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尔浒之战·第八

作者：钮先钟 ·中国

出自————《中国历史中的决定性会战》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第一节　引言

　　 “淝水之战”发生于公元383年，“萨尔浒之战”发生于公元1619年，其间相隔一千二百三十六年。为何在本书中前后两章之间，突然跳过一千余年时间，读者一定会大惑不解，问其理由何在。本书著作目的为分析我国历史中决定性会战，所谓决定性又有广狭二义。狭义为军事决定性，即此一会战对于战争具有决定性影响。广义为历史决定性，即此一会战对于历史演进趋势具有决定性影响。

　　 人类生活中，战争乃经常存在之现象，而战争中又经常有会战之存在。虽有多次会战，又并非每次会战都具有决定性，尤其是具有历史决定性者更少之又少。若干会战虽然规模巨大，战况激烈，损失惨重，但并不一定具有决定性。因此在两章之间为何对一千余年时间一跃而过，其理由即在此。

　　 一千多年岁月中当然有许多次会战发生，但从本书观点来看，则应认为并无一次具有历史决定性，即使可能有少数会战具有军事决定性，仍不应纳入本书范围之内。
当然又非认为在此一千多年时间中我国历史静如止水，并无任何演变。此种想法不仅与事实完全不符，而且大错特错。一千余年中国历史有太多演变，不过都是另有其因，而并非某次会战。简言之，“淝水之战”与“萨尔浒之战”之间千余年，虽无历史决定性会战之存在，但非认为此一千多年中国历史已无关注之必要。实际上，必须首先了解此千余年间历史演变过程，然后始能了解“萨尔浒之战”所具有之历史决定性。

　　 第二节　帝国兴亡

　　 “淝水之战”使中国进入近四百年之黑暗期，即所谓南北朝时代，但长夜漫漫之后终于又有曙光出现。分裂终于结束，中国遂又再现统一，此即隋唐两代之兴起。在我国历史中，隋唐与秦汉之关系极为类似。秦、隋均为首先达成统一之朝代，均不能持久。秦帝国仅传三代，共十三年；隋帝国亦仅三代，共三十八年。秦隋之后均有短期分裂，然后即又迅速复归统一，其后即为汉唐盛世。两大一统朝代，以时间长短比较，则唐不如汉。汉长达四百年，而唐仅为三百年。尤其安史之乱后，唐即已衰颓，国内亦已趋于分裂，其真正统一仅一百五十年而已。

　　 现代史学家黄仁宇称秦汉帝国为第一帝国，起自公元前221年，终于公元220年。在此四百四十年中，又分为三段：(1)秦(公元前221－公元前206年)，(2)前(西)汉(公元前202－公元8年)，(3)后(东)汉(公元25－220年)。其间虽中断两次：(1)秦楚之际，仅为五年，(2)王莽建立新朝，亦仅十六年，因时间均不长，所以不妨碍第一帝国之连续性。

　　 秦汉帝国(第一帝国)对于中华民族所遗留影响至为深远，几可与周公首创之封建制度相提并论。今日中国地方行政体系仍以县为基本单位即为证明。中国人迄今无共同语言，虽有所谓国语，各种方言仍继续存在。但自秦以来中国人即使用同一种文字，此乃受“书同文”所赐。

　　 若与秦汉比较，则隋唐远较逊色。隋文帝统一中国为开皇九年(公元589年)，其成功远比秦始皇容易，但开国规模则远不如秦帝国宏伟，尤其在制度上更无任何建树。其子炀帝奢淫无度，比秦之胡亥更甚，于是隋朝随之而亡(公元618年)。中国又告分裂，不过为时颇短，唐太宗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又复归统一。

　　 唐得天下甚易，最大功臣为唐高祖次子李世民(太宗)。唐太宗为我国历史中最杰出的君主之一。曾自云：“年十八即经纶王业，北翦刘武周，西平薛举，东擒窦建德、王世充，二十四而定天下。” [ 注：钱穆，《国史大纲》上册，280页。 ] 太宗二十九岁即帝位，在位二十二年，所谓“贞观之治”为后世所仰慕。在中国历史中，唐太宗之文治可与汉武帝相提并论，而在武功方面犹有过之。

　　 唐太宗智慧极高，知人善任，乃致“贞观之治”主因。文治方面有颇多创建，例如宰相职权之重建，考试制度之建立，财政制度之改革，而尤其最重要者则为府兵制之健全。府兵制虽非唐代首创，但经太宗改造，遂成一种非常有效之兵役制度，兼有征兵、募兵之长而去其短，实为盛唐武功之人力基础。

　　 唐之武功赫赫为后世所称道，但亦反映外患之严重，《新唐书》有云：“唐兴，蛮夷更盛衰，尝与中国亢衡者有四：突厥、吐蕃、回鹘、云南(南诏)是也。” [ 注：《新唐书》卷二一五上，《突厥传》。 ] 简言之，外患与唐朝相终始，能否制服外患，即为其盛衰之关键。

　　 唐朝开国时，最严重外患为东突厥，唐太宗充分准备后，派遣李靖率师十余万分六路进兵，半年即将东突厥灭亡。于是国威大振，西北诸夷莫不慑服，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共请太宗为天可汗。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吐谷挥寇凉州，又以李靖为西海行军大总管(统帅)，率突厥、契苾之众击之，迅速将其摧毁。此为有史以来第一次天可汗联军，李靖出任第一次联军统帅可谓无上光荣 [ 注：钮先钟，《唐太宗新论》(《国防杂志》第十五卷第五期)，26页。 ] 。

　　 唐太宗武功虽远迈前古，但最后又不免留下缺失，此即为征高丽行动，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开始，到高宗总章元年(公元668年)始结束，前后达二十三年之久。虽终获胜利，但国力消耗极大，尤其导致府兵制之破坏，实属得不偿失。玄宗天宝时，终于必须召募胡兵，最后更容许胡将掌握军权，于是安史之乱遂一发不可收拾。唐朝由盛而衰，关键为安史之乱，导致安史之乱，远因即为太宗征高丽。

　　 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禄山发动叛变，就时间而言，接近唐代中期，可视为由盛而衰之分水岭。前段为一百三十七年之强盛繁荣，后段为一百五十一年之破坏混乱。虽然就法理而言，唐朝在第二十代君主哀帝时(公元907年)始正式灭亡，实际上则早已名存实亡。

　　 唐哀帝天祐四年(公元907年)四月，宣武节度使朱全忠(温)废唐哀帝(李柷)，自称皇帝，改国号为梁(史称后梁)。此即所谓“五代十国”时代之开始。此后五十三年间(公元907－960年)，黄河流域共有五个政权连续出现：

