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诺什·卡达尔·第三十一

作者：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俄国

出自————《戈尔巴乔夫回忆录》

出自————《战争通史》

　　匈牙利改革的命运

　　盟国中和我关系相当密切的头一个领导人是卡达尔。有一次，我在基斯洛沃茨克休养，苏斯洛夫打来电话：“亚诺·什·卡达尔同志要到基斯洛沃茨克休养。请多加关照，他非常需要。但我有一个深切的请求，一定不要用各种各样的措施使客人疲惫不堪。”我当然请苏斯洛夫相信一切都将照他的要求办。

　　在这之前我和卡达尔相互已经认识，但见面主要是在官方场合，即所谓礼仪性活动场合。他这次来基斯洛沃茨克带着夫人：陪同卡达尔的中央工作人员介绍她时称呼她为玛丽亚·季莫费耶夫娜。我们尽量不使客人感到寂寞。几天后，我建议卡达尔去皮亚季戈尔斯克或前高加索的其他名胜地方看看。“要知道，戈尔巴乔夫同志，”他回答说，“我不是随便来基斯洛沃茨克的。是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邀请我来打高加索山羊的。我这是来稍事休息一下，我确实感到很劳累了，什么都不想干，而过一些时候，大约一个礼拜，去山里看看倒是不错。”

　　关于去卡巴尔达—巴尔卡尔狭谷打猎的事，我通过高频通讯线路跟负责共和国党组织工作的京博尔·库巴捷耶维奇·马利巴霍夫谈过了。而在这之前，我们去了皮亚季戈尔斯克——我们著名的疗养胜地一趟。我们是坐汽车去的——卡达尔携夫人，我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到达的时候天已经很晚了。成百上千的疗养者都在外面散步。人们认出了卡达尔，跟他打招呼，问好，问他休息得怎么样，几分钟过后，大家已经围得水泄不通了。他有些不好意思，但显然被大家的友爱关心所感动，眼里明显露出温和的光芒。整个人都显得神采奕奕。卡达尔后来说：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没有作任何专门安排，都是自然的，出于真心的。

　　在“燕子”疗养院，卡达尔常跟疗养的人们交谈，了解患者的治疗机构的情况。

　　他身上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民主作风，绝对不是做出来给人看的，是出于本性，也许是由于他总体的文化修养所致。智慧与魅力在他身上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总之，对于我来说，卡达尔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所了解的匈牙利人身上最优秀品质的体现和独一无二的象征，而且我远没有美化卡达尔。后来对他的弱点，对他耍滑头的本领和他毫无道理地能变得很残酷的特点我也有所了解。但在基斯洛沃茨克形成的关于他的人品的印象，基本上一直没有变。

　　过了一些时候，该轮到去打高加索山羊了。我们一大早乘嘎斯牌吉普车出发。后来改骑卡巴尔达马——一种走山间小路不可替代的交通工具。在狭谷里骑马走下坡路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卡达尔不简单，坚持住了。快10点钟的时候我们到达了目的地。马利巴霍夫和地方工作人员到峡谷来迎接我们。按照狩猎的规矩，我们分别作了安排，开始等待野山羊出现。每支卡宾枪头上都戴一顶卡巴尔达帽子。

　　坦率地说，我这个猎手是这样：往灌木丛边一坐便欣赏起狭谷的美景来了。多么神奇的秋景啊！阳光，火红的森林，奇妙的山峰。起初，对面山坡上有野山羊走过，接着又跑过去一头野猪——他们已经感觉出有些不对劲儿。我就这样打猎：一面欣赏美景，一面抱着卡宾枪，坐在那里。

　　卡达尔呢，我发现他很喜欢狩猎。野山羊成了他的猎物。我们带有照相机——大家站在猎获的战利品旁拍照。当然，卡达尔很想打一只高加索山羊，但它跑远了，只能满足于眼前的猎物了。卡达尔非常满意，他高兴的是，漂亮的高加索山羊还将继续成为群山中的一道风景线。

