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洋战役的第四阶段(1942年7月至9月) 打击护航运输队和远洋作战·第十三

作者：卡尔·邓尼茨 ·德国

出自————《十年与二十天》

出自————《战争通史》

　　 德国潜艇在美国海区连连获胜的几个月中，吨位战的作战原则再一次经受了海战指挥部和潜艇部队指挥机关的检验。

　　 根据1939年8月31日国防军统帅部下达的第1号作战指令，海军的主要任务是：“实施经济战，重点打击英国。”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确定这个目标是正确的。只有消灭同盟国的商船，我们才能给英国以决定性的打击。英国人的生活和作战能力都依赖于商船吨位，或者如丘吉尔所说：“大西洋战役是整个战争的决定性因素，我们任何时候也不能忘记，无论在陆地、海上或空中所发生的一切最终将取决于大西洋战役的结局。我们在被其它各种忧虑纠缠的同时，也怀有希望或恐惧，日复一日地注视着大西洋战役变幻莫测的命运。” [ 注：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5卷，第6页。 ]

　　 海战指挥部第三处收集了我方得到的有关敌方舰船损失和新舰建造能力方面的各种情报。虽然这些有关敌人实际损失和新造舰艇数量的情报在战时往往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到我们手里，但一般来说并不要等到战后。不管怎样，德国海战指挥部在美国参战前几年早已估计到美国一定会向英国提供新的军舰，以代替战争中所损失的英国商船。从1940年12月丘吉尔写给罗斯福的信中可以证明这一估计的正确性，这封信的内容在战争结束时我们才知道。为了求得援助，丘吉尔在信中说：

　　 “英国每年只能建造150万吨商船。这个数量是不够的，每年另外还要补充300万吨。只有美国的造船工业才能填补这种空缺。” [ 注：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2卷，第494页及后面几页。 ]

　　 1941年6月德国海战指挥部估计，英、美两国每年能建造250万总吨位的商船。一年后，1942年6月海战指挥部从情报中得知，美国根据造舰计划准备从1939年秋到1943年底建造2290艘商船，共计1680万总吨位。根据这个计划还有1530万吨商船将在1942年和1943年间建成。海战指挥部认为，这些数据还是有根据的，尽管许多德国造船专家对这么短的时间内造这么多吨位的商船表示怀疑。

　　 潜艇部队指挥机关不断从海战指挥部获得有关敌人增加商船吨位的各种信息，为了保险起见，基本上按新造商船的最高吨位数估计。

　　 以下是海战指挥部第三处在1942年6月根据估计而制成的表，表内列有新建商船的吨位数，潜艇部队指挥机关认为此吨位数是能够成立的。海战指挥部所估计的数字在1942年C部分的战争日志第211-212页中就有记载，潜艇部队指挥机关所引用的数字摘自一份报告的原稿，该报告是我在1942年5月14日奉海军总司令之命向希特勒作的汇报。 [ 注：潜艇部队司令1942年7月15日战争日志。 ] 为了便于比较，表中列出了根据英国战后公布的新建商船的实际吨位数(以百万吨为单位)。

根据上表的数字计算，潜艇部队指挥机关估计我们在1942年每月应击沉70万总吨位的商船，若根据英国公布的实际新建商船的吨位来计算，每月须击沉59万总吨位的商船；这样，才能阻止敌商船总吨位的增长，使其增减数保持平衡。只有每月击沉敌商船数超过70万总吨位或59万总吨位才能使敌商船总吨位有所下降。而对敌人来说，从1942年开始商船的吨位减少对其是极不利的，因为这时他们对商船吨位的需求量急剧增加，他们必须满足海外作战越来越高的要求。

　　 海战指挥部相信，只要3个轴心国的所有武装部队共同奋战，每月的击沉数可远远超出70万总吨位。战后人们才知道，德国潜艇部队所报告的击沉敌商船的吨位数，虽经海战指挥部的核实，仍比实际略高一点，而德国空军和日本武装部队所报告的数字则大大超过了实际数字。

　　 商船的击沉和建造之间的关系清楚地表明，由于我国领导在战前没有采取一切措施迅速而大量地建造潜艇，战争爆发后又没有把现有少量的潜艇集中用于经济战这一主要任务上，这一切给战争中的德国带来了多么严重的后果。

　　 1942年上半年潜艇战虽然战果辉煌，但潜艇部队指挥机关却忧心忡忡地注视着潜艇战的进展。我越来越感到失去的时间已无可挽回。我们与英国交战两年半以来，可供使用的潜艇数量一直很少，而这些潜艇只是我在1939年提出的为取得更大的战果所必要的一小部分潜艇。 [ 注：见第36页和第45页(第5章)。 ]

　　 战争期间，当获悉美国正在大力加快商船建造时，对德国海战指挥机关来说唯一的出路就是千方百计、不遗余力地提高商船的击沉数。1942年5月14日我在给希特勒的报告中谈到这个观点对说：

　　 “我只能反复强调，重要的在于尽快地击沉商船和尽可能多地利用海上参战的潜艇使敌人遭受损失。今天击沉敌商船的作用将比1943年击沉敌商船的作用大得多。”

　　 关于在何处击沉敌商船或是否应该首先袭击某一固定的商船航线的问题，我在1942年4月15日的战争日志中写道：

　　 “……各敌对国家的航运是一个庞大的整体。从这个关系上看，无论在何处击沉商船都无关紧要，最终还得用一艘新船来补充。

　　 “从长远的观点看，击沉商船和建造商船之间的竞争将决定着战争的命运。但造船与装备中心位于美国，英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敌国在欧洲的前哨和门户。如果我方对该中心的运输线，特别是针对其油船运输线给以打击的话，那可以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在那里海击沉1艘商船意味着敌人损失的不止1艘商船，而是意味着敌人的造船和装备在发展过程中也同时受到了损失。

　　 “对于敌方利用其欧洲的门户——英国来说，商船的吨位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只有当它拥有必要的吨位数时，才能被用于欧洲作战。仅仅加强英国的装备是不可能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因此，无论在哪里击沉敌商船都会直接加强对法国和挪威的保护。在这方面，一艘潜艇击沉敌商船所产生的效果也许比一艘在挪威海区的潜艇所直接提供的保护效果要好。

　　 “因此，我认为必须在最适合使用潜艇、最有效地造成商船损失的地方打击敌商船。随时随地击沉敌商船要比在某个固定的战果小的地方击沉敌商船更为重要。我认为，运往美国的补给品与美国运往英国的补给品一样重要，因此只要美国东岸海域的防御情况不变以及我们仍有取得成功的可能，我们必须一如既往地把潜艇战的重点放在那里……。”

　　 1942年上半年潜艇数量增长情况如何呢？1941年下半年平均每月有20艘潜艇服役。在一般情况下，1艘潜艇从服役之日到首次出航作战须经过4个月的时间。 [ 注：参看有关潜艇训练问题的叙述，第121页(第9章) ] 因此我估计，到1942年头几个月每月将有20艘新潜艇参战。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由于1941年底至1942年初的冬季特别寒冷，德国的波罗的海诸港和波罗的海南部水域全部冰冻，潜艇的训练区无法使用，航行也全部停止。我们的军官光在静止的潜艇上讲课是不够的，新艇员在首次参战前的训练因此而大大推迟。此外，严寒还延长了潜艇的建造时间。这样，从1942年1月至3月每月平均只有13艘新潜艇参战(而不是预期的20艘)，从4月至6月甚至每月只有10艘新潜艇开赴前线作战。

