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火、钢剑与“崇高的复仇”·第三
作者：安东尼·比弗·英国
出自————《攻克柏林》
出自————《战争通史》
当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在1月13日开始进攻东普鲁士的时候，政治军官们为了提高士气打出了这样的口号：“士兵们，记住你们现在正在进入法西斯禽兽的巢穴！”
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在进攻初期并不顺利。德军第三装甲集团军指挥官由于得到了准确的情报，在最后时刻从前线撤回了他的部队，这意味着苏军的轰炸失去了作用。接着，德军组织了有力的反攻。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发现正像他担心的那样，德军在因斯特堡隘口的防御攻势让他的部队损失惨重。
但是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很快找到了一个机会，他是最有智慧和决断力的苏军高级将领之一。最右侧的39集团军取得了更多的进展，因此他突然将第11近卫集团军转到后方实施包围战术，并将进攻重心转到这一侧。这次在普瑞格尔河与尼曼河之间发动的意想不到的进攻造成了人民冲锋队民兵部队的混乱。与此同时，第43集团军在提尔西特发动了另一场横跨尼曼河的进攻。德国人后方变得越来越混乱，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纳粹党官员禁止平民逃亡。1月24日，切尔尼亚霍夫斯基的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已经进入了进攻东普鲁士首都柯尼斯堡的范围。
就如同在必要的时候可以不顾苏军最高统帅部的指示一样，切尔尼亚霍夫斯基，这个坦克指挥官、这个“军事科学专家”，可以任意改变事先制定好的战术安排。瓦西里·格罗斯曼指出：“在渡过尼曼河以后，自动火炮已经成为了步兵部队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37岁的伊万·丹尼洛维奇·切尔尼亚霍夫斯基比大多数的苏军高级将领要年轻得多，他有时像个文人，学着作家伊尔亚·爱伦堡的样子背诵浪漫诗。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对矛盾的事物充满了兴趣，他说斯大林就是一个自我矛盾的典型。“理解他是不可能的事情，所有你能做的事情就是对他忠心耿耿。”显然，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并不一定能在战后斯大林的顽固不化中生存下去。如果能早点在战争中阵亡对他来说可能是一件幸运的事情，因为那样他才可能使他的忠诚完好无缺。
伊利亚·爱伦堡在红军报刊《红星报》上独具特色的向德国人复仇的号召为他在前线部队中赢得了大批的拥趸。戈培尔对这个犹太人深恶痛绝，而这个人却是斯大林最喜欢的“煽动者”。德国宣传部指控爱伦堡煽动苏军对德国妇女施暴，西方的史学家们把他称为纳粹的产物，但爱伦堡并未因这些残忍指控和恶意中伤而退缩。他还被指控鼓动红军士兵将德国妇女当成他们“合法的战利品”并且“毁掉她们的民族自豪感”。爱伦堡在《红星报》上反驳道：“德国曾一度在反应战势的重要文件上造假，而现在他们却沦落到诋毁我文章的地步。”但红军后来野蛮的行为表明他们并非像爱伦堡说的那样“只对那些曾经侵犯他们女性的法西斯感兴趣，而非德国的女人”。而且他时常提到的“金发碧眼的德国美女”当然也并非是在鼓励苏军人道地对待德国和波兰妇女。
