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走出战争的小路——老挝和柬埔寨——我们的友邦蒙古·第三十九

作者：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俄国

出自————《戈尔巴乔夫回忆录》

出自————《战争通史》

　　从我担任苏共总书记职务的最初几天起，我就在与越南、老挝、柬埔寨的关系问题上花了很多时间。在这几个国家内，全面对抗非常激烈。印度支那成了冲突双方争夺势力范围的危险区域。争夺越南——等于争夺印度支那——的斗争，两个超级大国以不同的方式都卷进去了。美国投入50万军队，站在南越政权一边，而苏联和中国，则站在北越一边。结果，战争打了多年，弄得疲惫不堪，最后美国还是战败了，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军事干涉破产。

　　胜利后最大的困难

　　胜利使越南人付出了极高的代价。恢复国家领土完整，是在保存两种经济制度的情况下完成的。北方实行的是僵化的行政领导制度，又加上多年的军事管理。而南方，尽管战争后果严重，却保持了以私有制为依托的经济。然而，美国人一走，南方便失去了与美军消费相关的财政来源。市场经济崩溃了。越南陷入了危机，它面临着选择道路的问题。这种选择决非易事，一拖就是几年。

　　期待已久的南北统一，大大提高了越南人的民族自觉意识。多数人相信，革命干劲一旦转入和平建设，在很短的历史时期内便能够建立起一个强大、繁荣、独立的国家。河内的雄心勃勃的计划引起了北京的警惕：北京倾向于认为越南是自己的势力范围，不希望面对一个新的现实——一个有6000万人口、有着自身利益的大国出现在自己面前。无怪乎1989年邓小平和我谈话时已表现出对河内想建立印支联邦的意图感到不安了。我不敢说越南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意图，但是显然，越南对于同老挝和柬埔寨建立最紧密的合作关系是很感兴趣的，这两个国家和它一起，都是属于法属印度支那。

　　看来，北京很难意识到，越南的地位升高了，越南感到自己能够在印度支那地区发挥独立的作用了。这一点必须得有所考虑。在中越矛盾问题上，波尔布特集团起了独特的作用，他曾经一度掌握了柬埔寨的政权，并且得到过中国的支持。越南派军队进入了柬埔寨，这才使它免于种族灭绝，但却造成国际紧张局势的一个麻烦源头。北京决定要“教训一下越南”，投入60万军队反对它。为了帮助越南顶住北面的压力，我们做了不少事情，后来它站稳了脚跟，我们又帮助它搞经济建设。

　　我用报“流水账”的方法列举了这些尽人皆知的事件，为的是要提醒大家我是在什么时候才过问苏越关系问题的。越南领导人，特别是黎笋，坚决请求我们扩大合作，加强经济援助，提供副食、百货商品和武器，加大政治支持力度。越南这种态度在意识形态上的一种理由是，建立一个强大的、在东南亚能够起主导作用的工业化的越南，按照他们的看法，也是符合苏联的战略利益的。

　　应该说，从战时经济过渡到和平经济的长期观念(我们曾经参与制定)，在很多方面反映了这种实际上非常冒险的想法。它的实现要启动一系列不符合越南特点和条件的诸多手段。结果一切东西都投到大的钢铁企业、水泥厂、电站、大型工业联合企业等等的建设上去了。最后怎么样呢？在和平这个地方建了一座很大的发电厂，可是它的电力没法使用，因为没有输电线路，而且……没有消费者。一些“半拉子工程”的规模很大，数以百万计的资金投入拍死在那里，而农业、轻工业却没钱投入。

　　建立起了水泥厂，可是没有人去工作，越南人拒绝工作，说吃不饱饭。在露天煤矿上，大型载重汽车没人开，因为身体瘦弱、疲惫不堪的人根本开不了。这些情况都是我在1981年出席越南五大会议时知道的。

　　到处都是丢在一边的、锈迹斑斑的技术设备。汽车、拖拉机、机床因为很小的毛病就送进了废料场——因为没有修理站。可是希望提供新的技术设备的请求纷纷送到苏联领导人那里。莫斯科拒绝提供新设备的决定越来越多了。黎笋对这一点反应很强烈，总是提醒说，应该支持“已经胜利了的无产阶级革命”。

　　随着时间的推移，很明显，他们选择的发展模式是错误的。越南是个气候条件很好的国家，发展珍贵的亚热带作物、轻工业和旅游业有很大的潜力，可是它走的却是一条与它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而且经济上也不合理的道路。

