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兵略类 – 吴起兵法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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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兵略类

第五章·兵略类

         作者:许保林·著

  出自————《中国兵书通览》《中编·分论

出自————《中国古代历代兵书

        第五章·兵略类

  第一节概述

  兵略者,用兵之方略也。中国古代,战争频繁,名将辈出,创造了许多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光辉战例。这是一笔珍贵的军事遗产。为继承这一遗产,汇集历代战争实例,借鉴古代用兵谋略而写成的兵书,称为兵略类兵书。因为有借鉴古人用兵得失之意,故有的称其为兵鉴类兵书。又因为这类兵书内容为用兵方略,方略即战略,故又有的直称为”战略”,如司马彪的《战略》、茅元仪的《二十一史战略考》等。

  首创兵略体例的是晋司马彪。他所著的《战略》,分条辑录有关战略运用方面的战争实例。虽然大部失传,但从几条佚文中仍可窥见其基本体例。南北朝赵煚又作《战略》二十六卷,全书亡佚,不得其详。继彪、煚之后,唐李筌仿其体例,作《阃外春秋》》十卷,记自周武王胜殷迄唐太宗擒窦建德,明君良将战争攻取之事。按时间先后排纂史料。史料选择重在谋略。现仅存第四、五两卷(收入《鸣沙石室佚书》,伯希和曾言存第一、四、五共三卷,第一卷今未见),记两汉事。宋代兵略体兵书不多,而明清时代盛行。

  兵略类兵书又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按照某一指导思想辑录历代有关战争战例,如茅元仪《战略考》,”非略弗录”,”略非奇不录”,专收历代奇谋伟略;二是专门辑录某一部书中的谋略实例,如陈禹谟《左氏兵略》、宋征璧《左氏兵法测要》、魏禧《兵谋》、《兵法》等,都是专门研究和辑录《左传》中的用兵谋略的兵书;三是从有关史书中广泛摘抄有关战争战例,按照时间先后汇编成书,如胡林翼《读史兵略》及其续编。这类兵书详于记事,故又可作战史读。

  兵略类兵书中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按照类书的体例进行编排,或以兵法区别义类而分隶以史事,如明唐顺之《武编》;或以己意论列得失而佐证以史事,我们将这类兵书按其编纂体例归入类书类。所以,兵略类与类书类亦有交叉。

  第二节战略

  《战略》,司马彪撰,所以又称《司马彪战略》。司马彪,字绍统,河南温县(今河南温县西)人,西晋史学家。他是晋朝高阳王司马睦的长子,少年时好学不倦,但好色薄行。因此被司马睦严加斥责后,出继给另一位宗室,使其不得继承高阳王爵位。自此,他屏绝交游,专心研究学问。所以能博览群书,从事著述。著有《兵记》、《九州春秋》、《续汉书》等。

  曾任骑都尉、秘书丞、散骑侍郎等职。卒于晋惠帝末年,大约是公元306年。时年六十余岁。

  《战略》原书散佚,其佚文散见于裴松之《三国志注》、《太平御览》等史籍中,清代黄奭将其辑佚成编,收入《汉学堂丛书》(又名《黄氏逸书考》)。《战略》具体成书年代已不可详考,但从文献记载上推测,当成书于陈寿《三国志》之后,晋惠帝光熙元年(306年)以前。陈寿卒于晋惠帝元康七年(297年),比司马彪约大九岁,早死九年。他著《三国志》时可能《战略》尚未问世,所以《三国志》中未言及《战略》一书。东晋以后,陈寿死后大约一百三十余年,史料的发现渐渐多起来,裴松之广泛地搜集资料来补充陈寿书,为《三国志》作注,至宋文帝元嘉六年(429年)告成。其中,引用了《战略》中的五段内容为《三国志》中的人物作注,因为有关战略方面的内容《战略》一书详于《三国志》。可见裴松之看到了《战略》原书,说明南北朝初年,《战略》仍在流行。但公元636年成书的《隋书·经籍志》,公元940年至945年成书的《旧唐书·经籍志》和公元1044年至10606年成书的《新唐书·艺文志》都未著录此书,说明南北朝以后原书在战乱中散佚。可是,正象部分内容保留在《三国志注》一样,也可能有部分内容保留在其它诸书之中,所以唐代类书《初学记》,宋代类书《太平御览》中又载有《三国志注》以外的《战略》佚文。

