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炬”作战计划·第九

 作者：拉迪斯拉斯·法拉戈·美国

出自————《巴顿将军》

出自————《战争通史》

　　 在离开伦敦之前，乔治·巴顿许下了最后一个诺言。巴顿喝酒不多，能克制男人通常所有的恶习，但吸雪茄烟的瘾却很重。由于他对尼古丁的耐量特别低，烟草很容易引起他的喉管发炎。他每天通常只抽三、四支雪茄，除非有时兴奋或工作紧张，才超过这个定量。

　　 在伦敦的激烈争论使他变成一个接连不断抽烟的人。他把布彻中校苦心积存起来的哈瓦那雪茄烟都抽光了。当布彻给他送行时，巴顿——时刻不忘记所受的恩惠，是个慷慨的借债人——对布彻说：

　　 “布彻，谢谢你的雪茄烟。不用发愁，我一回到华盛顿，就给你送一些来。”

　　 第二天，他刚刚到军需大楼的办公室，就立即给陆、海军俱乐部的纸烟供应站去电话，为布彻订了一大批雪茄。这批雪茄于9月5日送到伦敦布彻那里，内附有巴顿写的一张纸条；“这是部分偿还。”布彻根本没有料到，巴顿在百忙之中还会记得自己的诺言。布彻深受感动，带着几分情感对艾森豪威尔说，“乔治是个可以信赖的人。”

　　 巴顿于8月21日回到华盛顿。这时用来筹划和组织“火炬”战役的时间已不到七个星期了。“火炬”战役定于10月7日开始。他已成功地使马歇尔将军相信该作战计划的可行性，因而从马歇尔将军一直到下面的各级人员现在都对他开放绿灯。该计划慢慢地成形了。

　　 现已决定，将由巴顿指挥西线特遣部队，这是这次复杂的作战计划中三支特遣部队之一，也是任务最复杂的一支。唯有这支特遣队将全部由美国部队组成，在没有英国人的帮助下，全部由美国海军把他们送到目的地奥兰(这是艾森豪威尔计划的目的地)或卡萨布兰卡(这是巴顿选择的目的地)。英国皇家海军将负责在阿尔及利亚的另两支特遣部队。

　　 该计划所涉及的海军行动就真够吓人的。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从三千英里之外发动过这么大规模的进军。从来没有哪一国的海军需要输送和护卫这么大的一支部队横渡整个大洋，而且敌人极为干练有效的潜水艇就在大洋上出没无常。

　　 这支特遣部队的编组，即使绘在纸上也是非常壮观的，是美国有史以来所组织的最大一次海外远征。这一任务真叫人惊心动魄。“那些愚蠢的计划人员”拨给巴顿的部队，其官兵总数达四万多人。他们将由三十六艘运输舰、货船和油船载运，在六十八艘军舰(从得克萨斯号战列舰到切罗基号拖船)的护航下，从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港出发，横跨大西洋，一直开到法属摩洛哥的大西洋海滨。美国海军为这项任务感到畏难是不足为奇的。

　　 巴顿惯于蔑视次要的困难，过低估计其他军种为完成支援任务所须解决的问题，把海军的正当忧虑视作近似破坏。海军少将亨利·休伊特来到军需大楼巴顿的临时办公室同他商讨和协调计划时，巴顿就强词夺理地发表了这种意见。

　　 两人之间似乎很有可能发生一场冲突。巴顿火气旺，易动怒；休伊特则显得过于审慎，有点迟钝，有时甚至有点麻木不仁。这位海军少将总好慢慢吞吞地权衡利弊，然后总倾向于认为弊大于利。

　　 他们的第一次会晤，以讨论军种之间的合作开始，结果以激烈的争吵告终。巴顿对休伊特办事懒洋洋的劲头从一开始就反感。休伊特手下的参谋人员不断地插话，他们就象大西洋舰队的托马斯一样，对远征的不利因素言过其实，这使巴顿怒不可遏。不一会，巴顿便失去了耐心。他大发雷霆，用恶毒挖苦的愤怒言词劈头盖脑地大骂一通，使海军代表团那些举止严谨而说话温和的先生们目瞪口呆，大为震惊。

