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性”的内容·第十一

作者：P·H·维戈尔·英国

出自————《苏联闪击战》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至此，我们本应能够着手撰写本书的最后一章了。但是突然性这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解释一下。我们已经阐明了俄国人对突然性的重视程度。我们也已研究了他们为达成突然性而可能采取的手段。我们亦已看清，就突然性本身来说实际上并无意义；为使其具有一定的军事价值，必须迅速有效地利用这种突然性。我们尚未做到的是要弄清突然性包括一些什么内容，并进而确定指挥官究竟需要对敌人达成完全绝对的突然性，还是只需要达成部分的突然性，就能够实现自己的企图。如果是后者，那么我们还需要弄清，最少要达成何种程度的突然性才能满足指挥官制胜的需要。

　　 除了上述这些内容以外，我们理当将这个问题的理论与实践加以比较。人们经常说，1941年夏天苏联遭到了绝对的突然袭击。但事实果真如此吗？1973年，埃及人又究竟怎样靠突然袭击突破了以色列的防线呢？虽然在这两次战争中所达成的突然性都不是绝对的，但却都给受到突然袭击的对方带来了惨重的损失。因此，我们在本书中要是还过分强调突然性的完善程度的话，将可能是有悖常理的。如果上述战例的情况果真如此，那么我们一味怡然自得地强调苏联武装力量不能、而且永远不能对北约达成绝对的突然性，就岂不是在自己欺骗自己吗？因为苏联人只需要达成某种程度上的部分的突然性，就完全可以实现他们的企图了。

　　 当然，达成绝对的突然性决不是不可想象的。一个平民百姓可能在大街上受到突然袭击，遭到杀身之祸，而事先却全然不知自己已是死到临头了。同样，一支小部队在遇到伏击或闪电般的夜袭时，也有可能甚至连一个人也没有弄清到底出了什么事情就被消灭干净。但这种事情只有当这支小部队未能采取诸如进行侦察、设置岗哨等有效的预防措施时才会发生。然而不管怎么说，这种事是可能发生的，而且也已经发生过。

　　 但是，上述这类事例都只不过是达成战术上的突然性，而本书能谈的是战略上的问题，几乎不涉及到战术上的问题。从战略的角度看，不可能设想有哪一个战例真正达成了绝对的突然性。一个排、一个连、一个营完全有可能遭到绝对的突然袭击，而一个集团军则不会。

　　 集团军的情况任何呢？位于最前方的集团军的分队（如哨兵、巡逻兵、前卫等）有时会遭到绝对的突然袭击，甚至其主力部队的先遣部队也有可能遭到突然袭击。但不可能想象一个集团军的指挥官对即将来临的灾难——他本人，他的参谋部以及他身边的部队转瞬之间将要被消灭，竟然会一无所知。这对集团军的指挥官来说，在战时是如此，在战争尚未爆发的和平时期更是如此。

　　 在二十世纪的工业大国中，军队指挥官的军衔相对来说比较低。在一个处于和平时期的民主国家中，没有哪一项真正重要的军事决策是由将军们作出的，即使是四星上将也罢。政治家们才是决定政策的人物。这类决策包括决定调动和批准使用某一级别的武器。甚至当一场大规模战争已经爆发的时候，即使是在主要作战地域中，能称得上有点地位的军界人物最低也得是集团军群司令。因此，我们要作分析的话，在和平时期就应主要着眼于政界领袖，在战时则要着眼于集团军群司令和最高统帅。

　　 我们这里所说的意思是，在一个二十世纪的工业大国中，无论怎样，政治家们和高级军事将领们对一场即将到来的进攻事先总能得到一些情报，而且通常能够得到相当数量的情报。如果他们的国家遭到突然袭击，那是因为这些人由于判断上的错误而拒绝相信获得的情报，或是拒绝对得到的情报作出反应。1940年希特勒的5月攻势并没有对英法两国政府达成绝对的突然性。苏联的独裁者斯大林也曾从不同的渠道多次得到有关“巴巴罗萨”战役的情报。1973年以色列的情报机关也曾将埃及人的进攻迫在眉睫一事通知以色列内阁，然而内阁对此却置若罔闻。