  关于《战略》一书的性质,由于原书失传,只能据佚文来讨论。裴松之虽然是采集《战略》中的内容为《三国志》中的人物作注,黄奭辑佚本也以人物名字列目,但窥其内容,却都是讲战略问题的。或举成功的事例,以证执行正确战略决策必胜的道理。如”刘表”一条,记述了蒯良、蒯越从政治、军事、谋略等关系战争全局的方面对敌我形势进行分析,为刘表提出的”兵集众附,南据江陵,北守襄阳”,夺取荆州八郡,平定江南的战略方针,刘表采纳了这一方针,故”江南遂悉平”;或举失败的事例,以证拒绝执行正确战略决策失败的必然性。如”蒋济”一条,记述了魏明帝曹睿不采纳蒋济提出的战略方针,无功而还的失败事例:”太和六年,明帝遣平州刺史田豫乘海渡,幽州刺史王雄陆道,并攻辽东。蒋济谏曰:凡非相吞之国,不侵叛之臣,不易轻伐。伐之而不制,是驱使为贼。故曰:虎狼当路,不治狐狸。先除大害,小害自己。今海表之地,累世委质,岁选计考,不乏职贡。议者先之,正使一举便克,得其民不足益国,得其财不足为富;倘不如意,是为结怨、失信也。帝不听,豫行竟无成而还。”(《黄氏逸书考·子史钩沉·司马彪战略》)很显然,蒋济的进谏都是从战略上论述攻辽之弊的。由此可见,《战略》一书从书名到内容都是讲战略问题的。它是一部名符其实的战略问题专著。只不过古代战略概念与现代战略概念有所不同罢了。

  《战略》今存佚文散见于裴松之《三国志注》、《初学记》、《太平御范》三书,明代茅元仪《战略考》、清代钱仪吉《三国志证闻》、赵一清《三国志注补》亦有转录。清黄奭将这些佚文辑出,编为一卷,共7条和1则附录。7条是刘表、傅幹、孟达、司马懿、蒋济、傅嘏、王基等7人关于战略谋画的言行,其中5条录自《三国志注》,2条录自《太平御览》;附录辑自《初学记》,说的是楚庄王赐宴群臣,命宫中美人逐席敬酒,蜡烛被风吹灭,有位武将酒后不检点,拉美人衣袖,美人乃扯掉其帽子上的缨饰,禀告庄王。庄王不愿为全美人名节而当众使一位武将难堪受辱,便命群臣都去掉冠缨后,点燃蜡烛继续欢宴的故事。这一则内容《初学记》称”引战略”。黄奭认为”《司马彪战略》多是三国时事,与《九州春秋》相表里。此叙及古事,疑非一手,或是叙说中一段未可知。又案《隋书经籍志》载《兵记》八卷,司马彪撰,此或是《兵记》中语。”(《黄氏逸书考·子史钩沉·司马彪战略附录注》)所以,他将这条内容列为附录。

  从《战略》仅存的几条佚文看,《战略》一书继承了《孙子》、《三略》等先秦、秦汉时期兵家的战略思想。重视政治因素在战争中的作用,认为”众不附者,仁不足也。附而不治者,义不足也。””治平者先仁义,治乱者先权谋。兵不在多,在得人也。””顺道者昌,逆德者亡。”(《黄氏逸书考·子史钩沉·司马彪战略》)主张不战而屈人之兵,”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黄氏逸书考·子史钩沉·司马彪战略》)强调”慎战”、”先胜”和”全胜”。

  战略是军事学术的高级领域,是军事理论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因此,这一概念在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出现的时间早或晚,在很大程度上标志着这个国家或民族军事学术的发达程度。中国是军事学术发达之国,早在春秋末期,就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战略思想,孙武是当时战略思想的集大成者。西汉又出现了以《略》命名的专讲战略问题的兵书《三略》。司马彪继承前人关于战略思想的优秀成果,总结战略运用的实际经验,明确提出了”战略”这一概念,并直接用战略一词命名他所著的关于战略问题的兵书。而在国外,关于涉及战略问题的最早的军事著作,直到大约五世纪时,才在古罗马和希腊出现。(瓦·达·索科洛夫斯基主编《军事战略》第16页,战士出版社)因此,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国是世界上形成战略思想、提出”战略”概念、出现战略问题专著并以”战略”命名书名的最早的国家。可是,一度有人断言”战略”概念是”舶来品”,认为”在我国现用的辞汇中,,战略’二字严格来说是一种外来说”(钮先钟《国家战略概论》第2页)一说我们现在所用的”战略”名词是以毛莱斯的《战略学》为根源(钮先钟《战略思想与历史教训》第6页);一说”‘战略’一词系由日本军语传译而来。”(孙绍蔚《概论战略思想之演进》,见台湾《军事杂志》46卷4期22页)

