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被迫……投降·第四
作者：斯蒂芬·豪沃思 ·美国
出自————《战争通史》
弗兰姆帕勒角之战在大西洋两岸都激起了巨大的情绪波动，然而，在美国进行的战争远未结束；而且，不管单舰作战和袭击取得如何辉煌的成果，大陆殖民地海军不可能击败皇家海军。英国方面(尽管远比应当的和可能的要弱)有更多的舰只、更多的大炮和更多的人员。
一旦他们的战斗意志衰减时，还有英王党人以爱国的诗句激励他们。居住在纽约的英王党作家约瑟夫·斯坦斯伯里曾经写过一首可吟唱的小调：
然后英国人击中了要害，
狠狠地打。
不要顾及危险，开始追击。
胸怀复仇大志，
击败殖民地的敌人，
现在我们可以与往昔的英雄媲美。
勇敢的安森和德雷克，
霍克、拉塞尔和布莱克，
以你们那种热情，
我们反抗过法国和西班牙！
他们背信弃义，
拒绝一切理喻，
让他们再次感到我们是大海之神，
大海之神——啊，大海之神，
海王星的第一个孩子就是大海之神
这是优美的小调，激励人心，是皇家海军舰只和水兵喜爱的乐曲，合唱时尤其如此；而且到1781年夏季时，英国人在美国依然是大海之神。正如詹姆士·麦迪逊在同年7月7日所写的：“敌人比之于我们的最大有利条件在于他们掌握了优势的海军。这就使他们能够不断地将战争引向没有防御的地区，并且以远距离行军来疲惫我们的军队。”
尽管萨拉托加之战取得了胜利，地面战争已经发展成烦人的僵局，而华盛顿的最大成就在于他保存了一支现成的军队。非正式的游击式的战斗可以使英国军队流血，但不能打败他们。然而，英国人也不能确保胜利。他们策划反革命的努力在南部一些殖民地几乎取得了成功。在亨利·克林顿将军于1780年5月攻占查理斯顿和俘获全部南方的部队后，有好几个月在弗吉尼亚州以南地区没有有组织的美国军队。然而，英国可能赢得战争的时机已经消失；斯坦斯伯里的歌词道出了其中的原委：除叛乱分子外，英国现在不得不“与法国和西班牙对抗”。
英国政府几年前有可能镇压和遏制的殖民地的不满情绪，现在已经发展到了几乎无法想象的程度。英国的敌人或多或少自动地成了法国的朋友。因此，法国于1788年向英国宣战。西班牙于1779年，而荷兰于1780年起而仿效。与此同时，欧洲的其他国家在俄国领导下，结成(反英的)武装中立联盟。由于各国的所有殖民地，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都已不可避免地卷入这场冲突，美国的独立战争实际上已经发展成为一场英国反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全球战争。英国依靠自己的力量，不可能取得全面的胜利。同样，美国依靠自己的力量，也不可能在国内取得胜利。
“重要性仅次于(从法国)获得贷款的，”乔治·华盛顿写道，“是在海岸经常保持一支优势的海军，这是最令人感兴趣的目的。它将削弱敌人的力量，使之处于艰难的防御地位，剥夺他们扩大战果的一切希望，从而使他们失去继续进行战争的动力。确实，如果我们能够掌握制海权，阻止他们经常从欧洲运送补给品，就无法想象他们如何能在这个国家中维持一支庞大的部队。”
这封信是在1781年1月15日当大陆海军只有4艘快速帆船和1艘单桅帆船在服现役时写的。4月，有1艘快速帆船“联邦”号投降了。单桅帆船也消失了。8月，快速帆船“特朗布尔”号被俘。这样只剩下了两艘快速帆船。对它们也不能抱有多少希望。但是，华盛顿相信，目前在地面上无法进行决定性的战斗。因此他急于在海上获得在重大的胜利。9月5日，在切萨皮克角外，一次胜利终于来到了。
