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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漠决策·第十四

沙漠决策·第十四

作者:恰伊姆·赫佐格 ·以色列

出自————《赎罪日战争

出自————《战争通史

   在10月9日星期二的内阁会议上,工商部长钱姆·巴列夫对总司令部优柔寡断提出指责,他认为这是挤到总部自行提出意见的各式各样来访者和闲杂人员造成的。这天,总参谋长把巴列夫叫到总司令部,说明他不满意南部的形势:许多支撑点仍被分割,而且戈南和沙隆之间不利于有效实施战斗的关系也有发展。他请这位前总参谋长担任南部军区司令。埃拉扎尔并不认为戈南指挥不力,但认为已形成的这种局面是不健全的。巴列夫接受了这一任命,但要求对戈南作出令人满意的安排,并要得到总理和国防部长的同意。他驱车回家准备行装,在洗澡时总理打来电话,对他接受任职表示感谢,并请他参加内阁会议。紧接着国防部长来电话说:“请马上来这里定下决心。”

   巴列夫当天晚上10时回到总司令部时,埃拉扎尔告诉他,戈南对这一建议的反应极为强烈,坚持认为他们实际上是撤他的职,并把所发生的情况归咎于他个人。巴列夫反对这种观点,并说,他不准备当戈南的顾问,在明确他的身份以前,他不会去南部军区。曾向戈南作了这样的解释:这不是说他理应公开受辱,但鉴于不幸的局面,非让巴列夫出来指挥不可。这时,想出了一个主意,让巴列夫在南部军区担任总参谋长个人全权代表。巴列夫同意接受这一方案,但要明确规定,他是去指挥,而不是去当顾问。他到总参谋长办公室的一把睡椅上睡觉。几小时后,埃拉扎尔把他叫醒,告诉他戈南已接受他的建议。那天夜里,埃拉扎尔自开战以来第一次睡了三个半小时。

   10月10日星期三上午10时,巴列夫到达南部军区司令部。他同戈南作了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戈南表示,他担心这意味着他的军队生涯的结束,但巴列夫不同意,并解释了原因。他们一致商定了工作安排,后来证明这次安排非常成功。戈南对司令部全体人员和在场的师长们宣布,从今以后,巴列夫是军区的一号首长,并说,“在这场战争中,我这里来了位不公开的总参谋长”。

   巴列夫安定局面之后,便去视察各师,并观看了正在进行的战斗。埃军为了占领炮兵路,正以步兵和装甲部队在全线加紧进攻,但以军装甲部队予敌以重创。在他去看望沙隆时,沙隆对于由于把主力集中在戈兰高地而造成南部目前这样的新形势和现状,表示了极大的保留意见:他建议,他的师协同南部的曼德勒师,用两个装甲旅沿大、小苦湖东岸推进,以卷击第3集团军的各步兵师。10月11日,沙隆同他的两名旅长安农和海姆一道提出了他的计划,但戈南拒绝了,因为他认为,这一作战行动显然得不偿失;而且,这两个尚未投入战斗的装甲旅将会遭到严重挫伤,从而无法为参加将在埃及装甲部队进攻之后发生的装甲大会战作好准备,按苏联人的作战原则,这场装甲战必定发生在战争的第六或第七天。巴列夫决定拒绝沙隆的计划。

   巴列夫发现,戈南和沙隆由于总是相互指责,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巴列夫开始体会到对沙隆实施指挥时所遇到的问题,他每次都坚持给他下达明确而具体的命令。但在10月12日,他还是向总参谋长提出了撤换沙隆的建议,埃拉扎尔说他要同国防部长商量,但在商量时达扬说,这一行动会引起政治问题。然而,巴列夫在战争期间还是两次正式提出要撤换沙隆。

   从10月9日开始,南部军区一直在进行牵制战,成功地阻止了埃军的进攻,同时也补充了自己的力量。实际上,除了阿里耶旅在埃军10月8日进攻哈穆塔尔地区时丢失的一小块土地外,在以后战争期间,埃军未能前进一码。尽管布伦师自10月9日以来遭到损失,但到10月15日,他拥有的坦克数量已超过了他六天前所指挥的坦克的一倍,这一事实足以说明,以色列重整旗鼓和持续动员的能量,足以说明军械兵修复损坏坦克的特高效率和献身精神。