　　新的苏联领导人向越南领导人提出了修改发展战略的问题。越南国内对严重的经济状况变得越来越不满，经常发生闹事现象。党熟视无睹是不行的，必须作出反应。人民拒绝强加给他们的方针。“伟大的建设”鼓舞不了他们。他们缺少最起码的生存条件：饭吃不饱，鞋没得穿，衣服破烂不堪，更不用说居住条件和使用现代的工业用品了。形势带有危机的性质，党内出现了争论。

　　1986年7月，黎笋去世，当时他已年近80岁。长征被选为总书记，他是属于胡志明那一代的老同志，也差不多已经接近80岁了。

　　1986年12月，越共计划要召开第六次党代会，于是长征到我们这里来进行协商。我愿对这个人表示我应有的敬意：他坚决主张重新研究越南的经济政策，主张干部要更新。他认为自己的任务在于制订新的政策，开好党代会，把位置让给另外的领导人。

　　经过激烈的争论，越共六大表示要贯彻新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当时提出了3个纲领目标——副食品生产、日用商品生产和出口商品生产。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第一次召开的公开宣布必须进行变革并且毫不含糊地表示支持改革的大会。阮文灵被选为越共中央总书记。他已经年近70岁。领导人中的所有“大佬”，包括长征，都进了顾问委员会。

　　从战争小路到粮食税

　　1987年5月，阮文灵来到莫斯科。他谈了党的决议完成的情况。原来，保守派和激进派，即所谓“只争朝夕”派，争斗不休，党处于瘫痪状态。新的总书记对这两部分人的观点都持批评态度，他提出了冷静的现实主义的思想，即越南要合理地发展重工业，首先是为了满足农业和人民急需的商品生产的需要。农村要广泛实行家庭承包制，扩大农民的副业经营。阮文灵认为，如果党和国会不清除腐败分子，这一切都无法实现。在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对外政策方面，他主张从地区对抗过渡到和平共处。为此，这位新总书记支持苏联和中国关系正常化的方针，并且打算把越南军队从柬埔寨完全撤出来。

　　我感到他谈的是一种全新的战略观点，所以我真心诚意地支持他的主张，并且建议他更大胆地参照列宁的经验，根据自己国家的条件，贯彻新的经济政策。我们的谈话进行了两天。鉴于事情正面临重大的转变，我决定不惜花些时间，好好谈谈。阮文灵对谈的结果非常满意，承认对于他来说“带着戈尔巴乔夫的支持回国”是非常重要的。

　　在越共例行的中央全会上，总书记介绍了他这次访问莫斯科的结果。会上展开了热烈的争论，大多数人都支持他。看来，我们的立场在会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革新的过程似乎开始了，但是过了一年，国内的社会—经济状况每况愈下。在预算出现巨大赤字的情况下，还保留着一支庞大的军队(200万人)，而国家机关的人数也有300万—400万。尽管大大压缩了建设项目，仍然感到资金短缺，百分之五十的生产能力处于闲置状态。通货膨胀迅速蔓延。1987年11月，阮文灵再次来到莫斯科。他请求在新经济机制开始运转前能够支持越南，给他们紧急提供50万吨大米，同样数量的矿物肥料，5000台拖拉机。

　　总书记说，人民支持革新和改革，但糟糕的是，大部分干部不能以新的态度开展工作。只好免去许多人的职务。他最后说，干部问题是我们的当务之急，打算在最近的一次中央全会上进行讨论。当时我们做了可能做到的一切，尽管这件事本身就很不容易。这样，我们帮助越南新领导控制住了局势，继续推行改革。

　　我一向支持阮文灵对革新的热情。后来为获取“革新的弹药”，他不止一次地来到莫斯科，回国后就说，戈尔巴乔夫、苏联领导都支持他的政策。他这样做是为了克服几十年养成的巨大惰性。

　　总之，新的战略选择做出了，政治方针也作了原则性的修订，但实际改变起来却很难，很痛苦。越南领导圈子里矛盾一触即发，分裂的危险迫在眉睫。关键是要支持阮文灵，以免他在公开的和隐蔽的反对改革的习惯势力的压力下垮下来。