　　 海军人员吓得逃出了会场，他们确信再也无法同巴顿那样粗暴的将军一道工作。休伊特直接去找海军上将金，向这位海军首脑提出建议，除非陆军撤换巴顿，否则海军就退出这次战役。

　　 海军上将金同情休伊特的处境，但并不以为惊讶。他非常了解巴顿，早就预料会碰到此类困难。他把此类事向马歇尔将军作了汇报，正式要求把巴顿调离特遣部队。

　　 一时看来，似乎要牺牲巴顿以挽救“火炬”作战计划。但是马歇尔坚持要依靠巴顿。他安慰金将军，并就巴顿易怒的脾气向休伊特作了解释，告诉他如何对付巴顿，要求他不必计较，而把巴顿的脾气当作打仗时的一种职业病来对待。然而，马歇尔向休伊特担保，巴顿的脾气绝不会危害军事行动。

　　 “恰恰相反，”马歇尔说，“他的脾气倒会有助于战役的胜利。无论如何，对‘火炬’战役来说，巴顿是不可缺少的人。”

　　 休伊特并不完全相信事情都会象马歇尔所期望的那样发展，但他回头继续同巴顿一道工作。后来，巴顿首先承认，休伊特是组织和领导这一支史无前例的舰队的理想人物，而且他还是抚慰这位急躁的陆军同僚的理想人物。自首次冲突以后，两人工作密切配合。同巴顿相处往往就是如此，搞熟了就会互相尊敬。

　　 1942年晚秋，休伊特五十五岁，离开安纳波利斯海军学校已经整整三十五年了。他骁勇善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荣获了海军十字勋章。他举止端庄，身材魁梧，从不沽名钓誉，总是把功劳让给别人，对待下级严正公道，对待其他军种的同僚谦让得体——休伊特将军能赢得别人的忠诚、信任和爱戴。

　　 休伊特身上没有巴顿那种秉性粗野、好出风头和炫耀个人的特点。休伊特充满了海军的传统作风，总是尽最大努力去发挥现有的人力和物力的作用。他扩充他的部下，不是靠从海军中精选智囊和天才，而是靠接受海军人事局分配给他的人员。

　　 换句话说，从表面现象看，休伊特是个平凡而埋头苦干的海军军官，很不容易同巴顿那样精悍活跃的计划人员共事。但结果表明，他们配合得非常圆满，因为休伊特审慎，与巴顿的急躁正好取长补短，相辅相成。正是由于休伊特的仔细和谨慎的筹划，才使得舰队得以横跨辽阔的大洋以后按时抵达目的地。这大概是海军在战史上一次最了不起的壮举。

　　 当休伊特在弗吉尼亚州诺福克附近的楠西蒙德旅馆他的临时司令部里筹划这次壮观的远征时，巴顿则在军需大楼最高一层阴暗的房间里筹划他的神秘的战役。他所用的里间，与他的部下工作的地方只用一层薄板隔开。这位神秘人物就躲藏在这里，在他的伙伴们看来，他有时象个人魔术师，而不象一位现代的少将。门旁有一个海军陆战队的哨兵担任警卫。西线特遣部队的参谋人员汗流浃背地渡过了闷热的华盛顿夏天。

　　 巴顿周围的人当中有一位新来的少校，叫查尔斯·科德曼，他描写当时的景况说：“巴顿的办公室外面就是参谋处，那里的人员摩肩接踵，川流不息，有海军中的相应人员、气象观测员、空军联络官、北非领事、法国拖船船长和阿拉伯语翻译人员等等。他们热烈地研究向东横渡大西洋后首次两栖登陆将会遇到的协同作战的若干问题。”

　　 巴顿将军怎么样呢？“迄今为止只是军需大楼里薄隔板后面的一个令人敬畏的人物，”科德曼写道。“有时参谋处的办公室里吵闹得太厉害，连隔板都象受到一阵机关枪的射击一样震动起来。

　　 “真吵死人啦！叫他们停止吵闹。我没法思考问题。”

　　 “参谋长哈普·盖伊上校就走出来。

　　 “‘将军需要安静’。这样就安静下来了。”