  《战略》一书的客观存在使这些说法不攻自破。《战略》对后世颇有影响,后魏赵煚、明代茅元仪、徐子等都曾仿照司马彪以”战略”命名自己的兵书。(徐子《战略》见《武备全书》)《战略》不仅在中国军事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世界军事学术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第三节乾坤大略

  明末清初人王余佑撰。王余佑,字介祺,自号五公山人,卒后其学生私谥文节先生,《自序》称己为献县(今河北献县)人,一说为直隶新城(今河北新城县)人(《中国人名大辞典》)。早年受业于孙奇逢(明万历进士),学习兵法,并随其征战。明朝灭亡,又从奇逢讲性命之学,隐居五公山聚众授徒,五公山人即由此而来。他虽隐居山野,”然性不平,好武健,雅不欲以腐木烂草掷此生平,虽巢栖薇茹,时一室叫跳,辄觉须眉如刀槊。故独慕陈同甫之好谈霸王大略。””复熟览天下之大势,推求古今帝王得失成败之机,然后标为十目,各成一卷,摭以古事,定以今评。”(《乾坤大略总序》)撰成《乾坤大略》。此外还著有《八阵图》、《万胜车图说》、《兵民经略图》等。

  《乾坤大略·跋》指出:”此非谈兵也,谈略也。兵则千百端而不尽,略则三数端而已明矣。””至于选将、练兵、安营、布阵、器械、旗鼓、间谍、向导、地利、赏罚、号令种种诸法,如人之耳目口体一物不可少者,则各有专书,不在此列矣。”意思是本书不含军事上的具体问题,而只讲扭转乾坤的用兵方略,即”乾坤大略”。因本书按类汇辑历代战争战例,以为用兵的借鉴,所以,山西育才馆民国9年(1920年)铅印本又题《兵鉴》。

  《乾坤大略》十卷,补遗一卷。卷目如下:卷一:兵起先知所向;卷二:兵进必有奇道;卷三:初起之兵遇敌以决战为上;卷四:决战之道在于出奇设伏;卷五:乘胜略地莫过于招降;卷六:攻取必于要害;卷七:据守必审形胜;卷八:立国在有规模;卷九:兵聚必资屯田;卷十:克敌在勿欲速;补遗:佐胜之著,编中未录者,偶记于此。

  《乾坤大略》是一部辑评历代用兵得失的兵书。”十卷挨次而进,各有深意。”观其内容,各卷之间互相联贯,自成体系。其体例与他书有所不同,全书之前有”总序”,每卷之前都有”自序”。去掉这些序文,便成为一部纯粹的军事类书。

  每卷围绕某个主题,辑录了较为丰富的历史上的军战史资料,如卷一《兵起先知所向》就辑录了纪信假扮刘帮诈降诳楚,大胜项羽等二十余条历代用兵故事。”自序”着重是对某个军事问题的评述,集中反映了作者的军事思想。下面按照原书的顺序对其军事思想作一简述。

  兵起之先,强调要审敌强弱,选准正确的进攻方向,确定正确的战略部署。他认为,战争往往在瞬间决定胜败;优柔寡断,进攻方向不明,注定要失败。明确进攻方向以后,一要”进取”、”疾速”,”兵贵进取,贵疾速。进取则势张,疾速则机得。”(卷一自序)二要避实击虚,”敌弱或可直冲其腹;敌强断宜旁剪其支。””乘势而趋利。”(卷一自序)这样,就能使敌惊骇万状,而我则军威大振。

  兵进之时,强调奇正之变,主张以奇道取胜。他认为,作战”不得奇道以佐之则不能取胜”,”一阵有一阵之奇道,一国有一国之奇道,天下有天下之奇道。即有时正可为奇,奇亦可为正。””夫兵进而不识奇道者,愚主也,黯将也。”(卷二自序)

  重视初战,主张要尽全力争取初战胜利。他认为,初起之兵”不得已而与敌遇,非战无以却之。盖兵即深入,则敌必并力倾国以图蹂荡我,恐我声势之成,此而不猛战疾斗,一为所乘,鱼散鸟惊,无可救矣。诚能出其不意,一战以挫其锐,则敌众丧胆,我军气倍,志定威立,而后可攻取以图敌。”(卷三自序)

  作战之时,强调出奇设伏。他指出,战争的情况很复杂,古有百战之说(如《孙子》的”百战不殆”,宋代的《百战奇法》等),其实远不止百战。但无论何种战争,要取得胜利,就必须善于出奇设伏。所谓善于出奇设伏,就是能”用众以覆众,因弱而为强。”(卷四自序)

