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商代军事史
作者：中国·高锐
出自————《中国上古军事史》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第一节商代军事概要
一、商朝,是继夏代之后统治中国六百余年(公元前16-11世纪)的一个古代王朝。这个王朝从第一个国王汤(太乙)开始,到最后一个国王帝辛结束，共历17世31王。其世系如下:
二、商代,是从一个氏族部落发展起来的方国,通过战争,用武力推翻夏王朝而建立起来的国家。商王朝统治范围的扩大和国家的巩固发展，也是通过战争实现的。商代主要的战争是商汤伐桀战争和武丁征服方国战争。
三、商代，是中国奴隶制社会的发展阶段。国家是建筑在奴隶主阶级压迫奴隶阶级的基础上的。商代又是一个部族方国林立的国家，商王贵族与各方国贵族之间既存在宾服关系，也存在着斗争。阶级斗争及方国与商王族的斗争，产生了商王朝的常备军队和诸方国的军队。商代军队是奴隶主贵族专政的工具。
四、商代社会生产相当发达。畜牧业是商部落时代已很发达的产业,并发展了“乘马服牛”,利用牛马作交通运载工具,进行贸易。农业由于治水和掌握季节、气候的水平提高，加之使用奴隶劳动而得到了较快的发展。粮食的储积比较丰富。手工业的技术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特别是青铜冶炼铸造技术和车的制造技术，已达到古代的先进水平。商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军队的发展和战争的扩大，提供了充分的物质技术条件。
五、商代兵器,主要是青铜冶铸的戈、矛、矢刀,已达到相当锋利的程度。战车的制造已相当坚实，并已有相当数量装备军队。商都邑设有专门的兵器作坊。
六、商代军队,由徒(步)兵、车兵两个兵种组成。车兵主要成员是奴隶主贵族阶级子弟，徒兵主要是平民，也有奴隶。军队编制已初成体系。军队指挥已设置官职。最高统帅是国王，其下有“师长”百僚”等若干等级。指挥工具使用旗、鼓。商王的常备军已达到约3万人的规模。
七、商人笃信鬼神、卜筮。商王朝一切军事行动都要先问卜筮。把上帝和祖宗神视为军队命运的主宰。天命和神佑是动员和鼓舞士气的精神力量。商王朝还以赏赐和杀戮等手段加强对军队的控制。
八、商代军队的战斗方式已无从考察。但由其使用的兵器推断，战斗类似于后来周代军队。不过会比较简单些。
九、商代筑城技术已比较发达，城池已是商代国防的主要设备。
十、商代军事谋略已具有相当高的水平。突出表现在商汤伐桀战争。汤的谋臣伊尹，是古代出色的谋略家，也是中国文明史上第一个大战略家。商代还出现了一位古代女军事家一-妇好(武丁的配偶)。
第二节商的兴起和灭夏战争
一、商的兴起
商，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氏族部落，子姓。始祖名契。传说是女简狄吞玄鸟卵而生，当处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变的时期。契和治水有名的大禹同时，是当时中国北方一个强大部落的首领。这个部落开始活动于番、砥石地方,后逐渐南移,到第三世相土迁于商(今河南商丘北),遂以商为名。第六世冥迁于殷,故也称殷。从第七世上甲微到第十四世汤，逐渐有了国王的权力，汤又迁于毫。此时,正当夏朝末年,夏后桀政治腐败;而商却已发展成为黄河下游的一个强大的方国，从夏的属国变成了夏的强大对手。
商汤即位并迁都于毫后，表面上仍臣服于夏，实际上已在伺机推翻夏后的统治。此时，夏后桀及其贵族集团已极为骄侈淫逸，对人民及所属方国部落的压榨奴役极为残酷。夏民及各方国、部落的仇恨和不满，已很强烈，夏王朝已在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下，出现灭亡的危机。