　　 鉴于希特勒1940年对法国的进攻和1941年对苏联的入侵，以及埃及人1973年对以色列的进攻，是与本书能涉及的战争初期理论有关的三个主要战例，我们似应选择它们来分析作为本章主要内容的突然性的性质。这一分析自然要涉及到尽可能多的方面。我们同时还将分析一下“霸王”作战计划，以作为补充。

　　 1940年希特勒对法国的进攻

　　 早在希特勒进攻法国之前，英法两国政府就对纳粹师团的数目和它们的部署情况作出了相当准确的估计，并充分掌握了三个德国集团军群的主要特点，特别是A集团军群中装甲兵占优势的情况。但A集团军群集结在阿登山脉附近的情况却确实使盟军多少有点困惑不解。这是因为甘莫林将军据不相信一支庞大的装甲部队可以逾越阿登山脉和渡过马斯河。但是如果说德军不可能这样做的话，那就很难理解纳粹装甲部队为什么会集结在这一特定地区了。根据甘莫林将军本人的命令，由法国空军进行的零星的空中侦察，并未能有助于消除他的无知。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当时这场战争已经持续8个月了，英法两国实际上处于战时状态，所以要对它们达成绝对的突然性（真正绝对的突然性）是不可能的。希特勒若要真的打算进攻英法两国，他就必须通过法国西部边界的某一个或几个地点发起进攻，因此就地点而言——如果我们所说的地点指的是整个作战地域的话——要达成突然性是不可能的。就全面进攻来说，希特勒当时是可能做到攻其不备的。如我们所知，他成功地实现了这一企图。就新的作战方法而言，他也有可能达成突然性，当然他实际上也做到了这一点。

　　 希特勒在这些方面一再得手，其结果是，面对德国人进攻的现实威胁——不是甘莫林所臆想的威胁——法军显得部署失当。法方的这种失误导致了我们称之为法国的沦陷这一令人震惊的灾难。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尽管按照严格的字面上的定义来说，这次进攻中能达成的突然性还远远不能算是绝对的突然性，然而却仍然达到了突然袭击的目的。

　　 位于更北面的比利时事先未能判明希特勒是否真的要向它进攻。毫无疑问，这是德国人能够极其迅速地攻占它的关键要塞——埃本－埃迈尔的一个重要因素。该要塞的迅速失陷反过来又成为比军未能在边界上较长时间地阻击德军的一个主要原因，德军的推进速度因此大为加快。从而使代尔河计划成功的一切希望化为泡影。

　　 另一方面，埃本－埃米尔要塞的陷落，在很大程度上无疑是因为德军的进攻的日期和方向上达成了突然性，但同样也是因为德军的作战方法上达成了突然性。在这次战斗中，德军出动了空降部队，由于当时人们对这种新的作战手段尚一无所知，所以它对攻陷要塞起到了超乎寻常的作用。

　　 在比利时，德国人在作战方法上可以说达成了绝对的突然性。但就进攻的日期而言，只能说达成了部分的突然性。当入侵开始时，比利时最强大的几个邻国互相交战已经八个多月，所有的人——包括比利时政府——都清楚，德国人可能要发动对比利时的进攻。因而，我们不能说这次进攻达成了绝对的突然性，但是可以说这次突然袭击获得了百分之百的成功。

　　 “巴巴罗萨”战役

　　 1941年，苏联领导人多次接到报告说德国人的入侵迫在眉睫。克里姆林宫得到的某些情报甚至精确地预见了进攻的日期。如果想要详细研究苏联军政领导人当时在何种程度上了解“巴巴罗萨”战役计划的话，那就应该好好读一读A·M·涅克里奇的专著《1941年9月21日）（科学出版社，1965年）。这里仅举几例就够了。当时不仅苏联情报机关，而且外国的外交官们也通知斯大林说，纳粹德国即将进攻苏联。更为重要的是，苏联边境军区的指挥官们能够耳闻目睹德国为大举进攻所作的规模巨大的必要的准备工作，并就此向斯大林作了汇报。但问题在于，由于主观的先入之见在头脑中作祟，斯大林错误地估计了这些情报，认为它们是不正确的。只是到了最后的关头，到了德国人动手前的最后几个小时，斯大林才允许几个边境军区采取了一些有限的预防措施。

