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面临的问题和争议·第七

作者：哈诺德·J·克莱姆 ·美国

出自————《经济动员准备》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回顾美国20世纪工业动员准备计划工作的历史，一种自相矛盾的现象显而易见。美国在每次进入战争状态时，从未做好过充分准备，以便为前方的将士们提供作战物资保障，尽管还有这么一个事实：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总是采取一些临时性措施，以防止在未来的战争中出现各种短缺现象。对工业动员准备的支持，只有到达“威胁临近、需求迫切”的状态时才展开。当危险迫在眉睫时或美军已实际参加战斗时，美国的工业基础才具有活力并得到充分的资金。然而，一旦威胁消失、需求减少，工业投资就会随之取消。从历史的角度分析，在两次冲突之间的时期中，工业准备计划很少有人注意。然而，正是在这段时期中的工业准备计划具有最重要的价值。例如，要是在两次战争之间的时期中恰当地维护我们的弹药生产设施，那就会为国家节约千百万美金。每当美国介入战争时，弹药短缺的状况总是迫使政府花费巨资来迅速改造国营生产设施，以满足不断增长的弹药需求。

　　 为了把握80年代美国工业准备所面临的问题的症结，我们必须认真剖析一下苏联(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主要竞争对手)目前的军事状况和战备形势。众所周知，苏联的军事力量在最近若干年中日益强大，而美国在保持与苏军力量的对抗冲，遭遇了重重困难。苏联在世界上能向越来越大的范围投送兵力和扩大影响，其军事力量的扩展是重要因素，或是主要因素。但是，在评估苏联实力时，不太起眼而又常被忽略的因素，是其工业能力在军工生产方面所起的作用。据说，“美国公民及其盟友所必须达成的首要的一致看法就是，苏联人过去和当前一直在、将来显然也一定会继续进行军事人力和作战物资生产的动员，以便在没有战争的持久冲突中挫败西方，并打赢有限核战争或全面核大战，如果这种战争不可避免的话。” [ 注：里查德·B·福斯特和弗朗希思·P·霍伯合著《有限动员──80年代动员准备与威慑战略》，《环球季刊》第24期(1980年秋)，第456页。 ] 当前，苏联的军事工业基础正以显著的速度开展生产，这一简单事实极大地增强了苏联支持战争的能力。异常活跃的、“高热”的军工生产基础，为苏联人准备短期冲突和长期战争提供后勤基础。(顺便提一下，与西方国家相比，苏联似乎较少地倾心于短期战争的理论)假如能够获得充足的原料和足够规模的设施，“高热”的军事工业基础就能即时扩大生产、迅速作出反应，为满足紧急需求而增加作战物资的供给。

　　 简言之，为了保障军事力量的增长，苏联人已经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军事工业基础。在过去20多年中，这一基础得到了持续稳定的发展。 [ 注：关于目前苏联军事工业基础性质的论述，主要取材于美国国防部的出版物──《苏联军事力量》第2版(华盛1983年)第73—74页。 ] 新型、改良武器的不断产出，生产设备的不断增加，生产速度的高水平，这些都使得苏军的军火工业处于一种稳定运行的状态。现在，军火工业有150多家主要工厂遍布全苏，主要生产舰船、飞机、导弹、装甲车辆、大炮、弹药和炸药。保障这些主要工厂的数千家配套厂在全国形成一个网络。另外，苏联有一个庞大的工业部门负责提供电子设备和无线电通讯器材，以满足军事行动的需要，还有一个规模庞大并还在继续扩大的、主要用西方技术发展起来的汽车工业。

　　 70年代中期以来，苏联用于生产陆军武器的工业占地面积在继续扩大。1982年，下塔吉尔机车车辆和坦克制造广生产了2000辆T—72和T—80(苏最新式)主战坦克。世界上最大的用于生产潜水艇的造船厂──北德文斯克海军造船厂，则进一步展示出苏海军生产设施增长的程度。自1967年以来，该厂占地面积扩大了数十万平方米，或者说比1965年的占地面积扩大了大约3/4。北德文斯克海军造船厂只不过是苏联生产潜水艇的数家船厂之一。在同一时期中，约有23家主要船厂得以扩充，另有4家新船厂投产。