1月14日，也就是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开始进攻的第二天，罗科索夫斯基元帅的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从纳累夫河桥头堡开始向北方和西北方向发动进攻，他的主要任务是截断东普鲁士。罗科索夫斯基对苏军最高统帅部的计划感到非常不安，他的部队会由于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在柯尼斯堡的进攻和朱可夫从维斯图拉河向西的进攻而分散开来。
对德国第二集团军的进攻是在“非常适于进攻的天气”中开始的。地上覆盖着一层薄薄的积雪，纳累夫河上的冰仍然没有融化。大雾在中午散去，罗科索夫斯基的部队立刻得到空中支援。前两天的进攻依旧缓慢，但是苏军的重炮和“喀秋莎”火箭炮又一次在突破防线的初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坚硬的地面使炮弹爆炸的杀伤力更强，冰雪覆盖的地面很快就布满了弹坑和黑黄的焦土。
在进攻的第一天，集团军群总司令莱因哈特将军与仍在“狼穴”的希特勒通了电话。他希望即使不能说服希特勒让他们撤退，也至少可以让他认清东普鲁士的危险形势。但元首并不愿意听从他的建议。而莱因哈特司令部紧接着就在凌晨3时接到命令，把“大德意志”军 [ cdhyy注：一般认为是“大德意志师” ] ，这个地区唯一一支有战斗力的部队调往维斯图拉河前线。
莱因哈特不是唯一一个怒斥希特勒的将领。1月20日，苏军最高司令突然命令罗科索夫斯基转移进攻重心，因为切尔尼亚霍夫斯基的进攻受阻。他现在要向东北方向前进，并进入东普鲁士的中心地带，而不只是封锁维斯图拉河沿岸地区。罗科索夫斯基担心随着朱可夫部队向西推进，他的左侧会留下巨大的空隙，但在东普鲁士，这次进攻路线的改变使德国指挥官们大吃一惊。在罗科索夫斯基右翼，第三近卫骑兵军在冰冻的地面上迅速向前推进，并于1月22日凌晨3时进入了艾伦斯坦。在他的左翼，沃尔斯基的第五近卫坦克集团军正朝埃尔宾市快速前进。先头部队在1月23日进入该市，却被误认为是德军的坦克部队。他们在市中心开始了一场激烈的混战，最终不得不退出该城。大部队绕过这座城市继续前进到达了弗里斯哈斯多夫。至此，苏军切断了东普鲁士与第三帝国的联系。
虽然德军曾一度希望进攻东普鲁士会花去苏军几个月的时间，但混乱和猜疑却笼罩着每一个城镇和村庄。在后方，可恨的德国宪兵，对人民实行严格的管制。前线士兵都把他们叫做“带链子的猎犬”，因为他们脖子上带的金属链就像狗项圈一样。
1月13日，切尔尼亚霍夫斯基进攻开始的当天早晨，德国宪兵在中途拦住了一辆开往柏林的列车。他们宣布，所有属于他们将要念到番号的部队的士兵都要立刻下车并整队。正要离开的士兵们都祈祷他们的部队不要在名单之中，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已经有两年多没有见过家人了。但最后几乎所有的人都要下车列队，任何没有下车报到的人都将被处决。瓦尔特·拜尔这个年轻的士兵是少数几个幸免的人之一，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有这么好的运气可以回到自己在法兰克福的家乡。但很快他就会发现，红军接近他家乡的速度比他想象的要快得多。
