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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空军的压力·第七

德国空军的压力·第七

作者:艾琳·克莱顿 ·英国

出自————《敌人在倾听

出自————《战争通史

   甚至在德国空军察觉我们对其X导航仪施放干扰之前,琼斯博士就曾怀疑德军已经发展了一种比X导航仪和“曲腿”波束更为复杂的波束导航系统,他们可在使用测距装置的同时使用定向射束。

        他认为,这也许同战争初期英国驻奥斯陆使馆通过秘密渠道得到的情报有关。

          这份情报中提到德军正在研制远距离飞机测距装置。

   一九四○年十月,吉肯沙兹截获了一份发往瑟堡半岛“沃坦2号”站的“埃尼格马”电报,其中提到某个具体目标的“Y坐标”。经查证,坐标方位是英国多塞特郡博文顿营的装甲军团供应站。数夜之后,该营地遭到德军飞机的袭击。

   此后没多久,我们在监听敌人甚高频通信时,在40至50兆周的波段上发现了波束类型的信号,这在金斯顿还是第一次。但是,它的特征同曲腿波束或X导航仪都极为不同。同时,我们还在同一频带上收到德军第26轰炸机联队第3大队的飞机与地面站的联络。据我们所知,该大队与第100轰炸机大队一样,都参预了在目标区放火照明的任务,其基地在诺曼底地区的波依克斯。我们认为新出现的信号同截收的通信联络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联系。

   我们在金斯顿的通常作法是,如果发现任何新情况,哪怕是略有不同,都要立即报告值班军官。值班员将严控这个频率,把收听到的内容全部记录下来,旁边碰巧未在监听的值班员就会在附近的波段上搜索类似信号。我们未过多久就做出结论,新出现的波束类型的信号同飞机的联络肯定有关。地面站的发射频率为42.7兆周,飞机则使用更高的频率,46.9兆周。最先发现的这类信号基本上可以肯定是德军在飞行训练中使用的。敌人的飞机或地面站偶然碰到什么故障时,就不可避免地要违反通信安全保障措施,而这会儿我们可就走运了。正如琼斯博士所写到的:“使我走运的是德国人的传统错误,他们总是在成批使用某种设备之前,先在小范围内进行尝试。我们后来也犯了同样错误日。”在金斯顿,由于敌人的疏忽,我们在他们训练过程中收听到德军各装备系统的情况同实战中一样多,甚至还可能有过之。

   我们立即把发现的新情况报告了空军部,大批科学家再次云集金斯顿。他们用示波器检验了飞机与地面站的信号,并把两者加以比较。他们最后断定,两种信号完全一致。无线电信号犹如指纹,其特征可以鉴别。我们决定在霍金奇的监听站对这些波束型的信号进行分析、照相,只有进行更深入的了解,科学家们才能研究出行之有效的对抗手段。

   几周之前截获的“埃尼格马”电报中提到的“沃坦2号”站难道就是这种新信号的发射源吗?“沃坦”同我们驻奥斯陆使馆报告的测距技术是一回事吗?后来我们了解到,德军设有两种“沃坦”站:“沃坦1号”是X波束导航站的代号,“沃坦2号”才是他们新的导航控制站,德国把这种新设备称为“Y导航仪”。新导航系统中似乎只用了一股波束,琼斯博士很快就给它起名为“班尼托”。

   这类电报多数是发自德军轰炸机部队,他们使用三码电报,但有时也用国际编码“Q”。比如,他们或许说“OTE 340”,意为“按340度修飞航向”。他们有时一疏忽就改用无线电话明语通信。每次空袭中,他们还在电报中使用一些奇怪的序列,这使我们颇为不解。“EEE TT EEE 777 FFF”是什么意思呢?这好像与轰炸行动有着某种联系。“AUF”意味着什么?我们觉得这好像是指打开什么。“BRA”之后又加上一个数码的电文,按逻辑推理似乎是指目标区里有几处起火。什么是“多于90”?可能是指修正航向时需增加的角度。“劳吉”、“布鲁德”、“斯麦尔斯蒂戈”和其它一种密码明显是指袭击目标,但这些目标的位置又在何处?