　　 在苏联的航空工业中，几乎每个已经建好的飞机制造厂都有一幢新的供最后组装飞机用的大楼。还有一个崭新的大型飞机制造厂在兴建之中。该厂竣工后，可以建造和组装大型运输机和轰炸机。在生产技术方面的质的改进(它典型地体现在新型和比较尖端的飞机上)，与航空工业生产量的增长是同步的。

　　 近几年来，苏联的军事开支占用了国民生产总值的15%，而美国则不到7%。如果目前的这种趋势继续下去，苏联军事开支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在80年代末期可望达到20%。

　　 苏联在军事方面的总投资，近10年中比美国高出80%(按美元计算)。据估计，70年代中期苏联在军事方面的费用是美国的两倍多。但是，由于后来苏联发展计划放慢，而美国的军费开支增加，所以到1981年两家军费开支的差距有了一定程度的缩小。在此期间，苏联放慢发展计划是苏联军火生产周期性的必然结果。苏联在研究和发展方面的巨大努力，加上它在军事生产设施方面的持续扩展，都表明苏联军事采购活动的花费不久将恢复到历史上的增长水平。据估计，在整个这段时期中，苏联用于研究和发展的资金比美国同类费用高出70%，到1981年则是美国的两倍多。苏联用于军事活动维持方面的费用，在70年代和1981年均比美国高25%。

　　 在过去的10年中，苏联及其它华约成员国均面临恶化的经济形势。在国内，苏联经济正遭受资源短缺加重，生产成本上升和各部门之间争夺优先权的困扰；在国外，支援类似古巴、越南，阿富汗和波兰等共产主义政权所付出的代价，又给苏联经济增加了额外负担。然而，苏联仍通过维持全苏工业发展的高速度，来确立国防部门在工业生产中的优先地位，而不管国民经济的其它部门所付出的代价。故此，在过去的20年中，苏联的军事工业一直得到稳定持续地发展。苏联军事工业发展最大的原动力，是其规模的扩大和巨额财力、人力的投入，而生产固有的周期性则是最重要的因素。生产广家总是处在生产状态，当旧的一代武器项目退出现役时，新的一代立即开始服役。在新旧武器系统转换的过程中，虽然在武器的采购方面会出现某些波动，但不会产生低潮期或停工没有活力的长期间歇状态。生产的周期发展，设施的不断增加，生产的高速度，这些都使苏联的军火工业处于高度的战备状态，以保障任何紧急状态和新式武器生产的需求。

　　 当然，苏联政治经济制度的专制和集权的特性，使国家领导人可以把国家经济转到任何期望的方向，以便达到他们的国家目标。苏联的生产机器是一个由强大官僚阶层控制的高度计划性的体制。这类集中控制的体制表明，当领导阶层把国家资源转向军工生产、把社会资金用于增强动员能力时，消费者无法作出有效的反抗。于是，美国及其它西方民主和自由企业体制的状况，与上述情况形成的强烈对比，是再清楚不过了。在民主和自由体制中：(1)国家领导层的意见分歧可能比较大；(2)有必要使国家的大部分人口做好从事大规模动员的准备，特别是当他们尚未觉察到情况紧急、威胁迫近时，更是如此。

　　 从上述观点中可以直接引出下述基本问题：在本世纪80年代，困扰美国有效制定和实施工业准备计划的，是政府最高决策层在工业准备计划领域缺乏集中统一领导。 [ 注：众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国防工业基础小组委员会的报告，在总结关于国防工业计划状况调查结果时，曾具体地阐述了这一点。参见《失调的国防工业基础：对危机的来临尚未做好准备》第48页。 ] 另外，政府确保美国工业动员能力的职责是分散的。首先是在国会中有各种各样的委员会，其次是在联邦政府中有各种各样的部门和机构，所以，没有统一集中的领导。如前所述，国会在采矿、矿产、公用土地、国防生产、采购立法、研究与发展、州际和国际商务、税务和财政等事务上的管辖权限，分别授予了各委员会。在联邦政府机构中，虽然最近把总的监督和协调职权授予了联邦紧急管理署，但是，其执行职权则主要分散给商务部、内政部、能源部、劳工部、国防部及其它各种各样的部门。因此，在80年代初期，这种职权分散的现象导致美国缺乏长期有效的工业反应能力的准备计划，并使评估整个执行效果，特别是国会的国防工业基础工作的效果变得相当困难。