造成这种混乱的罪魁祸首是乌克兰的第三帝国代表艾里克·科赫，他以在乌克兰的统治而臭名昭著。科赫对自己的残暴统治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他从来不介意人们称他为“第二个斯大林”。他完全赞同希特勒的固定防御战术，并强迫成千上万的平民构筑防御工事。但不幸的是，他并没有与军方协商究竟这些工事应该修在什么地方。他也是第一个强迫孩子和老人们加入人民冲锋队民兵的统治者，而这支队伍也正是纳粹牺牲无辜平民作为挡箭牌的最好例证。但最糟糕的是，科赫禁止平民撤离。
他和当地的纳粹党高官们警告当地居民，逃跑的平民会被当作失败主义者处置，而他们在苏军兵临城下时却偷偷地逃走了。当妇女和孩子们发现红军大兵压境想要逃跑时已经太晚了，他们只能穿过一米深的积雪，冒着零下20度的严寒试图从城中撤离。许多农妇自愿留了下来，他们相信除了将在新的统治下工作以外情况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远处震耳欲聋的炮声开始造成东普鲁士乡村和农庄中的恐怖气氛。妇女们都听说过去年切尔尼亚霍夫斯基率军进攻东普鲁士时在内默尔朵夫的种种暴行，她们可能都曾在电影院中看过那可怕的一幕——62名妇女和少女惨遭奸杀。戈培尔的宣传部将摄像师们送到前线去记录这些暴行，并竭尽所能地将之夸大。但这些在妇女们中间好像并没有造成多大的恐慌，因为对于所有年龄段的妇女们来说，那时候最为流行的就是集体的淫乱行为。
“红军士兵们不信他们会与德国妇女‘有染’，”剧作家扎哈尔·阿格拉年科在东普鲁士服役时在日记中这样写道，“9个、10个、12个男人一起——和一群女人淫乱。”他后来还描写了埃尔宾德国妇女的情况，她们不顾一切地寻求保护，她们宁愿牺牲自己的清白也不愿把处子之身留给苏联人糟蹋。
苏联军队排成一字长蛇阵向前推进，这是现代技术与中世纪传统的奇妙结合：坦克兵们戴着黑色的钢盔淹没在他们的T－34坦克卷起的尘土中，哥萨克骑兵们骑在他们挂满战利品的战马上，美国士兵们拖着他们的野战炮，敞篷雪佛莱汽车拖着防雨布盖着的迫击炮，拖拉机拖动的则是重型榴弹炮，它们之后是马车拉着的第二梯队。士兵们的个性千差万别，种类几乎和他们的装备一样多。有人甚至把德国小孩都看作是潜在的纳粹党卫军，并且认为他们应该在长大成人再次侵略苏联以前被杀掉，但也有人同情孩子们并且给他们食物。军营里有只知道喝酒和抢掠的强盗、有整天幻想的唯心主义者、有一丝不苟的共产主义者，还有那些因为这些而感到震惊的知识分子们。后来成为政治军官的作家列夫·科佩列夫由于宣传“中产阶级同情敌人的人道主义理念”而被苏军的反间谍机构锄奸团组织逮捕，科佩列夫还谴责了伊利亚·爱伦堡文章中所表现出的残暴本性。
罗科索夫斯基部队的推进十分迅速，这使得柯尼斯堡的德国政府不得不将一批批的难民用火车运往艾伦斯坦，但他们不知道这些列车都已经被第三近卫骑兵团在中途拦截。对于哥萨克骑兵来说，这些运送难民的列车是增加他们手中女人和战利品的最理想的选择。
莫斯科的贝利亚和斯大林完全清楚正在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他们从一份报告中得知：“许多德国人说，所有留在东普鲁士的妇女都惨遭红军士兵强奸。”报告还列举了许多红军士兵轮奸德国妇女的例证——“不满十八岁的少女和上了年纪的老妇都包括在内。”报告还说：“跟随第43集团军的俄罗斯秘密警察人民委员发现，留在斯普雷滕的妇女都不顾一切地想要了结自己的生命。”委员们审问了其中一个名为艾玛·科恩的女子，她说：“红军在2月3日进入这个城市。他们进入了我们躲藏的地下掩体，用枪指着我和另外两个女人，命令我们到院子里去。在那里，我被十二个士兵轮奸。其他的士兵们也对另外两个人干了同样的事情。第二天晚上，六个醉醺醺的士兵闯进了地窖，当着孩子的面强奸了我们。2月5日，来了三个士兵；2月6日，来了八个，他们对我们施暴并且打了我们。”三天后，这几个妇女试图割脉了结自己和孩子们的生命，但显然她们并不清楚到底应该怎样做才能达到目的。