   我们注意到,指挥员虽然在飞行员飞往目标区的途中不断发出修正航向的命令,但飞行员只有在返航才被告知他自己的确切位置——通常用密码坐标——和返回波依克斯基地的航向,飞行员还可能会接到警告,通知他基地附近有敌机活动、是否有夜航战斗机在海峡上空巡逻,飞行员也许会询问指挥台基地是否发出了空袭警报等等。

   空军部安排第11大队为我们提供空袭的雷达跟踪信号,协助监听敌人的通信联络。由于Y部队装备了改进过的测向设备,我们很快就判明了敌人“班尼托”站的位置。我们还从“奥尔特拉”来源获悉敌人有两个“班尼托”站,一个位于德国的卡塞尔,另一个在法国瑟堡附近的博芒特。

   琼斯博士、科伯恩博士和他们的同事事先得知德军确实拥有测距装备和有关该装备的细节,他们没用多久就搞清敌人这种复杂的波束系统,或者说他们找到干扰敌人的途径。根据他们的推断,德国轰炸机沿着一个复杂的音频调制的强定向波束飞行,波束对准遥远的目标区。飞机本身安装了一部电子分析仪,可借波束确定飞机的位置。为了知道飞机沿波束飞行的距离,地面站发射出迭加于主波束的第二信号,飞机上的装置对此信号进行反向辐射。由于无线电波的速度是已知数,地面站根据收到反向辐射信号的时间便可得知飞机当时的确切位置。

   地面站一旦计算出飞机已飞临目标区就发出投弹信号,这也就是EEE TT EEE的含意。现在我们发现,德军第26轰炸机联队第3大队的飞机既可使用卡塞尔站,也可用博芒特站的导航波束。在沿此波束飞行时,他们一般保持无线电静默,直到离开目标区。从第11大队的雷达跟踪情况看,我们得知德国飞行员返航时要求地面站提供坐标的原因,那时他们已不按波束飞行了。

   很快我们又发现,诸如此类的地面站在一次空袭中可引导四架或更多的飞机,每架飞机的工作频率都略有不同,这说明地面站可以区别每架飞机。为慎重起见,他们向飞机发送信号之前总要使用飞机的呼号。这件事本身对我们来说就是有用的情况,但仍有许多问题找不到答案,所以第109中队在W.S.赫登中校的指挥下再次被派出调查。参加这次调查飞行的有不少经验丰富的飞行员,他们包括C.O.V.威利斯上尉、年轻的科学家E.J.阿克曼中尉和其它诸如来自远程通信研究所的文职专家等。为了监听敌人波束的发射情况,他们多次进行了长时间并且是很危险的飞行。

   德军第26轰炸机联队第3大队的飞机总会有被我方击落的。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九日,一架编号为1H+RT的亨克尔式111型轰炸机在伊斯特上空坠毁,机组人员全部丧命,但我们从飞机残骸中搜缴到的文件里发现一张表格,我们借此推算出密语“劳吉”意为伦敦,“布鲁德”意为布里斯托尔,“斯麦尔期地蒂戈”意为谢菲尔德。此外,我们还了解到其它一些城镇的代号。这架飞机是从设有“班尼托”站的卡塞尔方向飞来的,它计划直接飞回波依克斯的基地。缴获的表格上还记录了英国各城镇的磁性变化情况,还有一份表格上注明了接近不同目标的方位角。

   或许有人无法理解飞行员为什么在作战中还携带如此机密的文件。但德国人这样做绝不是违反安全措施,这是因为飞机上的无线电报务员在飞行时需要掌握这类极为重要的资料,激战中他们是无法记住如此大量的细节。我们从缴获的文件中还发现,这架飞机曾参加了一月十六日德军对阿冯默斯和翌日晚对斯旺西的空袭。由于我们已经知道第100轰炸机大队当时使用了X波束引导轰炸,因此这也就证实了他们可对同一目标使用X和Y两种导航波束。

