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和政治的发展(1955-1966年)·第十六

作者：诺亚·卢卡斯·英国

出自————《以色列现代史》

出自————《战争通史》

　　 工党的接班人问题

　　 在西奈战争后的十年中，激烈的个人和派别冲突反映了一个以战争为高潮的政治发展过程：社会由一个因渴望主权而自愿联合起来的共同体，转变为一个由意识形态和国家机构本身联合在一起的新民族。

        传统的机构、政党、犹太工总、犹太人协会、基布兹和莫沙夫，到1956年都多多少少满意地适应了他们在国家制度中的新角色，并且开始接受将国家作为最重要的民族象征。1948年前使人们分为不同派别的意识形态斗争，现在被为争取控制国家机器的个人和组织的竞争所取代。上层的竞争开始超越意识形态的界限，带上了老一代与新一代之间争夺政治权力斗争的色彩。在头十年中，原有机构开始被国家所继承，而在第二个十年中，原有机构的领导人与建立了国家的新领导人为争取国家的首要地位展开了斗争。

　　 在第二个十年中，最激烈的个人冲突发生在工党党内。在形式上，本·古里安首先提出了两代人的问题。以色列当年那些十多岁的创建者们已经变成了老一辈统治者。本·古里安也已经被称为“老人”了，但他认为他和工党的“少壮派”是一致的，他试图从老战士们手中夺取对党的控制，希望在他自己退出冲突之前，在权力系统中安插更多的年轻人物。达扬和佩雷斯成了工党中年轻一代的象征，他们代表了因政治独立而产生的新观念。实用主义与意识形态，专业技术的效率与悠闲自得的业余风格，真才实干与任人唯亲，“国家主义”与过时的地方自治主义，清晰敏锐的军事原则与代替模糊昏聩的文官政治，这些都成了新老战士之间的分水岭(并影响着其他问题的政策)。本·古里安一度在继承问题上失败了。工党老战士们控制着党的机器，认为新一代领导只有通过他们才能取得在党内的地位，他们坚持一种顽固的防守态度，虽然他们未能解决继承问题，但成功地推迟了这个问题的解决。

　　 从1951年开始，工党少壮派形成了一个咄咄逼人的集团，要求在决策中表达自己的意见。1956年乔拉·约瑟夫塔尔成为工党总书记后，党内的权力斗争明朗化了。约瑟夫塔尔虽然与少壮派没有正式联合，但却是他们重要的同盟者。他第一次将许多新人充实进党的行政机构，加速了以对少壮派的态度为党内政治联合基础的过程。而与此同时，拉冯成了犹太工总的总书记，他蓄意将一些年轻人排挤出工总领导机构的位置。自他担任国防部长失败时起，拉冯就对达扬和佩雷斯怀有一种憎恨情绪。他很快建立了对庞大的工总帝国的个人控制，使它到了能与政府机构平起平坐的地步。这些个人恩怨的背景，导致了，或者至少是影响了意识形态斗争的趋势，在这一趋势中，国家(年轻的“技术官僚”)利益与工总(老一代政治家)的利益形成了对立。

　　 1958年，达扬离开军队，并宣布他希望进入政界，这样一来，少壮派的政治声望提高了。不久之后，佩雷斯、埃班和约瑟夫塔尔都声称他们要参加于1959年举行的国会竞选。这些人即使不算是本·古里安的部属，也都是他的亲密支持者。他明确表示，他很可能会把他们引进内阁，因此他将保证他们在党的名单上占据显要位置。

　　 在一系列讲演中，达扬攻击工总的工业政策和基布兹的风格和习惯，挑起了意识形态的战争。拉冯没有还击，集中全力加强工总在党内的影响。后来，在1959年，他向批评工总的少壮派发起了猛烈的反击。少壮派赢得了第一轮较量的胜利，在第五届国会选举中，经过以个人魅力为基础的竞选活动后，工党取得了辉煌胜利。而与此同时，工党也参加了工总的选举，由于没有得到年轻人的支持，一败涂地。

