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七国集团”会晤对经济改革的认可·第二十八

作者：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俄国

出自————《戈尔巴乔夫回忆录》

出自————《战争通史》

　　与“七国集团”接近的开端

　　我们从过去继承下来的经济表现出明显的自给自足倾向。苏联很少参与国际分工，其对外经济联系大多为双边贸易，而且主要是与“兄弟国家”进行的。在此期间，世界经济关系国际化和生产合作化的趋势却不断增长。不考虑这种情况是不行的。国内的改革要求改变对外经济联系的性质，有机地融入世界经济。

　　这是1988年12月我在联合国大会上的讲话以及与颇具影响力的非政府组织“三方委员会”代表们谈话的主要话题之一。其时这个委员会正在草拟一个关于东西方关系的现状与前景的报告。它的大部分成员都来到莫斯科，希望得到有助于他们完成该报告的第一手资料。1989年1月18日我会见了洛克菲勒、德斯坦、中曾根、基辛格。在数小时的过程中我们讨论了我国进入世界市场的前景，参与世界经济联系的方式，多边合作的规划，吸收苏联参加各种国际经济组织活动的条件，等等。

　　稍后，我获悉将在巴黎召开“七国集团”会议，便决定专门致信密特朗总统，将这些问题直接向西方主要国家的领导人提出。这封信实质上是我们与“七国集团”接近的开始，并导致了两年后的1991年秋天我在伦敦与他们会晤。

　　但是需要克服不少障碍。在“七国集团”休斯敦(美国)例行年会上，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形势成了主要的话题。我向会晤参加者发出了一封新的信件，我愈来愈确信：需要在“七国集团”会议上直接进行对话。

　　1990年秋与西方代表的历次会晤中，我一直强调：克服我国的经济危机、改革经济是我们的任务，谁也无法代替我们解决。我们完全明白这一点。但是对它的成功西方也应当给予关注，因为在我们这个巨大的国家建立健康的经济也符合它们的利益。这就是说，在改革最尖锐转折性阶段我们理当指望来自我们的伙伴方面的对应措施。

　　应该说，初步的反应是谨慎的，甚至多半是举棋不定的。在我们的西方伙伴的言谈中直接或间接流露出一种论调：苏联的改革进展不够快，我们的经济仍然不够“市场化”，这就缩小了西方方面相应行动的可能性。

　　这种论调在贝克的讲话中也可以听到，1991年3月15日我接见过他。背景极其复杂：全民公决联盟命运的前夕，国内局势十分尖锐，消费市场状况维艰，国际环境错综复杂。无论国内还是西方的报刊上都越来越多地做出论断：所有麻烦的主要原因似乎都可以归结为戈尔巴乔夫的向右转。贝克并不掩饰他与布什对此也感到担心。

　　“目前不少人都断定，”他说，“戈尔巴乔夫总统的政策已向右迈进。据说，您改变了方针。应当坦诚相告，当我们发现某些征兆特别是限制军备方面的征兆时，我们也不时产生不安。不过我们对有一点并不怀疑：您对自己的方针的那些修正目的仅在于保证改革和民主化的成功，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我们很愿意相信也的确相信这一点。”

　　“到底怎样，”我不能不问清楚，“是愿意相信还是真的相信？”

　　“兼而有之，”贝克回答道，“不久前我同布什总统交谈过，我们两人都得出结论，您如果不改变自己的方针，您在历史上的地位是有保障的。如果方针不向后退，您的全部巨大成就都将永远载入史册。而这也是我们认为不会出现这种转折的基本原因之一。”

　　那天我对贝克是推心置腹的。他也当之无愧——这个不动声色、深谋远虑的人懂得我国事务中的许多东西。但有些事情仍须加以提醒。我对这位国务卿说，在业已十分紧张的形势下“需要具备巨大的精力、信心、信念以控制局面。也需要一定的战术机动性”。其目的只有一个——“使激进的两派中立，无论对极左派还是极右派都应如此，以避免国内冲突。我充满信心严格地以符合宪法的民主的方式采取行动。”

　　国务卿对经济问题的看法相当直截了当。

　　“我们觉得，”他声称，“现在的发展方向不那么正常。”

　　我加以反驳：

　　“这样评价我国经济方针是错误的。”