   远程通信研究所研究出的干扰“曲腿”波束和X导航仪的对抗措施当然对这种使用50至40兆周波段的新导航系统毫无作用,但值得庆幸的是,虽然Y导航仪现在已被大量装备部队,但根据十一月时我们截获到该系统在训练中的使用情况和早先从奥斯陆获得的报告,科伯恩博士已经发明了一种相当有效的名为“多米诺”的干扰机。我们在伦敦北部的海格德架设了一台接收机,用于接收德军轰炸机发射的“反射波”,然后再将接收的信号转输到英国广播公司在亚力山德宫的发射台。这个发射台按德军地面控制站的频率把“反射波”发送出去,因此敌人的控制站收到的便不是直接来自于他们飞机的信号,而是发自于亚力山德宫发射台的信号。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根本无法测距,敌人的Y导航仪实际上在发挥威力之前就失效了。

   我们有时听到德国指挥员当一架亨克尔式飞机接近目标对飞行员说:“无法测距,你自己判断方位”。当然,若要想使干扰成功,第80联队的干扰信号应准确地出现在德军使用的频率上,否则敌指挥员就可发现异常现象,尔后通过显示屏幕看出我方干扰的情况。同时干扰信号也必需非常强,以使敌指挥员确信这就是他们飞机的信号。为了保证对抗措施真正有效,我们在索尔兹伯里附近的比肯山安装了第二部“多米诺”干扰机。后来在德文地区的霍尼顿设了第三部干扰机,专门用于干扰德军针对英国西部目标的“班尼托”导航波束。德国空军为阻止任何补给品进入英国,他们开始对布里斯托尔、阿冯默斯、斯旺西、默西河畔、贝尔法斯特以及克莱德河畔等地实施封锁,因此我们在霍尼顿建立干扰站十分必要。

   与此同时,Y部队各单位监听的情况都表明,德国一旦决定夜袭目标后,他们就在白天某个时间内把目标坐标的数据通知各波束导航站,尔后各站就依据这些情况计算出各种详细的数据,当天晚些时候我们就可听到一架飞机进行实验性飞行时所发射的信号,他们这样做是为检查导航波束是否校准了目标。

   我们自然对这类通信联络密切监视,并马上通知第80联队我们收到的有关通信联络或波束信号,以便他们在最短时间内,对相应的频率施放有效的干扰,敌人空袭时,我们不仅监听最先使用波束导航的飞机,而且还监听有关敌机轰炸程序的信号、飞行员关于投弹的各种评论或者他们在波束导航时出现的故障。

   我们对敌人波束进行全面干扰之前的早期德国空袭证明,他们的Y导航系统投弹命中精度为一百至二百米,由此可见我们的科学家和第80联队为整个民族所做的贡献。比如,仅一九四一年三月一个月中,第80联队依靠其干扰手段挫败了敌人九十次空袭中的十八次。他们的干扰颇为有效,以至敌地面站无法命令轰炸机进行任何准确的投弹。如果敌人受到干扰而无法在主轰炸机群到来之前就成功地完成放火照明任务,那么整个空袭行动就会失败。“看不见任何火光”,监听员们往往听到德军其它中队的飞行员报告说,“准备轰炸预备目标”。

   有一次,第80联队刚开始向德军第26轰炸机联队第3大队施展“多米诺”手段不久,他们进行了一次最为成功的干扰。那是二月二十八日至三月一日的夜间,敌人的轰炸目标是伦敦。当时,敌人的地面指挥员尚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们听到他对一名飞行员说:“你还等什么!你大概是把无线电话机打开了吧!马上把它(X导航仪)打开。”

   飞行员刚收到投弹信号后又争辩道:

   “你……错了,明白吗?”然后飞行员就垂头丧气地返航了。当他飞过英国沿海后,别人的报告和他自己的坦白都说明目标区根本没有“起火”。

   地面站也同样不了解另一架飞机的位置,故建议飞行员“继续飞行,航向约100度,攻击预备目标”。伦敦市又有一个区可以脱险了,德军轰炸机把炸弹无济于事地倾泄在埃塞克斯地区靠近邓莫的安德堡。另一位德国飞行员问到:“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同样也接到命令攻击预备目标,炸弹也都毫无作用地落在绍森德。后来一架晚到的飞机甚至在海峡上空就偏了航向,他飞越了伦敦朝着东北方向的金斯林飞去。第80联队干扰信号的作用范围一直延伸到怀特岛以南约二十英里处。这个飞行员按命令停止攻击原订目标,转向攻击预备目标,最后把所有的炸弹都投在布罗克斯苔德附近。敌人的全部空袭行动没给英国带来多大损害,当晚竟没有一枚炸弹落在任何要害地区。第80联队大获全胜,我们在金斯顿的人都禁不住相互拥抱,大家喜出望外。