红军对待妇女的方式已变为公然占有，尤其是在斯大林允许军官拥有一名“战争妻子”以后。这些年轻的妇女被高级军官选为情妇，她们通常在司令部做发报员、秘书或医生——他们戴着贝雷帽而不是船形的大檐帽。
在男性欲望急剧膨胀而且毫无节制的时候，“战争妻子”的日子并不好过。第19集团军一个名为穆夏·安年科娃的年轻女兵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维拉，现在你该知道他们的‘爱’到底是怎么样的了！他们看起来对你很温柔，但谁知道他们的灵魂中到底藏了些什么东西。他们不懂得什么叫真诚，只有短暂的激情或者只是因兽欲而产生的‘爱’。想在这里找一个忠实的男人简直太难了。”
罗科索夫斯基元帅签发了第6号命令，想以此来引导士兵们“将所有的仇恨都发泄到战场上”，他在命令中强调了对于“抢掠、暴力、纵火以及破坏”等行为的惩罚措施，但它收效甚微。也有人用专横的管理来维持权力，一个步兵师师长就曾亲自枪毙了一名中尉，因为他让手下的士兵在一名四肢伸展躺在地上的德国妇女面前列队。但由于纪律涣散和军官带头，使得在那些醉醺醺的荷枪实弹的士兵中恢复纪律变得十分危险。
就连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奥科罗科夫将军也在2月6日的一次会议上表示，他不认为他所看到的是一种“拒绝向敌人复仇的表现”。在莫斯科，政府担心的并非强奸和谋杀，他们担心的是那些毫无目的的破坏行为。2月9日，《红星报》发表社论称：“部队的各种纪律只能削弱我们无敌红军的战斗力。我们的复仇不是盲目的，我们的愤怒也绝不是毫无理性的。在一个人盲目愤怒的时候，他可能会摧毁敌人土地上的工厂——而这工厂对我们是有价值的。
政治军官们也希望通过这种宣传方式来解决对妇女施暴的问题。第19集团军政治部宣布：“当我们在一个士兵心中播下真正仇恨的种子，这个士兵就不会与德国女人有染，因为这会使他感到厌恶。”但这种愚蠢的诡辩只会使政府更加不能理解这一问题的本质。就连红军中的年轻女兵和医生们也对红军士兵的做法表示赞同。一位来自阿格拉年科侦察小队的21岁的士兵这样说道：“我们的士兵对德国妇女的所作所为是完全正确的。”有些人甚至觉得政治部的这种宣传是可笑的。当政治部的一名女助理以此开玩笑时，科佩列夫再也无法克制他的愤怒。
德国人在苏联犯下的罪行和政府不懈的宣传的确增加了红军对东普鲁士妇女的暴行。但复仇也并不能成为这种行为的全部理由，虽然它后来成为这些暴行的辩护词。当士兵们体内的酒精开始燃烧时，他们的兽性就显露无余。列夫·科佩列夫描述了他在艾伦斯坦所听到的“疯狂的尖叫”。他看到了一个姑娘，“她长长的、金黄色的发辫散乱着，她的衣服被撕得破烂不堪，她用刺耳的声音尖叫着，‘我是波兰人！噢，天哪，我是波兰人！’”两个喝得酩酊大醉的坦克兵在众目睽睽之下追赶着她。