   以军的有利条件是熟悉地形,但他们每天必须对付埃军三至五次的进攻。然而,由于埃军作战方法非常呆板,以军很决便有了一套对付他们的办法,作战信心也愈来愈强。夜间,埃军步兵匍匐前进至离运河约5.6英里的高地一线的斜坡上,到达距以军前沿部队2,000码的地方(有天早晨,以色列部队醒来时,发现埃及步兵就在他们背后的沙丘中)。进攻总是以集中大量炮兵实施持续半小时的猛烈射击开始,随后以由15个炮兵营和喀秋莎火箭炮连进行五分钟的急袭射击结束。炮击结束时,总是发射大量磷光燃烧弹。这时,坦克开始前近,步兵搭乘装甲人员输送车,夹杂在坦克中前进。当这支进攻部队经过在夜间爬到对方并在沙土中挖壕隐蔽的步兵时,这些步兵即从战壕中跃出,跟随坦克前进。

   在部队两侧相当远的距离上,部署有“萨格尔”反坦克导弹部队。有时,如进攻的步兵接近以军阵地时因遭以军轻兵器和炮兵打击而伤亡较大,进攻就会停止,待夜间隐蔽在沙土堑壕中的步兵跃出参加战斗后才继续进攻。所有这些埃军的进攻都被粉碎了,装甲车辆和步兵都遭到重大损失。埃军步兵频频蜂涌进攻,但都被以军严阵以待的装甲部队和火炮一扫而光。埃军老是用这种模式重新发起进攻而损失惨重,但以军对埃军步兵的决心和勇气却愈来愈敬佩了。

   埃军一个师在9日对盖比旅发起进攻,突入了以军防线。但布伦集中装甲部队,先把敌人诱向盖比旅,尔后用纳科旅从埃军北翼,用阿里耶旅从埃军南翼,两面夹击,全歼了埃军。10日,埃军对布伦师先后发动了五次进攻。上述情况在全线反复出现。沙隆师遭到埃及第21装甲师部队的进攻,但是布伦精心使用部队,并动用了预备队,结果粉碎了埃军的进攻。敌人败退时,在战场上丢下了50辆坦克。

   在南部,由此时已得到加强的曼德勒师牵制敌人,丹旅则作为集中的装甲铁拳,四出袭扰埃军第3集团军,使敌遭受重大伤亡,并在许多方面控制了战场。10月10日星期三,埃军一个机械化旅向南沿与苏伊士湾海岸平行的道路开进,但是,它被负责指挥西奈南部作战的加维什将军手下的一支装甲部队遏阻。这支拥有约50辆坦克的埃军进攻部队,在萨达尔角地区与以军坦克展开战斗。埃军先头坦克被击毁,进攻当即受阻。由于敌军现已远离导弹保护伞,以色列空军全歼了这支部队。

   以色列部队逐渐控制了战场,让埃军的进攻在以军的防御铁砧上碰得粉碎。以军信心日增,也有了对付原来不熟悉的敌反坦克武器的一套办法。以军沿埃军桥头堡一线坚守的阵地,没有一个被敌军占领。那个星期三上午,戈南向总参谋长报告,他感到前线局势发生了显著变化,双方损失的对比有了根本变化:以军的损失的统计数字曲线显著下降,而埃军的损失曲线则在上升。后备队陆续到达,军械兵在修复坦克,指挥所在集结力量。

   在这一阶段,关于以军下一步行动的讨论开始了。到10月10日,情况已很清楚,要打乱埃军的平衡,运用以军快速和机动的特长,争取主动摆脱它所陷入的固定作战局面,唯一的一招是渡过运河,打进埃及去。这一直是以色列军事思想的一条首要内容。从1968年制定抗击埃及进攻,保卫西奈的计划起,就已考虑了准备渡河反攻的必要性。多年来,研制了渡河器材(尽管数量不足),在运河一线的各个地域建立了可供使用的渡河点。那里的沙堤特意筑薄一些,并标示了掘开口子的确切位置。在坎塔腊、德维斯瓦(大苦湖以北)和苏伊士以北地区,修建了必要的永久性防御设施,而且在战争爆发时,仍在修建之中。备用的架桥设备已运到西奈,为把事先准备好的渡桥送下运河,已修筑了专用的笔直道路。为了架桥,修建了一个后来称为“场院”的场地,这是一块长150码,宽700码,四周是高沙墙的地方。

   随着以色列兵力、尤其是坦克数量的增加,南部军区开始计划下一步的行动,拟订在德维斯瓦(他们发现这里是埃及第2集团军和第3集团军的分界线,该地没有埃军集结)渡河进攻的作战方案。这将是一次两个师的进攻。巴列夫同意这一想定。10月9日到10日的夜间,根据戈南指示,运到德维斯瓦以西尤昆的预制构件渡桥最后装配完毕。