   德国空军察觉出这事有点蹊跷,几天之后我们听到他们在敌占区测试“班尼托”站的仪器,力图找出最近几次令人沮丧的空袭中所出现的问题。我们截收到这样一些对话:

   “音频信号太乱,接收衰弱,工作不正常。”

   “按下按键。”

   “接收情况同昨晚相似吗?”

   “是的,但不是百分之百。有点相似。”

   “打开开关。”

   “现在再开开关。”

   “一切正常。”

   “很好,可以停止。”

   飞行员就此返航,至于他们的新导航系统究竟出现了什么差错,就要靠德国的那些“秀才”们绞尽脑汁去考虑了。他们不会因此花太多的时间,因为德军于三月十一日果断地轰炸了比肯山的干扰机。幸好损失不大,干扰机第二晚又照常工作了。

   针对我们的对抗措施,德国空军试图用变换波束频率的办法逃避干扰。五月三日,我们听到第26轰炸机联队第3大队在试飞中使用了新的密语。飞行员答复了飞行高度之后,他们的通话中出现了一些树木的名称,如“榆树”或“枫树”。后来,他们在“轰炸信号”之前还使用了某个大陆或国家的名字,结尾时用了鸟类名字,如“鹰”等。我们用电话向空军部报告了这个新情况,并告诉他们,就目前情况看,这些新密语似乎涉及变换波束频率的新的轰炸程序。空军部查阅了工作记录后同意我们的看法,并指示我们一旦收到提及“树”名的行动,就立刻通知第80联队进入戒备,准备改变干扰波束的频率。他们一般需要十分钟的时间改变干扰机的频率。这样,我们又可以挫败“放火者”的企图了。

   几天之后,德军的第26轰炸机联队第3大队一夜之间就损失了三架亨克尔式111型轰炸机。我们从这三架飞机残骸中找到了Y导航仪的设备。现在,再没有什么障碍可使我们的专家们为难了。经过检查,发现德国人显然把整个轰炸程序都改为自动化了,他们这样做也许是不相信自己的机组人员吧。一月之中,我们又找到一种新的对抗手段,代号为“紧身外套”。第109中队对它的效能进行了实际飞行试验,当然,敌机距自己的波束导航站越远,离我干扰机越近,我们的干扰就越可以发挥作用。

   六月份,我们在金斯顿又发现了新的情况。在一次试飞中,圣瓦勒里-恩-高发射的一股“班尼托”波束中出现了一种迭置的“咕咕”声音。当时,虽然我们推测这是敌人的某种新程序,会使我们的干扰变得更为困难,但我们始终无法找出原因。德国的科学家无疑可在很短的时间内研究出对抗“紧身外套”的措施,但他们几乎没时间在英国上空实验了。德军大举入侵俄国之日迫在眉睫,戈林此刻正在向俄国前线调集轰炸机。然而,这绝不是我们最后一次听见“班尼托”信号。

   第100轰炸机大队在轰炸奥斯陆时旗开得胜,从此他们在整个德国空军轰炸机部队中便首屈一指。但由于X导航仪成效不大,他们对戈林这个德国空军中的人人畏惧的“头号铁腕人物”甚为不满。此时,他们已不为人所注意,取而代之的便是最初开始使用“班尼托”波束的第26轰炸机联队第3大队。然而,自称为。魔术大师。的第100轰炸机大队也未放弃努力,他们仍力图借助X导航仪攻击目标,但不得不煞费苦心地克服第80联队的干扰。“恶棍”是我们给X导航仪起的代号,因为我们发现他们每一股波束都用轴心国某一险恶人物的名字为代号,如“希姆莱”,“海德里希”或“戈林”。为了摆脱干扰,他们的手段之一就是在同一时间内,尽一切所能经常改变波束的工作频率,有一次,德国人不到一小时就使用了十个不同的频率。第80联队当然也不得不随之变化“溴化物”干扰机的频率。敌人显然是想利用我们发射机改换频率之前的空隙让其报务员有机会接收各种指数。