　　 (1)后梁(朱全忠)公元907至923年。

　　 (2)后唐(李存勖)公元923至936年。

　　 (3)后晋(石敬瑭)公元936至947年。

　　 (4)后汉(刘知远)公元947至950年。

　　 (5)后周(郭威)公元951至960年。

　　 另外与五代同时又有十个割据政权存在，其中九个在南方，一个在北方(太原)。其名称分别有如下列：

　　 (1)吴(892－937)；　　(2)南唐(937－975)；

　　 (3)吴越(893－978)：　(4)闽(891－945)；

　　 (5)南汉(905－971)；　(6)楚(896－951)；

　　 (7)荆南(907－963)；　(8)前蜀(907－925)；

　　 (9)后蜀(934－965)；　(10)北汉(951－979)。

　　 其实“五代十国”仅为概称，可能尚有若干小型割据政权并未计入 [ 注：高锐主编，《中国军事史略》(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中册，113页。 ] 。概括言之，从公元907到960年间的五十三年，所谓“五代十国”实乃唐末藩镇割据之延续与发展。战乱频繁，民不聊生，社会激烈变动，政权迅速更迭，可谓我国历史上第二黑暗期。若从安史之乱算起(把唐朝后半段也包括在内)，则此一第二黑暗期应长达二百零四年，相当于第一黑暗期(魏晋南北朝)之一半。不过此一阶段又是从长期分裂割据逐渐再走向统一之过渡时期。

　　 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宋朝(公元960年)，中国始恢复统一。但宋自开国即为偏安之局，北面辽国不仅较强，建国也较早(公元916年)。宋虽勉强统一中原，但不能有如秦汉、隋唐建立强盛国力，在我国历史上遂有所谓“强秦”“弱宋”之说。

　　 契丹为在黑暗时期乘机入侵中国之异族，本世居辽河流域，以渔猎为生。《辽史》认为契丹出于鲜卑，最初为种族名称，十世纪始变成国号。此时契丹已成为东亚最强势力，甚至于代表中国。俄国人至今仍称中国为“Kitai”，而西方语文中亦有“Cathay”一字，均为契丹译音 [ 注：陶晋生，《中国近古史》(台北：东华书局，1979年)，45页。 ] 。

　　 公元916年，契丹领袖、号称“八部大人”之阿保机自立为帝，建元“神册”。公元947年，耶律德光继位，改国号为”辽”，是谓辽太宗，并开始积极南侵。五代时，割据山西之石敬瑭企图攻击后唐，向契丹求援，以割让燕云十六州为条件。在辽军援助下，遂灭后唐，建立后晋，并从此向契丹称臣，以父礼事其主。石敬瑭可谓无耻之极，而燕云十六州之割让则更对后世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从此中原对辽国无险可守。宋朝开国后，无时不感受北面威胁，门户洞开实为重要原因 [ 注：燕云十六州所包括为：(1)幽州(今北京)，(2)蓟州(今河北蓟县)，(3)瀛州(今河北河间)，(4)莫州(今河北任丘)，(5)涿州(今河北涿县)，(6)檀州(今北京密云)，(9)顺州(今北京顺义)，(8)新州(今河北涿鹿)，(9)妫州(今河北怀来)，(10)儒州(今北京延庆)，(11)武州(今山西神池)，(12)云州(今山西大同)，(13)寰州(今山西代县东北)，(14)应州(今山西应县)，(15)朔州(今山西朔县)，(16)蔚州(今山西蔚县)。 ] 。

　　 宋代开国与汉唐完全不同，宋太祖取得政权乃由军人拥立，并非凭借武力征服。所以建国后之基本政策即为抑制军人使之不再发生政变，此亦为宋室确保生存之唯一途径。就此一目标而言，宋太祖可谓完全成功，但其政策又留下严重后遗症：国势积弱不振，虽能安内，而不能攘外。

　　 宋代亡于外患，开国时所采政策实为根本原因，概括言之，可分下述五点：

　　 (1)重文轻武：政府尊重文人，抑制武人。军人对国事无发言权，且丧失自尊心，自不可能雄姿奋发，勇敢善战。

　　 (2)强干弱枝：政府为防军阀割据，采取高度中央集权制。州县毫无自卫兵力，亦无建设财力，实为国家贫弱根本原因。召募而来之军队，较优秀者集中都城，号称禁军，其余分驻各地，称为厢军，毫无战斗能力，同样吃粮，成为国家财力重大负担。

　　 (3)分权制衡：政府中皇帝、宰相、谏官互相制衡，导致政治瘫痪，使政府在紧急时丧失决策能力。所谓“宋人议论未定而兵已渡河”可为殷鉴。

　　 (4)先南后北：宋朝开国时采取先南后北作战计划。南方平定后，即已成强弩之末，再无余力北伐。于是北面强敌遂始终构成致命威胁。

　　 (5)定都开封：开封位于黄河南岸，缺乏天然屏障，敌军渡河即能直接威胁都城。同时对于西北地区，距离甚远，难以控制。

　　 宋太祖平定南方后即开始北伐，曾三次进攻受辽国保护之北汉(太原)，均劳而无功。太祖死后，其弟(匡义)继位，是为太宗，仍继续进攻北汉，终于在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攻陷太原，结束“五代十国”时代。太宗决定乘胜继续北进，亲率大军围攻幽州(今北京)，不料在高梁河畔遭辽军奇袭，大败而归。

　　 但太宗并未放弃征辽企图，以后又连败三次，损失惨重，终于被迫放弃收复燕云之目标。太宗死后(公元997年)，其子赵恒继位，是谓真宗。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辽军大举南侵，直抵澶州(今河南濮阳)北郊之澶渊。宋廷惊恐，众议迁都，若非寇准力劝真宗亲征，则北宋可能此时即已变成南宋。结果双方缔结“澶渊之盟”，此后宋辽不交兵达一百二十年之久，可谓长期和平共存，宋人在此阶段若能发愤图强，则国事应尚可有为。

　　 澶渊盟后，宋辽相安无事三十年，始再有西夏之患。北宋统治期间中国之边患可分辽、夏、金三阶段，而困扰北宋最久为患中国最烈者则首推西夏。双方斗争约达九十年，大量消耗宋之国力，使其无法建立强盛态势，以对抗新外患 [ 注：万仞，《宋辽夏三角战略关系分析》(《国防杂志》第十四卷第十期)，39－43页。 ] 。辽道宗时(公元1055－1100年)，辽国开始衰颓，而在东北地区另一异族女真则已兴起，宋徽宗(赵佶)政和五年(公元1115年)，女真正式建国称帝，国号为金。金人初起，锐不可当，仅费十二年时间即征服辽国(公元1125年)。而宋廷居然企图远交近攻，联金灭辽，真乃送命决定。

　　 宋徽宗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金兵南下侵宋，徽宗传位太子(赵桓)，是为钦宗，第二年(公元1126年)即靖康元年，金兵再度南下，俘徽、钦二帝，北宋灭亡，此即所谓“靖康之耻”。北宋积弱不振，终亡于外患。原因何在？“战略无知”即为答案。从开国到亡国一百八十六年间，政府所采国家政策，所作战略决定，无一不错。如此立国，焉得不弱，如此谋国，焉得不亡！