　　 因此，我们有了一个达成了部分的而不是绝对的突然性的战例，但我们也有了一个达成了部分突然性却未能取得百分之百成功的战例。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俄国不仅幅员辽阔，而且地势过于平坦。这种一马平川的地形意味着德国人在战争初期找不到一块“铁砧”，可以将俄国人置于其上用纳粹的大锤粉碎之。我们应该注意到，这次进攻在下列五个方面表明是达成了部分突然性：

　　 （1）主要决策人（这里指斯大林）由于拒不相信提供给他的各种情报，所以在“巴巴罗萨”战役面前显得措手不及。然而，其在边境驻防的军事指挥官们则丝毫也不感到突然。他们对德国人打算干什么，知道得一清二楚。但是在斯大林的命令约束之下，他们即使了解情况也无济于事。在这个战例中，遭受突然袭击的国家中的某些人完全清楚将要发生的事情，但是因为关键的决策人物对此轻率地不予置理，因此无法作出有效的反应。1973年10月以色列则是又一个类似的典型例子。

　　 （2）“巴巴罗萨”战役之所以被看作仅仅达成了部分突然性，第二个原因是在开战前的最后几个小时中，斯大林尽管很不情愿但毕竟还是批准采取了某些预防措施。

　　 （3）这次进攻并没有在地点上达成突然性。对于德军将要向边境哪些地段发起进攻，苏军指挥官是一清二楚的。

　　 （4）苏军指挥官也大致了解进攻的日期，所以就这点来说，只算是达成了部分突然性。

　　 （5）德军新的作战方法对苏军指挥官达成了异乎寻常的突然性。苏军指挥官曾经研究过德军1939年对波兰的战役和1940年对西欧的战役，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并没有真正从中吸取教训。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是布尔什维克宣传的牺牲品。他们认为这些“资产阶级”国家根本无心进行一场反对德国的战争，因而低估了纳粹取胜的意义，结果并不是急于寻找有效的对策。在斯大林眼里，对芬兰作战的经验要远比法国沦陷的教训更为可信。斯大林在研究了（更确切地说，是误解了）西班牙内战的教训之后，于1938年解散了苏联装甲部队。假如斯大林清醒地研究过法国战局的教训，他肯定会下令在1940年秋天重新组建这支部队。然而重建工作一直拖到1940年秋天重新组建这支部队。然而重建工作一直拖到1942年才进行，当时惨痛的教训使俄国人懂的了重建这支部队的必要性。

　　 然而，尽管德国人只达成了部分的而不是绝对的突然性，但其效果却是骇人听闻的。开战首日，苏联800余架飞机在地面上被击毁。与此同时，红军的步兵部队由于部署不当，得不到炮火支援而遭到重创。这些及其以后的灾难，使德军中央集团军群所属部队得以向俄国境内长驱直入。9月底前后，德军就推进了500英里，俘虏了约六十万苏联官兵，击毁了5000辆左右的苏联坦克和数千门火炮。此外，由于苏联空军一开始就损失惨重，元气大伤，德国空军便得以对红军后方狂轰滥炸，使红军的增援和补给成了其大本营极感头痛的一大难题。

　　 1945年苏联对满洲的入侵

　　 在这次入侵中，苏联在发起进攻的日期和时间上达成了绝对的突然性。尽管日本也知道苏联人可能会发起进攻，但他们所估计的苏联人的进攻时间比实际日期晚了一个月。在发起进攻的地点上，苏联人充其量只能算达成了部分的突然性，因为当时每个人都很清楚，进攻只能来自东面、北面和西面。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就新的作战方法而言，苏联人也只达成了部分的突然性。如果就这次进攻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了突然性，那也是因为苏联将军们成功地调动大批装甲部队越过了大兴安岭。在另外几条战线上，苏联人所采用的只是传统的作战方法。不管怎样，很多人并不认为调动大批装甲部队越过山区是一种“新的作战方法”。然而，不容否认的是，不管这种作战方法应该作何归属，它所达成的突然性却是实实在在的。