   他们下一个花招就是向假目标发射“欺骗”波束。此外,第100轰炸机大队还采取了在第一轰炸攻击波投弹之前保持绝对无线电静默的手段。这招失效后,他们又在波束信号中迭加一个识别字母,机组报务员也借此区别正常信号和第80联队的干扰信号。但敌人莫尔斯电报的拍发技术经常是很低劣的,就连第109中队的通信军官也同意我们的看法,因为敌人的识别字母很快就改用磁带自动发射。既便如此,德国空军的一个傻瓜还是有一次把磁带放反了。不管他们发明了什么新设备,第80联队在琼斯博士和远程通信研究所专家们的指导下,就会立即采取进一步的对抗措施。这好像一场捉迷藏游戏,金斯顿的监听网犹如观众,我们在观看着敌人如何摆脱第80联队的对抗措施。

   为进一步骚扰敌军,第109中队在飞行调查中有时也轰炸敌人的波束发射站。这支特别部队对敌各波束站的活动定期监视,他们有时也使用缴获的德国接收机。这是一项非常危险的工作,他们中间有些人一去不归了。

   随着敌人越来越多地使用无线电导航系统,第80联队也迅速扩大。当然,他们也有失败的时候,尤其是在某些夜袭中,干扰机的位置不利于对敌施放干扰。例如一九四一年三月二十六日,第100轰炸机大队引导了德军对普利茅斯的轰炸,该城市惨遭浩劫。

   德国空军中,不仅是那两个负责放火照明的单位面临着导航困难,其它轰炸机部队也都被各自的问题所困扰。这时,英国已经建全了自己的夜航战斗机系统,他们装备了改进过的机载雷达,搜索和攻击方面的技术也日趋熟练。第80联队已发展为一个规模庞大的组织,他们把全英国划为九个区域。他们对敌人中频导航信标站的“模拟干扰”越来越成功,而敌人恰恰要依靠这些信标站返航,特别是德国现在不再使用“曲腿”波束导航,他们对这些信标站的依赖性就更大。德军多久变换一次信标站的工作频率,这似乎关系不大,第80联队的模拟干扰很快就会跟上。

   到一九四一年四月,我们才从Y部队截获的情况中了解到,德军地面站向其飞机提供的所有方位数据只有四分之一是准确的,他们的指挥员经常不知所措,无法告诉飞行员飞机的准确位置。每当我们听到德军混乱不堪的情形,心里就感到一种莫大的快慰。有些飞行员变得惊慌失措,也有人大发雷霆,紧接着就是一场粗俗不堪的对骂。“你这个蠢货,会不会定位?”激怒了的飞行员常常这样粗暴地吼叫着。报务员也会咒骂他那台“不中用”的机器,而地面指挥员却抱怨机组人员无能。这类情况虽然不甚经常,但却给我们的生活增添了趣味。必须指出,多数德军飞行员不曾忘记他们的无线电安全措施,并且还表现出一种禁欲主义者般的沉默。但我们在雷达跟踪中了解到,德国人在飞行中是如何被搞得昏头转向。

   敌机返航时,遍布英国各地的监听员都静静地坐在机器前,记录着敌人的通信联络。有时,一夜之间就会出现六十、七十、八十甚至更多的德军飞机,第53轰炸机联队第2大队返回萨德,第3轰炸机联队第1大队返回勒固拉德,第4轰炸机大队返回苏斯特堡。我们同德军“Y部队”一样,都在仔细地清查着返航轰炸机的数量。

   从战俘审讯中心的报告中看,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德军轰炸机部队对他们的无线电导航设备已不抱什么幻想,被俘的第26轰炸机联队第3大队的飞行员显得非常悲观,他们认为英国在无线电技术领域里无疑是领先于德国。第80联队的“模拟干扰”还使我们得到了一个额外收获:德军布雷机在北海航道投放水雷之前,都要用中频信标站网判明方位,我们的“模拟干扰”使它屡屡受挫。