　　 这次重大的任务时刻萦绕在巴顿的心头。而且这一相当奇特的作战计划困难重重。更使人苦恼的是情报资料严重不足，巴顿独自躲在他的房间里冥思苦想，不时地自言自语。特别是当有些来出主意的人向他报告互相矛盾的情况或提出糊涂的建议时，更使他感到茫然。在此阶段，他对作战计划中后勤工作的重要性仍然估计不足，对于象兵员补充和给养供应这类问题，思想上不重视，也没有让别的军官或下级单位去处理和解决。

　　 巴顿所关心的是战役的全局及其许多有声有色的细节，即德国人所称的“运筹问题”。这些问题还称不上是战略性问题，但又大大超过了一般的战术性问题。这造成了巴顿在计划工作上的印象主义和不完整的筹划，在大的战术布局上留下了漏洞。这就必然地导致在战役中遇到某些不愉快的意外事故，增加了上岸官兵的困难，使得在摩洛哥登陆之举不够理想。然而，这是美军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一步——一个婴儿不先学爬，怎么会走路呢？

　　 直至9月5日，巴顿才接到明确的指示和目标。他原先计划在卡萨布兰卡发起正面进攻，准备发出一项气势汹汹的最后通牒来虚张声势，并以海军相要挟，以夺取该大城市。对当时情况的判断发现，正面进攻的代价太高。海军也怀疑本身是否有能力把两支特遣队分别送到两个不同的目的地，这有可能使在摩洛哥登陆的计划全盘告吹。

　　 这样，巴顿从伦敦回来时，随身携带了一个准备进攻奥兰以代替进攻卡萨布兰卡的方案。8月24日，巴顿回到华盛顿仅三天以后，该方案又被陆军部的另一个方案所替代。情况老是这样变来变去，直到目标最后确定下来时，离开发起进攻之日只有两个月多一点的时间，确切地说，只有六十四天了。

　　 根据这一作战方案，巴顿的任务是“攻占卡萨布兰卡港及其附近的飞机场，同在奥兰的中线特遣部队配合，建立和保持卡萨布兰卡与奥兰之间的通讯联络。建立足以对西属摩洛哥进行地面和空中打击的力量，以便在必要时能夺取西属摩洛哥。”

　　 这是一项重大的使命。情报部门估计，在摩洛哥的法国部队有六万到十万人，大约等于巴顿指挥的兵力的三倍。据信西班牙人在其保护国的兵力远远超过十万人。而巴顿的兵力从最初给他的四万人先是减少到三万六千人，最后又缩减到不足三万四千人。他的兵力在数量上处于如此的劣势，如何能与二十万大军一决雌雄？此时此刻，巴顿不愿去多想这个问题，不然他就会怀疑自己殷切期望投入这场混战是否明智。

        虽然巴顿在利文沃思陆军大学学习过作战计划，但是他现在制订一项实际的大战役计划还是第一次，而且这个计划既不同于利文沃思陆军大学的那种一成不变的任何公式，又不同于教科书上预先构想的框框。

　　 “火炬”作战计划是分别在几个不同的地方拟订拼凑起来的。虽然总计划是于伦敦在艾森豪威尔的领导下草拟的，但西线特遣部队的大部分计划是在美国分三处拟订的——一处在托马斯·汉迪将军的作战厅；一处在军需大楼巴顿的顶层办公室，在巴顿的亲自督促下由兰伯特上校领导进行；还有一处是在诺福克观海楼由休伊特海军少将制订的。

　　 这种七拼八凑的工作结果未能形成正式的计划，而是附有种种条件的意图的大杂烩。计划中仅有一项落实的最终安排——巴顿将把他的特遣队分三批登陆。一支代号为黑石的部队在南面的萨菲登陆；另一支代号为丛林的部队在中间的费达拉登陆；第三支代号为门柱的部队在梅赫迪亚登陆，至于登陆后情况会怎样发展，计划人员未作推测。因此，他们不可能为登陆后的行动作出任何有约束力的安排。