这次战斗是在法、英舰队之间进行的，大陆海军尚存的两艘快速帆船都没有参加战斗。尽管如此，切萨皮克之战在美国海军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因为就像天然冲力不够时要使用锤子以增加力量一样，这次战斗给美国的诞生以最后的、至关重要的力量。此外，它还证实了华盛顿将军的观点，表明当美国掌握了自己海洋的制海权时，它能够取得很大的成就。
在两个舰队的旗舰上，两个交战国家的“首都”发生了对抗：汤姆斯·格雷夫斯海军少将在英舰“伦敦”号上指挥由19艘舰只组成的舰队，而伯爵弗朗西斯-约瑟夫·保尔·德·格雷西海军中将则在“维拉·德·巴黎”号上指挥24艘法国战列舰。双方的军舰都在向约克镇及其附近各自的军队运送补给品，因为在那里，由康沃利斯勋爵领导的一支英国军队正处于法美联军包围之中。德·格雷西首先抵达。他除拥有规模较大的舰队外，还是一位非常能干的指挥官。但他本来不可能取得这次战斗的胜利。对于一支由帆船组成的舰队来说，气候条件非常重要，当时气候完全有利于英国方面。双方于上午11点左右相互发现。这使他们都非常惊讶，因为没有任何一方知道对方在这个海域。风向是东北偏北，对从纽约驶来的格雷夫斯的舰队十分有利，而对刚刚开始出海的德·格雷西非常不利。潮水则涌向海湾，也不利于格雷西，并且妨碍了他的舰只的运动。格雷夫斯本应静等，待法国舰只一艘艘出现时予以歼灭。但相反，他却严格遵循《作战指令》的规定，和已经出现的法国舰只平行列成作战队形。队形由东而西，几乎像格雷西企图组成的队形一样难于机动。
炮战持续了几个小时，只是在夜幕降临时暂时停止。翌日，格雷夫斯的副手塞缪尔·胡德海军少将不快地写道：“昨天，英国舰队可望获得巨大的、最光辉的荣誉，但是获取这种殊荣的方法手段却丢失了。”他和格雷夫斯都认识到这一错误。“没有对敌人的先头舰只进行抵近的攻击，”胡德说，“整整有一个半小时可以对它们进行攻击，然后他们殿后的舰只才会出现。”而曾经下令整天悬挂列队旗号的格雷夫斯现在说，在发出列队信号的“同时也发出了战斗信号，无法理解的是；由于过于严格执行前一个信号，竟使后一个信号失去了作用”。
但那时已经为时过迟。错误已经造成。英国的其他海军将领，主要是罗德尼和纳尔逊，在后来的战斗中非常勇敢，打破了规定并取得了战斗的胜利。但是，《作战指令》是不能违背的，而在指令中，列队是首要的内容。格雷夫斯不可能让舰长对他进行非议。
战斗杂乱无章地连续进行了4天，直到德·格雷西再次返回切萨皮克，格雷夫斯回到纽约检修舰只。在地面上，法美联合部队得到了加强；英国军队饥饿不堪。10月20日，由于格雷夫斯的犹豫而造成的直接影响终于发生了。在那一天，康沃利斯勋爵从约克镇写信给纽约的亨利·克林顿说：“我悔恨地通知阁下，我已经被迫放弃了约克和格洛斯特的防务，并且根据19日立即生效的投降书，向美国和法国的联合部队交出了指挥权。我统率的部队成了战俘。”
10年以后，当美国的独立已经成为一个确定不移的事实时，至少有一位美国人以一种怀旧的后悔情绪，谈到了不引人注目但又是决定命运的切萨皮克之战。约翰·保罗·琼斯正确地把这个战斗看作是阻击战，而不是一次漂亮的海战胜利，是一次有疵点的胜利，而不是征服。他也清楚地了解他本想在那天看到的情况：
“我亲爱的克尔圣特，”他写信给一位法国海军中将说，“你对我非常了解，想必不会说我自负。”克尔圣特一定对此感到好笑。琼斯接着写道：
鉴于过去在卡里克弗古斯外海、在旧弗兰姆波罗角外海和黑海的利门发生的情况，你将不会认为我过于自负。如果我说假如我代替——幸运地或不幸地——德·格雷西，有些人在切萨皮克角外海就会面临灾难，这种灾难不是一支被击败的舰队有秩序地撤回安全的港口，更是具有更长远意义的灾难。说得稍微夸大一些，就是在某一瞬间，歼灭敌人舰队的机会将会使我完全忘却执行整个战役的联合战略。我无法不产生这样的想法。