   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说德军轰炸机所处的困境,那件事发生在一九四一年九月二十七日夜间。我们在监听中发现一架德军第40轰炸机联队第2大队的飞机在斯卡巴勒与伦敦之间的空域徘徊不定。我们意识到,德军地面站这时对他几乎毫无帮助,既使他收到其地面站信号,也起不了任何作用。他最后接到命令,尽可能地按100度航向继续飞行,如果下面是陆地就跳伞,或是在海上迫降,乘橡皮舟南下。每当地面站帮他定位时,总是在普利茅斯以南,至科尔切斯以东的地域出现偏差。据我们所知,敌人地面站当日的定位一次都没对过。

   一九四一年十月十二日一架德军飞机上发生的混乱也许更说明问题。当时,一架Do.217型飞机迫降于肯特地区的利德机场。这个飞行员在英格兰南部上空盲目地飞行了数小时,他渴望接到地面站正确的指示,或能利用德军各中频信标站判明自己的方位,但脚下的海岸线总是与他想象中的不符。他的航向之所以反复无常完全是英国雷达精心策划的结果。与此同时,我们正在监听着他不断要求定位的呼叫。最终他耗尽了油料,迫不得已着陆。这时他还以为下面的机场是法国诺曼底的埃夫勒。他刚一着陆就被英国士兵俘获,他这时才懊悔地醒悟过来。对我们来说,这就等于德国人恭恭敬敬地向我们赠送了一架完好无缺的Do.217型飞机。大约同时,还有另外两架德国飞机也由于我们的“模拟干扰”降落在英国的机场上,但他们及时察觉,又逃之夭夭了。

   我们在金斯顿受灯火管制的工作室里度过了那些漫长而又令人精疲力尽的时间,或是坐在沿海那些小屋里从事着使人难熬的监听工作,上述事件也算是对我们辛勤劳动的补偿。另一方面,我们至少可在监听中以及同空、海军作战部门不断的联系中了解到一些头顶上正在发生的事,而吉肯沙兹的无线电报务员和电传打字员却享受不到这些。截获“埃尼格马”通信的工作主要是在他们那进行。对他们来说,密码电报就好像一堆毫无意义的词组,他们永远不会知道其中的内容。

   这些年轻的姑娘和小伙子们一小时一小时、一天天地坚持工作,认真地抄写着那些晦涩难懂的电报,只有大气层干扰和微弱的信号才能打断他们的工作。这一切都充分地体现出他们的献身精神。这项工作长而乏味,人们常常处于相当大的压力之下,以至精神病科专家建议,如果可能他们应尽量从这种枯燥乏味、过度紧张的状态中解脱出来。我还是去吉肯沙兹时才听说了工业心理学这个名称。

   处理这类通信联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就是速度,尤其是监听某些重要频道时,每一分钟都事关重大。像这么一座古老的修道院,房间布局非常不理想,根本就不适合建立我们的战时司令部。在检查各房间之间传递电文的工作时才发现,当时的作法耽搁了一些不必要的时间间隔。有一位专门研究时间和动作的工业心理学专家发现,送报者从截收间里取出电报之后,要走过一段很长而又狭窄的走廊才能进入值班军官的办公室。按皇家空军的习惯,这段走廊是张贴各种有关部队生活的告示、通知最为理想的场所,墙上的内容包括近期内足球赛海报、新作息时间表和一些临时性通知等等。所有这些内容都会分散送报者的注意力,势必会使他放慢速度。去掉这些墙报,沿着墙壁四英尺高的位置漆一条直线,其效果就可使送报者加快走路的速度,从中可节省几分钟宝贵的时间。随着战争的继续,这个单位大规模扩编,并且还修建了更多的现代化设施。

   某些电文时效性强,具有作战价值。此外,对从德军“埃尼格马”通信中获取的情报进行日常点滴积累有助于破译敌人的低级密码通信,给我们的工作也提供了许多线索。例如,如果我们事先掌握了敌人部队的位置、他们何时配备了新装备、他们的护航路线,甚至某些船只装载的货物等各方面情况,那么截获的电文就可马上用于战术上,否则一份电报的含意就会模糊不清,不得不用很多时间才可解开。