这些事情在苏联一直被掩盖，即使是今天，老兵们也不愿承认那个时候在德国土地上究竟发生过什么。他们可以容许听到一些过分的话，但很快就会忘掉，把它当作是战争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只有很少的人愿意承认他们曾经目睹过那些场面，但凡是敢于当众说出真相的人都绝不后悔。“她们都拉起裙子躺在床上。”一位苏联共青团员这样说，他曾经是一名坦克连连长。他还声称“有二百万我们的后代出生在德国”。
苏军的军官和士兵都有这样一种能力，他们让自己相信，大多数的受害者或者对她们的命运感到高兴，或者最少可以接受这是她们替德国军队赎罪的一种方式。一位苏军少校对一个英国记者说：“我们的战士都太饥渴了，他们强奸的通常是一些六七十岁甚至是八十岁的老妇——这让她们感到很惊奇，可能还会觉得非常高兴。”
苏联士兵喝过各种各样的酒，就连从实验室和工厂里缴获的危险的化学药品也喝过。实际上，酗酒极大地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这种情况变得越来越糟，俄罗斯秘密警察向莫斯科发回了报告说：“大批红军战士由于喝了缴获的酒而中毒。”而酒精好像是红军士兵对妇女施暴的力量源泉。但几乎每一次他们都喝得太多以至于不能做完强奸时该做的事，而酒瓶就变成他们残害妇女的最好的替代品。许多受害者都被折磨得惨不忍睹。
一个人只能触及心理矛盾的表面。柯尼斯堡被强暴的妇女们乞求强奸他们的人让她们从苦难中解脱，但红军士兵却感到这使他们受到了侮辱。“苏联士兵从来不会杀女人，”他们这样回答，“只有德国兵才会那样做。”红军相信自己的使命是将欧洲从法西斯手中解救出来，因此在政治上他们可以为所欲为，他们的士兵也可以随心所欲。
征服感和耻辱感让士兵们在东普鲁士对妇女们为所欲为，而受害的妇女们承受了红军对纳粹在苏联犯下罪行的疯狂报复。但是当这种愤怒渐渐消散时，他们心中的耻辱感也随之减少。当三个月后红军到达柏林时，士兵们已经更多地将德国妇女看作是战利品而非复仇的对象。而征服感仍在继续，但这可能只是耻辱感的副产品，而耻辱感却是他们自己的长官和政府给予的。瓦西里·格罗斯曼在他著名的小说《生命与命运》中这样写道：“极权主义体制的残暴使人性在这片大陆上无能为力。”
当然，这种现象的形成还有许多其他的力量或影响在起作用。性解放在20世纪20年代曾在共产党内部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但在接下来的十年中，斯大林却保证苏联是一个“完全无性”的社会。但这和真正的禁欲主义毫无关系：这是因为爱和性并不适用于使个人不再个体化的教条。人的冲动和情感必须被压抑，弗洛伊德的作品被视为禁书，离婚和通奸是被共产党完全禁止的，对于同性恋的刑事制裁再次被引入法律。这种新的教义甚至已经延伸到了教育范畴——性教育被完全禁止。如果画家在作画时使女人胸部的轮廓透过衣物突显出来，那将被视为危险的色情作品。画中的女人们必须身着工作服。苏联政权显然是希望将所有形式的欲望都转化为对共产党、对至高无上的领袖的热爱。
许多未受教育的士兵都深受性无知的困扰，他们对女人一无所知。所以苏联对其人民性欲的压抑适得其反，正如一位苏联作家写道：“那造就了一个‘色情军营’，它的行为比最淫秽的外国色情文学所描绘的还要简单粗暴。”而所有这一切又与现代宣传的灭绝人性、人类蜕化的返祖现象以及交织着人类恐怖与苦难的冲动结合在了一起。