　　 还应该指出，如果日本人能在开战前的几周内进行有效的侦察，那么苏联人几乎不可能达成任何突然性。但这一点日本人未能做到。当时东京方面发现，仅仅同眼前现有的敌人继续打下去就已经是越来越困难了。在自己已经难以招架的敌人的名单上，日本人不希望再增加俄国这个对手。因此，驻满洲的日军部队都接到了命令，绝对禁止他们越过边境进行侦察，不论是陆地侦察还是空中侦察均在禁止之列。这一做法的目的，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避免“触怒”俄国人。人们记忆犹新的是，1940年初由于甘莫林将军的类似的命令而招致了同样灾难的后果。在满洲，这一命令所带来的主要不利之处是，当时驻满洲的日军总司令山田乙三将军根本不了解从蒙古向满洲西部边境挺进的苏军部队的规模，根本不了解苏军装甲部队的数量，而且也根本不了解他所得意的观点在战争爆发后已被证明是错误的。实际上，大批苏联装甲部队当时正在翻越大兴安岭向他开来。

　　 综上所述，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满洲战役中所达成的突然性，就地点而言只是部分的，在新的作战方法方面更是部分的，但是在进攻开始的日期和时间以及主攻方向上，则达成了绝对的突然性。由于苏联人十分出色地利用了这三方面的突然性，从而使日本人遭到了灭顶之灾。

　　 日本人的失败有以下几个主要原因：其敌人掌握了制空权；其增援部队——训练有素的师团，在苏联人发起进攻之前未能从中国内地赶到满洲，而原已驻扎在满洲的日军部队多数素质低劣；再就是日军未能估计到苏联红军会越过大兴安岭发起主攻。至于日本人的空军力量为什么不足，他们的多数部队为什么素质低劣，这些问题都不在本章论述范围之内。但日本人之所以未能及时将他们战斗力强的部队从中国内地调来，之所以未能正确地判断出苏联的主攻方向，就是因为苏军在进攻时间和主攻方向上达成了突然性。就本书而言，前者更为切中要害。这是因为前者似乎更能表明，在日期和时间上达成突然性，就能够使敌军部署不当或不能作充分的部署，并且因而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当然，这样一种推理，我们还将在最后一章深入探讨。

　　 1973年赎罪日战争

　　 以色列南部军区司令部的指挥官们深信不疑，埃及人将在10月6日，或是这一天前后发起进攻。但是以色列军事情报局的首脑们则不同意这一看法，以色列总参谋长对此也不相信。其原因是，同年5月间，他们也曾发现过埃及人要进攻的类似迹象，尽管当时军事情报局的首脑否定了这一说法，但总参谋长却对此信以为真。因此，在他向总理梅厄夫人建议之下，以色列的军队进行了动员。

　　 但后来埃及人的进攻却无声无息了。因此当10月份又有类似的警告出现时，以色列内阁就把它看作仅仅是喊叫“狼来了”的虚声恫吓。由于战争动员将会给以色列一直摇摇欲坠的经济带来极其沉重的负担，因此不到万不得已，以色列的任何一届内阁都不希望发布动员令。1973年10月，以色列人认为他们还没有到万不得已的地步，所以就没有发布动员令。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由于以色列情报机关对于即将发生的事情了如指掌，埃及人根本未能成功地对以色列达成突然性。但从另外一种意义上——唯一的一个相关的意义上——来讲，埃及人在进攻日期和时间上却使以色列政界的决策人物感到吃惊，而且是大为吃惊。当然，就进攻地点而言，他们并没有达成突然性。也很难说埃及人是否在新的作战方法上达成了突然性，因为问题在于难于区分新的和旧的作战方法。但是，他们的防空武器系统在战争中显示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卓越性能，从而使在此之前无疑一直占有压倒优势的以色列空军，在战场上——至少在初期的战场上——只起到了微乎其微的作用。被击毁的以色列坦克的数量也比预期的要多得多。