　　我们在峡谷里就地庆贺狩猎结束。在用木头搭建、上面苫了干草的窝棚旁边点起了篝火，主人们准备了丰盛的宴席，用老松树墩代替桌子。吃的是山里人的食品，喝的是酒。大家的交谈相当有意思。主人们谈了他们的山区，它美丽的景色，丰富的资源和富有戏剧性的历史。卡达尔回忆了他第一次来苏联的情形，那是在战后不久的时候。

　　“我想，”他当时说，“任何一个民族都承受不了俄国人所承受的压力。因为必须要顶住双倍的压力。第一是国内的，来自那些抗拒革命的人；第二是要承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基本重负。任何一个民族都承受不了苏联人民所承受的这种考验。所以，我敬佩你们。”他的话讲得真诚，可信，不是挂在嘴边上的恭维话。

　　当时的情景深深留在了他的记忆里：

　　“你乘坐地铁的自动扶梯，迎面而来的是人流，只见他们个个面黄肌瘦，疲惫不堪，神情忧郁。”

　　卡达尔回忆起一名旅馆女服务员的话使他大为惊讶的事；当时他问她家里的人住在哪里？“说起来不算远，距这里只700公里。”卡达尔兴奋地说：

　　“多么大的国家，多么辽阔的空间！因此人们的性格都很特别。对匈牙利人来说，700公里——在匈牙利等于从这头到那头打两个来回。”这是他当时说的话，关于战后匈牙利的生活和1956年的事件，即使按卡达尔的方式，谈得也很少。

　　打猎回来最初是骑马，后来改乘汽车。路上我们继续进行一种彼此特别信赖的谈话。经常有这样的事，交谈双方都在对方身上发现相互理解的“园地”越来越大。

　　和卡达尔第二次会晤是在1983年9月，当时我是中央书记，受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的邀请去匈牙利的。在那里呆了整整一个礼拜。主要接待我们的人是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书记哈瓦什·费连茨，他是负责经济和农业事务的。活动日程安排得满满的。在农业科学院和一批匈牙利改革派经济学家进行了一场相当有内容的讨论。匈牙利的合作社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我的好奇心因参观“和谐”和“红星”两个合作社而得到了满足。参观“巴波尔纳”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这是农业联合体，由于在广泛经济自主的基础上综合解决了生产和社会—文化的问题而广为人知。

　　我们还参观了在苏联很有名的“伊卡鲁斯”大轿车生产厂。有一天，安排我们去参观布达佩斯的贸易市场，我们在那里逗留了很久，看到的情形令我们非常惊讶——和我们的市场真是形成鲜明的对照。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按照自己的计划了解了城市的情况，会晤了教社会科学的教师。最后在巴拉顿湖稍事休息，我们便结束了在匈牙利的行程。

　　1983年9月28日，卡达尔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他那间不大但很舒适的办公室里接见了我。我们的谈话由巴尔塔·娜佳作翻译。匈牙利领导人回过头又谈起在基斯洛沃茨克开始的那次谈话——关于1956年的事件。他变着法儿地一再回到这个话题上，每次我们见面都是这样，很显然，他是想告诉苏联领导人，他国内的实际形势非常尖锐。卡达尔认为，再也不能出现类似当年风波那样的事情了：匈牙利是经受不起的，这简直是一场灾难。他好几次回忆说他不同意拉科西当政时所做的事，为此卡达尔坐了4年的牢，受尽了侮辱和折磨。当时，严重的考验也落到了家属的头上。人们要求他妻子站出来谴责丈夫，和他划清界限。可是当她坚决站出来维护丈夫时，她被开除出党，剥夺了住房，断了生计。是普通老百姓帮助了她，收留了她。卡达尔不止一次地谈起过他们，包括阿采尔一家，他一直到死都和他们保持着友好的关系。

　　卡达尔的通情达理和政治经验仿佛使他接受一个普通的，但在1956年匈牙利的条件下非常重要和能挽救局势的口号：“谁不反对我们就和我们站在一起。”

　　总而言之，应该说，找卡达尔，把他当作一位1956年起义被镇压后能够使国内局势趋于正常的政治家，这是赫鲁晓夫、米高扬和安德罗波夫的高招。

　　可以说，民主精神、尊重人们对生活方式的自由选择，使卡达尔以极其简单的方式解决了农民的问题。他实质上承认农民有自由退出集体农庄的权利，然后他们大部分又完全自愿地加入了合作社。连城市居民也可以拥有一块作为园子和别墅的土地。