　　 与此类似，1981年初国防科学委员会最新研究工业动员准备状况的报告称，“它在国防部对于工业基础，工业反应能力和工业动员准备等事务的职权区分方面，遇到了一些难题。” [ 注：国防科学委员会报告(1981年)第65页。 ] 而国防部长办公室在这些事务方面的职权同样是分散的。人们认为，政策制定和政策导向对工业基础状况有着巨大的影响，而这是在采购执行机构职权范围之外作出的，尽管这一执行程序目前是在国防部助理副部长(负责采购政策)的领导下落实的。国防科学委员会的结论指出，国防部内部的精力，并未集中在目前的工业准备上，也“没有为工业基础的健康发展与管理进行积极的倡导”。 [ 注：同上 ] 在此我们可以认为，1982年秋天任命了一位负责动员计划和需求的副助理国防部长，这是对国防科学委员会报告中指出的不足的某些弥补。

　　 除了负责工业动员准备计划的领导和机构所固有的不统一性引出的问题外，表现出的问题还有，那些对准备计划负主要职责的联邦政府的民事部门和机构，对80年代初期国家所面临的动员准备工作，不是尽心尽力地去做。显然，它们强烈地倾向于自己的部门，埋头处理那些日常的“内部”的它们职权范围以内的事务 [ 注：参见贾斯珀·A·小韦尔奇：《军事战略和工业基础》第4页。 ] 这一事实已被联邦政府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进行的动员演习的结果所证实。里根在其执政的头两年，即已采取积极措施来解决公共机构中的这一难题。

　　 与上述问题同时存在，并在80年代初同样受到人们关注的问题是，必须对那些未来战争的紧急情况作出一个为众人所接受的解释。这一解释可以成为政府部门制定和执行动员准备计划的共同基础。人们认为，国防部在这里起着重要作用，因为它负有最初制定长期战略规划和目标的职责，并且还要提出达到这些目标的基本需求。可是，在这些基本事务方面。直到80年代初期仍存在着方法和观点的分歧，使得那些意见相同的问题也不得解决，因此，像工业准备计划到底要达到什么目标这样的问题，也仍然不能确定。

　　 数年来，工业准备计划领域的一些有意义的活动，已经受到盛行的“短期战争”理论的干扰，而这一理论已经是国防部一些活动(或不活动)的理论基础。1983年担任国防部助理副部长(负责政策)的弗雷德·C·艾克尔，在1979年12月《华尔街杂志》的一篇论文中，非常简明地揭示了这一复杂问题的本质。

　　 “近几年来，我们忽视了在危机来临时扩大国防生产能力的问题。由于两种极端的假设，今天已无必要改善这种能力。一种假设是，如果提出需要，我们相当雄厚的经济实力将毫无问题地用于扩大国防生产。第二种假设是，任何大战将如此突然地爆发，又如此迅速地结束(其结果或者是我们彻底灭亡，或者是和平与稳定的新时代的开始)，以致于我们工业力量的动员根本无法赶上。

　　 由于工业动员赶不上战争而与战争不相干的假设，来源于我们规划者们共同的怪异的思维习惯──“短期战争”论。多年来，由于我们的国防预算紧缺，现在的物资储备只能保障约两个月大规模常规战争的补给。这使我们的国防计划者们处于两难境地：或者设想一种短期战争，或者设想一种不用补给的战争。他们选择了“短期战争计划”，这似乎可以理解。你瞧，“在短期战争中，美国的工业动员将不赶趟，在底特律生产出新坦克之前战争就结束了”。 [ 注：弗雷德·C·艾克尔：《我们能把工业动员起来吗？》，《华尔街杂志》1979年12月16日，第6页。 ]

　　 国会议员、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国防工业基础小组委员会(1980年时它负责听取关于国防工业准备状况的意见，)主席里查德·C·艾科德，以类似的看法对“短期战争”观点的影响作了评论：

