
若米尼把有关支配军队的制度看作是政府军事政策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他说：“一支精锐的军队，在才能平庸的司令官指挥之下，能够创造出奇迹。而一支并非精良的军队，在一位伟大的统帅指挥之下，也能创造出同样的奇迹。但是如果总司令官的超人才能还能再加上精兵，就一定能创造出更大的奇迹。”(67页)
若米尼认为，要使军队达到完善的程度，必须具备以下12个条件：
1、良好的兵员补充体制；
2、良好的军事组织；
3、组织良好的国民后备军体制；
4、部队和军官在机动、内务和野战勤务方面，都有良好的训练；
5、严厉但不带屈辱性的军纪，以信念为基础，而不是靠形式主义的队列勤务所培养起来的服从和执行命令的精神；
6、有效的奖励和竞赛制度；
7、特种兵(工兵和炮兵)有充分良好的训练；
8、尽可能在武器装备方面，包括在进攻性武器和防御性武器方面，保持着对敌人的优势；
9、一个总参谋部，既善于利用上述一切因素，又善于很好地组织军官的理论和实践训练；
10．一个良好的仓库、医院和一般行政管理体系；
11．统帅部和高级领率机关都有健全的组织体制；
12．善于提高士气。
若米尼指出，为了避免遭受重大损失，对上述要求的任何一条都不可忽视。他以普鲁士为例说明这一点。普鲁士在1806年的军队虽然训练精良，纪律严明，但因缺乏能干的统帅领导，又没有国民后备军，结果普鲁士在拿破仑的突击下15天之内即被击败。
若米尼警告世人：“一个政府，不论用什么借口轻视军队，总是要受到后人的谴责，因为由于它轻视军队，不仅不会使国家和军队获得成功，反而会给国家和军队带来耻辱。”(68页)若米尼说，他当然并不主张政府应为军事牺牲一切，因为这种主张是荒谬的。不过军队总应该成为政府经常关注的对象。假使国家的统治者自己没有受过军事教育，那么他就在这方面很难达到他应达到的目的。遗憾的是，一国之主缺乏军事教育的现象极为普遍。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弥补这一不足，必须建立起英明、富有远见的制度，其首要的部分当然是良好的征兵体制和良好的国民后备军体制。
事实上，有些政府的形式，往往不允许国家元首采取最好的军事体制。若米尼说：“假使罗马共和国的军队，甚至法兰西共和国的军队，路易十四和腓特烈大帝的军队也同样，都曾证明，即使各国政府的组织原则各有不同，也能够有良好的军事组织和英明的作战指挥，那么我们还是不能不承认，现代的风尚，现代的政府形式，都在很大程度上能促进国家军事力量的发展，能提高国家民兵的真正军事价值。” (68～69页)
当国家的财政权控制在一些代表地方利益或代表狭隘小集团利益的人们手中时，行政当局的各种军事考虑会受到极严格的限制，即使是一些细节问题也可能被完全否决。由于误解，便有许多人认为这样的政府是与人民为敌的政府，而不是代表全国利益的领导机构。人民滥用自由，同样也会引起这样的恶果。正因为如此，所以一个政府，即使最有远见，本来可以根据国家的最大的和长远的利益行事，甚至组织抵抗敌人预有良好准备的突然侵略，但在这种情况下，也不可能对大战预做准备。
若米尼说：“我决不主张国家要从早到晚剑拔弩张，天天准备打仗。这种情况对人类来说，简直足一种祸害，而且从现在的国家情况来看，也是不可能出现的。我只是想说明，一个文明国家的政府应该常备不懈，以便能随时开始有利的战争。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则政府当局一定要有远见，要有良好的军事制度和完善的军事政策。”(69页)
