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检查与美国对苏联的军事援助·第三
作者：安东尼·萨顿著 ·美国
出自————《悄悄的自杀》
出自————《战争通史》
国务院不想对国会封锁消息。我们完全理解，如果国会要在外交上发挥其法定作用，它就必须消息灵通。
国务院负责行政管理的副国务卿帮办
小威廉·B．麦康伯
一九七一年七月十三日
苏联对其他国家进行军事威胁的能力，是美国和盟国过去和现在提供技术援助的结果。美国现有的大部分证据目前仍在政府的保密档案里。因此，读者也许可以满有理由地发问：这本要为上述论点提出证据的书是怎么写成的？如果这些文件仍要保密，那么作者从哪里知道存在着这些文件？
本书的材料有三个主要来源：美国政府解密文件(一部分是期限已满的，一部分是由于国会议员的积极帮助或干预而解密的)，其次来自国会调查报告、“证词”和无意识的泄密，最后是苏联来源。
可笑的是，从经过保密检查的苏联来源获得的消息，居然比来自美国政府的消息详细得多。这是对美国新闻自由的可悲的讽刺。
美国政府的解密文件
自一九五三年艾森豪威尔总统进一步加强保密的命令生效以来，数以千计的政府官员随意划定文件的秘密等级。划分等级往往很顺利，但要再次接触这些文件却十分费力，甚至那些与国家安全毫无关系的文件也难于得到。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文件显然没有解密。
据国家档案馆的新闻公报称，几乎所有超过二十五年的政府文件都可提供给研究者使用。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国务院档案里就有大量超过二十五年但至今仍未公开的文件。对今日国家安全毫无意义的整卷整卷文件，只有受政府某一部门委托的人才能接触，这就是说，政府文件仅仅为政府自己服务。例如，一九六四年五月，国务院的唐纳德·J．西蒙致函国家档案馆的韦恩·C．格罗弗，要求为下述文件规定七十五年的保密期限：《一九一六至一九二八年顾问办公室和主要特别代理人办公室档案》(国家档案馆工作文献Ⅲ－NLD－105)。这些文件与美国的国家安全毫不相干，到一九七二年时已封存了四十四年至五十六年。这些文件可能包括一九一七年到俄国去推翻临时政府并把布尔什维克扶上台的那些美国居民或公民的情况。对于写博士论文来说，这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题目。对于接触美国公民个人情况的调研档案，应当严加限制。但是，这不适用于那些自愿离开本国而在别国积极从事具有历史意义的政治活动的人，因为这些活动是公开的。一九七一年四月八日，当本书作者得知有这批文件并想接触它们时，遭到国家档案馆的拒绝。
这种封锁苏美关系消息的作法存在于美国历届政府的所有部门之中。从威尔逊总统至今，不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上台，都是如此。
曾有一大批美国公民，他们从一开始就想替布尔什维克效劳，因为他们对沙皇政权不满，并认为克伦斯基政府无能。深受威尔逊总统信任的所谓豪斯“上校”——爱德华·曼德尔·豪斯，曾在美国外交上多次充任特使角色。第一次世界大战行将结束时，他一再朝着有利于布尔什维克的方面进行调停。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亦即布尔什维克推翻了刚刚通过自由选举在俄国得到普遍承认的政府后几个星期，他从巴黎拍给总统和国务卿一份电报：“美国报纸关于应把俄国作为敌人来对待的声明已经由电报传到此间，并已公开发表。立即压制这样的批评意见，是非常重要的……。”
美国政府体制的特点之一是，在政府中没有一定的正式职位，也没有被选进某一政治机构的人，可以通过行政当局的一项决定或仅仅通过个人关系发挥巨大影响，而又不要求他们对此承担责任。