　　 这个最后定案的计划同巴顿自己设计的第一个方案悬殊很大。巴顿的第一个方案早在8月3日就想出来了，多少是心血来潮的产物。他曾研究过摩洛哥海岸线的地形结构，选择卡萨布兰卡为他的主要突击方向。后来决定不应该把全部兵力集中在一个点上，他在南翼选定萨菲，在中部选定卡萨布兰卡，在北翼选定拉巴特。拉巴特在艾森豪威尔的原计划里占有显著的地位。这里看来是进行决战的理想地点，因为从一开始打下了拉巴特，摩洛哥的首府就立即落入美国之手。在拉巴特登陆还有利于攻占萨勒的重要机场，使驻守在那里的法国坦克团来不及部署。

　　 但巴顿被说服放弃了卡萨布兰卡。他听说，该大城市有重兵把守，守卫该城的有贝图阿尔将军指挥的精锐的卡萨布兰卡师(参谋人员特意没有把贝图阿尔预先安排好同盟军合作这一因素考虑在内)及法国舰队的一大部。对卡萨布兰卡实行正面进攻，对巴顿微薄的兵力损耗太大。

　　 接着他又被说服放弃了拉巴特。主张放弃拉巴特的理由只有一部分是出于军事方面的考虑。不过休伊特海军少将确实反对在拉巴特登陆，因为他的参谋人员认为拉巴特的海滩条件不太好。他对巴顿说，“海岸附近都是淤泥，登陆艇势必在远离海岸的地方就搁浅。”

　　 海军的反对意见尽管重要，但巴顿最终决定绕开拉巴特而在梅赫迪亚登陆，不是出于军事方面的考虑。此时，巴顿在他的顶层房间里被一群叽叽喳喳的顾问和参谋人员所包围。这些所谓的专家声称了解摩洛哥的错综复杂的政治、社会和宗教情况，现正在向巴顿进言，如何避免堕入政治领域里可能出现的陷阱。对此，巴顿基本上是无知的。

　　 显然，这是一场微妙的战役，因为法属北非毕竟不是真正的敌人领土，等待巴顿到来的那些部队也不一定会与巴顿为敌。于是，国务院的各种政治和外交计划接踵而来，附加在巴顿的纯属军事性质的计划头上。接着，新成立的战略情报局(这是由威廉·多诺万上校领导的一个高度机密的情报机构)带着自己的作战计划急急忙忙地插了进来。这种外来帮助有可能使这次军事行动一蹴而就，但也把计划搞乱了，并束缚了计划人员的手脚。此外，这种帮助也使巴顿迷惑了，因为他在军事上精明厉害，而在政治和外交上却并不精明老练。

　　 后来的事态证明，政治专家们自己对实际情况的了解同正确估计形势的能力还差得很远，尤其是充分暴露了国务院官员们的无知。他们对于巴顿将会遇到的情况是多么缺乏了解，这从国务院给巴顿下达的指示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阿尔及利亚是法国海外的一个省，直接归维希政府统治；摩洛哥则是一个保护国，尽管实际权力掌握在法国总督手里，但在名义上归它自己的君主摩洛哥国王统治。国务院对于这两国的政治地位，却未加任何区别。

　　 此外，巴顿看到的情报资料，其质量并不比普通游客的游记好多少。结果，他对形势得到了一个歪曲的印象，以致所作出的决定，其危害所及，使巴顿在整个战役中乃至今后的好几个月里一直感到苦恼。就这样，在他自己的情报处长布莱克上校和政治顾问保罗·卡伯特(安纳波利斯出身的前海军军官)的吓唬下，巴顿放弃了拉巴特。

　　 卡伯特于9月份从摩洛哥经伦敦来到华盛顿，同布莱克(由于工作性质复杂，他此时已智尽力竭)密切合作，开始以政治顾问的意见为幌子宣传他自己的强烈个人见解。他向巴顿建议，要特别小心，不能触怒敏感的穆斯林分子，要避开“圣城拉巴特和萨勒”。