虽说平时在立宪政体之下，政府由于行事要受立法议会的牵制，以至在建设和准备强大的军事体制方面，可能显得不够有力。可是，还必须承认，一旦遇到决定国家命运的危机时，这种咨议性议会又可能发挥另一种作用，可能使国力得到更大的发展。
若米尼认为，“在一个长期的和平阶段中，保持军队的战斗力特别重要，因为军队的战斗力在和平时期最容易退化。在这方面最重要的是保持军队的士气，举行大规模演习训练部队。尽管这种演习对真正的战争还模拟得很不完善，但却不可否认这是训练军队准备战争的最有效方法。此外，为使军队养成吃苦耐劳的风气，还应使他们经常参加一些有益于国防的劳动。”(70页)
其次，必须完善奖励和晋升制度。平时的奖励和晋升固然应重视年资，但决不可忽视功绩。在平时，应有3／4的军官按职资晋级，而其他1／4的军官则应按选拔的原则，根据各人的才能和勤奋程度决定晋升。在战时，按职资晋升的办法应停业或减少，仅给1／3的人员按职资晋级，其余2／3的晋升名额应分给能力出众和战功卓著的人员。
还必须建立发展武器装备制度。虽然单有武器装备的优势还不能赢得交战的胜利，但武器装备的优势却可以增加和促进战争胜利的机会。因此，武器装备应不断得到日新月异的发展。军队的武器装备如果不能超过邻国的话，也至少应和邻国一样完善。在发展武器装备方面掌握主动权的国家，可以保证自己占有巨大的优势。
若米尼指出，富有黄金的大国，其国防可能有时很差。历史证明，最富的民族并不一定是最强大的和最幸福的。从军事力量的天平上来看，钢铁至少是和黄金一样重。但是我们仍需毫不迟疑地承认，要使一个国家具有最强大的国力，并能经受长期战争，就必须要有英明的军事制度、爱国精神、大量财富和社会信用，而且要能把这些因素很好地结合起来。
若米尼把“一个英明政府”所应采取的基本军事政策的要点加以归纳概述如下：
1、一个国家的君主必须既受过政治教育，又同时受过军事教育。他在自己的谋士中，要找到精明的行政长官比较容易，而要找到国务活动家或军事家就比较困难，所以他自己应成为这样的国务活动家或军事家。
2、如果一个国家的君主不能亲自统率军队，那么他的最重要的责任和他最应关心的问题，就是应该找一个称职的代理人，即委托一位在指挥军队方面最有才干的将军负起国君的职责和维护国家的安全。
3、常备军不仅应该经常处于能战状态，而且还应该在必要时，能够利用早已适当准备的后备队进行扩编。军队的训练和纪律都应适应先进编制的要求。其次，军队的武器装备如果不能超过邻国的话，至少也应该和邻国一样的完善。
4、全部物质器材都必须优良，而且还要有储备。对于邻国所发明和采用的一切有益的新东西，都应该尽量采用，而不应该受到一些不必要的民族自尊心的影响。
5、对于军事科学的研究，应和对于勇敢与勤奋一样给予保护和奖励，这是很重要的。对于热心研究军事科学的部队，应该给予尊重和荣誉。对军队来说，这是可以从各方面吸收具有专长和功勋的能干人才的惟一的方法。
6、在平时，总参谋部应倾其全力来做战争准备。总参谋部资料室里应拥有大量的战史资料，以及为现在和将来所需要的各种统计、地理、地形和战略等方面的文件。
7、决不可忽视搜集有关邻国军事地理和军事统计的情况，以了解敌人在进攻和防御方面的物质能力和精神能力，并判明敌我双方在战略形势上的优劣。这种科学性的工作应由最优秀的军官来做，而且应对完成任务出色者给予奖励。
8、当决定进行战争后，如不可能制定出详细作战计划至少应制定出一个概略计划，以明确作战目标，并保障建立作战基地，供给一切必需的物质器材，从而保证整个战争的胜利。