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美国的独立足以对所有人产生“长远的意义”。而“联合战略”是实现这一目的所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因此，或许对美国来说，琼斯不在场是一件好事。他如果在场并且负责这次战斗指挥的话，有些人就会发生灾难。他这样说是正确的。但是，发生灾难的也可能是他自己一方。
事实上，在1783年独立后，一小部分但又是重要的一些美国人确实发生了意想不到的灾难。大陆海军并没有存在很长时间。看来不再需要一支海军。于是在1785年，硕果仅存的一些舰只或被出售或者送掉。从战争结束到那一年，贸易、特别是远洋贸易迅速恢复。然而，贸易的形式发生了变化。英属西印度群岛(曾被视为加勒比-美洲-欧洲-非洲航线的基石)，现在已经对美国关闭。美国人由于叛乱成功，已经使自己变成了外国人。出于同样原因，在世界其他地区，美国的商船也不再受皇家海军的保护。独立这种自然但讨厌的结果，在欧洲和非洲和交汇处表现得尤为明显，因为在那个地区，海盗船从摩洛哥、阿尔及尔、突尼斯和的黎波里——北非海岸上的4个巴巴利国家——的基地出发，来回徘徊游荡。
“美国各州要在地中海进行非常自由的贸易，是不可能的，”谢菲尔德勋爵在1783年写道，“保护他们不受巴巴利国家的骚扰，不是任何一个海上列强的利益所在。……美国人不能保护自己。……他们不能装作自己有一支海军。”
大陆的最后一艘军舰刚刚卖掉，就发生了第一次袭击：费城的“多尔芬”号和波士顿的“玛利亚”号三桅纵帆式帆船被劫走。由于这两艘船现在属于阿尔及尔的统治者，它们的船员便沦为奴隶。海盗是他们那个时代的恐怖分子。海盗和现代恐怖分子之间的唯一区别在于，在18世纪，他们是出于贪婪而不是政治的目的。尽管表现有些不同，美国的反应却和今天发生这种事情时非常相似。
瞧，
黑暗的前途打断了我们的欢乐！
傲慢的武装胆敢骚扰我们的贸易？
伟大的上帝！
浪头上猖撅的海盗，
强占了我们的船只，
我们的自由人成了奴隶。
约翰·保罗·琼斯曾说过：“作好海战的准备，永远作好准备。”现在，已经有21个美国人成了奴隶，于是，他又写道：“我相信，这一事件可能会使我们的某些同胞感到惊奇，但对我来说，我非常惊奇的是，这种事件没有早些发生。如果它能使美国人民团结起来维护国家的荣誉和利益，并且使他们从对国家安全的错误判断(从革命以来因陶醉于胜利而产生的错误判断)中觉醒过来，它就能起到良好的作用。”
琼斯显然对他的国人有着正确的估量。从那时以来，不管是因为陶醉于胜利，还是满足于因自然条件而获得的安全，或者是因为出于好心的无知，看来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认为，世界上没有其他地区是真实存在的，直至因为发生实际的进攻而受到震动之时。在出现这种情况的大多数场合，这个国家就按琼斯希望在1785年发生的情况那样，突然地团结成一个人。然而，在1785年，情况并非如此。
巴巴利国家几个世纪来，一直在进行海盗活动。这部分是从十字军时代继承下来的做法。当时，任何基督教徒的船只都是他们爪下的猎物；部分是为了掠夺人口和不适宜耕种的土地。对其他国家来说，传统的弥补办法或是像英国人那样，在地中海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力量，或是像威尼斯人、荷兰人、斯堪的纳维亚人和奥地利人那样，支付赎金和贡金(实际上就是保护费)。
但美国太穷、太远、太忙，无法采取其中任何一个办法。阿尔及利亚人要求的赎金经计算为59496美元；而国会至多能支付4200美元。有一段时间，摩洛哥(4个巴巴利国家中海盗活动最少的国家)曾经无代价和无条件地接受同美国签订一项为期50年的友好条约。但是，如果美国不支付30000英国畿尼 [ 译者注：英国于1663年铸造的金币，1717年定价为21先令 ] ，或者不每年支付12500畿尼，的黎波里就不接受这样一项条约。他们还可以说要100万，但国会在没有一部使它能够征税的宪法的情况下，连一分钱也花不起。