就像非日耳曼民族无法从强暴中拯救妇女一样，左翼党派成员所递交的国书也不能保护男人。秘密地保持了二十年信仰的德国的共产党员们终于有了出头之日，但他们没想到在他们欢迎兄弟般的解放者的时候，却发现他们被交给了苏联反间谍机构锄奸团组织接受调查。红军到达时他们脸上的那种喜悦很快凝固了，他们无法相信这是真的。而锄奸团组织那扭曲的理论常常可以将任何事都变为精心策划的阴谋，不管这件事有多么真实。而那个在莫斯科提前准备好的问题对于那些宣誓效忠斯大林的人来说是最具杀伤力的：“为什么你不参加游击队？”而德国没有游击队这一事实却不能成为合理的借口。而这个反复出现的无情的问题在战争年代里经常会使许多红军士兵们感到更加愤怒。他们问自己的政治军官，为什么德国的工人阶级不联合起来反抗希特勒，但他们永远也无法得到直截了当的回答。所以，当苏共中央突然改变他们的路线，并要求红军除了纳粹以外不应该憎恨所有的德国人时，许多士兵都不以为然。
憎恨已经深入人心，厌恶所有与德国有关的东西已经成为本能。一位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的士兵说：“即使是德国的树木也是我们的敌人。”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将军在柯尼斯堡郊外被流弹击中阵亡让红军感到震惊，士兵们无法相信这是事实。士兵们将他草草埋葬。按照习俗应该在他的墓前献花，但在这样的情况下从树上割下的树枝却成了仅有的替代品。但这时一个士兵突然跳下墓穴，把棺材上的树枝又全部扔了出来。因为它们是从敌人的树上割下来的，它们玷污了英雄的安息地。
切尔尼亚霍夫斯基阵亡以后，原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接到斯大林命令接替了他的职务。他所采用的加强军纪的方法与其他高级将领们大同小异。有人说，他的参谋长给他的报告中只有抢掠的破坏。“元帅同志”，参谋长说，“士兵们的行为有些过激，他们毁坏家具、镜子和碗碟。请问您对此有何指示？”华西列夫斯基，这个可能是苏联将领中最具智慧最有教养的人沉默了片刻，之后他说：“我什么也不想说，现在是时候让我们的士兵自己决定实现正义的方式了。”
红军在东普鲁士所表现出的破坏欲令人感到恐惧，已经远远超过拆毁家具去生火的限度。他们不假思索地烧毁能在夜晚给他们带来温暖和遮蔽的房屋，而那时正值冰天雪地的冬季。当他们发现德国农庄的生活水平远远超出他们的想象时，他们变得暴怒异常，因为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已经如此富足的德国还要去侵略他们的祖国，去破坏他们的家园。
阿格拉年科在他的日记中记述了一个老工兵对德国人的印象：“上尉同志，我们应该怎样对待他们？只是想一想，他们过得已经够好了，有充足的食物、家畜、菜园和苹果树。他们还要侵略我们，他们的铁蹄已经踏进了我的家乡沃罗涅什。为了这些，上尉同志，我们就应该掐死他们。”老工兵停了一下继续说：“我对孩子们感到抱歉，上尉同志。虽然他们是德国人的孩子。”
苏联政府当然要避免斯大林由于1941年的灾难而受到谴责，一直试图让苏联人民心中有这样一种负罪感——是他们让自己的祖国受到侵略。毫无疑问，为了补偿这些压抑的负罪感，士兵们在复仇中使用了更多的暴力，但许多暴力的动机都太过直接。德米特里，一位第三集团军的政治官员承认，德国随处可见的富足景象让他们感到非常气愤。他们还憎恨德国人井然有序的家庭生活。他这样写道：“我喜欢用我的拳头打碎那些排列整齐的瓶瓶罐罐。”红军士兵们很惊奇地发现许多德国人的家中都有收音机。他们的眼睛告诉他们，苏联并非工人和农民的天堂，政府所说的都是谎言。东普鲁士的农庄在士兵们心中制造了一种混杂着迷惑、嫉妒、羡慕和愤怒的感情，这使得政治官员们感到十分担心。