9、概略作战计划应适应：战争的目的；将与之作战的敌人的特点；国家的自然条件和物质资源；双方民族特性和双方军政领导人的特性。概略作战计划应考虑到敌人在进攻和防御方面可能用以对付我们的所有物质能力和精神能力。其次还应注意到在战争期间敌我双方各自可能争取与之缔约的同盟，因为这会影响预计成功的机会。
10、还决不应该忘记国家的财政状况。应把财政状况同决定战争胜负的其他军事因素等同看待。
优秀的统帅是战争制胜的可靠保证
若米尼非常重视将帅在战争中的作用及其选拔问题的探讨，在《兵法概论》中专辟有“军队统帅和高级作战领率机关”一节。
他在论述影响战争胜败的其他因素时认为，“与人民攸关的战争起因，和具有常胜威名的统帅，这是鼓舞军队士气，并促使军队取胜的强大武器”。(65页)并认为，作战双方军队司令官的积极性和无畏精神，也是战争胜败的重要因素。
他指出：“一支精锐的军队，在才能平庸的司令官指挥之下，能够创造出奇迹。而一支并非精良的军队，在一位伟大的统帅指挥之下，也能创造出同样的奇迹。但是如果总司令官的超人才能还能再加上精兵，就一定能创造出更大的奇迹。”(67页)
他还认为，“一个统帅的高超指挥艺术，无疑是胜利的最可靠的保证之一，尤其是在交战双方的其他条件都完全相等时，更是如此。”(66页)虽然在历史上一个伟大统帅被一个庸才击败的例子也是常有的，但一个例外并不能构成一个定律。譬如，当命令被部下误解，或出现偶然情况，就可能使原本为名将创造的成功条件转而有利于敌军，这是一种既不可预见、又难以避免的偶然性。尽管军事科学是一种能使所有可以预见到的幸运有利于自己的艺术，但这种艺术却并不能完全适用于变化无常的命运。
若米尼特别强调将帅选拔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指出：“假使统帅的机智是取得胜利的最主要因素之一，那么就不难理解，对统帅的选择，是国家管理科学中最复杂的问题之一，也是国家军事政策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67页)
他批评说，不幸的是，在选择统帅时，通常总要受到偶然性、年龄、个人好恶、忌妒心理、党派倾轧以及以貌取人等不良因素的影响，因而难以公正地选贤任能。
他认为，要想选拔出真正的将才，首先负责选拔的人本身必须善于对人进行分析判断，同时，应尽可能找一些可靠、忠实、豁达并与公众接触较多的人做顾问，力避不应有的好恶和偏见。
在他看来，统帅的才能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善于审时度势和计划行动，另一方面是善于亲自使行动计划付诸实施，直至成功。但他又强调，选用高级统帅，最主要的还是看个人的素质和品性。他认为，军队总司令最主要的素质及条件应是：
其一、顽强的性格。军队总司令必须具有顽强的性格和勇敢的精神，能够做出伟大的决定，遇事冷静沉着，或具有体魄上的勇气，不惧怕任何危险。
其二、良好的品性。军队总司令应是一个勇敢、正义、坚定和公正的人，能够尊重而不忌妒别人的功绩，并能利用这些功绩来增加自己的光彩。
其三、精通战争理论并具有实际指挥能力。学问对军队总司令能起有力的辅助作用。但不应该一谈到学问，就认为应该博学，实际上应知道的少而精，特别应力求深刻而透彻地掌握战争指导原则。同时，有能力担任高级统帅的人，必须具有军事天才和应用的素质，富有经验并习于指挥军队。但在其他条件完全相等的情况下，一个出身于参谋、炮兵或工兵，并指挥过师、军的将军，将比一个仅熟悉一个兵种或一个专业的人更适合于担任军队的统帅。