　　1989年10月，我们又举行了例行的会晤，听到这位总书记讲新政策已经产生了初步的成效时就别提有多高兴了。

　　下面就是他对我说的话：

　　“阮文灵：从前，农民在合作社的收入只占他们产品的百分之三十，其余的便用来交税和落进各种中间人的口袋里了。农民实际上失去了对劳动的兴趣。现在农民按照承包制的原则，支持农业改革的措施，百分之六十的产品归自己，所以他们非常关心自己的收成。

　　“您知道，我们那里时常发生自然灾害。现在，有了灾情农民不等国家帮助便迅速起来恢复生产，找回损失。总之，争论了三年，但现在才知道事情该怎么办。去年粮食作物达到了创记录的收成——1900万吨(折合成大米)。尽管部分农田因台风受了灾。”

　　“戈尔巴乔夫：这个消息很有意思。它说明，主要是要给人们创造正常劳动的条件，从行政命令的手段转变为利用物质刺激的方法。我想指出您在这些问题上所持的积极态度。幸好这一方针被党代会采纳了，党代会后又得到了彻底的贯彻。我知道这很不简单。不管怎么说，党在经济方面的政策开始发生了大的转变。要知道，根据我的理解，总的来说，越南是有可能成为一个经济强国的。”

　　“阮文灵：从前，我们实行的是行政官僚管理体制，国家从农民那里购进产品，然后再供给城市居民。现在农民除交粮、买肥料和技术外，余下的产品自己拿到市场上去出售。”

　　“戈尔巴乔夫：列宁的粮食税。”

　　“阮文灵：对。最近我认真重读了列宁关于实行新经济政策的著作。举一个具体例子。以前我们头疼的是如何养活河内。肩负着这样的任务，国家花去了大笔的交通费，大量产品在路途中流失，产品质量也不好。现在，首都由邻近的几个省来供养。我们取消了米票，给工人和职员们的工资增加了补贴，由他们自己到市场上去购买日常需要的东西。国家统购的肉类产品大约占百分之五十到六十，其余由农民拿到市场上去出售。这样国家—商人和农民—商人之间就产生了竞争。结果物价开始下降了。

　　“至今对这个问题还没有停止争论。政治局里也在争论，但大多数人还是赞成革新的。诚然，有人指责我这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

　　“戈尔巴乔夫：我们也时常受到这样的指责。结果是在遵循政治教条的情况下副食和商品短缺，倒成了社会主义，而人们有可能施展自己的才能，为社会、为自己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倒好像是背离社会主义了。实际上，第一种情况是教条主义，另外一种情况才是对社会主义的创造性的理解。”

　　“阮文灵：现在，农民的收入急剧增长。我们现在要引起注意的是，农村中的贫富差距在加大。

　　“根据越南宪法，土地是全民所有，不允许出卖，但是交由农村合作社永久使用，而合作社把它连同继承权一起再租给农民。租地面积在南方和北方地区可能有所不同。有的地方农民开始把生产资料联合在一起，修建小规模的灌溉渠道，拥有一些农业机械。

　　“我非常仔细地看了您在苏共中央三月全会上作的有关新农业政策的报告，我们结论是：我们走的是同一个方向。”

　　“戈尔巴乔夫：当然，我们两国的条件不同，但是无论在我国还是在贵国，都是在改革生产关系。”

　　“阮文灵：现在农村里人们的情绪完全不一样了。特别是在1988年年中，情况开始迅速好转。副食品价格的稳定对工业品的价格起了很好的影响。通货膨胀从每月百分之二十八的水平降低到如今的百分之五。我们认为这是我们的货币单位(越南盾)开始趋于稳定。”

　　“戈尔巴乔夫：农民收入的增加，他们对技术、肥料、高档商品的需求自然会加大。如果他们的收入花不出去，那他们赚钱的积极性也就没有了。”

　　“阮文灵：您说得对。这方面的困难我们已经感觉到了。我们采取了彻底抛弃行政官僚体制的供应方法——当时一切都是由国家来分配。”

　　阮文灵介绍了他们在农业领域、在农村改革方面所做的这些工作，他抱怨说，不能夸口说工业方面也取得了同样的进步。他说，主要原因是国家银行的工作还是老一套。领导体制压制人的积极性，限制工业生产集体的自主性，这就影响了生产和整个经济的效率。