　　 此外，在1942年上半年服役的69艘潜艇中有26艘(将近40%)被派到挪威海区作战，2艘被派到地中海。

　　 在大西洋我们又损失了12艘潜艇。这样一来，1942年上半年到前线作战的69艘新潜艇实际上只有29艘用于大西洋进行经济战。据统计，1942年7月1日用于大西洋的作战潜艇共有101艘。6月份平均每天有59艘潜艇在海上活动，42艘在船厂修理。在海上的59艘潜艇中19艘在战区作战，其余的在往返途中。 [ 注：潜艇部队司令1942年7月1日战争日志。 ]

　　 面对这种令人不满的局面，为了解决整个海战的核心问题，我作了一切努力，争取尽快地获得更多的潜艇。

　　 1942年6月21日希特勒要我派一支潜艇群到马德拉群岛和亚速尔群岛海区作战，以防英、美军队在该岛可能的登陆。我拒绝了这种要求。因为这样做意味着我们又一次把本来数量就不足的潜艇用到防御方面去，而实施经济战所需要的潜艇数量却又得不到满足。

　　 我反对这种要求的理由如下： [ 注：潜艇部队司令1942年6月21日战争日志。 ]

　　 1、鉴于敌人明年将大规模增加新舰船，以我之见，潜艇最重要的、决定战争命运的任务是迅速击沉敌舰船。

　　 2、因此，只要不出现使我在战争中蒙受失败的危险，就应优先考虑第一项任务，而把其它所有的防御任务均置于第一项任务之后。只有在潜艇数量和形势允许调走作战潜艇而又不影响实施经济战时，才能抽调潜艇去执行其它的防御任务。

　　 3、假如上级要我派遣一支潜艇作战群去防御敌人对马德拉或亚速尔群岛采取的军事行动(这是对当前潜艇情况的错误估计)，那我则有必要在6月24日汇报一下有关潜艇的情况。

　　 在列举了可供作战用的少量潜艇数之后我继续写道：

　　 “在目前潜艇数量少得可怜的时候调走潜艇事关重大。由于敌人不久可能采用停航、改变航线或以护航运输队的形式集中航行和加强防御等方法，将会使现在对我作战尚十分有利的加勒比海的态势恶化，也就是说即使以后使用数量较多的潜艇也难以取得现在用少量潜艇所取得的战果。因此，可得出结论：立即用现有的一切武器打击敌人。”

　　 为了缩短潜艇的维修时间，我反复要求增加修船工人。我用下述一段话结束了我的请求：

　　 “为了使海上作战潜艇的数量能迅速增加，以期取得巨大而具有决定性的战果，潜艇部队司令认为，解决劳动力的问题是海军应采取的最重要的措施。

　　 “潜艇部队司令认为，解决劳动力的问题如今已刻不容缓，因为它关系到1942年在敌人增加防御兵力和新舰船以破坏我潜艇战的效果之前尽可能多地击沉敌商船的问题。”

　　 这次，海战指挥部支持我对派遣潜艇保护亚速尔群岛一事所持的态度，使希特勒放弃了他的要求。

　　 潜艇部队指挥机关除了竭力争取更多的潜艇外，对如何保持潜艇战斗力的问题也很关切。

　　 我已讲到过，由于潜艇莫名其妙的损失 [ 注：见第211页(第12章)。 ] 曾引起我们很大的不安，因此我们特别注意在5、6月份 [ 注：见第216页(第12章)。 ] 与护航运输队的战斗，目的在于发现英国人是否已经研制了新式反潜装备，特别是水面探测仪。

　　 1942年6月17日我用密码与优秀的潜艇艇长莫尔海军上尉联络，当时他正在指挥一个潜艇群攻击ONS100运输队。我问他在这次作战中有何收获：

　　 “15点7分，潜艇部队司令问，从敌防御情况来看，你本人对水面探测仪是否已有所了解？”

　　 “15点10分，莫尔海军上尉：昨天我曾7次艰难地突破驱逐舰的重围。艇位推算的结果发现，敌人的掩护兵力往往都从舭部前端出现。潜艇下潜2次，敌驱逐舰带恐吓性地投掷了深水炸弹后再次消失。在其它的情况下我认为没有被敌发现。我认为驱逐舰的曲折机动是正常的大幅度运动，因为它没有笔直地向我驶来，驱逐舰在规避机动时也未向后转向……”

　　 因此，莫尔海军上尉认为，在英国驱逐舰向它驶来时，预先并没有测出水面状态的潜艇，因为驱逐舰没有直接向潜艇逼近。

　　 当艇长们经过5、6两个月与护航运输队的作战返回后，潜艇部队领导向他们进行了更为详细的询问，特别是关于敌人是否使用了新式水面探测仪的问题。多数艇长以一系列理由说明敌人还没有装备这种新式仪器。于是我们便作出结论，敌人在护航方面尚未使用新式探测仪。但是不久事实教训了我们，我们发现敌人实际上早就装备了一种新式的、十分有效的探测仪。

　　 从1941年以来，英国人出动飞机特别加强了对比斯开湾的侦察，因为该海区是德国潜艇进出法国西部基地的必经之地。但潜艇在通过该海区时并没有感到困难，尤其是在天气晴朗，能见度良好的白天和黑夜。

　　 白天，潜艇指挥塔上的瞭望兵发现飞机要比飞行员发现潜艇更早，因此，潜艇要及时潜逃是有充裕时间的。

　　 夜晚，在水面航行的潜艇一般不会被飞机发现，只有在恶劣的天气或能见度迅速变化的白天才偶尔有深水炸弹袭击水面航行的潜艇。但在这种场合，飞机和潜艇显然几乎是在同一瞬间突然互相发现的。

　　 从1942年初开始，我们发现英国对比斯开湾的空中侦察有所加强，特别是速度较快的飞机也纷纷出动来执行这项任务。从现在开始我们必须估计到，在月明之夜也可能遭到飞机的袭击，但没有料到白天的袭击也颇为频繁，这很难说是由于潜艇瞭望兵没有全神贯注而使飞机先发现潜艇所致。因而我们怀疑，英国飞机能在白天从阳光和云雾中发动攻击，很可能是预先测出了潜艇的位置，然后在潜艇观察范围之外的空中待战。1942年6月，比斯开湾的潜艇在黑夜首次遭到飞机轰炸，这使我们的猜疑得到证实。当时一道探照灯光突然从1000米到2000米的距离上照到了潜艇。炸弹也就接踵而至。6月份出航的3艘潜艇在比斯开湾因遭到这种方式的袭击而损失惨重，在无法下潜的情况下被迫返回比斯开湾港。