二、商汤灭夏战争
商汤任用伊尹和仲虺为左右相，积极进行灭夏的准备。商汤在政治上,针对夏的暴政,采取“以宽治民”的政策,争取了人民的拥护，并得到一些小方国的向往。为了察明夏桀的内部情况，商汤派遣伊尹打入夏桀内部,充当间谍。在派出时,为了迷惑夏桀,汤亲自用箭射伊尹。伊尹假装逃走入夏。汤使人将射伊尹事传到夏桀耳朵里，以坚定夏桀对伊尹的信任。伊尹在夏三年，除亲自观察了夏桀的暴虐腐败情况外，还与桀的宠妻妹嬉建立了密切关系。在察明夏桀内部情况后，伊尹回到毫，向商汤报告了夏内部的混乱状况:“上下相疾,民心积怨”,社会上流传着“上天弗恤,夏命其卒”的民谣,说明夏桀已处于天怒人怨的危机状态,可以伐而灭之“伊尹视夏”，是中国军事史上第一个以高级人物打入敌方进行间谋活动的例子。孙武在《孙子兵法·用间》中,曾引作例证说“昔殷之兴也,伊挚(伊尹名挚)在夏..故惟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
商汤听了伊尹的报告，遂下定灭夏的决心。他和伊尹相盟，并共同谋划了灭夏的战略方针:先逐个剪除夏桀的羽翼，孤立夏后，最后一举攻克夏邑而灭亡之。
商汤灭夏战争的第一个剪灭目标是夏之属国葛。葛(今河南宁陵北)是邻近汤都毫的一个小方国。商汤以“葛伯不祀”作为借口，出兵攻葛，迅速把葛国灭亡了。接着，汤又出兵灭韦(今河南滑县东,再出兵灭顾(今山东鄄城东北)，继而转兵灭昆吾(今河南许昌附近)。还同时灭亡了其他小国。《孟子》曾有“汤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的话。这样，商汤便将夏王桀东部屏障的各方国扫灭了。直接伐桀的通路打开了。
为了准备直接灭夏的战争，商汤在景毫(今河南商丘北)召集一些部落、方国首领会盟，为灭夏联络同盟军。汤又采纳伊尹的建议,用停止向夏桀贡纳的行动,试探夏桀的势力和反应。夏桀当即调动九夷之师，准备讨伐商汤。汤见夏桀威势尚盛，遂按伊尹的谋划，“谢罪请服,复入职贡”,以掩饰对夏进攻的企图。
为在举兵伐桀之前进一步察明夏桀的情况，汤又派伊尹再行赴夏，了解到夏桀更加残暴地诛杀重臣，内部分崩离析。还通过妹嬉探听到夏桀夜梦“西方有日，东方有日，两日相与斗，西方日胜，东方日不胜”的情况:伊尹回报于汤。汤为了验证桀在诸部落方国中的威权，乃再行停止向夏后的纳贡，桀又要召集九夷之师讨汤，并召集诸首领在有仍会盟，结果不仅“九夷之师不起”而且有缗氏还公开反夏。于是，汤认为伐桀的时机完全成熟，遂决心出师。
汤伐桀出动的兵力，据《吕氏春秋·简选篇》有“良车七十乘,必死六千人”。汤军的进军计划，是采取战略迂回，从东方(汤都毫)出发,绕到夏都以西,由西向东攻击,以应夏桀梦中“西方日胜”之谶。同时,又能出其不意,突然袭击夏都。至于具体进军路线,因史书无记载，且关于夏都的地理位置说法不一，因此，难以肯定。
商汤率师抵达夏都附近时，曾举行过誓师大会。他向部属宣布,他出兵伐桀,是因为夏后犯了许多罪,上天命令他进行讨伐。他怕上帝怪罪于他，所以不敢不出兵伐桀。汤接着历数夏桀的罪行:极度的劳役民众，残酷的剥削夏邑人民，民众已经非常不满，不仅怠工反抗,而且诅咒夏王说“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指出“夏德若兹,今朕必往”商汤随即又向部属提出要求“尔尚辅予一人,致天之罚，予其大赉汝。”你们如果辅助我，执行上天的命令讨伐夏国,我就大大地赏赐你们。并说“朕不食言”,“尔不从誓言,予则孥戮汝,罔有攸赦”。意为如果你们不服从我的命令,杀死你们,决不宽恕。