　　 选举之后，约瑟夫塔尔进入了政府，他在党内的位置被约瑟夫·阿尔莫基取代，阿尔莫基是海法的一个很有才能的工人领袖，当时属于老战士一派。阿尔莫基将把那些多年来一直想加入本·古里安为中心的内阁圈子的那些决策人物吸收进了党的书记处，希望以此来占据工总和政府之间的中间地带。工总和政府关系的问题，成了党内争论最大的问题。政策不再能够由少数人关起门来开一个非正式会议就顺利制定出来。达扬和佩雷斯公开要求将工总的医疗保险服务国有化，而这正是工总强大的凝聚力的基础。拉冯和他在工总中的同僚们认为，政府对权力过分贪婪。1960年，佩雷斯发表了有史以来对工总的最激烈的攻击，将它描绘成干预工人对国家的忠诚的封建贵族，并批评把医疗事业当作工人运动的特权。本·古里安保持缄默，但同时又相当明白地暗示，达扬和佩雷斯得到了他的支持。党的专职人员呼吁解散少壮派，他们认为这个团体已经越过了不同意见的界限，成了一个派别。工总发言人谴责少壮派在像医疗卫生这样重要的问题上采取与党的正式方针相反的立场，因而违犯了党的纪律。工总领导人第一次发表了对本·古里安的直接批评。1960年夏天，在激战的关头，拉冯事件败露，震撼了整个国家，并导致工党的彻底分裂 [ 注：要了解拉冯事件的详情及争论问题的范围，详见：E.哈森和D.霍罗威茨，《事件》(特拉维夫，1961年)；Y.阿里埃里，《故事》(特拉维夫，1965年)，从“拉冯分子”的角度进行了毁灭性的批判；N.亚奈，《大人物的分野》(特拉维夫，1969年)，(偏向本·古里安的)深刻分析；D.本·古里安，《以色列国》，I，第448至453页和II，第597至647页，730至734页；D.本·古里安，《事实真相》(特拉维夫，1965年)；A.齐夫(编)，《〈土地〉1948-1958：第一个十年报纸汇编》(特拉维夫，1958年)，以及S.希霍尔(编)，《〈土地〉1958-1961：三年大事记》(特拉维夫，1961年)。 ] 。

　　 1960年春，拉冯获得了一些导致他1955年2月辞去国防部长一职的1954年破坏行动的新物证。由于新闻检查制度，公众对拉冯辞职的内情一无所知，同时拉冯对他认为曾经有一些军官阴谋把他搞下台一事也一直保持缄默。1960年4月，拉冯将他的新情报交给了总理。证据显示，有两个军官做了伪证，另一个军官伪造了文件，把失败的责任直接推卸给拉冯。拉冯声明，新材料完全证明他没有任何责任，要求本·古里安公开证明他无罪。本·古里安拒绝了，认为他从未控告过拉冯有罪，因而也就无从宣告他无罪。他还指出，既然拉冯的“报复”会涉及其他人是否有罪，只有通过法律手段才能解决这一问题。恰好在这时候，审理另一桩案子的一个耶路撒冷法庭作出一项判决，认为牵涉拉冯的一个军官有嫌疑。于是，本·古里安便命令总参谋长对有关军官的行为进行调查。为此，成立了由最高法院的哈伊姆·科恩法官担任主席的科恩委员会。拉冯听说这一调查之后，火冒三丈，坚持要求在调查别人行为之前先宣布他是清白的。现在，拉冯将此事提到了包括反对党成员的国会外交关系和国防委员会，给工党以沉重一击。1960年9月，消息泄漏给了新闻界，公众也知道了拉冯在秘密会议上提出达扬和佩雷斯是否正直值得怀疑，更加重了对工党的打击。本·古里安令人不安地保持着沉默，直到1960年10月3日，他才以对拉冯要求的初次反应的形式，发表了一篇声明。两人之间的关系已濒临破裂。尽管事实不足，公众中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新闻界和公众都普遍相信，拉冯曾经充当了牺牲品。工党领袖们十分恼怒，因为工党成了不知深浅的公众们毁谤中伤的对象。在10月19日的工党执委会上，本·古里安明确表示，他认为需要法律裁决，对此他毫不动摇。领导层发生了分裂，许多人倾向于支持拉冯。艾希科尔被要求寻求一个和解方案的任务，以求将此事很快了结。

　　 科恩委员会现在也交出了它的调查结果，本·古里安将它转交给政府的法律委员会，要听取他们的意见。10月24日，吉迪恩·豪斯纳发表了他的见解，大意是，科恩委员会并没有找到伪造文件的充足证据，对该事件的调查应当继续进行。在纷争调解人艾希科尔的请求下，夏里特发表声明说，如果1954至1955年时就知道科恩委员会掌握查到的事实，这些事实当时就足以解脱他对大失败行动负有责任的罪名。艾希科尔希望夏里特的声明能平息人们的怒火，实际上拉冯也表示满意。但是，本·古里安不满意，坚持认为在关于拉冯的责任问题上，法律调查不能免除。艾希科尔等人现在要求内阁就这一争端作出决议。