  乘胜略地,主张用招降之法。一场战争取得胜利,便成”破竹之势”,乘胜略地,扩张战果,无需继续用兵,”不烦兵也”(卷五自序),而以安抚招降为上。但招降之法,必须在军事上取得胜利,对敌造成强大威势的情况下才能使用。因为,”胜则人慑吾威,而庇吾势,利害迫于前,祸福怵其心,故说易行而从者顺;若在我无可恃之形,而徒以虚言嬲众,是犹梦者之堕井,无怪乎疾呼而人不闻也。”(卷五自序)

  进攻战,强调要首先攻取要害之地,扫清进退障碍。他认为,”要害之地,我不得此,则进退不能如意,而形相制,势相禁。”(卷六自序)敌若凭险反击,”霍然如探喉骨而拔胸块也”(卷六自序),必置我于死地。他并总结历史教训说,”古恒有军既全胜,而一城扼险,制吾首尾,几覆大业者。”(卷六自序)进一步强调攻取要害之地的重要性。

  防御战,强调要固守住对战争胜负有决定意义的战略目标。他指出:”能取非难,取而能守之为难;汛守非难,守而能得其要之为难。昔项羽委敖仓而不守,弃关中而不居,而卒使汉资之以收天下,此最彰明较著者也。他如陈豨之不知据邯郸而阻漳水,董卓之不知依旧京而守洛阳,自古及今坐此患者,不可胜数,而独南宋君臣守江失策尤为可笑。”(卷七自序)

  在国防后备建设方面,一是强调立国要有正确的方略和宏大的规模,改革旧制,创立新法,”朝廷之上置中书以总机务,疆场之外,建专阃以总征伐;经理度支,抚驭军民,适宽严之宜,得缓急之序;崇大体,立宏纲,破因循之旧格,布简快之新条,使人人辑志,处处向风。”(卷八自序)二是主张屯田,减轻民众负担,解决军队粮饷。他认为”百万之众,无食不可一日支。”(卷九自序)如李密以霸王之才徒以用粟不节,卒致米尽人散;而刘帮却以能食敖仓之粟,得以亡楚兴汉。”屯田一著,所谓以人力而补天工也。”(卷九自序)

  本书在最后一卷,论述了用兵全胜之术,主张在有充分准备的前提下,待机而动;反对死打硬拼,鲁莽从事。他以与虎搏斗作比喻,指出,斗虎”当设网罗,掘陷井,围绕其出路旁,睨而伺之,久将自困,若奋不顾身,径进而与之斗,鲜不伤人矣。”(卷十自序)斗敌与斗虎理同,”故欲克敌者,强其势,厚其力,谨其制,利其器,然后堂堂阵,正正旗,声罪致讨,而施戎索,乃全胜之术也。”(卷十自序)

  《乾坤大略》初以抄本行世。辰州秦聚奎在为本书写的序中说:他在任职肃水时看到的抄本,往往事不归类,踳驳颇多。他于清咸丰四年(1854年)任职饶川时,王余佑之裔孙王懋亭茂才来饶,携其先人藏书数种,内有此书原本,因重校一遍,始知篇中错杂重复之处,为后人所窜入,而原书本来是融会贯通的。当时筹防吃紧,到处戒严,韬钤攻守之术,尤为救时良剂。于是,他据原本重录一份,与旧本相校,将后人窜入的十三条,删其重复,另记于后,以资参览。这就是所谓的秦校本。本书被收入《畿辅丛书》、《丛书集成初编》。宝兴堂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翻刻、山西育才馆于民国9年(1920年)翻印。这些不同的版本,或以秦校本为底本,将窜入的十三条附于书后,如山西育才馆铅印本;或以旧抄本为底本,但在后人窜入的内容后面一一注明”秦校原本无此条”,如《畿辅丛书》本即如此。

  第四节兵谋与兵法

  《兵谋》一卷,清初魏禧撰。魏禧事略见本书中编第十三章第八节。

  《兵谋》是一部辑录《左传》用兵谋略的兵书。魏禧认为:”凡兵有可见,有不可见,可见曰法,不可见曰谋。法而弗谋,犹搏虎以挺刃而不设阱也;谋而弗法,犹察脉观色而亡方剂也。”所以,他很重视用兵之谋和用兵之法,便把《左传》中的有关”谋”和”法”的史实进行剖析梳理,综合归纳,编成《兵谋》和《兵法》二书。