　　 但是，埃及部队却根本未能充分地利用他们所达成的突然性。要是有一个古德里安将军或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式的人物瞧见埃及人打仗那种拖拖拉拉的样子，一定会怆然泪下。我个人认为，埃及人的那种拖拉疲塌的作风正是他们后来战败的主要原因。

　　 “霸王”作战计划

　　 1944年，德军的指挥官们在战略和战术上都遭到了突然袭击。其主要原因是盟军对他开展了代号为“刚毅南方”的迷惑行动，部分原因是德军对英国本土和英吉利海峡实施有效的空中侦察的能力已大为降低。但德国人并没有遭到绝对的突然袭击。他们无疑得到了有关盟军将在诺曼底登陆的危险情报，但他们却采取了不予理睬的态度，而当盟军在法国登陆成功已成为无可辩驳的事实时，德军指挥官们仍然据不相信这就是盟军发动的主要攻势。在这一点上，盟军的迷惑行动起了很大的作用，而盟军所取得的制空权——真正绝对的制空权又使德军无法侦察到这一行动的执行情况。

　　 本章小结

　　 作为结束语，我们说，1940年的西欧，英法两国军队早就完成了动员，集中和展开，并且清楚地知道德国A、B、C三个集团军群的存在。尽管如此，纳粹还是成功地在进攻日期、进攻时间、主攻方向和新的作战方法等方面达成了突然性。由于这种突然性，比利时的抵抗迅速土崩瓦解，旨在迎击德军主攻而部署在北面的英法盟军，则在纳粹越过阿登山脉发起的真正的主攻面前，阵势大乱。这一错误的部署源于面积总司令甘莫林将军错误的判断。在德军的突然袭击下，比任何人都更感到惊愕的正是甘莫林将军，而正是他的惊慌失措才导致了盟军一败涂地。

　　 德国人获胜的另外一些重要原因包括：其空军迅速夺取了制空权；采用了我们称之为闪击战的新的作战方法；由于其空军取得了制空权而得以对敌后方大肆轰炸，使得同德军交战的英法部队无法得到连续有效的补给和增援。一言以蔽之，德国人极为迅速又极为有效地利用了他们的突然性。

　　 对于“巴巴罗萨”战役，我们将主要小结一下红军在德国人进攻时部署上的错误。在这一战役中，德国人又一次在进攻的日期和时间上达成了突然性。由于独裁者斯大林一个人的刚愎自用，德国人这一招干得十分漂亮。另外，他们在新的作战方法上也达成了突然性。在德军的突然袭击下，为数众多的红军部队陷入了困境，要么被生俘，要么被歼灭。同时红军大批飞机在地面上被摧毁，德国空军很快就取得了制空权并实施轰炸，从而使苏联将军们所组织的初步反击毫无效果，纳粹极为迅速有效地利用了所达成的突然性，险些置俄国人于死地。

　　 苏联对满洲的进攻在日期和时间上都达成了突然性，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东京帝国政府的错误判断造成的。它不认为俄国人会在这时，即在疲于应战的皇军的灾难性的太平洋战争中已经陷入绝境的时候发起进攻。因此，日军未能及时对满洲采取适当的防御措施。苏联人在主攻方向上也达成了突然性，当然这是由于驻满日军指挥官也象甘莫林将军一样冥顽不化、固执己见。但也还有其它一些原因。这位日本将领本人被东京下达的关于空中侦察的禁令紧紧地束缚了手脚。这一禁令不准他的飞机进入苏联或蒙古边界一侧，以免“触怒”苏联人。而后者则非常迅速而有效地利用了他们业已达成的突然性，并且苏联空军从一开始就完全掌握了制空权。