　　 北宋灭亡后，历史演进又走旧路：西晋后为东晋，北宋后为南宋。东晋存在一百零三年(公元317－420年)，南宋存在一百五十二年(公元1127－1279年)。后者比前者约多五十年。仅就从历史观点而言，南宋又实不如东晋。东晋赢得“淝水之战”，使北方异族不能统一中国，南宋则始终在异族威胁之下，最后亡于异族，并使中国第一次全受到异族(蒙古人)统治。

　　 黄仁宇将从隋到宋这一时段称为第二帝国，全长六百九十八年(公元581－1279年)，比第一帝国(秦汉帝国)四百四十年较长，但又远不如其连续完整。第二帝国可分四段：(1)隋(公元581－618年)，(2)唐(公元618－906年)，(3)北宋(公元960－1126年)，(4)南宋(公元1127－1279年)。隋唐、两宋之间几乎连续不断，但唐宋之间有一长达六十六年之黑暗期，遂使第二帝国为之中断。因此，唐与宋盛衰之势完全不同。而宋亡之后，中国自黄帝以来从未受异族完全统治之历史遂被打破。

　　 第三节　蒙族与元朝

　　 元明清三代在我国历史中构成一特殊阶段，与以前时代显然不同。公元1276年，蒙族大军攻入南宋首都临安(今杭州)，再过四年，南宋末代皇帝(帝昺)在崖山跳海殉国，南宋遂亡。蒙族人忽必烈入主中原，是谓元世祖，此即元代在我国历史中之起点(公元1280年)。蒙古人为第一个在中原建立统一帝国之少数民族。在此之前，从未有任何少数民族能统一整个中国。

　　 元代之后为明代，汉人将少数民族驱离，恢复传统，但其后之清代又乃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在全长六百一十七年之三代中，明代仅为二百九十四年，而元清两代则共有三百七十七年(元一百零九年，清二百六十八年)，少数民族统治时间多于汉族，实乃我国历史自黄帝开国以来所从未有过之现象。

　　 蒙族人统一中国之前，又早已在中原之外征服广大土地。元太祖铁木真在南宋宁宗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建国，至其孙忽必烈灭宋时已历五世，共七十八年。

　　 蒙族武功之盛前无古人，就整个世界而言，均属如此。蒙族人口颇少，元太祖逝世时总数约一百万，能编成的军队不超过十三万人，即约占全部人口的百分之十三 [ 注：李则芬，《元史新讲》，由李树正《国家战略研究集》(1989年出版，非卖品)引述，240页。 ] 。据西方资料，用来征服波斯之兵力仅为二十三万九千人 [ 注：E．Dupuy and T．N．Dupuy，Military Heritage of America (McGraw－Hill，1956)，p．52． ] ，其中还包括非蒙古族人在内。以如此有限兵力而能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席卷欧亚大陆之大半，真可谓历史奇迹。

　　 我国长城之北有许多游牧民族，每当其中有一族逐渐强大，常先征服近邻，次入寇边境，终进入中原，然后与汉族同化。五代之后，契丹(辽)为第一个进入中原之少数民族，女真(金)为第二个，而蒙族则为第三个，亦称鞑靼。

　　 铁木真出生于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五年(公元1155年)，经过长期血战，始正式建国，定都于和林(今库伦之西)，上尊号“成吉思汗”。其意义即等于唐太宗之“天可汗”。此时铁木真已五十二岁。所谓“太祖”则为其孙忽必烈入主中原，建立元朝后所追赠之谥号。

　　 成吉思汗认为南面之金国为其大敌，首先向其进攻，但尚未将金国完全征服之前，又北返发动西征(公元1218年)。主要目标为花刺子模，击毁该国后，又继续向其他地区前进，包括波斯、斡罗斯(俄罗斯)等在内。到1225年始结束蒙族人第一次西征，共历时七年。

　　 成吉思汗东返后，即出兵进攻西夏(公元1226年)，不幸坠马而病，自知不起，遂将所征服土地分与其子孙：

　　 (1)长子术赤已死，其子拔都分得钦察及花刺子模之部分，建钦察汗国，包括里海以北，西伯利亚一部分，及欧俄一部分。

　　 (2)次子察合台分得西辽旧地，即东西土耳其斯坦，建察合台汗国，东至天山，西至锡尔河。

　　 (3)三子窝阔台分得乃蛮旧地，建窝阔台汗国，辖贝加尔湖以西到乌拉山。

　　 (4)四(幼)子拖雷依国俗，少子守父遗产，故独以旧居之地与之。

　　 此外，伊兰、阿富汗等地暂由统军将领管理，直到公元1256年，拖雷之子旭烈兀始建立伊尔汗国。于是所谓四大汗国遂分封完毕。虽然各汗国分立，但又不影响蒙族帝国之统一，因为各汗国仍隶属于大汗。铁木真临终时已指定三子窝阔台为大汗，即为其继承人。

　　 铁木真死时七十三岁(公元1227年)。窝阔台被推举为大汗，是谓元太宗。太宗以和林为都城，设中书省，并以契丹人耶律楚材为中书令。此乃蒙族正式设中央政府之起点。耶律楚材对于蒙族之汉化有极大贡献 [ 注：《新元史》卷二〇八，《耶律楚材传》。 ] 。太宗首先于宋理宗端平元年(公元1234年)灭金。次年遂命拔都发动第二次西征，实际指挥权操在老将速不台手中，速不台为西方战史学者所最推崇之东方名将。

　　 拔都首先征服里海以北地区，然后进兵斡罗斯(俄罗斯)，一路长驱直入，北至莫斯科，南下乌克兰，焚毁乞瓦城(Kiev，即基辅)，此后斡罗斯受蒙族人统治达二百余年之久。

　　 公元1241年，蒙族军队又以西俄为基地，分兵两路进攻东欧，一直进到多瑙河上之维也纳，整个欧洲大为震惊。不料大汗窝阔台凶讯传来(公元1242年)，拔都遂班师返国，此次西征历时七年，前五年用于征服俄罗斯，后二年用于进攻东欧。在三次西征中，以此次最受西方学者重视，并以拔都西征作为研究蒙古武功之焦点。

　　 继承帝位者为太宗之子贵山，是谓定宗，在位仅五年，除征服高丽外即无其他建树。死后由拖雷之子蒙哥继位，是谓宪宗。即位后命令其两弟忽必烈侵南宋，旭烈兀往波斯征服尚未降服之中东地区：先灭木刺夷，次灭报达(巴格达)，最后进攻叙利亚，占领其首都大马士革，于是中东全部征服，并建伊尔汗国(公元1258年)。总计三次西征，建立四大汗国，共历时四十二年 [ 注：伊尔汗国至公元1334年始亡。 ] 。