若米尼还认为，如果将帅是一个军事天才，那么即使他的部下和僚属的能力都不算太好，他仍然还有获得决定性胜利的希望。然而，真正伟大的将帅又不可能是很多的，加之选拔将帅的困难，因而有必要组织一个良好的参谋班子，来弥补将帅在某些方面的缺欠，并辅助将帅履行职责。他指出，幕僚就是主将的辅佐，所以他们对于作战也具有重要的影响。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幕僚组织，是一种最有用的军事组织。
将帅与幕僚组织在职权上是相互区别的，将帅主要负责做出重大的决定和从事作战行动的一般指挥；而幕僚组织则代替处理一切有关执行方向的任务。同时他们彼此之间的工作又具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将帅与参谋长必须保持着绝对的和谐。参谋长必须是一个能力高强的人，假使将帅缺乏拟定作战计划等能力时，参谋长就应尽可能协助他。如果将帅与参谋长合作得不够密切，时起摩擦，那么军队的命运也就不问可知了。
他认为，一位优秀的战略家是有资格做一个良好的参谋长的，但是一个总司令却需要有更严格的条件。他必须有高尚的人格，无比的精力和经得起考验的品性，当找不到一个屡经考验的确富有天才的伟大统帅时，最好是找一个在战争实践中确经考验的勇敢沉着的将军担任军队的指挥，并指派一个具有高度能力和坦率诚恳性格、并善于协作的人担任参谋长，组织军队的统帅部。尽管这种双重指挥不能同腓特烈、拿破仑或苏沃洛夫的指挥相提并论，但在没人能具备伟大统帅全部军事天才的情况下，这可能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若米尼还认为，建立高级作战领率机关是极其重要的，政府对军事行动的控制必须适度。
要组织一个得力的参谋部。鉴于要保证合理选拔总司令比较困难，要给总司令增设一个得力的参谋部；这个参谋部可采取将领会议的形式，以使其能真正对作战过程发生影响。毫无疑问，一个能保持优良传统不断得到发扬的总参谋部军官团，将永远是一个最有益的和最成功的机关。
必须采取措施培养人民的尚武精神
若米尼指出：“如果政府不采取措施培养人民的尚武精神，那么它为建设军队而采取的一切最好的措施也都将是徒劳的。”(83页)例如，罗马的全盛时期，罗马人把国家的强盛归功于人民的勇敢精神和尚武精神。后来他们渐渐丧失了这种美德，不再把服兵役作为光荣的义务，而把保卫国家的责任交给外籍的雇佣兵，因而罗马帝国的衰亡也就无可避免了。无疑，凡是能增加国家福利的一切因素，都不应忘记或忽视。即使对平凡而勤劳的人们也必须尊重，因为他们是国家繁荣的主要因素。但是，必须要使这一切做法永远服从能形成国家力量的伟大制度，为此，就必须鼓励整个民族的尚武精神。他说：“假使在一个国家里，那些牺牲生命、健康和财产去保卫祖国的勇士们，还不如那些包税者和交易所的生意人受到尊重，那么这个国家就一定是非常可悲的!”(83页)
鼓励尚武精神的第一种方法，就是使军队受到普遍的尊重和关怀。第二种方法，就是保证那些曾为国家服役的人，对于政府官员享有优先候补权，甚至可以规定某些职务须由服役多少年者始可充任。
可能有人会认为，轻易从军职转为文职，对提高士气可能有害，因此，为巩固士气，应使军人没有可能在军外谋求职业。如埃及、土耳其、英国、俄同等国的军队不允许军人转任文职。但在把服兵役规定为居民临时义务的国家，则应另作别论。如罗马的法律规定，必须在军团服役满10年者，才有权转任各种文职，这可以看作是保持旺盛士气的一种真正较好的方法。