　　“但愿是我错了，”他立即作出反应。

　　“我们并没有改变方针，”我继续说道，“我们朝着混合市场经济的道路走到底。但并不是像走合作化道路那样的走法。今后我们一定会前进得更快，但一开始需要解决一些问题。我们为更快地发展与西方国家的合作敞开国门。”

　　“当然，”贝克说，“只有苏联总统本人才能决定他准备做些什么。美国不可能替您作决定。不过，如果你打算将自己的国家向西方的商务和资本开放，我们可熟知不可以做些什么——总理(指帕夫洛夫。——原编者注)不应当大谈什么西方银行家蓄意破坏苏联经济的阴谋。还有那道授予克格勃额外权力的命令。这会吓跑西方投资者的。您采取行动要非常小心，以免破坏了苏联经济中市场的初生幼芽。”

　　“有一个问题，”我向他说明，“你们那里公认的合法的商务活动，在我们这里却是应受刑事处罚的投机买点。我见到工人们的时候，他们肯定会质问我：‘为什么我们在自己国家里搞这一套？为什么不把这种投机分子关进监狱？’”

　　从这场谈话中可以看出，早已讲了几年的那些话又具有了现实意义：我们希望能得到理解。正确理解我国的经济形势和我们的方针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已经显示出了真正协助我们走向市场经济并使其与世界经济关系融为一体的可能性。

　　1991年开春，邀请苏联总统参加伦敦“七国集团”会议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这一想法得到了科尔、密特朗、安德烈奥蒂的支持。对此持赞许态度的还有梅杰，7月1日起将轮到他担任“七国集团”主席。5月底我与撒切尔在莫斯科会晤时，她也对此表示积极支持。

　　“假如你们的努力以失败告终仅仅是因为西方未能及时施以援手，”当时她说，“那倒真是一场悲剧。将来几代人都不会宽恕我们的。”

　　但是形势并不那么简单，美国和日本的立场尤其碍事。布什显然很不起劲。我们双方在解释和履行关于常规武装力量的巴黎条约方面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削减战略攻击型武器的谈话中也遗留了一些问题悬而未决。也不排除华盛顿以某种方式将裁军过程中的这些“难题”与我们出席“七国集团”会议联系在一起。

　　与此同时，我们参加“七国集团”会议的想法已开始逐步付诸实现。5月上旬英国报纸报道梅杰希望邀请戈尔巴乔夫前往伦敦。6月5日我在奥斯陆发表的诺贝尔奖获奖演讲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其中直截了当地提出，为了解决我们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有关问题，有必要在“七国集团”会议上进行对话。据皮埃尔·韦尔纳证实，那次讲话对欧洲列强坚持邀请戈尔巴乔夫前往伦敦很有作用。

　　我正式接到参加伦敦首脑会议的邀请是在6月中旬，但我们事先即已开始制订向市场过渡过程中防止危机的计划和措施的工作。

　　局势也要求立即采取行动。新奥加廖沃进程打开了一条摆脱全国业已陷入的尖锐社会政治危机的出路。国际社会支持我国改革的问题具有极其现实的意义。与“七国集团”接触已经不仅仅有着战略上的意义——作为“新思维”一般哲学观点的体现。它也获得了极大的实际意义：在最艰难的危机时刻确保我国能获得有力的经济支持。

　　5月中旬在苏联安全委员会会议上讨论了内阁关于我国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我在会上提出了可能参加“七国集团”伦敦会晤的问题。委员会一致同意我的立场。5月底我签署了为我们参加伦敦会晤准备材料和建议的命令。这一工作交由梅德韦杰夫协调，吸收了一批著名的专家学者和经济部门的领导人参加——阿甘别吉扬、阿巴尔金、普里马科夫、西塔良、亚列缅科、亚辛、科科申、奥布明斯基、奥热列利耶夫、格拉先科、莫斯科夫斯基、苏联和俄罗斯联邦的财政部长奥尔洛夫和拉扎列夫、经济部副部长格里博夫。还请来了费奥多罗夫、盖达尔和其他一些人担任个别问题的顾问。

　　工作小组在沃伦斯科耶分析研究了各种计划，阿利松与亚夫林斯基的《听天由命纲领》，杰克·阿塔利(欧洲复兴与发展银行)、布鲁金斯基研究所(美国)、经济研究所(德国)、国际关系研究所(法国)、皇家国际关系研究所(英国)、小村研究所(日本)等的建议。