　　 到此时唯一尚未征服地区即为宋统治的南部。蒙族铁骑所向无敌，横扫欧亚，但在扩张过程中，遭遇最坚强抵抗地区则为宋统治的南部。若与西征比较，则南侵实远较艰难。其主因为战略环境之不同。宋统治的南部地形复杂，列城相望，百里之间必有一邑，不仅不似大草原便于骑兵奔驰，而且攻城战在古今中外战史中均为最艰苦之战斗。所以，钱穆曾指出：

　　近人治国史，每谓中国易受外族侵陵，意在警策国人之奋发，非史实也。” [ 注：钱穆，《国史大纲》下册，453页。 ]

　　 元太宗时，蒙族军队虽已入四川，但为长江所阻，不能南下。当忽必烈奉命南侵时，深知南部遍地均有城塞，不易攻克，遂决定效法其祖(成吉思汗)之大迂回战略，由甘肃进入四川以攻大理(云南，即唐代南诏)，以拊宋国之背(公元1252年)。忽必烈亲率其主力越川康无人地带，南渡金沙江，直入大理，其国主以为神兵从天而降，束手投降。征服大理后，忽必烈又命兀良合台(速不合之子)进兵交趾(越南北部)，使成为蒙古最南端属国(公元1257年)。然后还师北上，侵入宋之南部，经广西围攻长沙。同时，忽必烈又由湖南、湖北，而会于鄂州(武昌)。此时，蒙古宪宗蒙哥已由汉中入川并进攻合川，不幸负伤死于城北钓鱼山下。忽必烈获知凶闻，遂与宋暂时媾和，引军北归(公元1259年)。

　　 忽必烈在上都(开平)自立为大汗，建国号为元，并建元“中统”(公元1260年)，是为元世祖。四年后又迁都燕京(北平)，又改称大都，并再改元“至元”元年(公元1264年)，象征新朝代之开始。

　　 忽必烈安定内部后继续伐宋。至元十年(公元1274年)，蒙族大军分兵南下，此时南宋已门户洞开，士气颓丧，毫无抵抗之力，公元1276年，攻入临安，俘南宋恭帝北返。宋遗臣先后拥立益王昰于福州，卫王昺于崖山(即端帝及帝昺)，均不能自保。公元1279年元将汉人张弘范灭宋于崖门，时为元世祖至元十六年，中国重归于统一。

　　 蒙族人在武功方面确有惊人表现，诚如顾祖禹所云：“蒙古之用兵，奇变恍忽，其所出之道皆师心独往，所向无前，故其武略比往古为高！” [ 注：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总序二》。 ] 但可惜蒙族人仅有武功而无文治，虽能迅速征服广大地区，而不能作有效统治。所建立四大汗国不久均自行衰亡，仅其所建立之元朝，尚能维持较久时间。其所以能如此，又仍应归功于汉人之合作。

　　 所有入主中原之少数民族中，蒙族人应算是汉化程度较低者。元代诸帝多不习汉文，甚至于封疆大吏亦不通文墨。我国官吏用印章始自元朝，因为官吏不善“花押”(亲笔签名)。元世祖灭宋之后，朝臣许衡曾建议：“考之前代，北方之有中国者，必行汉法乃可长。” [ 注：《元史》卷一五八，《许衡传》。 ]

　　 但此一忠告并未受到蒙族历代君主真正尊重。元室虽大致采取宋代制度，但仅为表面而已，对汉民族立国精神并无了解，尤其对知识分子更予以不平等待遇。因此，其政治生态与汉族统治历代传统大不相同，最后遂终于为汉人所驱逐而退出中原。

　　 第四节　明代盛衰

　　 明代为汉人之复兴，但其文治武功在我国历史中均非杰出，远不如汉唐。其领土比前后两代(元与清)均较小。而且在明代中，外患几始终不绝，最后更容异族卷土重来，再度入主中原。

　　 黄仁宇认为明朝乃一“内向和非竞争性的国家”，并又指出：“明朝居中国历史上一个即将转型的关键时代”，“同时又是一个极中央集权的朝代” [ 注：黄仁宇，《中国大历史》(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3年)第十四章，207页。 ] 。

　　 简言之，明代乃一具有特殊意义之时代，具有若干前无古人之特点，因此，明代历史具有相当复杂之多面性，非常值得深入研究。为求简明扼要，本节之分析将以下列四方面为焦点。

　　 一、明代之建国

　　 明太祖朱元璋(公元1328－1398年)虽出身平民阶级，但像汉高祖刘邦一样，颇有战略天才。其最大优点为礼贤下士，其所以能统一中国，主要原因为能获知识分子合作。第一位与其合作之知识分子为李善长，曾向其进言：

　　汉高祖起自布衣，知人善任，不嗜杀人，五年遂定天下。如能法其所为，天下不足定也。 [ 注：《明史》卷一二七，《李善长传》。 ]

　　 明太祖立即延李善长为记室，并从此开始以汉高帝第二自命，一切都以其为模范。

　　 朱元璋势力扩大后，所征聘人才愈多，其中最著名者即为世俗皆知之刘伯温。实际上刘基(公元1311－1375年)并非神秘人物，更非《烧饼歌》作者，曾向明太祖进言：

　　士诚自守虏不足虑，友谅劫主胁下，名号不正，地据上游，其心无日忘我，宜先图之，陈氏灭，张氏势孤，一举可定。然后向中原，王业可成也。 [ 注：《明史》卷一二八，《刘基传》。 ]

　　 此乃统一中国大战略全面计划，刘基以寥寥数语将其表达无余，足以证明其战略智慧实不可及。以后明太祖统一中国即依照先陈，次张，最后北伐三步推进，终底于成，刘伯温实不愧帝王之师。

　　 还有一段故事值得一提。据说有耆老朱升，年八十余隐居于深山中，明太祖亲访之于山林道院中，询以治天下之道。朱升遂以九字真言相告：“高筑墙，广积粮，晚封王。”此一故事曾分别见于魏汝霖《中国军事思想史》(144页)，及徐培根《中国国防思想史》(644页)，但两书均未说明其来源。徐书并加以解释如下：

　　高筑墙乃是得地必须加以坚守，以为开拓的基础。广积粮乃是使军民皆有衣食，则士气民心均能坚固团结，晚封王乃是使诸将皆有进取之心，而不以已得为满足。此三者皆为统御群众的要点。 [ 注：徐培根，《中国国防思想史》第二篇，第七章，《明代的国防思想》，640页。 ]

　　 但根据《明史》“朱升传”之记载，朱升之语为“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缓称王”之意义为天下未定不宜称王以免树敌过多。此乃对朱元璋本身而言，与魏、徐二氏书中所谓“晚封王”意义完全不同。《明史》记载应属可信，足以显示魏、徐二氏之书所引述实乃不正确之资料 [ 注：《明史》卷一三六，《朱升传》。 ] 。