　　 关于工作环境的若干事务中，最令我头痛的问题之一，是国防部明显缺乏工业准备的长期战略规划。我们获得的证词清楚地表明，国防部用于建立部队结构的计划文件──《联合指导》，根本没有提到工业动员准备。相反，《联合指导》确定我们国防工业基础规模的依据，是假设所有未来战争都将为“短期战争”。那就是说，这些战争一旦打起来，我们将只能使用手头的装备，因为它是假定生产基础开动的时间超过“短期战争”的周期。在我看来，这只不过是一厢情愿。如果我们只制定“短期战争”的计划，而不制定“长期战争”的计划，那么，未来的所有战争，对我们来说都肯定是“短期战争”。 [ 注：众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国防工业基础小组委员会的报告，在总结关于国防工业计划状况调查结果时，曾具体地阐述了这一点。参见《失调的国防工业基础：对危机的来临尚未做好准备》第20页。 ]

　　 本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当国防采购费用增加时，国防部内部在满足“短期战争”的资金需求和改善工业准备状况的资金需求两个方面，对可能得到的有限的资金展开了竞争。关于短期战争的不测事件，有一点日益清晰：在中欧爆发的高强度战争中，美国现有的军事装备连几天都无法坚持。结果，“短期战争”的倡导者在竞争中获胜，对中欧情况的重视程度日益加强，而对其它不测事件的重视程度则日益减弱。实际上，为这些不测事件而进行的工业准备、生产转化和工业动员，对增强国家的威慑力量和实际作战能力可能是有价值的。

　　 在国防战备方面，“短期预警“和“短期战争”的理论都强调近期准备的必要性，结果，国防部接受了“要紧的事情先做”的哲理。根据这一哲理，尽管工业基础对赢得长期战争是重要的，但人们必须首先确保满足在欧洲短期预警的高强度战争的直接需要能力。于是，70年代末，在真正把资源用于改善潜力转化或工业动员的基本反应能力的需要之前，军队必须把预算资金首先投入现代化装备的采购和近期战备物资储备。强调这一观点的结果，使“D—P日”理论和与此相关的工业基础反应能力理论，退居于次要地位。

　　 然而，70年代晚期的伊朗和阿富汗事件，向“短期战争”理论提出了挑战。人们越来越明显地看到，美国需要更灵活的反应能力，需要重新重视许多潜在的因素，例如，长期的高强度的紧张状态，“代理人战争”等，而改善转化和动员能力对这些会产生极大的作用。因此，只有通过工业准备计划的加强并最终实现资源需求导向，提高工业反应能力的目的才能达到。

　　 除“短期战争”理论外，福雷德·C·艾克尔还提及促使国家忽视工业动员的另一顽固理论。这种理论认为，美国经济上的优势能在某种程度上弥补可能的军事上的弱点，特别是在同苏联的各种竞争中，美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占优势的生产能力将表明胜券在握。然而，必须认识到，一旦认真分析，这一观点是难以站住脚的。 [ 注：第一章曾对此观点进行了详细研究。 ] 美国的经济潜力转化为军事实力，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受到空间、时间等许多不确定因素的制约，对它越仔细分析，就使人越无法看清。事实上，80年代初期的美国经济，能否展开一场与珍珠港事件后的动员相类似的工业动员，是个没有解决的问题。那时的动员在仅仅两年的时间内，就使国防生产顺利地增加了5倍。在面临同样危机的情况下，当前许多方面的困难都将大于1941年或1950年所面临的困难。目前，美国尚未开动的工厂能力比较小，现代化装备的生产周期比较长，自动化实际上会减低快速反应能力，而且，美国经济的自给程度还不及本世纪50年代的水平。