　　 潜艇部队指挥机关与海军总司令部的主管探测技术的业务部门经常保持联系。1942年春，当潜艇在比斯开湾连续遭到此类莫名其妙的突袭时，潜艇部队领导就询问该技术部门，在潜艇进入飞机的观察范围之前，飞机能否发现潜艇。技术部门的回答不是模棱两可，就是干脆否定。在水面发现象潜艇这样小的目标是相当困难的，尤其是在有风浪的情况下，只有在很近的距离上才能发现它。无疑这种看法与海军根据普通的长波无线电测量仪所掌握的经验是吻合的。由于我们对使用短波的基本科学原理缺乏相应的研究，因而对英国秘密使用的短波探测仪所具有的探测距离和精度高的优越性一无所知。

　　 但是，当我们弄清被英国飞机夜袭的真相之后，我于1942年6月在巴黎的指挥所里与总司令部的技术部门共同进行了研究，决定采取以下对策：

　　 立即给潜艇装上雷达观察仪，潜艇通过该仪器就能确定是否被敌发现；

　　 潜艇应尽快地装上性能独特的雷达，但其探测距离却受到目前水平的限制；

　　 为了对付水面搜索，应进一步研究潜艇的伪装问题，使搜索潜艇的敌人即使能发射无线电脉冲，但也收不到回波，因为发射的脉冲被潜艇吸收，无反射回波，敌雷达也就无法测定。

　　 当位于比斯开湾的3艘潜艇遭到敌机的夜间轰炸后不能下潜时，我曾请求担任大西洋空中掩护任务的航空兵指挥官派遣飞机把受伤的潜艇护送回港，以防再遭袭击。但他除了只派1架“FW-200”飞机外，便再也不能提供空中掩护兵力了。因为大西洋航空兵指挥官还一直未从空军总司令部那里获得执行这一任务所需要的兵力。关于这个问题，我在战争日志 [ 注：潜艇部队司令1942年6月11日战争日志。 ] 中有如下记载：

　　 “敌机对U-105号潜艇的袭击，再次证明潜艇在比斯开湾航渡时所面临的重大危险。由于对英国的‘桑德兰’式飞机和重型轰炸机缺乏防御手段，比斯开湾简直成了英国空军的游乐场。据大西洋航空兵指挥官的通报，英国竟动用了他们最老式的‘桑德兰’飞机。

　　 “随着英国机载雷达的不断发展，潜艇面临的危险越来越大，潜艇受损的程度也比以前严重，其结果将导致全艇覆灭。对潜艇艇员来说，当他们的潜艇遭空袭而不能下潜并失去防御能力时，如果得不到其它兵力的掩护而再次遭受空袭，那是最使人沮丧的事。哪怕只有几架远程驱逐机或几架现代化的战斗机就够了，它们足以把一直沿比斯开湾海岸飞行的无战斗机掩护的敌侦察机驱逐出去。利用这些飞机至少可以把受伤的潜艇护送到由探雷艇和巡逻艇前来迎接的安全地带。”

　　 在与大西洋航空兵指挥官取得一致意见后，经海战指挥部批准，我亲自飞抵德国空军的大本营，同空军指挥参谋部交涉，还飞抵罗明腾，与帝国元帅戈林进行交涉。大西洋航空兵指挥官为了达到多分配一些飞机的愿望，请求潜艇部队司令出面帮助。我终于如愿以偿，使24架JU-88C6型重型驱逐机归大西洋航空兵指挥官指挥。

　　 6月24日潜艇部队接到命令，由于“比斯开湾空袭危险极大，潜艇必须不分昼夜地潜航，只有在充电时才许浮出水面。” [ 注：潜艇部队司令1942年6月24日战争日志。 ]

　　 除此之外，我们还采取了其它的措施，在设计安装大口径高炮武器之前，每艘潜艇先增加4座8毫米C/34机关枪，以暂时加强对空防御能力。

　　 所有这些都是防御性措施，也许能较好地保护水面状态的潜艇免遭敌空中侦察后发动的袭击，但这些措施也无法改变英国已成功地研制了精确的远程探测仪这一事实，这样，飞机就突然成了对潜艇具有最大危险的劲敌。它不仅对每艘受到突袭的潜艇具有非常大的危险，而且也危及我们整个潜艇战的战术，即尽可能利用水面机动的潜艇以集群或狼群战为主的战术。在敌空中侦察兵力强大的海区已无可能再实施这种方式的潜艇战。一旦英、美两个海军强国在所有的海区，如在整个大西洋经常实施空中侦察，那么潜艇的水面机动战术及其水面联合攻击战术将必败无疑。

　　 因此，以前提出的潜艇必须具备水下高航速的要求现在又显得异常重要了。“瓦尔特式潜艇”就是这样一种潜艇。它是由战前杰出的工程师瓦尔特设计的，后来被海军总司令部采用。但是，开战以来，由于缺乏资金以及迫切需要大批经过检验的各型潜艇尽快参战，而使该艇的试验和建造一再推迟。当然，除了这个主要原因外，海军总司令部对该艇在前线的适用性也有某些疑虑。

　　 应瓦尔特的请求，我曾多次在海军总司令部力争使该艇建造计划付诸实施。1942年1月18日我终于呈交了一份提案。在确定敌人研制了水面探测仪后，我又于1942年6月24日上书海军总司令： [ 注：潜艇部队司令第269号机密文件。 ]

　　 “不管对俄战局是继续进行还是就此结束，与盎格鲁撒克逊国家海军的决战将在海上进行。因此，海军就成为这场决战的最大目标，它们肩负的责任极为重大。

　　 “目前从我国海军与盎格鲁撒克逊国家海军的对比情况来看，我们进行这场海战不能使用和敌人一样的水面舰艇，而只能使用潜艇来实施进攻战。

　　 “因此，有必要不断地检查潜艇的战斗力是否符合这个高要求，目前敌人的防御是否已经影响了潜艇的袭击力，以及今后敌人的防御能力究竟有多强等。

　　 “尤其是在当前进行这种检查是很合适的，当潜艇在敌防御薄弱的海区取得较大战果时，要我们对潜艇的战斗力和敌防御兵力之间的情况作出有利于潜艇的正确估计是很困难的。因此，下面将对潜艇的战斗力、存在的弱点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战术上的缺点和必要的补救办法逐一进行探讨。

　　 “德国潜艇在整体设计、艇体和主机建造上均达到了最佳效果，这种效果可以通过基本型潜艇的生产线来实现。这种基本型潜艇具有水面和水下两种形式的动力装置。根据我们战时对外国潜艇了解的详细情况，我们认为，我国潜艇要比它们的优越。鉴于这种潜艇的今后建造计划已经确定，潜艇也已经建成，因此艇体和主机再也不能改动。我本人也认为，这批基本型潜艇的艇体和主机是不会有更大改进的。