　　 朱元璋与陈友谅之争霸战实为双方成败关键。此一战役共历时八年(公元1357－1365年)，备极艰险，朱元璋终于在鄱阳湖水战中击败陈友谅，赢得争天下第一步。

　　 朱元璋击灭陈友谅后，即移师进攻东面之张士诚，共费时两年(公元1365－1367年)，将其势力完全消灭。然后再进攻浙东之方国珍，并将其平定(公元1366年)。南方完生平定后，朱元璋决定北伐，直接向“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目标前进，同年十月，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副，率师二十五万北伐。次年八月二日，徐达率军进入大都(北京)，元顺帝逃往上都，元朝统治到此结束。在捷报声中，朱元璋正式建立明朝，建元洪武，定都南京(公元1368年)，从此开始二百七十六年的明代统治。

　　 二、明代之外患

　　 有明一代，外患始终连续不断，对于国运构成重大威胁。最先遭遇者为陆上外患，以后遂又有海上外患。最后终以外患亡国，并导致中原再度为异族统治。

　　 元朝统治虽被迅速推翻，但蒙族人北归后，仍然企图卷土重来。为防备蒙族人之侵扰，明朝从建立朝廷开始，即将边防重点置于北方。明太祖及其继承者，曾多次派兵出击大漠南北，实行以攻为守战略。同时修筑及加强东起鸭绿江西岸，西至嘉峪关之长城。并沿长城驻军，共分九镇，合称“九边” [ 注：所谓“九边”共分下述九镇：(1)辽东，(2)宣府，(3)大同，(4)延绥(后迁榆林)，(5)宁夏，(6)甘肃，(7)蓟州，(8)太原，(9)固原。 ] 。此外，太祖又在长城以北设置大宁、开平、东胜三卫，作为屏蔽宣府与大同之外围据点。九镇各有总兵(指挥官)分统卫所关堡。全部驻军八十九万余，分别执行防守屯垦任务，足以显示明朝前期边防相当巩固 [ 注：兵力数量以茅元仪，《武备志》卷二〇四至二〇八《占度载戍》所载之数字为依据。 ] 。

　　 据《明史·兵志》记载，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全国平定后，共设十七个都司(后增至二十一个)，一个留守司(后增为二个)，有内外卫所三百二十九个(后增至四百九十三个)，守卫千户所六十五个(后增至三百五十九个)等，全部兵额约一百八十余万 [ 注：《明史》卷九〇，《兵志》。 ] 。为保证卫所兵源不缺，明朝采取“世兵制”，规定卫所兵士军官均为世袭。入军籍人民称为军户，属都督府管辖，不受地方官吏约束。军户免除差徭，但必须服兵役，父死子继，世代为军，并随军屯戍，住在指定卫所(大陆上有所谓军家、民家，以及“只许军家放火，不许民家点灯”之俗语，均由此而来)。

　　 此种军制实与唐初府兵制相似，即兼有兵农合一与兵农分离两种不同目的。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规定全国卫所皆以十之七屯种，十之三守城。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明成祖又规定边地卫所七分守城，三分屯种。于是形成内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种，边地七分守城，三分屯种之差异。

　　 明太祖虽多次向塞外出击，但并不能彻底消灭蒙族威胁。在其死后，其四子燕王朱棣(公元1360－1424年)夺取帝位，并迁都北京，是谓明成祖，使此后明朝之政策战略均有重大改变。明成祖曾五次亲征漠北，使蒙族威胁暂获解除，但并未根绝。明英宗时发生“土木之变”，蒙族军队直接威胁北京，使明朝几乎灭亡(公元1449年)。直到穆宗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在杰出政治家张居正运作之下，与蒙族达成和解，结束明朝与蒙族之战争。但边患并未解除，只是对象调换一个新的而已。

　　 三、明代与海洋

　　 元末明初，倭寇已侵扰我国沿海，从洪武初年起即已重视海防。明朝前期，沿海地区共置卫所六十四个，守卫千户所九十五个，按照编制应有驻军四十四万四千九百人 [ 注：根据郑若曾，《筹海图编》卷三至七所载资料统计。 ] 。由于海防巩固，自洪武至正德年间，倭寇屡遭打击，不曾酿成大患。

　　 朱元璋在开国时决心固守中国内地，不再向外发展以免额外枝节，传示其子孙：明军永不征伐之国家凡十五个，包括朝鲜、日本、安南等在内 [ 注：黄仁宇，《中国大历史》，211页。 ] 。更禁止人民与外人接触以策安全，此即“片板不许入海”禁海政策之由来。明成祖即位，其战略思想比乃父远较勇敢进取，不仅解除海禁，而且在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派遣宦官郑和出使西洋。所谓“西洋”，指东南亚水域及印度洋而言，因出海后向西航行故称西洋。郑和七下西洋，率领空前巨大之远洋舰队，不仅负有外交经贸任务，而且更执行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权力投射”(power projection)。

　　 郑和航海行动自永乐三年持续至明宣宗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共历时二十八年，充分象征中国海权之发扬，但可惜在最后一次远征后即突然停止，而后又恢复海禁 [ 注：刘达材，《迎向一九九八国际海洋年发扬郑和精神》(《中华战略学刊》1998年冬季刊)，11－24页。 ] 。

　　 明代中期内政日益腐化，军备日益废弛，海防问题遂随之而来。倭患最严重在世宗嘉靖年间(公元1522－1566年)，沿海数千里同时告警，生命财产损失难以估计。倭寇之患历时约半世纪始解除，对经济造成极大损害，加速明代之衰亡。

　　 直到明朝最后阶段，中国人又在海洋上大放异彩。公元1661年，郑成功(公元1624－1662年)统率三百五十艘战船，驶入台湾鹿耳门港，直逼赤嵌城。公元1662年3月20日，荷兰总督投降。中国人终于逐出荷夷，收复台湾。

　　 四、明代之衰亡

　　 明代虽然外患频繁，但其衰亡又非由于外患，而另有其内在原因。概括言之，可分下列七点：

　　 (1)明代自第五代宣宗时起即开始中衰；

　　 (2)此后诸帝多昏庸无能，宠信宦官；

　　 (3)万历中年以后政治极端腐败；

　　 (4)承平日久，武备废弛；

　　 (5)朝廷议论不休，缺乏决策能力；

　　 (6)流寇使国家内溃；

　　 (7)朝内官员有人降附北方之少数民族。

　　 上列诸病有一即足以送命，诸病齐发，焉得不死。

　　 尤其明朝末代皇帝崇祯(年号)庸懦多疑，十七年间阁臣更易达四十五人之多，守边大将，如熊廷弼、袁崇焕、孙承宗等，或诛或罢，不能展其长才。最后煤山自缢时，尚自谓“朕非亡国之君”，实属可耻。