　　 在本·古里安缺席、并且知道他会持反对意见的情况下，内阁指定一个由司法部长担任主席的七人部长委员会研究此事，并按照适当程序负责解决此事。艾希科尔代表工党元老要求尽快了结这桩令人尴尬的纠葛，他完全操纵了会议程序。本·古里安一直认为该委员会一定会按法律程序处理，但是，使他大吃一惊的是，部长委员会偏离了它只进行指导的原则，得出结论说，拉冯确实对破坏行动的失败不负任何责任。本·古里安对他们大胆的结论感到震惊，而艾希科尔和他的同事们对本·古里安的激烈反应也感到吃惊。1960年12月25日，当内阁对是否接受部长委员会的结论进行投票时，本·古里安对部长委员会牵涉了一个军官却没有给他一次机会表达他的立场表示恼怒，并且示威性地离开了，去度一个长假。

　　 本·古里安差点提出辞职，这将会自动导致政府倒台。在工党内部，对于工党在拉冯事件之后能否在大选中保持地位，人们都不乐观。本·古里安的同僚们努力劝说本·古里安保持克制，都未能奏效。本·古里安持有一种没有充分根据的观点，认为他辞职并且拒绝接受内阁决定的集体责任，将会使决定变成废纸一张。在一系列党的执委会上，本·古里安和拉冯都加强了个人的互相攻击。到最后，党必须在两个人中间立即做出选择。

　　 事实证明，拉冯用内阁进行的“报复”是一次以重大牺牲为代价而取得的胜利。他之所以取得这一胜利，部分是因为人们担心如果不能安抚拉冯可能会付出很大代价，因为拉冯受到了广泛的公众同情的鼓励，表现得好像要不惜一切代价达到他的目的。许多工党领导人现在也同样担心，如果不能使本·古里安感到满意，也会付出很大代价。除了这一考虑外，还有很多人觉得拉冯已经没有资格继续代表工党领导犹太工总了，因为他随意抛弃了作为党的领导人在公开言论和行动中应当遵守的最基本的规范。在一场免除拉冯工总领导人职务的斗争中，艾希科尔再次充当和事佬。当拉冯威胁他将不服从党的裁判时，艾希科尔和他的同僚们决定通过党的执行机关解决此事。就在这件事处理过程中，本·古里安于1961年1月31日宣布辞职。政府垮台了。由于拉冯没能及时预见到老人家的辞职，2月4日工党中央执委会投票决定免除拉冯犹太工总书记的职务。现在，本·古里安认为他不曾介入的拉冯事件已经告一段落，而在一个更重要的问题——七人委员会问题中他却是一个参加者。他现在决心来纠正他的同僚们造成的制度上的重大失误。

　　 对公众来说，似乎是本·古里安采取了居高临下的手段罢免了拉冯。他的声望降到了他漫长的政治生涯中的最低点。他被看作一个残酷无情的独裁者，这一新的公众形象使他伤心至极。学术界头面人物又发表一系列声明，指出拉冯两次都错误地被一个顽固的老独裁者撤职，反映了公共生活的腐败，这对本·古里安更是雪上加霜。他觉得他是在保护一条重要的组织原则，使之不受草率和不负责任的行为的破坏。公众普遍怀疑他是否真正重视原则，认为这只是掩盖了他对军队名声的关心。毫无疑问，正是因为注意军队的声誉，本·古里安才在拉冯事件中表现出异常的强硬作风。

　　 所有的证据足以证实拉冯成了他的下属阴谋的受害者。但同时证据又不是非常明确。本·古里安认为，只有法律调查才能证明各方是无罪的或有罪的。正式看来，这是无可辩驳的。但是，他坚持经过法律程序，很有可能是基于这样的判断：这种调查并不可能查清事件的底细。1954年的奥尔森-多里委员会和1960年的科恩调查都不能最后证明牵涉拉冯的军官们有罪。本·古里安主要关心的极可能是军队的声誉和他希望提拔到国家最高职位上的少壮派的名声。与这些考虑比起来，拉冯的个人恩怨对他来说显得无足轻重。

　　 在六个星期中，人们作了很大努力，想恢复原来的联合政府或组成新政府，以避免进行大选。本·古里安对待那些赞成调查的前联合政府成员的态度，使他未能自己组成新政府。他向工党建议，他应当退出，以避免为拉冯事件的后果而进行大选，并提议艾希科尔为总理候选人。工党拒绝了，认为联合政府或者反对党都无权指定谁应当是工党领导人。工党坚持必须以本·古里安作为其领导人参加选举。选举于1961年8月举行。工党在国会中失去五个席位。工党在竞选活动中达到了相当程度的统一，只是由于拉冯号召其支持者抵制选举，而失去了少量一些选票。