　　合作社掌握了玉米种植新技术，获得了高产。有了大量自己的配合饲料，可以随便向全国推销。乡镇农民和工人，甚至小城市的工人和农民都干起了畜牧业。匈牙利百分之八九十的水果都是私人经济成分所生产的。这是一项经过深思熟虑的战略：因为国家重工业原料并不丰富。而眼前的自然条件对于农业来说简直是得天独厚——山脚下就是独一无二的“金饭碗”——这里土地肥沃，气候湿润。于是，当机立断，做出了正确的决定：全力发展农业，出口农产品。

　　在发展工业方面，匈牙利人跟我们一样，也有些贪大求全，如果这个提法对小小的匈牙利也可以使用的话。我指的是这样一些大的企业，如生产“伊卡鲁斯”大轿车的工厂，斯大林瓦罗什钢铁联合公司(当时就叫这个名字)等。匈牙利的重工业和机器制造诸事顺遂的日子不少于，但也不多于15年。这些企业，除了依靠匈牙利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广大工人的勤奋劳动外，完全靠来自苏联的原料和燃料来摆脱困难的处境。匈牙利人在原材料上用卢布进行结算，农产品出口赚的可都是硬通货，这样他们便可以机动灵活地赚大钱，改善自己的生活。

　　当然，经济上匈牙利也不是一切顺利。在好的年景，卡达尔大约每10年向苏联领导人寻求一笔数目可观的金融援助，苏联领导人一给就是数亿美元。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可能性没有了，匈牙利人把目光越来越经常地转向德国，转向西方。一系列生产企业的经营方针瞄准了那里，零配件的补给，一些原材料和半成品的供应，都得依赖别人。这项支出实际上花掉了出口赚回的外汇，一来二去，事情发展到光是债务利息就要支出所赚全部外汇的百分之四十到六十。因此便出现了真正的运转障碍，与西方供货人相联系的生产出现了停滞。生产普遍下滑也是这个原因。

　　总的来说，情况是这样：匈牙利不能靠资源生活。这是国家的主要问题和悲剧，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出现了战略失误。这个问题不光匈牙利人存在。实际上所有东欧国家在规划未来时想到的是：欧洲和世界将保持良好的市场环境。可是石油危机打破了这种设想，于是我们的盟友们陷入债台高筑的境地。

　　匈牙利欠西方的债务高达120亿美元，而有的材料说是140亿美元。在这种情况下，匈牙利人才在加速经济改革的道路上寻求出路。受卡达尔的委托，著名经济学家涅尔什·列热领导这一工作。但改革进行得很吃力，而且不够彻底——部分原因在于它是个新鲜事物，另一部分原因是遭到保守势力的抵抗，加上卡达尔本人也心存疑虑，更多地是在摸索试验，难免发生错误。他一再权衡各种因素，观察各种政治动向，把握社会情绪的进退涨落。改革牵动着千百万人的命运和生活。卡达尔对涅尔什的态度时远时近，时冷时热。

　　但总体上他明白必须进行变革，寻找新的途径，合理地管理经济。匈牙利人是最早开始放弃中央的硬性指令者之一，他们让企业自己制订和实施自己的计划。通过这种办法他们制定价格：只对部分价格实行监督，特别是副食品的价格，然后逐渐实行议价。

　　这一切经济自由化的步骤使苏联领导人产生许多疑问。我们那些具有正统思想的人看到“这些匈牙利捣乱者”恶意破坏“经典作家亲自”提出的“社会主义客观经济规律”他们简直都气坏了。他们一再“斥责”匈牙利领导人，而有些热心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纯洁性的人甚至提出要在经济上对匈牙利施加压力。

　　这一点卡达尔很清楚，所以他的行动非常谨慎，遇事考虑再三，生怕我们这方面有激烈的反应。他耐心仔细地进行解释：为什么匈牙利人要启动经济过程，削弱中央集权，给生产集体更多的自主权和责任心，跟西方建立必要的联系。这时人们发现在许多方面卡达尔是一位新型的政治家。于是便和他进行接触，把他请到自己这里，进行务实的交谈。可是我们的人都直皱眉头。记得有一次谈起匈牙利传来的一个消息，勃列日涅夫说了这样一句话：“卡达尔在编织花边。”这话已经说明不少问题了。