　　我很注意这一点，因为对这方面存在着不少推测，有些人发表了并仍在发表一大堆无奇不有的胡说八道，其中包括政变分子，特别克留奇科夫的手下人——一帮专干肮脏勾当的行家里手。

　　7月6日前全部材料均已准备就绪。惟独金融与货币流通方面的统计遇到了困难。在沃伦斯科耶的例行碰头会上，财政部长奥尔洛夫在帕夫洛夫的支持下试图照例将所有的问题搅在一起来泛泛而谈，表现出一种已经深入骨髓的陈旧习惯：在财政方面进行“暗箱操作”，掩盖国家财经部门的错误和春季进行的价格改革不能令人满意的结果。在我一再坚决要求之下，才得以弄清了预算及其赤字、货币发行的真相。伦敦赴会的准备工作也有助于更深入地了解国民经济的其他一些问题——收支平衡和外汇的负债、兑换等情况。

　　工作成果于7月8日在新奥加廖沃举行的会议上提交各共和国领导人审议。出乎许多人的意料，会议在相互理解的情况下进行。担心为伦敦会晤之事会对戈尔巴乔夫提出严厉要求的情况并未发生。从叶利钦开始，各共和国领导人全都纷纷表示支持我的见解和立场。于是苏联总统在会晤问题上也便获得了各共和国的委任状。

　　函件

　　7月11日，我的一封私人信函连同各种附件经由外交信使送交西方伙伴。布什那里则由前往华盛顿的别斯梅尔特内递交。短短两三天内便有了反响。布什在会见记者时声称：“尽管美国对其中个别地方还有某些不同意见，这确是一封非同凡响的信件。”

　　这里我引述的只是信函中的要点。“我们认为，”我写道，“为建立一种使苏联经济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新型经济协作关系采取决定性的步骤、做出一致努力的时机已经到来。这也会巩固国际关系中业已取得的积极的政治进展。”

　　信函中指出，我们对苏联经济有机地融入世界经济的看法的出发点如下：

　　“——我们希望首先依靠自身的力量和资源来稳定经济并使其与世界经济接轨。

　　“——我们认为苏联和‘七国集团’国家应当‘互动’。这样，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的重大措施就会因为有了各种回应的步骤而得到加强，使这些措施更易于实现。

　　“——我们主张将经济合作的重心转移到各公司各银行之间建立直接的市场关系，条件是各国政府提供必要的担保和最惠国待遇。

　　“——我们认为必须让苏联积极参加多边关系体系和国际金融等研究机构的活动，作为双边关系的补充。”

　　接着列举了10个要点，概括了对当时苏联各方面取得的进展和政治经济改革的评价。

　　“第一，苏联领导人至今在相当复杂条件下坚持革新社会、逐步实现各方面的民主化、坚决进行政治经济改革的方针。该方针规定：

　　“——承认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包括经济自由，具有最高的社会价值；

　　“——彻底革新国家体制、联盟关系；

　　“——向混合经济和面向社会的市场经济过渡。

　　“——改革不能从外国输入，不是任何方面施加压力的结果。这是我们在分析批判以往的道路、探索革新苏联社会的方法及其迈向新文明的前景的基础上所作出的选择。并且我们认为，这一选择符合世界发展的基本趋势。

　　“第二，签订新的联盟条约对于我国今后的发展将会有着转折性的意义。其准备工作实际上已经完成。

　　“——现已达成协议，条约签署后半年内将草拟并通过新的宪法，再过数月之后将根据宪法在民主选举的基础上组成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和管理机关。

　　“第三，我们已摒弃怀疑与动摇，坚定地迈上了经济改革之路。为市场经济运作建立法制基础的工作即将完成。国家分解和私有化、价格自由化的进程已经开始。正在组建商业银行、商品交易所以及其他的市场基础机构网。

　　“苏联领导人意识到对本国人民和全世界的责任，以加快实现根本性的经济改革为己任。”

　　信中还说，

　　“与此同时，我们无权作毫无根据的冒险，每一步都不得不仔细斟酌……我们同步做出共同努力便会大大方便许多积压问题的解决，在转向市场的过程中降低社会代价，使民主化的成果得以保持和巩固。

　　“第四，我们认为首先应当采取的措施中，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涉及金融和货币流通方面的措施最为重要。包括零售在内的价格进一步开放会有助于这种稳定。价格放开的规模将取决于‘商品干预’的可能性，这种干预可以遏制价格的过快上涨，减少投机性需求，从而稳定消费市场。