　　 至于罢免拉冯的投票，则标志着工党元老们与本·古里安密切关系的破裂。不仅夏里特，而且许多元老都投票反对罢免拉冯。随着本·古里安个人声望的下降，他作为党的领导人勾通两个派别的能力也降低了，少壮派和元老派之间的裂痕进一步加深。果尔达·梅厄曾经是本·古里安最忠实的支持者之一，现在也和拉冯一道，反对达扬和佩雷斯。

　　 1958年初，外交部长梅厄和(受本·古里安支持的)国防部副部长佩雷斯之间出现紧张关系，情况与几年前夏里特的经历差不多。西奈战争以后，佩雷斯以在军事上成功的优势，在法国和德国积极开展个人外交。驻欧洲各国首都的外交部人员同佩雷斯负责的国防部人员之间的竞争，更使梅厄夫人怒火中烧。

　　 尽管梅厄夫人和其他元老们对拉冯并没有什么深厚的感情，但是，1960年的事件却第一次使他们考虑免除本·古里安的领导职务的可能性。虽然拉冯自己的政治前途完蛋了，但他却使老人家与他长年的伙伴之间产生了隔阂，这样也就使工党元老阻止了本·古里安将少壮派提拔到权力顶峰的企图。

　　 除了拉冯的个人追随者外，全党团结一致应付1961年选举的挑战。拉冯拉了几十名基布兹知识分子和社会主义者组成了一个个人运动“来自基层”(From the Foundation)，并想通过出版一份同名杂志，在工党内部施加意识形态影响。当少壮派继续宣传他们认为适合发展中的工业社会的价值观念时，基层党却给人一种第三次移民运动的老政治家(而他们对拉冯和他的运动并不友好)的观点印象，希望恢复植根于拓荒者传统中的社会主义思想的信心。尽管拉冯未能继任，但是，他的运动却有助于树立老政治家的形象，复活工总的精神。与此同时，由于意识到选举问题高于一切，职业政治家们背着本·古里安重整旗鼓，压下他们对少壮派成员的厌恶，暂时与少壮派联合起来了。

　　 现在，本·古里安的老同事们比从前更大程度地限制了他行动的自由，1961年选举以后，他们压他与左派组成联合政府，而不是根据他的胃口与自由主义者们联合。工党元老们发现劳工联盟有可能与少壮派互相抗衡。劳工联盟的领导人由于赞同拉冯在工党中的意识形态倾向，在这一代人中第一次表示愿意与他们在工党中的老同志重新站到一起。只要与左派联合，工党就可得到一些很有竞选魅力的现成的年轻领导人，以与党内的技术阶层相抗衡。有了一致的意识形态，加上岁月的流逝，劳工联盟的领导人也能中和工党少壮派，在本·古里安退出政坛后，使第三次移民的一代人能够继续管理这个国家。

　　 尽管本·古里安希望进一步把拉冯事件查个水落石出，但是，他的同僚们却劝他将此事——或者他所称的部长委员会事件——束之高阁。他对人们称他专制及顽固感到痛心，但目前他还保持着平和。他不愿意引起更多的同僚们辞职，而情愿充当他们的囚犯。从前他对他们的绝对忠诚确信无疑，因此他不太考虑他们的情绪。而1961年以后，他却不再能仰赖于此了。

　　 实际上，从各方面来看，本·古里安是一个被打败了的人。他的党已学会了无需他而进行统治。1961年，由于他的顽固，他成了对选举不利的因素。他没能使公众了解和懂得拉冯事件中他认为是最深奥的问题。他对达扬和佩雷斯的支持，使他失去了老战士们的无条件忠诚。他未能将年轻的军事技术人才推上台，而只能眼看着他们的名声黯然失色。他认识到，还得花一些年的功夫才能使他们出人头地，但却已无能为力了。尽管他一直希望劳工团结，但是，他又不喜欢正在广泛讨论的与劳工联盟的合并。感情上，他认为工党老战士和劳工联盟所共有的传统意识形态文化已变得无关紧要，而国家未来安全需要的是在国家旗帜下现代军队发展的这十年中培养出来的领导人。当他的眼光转向内格夫沙漠时，当他看见特拉维夫路边咖啡馆中拥挤着“正常的”年轻一代时，他又感觉到了十年前的那种厌倦。他又重新感觉到一种实现他的个人想法的冲动。虽然他豁出了个人名望，却未能使人们接受他选中的接班人。但是，至少他提出了适应新意识形态环境的问题。现在，他必须再次努力使内格夫成为公众注意的焦点，使公众认识他自己的政治遗产中的危险和机遇，哪怕很模糊也罢。1963年，他宣布辞职，并且使人毫不怀疑地宣布，这是最后决定。 [ 注：1965年，他重新积极参加选举政治，使他的敌手们推断，他没有打算最终退出政府。但是，结果表明，他确实希望退出；他1965年卷土重来的基础是站在反对党的立场，他是否期望1965年选举会使他复职，这样的可能性几乎没有。 ] 他谈论着在内格夫办大学的事，再次来到斯德博克，这次是准备永久定居。