　　1985年4月莫斯科通过的对盟国关系的新的态度的决定，正如我已经指出过的，得到卡达尔的坚决支持。苏共二十七大期间我们有过短暂的会晤，当时我们原则上商定我去访问匈牙利，时间安排在布达佩斯华约缔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之前。访问从1986年6月8日开始。卡达尔夫妇到机场迎接我们，当天便开始谈判。谈话总共进行了7个小时，中间作了短暂的休息。

　　我详细讲了我们在社会—经济和政治领域的打算，讲了我们要扩大党的、社会的、国家的民主道路的决心。卡达尔把这当成是对他的心灵创伤的一种安慰。他仿佛感觉到：时机终于到了，可以开诚布公地提出紧迫的问题，共同努力，携手解决了，用不着多余的外交辞令，也无需耍什么手腕。回顾前些年，卡达尔不无伤感地说：为了协同工作，耽误的时间太多了。

　　卡达尔是个出类拔萃的人，是一位国务活动家，他是“社会主义阵营”内最早懂得以下道理的人之一：暴力可以打垮或摧毁反革命叛乱，甚至能够镇压人民起义，但是它不可能调理好社会的正常生活。由于他的原因，匈牙利比其他国家更早地开始了对引入的苏联模式进行改革的探索。尽管60年代的改革还不够彻底，还有某些片面性(在很大程度上对大家庭中的顽固派有所顾忌)，但它们有助于在思想上启动“革新的机制”，开始逐渐积累实践经验。

　　我和卡达尔谈话的结果，消除了苏联领导和匈牙利领导之间许多隔阂，建立了彼此之间的信任；没有这种信任，任何建设性的政策都是不可能的。在有关和西方，特别是和美国与联邦德国建立关系的问题上也达成了共识，不过在这个问题上，苏联的利益和匈牙利的利益，可以说，是“不平衡的”。

　　6月9日上午，我和卡达尔来到著名的切佩尔，和这里的人们进行了亲切的有意义的会见。卡达尔对切佩尔人讲话时，认为首先需要强调匈苏两国领导人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上态度是完全一致的。为了让莫斯科放心，他这样说非常重要，但是我想，他说这话更多的是着眼于匈牙利本身，因为有人出于种种原因对改革者的所作所为越来越表示不放心。我这样说是因为至今还流传着一种简单化的、蛊惑性的说法，好像卡达尔改革中差不多所有的困难都是莫斯科的教条主义者造成的。当然，不是我在低估他们所起的负面作用，有时甚至是居心叵测的作用，但现实生活毕竟更复杂一些。几十年停滞不动的整个制度在和改革进行抗衡。

　　从工厂回来，我们让汽车在市中心停下来，顺着狭小街道旁边陈设的无数大小商店的橱窗走去，它们仿佛组成布达佩斯的一条“商业通道”。眼看着瓦察街人如潮涌，很快便形成一道人的洪流。我们走得很慢，有时候干脆就停下来，因为人们自发聚集起来，简直成了一个独特的新闻发布会，和布达佩斯人随便地交谈。从这种自发的友好人潮中(和在切佩尔时一样)我感受到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匈牙利人真诚地欢迎我们已经开始了的变革。

　　下午我在“梅里克隆”联合体呆了几个小时，学者和专家们展示了他们在生物技术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我特别感兴趣的是他们培育出的无病毒马铃薯种子，用这种马铃薯种子一公顷土地可获得500公担的马铃薯。

　　征得卡达尔的同意，我们同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的全体政治局委员和书记们见了面，我讲了我们谈话的内容和达成的共识。总之，和领导人对话，我一向认为应该把自己的观点告诉全体领导成员。卡达尔赞赏这种态度，认为这样对自己有利。