　　“第五，国内经济和财政的复杂形势在相当程度上是外债问题的激化所造成的。我们希望‘七国集团’领导人和国际金融机构对延长和调整外债的建议采取赞同态度。

　　“第六，我们认为，财产的非国有化和私有化、废除经济垄断是向市场过渡的决定性条件。我们已经做出选择：赞成混合经济，赞成一切所有制形式——无论国有和私有抑或是其一切变种形式的所有制均一律平等。它们现在全都受到法律的保护，为它们一律创造平等的条件，确保自由的市场竞争。

　　“第七，我们对实现土地改革、彻底改变所有制和农村经营的形式赋予特殊的意义。每个共和国可根据自己公民自由表达的意见自行决定，在土地改革过程中是否改为拥有继承权的土地长期租赁制或者实行土地私有制。

　　“第八，苏联领导人的出发点是，离开经济开发、国内贸易关系自由化、商品、劳动力和资本的自由流通，便不可能向市场过渡和克服目前的困难。我们正在并将继续作出努力吸引外国资本。作为长期计划，我们提出实现一系列与苏联经济结构改革有关的大型计划，它们可使西方公司和银行感兴趣。

　　“第九，我们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一个主要方向是实现卢布的自由兑换……

　　“第十，苏联参与国际经济组织的活动乃是苏联经济融入世界经济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对我国已获得关税及贸易总协定观察员资格并成为欧洲复兴与发展银行创立人做出肯定的评价。与苏联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有关的接触今年已活跃起来……”

　　对伦敦会晤的准备工作还包括我与西方领导人的频繁接触：与布什进行电话交谈和互致信件，与密特朗、安德烈奥蒂、冈萨雷斯会晤和会谈。与科尔在基辅就这个话题进行的交谈尤其富有成效。6月15日我接见了欧洲复兴与发展银行总裁阿塔利，6月20日又接见了欧洲共同体委员会主席德洛尔。

　　布什来信

　　会晤前夕，布什给我来信。

　　下面是一些摘要：

　　“我想强调的是，我的‘七国集团’同事们和我一致希望看见苏联改革成功。采取市场、民主化不仅符合你们的利益，而且也符合世界的利益。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和‘七国集团’其他领导人积极支持贵国的改革进程并准备在这方面提供援助。

　　“尽管我们关注苏联改革的成功，我们也知道决定改革的不是旁边外人，而是苏联人自己。能够作为经济成功转变的基础的，首先是苏联的而非进口的资源。工业国家最多也只有在苏联对民主和市场表现出强烈的无可置疑的忠诚的条件下，才可能给以影响。

　　“如果您确信市场经济能够解决你们的问题，那么我就可以帮助你们在苏联将它建立起来。但是如果您依然感到迅速转向市场过于冒险，因而必须按照预防危机计划中的规定保留一个时期的行政监督，那么我们将很难帮助你们。

　　“如果您十分热衷于让市场落地生根的各种改革，那么我就建议我们在几个方面同时向前迈进。首先必须建立一定的联系，以便您有可能为贵国改革制定一个可以获得国际信任的规划。这件工作最好直接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一起进行。

　　“如果您同意这样做是明智的，而‘七国集团’其他领导人也支持这种做法，那么伦敦会晤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便可立即开始工作，以免浪费时间。毫无疑问，‘七国集团’领导人将会十分关注这一过程，我当然希望对它有所助益。自然，主要的繁重工作要你们和国际机构去完成。

　　“与我们开始这一过程的同时，我也想开始增强我们在某些具体部门取得进展的力度，这些方面你们能够相当迅速而明显地显示出成果。我懂得一开始便获得成功的某些证据是多么的重要。

　　“我5月份向你们派遣的粮食问题代表团业已开始的工作，农业部长埃德·马迪甘正在继续进行。

　　“我们正在与贵国人员一道磋商，选择唐纳德·埃特伍德副部长访问的时间，我们国防工业方面一批顶尖专家将与他同行，以便与你们的国防工业综合体领导人一起研究国防工业转产的问题。

　　“今年夏天我们曾派遣了几个小组前去与你们能源部门的政府和经济活动家一道工作，帮助你们制定吸引能源方面投资的战略。

　　“在未来数月之内，我将与您一起研究确定我们可以提供援助的其他方面，并且我希望您提出我们可以说说心里话的地方。

　　“米哈伊尔，我急切地等待着我们在伦敦会晤。您的改革革新了苏联的内外政策。我和我的‘七国集团’同事们准备支持您在苏联经济中实现同样的革命性变革。”