　　 本·古里安全心全意地支持工党选择的艾希科尔当他的继承人。艾希科尔当财政部长时，一直忠诚地支持本·古里安的政策。多年来，他一直在令本·古里安十分不耐烦的党派争吵和联合政府危机中充当一个有用的和事佬。本·古里安认为，艾希科尔具有正确的“国家主义”观念，并愿意原谅他在部长委员会事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认为这只是因为想尽快了结拉冯事件而作出的判断失误。艾希科尔是一种典型的富有同情心的政治家，对党内的所有派别来说，包括年轻人和拉冯的支持者，都多多少少是可以接受的。

　　 工党的分裂

　　 本·古里安一退休，第三次移民中到来的工党领导人马上就牢牢掌握了控制权，就像十年前本·古里安引退时他们马上就控制了全国一样。艾希科尔明确表示，他要像本·古里安一样，担任总理后仍继续任国防部长。此时，少壮派只能闭口不提他们的要求，而别无其它选择。

　　 艾希科尔希望很快在其右翼建立有力的名望 [ 注：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在本·古里安引起许多人积怨的问题上作出了和解妥协的姿态：譬如，他允许将雅博廷斯基的遗骸运回以色列安葬；他成为第一个访问拿撒勒阿拉伯人居住区的总理，并且主动放松边界地区的军事管制；他还设法消除一直笼罩着以色列新闻界对苏联的敌意，并且安排他住在俄国的兄弟访问以色列。 ]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极力提倡与劳工联盟协商组成选举联盟。1960年，工党在犹太工总中的绝对多数下降到了危险的低点，而工党的政治权力却正是以此为基础。面对工总内日益增长的自由主义和右派思潮，只有与左派联合，才能加强工党的地位。

　　 本·古里安离任后，少壮派激烈反对与劳工联盟建立合作关系，认为这样会恢复传统的意识形态，并威胁他们长远的政治利益。他们想说服本·古里安代表他们再次复职，但未成功。事实上，尽管本·古里安是自动离职的，他却不再能够作为党的领导人发挥作用，而且无论如何，他的退休已是不可改变的了。与此同时，在他退居沙漠后，本·古里安一直在忙于部长委员会一事，这件事令他十分着魔。他决心再将此事公诸于众。达扬和佩雷斯由于非常希望本·古里安支持他们反对与劳工联盟的合并，他们冒着很大的政治风险，没有多想便参加了本·古里安个人发起的战斗。

　　 拉冯事件告一段落时，公众曾经如释重负。国家的高层领导人之间不断的猛烈抨击和公开嘲弄的景象对公众都没产生好的影响。因此，本·古里安对部长委员会的批评，以及他断言如果不改正内阁接受该委员会的决定，将会对公共生活产生破坏性的影响，都没有得到公众支持。公众舆论更倾向于认为，老人家的顽固才是真正的威胁。可能是出于对松散政治领导下的国家前途的担心，更有可能是担心他在历史上的地位，总之，本·古里安完全沉湎于拉冯事件中。公众对拉冯的同情表明，本·古里安顽固地拒绝接受拉冯事件的结论，只不过是对1948年以来出现的第一次对他个人挑战的反应。1948年以来，本·古里安处于一片阿谀声中。在他的同辈人中，只有他掌握了以色列的斗争诀窍，他已习惯于从工党内部有争论的政策问题上获得好处。在1960年拉冯引爆他的炸弹之前，甚至没有人敢不向他敬礼就迎着他的面走过去。更重要的是，公众拒绝接受本·古里安的观点，就表明他们怀疑国防部门的正确性，甚至可能怀疑五十年代初本·古里安领导的道德权威性。本·古里安不希望后人这样看待他的事业。他情愿通过他的过分行为，用他目前所拥有的政治洞察力的名誉进行赌博，而不能让他在建国头十年的领导名誉受到怀疑。