　　华约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第二天在布达佩斯开幕。会议是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灾难发生后一个半月进行的，因此会议决议中对此做出了自己的反应。我们建议在广泛的国际水平上制定一系列能够确保核安全的可靠措施，其中包括对核恐怖主义行动的警告。各盟国支持我在1986年1月15日提出的彻底销毁核武器计划和禁止核试验的具体倡议。所有我的合作伙伴都坚决主张在国际关系中“不搞对抗”，这一点不仅是它本身重要，而且在苏联内部围绕裁军问题的复杂斗争中又增加了一个论据。

　　在我们开华约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的时候，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继续在了解匈牙利人的生活和文化纪念遗迹。这些天她参观了原始派艺术家博物馆，到新住宅小区居民家里进行访问。在城郊，她参观了宅旁的家庭园子，了解牛奶厂和农村诊疗所的工作，在国营农场的餐厅“格尔维茨亚”——“乡村酒店”吃的午饭。她和玛丽亚·季莫费耶夫娜在布达佩斯游览了多瑙河，一再建议我有机会时也去游览一番——匈牙利首都结构整齐的建筑群体给她留下了鲜明的印象。

　　我飞离布达佩斯时满脑子都是美好印象。但转眼一想又有些怀疑——卡达尔有力量实现我们商定的这一切吗？他能够战胜匈牙利面对的关系越来越紧张的反对势力吗？

　　领导人的更迭

　　他想没想过自己政治上的接班人？总体上也许想过。他把一些人调进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在自己身边工作，决非偶然。他支持、提拔不少有能力而且当时还年轻的人担任重要职务。这些人有格罗斯、休列什、波日高伊、霍林、别列茨、包劳巴什、科达伊、米克洛什、久尔麦尔等等。而且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州委书记、市委书记中还有一些年富力强、精力充沛的人。然而他们大多数都未被及时启用，在晋升高级职务的过程中耽误的时间太长。实际上匈牙利在干部使用上也存在着停滞现象。结果到了80年代中期，急需并且也有实际可能往最高领导机构输送“新鲜血液”的时候，党、卡达尔本人对此却没有准备。

　　这时匈牙利的经济形势仍然很复杂，居民的物质状况恶化，对政府的批评有所增强。在这种情况下，1987年初，部长会议主席的职位换上了新人——格罗斯·卡拉，此前他任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布达佩斯市委第一书记。从自己岗位上退下来的还有豪瓦什·弗和几位负责经济和社会问题的领导。当上政府首脑后，应该说，格罗斯表现出了令人称赞的工作热情，政治局的政治经济活动中心开始做与提出稳定计划相关的政府工作。

　　1987年3月，格罗斯作为政府总理来到了莫斯科。我接见了他，我们的谈话具有一般的政治性。谈到匈牙利的局势时，他认为最近的干部人事决定是不彻底的，许多共产党员都不赞同。格罗斯说，匈牙利的经济形势极其复杂，但他们在依靠自己的力量寻求出路，希望苏联方面能够给予理解。匈牙利领导人不得不降低生活水准，并且公开把这一点告诉人民。

　　格罗斯最初的有力步骤提高了他在大部分工人、党的积极分子心目中的威信，加强了对最高领导机构的批评情绪。看来，卡达尔这时候已经开始在认真考虑自己退休的问题了。但是他还在犹豫，在权衡“是”与“非”，于是他私下征询政治局委员们的意见。结果有三分之二的委员表示卡达尔应该留任。这种信任态度(我不敢说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心话)给这位上了年纪的领导人很大的鼓舞，使他有一段时间想“重整旗鼓”，又打起了精神。他频频会见党的州委书记们，工业企业和农业企业的领导人和工会工作者。他在自己当时的谈话中认定，国内的情况并没有那么糟，他指责大众新闻媒体的论调缺乏根据。可是我们得到的信息说，这位匈牙利领导人已经感觉不到社会和党内情绪上发生的变化，他的话都是老生常谈。跟他谈话的人抱怨说，从总书记那里听不到任何新的东西，他不可能实行党的政治革新，而且他也不懂得这一点。随着经济情况的恶化，卡达尔的威信明显下降，而国内的不满情绪在日益高涨。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全党大会定于1988年5月召开，会前，党的领导人举行一系列会议，讨论国内和党内的局势。中心议题是党的最高领导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的意见，不同时候有不同的看法，并不总是一样。甚至1988年4月初的时候多数人的意见还认为卡达尔应该继续工作，但卡达尔本人却提议让格罗斯担任总书记的职务。据我所知，格罗斯表示的意思是，党需要卡达尔这样的权威人物，他对诸多领导成员能起到一种整合作用。与此同时，按照格罗斯意见，必须撤换5—6名政治局委员。我们得到信息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仅试图要求匈牙利政府在经济上如何行事，而且要求它扩大社会力量参与决定国家生活基本问题的范围。这只能有一个解释：支持反对派。