经过战斗动员后，汤率兵登上“陑”地。夏桀率师仓促在鸣条迎战。汤师勇猛冲突，桀师溃败。由于历史文献对鸣条之战的情形无记载，所以无从知道双方的战斗经过。桀在汤军攻击下，迅速崩溃。桀率残部逃走于属国三朡今山东定陶东北)。汤率兵追击,攻灭了三朡。桀被迫逃亡南巢，夏朝灭亡，商朝建立。
商汤攻灭夏桀后，又向四方征伐，扩大了统治地区，建立起中国古代奴隶制强大王国。
商汤伐桀灭夏战争，是一个附属国推翻宗主国统治的战争。中国古代史书称之为“革命”。它虽不是近代意义上的“革命”,但因其具有推翻暴政统治的内容，所以在古代战争中是有一定正义性的商汤利用了战争的一定正义性，采取了争取民众和与国的政策，进行揭露夏桀暴政罪行的政治攻势，为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政治基础。汤大胆使用伊尹行间于夏，完全掌握了夏王朝的内部情况，在知彼知己基础上，在伊尹辅助下，确立了灭夏的正确战略方针，并进行了长期的准备。在实行战略计划时，善于创造与把握有利的战机，以有备之师突然袭击敌方，以速战速决的作战行动，取得战争的胜利。这场战争是中国古代“伐谋”“伐交”“伐兵”“用间”全面运用，达到战争速胜的最早的一个战例。善于发明与使用人才是商汤取胜的重要条件之一。利用牛、马、车为军队的运输工具,提高了军队的远距离运动能力，是汤远征战争取胜的另一个重要条件。夏桀政治上暴虐、腐败，丧失民众拥护和属国的支持，是其失败的主要原因，对汤的颠覆计划缺乏了解和重视，对汤灭葛、韦、顾等属国没有采取积极救援行动,消极坐视,自陷孤立,遭汤攻击时,不知利用王城坚壁疲敌，却仓猝出城，迎敌于野，客观上为汤军提供了速战速胜的条件。
关于夏桀都邑位置和汤伐桀战争的经过，古文献及近现代史家说法不一:
伪古文尚书《汤誓》篇首“伊尹相汤伐桀,升自陑,遂与桀战于鸣条之野”。孔安国传说:“桀都安邑。汤升道从陑，出其不意。陑在河曲之南”又说“鸣条地在安邑之西,桀逆拒汤”。疏引皇甫谧日“今安邑见有鸣条陌、昆吾亭。左氏以为昆吾与桀,同以乙卯日亡。明昆吾亦来安邑,欲以卫桀,故同日亡,而安邑有其亭也”。《太平寰宇记》说“尧山在河东县南二十八里,即雷首山。山有九名。亦即陑山”。汤伐桀,升自陑,即此《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今人据之认为，夏桀都邑在安邑(今山西安邑县)。“陑”即今山西永济县南之山,即雷首山,因而推测汤伐桀的进军路线为:从毫出发,向西沿黄河南岸抵达潼关附近,北渡黄河,越雷首山(今中条山)进入晋西南平原，再从西向东攻击安邑。
但当代许多史学家不以为然。吕思勉称伪古文尚书、孔传及皇甫谧之说为“善于凿空矣”并引证许多古书论证,结论是“桀都必当在河洛也”今河南洛阳附近)。鸣条“其地当在山东”吕思勉《先秦史》。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说“夏桀居洛阳….夏在东方有昆吾、韦(河南滑县)顾(山东范县)三个与国。汤灭韦、顾,战败昆吾乘势攻桀。桀到鸣条迎战,士兵败散,桀不敢回洛阳,逃依昆吾。汤灭昆吾,桀逃南巢(安徽巢县)”。郭沫若《中国史稿》说“桀又都于斟（鄩）“斟鄩郭就在嵩山西北的洛阳平原东部”又说“夏商两军会战于鸣条(今河南封丘东)之野,桀战败南逃,死于南巢(今安徽寿县东南)。夏桀都洛伊，似已为当代史家共识，然也有的历史学者不同意,但亦无新地确指,本书以桀都洛伊、昆吾居许(今河南许昌)为切近当时情势，并依此推断两军作战经过。
第三节商代国家体制与军事制度
一、商代国家体制