　　 赎罪日战争爆发的日期和时间都出乎以色列内阁的预料之外，尽管这对以色列的情报机关来说并非如此。敌人防空武器系统的显著作用也使以内阁为之愕然。埃及人由于达成了突然性，所以行动比以色列人提前了五个小时，换句话说就是，从埃及人抢渡运河开始直到以色列人作出有效反应时为止，其间相隔了五个小时。如果埃及人能够更迅猛有力地利用他们所达成的突然性，他们也许会赢得胜利，但是他们却未能做到这一点。然而，我们则不应认为华约部队也会这样把先敌行动的五个小时白白浪费过去，这一点我们将在下一章中予以论述。

　　 盟军1944年在诺曼底登陆的日期、时间和地点上都对德国人达成了突然性。象“冥王星”海底输油管和“桑椹”人造港等军事技术的应用也使德国人吃惊不小。从一开始，盟军的空军就完全掌握了局部空域的制空权。并且随着时间日复一日，周复一周的推移，他们控制的空域范围也不断扩大和延伸，但我们还不能说，盟军利用突然性的迅速有效的程度已经达到了本书提出的标准。其原因之一是，同他们对垒的德军部队纪律严明，斗志旺盛。另外，盟军的行动受到地形的限制，并且诺曼底乡间丛林遍布，是打防御战的得天独厚的好场所。尽管如此，我们却可以说盟军抵达并渡过塞纳河的时间反而比预定时间提前了许多天。但是，在夺取初期阶段胜利的过程中，不可否认的是尽管盟军在6月6日就进行了首次登陆，但巴黎直到8月23日才获得解放，而盟军渡过莱茵河则是7个月以后的事情了。笔者还不至于蠢到说盟军战斗不力或者指挥失当的地步，我的意思只不过是说，无论是盟军的推进速度还是他们对初期达成的突然性的利用程度，都尚不足以使“霸王”作战计划成为论述本书内容的一个有力的例证。

　　 结论

　　 （1）综上所述，我们看到，为了在战争爆发时（或在战争进程中开辟一个新战场的时候）实现达成有效的突然性的目的，并不需要去达成绝对的突然性。这里所谓的“绝对”，指的是甚至没有一个敌人士兵知道正在发生的事情。只要能使敌人上层决策人物蒙在鼓里，突然性就非常有可能是有效的，甚至可能是绝对有效的。这里的敌决策人物在平时指的是政界领袖，在战时指的是敌集团军群司令和敌总司令。如果能设法使这些人在突然性面前茫然失措，那么敌军所能作出的反应就将是无济于事的。

　　 历史似乎表明，心理战同单纯的常规军事手段一样，经常——如果不是更经常的话——能够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甘莫林将军就是不愿意相信纳粹会从南面发起进攻，所以他只接受与自己看法相一致的证据，而排斥与自己看法相抵触的证据。斯大林也是不愿意相信希特勒打算在1941年向他进攻，他迫切需要将这次入侵至少再推迟12个月，因此他拒绝听取与他本人意图相悖的情报。1945年，日本帝国政府同样也只不过是因为不愿意相信苏联人会在那一年随时入侵满洲，所以不论“好心”的俄国人向他们抛出什么“证据”，只要与他们的看法相附，他们就一股脑儿抓过来，因而在军事上就未能即使采取任何有价值的必要的措施。而在任何情况下都显得极其脆弱的防御，则更是完全无望。1973年，以色列内阁也是不愿意相信情报部门的报告，而后来发生的事件证实这些报告准确无误，错误的倒是以内阁对这些报告的估价。

　　 相比之下，冯·龙德施泰特陆军元帅1944年之所以对盟军的企图作出错误的判断，并不仅仅是由于他不愿意相信盟军将在诺曼底登陆，而应归咎于情报机关的错误。而情报机关的错误，则又是由于被盟军代号为“刚毅南方”的迷惑行动所欺骗，同时也还由于德国空军无力对英国海岸实施有效的空中侦察所造成的。如果当时德国空军有能力进行空中侦察的话，那么“刚毅南方”这项计划就可能落空。由此，我们可以说，为达成突然性，即使是为达成部分的突然性，一个关键的先决条件就是敌人缺乏有效的侦察手段（就“侦察”这个词的最广泛的意义而言）。