  《兵谋》概括出了《左传》中的三十二条用兵谋略:(1)和,上下礼让,同心和睦;(2)息,息民养战;(3)量,度量敌我;(4)忍,忍辱含垢,以图大谋;(5)弱,示弱骄敌;(6)弱而示之强,以震慑敌人;(7)致,调动敌人,迫于就范;(8)畏,敬畏,优而不恃,胜而不骄;(9)防,防敌谋我;(10)需,迟缓以老其师;(11)疾,急速乘敌之隙;(12)久,持久固守要冲;(13)激,抑制自己冲动,激怒敌人,使其暴躁,失去常态;(14)断,果断不疑;(15)听,倾听部众贤能的意见;(16)诡,诡诈,知人之诡,我以诡人;(17)信,信用礼节;(18)谍,间谍;(19)间,离间,间而挠之,间而离之;(20)内,内奸;(21)衅,间隙,乘敌之隙;(22)逼,以势逼敌投降,不战而胜;(23)与,与国,国家之间结盟共同抗敌;(24)胁,胁从,逼迫敌人听从我调动;(25)假,假借占卜、神鬼、物象等蒙骗敌人;(26)名,师出有名,执义循礼;(27)辞,辞令,以辞令赢得战争胜利;(28)备,戒备,未战备战,未败备败,有备无患;(29)法,赏罚之法制;(30)同,与士卒同甘共苦;(31)本,以民为本,修其本以胜敌;(32)保,保障胜而不败,保卫胜利果实。

  每条谋略之后辑录《左传》中有关战例若干条,每条战列都一一注明了《左传》上的年份,便于查找。如”弱”条下辑录了”文公退三舍以骄子玉(夹注:僖廿八。即《左传》僖公二十八年)”等十全条战例故事。从全书看,里面也夹有辑录者的观点,如”听”条下指出:”或听于众,或听于贤,或听于能,或听于尊;不听则败,听于私则败。”等等。

  本书既是读《左传》的札记,又是讲谋略的兵书,对研究《左传》中的谋略思想有一定参考价值。《昭代丛书丁集新编补》收录有此书,书后有吴江沈茂德《兵谋跋》。

  《兵法》一卷,魏禧撰。《兵法》是一部辑录《左传》用兵之法的兵书,其体例同《兵谋》,每法之后辑录《左传》中的有关战例故事,并注明《左传》中的年份。本书将《左传》中的用兵之法归纳概括为二十二条,即:(1)先,先声夺人,先发制敌;(2)潜,隐蔽袭敌;(3)覆,埋伏乘敌;(4)诱,示弱诱敌;(5)乘,乘敌不意,攻其无备,如乘于未阵,乘于半济等;(6)衷,分割包围;(7)误,多方误敌;(8)瑕,罅隙,攻敌簿弱之处;(8)援,声援,兵必置援以备不虞,且张其声;(10)分,兵必分道,以攻则奇,以守则固,以罢人则逸,以息民则不劳,以备不虞则不败;(11)尝,尝试,试探;(12)险,战必知地之险阻;(13)整,军容严整;(14)暇,示闲暇造成敌人判断失误;(15)众,示众慑敌;(16)简,简选精锐;(17)一,统一进退号令;(18)劝,激励士气,劝道有四,曰恩,曰威,曰忿,曰身;(19)死,拼死作战;(20)物,以物助战,兵之变无所不有,故物无所不备;(21)变,权变,因敌制变;(22)将,统率将领的方法。

  该书把《左传》中的用兵之法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分类,为研究《左传》的军事思想提供了一些方便。此书收录在《昭代丛书丁集新编补》中,书后有吴江沈茂德《兵法跋》。

  第五节读史兵略

  题清胡林翼撰。胡林翼(1812-1861),字贶生,号润芝(一作润之或咏之),湖南益阳人。清道光进士,曾授编修。道光三十年(1850年)署贵州镇远知府,镇压苗民和李元发起义,制定保甲团练条约。第二年补黎平知府。咸丰三年(1853年)镇压瓮安榔军斗争。咸丰四年(1854年)补贵东道员,率地主团练赴湖北、湖南等地镇压太平军。同年迁四川按察使,调任湖北。咸丰五年(1855年)配合曾国藩湘军攻江西九江、湖口。旋为湖北布政使,率部援武汉。后以其破武昌有”功”升任湖北巡抚。咸丰七年(1857年)与湖广总督官文派兵援安徽庐州(今合肥)。次年复同官文派兵犯安庆,图庐州。

  咸丰九年(1859年)元月出驻黄州,整理军务。咸丰十一年(1861年)元月,驻太湖,分兵济饷。接着因太平军入鄂,急忙派兵回援武汉,又遣军助攻安庆。同年6月,太平军抵武昌县,他亲自率部返救武昌。9月5日所遣之军攻陷安庆,清廷赏胡林翼太子太保,30日在武昌呵血而死。