   10月11日晚,戈南在司令部会议上提出了他的想定,但布伦和沙隆持保留意见,他们提出渡河点应选在其他早有准备的地方。但是戈南不同意他们的意见,他坚持认为,在德维斯瓦渡河,部队很有可能无需进行激烈战斗便可到达运河,如在其他地方渡河,在实际渡河前,就难免要进行一场大的战斗和突破。巴列夫决定在德维斯瓦渡河,理由如下:首先,渡河的一翼会有大苦湖作为掩护;其次,由于这一渡河点的西岸只有一条淡水渠和一块狭长的农田,因而比在坎塔腊更易于实施机动作战,而渡河部队在坎塔腊会遇到许多沟渠和农业开发区;此外,德维斯瓦地域正好是埃及两个集团军的分界线。

   确定进攻时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预知埃军的行动。以军统帅部所面临的问题是,现在埃军既可以在运河东岸部署五个步兵师并稳守不动,而把这五个师的装甲部队和新到达的部队部署在运河西岸,又可以集中起来随时投入桥头堡地域的战斗。能够打破这一僵局的唯一办法是横渡运河。但由于埃军在西岸集结了两个装甲师、两个机械化师和两个独立装甲旅,共约有900辆坦克,数量大大超过以色列的装甲部队,因此,渡河作战非常危险。埃拉扎尔和巴列夫都感到,在未予埃军装甲部队重创之前,进行渡河是不明智的。

   10月12日星期五,巴列夫飞回总司令部,向埃拉扎尔将军呈报渡河作战计划,尔后又把计划呈报国防部长。根据当时运河一线的战术态势,以军显然有三个选择方案:一、对现有的两个埃军桥头堡发动一次重大的进攻,把埃军赶回运河对岸;二、立即渡过运河;三、等待和粉碎预料中的埃军进攻(按照苏军理论,他们应在10月11日到12日发动一场大规模装甲部队进攻),尔后渡河反攻。

   埃拉扎尔建议,先等待埃军进攻,予以还击,然后渡河。达扬对整个作战行动表示怀疑,不太热心,但又说他不准备“发起讨伐行动”;认为以军渡河起不了决定作用,也不会迫使埃及人要求停火。他的意见是,在政治考虑的基础上制定决策不是埃拉扎尔的事。他还指出,从军事上讲,如果埃拉扎尔认为需要渡河,那他就必须作出决定并贯彻实施。说完这些,达扬便离开了会场。

   埃拉扎尔随即与达扬的私人助理拉维夫准将联系,告诉他,他仍然认为要由国防部长作出决定。达扬把此事提交到由总理主持的一个会议,出席会议的除几位将军外,还有战争特别内阁的成员。

   巴列夫提出了他的计划。接着展开了一场争论,总之,他们在讨论这支军队能否承担这一最复杂的作战任务,而且他们认为,只有一条补给线支持这一作战行动,将违背以色列既定的军事原则。此外,在目前形势下,必须尽极大努力进行突破,才能到达运河。随着讨论的深入,部长们开始提问题,巴列夫感到,这一作战行动也许得不到批准了。然而,在会议期间他们收到情报说,等待已久的埃及装甲部队向东岸的渡河行动开始了。迹象表明,这是一次大规模进攻前的准备。巴列夫抓住这一时机,要求推迟作出下一步行动的决定,提出南部军区当前的首要任务,应是作好粉碎埃军进攻的准备。他故意不提批准他的渡河计划的要求。

   星则五晚上,布伦师调离防线,准备渡河。同时,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随着埃军装甲部队在当天渡河,等待已久的埃军装甲部队力进攻已迫在眉睫。总参谋长决定把渡河推迟到装甲大会战之后,在这场战斗中,以军将力图最大限度地消灭埃军坦克,并尽可能多地把西岸的埃军装甲部队引到桥头堡来。

   10月13日星期六,埃军沿全线发起了试探性进攻。实际上,埃军计划以巨大的钳形攻势袭击雷菲迪姆(比尔贾夫贾法)这一最敏感的地方,埃军一个装甲师和一个装甲旅从吉迪的交叉路口出发,经乌姆马赫扎向雷菲迪姆进攻,另一个装甲师从伊斯梅利亚-德维斯瓦地区出发,途经塔萨向雷菲迪姆前进。戈南在军区部署他的部队时,命令装甲部队制止沿地中海海岸和苏伊士湾进攻的埃军,尔后由空军——在地对空导弹系统的射程以外——突击这支进攻部队。至于在中央和南部地段,如果埃军从正面进攻,艾伯特(曼德勒)和沙隆予以阻击;如果埃军仍向雷菲迪姆进攻,布伦师(部分沙隆部队)就作为预备队从翼侧进行反攻。布伦的一个旅向雷菲迪姆地域的开阔地运动。