　　在这种情况下，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才开始讨论在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机构中进行变动的可能。我和卡达尔一直保持着经常联系，包括最信任的联系 [ 作者注：这种联系正是通过克留奇科夫保持着，他当时和安德罗波夫在匈牙利工作，与匈牙利领导人的关系非常紧密。 ] 。看来他当时有些犹豫不定，权衡各种可能，前思后想，非常苦恼，心里十分焦急。我们从自己这方面对匈牙利的同志们表示谢意，感谢他们就自己国家政治领导的重大问题和我们交换意见，我们强调，这一点再次证明我们两党之间的关系是值得信赖的。同时我们毫不含糊地表明：这类问题只能绝对由党本身来解决。此外，我们表示相信卡达尔的丰富的政治经验和他的崇高威望在格罗斯和其他战友们的帮助下，一定能够做出符合党的和匈牙利社会的实际情况、任务规模和群众情绪的决定。

　　再多的话我们就不能说了，而且我们也不想说，以免我们的意见被看做是强加于人。

　　在我们做出这样的反应后间断了一段时间。看来布达佩斯在考虑问题，寻找对策。1988年4月底，匈牙利报刊发表了格罗斯的答记者问；格罗斯说，每一位政治活动家都应该及时告退，人的精力不是无限的。每个人都知道这话指的是谁。在党的代表会议前不久，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中央全会不同意政治局提出的关于更换百分之二十五至三十的中央委员的建议，决定完全改选党的中央机构。

　　卡达尔在同苏联大使B.И.斯图卡林谈话时说，他继续在考虑自己的立场，一旦定了下来他会告诉莫斯科的。他说，至少我希望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不是从报纸上得知所通过的决定。根据他的请求我派克留奇科夫去布达佩斯，后者带回的正是关于所通过的决定的消息。决定的实质内容是这样的：卡达尔作为党的主席有权参加政治局会议，但不是政治局委员。格罗斯身兼总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二职。

　　5月19日党代表会议前夕，我给卡达尔打了电话。下面是这次谈话的基本内容：

　　“戈尔巴乔夫：您好，卡达尔同志！您的信息我收到了。我的理解是，您在党代表会议上的观点是经过仔细考虑的，既考虑到了匈牙利的局势，也考虑到了党内的情况。”

　　“卡达尔：完全正确。这个观点是在政治局讨论过的，同志们表示完全同意。”

　　“戈尔巴乔夫：在目前这一过渡阶段，一切改变都是在卡达尔同志的领导下进行的，有他本人参加，保留了他在党内的地位，这一点很重要。我是这样来理解克留奇科夫同志传递给我的这一信息的。我欢迎您的决定。”

　　“卡达尔：是的，事情是这样。起初我想作更广泛的变革。但政治局的同志们说服了我，说为了党的利益必须这样做，也是当前形势所要求的。”

　　“戈尔巴乔夫：我懂，您做出了很不简单的决定。看来，能这样考虑很不容易。这个事实证明了匈牙利领导人、我的朋友亚诺什·卡达尔的政治智慧。主要是考虑到了党和国家的利益。坦率地说，我想不到能有别的决定。我坚信，等时机成熟，势在必行时，这个决定是会被接受的。”

　　“卡达尔：我考虑很久了。”

　　“戈尔巴乔夫：当然，我们共同的事业还没有完成，我们的联系，无论在政治方面还是在人际方面，都将保持不变。很高兴和您见面，就任何问题交换意见。”

　　“卡达尔：谢谢。您的话使我很感动。”