　　 “我们在研究应使潜艇具有较大的下潜深度以便能更安全地摆脱敌舰跟踪这一要求时，就已经指出，这些型号的潜艇已不再可能通过加固耐压壳和加强武器来增加潜艇重量。

　　 “战争证明，德国潜艇具有高度的稳定性。同时也证明，德国潜艇的速度也较高，不仅适于阵地伏击战术，而且也适于对护航运输队采用机动和集中攻击的狼群战术。

　　 “但是也有潜在的危险存在。如果敌人大量建造速度较快的商船，那么护航运输队的速度也会加快，这样潜艇就难抢先进行攻击。

　　 “如果敌人通过水面探测仪发现了尚在视距之外的潜艇，他们就可以在潜艇对护航运输队发动攻击之前先用驱逐舰把潜艇逼到水下。采用这种方法同样可以使潜艇无法抢先实施攻击。这实际上意味着潜艇机动战的结束，尔后潜艇只能进行阵地伏击战，最后只能在那些敌防御薄弱的海区取得战果。

　　 “如果潜艇具有较高的水下航速，无须浮出水面在水下就能驶向每一支敌护航运输队，迅速占领攻击阵位，那么上述危险就不复存在。

　　 “因此，瓦尔特式潜艇就是一种能排除上述危险的兵器，这种危险威胁着潜艇实施机动战。

　　 “在抗击敌人对现有潜艇所采取的防御措施方面，瓦尔特式潜艇在今天各种类型的潜艇中也遥遥领先。敌人面对这样一种崭新的、其性能令人吃惊的高速潜艇，开始时不可能有对付的办法，这样就有希望取得决定性的战果。

　　 “因此，用最快的速度研制、试验以及迅速地大规模生产瓦尔特式潜艇，对战争将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我认为，在上述建议中尽可能地考虑到了未来的情况。

　　 现在再重新回到1942年7月。当时大西洋战场的态势如何呢？为适应当时的形势，潜艇部队指挥机关对指挥潜艇战有何打算呢？

　　 随着美国4月份在东岸沿海以及后来又在加勒比海采用了护航编队之后，在美国海区的潜艇战状况越来越不妙。因此，继续将潜艇战的重点放在那里已毫无价值。然而，只要发现美国的航运区域防御薄弱，我们仍然可以加以利用。同样我们的潜艇也可以到遥远的海域实施攻击，其条件是：这种攻击很经济，很有价值，能使我方得到一些额外的收获，能迫使敌人到处设兵防守，从而分散其兵力。

　　 但是经济的潜艇战还得将重点重新转移到较近的大西洋海区打击英国护航运输队的作战上来。要尽可能在远离英国陆地、其空中掩护兵力鞭长莫及的海区发动攻击。在这些海区，潜艇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机动能力，能使狼群战术在水面行动和攻击的各个阶段最少受到障碍，因此仍有取胜的可能。

　　 潜艇的作战计划正是按照这些观点拟定的。由于本国各船厂增加了工人，海军总司令部得以使1941-1942年寒冬季节结集的许多新潜艇离港起航，于是从1942年7月到9月每月开往前线参战的潜艇达到30艘之多。

　　 潜艇数量的增加使潜艇部队指挥机关能够把潜艇编成两个潜艇群来对付往返于英、美两国之间的护航运输队，同时又可根据情况采取快速多变的战术将其它潜艇派往较远的有价值的战区去。

　　 在这方面加勒比海始终是我们考虑的目标，特别是特立尼达以东和以南海域，是护航运输队从东面和南面驶往加勒比海的必经之地。1942年7月美国在该海区还不可能建立护航编队，因此潜艇在那里有很大的成功希望。

　　 此外，潜艇部队指挥机关准备派潜艇重新占领弗里敦海区。与1942年4月派遣2艘潜艇时所得出的结论一样， [ 注：见第208页(第12章)。 ] 潜艇部队指挥机关估计，往返英国的南北护航运输队为了采用时间最省、航程最短的航线，目前会更加频繁地通过非洲西岸海域。在几内亚湾我潜艇也有取得战果的希望。但是，潜艇部队指挥机关把更大的成功希望寄托在开普敦海域的一次突袭上。潜艇到达那里的航程为6000海里，即使用IXc型潜艇到该海区作战也必须要有一艘潜水油船在中途为其补给燃料。尽管如此，我认为进行这样的作战是有价值的，因为我估计，在“处女地”战区潜艇一定会迅速地获得丰硕的战果。

　　 我认为，在开普敦作战的潜艇还可以把作战范围延伸到印度洋的东非各港口。如果10月份IXD2型潜艇(1365吨，活动半径31500海里)做好战斗准备的话，这一点是肯定能做到的。这批潜艇是由战前的“火炮巡洋舰”改建成鱼雷潜艇的。 [ 注：潜艇部队司令1939年9月8日机密文件，见副本即附件6。 ]

　　 但是，我们首先应为在开普敦海域作战准备一支IXc潜艇群，尽量挑选经验丰富的艇长，另外再配备一艘潜水油船。它们必须在8月下旬同时起航。

　　 另外，巴西海岸也是我们考虑的作战目标。我们与巴西的政治关系越来越激化，海战指挥部所发布的堵截巴西商船的命令也越来越强硬。

　　 1942年1月27日，作为德、美两国进入交战状态所带来的政治后果，巴西和德国中断了外交关系。此前，德国未击沉过巴西1艘舰船。尽管在1941年12月9日为潜艇战开放了北美安全区，但潜艇仍避免在北纬20度以南的南大西洋泛美区活动。巴西与我们中断外交关系后，如果能遵守国际协定保持中立的话，我们仍会像对待所有中立国的舰船那样对待巴西的舰船。

　　 然而，为了维护国际协定，德国潜艇在1942年2-4月用鱼雷攻击了7艘巴西商船，并按照捕获法将其合法击沉。因为潜艇艇长们无法确认它们的中立态度，它们配有武器装备，采取了曲折机动和闭灯航行，船体刷成灰色，既不悬挂旗帜也无中立标志。

　　 后来，所有的巴西商船都逐渐配备了武器，因此海战指挥部在1942年5月16日下令可以对所有可以辨认的配备了武器装备的南美国家的商船(除阿根廷和智利外)实施攻击，事先不必发出警告。

　　 1942年5月底，巴西航空部宣布，巴西飞机已经袭击了并将继续袭击轴心国的潜艇。这样一来，巴西虽然没有宣战，但实际上已与我们处于战争状态。从那时起，经我国领导同意，于1942年4月4日潜艇部队攻击了所有的巴西商船。

　　 1942年7月的第一周，在制定今后的区域广大的潜艇战计划时，我询问了海战指挥部，对于在拉普拉塔河口的潜艇战是否有所考虑，因为那里是英国冷藏运输船的汇集处。这些冷藏运输船对英国的肉类供应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考虑到阿根廷的意见，外交部不允许在阿根廷沿海进行潜艇战。外交部对5月份以来在巴西沿海的潜艇战却没有提出反对意见。因此，在按计划于弗里敦海区部署潜艇以打击南北来往的护航运输队的同时，我打算派1艘潜艇到巴西沿海去作战。

　　 总而言之，在整个大西洋都具有实施一系列潜艇战的可能性。除了在北大西洋对敌护航运输队作战外，我打算视情况充分利用这些可能性。我对此寄予胜利的希望。

　　 重要的是，我们在此时必须保持主动，尽量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在敌人企图通过改变航线或加强护航兵力来克服其弱点之前就利用敌人的弱点给以打击。