　　布什的信就是这样，包含着许多言外之意，甚至有施压的成分。透过它可以看清美国当局特有的立场，这在伦敦会晤中也表现出来。

　　在伦敦

　　考虑到“七国集团”某些国家领导人的怀疑和保留，我的出席被视为似乎超越了“七国集团”国家领导人年会界限的一次特殊会晤。我并未看重这一细节，因为我明白“7+1”的模式即使不会变为“八国集团”，也将意味着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成为伦敦会晤的主要部分。最后也果真如此。

　　我们于7月16日抵达伦敦，在大使馆开了个会，再次就形势交换意见。原来，报刊评价的基调已发生了变化——从乐观甚至欣喜转为审慎甚至怀疑。不能排除有人向记者们施加了压力。并且某些领导人的言论中也出现了类似的调子。

　　可能是想对戈尔巴乔夫施加影响，让他不要抱太大的希望。

　　7月17日上午会晤前我和布什、密特朗、阿塔利进行了交谈。我和美国总统最后商定了战略进攻武器条约。随后在兰开斯特会议厅举行了隆重的我同“七国集团”的会晤。

　　梅杰宣布会晤开始，对我表示欢迎。他对我和美国总统最后商定战略进攻性武器条约表示祝贺。这一消息博得了阵阵掌声——这在类似会议上是罕有的现象。梅杰将此次会晤称为历史性的会晤，因为它是这种形式的首次，而且对全体与会者都特别重要。他说，已经对我的函件进行了研究，与会者在许多方面都同意其内容。但也有几个问题有待我加以澄清：关于苏联私有化和自由化的计划，解决货币过量、预算赤字问题的途径；关于中央与各共和国之间的财务、债务关系问题；关于我国未来市场的基础和特点等等。梅杰说，西方有能力在宏观经济层面上帮助我们，尤其是在能源方面。他指出，在这个问题上投资的环境具有关键性的意义。

　　我的讲话一开始就对伦敦会晤作了评价，说它是国际关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象征。两三年前、更不消说5—10年前还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在已经改变了的条件下已成为完全自然和合乎逻辑的了。

　　苏联领导人认为，如果政治对话、安全和外交方面的合作以经济合作的新特点为支撑，世界范围内所发生的各种积极变化就有可能获得持久的性质。

　　我们对我国融入世界经济的观点是基于苏联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革，但同时西方也必须采取相应的步骤(取消对苏经济技术关系中立法的和其他的限制，苏联加入国际经济组织等等)。

　　我坚定不移地选择了今后继续深入进行社会民主改革和转向市场经济。但事情的逻辑使我们得出结论，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不可能在世界市场的范围之外走彻底经济改革之路，正如在人类共同文化发展进程之外要实现民主化的方针、保障人权和自由不可思议一样。

　　我阐述了我们与外国进行经济合作的“新质量”的含义，引起了会晤参加者对有关具体合作计划的一揽子建议的注意。这样，在讲话过程中事实上就回答了会议开始时对我提出的那些问题。

　　接着便展开了“七国集团”国家领导人全体参加的讨论。布什对联盟条约的责任划分表示不安——他强调说，从投资的观点着眼这很重要。他指出了几个主要方面：后续行动的机制，会晤参加者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国际组织的合作，来自现任主持人以及下年度接任他的科尔总理方面的政治推动因素。布什解释说，所谓“政治推动因素”，他的理解便是梅杰前往莫斯科，进行磋商并向“七国集团”提出报告——这样就可以给各国双边一级的行动留下相当的灵活性。

　　与布什有些枯燥的纯粹务实的议论相对照，科尔的讲话显得更为感情充沛、有血有肉。他说，我们正经历着不同寻常的历史性时刻。如果我们此刻在伦敦开始的过程进展顺利，这对欧洲和全世界都将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至于实际性的结论，科尔也相当谨慎。他根据已经取得一致的立场，表示赞成围绕着主席建立一种协同行动的“机制”，而主席则可以与现有的机构配合一致进行工作。