　　“戈尔巴乔夫：无论是我们这里，还是你们那里，形势都很不简单。但主要是我们看得见出路。我们两党负有特殊的责任。

　　“我想再一次对您说，卡达尔同志，我们过去在一起，将来仍然在一起。我准备尽我们之所能，在具体事务中帮助匈牙利。我们也希望匈牙利的同志们在我们的改革斗争中能够和我们团结一致。”

　　“卡达尔：谢谢。一定会这样。关于我们个人之间的联系，我认为我们已经找到了一种直接而可靠的联系方法，包括现在的联系方式(笑)。信息传递得非常准确。这一次谈话情况非常复杂。对于我来说，重要的不是个人方面。想到您对匈牙利事务的关注，我认为自己有责任让您了解我们的变化，而不是从报纸上知道。我在政治局会议上就是这样讲的。而且同志们都支持我。我一向很珍视，我们一向很珍视您对匈牙利的关注和对我们的问题的理解。

　　“现在有几个牵涉到我个人的问题。第一，我认为我们找到了改变高层领导的适当形式。政治局全体委员都赞同这种形式。我想，这种形式无论是在内部事务，还是在国际事务方面，都有其自身的意义。诚然，最近匈牙利有一种情绪在抬头，认为我应该退下来，但是必须下定决心。

　　“第二，我不当政治局委员。党的代表会上我提议修改党章，增设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主席这一新的职位。我不参加政治局，但作为党的主席，我可以参加任何领导会议，发表自己的意见。我们这样做的根据是什么？根据是：当领导机构成员中有新的领导人，也有老的领导人时，事情往往不大好办。

　　“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局委员们左顾右盼，根本作不出任何好的决定。如果将来有必要，我可以随时单独找任何一位领导成员谈话或者参加任何会议。

　　“第三，促使我做出这个决定的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必须减轻我自己的工作负担。它对我实在太繁重了。

　　“我想，党的代表会议一定会开得很有成效，一定能够阐明诸多重要的问题。最主要的是将能够准确地说明党对国家的社会主义发展的方针。希望代表会议还能够加强党的地位。

　　“我们的问题是：代表会议有什么权利更换领导？在最近一次中央全会上，最初我们提议更换大约三分之一的领导，但是人们的情绪要求要比党章上规定的走得远一些。全会通过决定，建议党代表会议重新选举全部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代表会议上没有总结报告。我只是作一个讲话，说明一下决议草案。中央全会完全赞同代表会议的这种作法。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设有副总书记一职，但这一次我们不管党章上的这一条，让它空着。道理只有一个：如果领导人70岁了，或者年纪更大，那倒是需要一个副手。要是总书记才57岁，那就没有必要再设个副总书记。

　　“另外，代表会议后，在中央全会的筹备会议上，征得政治局委员们的同意，我建议不是选举中央书记处，而是选举中央的书记们。这样，我们便减少了领导干部的一个环节。以后，如果这个建议被通过，党就会批准政治局这个领导机构，而这个机构就将领导所有的党组织，直到基层组织。

　　“中央的书记们将分管一定的部门，领导机关工作，但应该明确的是：党内只有一个领导机构。”

　　“戈尔巴乔夫：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重要建议。”

　　“卡达尔：我有这个想法已经很久了，现在我决定可以将它付诸实施了。我以前就有一个原则：党要由选举出来的机构担任领导，但在实际上遭到了歪曲，为官僚部门所利用。现在，所有重要问题都由政治局来决定。与此同时，再也没有必要在政治局和书记处之间分配干部名额了。”

　　“戈尔巴乔夫：我表示完全赞同和理解。我这里完全没有问题和疑问。

　　“简单谈一下我们这里的事情，今天开了政治局会议。我们讨论并同意了关于党的代表会议的纲领。星期一将提交给中央全会，然后予以公布。我们觉得制订了一个有意义的文件，它是一个很好的讨论讲台，为代表会议本身的工作提供了方便。党内和人民群众对代表会议的期望很高。这要求我们必须站在应有的高度。

　　“我要和里根会晤，因此我正全力以赴地准备报告。现在党和全国都动了起来。我们正在经受一个非同一般的伟大的时期：一定要取得改革的胜利。改革应该成功。我再强调一遍，你我都处于重大事变的前夕。我很高兴能和您交谈。紧紧地拥抱您。祝您身体健康，工作顺利。请转达我对各位领导同志的诚挚问候。”