　　 卡伯特解释说，由于拉巴特是伊斯兰教国王苏丹的所在地，因而是一座圣城。苏丹主要是一种精神上的权威，而不是实际生活中的权威。卡伯特告诫说，由于阿拉们国家的酋长——据称是先知穆罕默德通过其女儿法蒂玛的血统而传下来的后裔——穆罕默德五世陛下对整个非洲的穆斯林有着巨大的影响，因此，假如巴顿要亵渎象拉巴特这样的圣地，他们决不会饶恕巴顿。他还说，“轴心国会宣传说我们侵犯了穆斯林的风俗习惯”，这样一来，肯定会使我们在所有的伊斯兰国家中处于不利的地位。

　　 卡伯特还描绘了一幅阴暗的图画——在摩洛哥潜伏着种族冲突。摩洛哥的面积和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差不多，八百万居民中主要是柏柏尔血统的摩尔穆斯林人。他们历来仇恨居住在摩洛哥的二十万犹太人，因此，他们对迫害犹太人的纳粹分子颇有好感。据卡伯特说，摩洛哥犹太人渴望报仇，很可能会利用美国人的到来向穆斯林发动进攻，这样就会导致宗教和种族骚动，造成更多的复杂情况，巴顿可能会发现，要克服这些复杂情况比战胜法国人的抵抗还要困难。

　　 以上就是卡伯特的“忠告”的要点，打动了政治上无知的巴顿的心。巴顿对摩洛哥一无所知，只知它据说是古代的毛里塔尼亚，在梅克内斯曾产过世界上最好的马匹。他记得菲律宾人起义的历史事实，不希望激起摩洛哥“土著人”的任何麻烦。他信服卡伯特和布莱克，并根据他们的建议调整了他的军事计划。

　　 9月19日，巴顿电告艾森豪威尔，鉴于当地的“宗教因素”，他决定绕开拉巴特，请求把代号为门柱的第三支队的登陆地点改为梅赫迪亚。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关系重大、近乎致命的决定。我们即将看到，这是为什么摩洛哥成为整个“火炬”战役中最难解决的难题的主要原因之一。

　　 与此同时，巴顿的部队利用剩下的短暂准备时间进行集训。从安德森将军的第3步兵师每次抽调一个团，派往切萨皮克湾的所罗门群岛训练区，日夜进行登陆演习。巴顿自己的第2装甲师各部(现由哈蒙将军指挥)也接受了履行作战任务的特种训练。

　　 巴顿表面上装出一副给人深刻印象和使人放心的热情态度，然而他在私下里却一再地复诵他喜爱的警句“不要让恐惧左右自己”，以此来维持自己的信心。面对互相矛盾的各种建议，巴顿被弄得一筹莫展，这种心情在他10月3日致艾森豪威尔的电报中十分明显。他一方面承认“情绪忧郁”，但同时又给自己壮胆。他写道：

　　 “你可以放心，一旦我们向海滩前进，不管是死是活，我们都要呆在那里。如果活着，我们决不投降。出发之前，我一定要使每一个人都具有这同样的决心。有了这种决心，我对此行动的胜利就有了完全的信心。”

        乔治·巴顿这次出征的心情，与其说充满信心，还不如说是破釜沉舟。他预定于10月24日凌晨9时30分从诺福克出发，在休伊特海军少将的旗舰奥古斯塔号上渡过在美国的最后一夜。在横渡大西洋的两个星期时间里，他将一直呆在这艘军舰上。

　　 20日，他写下了遗嘱，并作书给他的妻子，叮嘱她只有在“确定我真的死了”以后才能拆开。他把这封信装在给他的内弟和朋友弗雷德里克·艾尔的一封信中，在给艾尔的信中，他坦率地吐露了他内心深处的思想：

　　 “我现在要去执行的使命是世界历史上任何军队未曾担负过的决死任务。”他要求艾尔关心他的妻子和小孩，万一他有个三长两短，请照应他们。

　　 那一天，他在休伊特少将的陪同下去白宫晋见罗斯福总统，聆受他的最后指示，并向他辞行。虽然巴顿一家人过去一向属于民主党的杰克逊派，但巴顿本人没有固定的政治信念，比较倾向于共和党的保守主义和习俗。他的妻子在波士顿的亲属则在共和党内是很有地位的。对于美国的新政，除了本能地反对以外，巴顿从来很少去考虑。但他在内心中喜欢罗斯福。不管怎么说，他不是把罗斯福视作政界人士，而是视作他的最高统帅。