  胡林翼的军事生涯就是镇压农民起义的生涯。他自1854年始,一直到死,始终在镇压太平军的第一线,何暇编纂《读史兵略》这样大部头的兵书呢?实际上,《读支兵略》是胡林翼召集幕僚汪士铎等编纂的。汪士铎,原名鏊,字振庵,别字晋侯、梅村,号悔翁、芝生、无不悔翁,江苏江宁(今南京)人。清道光举人。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占领南京后,逃至皖南绩溪,居山间五年,讲读不辍。胡林翼遣使将其迎入湖北,研究政事得失,从《左传》、《通鉴》中辑录有关兵略的内容,编纂《读史兵略》。汪士铎为总编辑者,还有分辑者胡兆春、张裕钊、莫友芝、丁取忠、张华理。这在胡林翼的序言中有所交待:”林翼造时多故,过蒙殊恩,畀以疆事,与使相襄平官公同修兵戎于江汉。受任既重,深惟负乘之惧,顾才不副志,略不称心,私窃忧之。戎幕相与从容风议者,辄及二书(引者注:指《左传》、《资治通鉴》),因条取其言兵者,汇而编之,以朝夕循览。””编辑者及门江宁汪孝廉士铎;分辑者,汉阳孝廉胡君兆春,武昌孝廉张君裕钊,独山孝廉莫君友芝,长沙明经丁君取忠,长沙布衣张君华理也。”编纂《读史兵略》始于咸丰九年(1859年)二月一日,完成于咸丰十年(1860年)十二月十二日。于咸丰十一年(1861年)由武昌官署刊行。此刊本所记战史终于五代。《续编》宋元明三代战史于咸丰十年也已编出初稿,准备分卷删定后刊行,”其宋元明三史亦皆告成,将俟续刊之”(胡林翼序)。还没有来得及整理出版,胡林翼已死。此搞交付给了当时参加编辑的莫友芝。八年之后,即同治戊辰(1868年)莫友芝将旧稿从箱底翻出,并专门写了跋语(见《藏园群书经眼录·兵家类》,中华书局1983年版)。后又进行详细校理分卷,编为十卷,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刊行。

  《读史兵略》四十六卷(一作十二卷),卷一又分上下卷,其资料辑自《左传》;卷二至卷四十六,其资料辑自《资治通鉴》。

       其卷目如下:

  卷一上:左传。

  卷一下:左传。

  卷二:通鉴:周纪、秦纪。

  卷三:汉纪。

  卷四至卷十一:汉纪。

  卷十二至卷十七:晋纪。

  卷十八至卷十九:宋纪。

  卷二十:齐纪。

  卷二十一至卷二十四:梁纪。

  卷二十五:陈纪。

  卷二十六至卷二十七:隋纪。

  卷二十八至卷四十二:唐纪。

  卷四十三:后梁纪。

  卷四十四:后唐纪。

  卷四十五:后晋纪。

  卷四十六:后汉纪、后周纪。

  《续编》十卷,其卷目如下:

  宋纪:卷一:太祖、真宗、太宗。

  卷二:仁宗、神宗。

  卷三:哲宗、高宗。

  卷四:高宗。

  卷五:孝宗、光宗。

  卷六:宁宗、理宗。

  卷七:理宗。

  元纪:卷八:世祖、成宗、泰宗。

  明纪:卷九:太祖、惠帝、英宗、宪宗、武宗、世宗、穆宗、神宗。

  卷十:嘉宗、崇祯。

  《读史兵略》是一部辑录体编年战争史,与其他兵略类兵书相比有其特点:

       (1)以年系史。全书以所记战争的朝代及年号为标目,以时间先后排纂战争史料。以往兵略类兵书除茅元仪《战略考》外,多以类书体汇集战史资料,或以兵法区别义类,或以己意论列得失,而《战略考》虽按时间先后编纂史料,但不标具体年代,更不如《读史兵略》详实。