　　密特朗的讲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德洛尔之后发言，按他的说法是接上前面的人提起的“不相信的话题”，即西方在向我们提供援助方面缺乏信心。密特朗说：“有一个关于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经典性争论。也有一种倾向，企图在试验尚未结束时便做出评价。这样，反对缺乏信心的最好论据便是戈尔巴乔夫总统正在做的事情。”密特朗又对我补充说道：“归根结底，您也可以像您的前任们那样行事，但结果就会是一场灾难。历史将会载明这点。历史不仅会载明您致力于改造一个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家这一事实，而且也将载明这个国家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是怎样得以改变的。结果是各国人民摆脱了外国军队驻扎的状况，德国实现了统一。这都是您的政策的成果。而这一切正是有信心而不是缺乏信心的证明。而尚待完成的事情则是抱有希望的理由。”

　　密特朗力图向自己的同事们提出有力的证据，说服他们采取更为明确的立场，为苏联改善经济提供更多的援助。他表示赞成接纳我国参加各种国际性经济组织，赞成就具体的方面和方案提供的援助。当然，他也谈到了令大家不安的问题：政治不稳定和是否保留联盟的问题。

　　他的讲话中也提到了私有化方面的怪事。

　　“我并不会劝你们将什么都一股脑地私有化。实质在于私人经费、民主斗争、竞争以及国家作用相互结合。在我们各国，国家都发挥着作用，差别只在于程度的不同。所以我们不能对您说，要这样做或者那样做。应当尊重苏联的传统。你们国家有着集体所有制的传统，因此您必须找到一条中间的道路。沿着这条道路前进，您就会获得援助。将来我们之间有些东西是共同的，有些则不是。但正是这些共同的东西使您易于接受援助。对其余的事情您自己负有责任。对现在和未来的责任。”

　　安德烈奥蒂的讲话无论内容和形式都很出色。他说：

　　“关于苏联在复杂的条件下向市场过渡这方面已经谈了许多。当然，戈尔巴乔夫总统正面临着巨大的任务。但我应当讲，在我们刚开始经济改造的过程时，我国经济也不是很强大的。因此我们也许比别人更清楚地懂得，为什么苏联在经济改革中必须做到小心谨慎。例如，为什么取消价格监督不能一口气进行。但是前进的方向必须明确。”

　　我感谢全体与会者为会晤所创造的气氛——非常坦诚直率而又充满认真负责、热情关注的感情。我这样概括总的印象：“如果我全都听得准确无误，那么我可以指出，你们不仅对我们正在苏联进行的巨大工作表示了声援，而且希望继之以从政治上给予肯定，提供具体的规范，寻求合作和支援的具体形式。”

　　鉴于会晤中发表的某些言论，我认为有必要重新强调自己对我国经济改革性质的原则性理解。我提请大家注意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列昂季耶夫的话：经济就是需要自由经营之风扬帆的船和由国家调控的舵。我说，我想你们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纯粹的市场经济。而且我想你们也并不希望我们失败。因此我要说：我们正在向经济自由迈进，但是让社会本身去决定吧。我们应当尽快接受市场规律，给予经济自由，促进其实现，而速度则要由社会本身准备的程度来决定。

　　结尾时我指出：重要是将我们的对话告诉全世界。这是一次名副其实的智力攻坚。我们在这里并不是进行徒手搏斗，而是一道思考，而且我认为已经有所突破。希望我们的主席在总结讨论的时候，最大限度地给予肯定。

　　梅杰同意我的意见。他在对会晤作总结时说：“这是一场开诚布公、无拘无束的交谈，而不是徒具形式的套话的堆砌。提出了一些很不平常的问题，同时也做出了回答。交谈的结果，我们大家都一致打算共同工作，协助苏联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

　　已经达成的各项协议由梅杰归纳为6点，在数小时之后我和他共同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他也作了陈述：

　　“第一，我们已商定，希望在一些国际经济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给苏联以特别联系国资格，作为加入这些机构的一个步骤。

　　“第二，我们敦请一切国际经济组织与苏联开展密切的合作，并在它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向其提供建议、评估方面的帮助。

　　“第三，我们打算给予苏联各种技术援助，加强合作，实现能源、转产、粮食、运输等方面的计划。

　　“第四，我们已清楚地认识到，正如戈尔巴乔夫总统所指出的，苏联与其邻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已经遭到破坏，我们将协助恢复这种联系，让来自这些国家的商品和劳务进入苏联市场。