　　 老人家开始认为拉冯不仅是一个政治威胁，而且是一个值得怀疑的目标，他在1954年事件中的作用比迄今为止所认为的更值得怀疑。现在，本·古里安在一些与他同来斯德博克的忠实助手的帮助下，专心调查此事。如果公众对部长委员会程序中原有的不公正无动于衷，他要设法证明，要么拉冯的罪过比他自己承认的更大，要么就是被牵联的军官并没有诬陷他。他认为，他关于1954年丑闻的发现将会对艾希科尔，对政府和工党领导们形成不可抗拒的挑战，这时候，他的政治判断显然出现了偏差。

　　 当本·古里安正在忙于这一问题的调查，企图让政府废除以前作出的拉冯无罪的决定时，艾希科尔却在忙于使工党重新作出让拉冯具有工党代表资格的决定。劳工联盟与它的母党的新联盟，是本·古里安和少壮派的失败，也是拉冯和基层党把意识形态斗争引入工党的结果。劳工联盟提出，它参加与工党的选举联盟的条件，就是要推翻1961年2月责难拉冯的决定。1964年5月初，基层党的追随者们在与拉冯有私人关系的集体农庄胡尔达开会，考虑该党是否应该完全撤出工党，并建立一个反对党。工党元老们立即采取行动以阻止这一分裂。艾希科尔向基层党会议写来一封得到元老们赞同的信，宣布恢复拉冯和他在党内的追随者的所有权利。本·古里安对艾希科尔的主动行为感到十分愤怒。他将矛头转向艾希科尔，重新掀起了拉冯事件期间使全国震动的政党政治风暴。

　　 本·古里安从来就不是一个好的党务活动家。作为民族领袖，各种重大的历史事件耗尽了他的精力，使他与党务管理有一定的距离。在这些历史事件中，由于他的洞察力，以及他吸引公众的才能，他一般都占有优势。他认为，继承问题和军队纯洁的名声，与他六十年的政治生涯中的其它问题一样都具有同样的历史重要性。他好像并没有认为领导人的问题必定是一个党的问题。由于军队常常获胜，凭借他和达扬的名望，他的“国家主义”的原则已经成为部分公众的意识，但在军事及工业圈子之外的一般老百姓中，这一原则仍缺乏基础。如果政党不能成为实现他的政治信条的工具，那么，他将与他自己创造的党断绝联系。而现在，他的政治信条已经完全与达扬和佩雷斯连结在一起了。

　　 艾希科尔很清楚，本·古里安想把部长委员会事件提到政府的日程上来，这样，他可以重新将拉冯事件来一次公众大曝光。因此，他便决定加速与劳工联盟的讨论，因为只有通过这样扩大党的基础，才能使元老派抵挡住少壮派的又一次进攻。在这种情况下，劳工联盟便可以对工党施加很大影响。作为选举联盟的条件，现在它要求工党放弃它对选举制度进行改革的承诺。如果两党的联盟能把统一工人党也拉进来，其结果将会类似于工党所欢迎的多数决定制。而如果保留现有的比例代表制，即使合并不成功，也可给劳工联盟留一条退路。当艾希科尔赞成接受劳工联盟的要求，工党书记处于1964年10月底快要签订协议时，与少壮派的关系开始紧张起来。从“胡尔达来信”之后，少壮派组织了党内的许多支部来反对党领导人的政策 [ 注：在这件事上，他们得到了党的书记(后为国会发言人)鲁文·巴尔卡特的支持，当拉冯免除他在工总中的高级职位后，他成了拉冯的敌人。 ] 。对于本·古里安的追随者们来说，放弃选举改革成了导火索，达扬从内阁辞职。10月份，本·古里安向司法部长提交了他个人对拉冯事件和1960年部长委员会处理情况的调查结果。11月中旬，工党执行机构批准了书记处同意合并的决定。而劳工联盟则要等到1965年2月召开工党大会之后才会最后批准合并。现在，即将召开的工党大会的斗争已经开始，这次会议要么会批准合并，要么接受本·古里安的要求，要工党命令其在政府中的代表废除1961年初宣布拉冯无罪的决定。