  (2)选材以知兵略为标准。凡以谋略制胜,既使没有战场争斗,也一概收录;有的虽然有战事记载,但无谋略可言,亦不收录。清陈庆年说:”文忠是编,所辑兵事以知略为本,如伐某国取某邑,虽有兵事而无当于兵略者不录;又凡以谋略胜人,但为强兵之至计,虽不必有兵事之可言,而亦必录入。”(《兵法史略学·兵史诸书之大略》)(3)以战史为经,以地理为纬。作者认为,以兵略为本,而兵略以地理为要。所以对战争发生的地点详加考订,引用前人如胡三省等人的研究成果,进行注释,尤其对古今地名的对比注释较同时代他书为精。陈庆年称”自古史书,兵事地形之详无过此者”(《兵法史略学·兵史诸书之大略》)。(4)评论得失,深切著明。该书对一般战例只注地理,不作评论,而对于远略奇谋,往往用一句简练的话进行评论,言简意赅,如卷一下”吴师在陈,楚大夫皆惧”条,记述子西分析昔日阖闾食不二味,爱军恤民;今日夫差观乐是务,视民如仇,得出吴不会败楚的结论以后,评论说:”远识可为国监。”又如卷二”显王十年”条,记述商鞅变法,实行之前,悬赏能将三丈之木搬到北门者予五十金之后,评论说:”按示民以信,非以空言也。”《读史兵略》虽然系从史书中辑录有关战史资料而成,议论亦不很多,但该书以战争与地理互为经纬,颇具特色;古代象这样以年系史的专门战争编年史也不多见。在清末有一定影响。讲授战史的学者陈庆年给予该书以较高的评价:”《读史兵略》,其摘录程式,视茅书(引者注:指茅元仅《战略考》)为近而详实过之。上自春秋下迄五代,兵事方略灿然可详;所释今地亦较他书为精;间论其事之得失,每下一句,深切著明,欲讲求此事,取资其中已足致用。”(《兵法史略学·兵史诸书之大略》)

  《读史兵路》初刊于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此后,相继有清光绪元年(1875年)湖北崇文书局刊本,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俪峰书屋刊本,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排印本,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上海富文书局石印本、上海绍先书局石印本。《续编》初刊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湘省学堂重刊。上述各种版本均流传至今。

  第六节兵法史略学

  陈庆年撰。陈庆年,字善馀,清末丹徒(今江苏丹徒县)人,光绪十四年(1888年)优贡生。始应曾国藩之召,赴南京主修《两淮盐法志》,继应张之洞之召,任江楚译书局总纂,主译西书。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以后,在两湖书院讲授《兵法史略学》。戊戌变法时,详呈”刊繁文以守约,扫群碎以治要”等治史方法。作《卫经答问》驳康学。后受端方聘赴武昌,任文事、普通两学堂讲师,主讲中国历史,用章节体新编《中国历史教科书》,又编《列国政要》。此外,还著有《知忘录》、《辽史讲义》等。

  《兵法史略学》共八卷(一本只二卷,无《列国盟战》部分),约15万字,由《课程义例》(卷之一)、《春秋时局》(卷之一至卷之二)、《列国盟战》(卷之三至卷之八)三部分组成。作者所说的兵法史略就是战史,即古代的所谓兵略。

  《课程义例》是全书的总纲,下分”兵法必立史略学之意”、”兵史诸书之大略”、”外国兵史之大略”、”讲授兵史之例”等四个子目。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阐述建立兵法史略学课程的意义和学习时应掌握的重点。作者认为,”欲明兵法,先明方略,欲明方略,先明史事,取古今战争得失之数,设身处地以求之,博习其故,可以得实理。”这就是建立兵法史略学课程的意义之所在。强调学战史必须紧紧围绕方略这一中心,”兵史所重,重在即史以专求方略,并非舍方略而广览史事。欲治此学,存乎精义穷理,不在记事少多。无略可言即可不习。”二是评述古今中外战史著作。作者认为,中国以往所编战史著作,虽然用意各不相同,但其体例不外两种:”一则以兵法区别义类而分隶以史事;一则以已意论列得失而佐证以史事。”其弊端也有两条,一为”区别太繁,如检谱角抵,但讲呆法”;二为”论列过当,则凭臆说,不贵实形”。作者比较推崇茅元仪的《战略考》,”惟明茅元仪《武备志》卷首有《战略》一门,自西汉迄元,皆有崖略,录自史书,但第时代,不分门类,使研究方略者优柔餍饫,自求之,自得之,最为可法。”但是,他又认为茅氏失之简略,不如胡林翼《读史兵略》详实,所以他尤其推崇胡林翼的《读史兵略》。指出:”文忠广之录,取《左传》、《通鉴》兵谋兵事为《读史兵略》。