然而，“不论国家实行什么制度，作为一个英明的政府，其一贯的宗旨应该是：提高军职的地位，以培养居民的光荣感和英勇精神。否则，这个政府就可能受到子孙后代的谴责，就可能使国家遭到拜占廷帝国的命运”。(85页)
但是，“单在居民中提倡尚武精神是不够的，还必须也在军队中鼓励尚武精神”。(85页)因为如果军队本身没有这种英勇精神，那么，即使公民尊重军人，即使提高作为公民义务的服兵役的地位，也不可能在实际中带来好处，倒很可能致使国家的军队成为一支人数众多，但却没有价值的警察部队。
军队的激奋精神和尚武精神虽可产生同样的效果，但它们却是两种不同的素质，不可混为一谈。激奋精神是政治或宗教信仰，以及爱国心等暂时感情冲动的结果；而尚武精神则是统帅领导艺术和军事制度所产生的结果，它受环境影响较小，应受到任何具有远见的政府的重视。
关于如何在军队中鼓励尚武精神，若米尼提出，其一、要具有自我牺牲、英勇精神和责任感。必须使军官和士官干部坚信，自我牺牲精神、英勇精神和责任感都是美德，如果没有这种美德，任何军队都不可能得到荣誉并受到尊敬。必须使人人懂得，在失败时仍坚定不移，比在胜利时精神振奋更为可贵，因为只要有勇气，即可攻占敌人的阵地，但在强敌攻击之下，却需要有英雄主义精神，才能完成艰巨的退却，并使敌人遭到顽强的抵抗。若米尼说：“国王的天职是，对完成一次巧妙的退却，也应该像对一次最辉煌的胜利一样给予奖赏。”(85页)
其二、要养成吃苦耐劳的习惯。平时就应该使军队受到艰苦的锻炼，使军队永远具有并保持压倒敌人的优势，提高军队对伟大功勋的荣誉感。提高军队士气的有效方法，就是鼓励勇敢，惩罚懦弱，并使人人把胆怯视为可耻。罗马军团衰亡的主要原因就是娇生惯养，他们的士兵过去在非洲的烈日下作战，都不觉穿戴甲胄疲劳，而后来在日耳曼和高卢的凉爽天气之下，却反觉得甲胄太重了，于是罗马帝国的末日也就来临了。
其三、要严明军队的纪律。假使部队的纪律不严，必然军心涣散，一旦丧失秩序，即使是勇敢的军队也可能出现惊慌失措的恐惧现象。如10万土耳其大军在彼得瓦拉登之被欧根·萨瓦亲王击溃，和在卡古尔之被鲁缅采夫击溃，并非缺乏勇敢精神，而正是由于无秩序的攻击被敌人粉碎后，士兵各自逃生，成了乌合之众。他指出：“‘一致’可以产生力量，秩序可以保证一致，而纪律又是秩序的先导。如果没有纪律和秩序，是决不可能取胜的。”(65～66页)
其四、不要过分轻敌。如果过分轻视敌人，一旦遇到敌人顽强抵抗，军队的士气就可能动摇。而拿破仑在耶拿会战之前，当对拉纳军训话时，既称赞了普鲁士骑兵的英勇，又预言说，普鲁士骑兵终究抵抗不了他的埃及士兵的刺刀。
需要指出的是，若米尼将政治、外交仅仅归结为精神因素，是不科学的。他对精神要素、精神手段的认识，也与我们今天的理解大不相同。他所理解的精神手段十分宽泛、模糊，乃至落实到对军事政策的具体内容的理解时，竟把和敌情分析有关的一切内容统统地纳入其中。比如，若米尼不仅把民族尚武精神和军队士气的培养，影响战争胜败的士气、指挥员的精神状态，统帅的精神素养纳入到军事政策的研究中，而且把对假想国的实力和资源的了解、支配军队的制度、军队指挥权的实施方式等内容也说成是精神因素。这反映了若米尼在认识上的矛盾和混乱。
但是，若米尼对战争与政治关系的关注，对战争最高层次决策问题的涉及，对战争发动时机和战争进程、战争性质和战争规模的论述，对战争活动与外交手段之间相互关系的认识，已经摆脱了以往军事理论的束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