   早晨,总参谋长来到南部军区,接着飞往沙隆的前进指挥所,审查看来已迫在眉睫的装甲战计划和渡河计划。沙隆反对等待埃军进攻,建议进攻运河东岸的埃军,并在桥头堡上把他们一点点啃掉。然而总参谋长作了等待装甲战的选择。但下令不管埃军是否进攻,都要作好在10月14日夜间渡河的准备。戈南乘直升机飞往沙隆的师部参加会议。坐在他旁边的是预备役少将,以色列前空军司令艾泽尔·魏兹曼,后来出任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戈南在与艾伯特的通话中,后者向他报告,他对于他的部队这天早上在吉迪山隘以西地域的战斗很满意。戈南告诉他,在结束与沙隆的会晤后就去他的师部,并问他在哪里见面。艾伯特用代号说明吉迪山隘的一个地点,接着说:“我建议我们在古迪公路和纵向公路的交叉路口会面”。戈南接着又问了他一个问题,可是没有回音。戈南转向魏兹曼说:“艾泽尔,艾伯特完了”。“胡说!你这蠢驴”,魏兹曼反驳说。但戈南很肯定:“如果艾伯特在无线电上不回我的话,那他准是死了”。无线电员试图使对方回话,但是没有成功。直升机在沙隆的指挥所降落,等待着戈南的,是他的副职送来的一份急件:艾伯特被埃军炮火击毙了。他进入会议室,低声把这个消息告诉埃拉扎尔将军。埃拉扎尔命令,把卡尔曼·马冈准将从北部地段召来接替艾伯特。

   那天上午11时,艾伯特在从师部乘直升机去沙隆师部参加会议的途中,曾在埃军阵地能看得见的地点降落:他的两辆装甲人员输送车编成的前进指挥所正在等待他。他上车后向前线的一个观察所开去。在500码开外监视前线敌情的一支旅侦察部队曾用无线电发出警告:艾伯特装甲人员输送车前往的观察所,是在敌人火炮和导弹的精确射程之内。警告是否被收到不得而知,他们没有接到艾伯特前进指挥所的回音。正当艾伯特用望远镜观察现场时,一枚导弹击中了装甲车。在他身旁同时被炸死的是驻该师的以色列广播电台记者拉菲·昂格尔。

   由于曼德勒的阵亡,以色列国防军失去了一名异常正直的军官。他的最明显的特点是对上对下同样忠诚。他是个非常诚实的人,作风细致,就他的性格而言,在许多方面堪称楷模。战争爆发后,他身边的人就都知道,他总认为他没有按自己的直觉——战争迫在眉睫的提示去行事,感到个人负有一定程度的责任。他认为要是他的部队按照“什伐赫·约尼姆”计划的要求进入阵地,局势便会截然不同。不管怎样,他是军队中最严于律己的军官之一,战争爆发后,谁都没有听他说过一句责备别人的话。

   围绕着曼德勒的阵亡,出现了许多传说。一种说法是,戈南由于在无线电中与艾伯特用明码谈论艾伯特的位置而万分悔恨,他在这种心情的震慑下,来到一个小山头,通过无线电用明码说明自己的位置,等待着埃军炮兵的猛烈射击。而事情真相却是这样的:戈南在第二天视察马冈地域的战场后,坐上吉普车进行巡视,坐在他后面的是一名年轻的少尉。当他们穿过沙丘时,这位青年军官详细叙述了他在艾伯特被害时与他在一起的情景,提到指挥官们通过无线电谈论艾伯特的位置是不谨慎的。他说:“就在这附近,将军。这就是艾伯特将军牺牲的地方”。

   戈南把车停在公路上,问他,艾伯特在他的位置暴露后多久被打死的。回答是30秒。戈南当即呼叫了他的司令部,用明码宣布了他的身份和他的确切位置。“现在我们等着瞧吧”,他对少尉说。他们一言不发地坐着,随着时间一分分地过去,年轻军官的额头上冒出冷汗。等到一段好象是无终止的时间而实际仅是10分钟过后,戈南转向这个军官微笑说:“是不是证实了我的看法?”