  其摘录程式视茅书为近,而详实过之。上自春秋,下迄五代,兵事方略灿然可详,所释今地亦较他书为精,间论其事之得失,每下一语,深切著明,欲讲求此事,取资其中已足致用。””文忠此书异于诸家者,诸家或主兵法,或主论说,不过以史事证之。其所证之史又皆事之一节一目,其义甚细。文忠则以史事为经,而以地理纬之。”对于外国兵史著作的评论,认为”欧人著战史最为注意事变,愈大战,域愈广,则其书愈繁。”欧洲战史概括起来有如下五种体裁:”综叙一事,备其终始,谓之纪事战史,如《近世战史略》是也;至如普人希理哈著《防海新论》,就所经历以造知识,谓之新理战史;普人斯拉弗司著《临阵管见》,摭其利病,以资修改,谓之评论战史;英人克利赖著《前敌须知》,广其事证,以备部署,谓之引证战史。”外国战史,作者最推崇法国人维亚尔的战史,称其”简册无累,而情事悉备”,”条理分明,脉络贯通,得战史之要领。”三是论述编写和讲授战史的理论和方法。作者通过对古今中外战史著作的研究,提出了自己对编写战史的看法:(1)先明时局,后记战事。提出”欲明一朝之战事,先明一朝之时局,遍知天下兵主之事。”他认为,”时局先明,始能外观内戒,深识祸原,疏通知远,以持世变。博求战术,犹是后事。若世界先不识,尚何言待敌乎?故凡授某朝兵事,必先某朝之时局,战事次之。”(2)以地理为要,附载战史图。

  作者提出,今治兵史,以地理为首要,”凡所授课,遇有地名,必注今释,复就今图一一注示,令形势方面皆能昭晰。”并要附载古今对照的战史图。(3)以大战统小战。”凡治兵事宜先晓大战事,而后小战事得以比类旁求,有所依附。”提出,”每朝战事,取其有关于天下之故者讲之。”(4)注重战争的萌发和战后的影响。作者认为,”凡兵事先必有发端,后必有结局。””每一大战事,往往于未战之前数年端绪先萌;既战之后数年局势大变,但考一端,必不能悉。””今必参会前后,令人易晓。”(5)重视对战略战术的归纳和阐释。作者强调,”凡谋略战术,事资惩毖,期于今日有所鉴戒,他年得所持循,或汇为总释,或显以细书,为之发明,不厌求详。”(6)主张广泛占有资料,并要文字晓畅,言简义赅。作者强调,既要广收博采,参考各方面的资料;又不能照录原书,要概括归纳,删繁就简,使战史具有可读性,”令易昭晰”,”使便识别”。

  《春秋时局》,是作者按照编战史必先明时局的指导思想,通论春秋时列国兵争大要。其篇目有:春秋战势大局、春秋不能不求战、春秋必联与国而后战、春秋盟约不足恃、春秋惟恃战备、春秋治兵必先理财、春秋兵饷之本、春秋治兵必急兵器、春秋行军必明地图、春秋立战全恃国政、春秋内乱召外兵之祸、春秋外交之重、春秋交涉之严,春秋用客卿谋战、春秋外人之阴谋、春秋外人之构祸、春秋君臣皆勉于战、春秋十民皆能辅战、春秋以历耻为战本、春秋以先发为战术、春秋以用众立兵势。从以上篇目可以看出,这部分内容比较全面地概括了春秋时代的时局和战争特点,如在时局方面,春秋列国争雄,”弱于兵者,往往为强者所龁;强者欲争诸侯,其势不能不治兵备”,”盟约不足恃”,”惟恃战备”;在治国与治军方面,”立战全恃国政”,”治兵必先理财”;在作战方面,”以历耻为战本”,”以先发为战术”,”以用众立兵势”等。

  《列国盟战》,详细记述春秋时代的七次大战,即:僖公四年齐楚召陵之盟、僖公二十八年晋楚城濮之战、宣公十二年晋楚邲之战、成公二年晋齐鞌之战、成公十六年晋楚鄢陵之战、定公四年吴楚柏举之战、定哀之世吴越之战。每次战争,都详细地记述了战前的形势、战争的起因、作战经过和作战谋略,以及战后的影响,如晋楚城濮之战,记有楚强之原因、晋霸之根本、相竟之筹策、出师之谋略、当战之情事、战楚之理势、谲楚之平议、战后之事变。这部分内容最多,共有五卷。

  《兵法史略学》是一部古代兵略和关于兵略编纂方法的兵书。作者总结古今中外编纂战史的经验,提出了编纂战史的理论和方法,并按其理论和方法编纂了春秋战史。《课程义列》是一篇战史编纂方面的重要文献。《列国盟战》部分正式使用了”战役”概念。它在兵书尤其是战史编纂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兵法史略学》始以课程本流传,现存有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两湖书院正学堂课程本。后有杨州益知书社排印本、安庆正谊书局重印木活字本。民国九年徐鼐霖以为原书排印了草,又重排铅印。此外,还有抄本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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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