　　这时又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越南、老挝、柬埔寨的领导人聚集在一起，全面讨论了柬埔寨人民共和国及其周边的形势问题，共同发表声明，说要在1989年9月以前将越南军队全部撤出柬埔寨。我说，这一行动使越南加强了自己在这一地区和全世界的立场。

　　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1989年10月7日，当时是在柏林庆祝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越南人坚决要求这次见面，于是就在我们下榻的宾馆见了面。阮文灵的情绪很好，他高兴地告诉我，说尽管台风给越南造成的损害很严重，淹没了成千上万公顷的稻田，但是庄稼看上去还不错。有100多万吨大米入了国家粮库，200万吨左右的大米出口，还了印度的债务，这是许多年来的第一次。

　　他的这番话对我之所以重要，因为多年来我们一直用大米和小麦向越南提供直接的食品援助，再这样下去现在已是越来越困难了。但我尤其满意的是，新方针的果实终于成熟了，它是在我和越南领导人的积极讨论中形成的。

　　老实说，我心里感到很有点不是滋味——噢，离莫斯科十万八千里的越南人听取了我好心的劝告，在自己的土地上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可我们这里的人脑子就是不开窍——大家听也听了，讨论也讨论了，甚至也表示同意，可这一大堆的农业问题，至今依然如故……

　　“因农业改革您被说成是修正主义了吗？”我问阮文灵。

　　他回答说，人们从两个方面批评他，有些人批评他是修正主义，脱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对改革操之过急，另外有些人批评他是保守主义。

　　“没什么，人们也指责我是修正主义。但是形势要求我们站在社会主义的立场上，克服落后，跟上时代的步伐。我们过去曾相信，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会自动地表现出来。实际上根本没有这样的事，除非对整个生产关系、社会关系体系采取新的态度。”

　　现在，我怀着浓厚的兴趣听说越南正在加大经济改革进程的力度，以便把几十年战争所耽误的时间补回来，在一些迅速发展的国家和地区，如新加坡、韩国、香港和台湾，占据应有的地位。越南的顺利发展，无疑将会促进俄越关系的发展。我们两国人民不仅保留着共患难时期的回忆，而且还在争取进行合作。这是符合整个东南亚和亚太地区的共同利益的，毫无疑问，俄罗斯在这个地区也应该发挥应有的重要作用。

　　“柬埔寨的症结”

　　按照自己的政治和外交“习惯”，我们常常把过去的法属印度支那各国当作一个整体看待。一讲到越南，我们脑子里一定马上就会想到老挝和柬埔寨。其实，这样想也自有其客观理由。虽然这些民族现在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各自都有自己的语言、自己的历史，但是毗邻关系和近两个世纪的共同命运把他们彼此间拉近了。

　　柬埔寨出现了长期的流血冲突。在我国，柬埔寨由主持国际问题的部门分管，属特殊问题。和中东、安哥拉、尼加拉瓜的问题差不多，是世界政治的症结之一，围绕着它，各超级大国和军事—政治集团的利益，错综复杂，互相交叉。现在“症结”之所以非常难解，僵持不下，是因为斗争各方都直接参加了进来，其牵头人为洪森、西哈努克和波尔布特，而他们的身后则是越南、苏联、美国和中国。

　　我已经讲过这个问题怎样在和越南的合作下，在苏美对话和苏中对话的范围内解决了。至于柬埔寨的政治活动家们，西哈努克亲王我一直未能见到，而洪森——柬埔寨共和国前政府首脑，我曾经接见过。会见给我的印象很好。当然，他当时缺乏经验，特别是在经济的组织管理方面，而且又是在这样一个千疮百孔、百废待兴的国家。但他这个人具有良好的精神素质，坚持不懈，勤奋努力，从越南人身上，从我们这里和其他国家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

　　关于政治，洪森对世界舞台的力量平衡有很成熟的理解。他坚定地维护自己的党的原则立场——国家民主，同时考虑问题又非常现实，承认为了达到充分的协调，他不得不做出理智的妥协。在他的积极参与下，目前国家恢复了脆弱的和平，但愿这位政治活动家能够为自己的祖国还能做出许多贡献。

　　凯山·丰威汉的教训

　　应该说，特别热心学习的人大概要数老挝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凯山·丰威汉了。他不止一次地到过我们这里，每次都通过大使馆事先提出要求，希望为他安排一系列与学者、专家们的会见，而且不光是计划、经济管理方面的专家，还有哲学、政治经济学、法学等其他学科方面的专家学者。凯山·丰威汉利用自己的休假经常做这些事，而且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莫斯科度过的。