   10月14日星期日早晨,埃军装甲部队在6时至8时发起了进攻。达扬来到南部军区司令部,怀疑这并不是主攻,但是巴列夫和戈南都确信这是主攻。在北部地段,加强有一个T-62型坦克旅的埃及第18步兵师,从坎塔腊地区发动了进攻,其目标是到达鲁马尼。直升机把突击队送到盐沼地的各点。在沙隆对面的中央地段,埃军第21装甲师与第23机械化师的一个坦克旅,在这天早晨一道渡过运河,进入西奈,他们沿着从伊斯梅利亚向东的中央路线通过了桥头堡。在马冈师(原艾伯特师)的南部地段,两个坦克旅试图各沿一条进攻轴线向东部的吉迪和米特拉山隘突进。其中部分兵力力图沿干涸河道潜入山隘。在南部,一支特遣队(由第19步兵师的一个步兵旅以及第6机械化师的一个坦克旅和第113机械化旅编成)沿苏伊士湾海岸,向南面的萨达尔角推进。

   这样,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苏联库尔斯克战役外,这里开始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坦克战——全战线约有2,000辆坦克在激战。以军已精心作好这次战斗准备,一心迎战。清晨5时,安农同他的旅在中央地段等待着。这是一个闷热而阴沉的早晨。埃军开始用密集炮火轰击,突然,安农发现远处出现了一条坦克组成的洪流,从“中国农场”方向向他滚滚而来,这是埃军第21装甲师的第1装甲旅。安农与前进之敌展开战斗,但是一些敌坦克利用沙漠的起伏地形作掩护,直插到以军防守的高地。坦克在100码的距离上被消灭了。安农在高地上极其坚固的工事里,看着埃军刻板地向他的火力点实施正面进攻,便将加强有一个坦克连的师侦察部队投向敌人的南翼。战斗结束时,埃军第1坦克旅被全歼,经清点共有93辆敌坦克被摧毁,而安农旅仅损失3辆坦克,全都是被埃军导弹而不是坦克火力击中的。进攻沙隆部队的埃军第21师南战安农旅,北打海姆旅,打了一整天,一共损失了110辆坦克。

   埃军在南面的部队,力图向南进行纵深翼侧运动,尔后由南向北到达米特拉山隘。但是,该部队遇到防守在萨达尔角山隘的以军伞兵部队的抗击。马冈的坦克正在展开,等待这样一次可能的翼侧运动,丹旅则在米特拉山隘等待敌人到来。在两个小时的战斗中,埃及第4装甲师的第3装甲旅大部被歼灭。在以军装甲部队阻止敌人进攻时,以色列空军投入了战斗,不到两个小时,埃军约60辆坦克和大量装甲输送车和火炮被击中起火。南部军区等待着抗击埃军增加兵力,发展进攻,向西奈纵深穿插得更远一些,可是,埃军的指挥水平低,战术死板,结果他们的等待落了空。以军取得大捷,敌人寸步未前。在北部地段,以军进行了反攻并与被分割的布达佩斯支撑点重新建立了联系。

   这次大战使以军士气大振,他们终于感到恢复了自己的常态。经清点,战场上被击毁的埃军坦克达264辆(以色列空军击毁的坦克除外),而以军在那天仅仅损失6辆坦克(在这一阶段以前,埃及人的报道一直是周密精确的,这是第一天以色列人感到埃及人又恢复了他们以前报道失实的陋习)。巴列夫给梅厄夫人打电话,以他那安详和不紧不慢的语调说,“今天不错。我军又恢复了老样子,埃及人也是如此”。

   当埃军第2集团军司令萨阿德·马蒙将军得知这场生死攸关的大战的结局及其重大影响时,他的心脏病发作了。阿布德·穆奈姆·哈里尔将军接替了他。埃及统帅部深知这一失败的严重性。据埃及俘虏说,埃军总参谋长萨阿德·沙兹利将军在对他的部队讲话中承认,埃军进攻部队在所有进攻轴线上都遭到以军坦克和装备有SS11型反坦克导弹的反坦克营的突然袭击。以军成功地阻止了他们的进攻,并使他们的坦克遭到严重损失。在分析了以军于10月6日对运河的初次反攻和攻击埃军桥头堡时埃军所蒙受的损失,和埃军在14日的进攻中所蒙受的重大损失后,沙兹利得出的结论是,如果事先不摧毁或不压制反坦克导弹,就无法确保任何进攻(不管是坦克还是装甲步兵的进攻)的成功。

   以色列方面从这场战斗中得出的明确结论是:埃拉扎尔下达了第二天夜间横渡运河的各项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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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