商汤灭夏后,取代夏后,成为中国之主。然商代中国,不像秦汉之后大一统的中国。商王的直统治地区，称为“王畿”的范围有限。王畿以外，还有大量的方国或部落，他们虽服属于商王，但还保持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因此，商王朝按统治权达到的程度，区分为内服和外服。内服指王畿以内，外服指王畿以外。内服政权，是由商王族的奴隶主贵族(见于文献记载的大贵族有二十余支)称之为“百姓”的分级执掌。它们按其官职被总称为“师长、百执事”或“百僚庶尹”。王畿内的土地和人民，均属商王所有。商王把土地和奴隶分给各级奴隶主贵族管辖。各级奴隶主贵族都必须服事商王，为王事亦即国事出力报效。在王畿范围内,又以王都(邑)为中心,向四方划分出一定地域称为“郊”(也称近郊,古书有说五十里为郊)。“郊”有田有邑,为农田和居住区。郊外划出一定区域为“牧”又称远郊,古书有说百里为远郊),即公共牧场“牧”外地域为“野”,是“野人”居住的地方。野人,据历史学家考证,当是战争中的俘虏,充作农业奴隶的人。野以外的地域谓之“林”,当是边界森林地带。商王直接统治区域纵横各在千里之遥，决不会仅以一个王都划分出邑、郊、牧、野、林的,它还必定在商王统治中心的“大商邑”亦称“天商邑”的周围建立起许多统治据点(考古发掘已在商朝直接统治区内寻到若干大城邑的遗址。如郑州的商代遗址),构成统治网,而每个大小统治据点(邑),又大体按上述地域区划,进行统治。
王畿以外的外服区,是一些臣服于商王的“方”或“邦”。它们多是商王族的异姓或异族，有的已是按地域不是按姓氏组织起来的国家,有的可能还是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它们对商王的义务,只是纳贡和从征。至于各邦或族的内部政治制度和经济文化，则只能任其自由发展，商王既无统一规定，也没有严格要求。
二、商代的军事制度
商汤是以武力推翻夏桀建立起商朝政权的。在推翻夏朝的战争中，商汤的军事力量得以发展和强大起来。在建立起商朝统治秩序后，为了巩固商王统治权，军队仍然是不可缺少的。
商代前期的军事制度，缺乏文献记载和考古文物资料，不能确切判明，但按商代国家组织机构判断，商王已经有了自己直接掌握的军队。这支军队的数量可能不很大。军队士兵大部分是从平民和农业劳动者(称谓“众”)中征集来的。
奴隶是没有服兵役的权利的。奴隶主贵族成员是军队的骨干。商朝后期，从甲骨文已有的资料看，武丁时，曾对上百个方国和部落用兵,而仅在征伐十几个方国时有“登人”临时征兵)之类的记载,其中最大的一次战争,曾“登妇好三千,登旅万”,即派妇好征集三千人，同时，调集了以旅为编制单位的军队万人。可见当时已有相当数量的常备军。武丁之后，商朝常备军数量又有扩大。甲骨文中有“王作三自(师),右、中、左”的记载,且有以族名或地名命名部队的记载。可见，军队的组织与族或行政区划是统一的，这是氏族社会的遗制。
除了商王直接掌握的军队外，各外服的方国、部落也有自己的军队。它们既是各方国、部落贵族首领(称“方伯”或“侯伯”)维持自己统治的工具，又是屏护商王朝的力量。它们要按商王的命令参加商王对方国的征伐战争。
这样，商朝的军事制度，仍然保留着夏代的遗制。商王是一个统治全国的大宗主国的奴隶主贵族首领，它建有一支以王族贵族为骨干的军队。这支军队的最高统帅是商王。它的下面设有师长及各级执事官(将领)，这些师长和执事们也就是各级奴隶主贵族中选拔出来的军事首长。他们平时管理所属的“众人”和奴隶,从事生产劳动,战时就率领由“众人”(平民)组成的军队,从事作战。这是类似恩格斯在《军队》中所说的“以奴隶制为基础的民兵制度”。随着商王朝的内部斗争和征伐方国战争的需要，商王把一部分贵族和平民集中起来，编成常备军，同时，仍保留民兵制度。
服属商王的各方国、部落，也以其国或部落首领为统帅，以各级奴隶主贵族首领为军事首长，以所属之平民组成方国的军队。这些军队除维护方国、部落首领的统治外，还要听从商王的调遣，执行征伐他方的任务。