因此，尽管出现了21名曾为自由而战斗的美国人成了奴隶这种讽刺性的情况，这些俘虏仍然关在阿尔及尔，美国的商船仍然容易受到除摩洛哥以外的其他国家的骚扰。很可能只有少数几百个美国人了解海军的战略价值。可以肯定，对一般的农场主来说，防御意味着步枪射程范围内的战斗；而远在数千英里以外的少数几名同胞的命运相对说来，则无关宏旨。在遥远的外国海岸保持一支海军可以有助于国内和平与安全的想法，是不可理解和不可信的。
那些了解战略原则的人也没有对最佳方案达成一致的意见。约翰·亚当斯长期以来一直是建立海军力量的热情支持者，现在也认为最好是“不失时机地进行谈判并且支付必要的赎金”。相反，通常温和的汤姆斯·杰斐逊却相信：建立一支有150门炮的舰队的费用要比这少；和平将“取决于他们对我们力量的看法”；尽管有钱可以买到和平，“我将宁愿通过战争获得和平”。”
在以后的4年中，没有发生什么情况。战俘继续被关押，琼斯在俄国服役。后来，在1789年春季，发生一些具有关键性意义的事件。4月30日，乔治·华盛顿当选为美国第一任总统。几周以后，琼斯离开俄国前往法国，在那里，他开始强烈要求美国新政府让他在政府中任职。
与此同时，通过了国家宪法。其中第一款第八条具体规定，“国会应有权规定并征收税金、关税、进口税和消费税，支付债务，并且提供美国的共同防御和公众福利的费用；界定并且惩罚在公海上的海盗行径和犯罪行为以及触犯国家法律的行为；宣布战争，颁发缉捕和报复许可证；制定有关地面和海上战利品的法则”以及“提供并且维持一支海军”。
政府终于有了可供其支配的正常费用。詹姆士·麦迪逊支持杰斐逊的主张，立即建议建立一所训练海员的学校，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一支舰队以保护美国在地中海的航运，或许还要使被奴役的美国人获释。但是，革命已经表明，要建立一支适当规模的海军需要多长的时间！因此，当杰斐逊在1790年底指出“我们在地中海……的航行一点没有恢复”时，美国同意支付赎金和提供贡品。1791年2月最后确定的数额为4万美元赎金，另外每年最多再提供10万美元的贡金。
1792年6月2日，约翰·保罗·琼斯被任命为驻阿尔及尔的和平专员。在他获悉这一长期盼望的担任公职的消息前，他已于7月18日去世。任命的第二个人也在到达阿尔及尔前去世。只是到了1793年9月，美国的使者才抵达直布罗陀，在那里，他再也无法前进，因为在海峡对面的阿尔及尔统治者不愿接见他，其原因是，阿尔及尔与葡萄牙签订的和约意味着一批失去用武之地的海盗正在寻找出路，而这又很容易使他们掉过头来反对阿尔及尔的统治者。比之于同美国媾和，阿尔及尔的统治者更有意于为这些海盗找些事做。而且据在阿尔及尔的一名俘虏称，那里的英国领事曾经建议要对海盗很好地加以利用。关于这是英国人的主张的说法很可能反映了实际情况。但是，不管真实情况如何，在该年10月，由7或8艘阿尔及尔舰只组成的一支舰队驶过直布罗陀进入东大西洋，并且俘虏了11艘美国商船和100多名海员。
这次事件以事实表明了美国在海上完全处于挨打的地位，表明了其他国家对美国商船的蔑视。作为美国海军的非官方发言人，约翰·保罗·琼斯曾经有一次写道：“英国这个民族可能会恨我，但我也将迫使他们尊敬我。”这句话讲得很勇敢，而且将会变成现实。但在1793年底，另一位不知姓名的美国人发表的绝望的评论则更为恰当。他说：“我们的旗帜在不同国家中所受到的尊敬大致和挂在麦田里吓唬乌鸦的破布差不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