豪斯“上校”及其电报所促成的保密政策至今仍然存在，批准向苏联提供据称在军事上很重要的物资的真相，并没有让公众知道。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消息时常出现在苏联的手册或文章里。苏联商船登记册里载有一些在华盛顿得不到的细节。一九七一年十一月，苏军《红星报》发表了一篇文章，特别提到苏联的基础工业对苏联军事力量所作的贡献，美国行政当局的代表却多次间接或直接地在公众舆论和国会面前否认这种贡献。
将出口许可备忘录及其附件列入保密档案的制度使搜集工作极为困难。如果向苏联出口的技术细节不予公开的话，那就无法判断它对苏联工业所产生的作用。
这种保密制度在逻辑上没有站得住脚的理由：国家安全不能成其为原因，因为潜在的敌人苏联清楚地知道它买了些什么。对此，美国政府同样了如指掌。出售商品的美国公司也心里有数，而唯一被封锁事实的人就是美国的选民和纳税人，还有那些要向老百姓通报情况的政论家们。
国会一再提出要求公布这些出口许可消息的法案，但这些法案从未得到政府的支持。有关向持敌对态度的国家出售美国技术的决定，往往在未经无党派专家商讨的情况下，由少数官员作出。过去五十年的经验清楚地表明，若能更明智地作出向共产党国家，特别是向苏联出售美国技术的决定，那么，我们所遇到的灾难性的国际问题就会少些。
这样的决定并不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其后的几年，美国对苏联的工业援助有一个完整的传统，它从俄国发生革命和执行头几个五年计划的时候就开始了。一份新近解密的文件提到了二十年代末期发生的一件事：苏联准备在美国指导下建造一座制造铝粉的工厂，一位参议员询问该厂产品用于军事目的的可能性，但从未得到答复。
在最近解密的国务院文件中有一份解释为什么不予答复的备忘录：
“斯穆特参议员没有得到国务院的答复，因为国务院不愿意正式确认：国务院虽然考虑到了将铝粉用作作战物资的可能性，但对哈恩先生向苏联提供技术援助没有异议。因此，在这个问题上，目前最好不表态。” [ 注：国务院档案861.659－杜邦·德奈莫公司／5。 ]
整个事情像一出喜剧：该参议员之所以提出问题，是因为他听说铝粉将用于加强炸药的爆炸力。他想促使政府表态。国务院知道铝粉的用途，也知道参议员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却以沉默来掩饰自己，以便在记录中不留下任何痕迹。每个人都明白，这就是给苏联提供了直接的军事援助。但是，这场问答游戏成了徒有形式的舌战。在这场舌战中，一个对手不接受挑战，所以没有发生冲突。
国会的调查与泄密
国会参众两院委员会及特别委员会根据宪法权利而发起的调查，一再揭露出许多情况。个别公司的调查和私人的研究有时也披露一些情况。一九七○年，坩埚钢铁公司所做的苏联铬矿石分析，就是公司调查的一个例子。当时有人怀疑，美国公司从苏联得到的铬矿石实际上是苏联违反联合国的禁运规定从罗得西亚搞来的，然后由苏联人作为自己的产品转卖。后来的调查结果表明，这个猜测是正确的。公共舆论促使该公司进行了这次调查。英国、加拿大和法国的政府档案，特别是被接管的一九四五年以前的德国政府档案，也提供了在美国没有公开发表的材料。
泄密终究是难免的，如乔丹少校记录的美国对苏联租借援助的详细清单。这份清单二十年后被解密文件所证实。
把苏联作为消息来源
在每天收集消息的实际活动中，苏联是“过硬”消息，也就是实况材料的一个异常丰富的来源。
前面提到过的苏联商船登记册就是一例。它包含的有关商船及其结构、工艺技术和装备的详细内容，比有名的劳埃德公司的登记册还要多。苏联的报纸和杂志时常公开发表一些饶有兴味的材料。有些人物的发言和声明同样可以给人以十分有价值的启示。因此，所有的出版物在苏联都要经过检查。
特别要指出的是，经过检查的苏联刊物所反映出的情况，往往比经过检查的美国政府出版物所提供的情况更多。例如，向苏联出口海军柴油机技术一事，在美国被严加保密，而从苏联商船登记册中却可以发现。如果人们了解这一点，那么对本书论据的来源就不会感到奇怪。
实行新闻检查政策的原因和影响
美国进行新闻检查的原因有二：
一、政府官员不想让无法申辩的实际情况成为公众批评的众矢之的；
二、与苏联人进行贸易的公司不想让公众知道所做的交易，以免招致批评、抵制和国内销售量下降。