第四节商代社会生产与兵器装备
一、商代社会生产的发展
商代是奴隶制社会。大量奴隶用于社会各种生产领域，扩大了各生产部门之间的分工，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农业是商代最重要的社会生产部门，农业生产采取井田制。井田即方块田，井田制是脱胎于原始社会末期的土地分配制度。商代，原始的土地公有制，已经转化成了以商王为代表的奴隶主贵族的土地国有制。井田主要在奴隶主贵族之间分配，各级奴隶主贵族就用这种井田作为榨取奴隶劳动的形式。由于大批战俘被作为奴隶投入农业生产，增加了农业劳动力，改善了农业灌溉系统，且以井田制进行组织监督，农业生产率得到提高，而贵族们又不断驱使奴隶们到偏远地方垦荒拓田，扩大耕地面积，增加农产量。在此基础上，奴隶主贵族们剥削的农产品有了很大的积蓄。除了供贵族们大量奢侈消耗外，还为供养军队提供了比较充足的基本物质资料-粮、秣。
商族本来是长于畜牧业的氏族，在建立了商王朝后，仍然十分重视畜牧业。由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且又有大批奴隶被投入畜牧业，因此，牲畜的数量有了惊人的增加。牧畜中不仅有马、牛、羊、鸡、犬、豕等六畜的驯养,而且有鹿、象等的驯养。马是奴隶主贵族在战争和狩猎时用于驾车的重要工具，故受到特别的重视。不仅有成批的养马奴隶，而且有专职的小臣管理。马在商代军队中成了战斗行动的主要运载工具。牛也用于驾车，在战争中运输军需物资。畜牧业的发展，为商代军队提供了动物运载工具，增大了军队的运动性。
商代手工业也随着农牧业生产的发展而迅速发展起来。大量的手工业生产为王室各级贵族所控制。尤其是青铜器手工业完全由奴隶主贵族垄断，集中于王都和各级贵族的居邑。手工业生产分成许多部门，每个生产部门中又有专业分工。大批奴隶在各种手工业作坊中，世代从事专门的劳动。因此，生产规模和工业技术水平，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青铜器冶炼和铸造的工艺技术则达到了相当纯熟的地步。这就为商代兵器的生产提供了物质和技术条件。
二、商代兵器
商代兵器,大量的是青铜铸造的,也有用石(玉入骨等制造的。兵器制造业是为商王和贵族首领垄断着,实行集中(都、邑经营和管理的。考古发现的商代都邑遗址中，发掘出集中的制造兵器的作坊。兵器的种类,有戈、矛、钺、戚、刀、镞(箭头)盔等。戈、矛分铸联装的戟已出现，但未形成有效的兵器。
戈在青铜兵器中是最多的一种。戈是装有长柄的勾形兵器，有锋利的双面刃和前锋。柄长六尺六寸，(约3米)许。可以啄击,也可以勾杀。是车战的基本格斗兵器(见附图)。殷墟妇好墓出土的随葬铜兵器有2/3以上(91件)是铜戈。殷墟西区聚葬地出土的青铜兵器中,戈也约占有2/3。与戈同类的郑(亦称:戳),援短而宽,呈三角形，在商代兵器中亦相当多。
矛，是一种装有长柄的尖形刺杀兵器。商代的铜矛，矛头呈尖叶形,两面有刃(双锋),下部是安柄的筒形銎，銎部两侧有环或孔。矛柄长者约一丈八尺(约4米)左右，是步兵使用的主要格斗兵器。殷墟1400号大墓墓道中出土有成捆的矛700支,每10支一捆。说明商代兵器中矛的数量也很不少。
钺、斧、戚，是装有木柄的砍劈兵器。钺与斧的形制大同小异，区别在于钺头大,柄长;斧头小,柄短。钺、斧也是商代重要兵器之一。但数量少于戈、矛。钺在商代已成了军权的象征。商王及高级军事首长均执钺指挥。戚，是一种类似斧的砍劈兵器，数量较少。
殳,是一种竹木制的打击兵器。多用硬木制成,长约丈许,上端有棱、尖。性能似棍棒，也可刺击。这种兵器取材和制作都较简易故可大量生产与装备部队(步兵)。商代虽然青铜冶炼工艺技术已很发达，但原料开采和制作工艺都比较复杂，因此，还不可能完全代替木石兵器。因此，殳类兵器，仍为基本兵器之一。