　　与此同时，这个已经不年轻的人的视野非常之广，头脑灵活，喜欢钻研，更不用说他的丰富的政治经验了。我没有专门研究过老挝的历史，但对那里发生的一连串政变、氏族斗争和王室内讧颇为了解。有一个时期，几乎所有的主要政党都由各个亲王领导。他们有些代表亲美的西方路线，另外一些，如苏发努冯，领导着革命阵营，第三种人，如梭发那·富马，一心想促成民族和解。在这种错综复杂、矛盾尖锐的政治小土屋里，凯山·丰威汉领导的共产党创出了威信，巩固了政权。

　　老挝宣布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虽然并没有立刻被外界承认。赫鲁晓夫当政时，可以说我国领导人受“历史乐观主义”的影响，深信社会主义国家会很快的增加，立即给万象颁发了社会主义国家的“证书”。结果到了70年代，阿尔及利亚、埃及、索马里、缅甸等国的社会主义实验遭到挫折，使人大失所望后，对这种事情的态度才开始变得谨慎一些。理论家们的议论也变得比较清醒了，开始注意到一些革命民主主义的政党宣布自己是社会主义国家时，还没太弄清楚为此需要完成的任务的范围，要不就是利用这种方法只是为了得到苏联和社会主义大家庭其他国家的援助。

　　最后，老挝毕竟还是“得到自己的委任状”，被列为第15个社会主义国家。然而，值得称道的是，老挝领导人没有机械地照搬别人的经验，没有走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极端。大概凯山·丰威汉吸取了从莫斯科、北京和河内那里得到的教训，不仅明白应该做什么，而且也明白不该做什么。

　　我和他见过几次面，我们一下子就建立起了相互理解的氛围，无需作任何特别的努力。凯山·丰威汉和许多人不同，他不仅在口头上支持改革，而且把它当做是革新自己国家的纲领。其实，老挝领导人根据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自己在进行探索。但是他们思想上有顾虑，怕被指责为修正主义。现在，当新的思想(或者旧的思想被彻底忘记了？)被制订成了法律，他们便着手大胆地干起来，在短短的时间内就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在回忆和凯山·丰威汉谈话的时候我要补充说一句：依我看，这个政治活动家的最大特点是拒绝接受教条主义。他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著作，真心诚意地承认它的普遍原理，但当他发现有不能“自圆其说”的地方，而盲目追随又有危害时，他宁愿诉诸于理智。

　　我们的朋友蒙古

　　大家知道，苏联和蒙古的关系向来特别紧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后来，我们两国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是一个整体。我国政府各部门压根儿把蒙古人民共和国一向当作是我们的一个加盟共和国，而有些政治活动家，包括蒙方的，他们郑重其事地提出过蒙古并入苏联的问题。

　　感谢上帝，我们没有为这一诱惑而动心，没有在和全世界的关系方面再制造一个尖锐复杂的问题。应该说，在这个幅员辽阔而人口稀少的共和国，我们的工人、专家学者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这里有第一批工业企业的建立，有在组织文化机构方面提供的帮助，干部的培养，道路的铺设，国家机关大楼、首都居民区和新辟的林业中心的建设等。另外一方面，苏联在获取蒙古的自然资源方面也得到了不少的好处。在苏中发生争吵的情况下，我们的军队曾经驻扎在蒙古。

　　苏联领导人的变更和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新政策的确立，不可避免地会在苏蒙关系上有所变动。我曾多次和蒙古人民革命党的领导人Ж.巴特蒙赫、П.奥奇尔巴特会晤，我当时就让他们明白，过去那种“大包干”的关系以后不行了。但这丝毫不意味着我们两个邻国间不再保持那种亲密友好的关系。恰恰相反，我们希望，随着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性的增加，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扩大两国合作会出现新的转机。

　　应该说，我的蒙古伙伴们也是这样提出问题的，而且表示完全理解。尽管如此，他们起初仍是按老传统行事——实际只是在重复一些与改革有关的理论政策声明。但是渐渐地，他们开始寻找自己应该走的道路了。他们相当快地(我甚至感到有些意外)习惯了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多元化，开始探索与亚太地区国家合作的途径，而我们的军队从蒙古撤回，这不仅有利于缓和紧张局势，而且能够促进新的关系的发展。