　　 边患本不足以亡国，但流寇构成心腹之患，朝内官员又纷纷降附北方少数民族，并导引其入关，无怪乎多尔衮在其《致史可法书》中说：“国家之抚定燕都，乃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朝也。”明代终于灭亡，而另一少数民族(满洲人)遂能在中原建立其统治。

　　 第五节　女真与满洲

　　 辽河两岸直到鸭绿江畔之广大地区自古即为英雄百战之地。天下安危常系于辽野，辽野安则天下安，辽野扰则天下扰。平辽旷野一望千里，难以防守。弃之则胡虏长驱，天下变色，故辽东为天下必争之地 [ 注：金景善，《辽东大野纪》卷一。 ] 。

　　 远在先秦时，辽东即已为中国重要边疆地区，《史记·匈奴传》有云：“燕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 [ 注：《史记》卷一百十，《列传第五十匈奴》。 ] 简言之，战国时代忙于中原北端之燕国为防备胡人入侵，即已在今辽东半岛与辽西走廊，建立最早之郡级行政单位，以后秦统一中国，仍继续保留此种边防措施，并对后代形成一种传统。

　　 在唐宋两代之间，乘机入侵的契丹即为世居辽河流域之少数民族。辽在中国建国之后，从辽东接踵而来之第二个少数民族即为女真，灭辽之后在中国北部建立金国。蒙族入主中原为时不久即为汉人所逐出。朱元璋建立明朝，定都南京，但对于辽河流域之战略重要性有深刻认识：“沧海之粟，辽为首疆，中夏既宁，斯必戍守。” [ 注：《明太祖实录》卷一〇三，洪武九年五月癸未。 ] 其用意为在中原统一之后，为未来安全着想，必须戍守辽疆。自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至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耗时约半世纪所逐步建立之二十五卫，实为完整边防体系，各卫之间均可相互支援。

　　 尤其自明成祖迁都北京后，辽东更成为京师左臂，由于南倭北虏为明代边防主要对象，辽东之西部(称为辽西)距京师既近，又与北虏(蒙古)为邻，因此，辽东境内防御重点在于辽西。辽东土地肥沃，物产富饶，明朝在辽东之边防同时建立在雄厚军事与经济实力基础上，可谓坚强。

　　 明代穆宗时张居正为相(公元1567年)，使长期存在之外患暂获纾解。在北面与蒙古人达成和解，在东面倭寇之侵扰亦开始平定。可谓明代中衰之后得未曾有之盛事。但可惜对于垂危之国运又仅为回光返照而已。神宗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张居正病逝，一度振作之政治、军事、经济随即衰败。神宗亲政后二十余年不视朝，国家迅速走向崩溃途径。北方大患蒙族虽已势衰，但东北之满洲已起而代之，成为明朝安全最大威胁 [ 注：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三章，《世间已无张居正》(食货出版社，1985年初版，1998年增订二版)。 ] 。

　　 满族有相当古老历史，先秦称肃慎，隋唐称靺鞨，五代以后称女真，明代后期(公元1636年)始改称满洲。满洲本为族名，但“洲”字义近地名，故亦假借作地域名称，相沿既久遂不改，而族名则省去“洲”字，直称为“满族”。

　　 女真人阿骨打(公元1068－1123年)曾在公元1115年建国号大金，并进入中原击灭辽国，然后进占中国北部达相当长久时间，始为蒙古所灭。但女真族仍散居中国东北地区，在明代大致分为四大部分：

　　 (1)建州女真生活在牡丹江、图们江流域。

　　 (2)海西女真生活在松花江流域。

　　 (3)东海女真生活在乌苏里江及其以东之滨海地区。

　　 (4)黑龙江女真生活在黑龙江流域。

　　 明代后期，在历史上之金朝灭亡三百多年后，女真族诞生了一位英雄人物：清朝开国者努尔哈赤(公元1559－1626年)，即所谓清太祖。

　　 努尔哈赤属于建州女真，早年丧母，以挖人参、采松子为活，通汉语，喜读《三国志演义》，并因此而略通战略。二十五岁时以十三副铠甲，士卒不到百人起兵，充分利用先弱后强、由近而远之战略，逐渐吞并建州女真各部。明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在佛阿拉建城“定国政”并建“女真国” [ 注：《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二，6页。 ] 。

　　 努尔哈赤自知羽翼未丰，尽量避免与海西女真冲突，并对邻近之蒙族、朝鲜亲善，对明廷则更恭顺有加，而把精力用于治理建州各部。明廷在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授予努尔哈赤以都督佥事官衔，十九年加升左都督，二十三年又封为龙虎将军，以嘉勉其守边之功。

　　 建州女真在努尔哈赤领导下日益强盛，与海西女真之间冲突日益增多，对明廷态度日益傲慢。明廷感觉建州女真之兴起终将危害朝廷安全，遂开始加强防范。万历十三年(公元1615年)，努尔哈赤准备进攻海西女真叶赫部，明廷决定派兵保护叶赫。次年(公元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称帝(汗)，建立金国(史称后金)，自号天命。因不曾建元，故后世遂以“天命”作为其年号。天命元年即为其称帝建国之年(公元1616年)(佛阿拉与赫图阿拉均在今辽宁省新宾县境内) [ 注：同前注。 ] 。

　　 万历四十六年即天命三年(公元1618年)正月，努尔哈赤向其臣下宣布“今岁必征大明”，从此其战略眼光开始由北转南。同时也是其公然以明为敌之起点，明朝遂开始遭遇两个半世纪以来最沉重的外来打击 [ 注：同前注，10页。 ] 。

　　 同年四月十三日，后金汗努尔哈赤以所谓“七大恨”告天，此即为其向明朝之宣战书。“七大恨”之内容有如下述：

　　(1)我之祖父，未尝损明边一草寸土也，明无端起衅边陲，害我祖父，恨一也。

　　(2)明虽起衅我尚欲修好，设碑勒誓……讵明复渝誓言，逞兵越界，卫助叶赫，恨二也。

　　(3)明人于清河以南，江岸以北，每岁窃边疆场，肆其攘夺……恨三也。

　　(4)明越境以兵助叶赫，俾我已聘之女改适蒙古，恨四也。

　　(5)柴河、三岔、抚安三路，我累世分守疆土之众，耕田艺谷，明不容刈获，遣兵驱逐，恨五也。

　　(6)边外叶赫，获罪于天，明乃偏信其言，特遣使臣，遗书诟詈，肆行陵侮，恨六也，

　　(7)昔哈达助叶赫，二次来侵，我自报之……今明助天边之叶赫，抗天意，倒置是非，妄为剖断，恨七也。

　　欺陵实甚，情所难堪，因此七大恨之故，是以征之。 [ 注：同前注，卷五，12－13页。 ]