　　 在生产能力下降，投资不足的影响下，美国工业动员能力遭到削弱，而军工生产利润率降低引起工业能力的转移和军事采购资金供给的不确定性，则使上述情况更加恶化。那么，人们会问，假如美国在平时不愿为战时危机做准备的习惯势力被打破，美国能否花得起必要的经费和力量来增强工业反应能力，并在其面临大规模危机之前就获得足够的工业准备能力？如前所述，苏联1983年将其国民生产总值的15%投入军事建设，相比之下，美国投入军事建设的资金却不到国民生产总值的7%。 [ 注：美国国防部《苏联军事力量》第2版，第74页。 ] 即使里根执政后增加国防开支的诺言实现，1983年美国国防总支出不仅在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中相对较低，在联邦公共开支的百分比中也相对较低。过去的经验表明，美国在真正面临危机时，国家完全有能力对付增加国防开支的挑战。当朝鲜战争爆发时，美国只把国民生产总值的4.5%用于国防，但在两年之内就增加了两倍。比这更早些的例子是，在1940年国防预算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而1944年却增加到40%以上。1979年的一份报告说：“现时的国民生产总值，如果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军事开支的最高比例计算，国防预算可达1万亿美元。” [ 注：弗雷德·C·艾克尔：《我们能把工业动员起来吗？》，《华尔街杂志》1979年12月16日，第6页。 ] 简言之，历史经验和经济现实表明，在受到危机的压力时美国可以在2—3年的时期中增加其军事开支。所以，在80年代要达到合适的工业准备状况，其争论的基本点不在于负担的可能性，而在于国家是否具有某种“意志”，即在和平时期为达到合适的工业准备状况而运用必要资源的意志。然而，80年代的工业准备，看来恰好是流行的公众舆论的另一牺牲者。舆论认为，国防需求是“消极的经济负担”，“国防占用的资源如按另一方式用于社会或其它目的，将会更加有利。” [ 注：约翰·N·埃里森：《受围攻的兵工厂》第36页。 ]

　　 当然，为提高工业基础的反应速度而支付资金时，所遇到的一个长期而根本的难题是，除了因作好准备而自信的辉光之外，没有任何有形的或实质性的成果来表明花钱的必要性。由于军事力量自身的特性而被狭隘地看作为非生产部门，兵工厂、弹药厂以及准备用于生产武器的工业设备，都被认为是非生产性的，尽管当国家受到威胁时它们像装甲师、航空母舰一样，对制止战争也起着重要作用。它们必须切实做好准备，犹如装甲师必须编配人员、进行训练，就像航空母舰必须编配乘员、搭载飞机，而工业准备的基础就是有效的管理和足够的资金相结合。

　　 尽管80年代达到适当工业准备状况的困难，要比1941年或1950年时大，但可以相信，很多困难能够通过预先准备而得以缓解。据设想，一些花费不多的措施，可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缩短扩展国防生产所需的时间，并对减少民用经济的困难很有帮助。这些措施的范围可以从后备立法(其作用远远超过现存的国防生产法)，到武器装备样机的准备，特别是成批生产的武器装备的样机准备，再到后备订货等等。花钱较多的措施(即花费占国防预算1%—2%的措施)，可能包括较多的原材料储备、后备工厂设施，为快速动员而准备的“热线”或生产线，有选择地预先生产某些制造周期长的武器系统的部件等。 [ 注：里查德·B·福斯特和弗朗希思·P·霍伯合著《有限动员──80年代动员准备与威慑战略》，《环球季刊》第24期(1980年秋)，第451页。 ] 为使上述措施更加现实，建议把“动员”作为一个“专门项目”进行立项──从国防预算中拨出专款供工业动员基础的准备和维护之用。 [ 注：同上 ]

　　 在本世纪80年代，实现和维持适当规模工业准备的任何事情都极为复杂，其原因在于熟练工程人员和技工日益缺乏。正如人们所注意到的，这些短缺已被证实，而且相信还应受到全国更加迫切的关注。那些关心这一问题的许多人认为，国家必须强化教育规划，引导人们在国家教育系统的几乎所有层次上解决这一问题。 [ 注：例如，参见第四次专题研究会第三小组与会者观点的总结《在加强国防工业基础、促进国家安全会议上的报告》，坎布里奇哈瓦德大学，1982年5月10—12日，第1页。 ] 近期以来，一般的市场机制已不足以保持这些熟练技术人员的供给。有些人建议，联邦政府部门应采取行动，包括联邦政府直接向教育系统的有关部门提供经费，事实上，这是在一些领域重新推行《国防教育法》。还有一种强烈的反应，努力鼓励工业和教育系统形成伙伴关系，以共同解决这一问题。应当指出的是，有些公司，如通用动力公司和联合技术公司，已经推行训练高级熟练技术人员的计划。为解决学校系统普遍缺乏训练所需装备的问题，有人建议，实行有利的税法用以鼓励工业界向技术学校，特别是向大学实验室捐赠先进的设备。