　　现在我来介绍一下和Д.比亚姆巴苏伦——蒙古新总理1991年2月的会晤。

　　“比亚姆巴苏伦：首先我想对您说的是，蒙古的变革和苏联的改革进程是密不可分的。当然，蒙古人民共和国不是苏联，但变革进行得热火朝天，政治热情有时候显得有些过头。我想以蒙古人民的名义，祝愿您荣获诺贝尔奖金。”

　　“戈尔巴乔夫：有人已经建议取消这一奖金了。但是不管怎么说，没有人能够使改革的进程逆转，它在苏联和全世界已经蓬勃开展起来。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明白，深入变革的必要性实际上与各大陆所有的国家都有关。瞧吧，欧洲在变，中国、印度、阿拉伯国家在变，拉丁美洲在急剧的变革。旧的政治衣钵已经千疮百孔，民主倾向正在拓展自己的道路，尽管面临着许多障碍。大概要数美国最不容易感到变革的必要了。

　　“围绕目前热点问题的激烈政治辩论和新闻炒作，把问题本身的深刻意义给忽略了。许多人只看到表面一时的东西。我们继承下来的那种政治文化层面的东西，妨碍我们形成真正的思想多元化和政治多元化。老的观点还起主导作用：既然你不同意我的观点，那你就是敌人。不仅如此，就是说，你应该被消灭。”

　　“比亚姆巴苏伦：对于这一点，我们在蒙古有切身的体会。但我们仿佛都明白，这样毫无节制的对抗下去，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

　　“戈尔巴乔夫：政治多元化的前提是政治家们互相竞赛，看谁的纲领和实际行动更好，这样就营造一种氛围，由人民自己从这种竞赛中做出自己的结论。

　　“现在谈谈苏蒙关系。遗憾的是苏蒙关系的革新进展得相当缓慢。看来这也表现在我们政府机构的不堪重负上。

　　“我们看到，而且欢迎蒙古在国际舞台的活跃表现，尽管我对П.奥奇尔巴特说过，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无论是美国、日本还是中国，都不会‘平白无故’给什么东西的。”

　　“比亚姆巴苏伦：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 [ 译者注：指戈尔巴乔夫。 ] ，我们非常清楚，对于我们来说，同苏联的关系具有特殊的意义。这方面我们有着丰富的合作经验。”

　　“戈尔巴乔夫：在苏蒙关系方面，我们始终如一地坚信我们两国的友好传统，但我们也明白这种关系必须进行革新。”

　　“比亚姆巴苏伦：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我想，这里也涉及蒙苏经济合作和科技合作的问题。这方面的前景很好，潜力很大。要知道，‘额尔登特市’建立后17年来没有出现过一座蒙苏合作的企业。没有签订过一个工业化和合作化的协议。我们随时准备与苏联方面进行这样的合作，准备专门开辟几个地方，比如，额尔登特和达尔汗地区。”

　　“戈尔巴乔夫：记得我去过那里，而且这些新建地区总体上给我的印象不错。您的建议值得考虑。”

　　“比亚姆巴苏伦：我国用苏联贷款建立了庞大的经济基础设施，但是继续合作的最大困难，是贷款的规模太大，我们承受不了。我们的人只是开始了解这一贷款的规模，他们脑子里有很多不理解的问题：这么大一笔欠款是怎么出来的？为了什么？用什么偿还？围绕这些问题，有许多风言风语，于是反对派便抓住不放。”

　　“戈尔巴乔夫：我们那里也有很多各种各样莫名其妙的说法，都与许多国家欠苏联的债有关。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有人越来越多地提出要立即查一查贷给发展中国家的那840亿美元是怎么回事。”

　　“比亚姆巴苏伦：我国民间有句话，叫做宁可饿着也不要借债。人们对这个问题非常敏感。必须找出个双方都能够接受的解决办法。”

　　“戈尔巴乔夫：那就找吧，找出个既能让蒙古人民明白，也能让苏联人民明白的解决办法。正需要找出这样一个解决办法。苏联从来没有要剥削蒙古的目的。”

　　“比亚姆巴苏伦：从我们这方面讲，我们也不愿做被人养活的人。”

　　我在谈话结束时说：请你们谁也不要急于作出关于苏联正在对蒙古失去兴趣的结论。应该理解为，我们眼下正全力以赴地在解决最最紧迫的、关系着苏维埃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