　　 总结言之，“七大恨”乃努尔哈赤对明朝压迫边疆民族政策之控诉，亦为其公然对明宣战之理由。

　　 努尔哈赤之所以对明朝挑战，其理由可能有三点：(1)深知明朝政治腐化，军备废弛，已不足惧。(2)若欲扩张势力范围，必须击败明军。(3)女真内部正面对严重灾荒和社会矛盾，企图将人民不满情绪向外发泄，此即攘外为手段，安内为目的。

　　 努尔哈赤宣布“七大恨”后立即出兵攻明，第一目标为抚顺城。该城滨临浑河，为建州女真与明方之重要互市场所。四月十五日，努尔哈赤佯令其人民赴市交易，使明方守军疏于防备，然后亲率精兵发动突袭。守城之游击李永芳被俘降敌，抚顺城随即陷落。

　　 女真军费时一周，不仅攻占抚顺、东州、马根单，而且梳掠小堡、庄屯五百余处，虏获人畜三十余万，编为千户，然后毁抚顺城，返回赫图阿拉。

　　 此为努尔哈赤起兵三十五年以来，第一次与明军交战，居然初战告捷，并俘获人畜三十余万，不仅使其初尝胜利滋味，乐不可支，更刺激其贪欲，决心继续蚕食辽东。

　　 七月二十一日，努尔哈赤进攻第二目标清河城。该城地势险要，为辽沈屏障。明方副将邹储贤，参将张旆，率兵一万婴城固守。城上施放火器，八旗兵死伤千余人。努尔哈赤命军士头顶木板，从城下挖墙而入，城陷，邹张二将及兵民万余全部死难。明失清河，全辽震动。消息传到北京，明廷开始急求对策。

　　 此时朝议纷纷，主战派声浪终于压倒其他意见。明廷遂决定派遣大军出关，予努尔哈赤以严惩。最初将出师日期定在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六月，但因兵饷不济，将不出关，兵不听调，而无法如期出师。一直拖到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二月，明朝兵马始陆续出关。于是明廷选派杨镐为辽东经略，负责指挥讨伐努尔哈赤兴兵犯边之作战。明朝与女真之远东大战遂一触即发。

　　 第六节　萨尔浒之战

　　 明朝经过十个月准备，各路援辽兵力始出关向辽阳集结，经略杨镐坐镇沈阳，所指挥全部兵力约十余万人，号称四十七万以壮声势。但兵马远来，均未及休息喂养，明廷由于求胜心切，又恐师老财匮，即一再催促杨镐进兵。

　　 杨镐原定于二月二十一日分道出师，适逢十六日天降大雪，难于行军，遂改为二十五日。部将杜松因大雪迷路，刘綖因未谙地形，均请求再延期。杨镐在朝廷严厉督促之下，深感左右为难，终于勃然大怒向诸将宣称：“国家养士，正为今日，若复临机推阻，有军法从事耳！”遂悬尚方剑于军门。于是诸将不敢违令，开始勉强前进 [ 注：《明史记事本末》第四册，1412页。 ] 。

　　 明军全部兵力分成四路，各路主将、兵力、路线可概述如下：

　　 (1)西路即抚顺路，以山海关总兵杜松为主将，率官兵二万余人，由沈阳出抚顺关，沿浑河右岸(北岸)入苏克素浒谷，从西面进攻赫图阿拉。

　　 (2)南路即清河路，以辽东总兵李如柏为主将，率官兵二万余人，由清河出鸦鹘关，从南面进攻赫图阿拉。

　　 (3)北路即开原路，以原任总兵马林为主将，率官兵二万余人，由靖安堡出趋开原、铁岭，从北面进攻赫图阿拉。

　　 (4)东路即宽甸路，以总兵刘綖为主将，率官兵一万余人，另有朝鲜助战官兵一万三千人，由凉马甸从东面进攻赫图阿拉。

　　 非常明显，明军四路进兵乃凭借其数量优势，采取“分进合击”战略，以期一举面将努尔哈赤兵力围歼。在另一方面，努尔哈赤则采取“各个击破”对抗战略，即有如其所言：“凭汝几路来，我只一路去。” [ 注：傅国，《辽广实录》卷上。 ] 由于此一战略运用得当，遂使明军惨败，努尔哈赤大胜。

　　 努尔哈赤一共只花五天时间，即赢得所谓“萨尔浒之战”，现在依照日期来对会战过程作一较详尽叙述。

　　 明军虽兵分四路，努尔哈赤则首先以西路为注意焦点，此实合理选择。因西路为正面攻击，距离最近，威胁最大。明军西路主将杜松于二月二十八日从沈阳起行，二十九日至抚顺关。杜松有勇无谋，刚愎自用，骄傲轻敌，急贪首功，故前进速度极快。当其前进时，努尔哈赤派出大批探骑监视其行动，同时调集兵力准备迎击。

　　 三月初一日。杜松军驰至萨尔浒(位在赫图阿拉西一百二十里处)，随即将兵力一分为二：一部分在萨尔浒山下扎营，另亲率一部分进抵吉林崖，攻击界凡城。明军在前进途中曾遭敌军伏击，颇有损伤，到萨尔浒安营后，即构筑工事，罗列火器，准备固守。努尔哈赤命八旗劲旅进攻，在明军火力之下损失颇重，但其骑兵越堑破栅，不惜牺牲，终于攻下明军大营。

　　 努尔哈赤攻下萨尔浒明营地后，立即麾师驰援吉林崖，双方在黑夜中发生混战，明军由于兵力早已分散处于劣势，遂被击溃，而杜松等将领均战死。《清太祖实录》记载：

　　明总兵杜松、王宣、赵梦麟等皆没于阵。横尸亘山野，血流成渠，其旗帜、器械及士卒死者蔽浑河而下，如流澌焉！ [ 注：《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第六卷，7页。 ]

　　 三月初二日。马林所指挥之北路明军已在萨尔浒西北三十余里富勒哈山之尚间崖安营，因已知杜松兵败，遂急忙转攻为守，构成所谓“牛头阵”，将兵力分驻三个营地，以便相互支援。但此种消极防御部署，兵力分散，形成被动挨打态势，使敌方有各个击破机会。

　　 努尔哈赤虽兵力三倍于敌，并未分兵攻击其三个营地。反而先全力攻击其中一个营地(守将为龚念遂)。在此营地攻陷后，始转而进攻明方主将马林在尚间崖之营地。激战中马林策马先逃，明军随之崩溃。于是北路军不复存在。

　　 三月初三日。努尔哈赤击败杜松、马林两军后，即获情报得知刘綖已由宽甸进董鄂路(东路)，李如松已由清河进虎拦路(北路)。于是随即派一支兵力往南防御北路明军，而亲率精兵迎击东路明军。刘綖本为勇将，但自二月二十五日刚出宽甸，即天时不利，风雪大作，士卒疲惫不堪，其装备亦较差，缺乏大炮火器。又因必须与朝鲜助战部队配合，行动遂更迟缓，直到三月初二日，始到达浑河。