　　 由于英国采用了护航编队，加强了空中侦察，西大西洋的潜艇战形势逐步发生了变化。英国海军部在1942年5月中旬显然会考虑：今后几个月德国潜艇部队指挥机关将会把攻击的重点移向何处。今天我们根据英国1942年7月的一份关于“当前大西洋战役紧张局势”的形势分析材料才知道， [ 注：罗斯基尔：《海上战争》，第2卷，第199页。 ] 当时英国第一海务大臣庞德海军上将推测德国潜艇部队将会对特立尼达以东的海上航运汇集点发起猛烈攻击。对此他写道：

　　 “我坚信，潜艇战即将面临一个新的转折点。”

　　 他估计，由于美国海域加强了防御，德国潜艇在那里作战的经济意义不大，德国潜艇部队指挥机关将会把潜艇重新调到东大西洋，以对付那里的护航运输队。

　　 “因为与派遣兵力去袭击遥远的美国海区的护航运输队相比，邓尼茨宁可用4-5倍的兵力打击在东大西洋的每一支护航运输队。”

　　 7月27日我在德国报刊上指出，潜艇将进行艰苦的战斗，并说潜艇战必将面临更加困难的时期。我认为这种警告是有必要的，因为这可以对德国人民在言论、报刊和广播中对前几个月潜艇所取得的伟大战果而流露出来的过分狂热的情绪加以正确的引导。

　　 今天我们才知道，当时英国海军部把我在报刊上的那次说明作为“直接来自马嘴的预言”进行了“详细的研究”。我对潜艇将遭受更大损失的暗示倒成了我准备再次袭击大西洋英国护航运输队的证明。

　　 英国第一海务大臣在制订他的计划和考虑问题时，对美洲的同盟国是否会用它们的护航舰艇来援助英国防御东大西洋可能遭到的袭击，或者至少对能否调动4月份已转让给美国的英国护送队，表示极大的怀疑。

　　 庞德认为，为抗击德国新的进攻，两个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海军部队有必要采取统一战略，因为这场进攻的规模将比1941年的要大。

　　 于是，德国潜艇部队和英、美防御兵力在尽最大能力做好战斗准备之后，双方进入了1942年大西洋战役的第二阶段。究竟胜败如何，尚难确定。

　　 潜艇很快与护航运输队发生了战斗。在北大西洋我们得到的经验是，往返于北美的英国护航运输队仍然像4月份那样采用最短的航线在大圆航线上行驶。当我们的潜艇在大圆航线的海区内进行攻击时，这种情况仍无任何改变。至少英国人再也没有把他们的护航运输队“散布”在整个辽阔的大西洋上，像1941年那样增加我们寻找护航运输队的困难。

　　 今天我们才知道其中的原因，并非像当时一部分人所估计的那样是由于英国人“死心眼”，而是缺少护航舰艇和燃料才迫使英国海军部往大西洋最短的航线上派遣护航运输队。南北航行的塞拉利昂护航运输队的情况也是如此，该护航运输队里的商船从东方世界绕过好望角而来。因此潜艇部队指挥机关命令到弗里敦海区作战的潜艇在西班牙以西海区就以联合的侦察幕队形在英国南北护航运输队可能经过的航线上向南航行。在这里潜艇每次都能发现敌护航运输队，因此，在向作战区航渡的途中潜艇就能取得战果。

　　 这样，1942年的“寻敌问题”再也不象1941年那样突出了。除了英国护航运输队一直采用最短航线外，目前由于潜艇数量的增加使“耳目增多”，这也给潜艇对护航运输队的搜索带来了方便。潜艇部队指挥机关配置的巡逻与侦察幕更宽大了，因而覆盖的海区也更广阔了。

　　 除了上述这些比较有利的条件外，我们的有利之处还在于，海军总司令部内对敌人无线电通信进行监视的“无线电侦收部门”通过利用英国大量重要的无线电报，多次成功地破译了英国的密码。因此，“无线电侦收部门”多次而及时地为潜艇部队指挥机关提供了有关敌护航运输队的准确位置。

　　 潜艇在搜索敌护航运输队方面虽然有以上这些有利因素，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潜艇对护航运输队的作战却更加困难了。因为潜艇在逼近护航运输队和采用狼群战术时所需要的机动性经常受到敌护航运输队空中警戒兵力的限制。飞机迫使潜艇不断地下潜，以此来使潜艇常常静止不动，从而无法靠近护航运输队和占领所需要的前方攻击阵位。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力求在大西洋中部打击敌护航运输队，因为敌人的岸基飞机无法到达该海区。我们估计，在这种情况下那里几乎没有或者只有少量从护航航空母舰上起飞的护航飞机，护航航空母舰属于护航运输队固定的护航兵力。1941年在北大西洋中没有空中警戒兵力的自由海区是从离岸400-500海里处起始的；而现在，1942年，我们不能不注意到，不但在来往于英、美之间的护航运输队的北大西洋航线上，而且在向南的航线上也有四引擎岸基飞机作为护航运输队的护航兵力担任侦察任务，这些飞机可在距下列空军基地800海里处执行任务：北美的格陵兰，冰岛，北爱尔兰以及弗里敦。与1941年相比，没有敌空中侦察力量而有利于我打击护航运输队的自由海区显然小多了。

　　 潜艇部队指挥机关力图通过适当的潜艇部署尽可能在护航运输队的“出发线”上捕捉护航运输队。这就是说，对来自美洲的护航运输队应在纽芬兰的拉斯角东南面海域开始搜索目标，对于向西航行的护航运输队则应在西经25度附近海域开始搜索。这意味着当它们尚在岸基飞机护航之下时，我们就应该将它咬住，以便我们能在没有敌空中护航兵力的航线上利用一切机会发动攻击。

　　 采用这种方法与护航运输队作战往往要历时数日，特别是在远处的潜艇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赶来加入狼群编队。于是那些要赶上护航运输队并参加夜袭的潜艇就必须高速航行1-2天。

　　 与护航运输队作战的第二个困难是前面已经提到过的敌水面探测仪的问题。敌护航运输队中连护卫舰艇也大多数装备了新式的短波探测仪——雷达，因而潜艇要接近护航运输队或突入编队发动攻击就十分困难。而且，在夜间或白天能见度很差的时候，常常有驱逐舰或其它护卫舰艇突然逼近潜艇，开火的距离也很近。这说明敌人已预先发现了潜艇。

　　 因此，潜艇与护航运输队作战的危险性越来越大了。由于敌人具备了新的探测能力，再加上能见度不良和大雾的影响，与1941年相比，目前情况对潜艇更为不利。在这种气象条件下主动性和突然性多数掌握在敌人手里。

　　 面对敌人这些新的优势，潜艇艇员首先要保持坚强的战斗意志，在敌防御措施不断改善的同时潜艇艇长应不断地增长知识和善于熟练地处置各种情况。在参加同护航运输队作战的潜艇中，常常有75%的潜艇是由新艇长指挥的，他们首次同自己的艇员一起战斗出航。总的来说，他们表现出色，经受住了考验。这说明，在弗里德堡的领导下，在本土由“潜艇部队第二海军将官”的各主管部门组织实施的基本教育训练工作取得了非常令人满意的效果。