   然而,低估大量低级密码通信的价值因为是不对的。各军种都有自己的监听部队——空军情报4局、陆军情报8局、海军情报9局。战争刚爆发后,他们之间就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最初的一例是敦刻尔克大撤退。当时,皇家空军Y部队截获了大量敌军通信联络,这对敦刻尔克撤军帮助很大,并且他们还向海军护航队发出了敌人攻击预警。法国失陷之前,空军对德军空袭法国各城市都发出了预警,博尔多政府在停火之前与德国最高统帅部之间的电报也被空军截获。三军侦听部队在此基础上开始了合作,后来在非洲、意大利的战役中从未中断过。诺曼底登陆之后,他们在西欧的合作关系达到了顶点。

   我们同皇家海军的关系尤为密切。战争初期,德军的袭击使英国海运损失惨重,他们不仅出动水面舰艇截击英国护航队,使用袖珍潜艇攻击我们运输急需给养品的船只,就连德国空军也前来助战。被称为“雄狮联队”的德军第26轰炸机联队,尤其善长袭击东海岸各港口之间的运输舰。Y部队整夜地守听着德军的布雷机,判明它们的活动区域。当敌机超出我雷达探测范围时,监听工作就更为重要。在霍金奇的早期岁月里,海军自己建立无线电话监听站之前,我们空军妇女辅助队员中的语言专家们就收到正在海峡内攻击运输舰只的快速布雷艇的通信联络。沿海地区的空军各国土防御站后来继续协助海军监听这些鱼雷攻击艇的通信联络。

   特别是在大西洋拼死一战的那些日子里,我们对海军最有效的帮助或许莫过于我们对“詹尼斯” [ 译者注:远程气象侦察巡逻的代号 ] 飞行活动的监视。只要气象条件允许,德军飞机每天都在“西部通道”、北海、比斯开湾和地中海航道上空活动,不断向地面站报回有关敌情和气象的侦察报告。我们之所以称它为“詹尼斯”巡逻,是因为战前德国人总是把此字作为电报报头。一九四一年一月,迹象表明德军第40轰炸机联队的神鹰式200型海洋侦察轰炸机不仅用于袭击护航队,还被用来协调他们袖珍潜艇的活动,跟踪大西洋深处的盟军运输舰只。神鹰式是一种大型的四引擎海洋侦察轰炸机,它们的基地位于法国波尔多-梅里涅克机场。有一次,我们发现其中一个机组报告发现英国护航队,并要求指挥员通知附近的潜艇,他们将发射方位信号,引导潜艇攻击我护航队。以后我们对袖珍潜艇和地面站的电报进行了分析,也证实了这点。潜艇也用同样方法把发现的目标通过波尔多的第40轰炸机联队通知巡逻机,以便它们搜索和攻击。一九四一年二月九日这天,一支从直布罗陀海峡出发的护航运输队在葡萄牙和亚速尔群岛之间遭到袭击,损失了一半舰只。

   然而,我们装备了更好的测向设备,可精确测定这些飞机发射的无线电信号,海岸司令部在我们协助下,很快就可袭击德军神鹰式飞机和潜艇了。不仅如此,我在监听德军战斗巡逻机时,还常常向海岸司令部通报德、意护航队或战列舰的位置。当德国的“欧根王子”号重巡洋舰从法国布雷斯特船舶修造厂溜走时,我们的国土防御站就从该舰的护航战斗机的通信联络中截获了这个情况。

   最初,空、海军各作战部门对Y部队的情况多少有些怀疑,他们不懂应该如何对此来源加以最有效地利用。但随着情报数量增多,他们渐渐习惯处理这类情况,并把它同其它来源的情报加以对照。人们熟悉了之后,对Y部队情报的需求量越来越高,指挥员会毫不迟疑地抓起电话,向我们问道:“对这次空袭你们了解到什么情况没有……?”或者说:“明天黄昏之前将有一支护航运输队进入海峡。若发现德军有什么反应,请随时通知我们。”

   由此可见,人们终于接受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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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