　　 80年代早期，公众舆论对国家教育机构(特别是对小学和中学)增加了一些压力，要求重新回到“基础”教学的轨道，特别是要在毕业之前圆满完成数学和其它学科中一些基础课程的教学任务。与此变动相伴而来的意见是，通过用功绩工资来奖励那些确有能力的教师，以此来吸引那些有能力的教师进入教育系统并确实留住他们。

　　 80年代初，为了答复这些关心的意向，国会采取了一些措施，让联邦政府在纠正国家教育系统中的缺陷起领导作用。已经提出但尚未通过的一个议案，是《振兴国防工业基础法》(HR5540)，其中的部分内容是提请总统立即行动，制定并实行总统认为有必要或供应短缺的技术工人的国家培训规划。总统支持的方式是给州的职业教育委员会拨款。这些款项只拨给那些职业教育5年规划已经总统批准的州。直到1987财政年度，每年为此项目拨款2.5亿美元。还有人提议，总统应立即采取行动，制定和实施一项拨款规划，帮助学院和大学购置现代化装备，用于训练某些特殊工业部门需要而又短缺的专业，科学、技术人材。拨款可不超过装备成本的50%。建议至1987财政年度。为此每年拨款1亿美元。

　　 国会的其他成员也努力寻求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还有几项提案正在形成的过程之中，但是，由于得不到里根政府支持等原因，这些提案获准成为法律之前，会像布朗查德提案一样将面临一些难以逾越的障碍。

　　 在80年代初期，尽管里根政府在理论上同意有必要采取措施使美国教育系统更加有效，并对国家的需要作出更快的反应，但它拒绝接受那些要联邦政府提供新的援助才能解决问题的建议。总统本人在1983年：年中的公开演说中，曾集中地谈到“回到基础教育”的问题。他指出，他对国家教育问题的看法是，问题的症结并不在于花钱不够，而“在于我们没有把钱花在点子上，没有取得期望的价值。” [ 注：《里根敦促全国教师联谊会坚持学校的基础教育》，《华盛顿邮报》1983年6月16日，第A一2页。 ] 虽然里根总统由衷地赞同按教学质量来支付功绩工资(顺便提一下，自称代表大多数教育专业人员的国家教育协会竞反对这一建议)，但他却认为，解决国家教育问题的道路，应通过各级地方政府和地方协会进行更严格地管理和课程控制。

　　 80年代初美国工业动员准备的倡导者们抓住的两个最棘手的问题是：(1)如何最有效地处理技术转让问题：(2)如何运用美国领先的第一流技术力量使美国的工业振兴。工业准备的倡导者们正提醒美国人，美国研制出第一批计算机控制的机器人，第一个晶体管。第一块集成电路，第一台录相机、第一台激光通讯机和第一根光缆。然而，这些产生于国家实验室和机械厂的先进成果，都未能保障美国工业的健康发展。外国的一些公司，其中特别是日本的公司，已与美国的工业平起平坐甚至超过美国工业，而它们都是借助于美国的发明而发迹的。人们常常提出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外国人“剽窃”了美国的先进技术呢？是不是美国出卖了自己的先进成果而未考虑到竞争对自己的影响呢？一个开放，无计划，允许经济高度自由的社会，在那些依据严格“统一”原则行事的社会的挑战面前，能够生存吗？

　　 在本世纪80年代，通过出售专利、盗窃工艺秘诀、学者访问、公开的贸易文件，建立联合投机企业或公开收购外国公司等途径，把技术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这将极大地影响各国之间的力量平衡。对美国来说，这将意味着某一工业的衰亡并使大批人口失业。