　　 本·古里安对司法部长的具体要求是，应当由最高法院对政府1960年和1961年初的行为进行调查。由于艾希科尔在政府处理拉冯事件中所起的关键作用，这将对艾希科尔的领导地位是一个直接挑战。艾希科尔反对任何调查，并向工党提出辞去总理职务，让政府垮台。事实上，艾希科尔接受了本·古里安对他的个人领导权的挑战。从政治上看，艾希科尔的措施更加老练，对本·古里安等于是釜底抽薪。艾希科尔没有在合并或者本·古里安之间进行选择，而是使工党面临着是要政府还是要拉冯事件的选择。如果工党决定支持艾希科尔，这本身就会为合并扫除障碍，并使拉冯事件就此为止。与此同时，达扬、佩雷斯和少壮派们却不能进行有获胜可能的反对合并的战斗，而被迫去参加本·古里安不得人心的对艾希科尔的攻击。

　　 除非本·古里安自己站出来充当政府的候选领导人，否则他根本没有希望在摊牌中取胜：在当时情况下，他根本不可能扶植达扬。少壮派束手无策。工党给艾希科尔投了信任票，要求他重新组织一个与看守内阁一样的政府，并且允许工党部长在内阁中就法律调查一事自由投票。12月底，联合政府内阁投票决定了结拉冯事件以及部长委员会事件。本·古里安及其支持者摆开在工党大会上作最后决战的架式。只有工党大会本身才有权推翻党的执行机关作出的决定。

　　 少壮派的主要力量集中在最重要的两个城市支部，海法和特拉维夫支部。元老派则控制着党在农业中的组织和一些较小的支部，在政府和党的各级机构中占有优势。想使本·古里安与艾希科尔和解的最后一刻的努力未成功。会议成了发泄紧张感情的论坛。当重病缠身、时日不多的夏里特发表了他政治生涯中最好的一次演讲，公开指责本·古里安的行为时，冲突达到高潮。会议以百分之六十对四十的投票否决了本·古里安在部长委员会问题上的要求，并以稍大一点的比例，批准了与劳工联盟的合并。

　　 少数派拒绝接受失败。于是，在本·古里安赞同下，他们组织行动，要求他回来作为工党的候选人在将于1965年11月举行的大选中竞选政府总理。夏天，工党执委会中的大多数投票赞成在艾希科尔的旗帜下参加竞选。本·古里安决定作为一个反对集团的领导人参加选举。连他的一些最亲密的追随者也在分裂党的问题上悬崖勒马了。达扬本人也不愿意加入到一场陷入本·古里安个人偏执的选举活动中去。但是，本·古里安却毫不动摇地宣布组成以色列工人党(拉菲)，所有愿与他站在一起的人都可以参加。此时，工党的纪律机关除了将本·古里安及其追随者开除出党外，别无其它选择。工党正式分裂。

　　 当新党决定将拉冯事件问题束之高阁，并提出了一份对工总和联盟的意识形态持全面批评态度的纲领时，达扬也同意加入新党。拉菲党并未能阻止联盟在工总选举中取得多数，尽管只是一个微弱多数。同样，国会选举也给了本·古里安一个清楚的否定回答。他的领导时代已经结束了。

　　 工党在其元老派领导下继续执政。他们现在靠他们本身的能力进行统治，而不再是老人家的部属。本·古里安原认为即使失去终身的老同事们他也能取得胜利，这一点他完全错了。他创建的党通过重申它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拒绝接受以新的道德和意识形态导师面目出现的本·古里安，而继续生存下来了。目前，犹太工总的传统口号比以国家独立、工业化和军事力量为标志的新政治词藻更为流行。

　　 从战争到战争

　　 1948至1956年间，阿拉伯人对以色列的坚定不移的敌意，使以色列采取了扩大和增强这种敌意的态度和政策。且不论假如以色列采取和解态度能否成功地打破这一恶性循环，夏里特败给本·古里安，实际上就使这种选择不再存在。西奈战争后，双方都陷于根深蒂固的敌意而不能自拔。在以色列方面，西奈的胜利使“强硬派”的理论似乎更加合理，而战后相对安宁的边界也向公众证明恫吓政策确实有效。现在，很少有人对以色列的安全必须以实力为基础提出质疑。对阿拉伯人来说，以色列与西方大国在苏伊士战争中的勾结，证实了普遍的怀疑：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作用，就是充当破坏阿拉伯世界独立的西方帝国主义的楔子。