　　 总统隆重地接待了他们，但是关于摩洛哥的情况，他未能提供任何有价值的最新情报。他与在华盛顿和伦敦的任何其他人一样不了解情况。他对巴顿说：

　　 “我们的政策就是要打败轴心国，维护法国对海外领地的管辖。我要把纳粹分子赶出该地区，确保这些殖民地继续受法国的管辖。”

　　 罗斯福一字未提他自己对法国维希政府的态度是赞成还是不赞成。巴顿以其最拿手的高调向总统保证说：

　　 “阁下，我只想对你说，我决心在海滩上不成功便成仁。”当天晚些时候，他去五角大楼见马歇尔将军时，又讲了这番话。

　　 第二天早晨，他去沃尔特·里德医院向潘兴将军告别。关于这次值得纪念的会晤，巴顿在1942午10月21日的日记中留下了一段富有感情的记述：

　　 “拜访潘兴将军。直至我开口说话，他才认出我来。接着，他的神态似乎相当清醒。他看上去已老态龙钟，这很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同他见面，但是我可能死在他的前头。我说，1916年他把我带去墨西哥，是他给了我起点。他回答说，‘我总能挑选善战的将才。上帝知道，这种将才是不可多得的。我很高兴，他们马上就要派你去前线了。我喜欢骁勇而令人畏惧的将军。我希望他们能放手让你去干。’

　　 “他回忆起我当年杀墨西哥人的事。当我告诉他我现在还带着那支手枪时，他说，‘我希望你用它打死几个德国人。’他还说，他希望我有机会能用我的钢剑劈死个把人。他说，战争开始时他的感情受到了伤害，因为没有人来征询他的意见，但他现在已甘居局外，与世无争了。

　　 “他差点哭了起来。他对战争几乎一无所知，确是可怜。”

　　 巴顿准备告辞时，他亲吻了潘兴的手，要求得到他的祝福。潘兴让他跪下来，紧握着他的手，轻声说：“再见，乔治。上帝保佑你，维护你，赐予你胜利。”

　　 巴顿戴好帽子，向潘兴敬礼。潘兴起身，敏捷地还了礼。“他好象一下子年轻了二十五岁。”巴顿后来说。

　　 然后他去陆军部向替他处理机密文件的几个女秘书告别。

　　 午饭后不久，巴顿夫人驱车把丈夫送至博林机场。机场上有一架C－47型飞机等待着把巴顿及其参谋人员送往诺福克。拟订“火炬”作战计划期间同他关系最密切的八个人正在机场等候。他们是：他的副指挥官杰弗里·凯斯将军；盖伊上校；他的副参谋长保罗·哈金斯中校；布莱克上校和兰伯特上校；他的后勤处长沃尔特·马勒上校；他的通讯主任埃尔顿·哈蒙德上校；以及他的副官理查德·詹森上尉，他是来自巴顿的故乡帕萨迪纳的一位年轻军官。

　　 六个月后，詹森就在突尼斯阵亡了。兰伯特和布莱克不称职，离开了巴顿的司令部。但是盖伊、哈金斯、马勒和哈蒙德一直追随巴顿——自1942年那个秋高气爽的日子从博林机场出发，直至1945年春到达捷克斯洛伐克。

　　 巴顿登上C－47型飞机。然后，在10月23日，他披着晚霞，从诺福克驱车到汉普顿路。奥古斯塔号旗舰正在那里等候他登船出征。

　　 这是他永生难忘的日子——与其说因为这是个光荣的日子，还不如说因为他的疑虑产生了痛苦。海军已准备就绪。庞大的舰队按照精确无误的时间表行动。休伊特所作的计划堪称天衣无缝。海军情报部门曾发现在护航道上有一队德国潜艇在活动，就在最后几分钟，他们把派往塞拉利昂的船只作为诱饵，把敌潜艇引走了。护航舰队浩浩荡荡，一派胜利在望的景象。部队登舰出发的进程顺利，没有发生任何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