　　 由于气象条件好坏不一，英国护航运输队指挥官的技能高低有别，护航运输队的护航舰艇及其配备的新式探测仪数量不同，特别是防空兵力强弱不等，因此潜艇每次袭击护航运输队的战果也就各不相同。

　　 当潜艇在一些不利的条件下攻击失败，而敌人避免了重大损失并成功地歼灭了进攻的潜艇时，敌人就感到洋洋得意。但敌人也经常在连续几天的战斗中蒙受了重大损失，无法击沉我们的潜艇。

　　 在1942年7月至9月这段时间内，在北大西洋，作战行动连续不断，很少有较长时间的停息。英、美海军和德国潜艇之间处在不间断的战斗之中，因此潜艇部队指挥机关根据情况需要不断地制定与护航运输队作战的计划，根据需要来配置和派遣潜艇。

　　 潜艇部队经常从一次战斗立即转到下一次战斗。艇员们的体力到了筋疲力尽的地步。两次战斗之间有些潜艇的燃料几乎耗尽，但鱼雷没用完，仍可进行下一次战斗。它们还得奉命到远离敌护航运输队的“奶牛场”去补充燃料。但这个措施也不能连续采用。在潜艇经过2-3次每次连续数天的作战之后，根据艇员们的强烈要求需要让潜艇返回基地休整。

　　 为了清楚地说明问题，在此我从1942年7-9月的大量战斗中选择几个战例加以叙述：

　　 7月12日夜间，一支向南航行的英国护航运输队在加那利群岛西北海面被袭击，5艘商船沉没，总吨位为32186吨。在这次战斗中我方损失U-136号潜艇(艇长齐默尔曼海军上尉)1艘。7月17日从美国沿海返航的U-202号潜艇(艇长林德纳海军上尉)在偏北方向也意外地发现了第二支往南航行的敌护航运输队。但这次作战情况更为不利。虽然作战区离最近的敌航空兵基地有800海里，但四引擎岸基飞机却随伴护航。U-564号潜艇(艇长祖伦海军上尉)报告了攻击的经过：

　　 “0点14分：当四引擎岸基飞机出现时，我艇紧急下潜。看来该机装有探测仪，因为它依次飞向在护航运输队周围的所有潜艇，似乎没有携带炸弹，可能离岸太远的缘故……

　　 0点30分：在护航运输队前方停车，然后逐渐调整位置，直到护航运输队密集的右舷纵队处在我有利的发射阵位上。目标是3艘约5000吨的中型货船和1艘双烟囱上层建筑高大的8000吨的客船，双烟囱可能是一种伪装，以冒充强大的辅助巡洋舰……

　　 2点30分：方位50度，距离1000米，1至4号鱼雷管发射鱼雷。所有鱼雷冲向目标。尔后我立即操纵潜艇竭力向左转向，以便用艇尾鱼雷管发射鱼雷。这时海上两处起火并冒起一团黑烟，然后第三处又起火，爆炸声震耳欲聋，只见一艘商船被熊熊的烈火所吞噬。这就是有双烟囱的那艘船，船上装有弹药。后来又出现了第四处的火焰和浓烟，鱼雷击中了第四艘商船的中部，在我艇周围落下许多碎片。我命令舰桥上的艇员离开舰桥，以免被纷纷下落的碎片砸伤……” [ 注：U-564号艇战争日志。 ]

　　 对潜艇部队指挥机关来说，首次发现敌岸基飞机能在这么远的距离上提供空中掩护，确实感到吃惊。但我们并没有从中得出根本性的结论，例如，把北大西洋的潜艇重新配置在离岸更远的海区。这样做是正确的，因为罗斯基尔说这是英国第一次在这么远的距离上为这支护航运输队提供空中掩护。 [ 注：罗斯基尔：《海上战争》，第2卷，第108页。 ] “实际上这是海岸指挥部的一次意外收获，该指挥部得到了一个联队的美国‘解放者’号飞机。一般来说要在9个月以后才能提供这么远的空中掩护。”

　　 7月22日在北大西洋一支向西航行的护航运输队被一艘潜艇(该潜艇位于由9艘潜艇组成的狭长的巡逻幕中)发现。于是该群潜艇中的其它潜艇也立即向护航运输队接近。看来成功的希望很大。当时天气也很好。但是，突然刮起一阵风暴，掀起了万丈海浪，潜艇无法使用武器。

　　 U-552号潜艇(艇长托普海军上尉)仍然击沉了2艘商船，但没有继续进行攻击。当时这支护航运输队的位置在格陵兰以南，离我在巴黎的指挥所有1500海里，是继续与其作战还是鸣锣收兵，由于根据不充分我难以决定。因此我在指挥所与作战经验最丰富的托普海军上尉进行了一次无线电通话。具体内容在此公布，以便说明这种通话对于指挥机关弄清遥远大西洋当时的实际战况是一个多么重要的手段。 [ 注：潜艇部队司令1942年7月25日战争日志。 ]

　　 “……潜艇部队司令：天气如何？潜艇在215度航向上的速度是多少？”

　　 “我是托普，风向西-南-西，风力8级，海浪7级，旋风，能见度约400米，用一部机器慢速航行。”

　　 “敌防御情况如何？还有什么原因使攻击护航运输队产生其它困难……？”

　　 “敌护航兵力很强，因天气突然恶化使攻击困难，敌人灵活地利用这种天气把航向改为360度 [ 注：这就是说，该护航运输队采用全圆形航行。 ] ，许多潜艇与敌失去接触。”

　　 “你看有无希望再从护航运输队中捕获任何一个攻击目标，例如掉队的单艘商船？”

　　 “天气虽然很坏，但护航运输队队形整齐，在这种天气要恢复接触可能性很小。”

　　 “如果潜艇向南航行你认为怎样？这条航线距可能的敌护航运输队位置是否近一些？是走南航线还是再往南一些？”

　　 “明天早晨准备与前天一样改为南-西航线。”

　　 “好，托普，总之你要攻击的那2艘商船肯定是利用恶劣的天气溜走了。”

　　 根据上述情况，我命令潜艇停止战斗。潜艇所取得的战果甚微。在这次战斗中我方损失了U-90号潜艇(艇长奥尔德普海军上尉)。

　　 几天后潜艇对一支向西航行的ON115护航运输队进行了攻击，战果也不大。只击沉2艘商船(16568总吨位)，击伤1艘商船(10627总吨位)。正当战斗即将取得圆满成功时，浓雾突然降临。

　　 U-43号潜艇曾经历了一次在能见度不良条件下的作战，它的经历证明，哪怕是一些微小的技术上的缺陷和不足都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海军的技术部门想尽办法反复研究其中的原因，以采取预防性措施避免损失。例如在潜艇上安装防震仪，这样在潜艇遭深水炸弹攻击时可以防止震动。对此，U-43号潜艇艇长施瓦德海军中尉在战争日志中写道：