　　 尽管在阿拉伯人和其他一些人心目中，以色列的名声在战争中以这种方式而受到损害，但是，总的来讲，由于与西方新建立的关系，以色列的国际地位加强了。现在，以色列能够克服它在外交上的孤立状态。战后十年中，在“实用”外交政策的基础上，以色列与非洲一些新独立的国家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法国仍然继续与以色列密切合作，尽管对阿尔及利亚的处理违背了这一政策的初衷。在戴高乐统治时期，法国鼓励两国之间的实际合作。与英国的关系也第一次热了起来。作为反对党的英国工党反对苏伊士行动，使之暂时有些降温，但是，执政的保守党却第一次带着热情和共同利益的意识接近以色列。在本·古里安的不断敦促下，以色列领导层和公众开始欢迎与德国建立关系。现在，除了获得经济赔偿外，以色列在军事上也与德国讨价还价 [ 注：要了解与德国的秘密军事联系的详情，参见M.巴尔-佐哈尔，《受命者》(耶路撒冷，1971年)，第240页。 ] 。以色列与美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很快得以恢复，代替了苏伊士夏季的紧张关系。苏联势力向中东的大量渗透，使得美国希望用以色列在军事上与之抗衡。美国的政策现在不仅只反映了重要的犹太人选票，倾向以色列的也不仅只是从犹太人选票中获益的民主党。六十年代初，美国首次直接向以色列出售武器，包括导弹和坦克。

　　 与此同时，纳赛尔在战场上虽然失败了，在阿拉伯世界却很得人心。这使他进一步谋求埃及取得泛阿拉伯的霸主地位，这样便加剧了阿拉伯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在与以色列关系问题上削弱了阿拉伯世界。纳赛尔将大量兵力投入也门内战，对沙特阿拉伯王室和美国在半岛上的利益构成了直接威胁。埃及军队多年不得休整，战争耗尽了它的战斗力，而它的政策又刺激美国进一步加快发展美国与以色列的军事关系。到六十年代中期，美国对以色列的军事供应还包括了鹰式战斗轰炸机和重型坦克。

　　 西奈战争使以色列从恐怖主义袭击和边界骚扰中得到了很长时间的解脱。于是，它可以用战略威慑原则代替报复政策。西奈战争的辉煌军事胜利被刻意夸大成一种心理威慑力量，成了中东地区流行的神话。军队在空前规模基础上的全面现代化也促成并保持了这一神话。西方新近看到，以色列很可能至少可以从军事上掣肘苏联帝国主义渗透，这便使以色列军队能加速其现代化。

　　 以色列于1964年夏完成全国引水工程时，这一地区又重新出现了紧张关系。在设计将水从北部的约旦河引入内格夫沙漠时，以色列小心翼翼地遵守着约翰斯顿的地区灌溉计划的条文，以避免影响河岸阿拉伯国家的利益。但是，叙利亚却企图在其领土内的约旦河发源处进行一项河水改道工程，以此来破坏以色列的计划。以色列马上进行了空袭，阻止了叙利亚的这一企图。于是，叙利亚便从戈兰高地炮击以色列的定居点。1965年夏，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对迄今为止代表他们事业的各阿拉伯政府开始感到绝望，向以色列内地发起了恐怖和破坏行动。叙利亚支持巴勒斯坦人，但要求他们从约旦领土内发动攻击，于是又扩大了紧张关系的范围。近十年的相对安宁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中东地区又重新密布着战争风云。

　　 随着移民的减少，以色列经济经历了一次大滑坡，出境移民和失业人口迅速增加。经济困难和重新开始的暴力行动，减少了公众对艾希科尔政府的信任，从而动摇了它的基础。

　　 威慑已经无济于事，以色列恢复了报复和恫吓。1966年11月，以色列对约旦境内的萨姆发动了一次大规模攻击，几乎颠覆了虚弱的侯赛因国王的政权。以色列的攻击似乎表示了一种对叙利亚的愤怒。由于看到苏联势力在叙利亚无所不在，以色列不愿意与叙利亚直接冲突，但以色列明确地表示它不会对叙利亚的不断骚扰无动于衷。

　　 尽管埃及在攻击以色列的口头宣传上不亚于任何国家，它实际对以色列的政策却一直比较消极。纳赛尔的军队陷于无休无止的也门军事行动之中，因此他明白他不可能很快同以色列进行军事摊牌。由于苏联笨拙地控制着叙利亚军事，使纳赛尔无法作出正确的判断，现在他不得不面临他一直有意避免的与以色列的正面军事对抗。在叙利亚和苏联的鼓励下，由于错误地判断了以色列政府显而易见的踌躇不决，以及它解决日益加深的经济危机的能力，纳赛尔失去了平衡，使对以色列关系出现了1967年五月危机，并使危机发展为六月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