各集团军政治部的担心在俄罗斯秘密警察邮政监察官的报告中得到了证实，监察官们在报告中用蓝色标注消极的方面用红色标注积极的方面。俄罗斯秘密警察采取的措施是更加严格地检查士兵们的家信，希望以此来控制士兵们向家人描述德国平民生活的方式，减少因这种描述而得出的“错误的政治结论”。俄罗斯秘密警察还惊恐地发现，他们的士兵们向家中邮寄德国明信片。而其中一些明信片上甚至还印有“希特勒演说中反对苏联的口号”。这使得政治部至少也不得不为士兵们提供干净的信纸。
在那些中产阶级的房子里，钟表、瓷器、镜子和钢琴被红军士兵砸得粉碎，他们以为那里以前的主人都是德国的贵族。一位女军医从柯尼斯堡郊外寄出的家信中写道：“你们无法想象士兵们毁掉了多少值钱的东西，烧掉了多少漂亮舒适的房子。但同时他们的这种做法是正确的，他们不能从这里带走任何一件东西，而砸碎一面巨大的镜子会让他们心里多少好过一些。这也是一种能够很好地减轻他们身心紧张的方式。”乡村的街道上下起了大雪，而雪片却是枕头和床垫中的羽毛。而令士兵们，特别是那些来自乌兹别克和土库曼的士兵们，感到迷惑的是，这些东西许多都还是新的。当他们第一次见到空心牙签时显然都被惊呆了，“我们还以为那些东西是喝酒用的麦秆吸管呢。”一位士兵对阿格拉年科这样说道。包括军官们在内的其他人都在使劲地吸着他们抢来的雪茄烟，那样子就好像在吸他们用报纸卷着黑色“马霍卡”烟叶的烟卷一样。
被当作战利品的物品也经常很快地被丢弃践踏，没有人愿意因为留下任何东西而被视为军中的老鼠甚至寄生虫。索尔仁尼琴描述了士兵们争先恐后地将普鲁士妇女的特大号内裤套在自己身上的情景，他说那简直就像一个“混乱的集市”。有的人在他们的外套外面穿了太多的内裤，这让他们几乎无法移动；坦克兵们几乎在他们的坦克里装满了战利品，令人惊奇的是他们还能穿过狭小的炮塔坐到里面。炮弹的供给也减少了，因为原本装炮弹的车辆被塞满了乱七八糟的战利品。军官们对于他们的手下所选择的战利品失望得直摇头，他们甚至连无尾礼服这种东西都要夹在每月一次的邮包中寄回家。科佩列夫这个理想主义者对士兵们这样的行为十分不满，他认为这种得到过特许的五公斤重的小邮包“直接刺激了士兵们的劫掠行为”。而军官们更是被允许每月邮寄两次。对于将军和锄奸团组织的军官们的邮寄次数根本没有限制，但将军们当然不需要屈尊去干这种事情，他们的下属会代劳。即使是科佩列夫也亲自为他在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政治部的上司奥科罗科夫挑选了一杆精制的猎枪和一件丢勒的版画。
一小批亲苏的德国军官被带到东普鲁士参观，他们为眼前的景象而感到惊愕。俄罗斯秘密警察控制下的为建立自由德国而成立的国家委员会副主席冯·艾因西德勒在返回的路上对与他同行的人说：“苏联人已经完全疯了，而这原因只是为了伏特加和所有酒精饮料。他们强奸妇女，喝得烂醉如泥，放火焚烧房屋。”这些话很快传到了贝利亚那里。伊尔亚·爱伦堡这个最激进的苏联宣传员也被他所看到的一切而感到震惊，但这丝毫没有减轻他笔下的极具煽动性的宣传。
红军战士在战争中从来没有吃过一顿饱饭，他们总是饥肠辘辘，如果不是因为美国人运来了大批的午餐肉和小麦，他们可能会被饿死。他们不得不靠田地里的食物维持生命，虽然红军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政策允许他们这样做。在波兰，他们偷盗农民们的玉米种子，屠宰德国人丢失的仅有的牲畜。在立陶宛，为了满足他们对糖的渴望，士兵们不惜去捅蜂窝——许多人的手脸都因此而被蜇得又红又肿。东普鲁士那些经营良好储备丰富的农庄简直成了他们梦想的天堂。被挤得乳房肿胀的奶牛惨嚎着四处奔逃，但它们很快就被射杀变成了牛排。一个士兵写道：“这里的人不顾一切地逃跑，把所有的东西都留给了我们，现在我们有这么多的猪肉、食物和糖，多得让我们吃不过来。”