　　 美国在对技术外流进行控制的过程中所面临的一些难题，我们在第五章中已经涉及。不过，在80年代初，看来美国已改变初衷，对美国发明的技术加强了保护，特别是对那些所谓的“高技术”加强了保护。前文已经提及，里根总统曾建议修订《出口管理法》，其目的在于使之成为更有效的控制工具。他还要求与盟国和友好国家谈判，达成一致的协议，以尊重美国的出口限制。当然，大家最担心的是美国的技术流入苏联，据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的情况，自本世纪70年代；早期以来，苏联及它的代理人日益重视利用国家情报网，从西方获取民间技术。 [ 注：参见《美国限制技术外流的战斗升级》，同上6月19日，第A—12页。 ] 他们搜寻技术，从研读政府出版物、参如学术讨论会及参观贸易展览开始。苏联人往往通过怀有不满情绪或贪财的雇佣者来取得某一公司的工艺秘诀，如果这一企图失败，他们就购买该公司的产品并将它运往海外的“前沿公司”。另外，据美国官方报道，苏联及其集团内的盟国已经在西方国家建立了大约400个公司(其中有20个在美国)，向苏联出口高技术产品。 [ 注：同上 ]

　　 80年代初，为了监督和限制美国技术流向苏联，美国采取了若干步骤。国防部的“国防技术情报中心”，每年都将3万余份详细技术报告加上“秘密等级”，使苏联等国获得它们更为困难。美国商务部也对国家技术情报服务局出版的通讯刊物实行限制。这些通讯每年刊载近8万份技术报告，并提供有关美国政府研究与发展规划的情报。1982年初，为协调技术界的情报活动，一个跨部门的“技术转让情报委员会”建立起来。与此同时，联邦调查局(FBI)开始向国防承包商的雇佣人员(不仅仅是那些掌握绝密的人)介绍苏联人的间谍战术。商务部因出口规定执行不严而常遭攻击，所以增加了出口监督人员的数量。美国海关还实行了一个被叫做“移居外国行动”的计划，据此，海关官员可以检查运往苏联但又认为包含限制出口技术的商品。(顺便提一下，据报，这一计划遭到美国一些商人的反对，其理由是，这一监视活动妨碍出口，危及美国经济的竞争力。)最后，美国国务院在1983年5月宣布，对于那些被怀疑利用访问而获取美国限制出口技术情报的外国人，将拒发签证。 [ 注：丹·摩根：《美国提出新的签证政策，以保卫工业资料》，《华盛顿邮报》1983年5月6日，第A—9页。 ] 在公布这一新政策的同时，国务院解释说，已经发现可观数量的外国人隐蔽他们的真实目的，实际上他们来美是要从事工业技术间谍活动。根据这一新政策而被拒发这类签证的典型事例，是东欧一个有名的情报活动人员，他申请签证时，伪装一个“商务旅行者”。但是，这项政策不仅仅针对苏联和东欧的签证申请者，而且还考虑到那些属于盟国但被认为向苏联转移情报的人。与此同时，为了限制技术转向东方集团，美国已与某些西方盟国达成秘密协议，把苏联的一些外交人员驱逐出西方国家。

　　 然而，对美国来说，并不止是个限制技术出口的问题。同等重要的是，必须把它的技术广泛地运用于自己各种各样的工业部门之中，以此作为复活美国工业的重要途径。美国的技术是一笔珍贵的资产，这一资产的运用，有助于抵消其它国家低工资，低支出等社会项目所带来的竞争优势。归根到底，技术给美国提高生产率，增强竞争力和促进经济发展带来了希望。