　　“第五，此次会晤并非一次性事件。这是一个过程的开端。因此我们将建立某种机制，在其范围内主席将代表‘七国集团’与苏联保持密切联系。同时与会者认为有必要在年底前让我以主席的身份访问苏联，然后向‘七国集团’报告情况的进展。来年这一职能将由科尔总理履行。

　　“最后，我们已商定本年内我们各国的财政部长和小企业部长将访问苏联，讨论与苏联经济改革和我们协助它完全融入国际社会有关的各种具体问题。”

　　第二天我同首相举行了几次全面的会谈。我们讨论了实现已达成的协议必须采取的实际步骤。梅杰建议近期内派遣英国财政大臣莱蒙特前往莫斯科。他还确认，自己准备在年底前以“7+1”模式范围内协调人的身份访问莫斯科。我则建议事先最好在其他级别上，无论政府部门的也好，专业技术的也好，进行一些准备工作，即草拟随后我们可以与“七国集团”全体领导人进行讨论的各种建议。我提请梅杰注意我提供的具体方案清单，要他研究出排除有碍其实现的东西方贸易监控协调委员会种种限制的办法。梅杰应允“处理好”这个问题，并与他的外国同事们进行讨论。

　　他介绍了英国设立的帮助东欧国家和苏联建立市场经济的“诺浩 [ 译者注：即英语know-how，国际法中表示合作协定转让专有技术秘密，传授生产经验并承担安排生产过程任务。亦指技术技能、实际知识。 ] 基金会”。以“七国集团”会议上进行的讨论为出发点，梅杰提出了一系列有关我国政治改革的问题，其中包括政治力量的分布状况、签订联盟条约的前景、苏联未来税制的特点等等。他在我回答过程中的插话表明，这位首相希望更深入地了解我国所发生的各种事情的实质。

　　7月19日我会见了撒切尔夫人，得到了亲自向她表示谢意的机会，感谢她为实现我与“七国集团”会晤所做的贡献。撒切尔夫人说：“最重要的是您与‘七国集团’的会晤已经举行。事实上这几天引人注目的就是您的出席和苏联参与世界经济的话题。”她引述了那些天里她实际上与“七国集团”所有领导人的谈话，以下列方式概括了她自己的感受：

　　“第一，公认苏联已坚定不移地走上了改革的道路，这些改革获得了人民的支持，也值得西方支持。第二，正因如此，‘七国集团’未能制定出这种支持的比较具体和实际的措施，这一事实使我相当失望。第三，当前重要的是紧紧抓住‘七国集团’一致作出的表示支持和合作的声明。不要放过他们，要求他们表现出更实际的支持！”

　　这些结论与我们的感受不谋而合，我自然表示同意。

　　她相当乐观地估计，外国私人投资会涌向我国。她说，在6月底她访问美国时，从与美国企业家们的交谈中她确信了这一点。撒切尔夫人强调，重要的是保持力度，不要改变合资企业、外国投资、所有权等方面的游戏规则。至于私有财产问题，有些美国企业家坦率地向她宣称，他们对土地租期1999年的协议十分满意。他们也不担心卢布的可兑换性问题是否能立即解决，——他们认为，赚的卢布完全可以用来在苏联国内购买设备、原料。她还补充说：

　　“可兑换在经济能承受之前不可能实现。否则它只能导致卢布的进一步贬值。”

　　8月1日，在前往克里米亚休息之前几天，我接见了英国财政大臣莱蒙特，按照我们同梅杰的约定，他前来莫斯科是为了与我国的政府代表、经济和财政领导人讨论实现伦敦协议的各种实际问题。莱蒙特希望伦敦开始的进程将会继续并导致苏联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我告诉他，就在前一天布什访问苏联期间，我还就这个话题与之继续进行了交谈，双方都肯定了相互采取行动的观点。

　　自然，与莱蒙特交谈时重又提到了各共和国和中央的关系问题。他一再强调联盟内部的政治和解对顺利实现经济财政计划的关键性意义。由于莱蒙特要从莫斯科前往基辅，我就建议他向当地领导人讲讲自己对经济分离的意见(就像6月间德洛尔应邀来莫斯科出席有各共和国代表参加的内阁会议时所做的那样)。

　　政变前为使我国加入世界经济机制所做的工作就是这些。

　　在伦敦出现了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转折点。紧随着政治与军事领域之后，在我国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道路上扫除障碍的行动已经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