　　 刘綖一路毫无情报，不知杜松、马林均已败北。所以大胆前进，直到距离赫图阿拉约七十里之阿布达里岗，遂陷于努尔哈赤预设埋伏之中。

　　 三月初四日。努尔哈赤派已降顺汉人乔装杜松部下，对刘綖提供假情报，宣称杜松已获胜利，劝诱刘綖加速前进，以便分享胜果。刘綖遂督促部队急速进入深山，不顾任何危险。结果即为自投罗网，陷入敌军重重包围之中。刘綖率部队奋死作战，终于全军覆没。

　　 明军，西、北、东三路均遭惨败，坐镇沈阳之经略杨镐遂急命南路军主将李如柏迅速回师。李如柏性情懦弱，行动迟缓，其兵力尚未与敌军交战，接到杨镐命令后，立即将兵力撤回沈阳，沿途虽曾遇敌军拦截，但仅有少许损失，大致可谓全师而还，似为不幸中之大幸。

　　 三月初五日。此次会战已完全结束，努尔哈赤大获全胜，明军则损失惨重。据统计，明军文武将吏死亡三百一十余员，军丁死亡四万五千八百七十余人，阵失马、骡、驼二万八千六百余匹 [ 注：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第一卷，12页。 ] 。由于此次会战以萨尔浒为起点，故史称“萨尔浒之战”(有关努尔哈赤方面之死伤无任何记录)。

　　 “萨尔浒之战”距离“淝水之战”已有千余年，同为华夏民族与边疆少数民族之会战，在此两次会战之间时段中，无任何其他决定性会战之存在，为何应认定“萨尔浒之战”为决定性会战？

　　 从狭义观点分析，此一会战不具有军事决定性。努尔哈赤虽胜，明军虽败，但对于双方军事权力地位以及彼此间军事权力平衡，不足以产生任何决定性影响。明仍是中原大国，至少从各种数量比较，应为边疆少数民族所不及。明廷若毅然振作，发愤图强，则自可击败任何边陲异族而无所畏惧。

　　 事实上，努尔哈赤所击败者仅为杨镐率领之明军，虽丧师数万，但对于明之国力不过九牛一毛。简言之，努尔哈赤虽赢得会战，并未赢得战争。以后努尔哈赤攻击宁远时(公元1626年)，被明将袁崇焕用火炮打得大败而归，数月后即含恨去世。足以证明“萨尔浒之战”不能结束战争，因此可断言此一会战不具有军事决定性。专就军事实力而言，在努尔哈赤赢得“萨尔浒之战”以后，明朝仍有将其击败之可能。

　　 再从广义观点分析，“萨尔浒之战”是否具有历史决定性？换言之，此一会战对于历史演变趋势是否能产生决定性影响？若欲对此一问题获致正确答案，则又必须先回顾过去之历史。

　　 在此一会战之前两百余年间，明朝对女真各部设立卫所以进行统治：任命各部首领为都督、都指挥、指挥使等官职。万历三十六年(公元1608年)，努尔哈赤与明朝边臣签订边界盟誓，承认明廷为中国之中央政权，而其本身则为明廷守卫九百五十里之边疆。万历四十七年(天命四年，公元1619年)正月，明辽东经略杨镐曾派使臣李继学与努尔哈赤进行和谈，当时努尔哈赤所提出之条件，除经济利益外，仅求封王而已。自后金建国到萨尔浒之战，其间四年内，努尔哈赤从未公开使用“后金”国号，对外仍以“建州国”或“女真国”自称。仅在萨尔浒之战以后，始敢公开揭露“后金国”之国号，并称明朝为“南朝”，以表示其政治独立性，换言之，即以“北朝”自居 [ 注：喻蓉蓉，《萨尔浒之役后，明人对辽事之筹议》《世界新闻传播学院学报》，第四期油印本，1994年10月，293页。 ] 。

　　 由上可见，此一会战之结果不仅导致辽东战略形势改观，更造成明金(清)权力平衡转移。努尔哈赤居然突破二百余年明朝统治旧局，另行开创新帝国。历史学家遂不能不承认此一会战所具有之历史决定性。简言之，接替明朝之大清帝国乃由此一战而奠定其基础。

　　 清代第四位皇帝高宗(乾隆)所作之“萨尔浒山之战书事”碑文，充分说明此战之历史决定性：

　　呜呼，由是一战而明之国事日削，我之武烈益扬，遂乃克辽东、取沈阳、王基开、帝业定……我大清亿万年丕基实肇乎此。 [ 注：“御制已未岁我太祖大破明师于萨尔浒山之战书事”，原碑藏沈阳故宫博物院。可参看《清高宗纯皇帝实录》第九九六卷，乾隆四十年十一月癸未。 ]

　　 总结言之，对于我国明代以后之历史走向，此一会战之结果实为决定性因素。努尔哈赤若会战失败，则我国后来之历史必须改写，大清帝国将有可能并不存在。

　　 第七节　结论

　　 努尔哈赤为何能赢得“萨尔浒之战”？后世论者常归之于其个人“天赐智勇”，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努尔哈赤固然是有相当水准之领导天才，其喜读《三国志演义》亦多少使其粗通战略。但仅凭其个人才识，仍不足以赢得此一会战。

　　 任何会战中，数量乃最重要因素。以多胜少乃自然之理，以少胜多则为例外。努尔哈赤可能未曾读过《孙子》，但孙子之言：“故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对于任何会战均适用。明军在数量上居于优势，若运用得当，则击败数量远居劣势之对手应毫无疑问。明军之所以失败，主因为兵分四路，各自为战，始使努尔哈赤能有各个击破之机会。若明军兵力集中，而努尔哈赤亦以集中应之，则无异以卵击石，焉有不败之理。

　　 明军享有数量优势而不免战败，主因为兵力分散，为何兵力分散，主因为缺乏统一指挥。号称辽东经略之杨镐坐镇沈阳袖手旁观，听任其部下在战场上各自为战，毫不干涉。反观，努尔哈赤虽居于数量劣势，不仅能亲临前线，更能统一指挥。此种差异实为胜败关键。

　　 因此，明军之败实乃理所当然，努尔哈赤之胜则不无侥幸。假使此一会战中之明军，由徐达、常遇春，甚或戚继光指挥，则努尔哈赤将绝无幸胜之可能。

　　 拿破仑为西方历史四大名将中最后一位(其余三位为亚历山大、汉尼拔、凯撒)，不曾著书但仍留下不少名言：

　　统一指挥为战争之首要。人不可无头，军不可无将。 [ 注：Jay Luvaa ed．，Napolean on the Art of War (The Free Press，1999) Ch．Ⅴ．，p．61－71． ]

　　 此可能即为“萨尔浒会战”之最重要教训。

图8　萨尔浒之战作战经过示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