虽然苏联政府很清楚东普鲁士得到了怎样的惩罚，但他们好像还是很不高兴，因为他们发现德国人已经逃跑了，农村和城镇里几乎空无一人。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的俄罗斯秘密警察主席向中央委员会主席阿列斯科桑德罗夫报告称：“这里几乎没有德国人留下……许多房屋都被遗弃。”他还举了一些例子，有的村庄只剩下了六七个人，而一座有四十五年历史的小城也只剩下了十五个人。“崇高的复仇”引发了历史上最大的移民狂潮。1945年1月12日到2月中旬，大约有八百五十万德国人逃离了他们在东部省份的家园。
在东普鲁士，许多人都藏到了森林中，他们大多是人民冲锋队的民兵和孱弱的妇女，他们每天都在祈祷这复仇快些过去。另一方面，绝大多数人都在入侵到来以前开始逃亡。一些人还给男人们留下了消息。“亲爱的爸爸！”德米特里·施切格洛夫在一扇门上看到了一个孩子匆忙写下的几句话，“我们必须逃到Alt－P去。坐马车，从那里再乘船去德国。”很少有人能够再见到他们的家园。那是对一个地区完全彻底地毁灭，连同那里的特征和文化，而那也正是斯拉夫边界上德国文化的末端。斯大林已经准备将包括柯尼斯堡在内的北部土地纳入苏联国界，并将波兰东部的土地作为“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并入苏联国土，而剩下的土地交给波兰这个附属国作为对它的补偿。至于东普鲁士，它将从地图上永远消失。
一旦罗科索夫斯基的第五近卫坦克集团军穿过弗里斯切斯哈夫，人们就只能通过萨姆兰半岛西南部的皮劳从海上逃亡，或者穿过冰雪到达弗里斯奇尼赫鲁格，那里是从但泽开始环绕整个泻湖的沙洲。最不幸的逃亡者要算那些逃到柯尼斯堡的人们，那里的通路很快被从陆地上切断。然而逃亡也并非易事，主要原因是纳粹政府并没有为逃亡的平民做好准备，人们等了很长时间才在皮劳等到了第一艘船。同时，东普鲁士首都被包围也成了这场战争中最糟糕的一件事。
而那些逃到弗里斯奇尼赫鲁格这个向西逃亡没有受阻的沙洲时，德国国防军的军官们让他们感到了一丝失望。他们命令逃亡者离开公路，并坚持说公路仅供军队使用。人们只能丢弃他们的马车和财产，艰难地穿越沙丘逃亡。而许多人连弗里斯奇尼赫鲁格都没能到达。在大陆上，苏联坦克碾碎了所有挡在路上的难民的马车，用机枪射杀了他们遇到的所有逃亡的人们。1月19日，苏军的一个坦克分遣队截获了一个难民队，“逃亡者一个不留地遭到了屠杀”。
尽管东普鲁士没有一个纳粹集中营，当俄罗斯秘密警察的一个分队在库曼南附近的森林检查时还是在雪地里发现了100具平民的尸体。当红军逼近时，希姆莱命令将集中营撤走，而他们可能都是被当作敢死队的牺牲品。俄罗斯秘密警察的报告中说：“这些人大多数都是18～35岁的妇女，她们穿着残破的衣服，袖子和胸前各有一颗六角星。一些人还穿着木底鞋，杯子和汤匙系在腰间。她们的口袋里装着食物——小土豆、萝卜、谷物等等。一个由医生和军官们组成的特别调查小组得出结论，这些人都是被人用枪在很近的距离内打死的，她们死前就已经被饿得半死了。”显然，苏联政府并没有认为他们是犹太人，虽然俄罗斯秘密警察曾经提到她们衣服上的六角星，她们只被当作是“苏联、法国和罗马尼亚的平民”。纳粹杀害了150万苏联犹太人，原因仅仅因为他们是犹太人，但斯大林却对此置若罔闻，因为他不想将苏联人的注意力从他们祖国所经受的苦难上转移开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