　　 4点32分：1颗照明弹几乎直接落在我艇后面。后来前方出现了我开始发现的那艘护卫艇，距离约900米，我顶着巨大的艇首波转向，以便进行火炮射击……
4点33分：警报！指挥台舱口关不上，舱盖无法闩上。我认为中间不会被什么东西卡住。中心舱口随时都可关上。我必须下来，准备潜艇下潜。2个艇员紧跟在我身后。当水涌进来时，舱口盖也关上了。(后来经检查，发现舱口盖稍微扭偏了一点，这样一来，舱口盖与舱口边缘的插销就对不上。)整个下潜延迟了20-30秒钟，因此当潜艇在17-20米的深度向前倾15度排气时，已遭到首批深水炸弹的攻击。整个艇受到巨大的冲击，灯火熄灭，电动机不转。“帕彭贝格25米测深仪”和“负荷秤”掉落，“150米测深仪”升到70米后不动，“25公斤蒸汽锅炉的气压针指向0”。艇首、艇尾舱报告，“测深仪掉落，指向0”。右舷电动机运转很费力，左舷电动机不能运转。潜艇前倾5-8度。测深仪指针停在70米处。我们考虑：要么留在水面，要么停止使用所有的仪器，用“全速”前倾下潜到深水处。在把小控制阀移到艇外的指挥台舱口旁后，我们采用了第二种办法。潜艇稍向后倾7度。1分半钟后潜艇开始前后摇摆，我们都呕吐了。潜艇大幅度前倾下潜，这时25米测深仪开始工作。在120米深度时我艇遭到第二枚深水炸弹的攻击。结果，1名艇员由于受到激烈的震动造成骨折，并有多处内伤……

　　 在两次作战失利之后，第三次作战较为幸运。参加前两次在恶劣天气条件下袭击护航运输队的潜艇在纽芬兰东北400海里处组成一道巡逻幕，以便截击第三支护航运输队。U-593号潜艇(艇长凯尔普林海军上尉)在8月5日发现这支护航运输队。这是一支从纽芬兰的锡德尼港驶向英国的SC94护航运输队。一部分潜艇距护航运输队还有200-300海里的距离，有些还落在护航运输队的后面。虽然潜艇经常遇到坏天气，好几次意外地与敌护航兵力遭遇，还得忍受深水炸弹的疯狂攻击，但潜艇仍与敌保持了好几天的接触。

　　 其余的潜艇也终于接近了护航运输队。战斗打响了。潜艇报告击沉6艘商船，共计41000总吨位，还击伤7艘商船和1艘驱逐舰。关于这个情况我在战争日志中写道：

　　 “报告的战果并非完全准确，很可能估计过高，由于敌护航兵力的干扰，潜艇很少能看清击沉的情况。” [ 注：潜艇部队司令1942年8月11日战争日志。 ]

　　 现在我们已清楚，实际上这支护航运输队中被击沉的商船是11艘，共计52461总吨位。我方损失潜艇2艘。U-210号潜艇(艇长莱姆克海军上尉)被“阿西纳博因”号驱逐舰撞沉。该驱逐舰此时也受重伤，不得不返回本土。U-379号潜艇(艇长克特纳海军少校)受到深水炸弹的攻击，被迫上浮后被“戴恩瑟斯”号小型护卫舰撞沉。另外还有3艘潜艇受伤。

　　 在夜间的混战中，鱼雷和深水炸弹的爆炸声此起彼落，3名英国水手认为他们的商船被鱼雷击中，急忙弃船，其中2人知道有误，又重新返回到船上，第3个人拒绝返回。后来这艘船被潜艇击沉。 [ 注：罗斯基尔：《海上战争》，第2卷，第209页。 ]

　　 英国海军部动用了所有的护航舰艇，为那支面临威胁的护航运输队提供援助，此外，从8月9日开始，该护航运输队还得到了从800海里外的北爱尔兰空军基地起飞的四引擎岸基飞机的掩护。

　　 除了1名潜艇艇长外，其余参加这次战斗的艇长都是一些无经验的年轻人，“尽管敌掩护兵力强大，潜艇仍能顺利地发动攻击。”这件事可成为打击其它护航运输队的一个范例， [ 注：潜艇部队司令1942年8月11日战争日志。 ] 这是我从中得出的结论。

　　 在北大西洋截击下一支护航运输队的作战更为艰难，在雾天和蒙蒙细雨中，在潜艇群的所有潜艇都接近护航运输队之前，往往又会与敌失去接触。后来这个护航运输队终于又被U-660号潜艇(艇长鲍尔海军中尉)发现。U-660号潜艇以全速向所报告的位置赶了33个小时，最后9艘潜艇都与敌恢复了接触。攻击开始了。在大雾降临之前潜艇已击沉4艘商船，共计17235总吨位。后来，因有雾，无法再实施攻击。

　　 与此同时，从亚速尔群岛东南海域出发驶向英国的“塞拉利昂”护航运输队(SL118和SL119)中有5艘商船(41984总吨位)被潜艇击沉；此外，1艘离队的单艘商船也被击沉，“切奇尔”号护航舰被鱼雷击伤。在这次攻击中，U-566号潜艇(艇长雷姆斯海军上尉)在下潜时被撞。艇员们经过几天的工作，用电焊把舰桥上撞坏的钢板从指挥塔舱口切割下来，潜艇又作好了“紧急下潜”的准备，并能踏上返航的路途。

　　 9月初，我潜艇在大风暴中结束了一场短促而无效的战斗后，在北大西洋发现了一支向西航行的ON127护航运输队。经过4天的激战，敌7艘商船(50205总吨位)和“渥太华”号驱逐舰被击沉，4艘商船(36141总吨位)被鱼雷击伤。潜艇无一损失。这次战斗战果卓著。今天我们才知道，这支护航运输队的护航舰艇当时尚未装备雷达。 [ 注：罗斯基尔：《海上战争》，第2卷，第210页。 ]

　　 后来潜艇又发动了两次攻击，均无效果。因为在发现护航运输队的时候，其余潜艇尚未集结成群。当它们几天后赶到战场时，两次都与开始发现的护航运输队失去了接触。

　　 9月中旬，在北大西洋我们第一次集结了20艘潜艇同时作战。我们企图伏击驶往英国的SC100护航运输队。这支护航运输队在9月18日被潜艇发现；潜艇向它接近。由于这次潜艇群兵力特别强大，潜艇部队指挥机关对这次战斗的成果翘首以待。然而天公不作美，战斗被迫中止。护航运输队位于拉斯角东南约200海里外的海面上，那里强劲的西风变成了风暴。当时敌护航运输队的船舰和我们的潜艇只有一个共同念头，就是如何采取有利的航向和最合适的航速来战胜风暴。双方都无心恋战。即使敌我双方距离很近，一方也不能伤害另一方。只是在战斗刚打响时，敌护航运输队中有3艘商船(16900总吨位)被击沉。