　　 作为80年代工业经济特点的，往往不是谁第一个拥有技术，而是谁第一个有效使用技术。而这并不止是个技术问题，它涉及组织制度，资本有效性，以及诸如机能。决策和国家意志等不定因素。在这方面，与其它工业化国家的工业家相比，美国现时工业家的特点是缺乏技术头脑。据说，美国的问题并不在于自身的改革，而在于发达工业缺乏快速适应和调节的能力。 [ 注：丹·摩根：《传出的科技返回与美竞争》，同上5月1日，第A—18页。 ] 美国公司的经理们被认为是患有“技术盲症”，因为他们主要是些银行家和律师，这些人在公司遇到问题时，宁愿把它卖掉也不设法予以解决。人们批评他们，不是重新设计和重建生产工艺以对付外国竞争，而是过快地把工厂移向海外以获取低工资率的利益。总之，人们认为，困扰美国大公司管理部门的“拿来”热，正使这些公司忽略了与自身生产相关的事务，而且成为美国工业开发新技术的重要绊脚石。 [ 注：例如，美国无线电公司1979年宣布，它缺少资金2亿美元，用以开发美国的录相机──本年代最紧俏的商品，然而，同年它为得到一个信贷公司却斥资12亿美元。 ]

　　 80年代初对美国和日本工业家的经营方法进行了一些基本比较，美国工业家的某些突出弱点显露出来。例如，美国管理部门依靠股票市场来筹集大部分资本，更倾向于关心和利用那些想获取短期利润的潜在投资者：而日本的公司则不然，如今它们倾向于依靠从银行借款，它们与银行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密切的联系。最后的结果是，日本公司把资本投入长期项目(包括开发产品)时不感到受约束。另外，与日本同行相比，美国工业管理看来距实际生产过程太远。例如，据1983年报道，直至最近，在工厂基层与管理委员会主席之间，福特汽车公司比丰田汽车公司多5个管理层次。 [ 注：丹·摩根：《为了工业的健康发展，首先要来一次自我检查》，《华盛顿邮报》1983年5月6日，第A一8页。 ] 此外，据分析，虽然美国的研究与发展的经费开支有一半由联邦政府拨付(其中有相当部分用于与国防相关的项目，其中大部分会有一些潜在的商业副产品，但美国政府缺乏有效的措施将之更快地引入商业渠道。相反，日本新技术开发署向本国的私营公司提供财政支援，以帮助它们把政府实验室中的成果转化为产品。 [ 注：同上 ] 最后，美国人应注意，日本官商之间保持的真正合作关系，与美国官商之间一般流行的对手关系形成鲜明对照。事实上，这两个国家之间最重要的不同点可能是，日本在开发和利用技术方面存在着合作的传统。日本政府在支持建立科研卡特尔的同时，也注意各公司在科研产品市场上开展有力的竞争。而美国工业家们发现，美国的反垄断法使这类科研联合形式冒相当大的风险。

　　 本世纪80年代，美国从事大规模工业动员准备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也许是使部分民众(也包括大部分政府官员)充分了解工业动员能力，威慑力量和国家安全之间的关键联系。在80年代，由于苏联采取了它特有的资源配置方法，所以它具有强大的动员能力，这是美国制定政策时必须考虑的因素。这一因素要求美国进行某些新的设想，例如，如何才能使美国的经济动员潜力成为国家安全态势中有用而有效的成分。尽管过去“每当在危机出现时”，美国的经济和工业活力总是给国家提供明显的军事优势，然而总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才能把无形的经济潜力转化为有形的军事实力。不过，在80年代，如果要使经济潜力成为难以对付的威胁，并使任何潜在对手在制定“国防”计划时不得不把这种威胁考虑进去，那么，这就要求我们进行恰当的规划和管理。事实上，如果我们管理恰当，它将成为一种任何其它方案都无法提供的特别有利的资源。正如第一章所指出的，80年代，一种难以对付的工业动员能力的存在，可以提供一种重要的能替代其它威慑形式的威慑──动员方案在许多方面都比着手核战争能力更具有吸引力。工业动员准备方案的缓慢对抗的特点，为谈判提供了充裕的时间，而且它也是一种能替代具有极大风险的使用核武器或核威胁的方案。简言之，强大的动员气势的发展，具有拓宽威慑领域的前景。另一方面，认为动员准备在核时代不合时宜的观点如果继续长期存在，就可能出现一种忽视某些国际冲突形式的危险，而这些国际冲突(甚至包括国际间大规模武装冲突)更有可能在80年代爆发。的确，考虑到实际使用核武器这一手段的相对成本和各种限制，一个能够迅速扩展的动员基础的存在，将是一个处理未来危机、增强威慑力量的更有效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