新闻检查可使华盛顿当局在这类问题上发表不准确得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声明，而不必担心国会或公众提出异议。
国务院的档案中有无数关于美国向苏联提供技术和经济援助的资料。如果人们知道本书作者历时多年的调研成果有厚厚的三卷，那么他们就可以知道这些消息范围之广。一九六一年，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在回答熟悉档案的官员提出的问题时解释道：
“显然，苏联在发展其经济的过程中，只从他们所获得的那些美国物资中得到了极次要的帮助。”
这种说法不仅与国务院档案中记载颇详的事实不符，而且人们还注意到，腊斯克只提到了所提供的美国物资的数量，而对一并提供的工艺技术却闭口不谈。
一九六八年，当时的助理国务卿尼古拉斯·卡曾巴赫说：“我们不应陷入幻想。如果我们不向东欧国家出售和平用途的货物，别人也会出售。如果我们设置贸易壁垒，我们就会丧失与东欧的贸易，东欧将从其它地方采购。但是，这将无助于我们完成阻止越南的侵略和确保美国安全的任务。” [ 注：众议院一九四五年进出口银行修正案，华盛顿，一九六八年，第六十四页。 ]
与此相反，没有美国对苏联的援助，北越就不可能进行战争。向苏联出售的相当一部分“欧洲”工艺技术也同样源于美国(例如菲亚特公司流水线的工艺流程)。美国处于能够更好地控制西方向苏联出售工艺技术的地位。
前商务部负责国际事务的助理部长帮办杰克·N．贝尔曼在讨论中使用了又一个论点，这个论点尽管是错误的，但对具有美国思想方式的评论家有所启发。他说：“这是经济依赖的老问题。但我不相信，苏联会允许自己在战略物资方面依赖进口。实际上，它只进口其战略需要的额外部分，以便今后不依赖别人，从而减轻对其经济的压力。” [ 注：众议院对一九四九年出口控制法执行情况的审查，华盛顿，一九六二年，第四百二十八页。 ]
这纯粹是西方式的想法。实际上苏联从一开始就毫无顾忌地靠进口技术过活。苏俄是现代史上最依赖进口的大国，在小麦和工艺技术方面都是如此。
烟幕往往不能完全掩盖实情，这里仅举一例。一九六六年国务院出版了一本饰有大量插图的美国手工工具小册子，它是用俄文写的，准备在苏联举办展览会时散发。其内容完全无害，艺术造型也是无可指摘的，内有约翰逊总统写的前言——与人们在这种机会所写的那类前言一样。前言以对展览会的祝词开头，以下述段落结尾：
“我们诚挚地希望，这个展览会将便于你们更好地了解美国人民和他们的生活方式。”
展览会本身并不是什么秘密，尽管在美国只有少数人知道它，但向国务院索取小册子的讯问始终得不到答复。
为什么要这样滴水不漏呢？或许出于害怕一九六六年——那时苏联正在加强对北越的供应——的这个友好姿态会引起抨击？或者因为整个事情完全是毫无意义的保密制度的节外生枝？这种沉默肯定是行政当局对公众不信任的结果。他们不相信美国公众会象美国政界领导人那样看待这些事物。而且，那些掌权的领导人都不愿意被迫替自己的行为辩护。
美国公众有权了解，哪些交易是同利用这种交易损害美国利益的国家进行的。公众还有权知道，那些被行政当局授以公职的人从他们以前的商业活动中得到了哪些好处。
某些公司之所以闭口不谈其东方贸易，并不是迫于自由竞争。在自由竞争的范围内，有时确有必要对一些事情保密，以确保经济情报优势。而与国家利益有关的质询却与探听生产和销售秘密毫无关系，只要公布一条简短的消息就行了，如出售日期、公司名称、商品数量、技术简介和在苏联的受货人。所有这些情况，以及更多的有关某一行业内部关系的情报，反正已在公司之间交流着，这些都不是那种在出售和研制产品的关键阶段能使竞争者得到重大好处的情报。
如果一九五0至一九七0年间向苏联输出专利的申请文件至少能向国会公开的话，那么就不会有人怀疑苏联对西方的特别是美国的工艺技术的依赖达到了何种程度。这样一来，苏联怎样滥用它所获得的工艺技术一事就会昭然若揭。一再有人象本书作者那样期待着，但是他们也不得不等上若干年才能拿到这些证据，而且其中一部分是从经过官方检查了的苏联出版物里得到的。在此期间，政府和受益公司的发言人却可以在国会面前作一些荒谬绝伦的解释，而不需拿出反证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