　　“卡达尔：非常感激您对我和我的同事们所作的这一重要谈话。祝您一切顺利。紧握您的手。同时请转达对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问候。”

　　这次谈话是在1988年5月19日。

　　党代表会上，原有的12名政治局委员中有5人落选——基本上都是卡达尔的老战友，有两名——阿采尔和马洛蒂进入了新的中央，但未被选入中央政治局。这给人一种印象：领导中的危机一触即发。

　　1988年7月，我们的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刚开完，我和格罗斯·卡拉便会了面；他来莫斯科时身份已经是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总书记了。

　　当然，我们谈到了卡达尔。我表示说，对他而言，这是很好的解决办法。格罗斯说：这很不容易。是他自己提议变更领导的，但未曾料到党的委员们的情绪更为坚决，想要清算近十五年来领导人所犯的错误。卡达尔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他退休前犯过错误，是在1980年。但是现在他对自己状况的评价要比对整个领导情况的评价更现实一些。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会议之前，格罗斯认为必须利用一切可能来援救卡达尔。党的整个历史——彻底地否定过去。如果没有了卡达尔，那样就没有一个可资尊敬的领导人了。

　　这一提法，卡达尔很长时间没有接受，他想彻底退下来，不同意再担任党主席一职——觉得受了委屈。后来他建议成立一个咨询机构——他前不久去了中国，看来受到邓小平思想的启发，邓小平成立了一个由老的领导干部组成的顾问委员会。但最后还是同意了符合党的传统的方式。

　　格罗斯告诉我，现在政治局里没有一个1985年以前的委员。它的成员更充分地反映出社会及其全部矛盾的社会基础。这位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总书记强调指出，他知道与此相联系的对于党的高级领导机构的团结的危险性，但形势只允许采取这种方法。

　　5月的党代表会议之后，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内部展开了尖锐的斗争。波日高伊和其他自由主义的改革派和格罗斯的分歧越来越大。格罗斯未能和党内和社会上那些具有改革情绪的人在更大的范围内达成相互谅解与协调。这是他在内政方面的一个主要难题。大概这是因为他一般是倾向于权威的方法的；再加上经验不足。格罗斯忘我地工作，但是当面对改革党的任务时他缺乏在人事上调和折中和随机应变的手腕。结果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分裂了，党在社会上的影响大受损失。当然，这一切都责怪格罗斯一个人或几个别的什么人那是很幼稚的。我想所发生事情的原因可能要更深一些——匈牙利社会发展走向的急剧转变，对现有社会模式的失望。尽管1956年后共产党的名称改了，但它在人民的心目中仍然承担着造成1956年民族屈辱的责任。看来，它的命运是注定了的。

　　1989年5月，由于健康原因，卡达尔被解除了匈牙利社会工人党主席的职务(6月由涅尔什担任此职务)，6月6日去世。整个匈牙利首都都在为他送葬。这个人在某种意义上拯救了自己的祖国，使它免于新的血腥巷战，尽管经过许多的曲折和妥协，他帮助国家探索过民主化、现代化的道路。当然，根据最严格的要求，他缺乏魄力，也许还缺乏胆识和意愿，或者二者都缺乏，所以未能认识到必须及时培养新一代的领导人，他们不仅能够胜任匈牙利国内的事务，而且能够在国际环境中担当重任。

　　卡达尔逝世后，我曾经和匈牙利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安达尔·尤若夫，副主席根茨·阿尔帕德和代表不同政党、社会团体和社会阶层的其他匈牙利活动家会晤过。还不止一次地会见过霍恩·杜拉——后来成了最大和最有影响的反对党的领袖。因此，我认为，正是卡达尔“举荐的人”及其一批志同道合者使自己的党在匈牙利不久前的普选中获得了胜利。纵观匈牙利当前的生活和曾经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其他国家当前的生活，我相信匈牙利比大多数昔日盟国的病态反应要少，文明程度要高，它适应了新的环境条件，适应了政治多元化和市场经济。我想，这正是亚诺什·卡达尔的政治资本和人生功绩能够以独特的方式继续存在和发挥作用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