　　 这就是7-9月我们在北大西洋进行的战斗，虽然时运有好有坏，但基本上还是有收获的。

　　 在这同一时期，位于遥远海区的潜艇作战条件有何变化呢？

　　 7月上旬潜艇在美国沿海作战的战果很小。除此而外，我们一直得不到U-701号潜艇(艇长德根海军上尉)和U-215号潜艇(艇长霍克纳海军上尉)从该海区发来的电报，因此我们只好估计他们可能阵亡。U-402和U-576号潜艇被深水炸弹炸成重伤。由于敌方拥有了强大的海空侦察力量和建立了护航编队，在这些沿海海域出现了我们早就预料的趋势。我只得将那里的潜艇撤回，它们已不宜在那里久留。于是，从1942年1月在北美沿海开始的潜艇战眼看就要收场。但我总感到加拿大沿海，甚至圣·劳伦斯河口的条件可能会好一些。因此，我不顾最近在美国沿海海区作战的教训，把2艘新潜艇派往圣·劳伦斯湾。据我们判断，那里会有绕过冰岛驶往英国的护航运输队和单艘商船出现。

　　 潜艇部队指挥机关在这次作战中运气特好。果然不出所料，我们遇到了商船，共击沉商船9艘，共计32998总吨位；击伤2艘，共计11994总吨位。

　　 这里空中侦察兵力虽然十分强大而且不间断地活动，以致潜艇在白天基本上都处于水下状态，但该海区不同的水层使敌海上兵力很难发现和跟踪潜艇。这种水层是由于支流、淡水和咸水的交叉流动而形成的。

　　 该海区不同的水介质使音响探测仪和声纳的作用受到影响，因此潜艇还能直接潜伏在加拿大一些沿海城市附近的海域。我又把第三艘潜艇U-513号(艇长吕格贝格海军少校)派往纽芬兰的康塞普西翁湾，以伏击从沃巴纳来的铁矿船。该潜艇击沉了两艘铁矿船，后来在一次攻击中被撞伤，不得不进入公海。后来在纽芬兰的圣·约翰斯港外又取得了战果。

　　 7月份潜艇在加勒比海击沉的商船数与前几个月相比也有所减少。于是潜艇奉命转移到加勒比海以东的作战海区。这里来自东南经过特立尼达的商船依然是单独航行，但航线在不断改变。我潜艇抓住这个“金矿脉”，充分利用8月份6艘潜艇在这里形成作战重点的这一有利形势，几天内共击沉商船10艘。

　　 7月底一批来自本国的新潜艇被派到作为转向点的百慕大东南海域，准备在“奶牛”那里补充燃料后驶往加勒比海。由于敌人采取了护航编队，那里的条件变得对单艘潜艇的作战很不利。在这些有强大的空中侦察兵力的狭窄的沿海海域难以使用狼群战术。因此在我决定部署这批来自本国的新潜艇时，既要考虑单艇作战的形式，也要考虑偶尔实施协同作战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应特别注意利用岛群之间的海峡(如向风海峡)，因为在这些海峡由于岛群的地理位置的限制，护航运输队的航线是固定的。这样配置潜艇可取得充分的战果。

　　 有许多次当一艘潜艇发现了一支护航运输队后，虽然敌方有强大的空中侦察力量，但该潜艇仍能把第二艘或第三艘潜艇引导到护航运输队必经的航道上去。

　　 整个8月份，通过这种方式的作战，我们共击沉商船15艘，共计87603总吨位；击伤3艘，共计21418总吨位。敌侦察机显然已装备了水面探测仪；因为我潜艇在夜间也受到了攻击。艇长们积累了经验，他们懂得，当潜艇荫蔽地位于敌护航运输队的护航兵力附近或中间时，按护航运输队的航线航行，避免大幅度地改变航向，可免遭敌飞机的袭击，因为飞机无法在探测仪上辨别己方的舰船和敌方的潜艇。

　　 在取得以上成果的同时，我们损失了2艘潜艇，U-94号(艇长伊泰斯海军上尉)和U-654号(艇长福斯特尔海军中尉)。

　　 9月份，采用这种样式配置的潜艇在加勒比海的袭击也不奏效了。于是潜艇便奉命撤到特立尼达和圭亚那沿海，9月份在这里遇到很多商船，取得的战果相当可观。9月份在这些海区被潜艇击沉的商船有29艘，共计143248总吨位。

　　 潜艇部队指挥机关本希望在弗里敦一带海区通过潜艇的奇袭获取胜利，但事与愿违，在那里很少发现来往的船只。2艘驶向弗里敦以西500-600海里外的一个补给点的潜艇在公海意外地发现了护航运输队使用的“交通干线”。尽管第一批5艘商船被击沉，可是敌人在短暂的停航后仍继续使用这条航线。因此，潜艇留在那里是值得的。后来它们又击沉了6艘商船。

　　 在取得这次令人满意的战果后，我把潜艇调到弗里敦的西南海区，在这里潜艇又幸运地遇上了敌商船，共击沉4艘商船。

　　 U-507号潜艇(艇长沙赫特海军上尉)在非洲和南美之间的海峡和巴西沿海一带活动。它在领海以外的海区击沉了5艘巴西商船。当时，艇长是根据国防军统帅部在与外交部协商后所下达的指示行动的。 [ 注：见第233页(本章)。 ] 巴西政府则把德国潜艇对这些商船的攻击作为对德宣战的理由。

　　 虽然这种宣战表面上看起来没有改变我们与巴西的关系，因为巴西早已采取了对我作战的行动，但由此而导致巴西正式参战，则肯定是一个错误。正确的做法是，应从政治原因考虑避免这种后果。但潜艇部队指挥机关和作为军人的艇长们只能执行命令，无法预先考虑或分析同意击沉巴西商船而产生的政治后果。

　　 1942年7-9月，敌对国家被轴心国潜艇击沉的商船共有302艘，共计1505888总吨位。 [ 注：罗斯基尔：《海上战争》，第2卷，第485页。 ] 其中1298000总吨位 [ 注：根据英国“BR1337”统计表(限于战争期间被敌人击沉或击伤的英国和外国商船)。 ] 是被德国潜艇击沉的。作战经过大体如上所述。在同时期的3个月中德国损失潜艇32艘，7月份损失数占出航潜艇的15%，8月份占9%，9月份占6%。

　　 潜艇的战斗力，即每艘潜艇每个出航日平均击沉吨位数在7月份为181吨，8月份为204吨，9月份为149吨。这些数字是根据英国被击沉的商船数算出来的。

　　 这些战果应归功于潜艇艇员的才能和他们坚强不息的战斗精神，再加上潜艇部队指挥机关在这些战斗中好运气。但我出于对各海区不断加强的空中侦察力量的担忧，尽量抑制了对上述战果的自满情绪。当我在8月21日的战争日志中叙述了这种日益严重的危险之后，我总结道：“随着这种趋势的不断发展，潜艇战的种种困难定会导致大量的无法忍受的损失，并使潜艇战的战果及成功希望大为减少。”

　　 罗斯基尔在其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海上战争》一书第2卷第210页上写道：“……邓尼茨绝对没有为他的新攻势所取得的首次战果而喜形于色。这一点可以从他当时的战争日志中看出来”。因此他的这种判断和紧接着阐述的理由都是正确的：探测仪和空中侦察力量的发展使我对未来充满了忧虑。在我谈及我们如何采取办法改进潜艇的战斗力来对付这一威胁之前，我必须先叙述1942年9月12日所发生的一件事，敌人利用这个事件大肆宣传，并向德国潜艇部队和我本人进行攻击。这件事就是击沉“拉科尼亚”号和我所下达的与此有关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