　　 （2）任何西方民主国家的政界领袖都永远不愿意相信战争已经迫在眉睫，并且从来都不愿意承担命令军队进入战时状态和动员预备役等等此类责任。所以，凡是预谋侵略他人的国家，大都喜欢通过表面上建议与将要受到进攻的一方进行谈判为手段，来减少对方采取必要的防御措施的可能性。张伯伦就相信希特勒是个正人君子，所以他不能容忍任何他认为可能会“触怒”希特勒的行动。他把宝全押在谈判上。法国人采取了与此类似的政策，波兰人的作法也如出一辙。如果哪份情报对希特勒的为人提出怀疑，当时的西方领导人便会立即将它打入冷宫。另外一些人实际上并不真正相信希特勒的诚意，但是其中大多数人碍于选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因此在言行上始终小心谨慎，就好像他们对希特勒的诚意本来就深信不疑似的。

　　 同样，假如苏联打算对北约发动突然袭击的话，它很可能选择在国际关系中充斥着缓和论调的时候动手。克里姆林宫领导人届时将无时无刻不大谈裁军问题，大谈苏联是如何惧怕战争和如何渴望看到共产主义的羔羊与资本主义的雄狮同巢而卧。在这种时刻，要在战争爆发之前发布动员令事实上是不可能的。而显而易见的是，如果北约尚未动员，这种状况将会成为有助于俄国人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

　　 （3）历史表明，如果入侵者夺取了制空权并能迅速有效地加以利用，那么即便只达成了部分突然性也足够了。这是指在主攻方向、进攻日期和时间以及新的作战方法这四个方面中的某一个或某几个方面所达成的突然性。只要敌人在战争爆发时的兵力部署是错误的，那么突然性就将会获得极大的成功。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浩繁的战例足以佐证毛奇的至理名言：凡在战争初期部署不当者，必从此一蹶不振（他似乎还应加上一句：“当面对强敌的时候。”）

　　 （4）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企图达成绝对的突然性只能是一个十足的幻想。对一些散兵游勇，甚至成排成连的官兵，可以达成绝对的突然性，然而对大部队则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单靠部分的突然性可以使为数众多的敌人全面败北，这正是进攻者的指挥官所企求的（这一点对苏联将领来说更是如此）。所以，作为北约的成员，我们不应该因为我们已经设法——很可能是非常正确的——使自己相信华约根本无法对我们达成绝对的突然性，就自鸣得意地袖手坐视。历史业已表明，如果能够加以充分的利用，部分突然性完全可以达到令人满意的效果。因此，我们应当坐下来，更为深入地思考一下华约部队将能够对我们达成什么形式的部分突然性，以及一旦这种突然性得以达成，将会出现什么情况和我们应该作出什么反应。

　　 我们还应当考虑到，在战争爆发的突然性问题上，民主国家中的关键人物，即那些政界领袖们，实际上很少有人愿意承认战争已经迫在眉睫，或是甘愿冒在政治上引起公份的危险，于战争爆发之前下令采取必需的军事措施。如果这些人不这么做，俄国人就必然要先发制人。我们在最后一章中将要谈到他们先发制人会带来什么影响。最后一章在假设华约部队为取得战争初期的胜利而通过“先发制人”的手段发起进攻这样一个基础上展开。从其含义上讲，这将意味着北约部队届时将既没有充分动员，也没有恰当展开。当然，这种情况只有当北约的军政领导人被敌人在进攻的时间上达成突然性（由此而不能动员）和在主攻方向上达成突然性（由此而造成错误的展开）的时候才会发生。此外，作为下一章论述基础的另一个假设是，要达到这样一些令人满意的目的，关键在于要对“遭遇战斗”这种作战形式有很深的造诣，并能娴熟地运用之。下一章第一部分我们将论述这种作战形式的实质，第二部分将讨论“先发制人”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