刀，是一种近接肉搏用的砍杀兵器。商代这种兵器为数尚少，形制也较原始。从殷墟出土的铜刀看，类似后代用的杀猪刀。可能当时即是一种宰杀牲畜的工具，战时可能用于护身和肉搏。商代后期出土器物中发现有一种铜长刀，一侧开刃，一侧有孔，据考为一种装柄的长刀，即后来的大刀的雏形。
弓箭(矢),是一种拋射兵器,能在较远距离上杀伤敌人。商代弓箭在夏代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特别是随着青铜冶炼工艺技术的发展，箭的制作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在铜镞的形体上，不断有所改进。到商代晚期，铜镞的两翼夹角增大，翼末的倒刺更尖锐，沿两翼的侧刃铸有血槽，这样可减小箭头穿入人体的阻力，加大创面,提高杀伤力,且难以拔出。铜镞的形制多为长脊双翼式,镞长约5–6厘米。脊伸出翼底,断面呈菱形,翼末倒刺尖锐。另一种镞是短脊双翼式，长约5厘米,脊较短,不伸出翼底,两翼侧刃弧度较前一种大。箭杆多为木质，长约80厘米左右。箭的全长约85厘米左右,箭尾装有尾羽。装箭用的“菔”箭袋)有竹制与皮制两种。大约每十支箭为一组,装在箭“簸”里。青铜镞的制造方法,是合范浇铸成型的。一范有6一-7个镞模，一次即可铸出七枚箭镞。这样，箭镞的生产速度和数量都可大大提高。商代的弓也有了很大的改进,它的构造,已脱离了原始单体弓的阶段,成为复合弓。即不是用一条天然木或竹片弯成，而是用几片木或竹材，制成重叠弓。在将弦解除后，弓体即反向回曲，可保持良好的弹力。弓体长约65一75厘米，张弦时长约160厘米，约相当于成人的体高(杨泓:《弓与矢》。这样的弓,张力大,弹力强,射程较远。
戈、矛、钺、斧、矢等,除了青铜质的以外,还有石质、骨质的。它的数量在商代出土兵器中，也不少。当然，制作的精细水平已不大同于夏代。
防护兵器,是同杀伤兵器同步发展的。自古有戈即有“干”,“干戈”是古代泛指兵器或战争的一个词“干”即是盾,是防护身体的战斗器具。防身兵器,在商代有甲胄和干(盾)。甲是穿着在人、马身体上的防护服,胄是保护头部的头盔。干(盾)是持以抵挡对方矢和刺杀兵器的器具。
商代甲胄，主要是皮革制成的，同时，也出现了青铜制造的胄(铜甲尚无发现)。商代畜牧狩猎业和制革手工业的发展,使皮甲制造工艺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甲胄是用牛皮制作的。犀牛和野牛皮质坚韧，抵抗力更强，贵族长官或主要甲士的甲胄，可能用犀牛、野牛皮制作。皮甲，是由整片皮革制成龟甲式发展到多片皮革制成鱼鳞式的。商代皮甲根据稀少的出土残迹看，可能还是以整片皮甲为主。由于皮甲的制作技术提高，故商代皮甲对青铜兵器的防护还是相当有效的。青铜制的胄已在商代遗址中出现。胄的形体是仿头颅的罩式头盔，顶上有插羽缨的细铜管，前额有威武的兽面纹，两旁及后壁下延，可护住颈项。铜胄铸造的虽较笨重，但防护力却较强。
干(盾)是从原始防御矢石的木干发展下来的。商代的干(盾)成方形或长方形,四边有框架,中央有纵向细木梁。盾为木质,盾面涂黑漆或彩绘。干盾在商代已普遍使用。现可见到金文图形族徽中,有手执干戈者的图象(见觚文《金文编》附录)。
战车，是商代重要的战斗运载工具。战车的制造，商代后期已达到古代的较高水平。根据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商代战车形制是独辕、双轮、方舆(车箱)长毂,车辕后端压置在车箱下面车轴上辕尾稍露出车箱后,辕前端横置车衡,衡上附轭,用以驾马。轮径较大,直径约135一138厘米,辐条18-24根,车轴长300厘米,两端镶有铜夹,辕长约290厘米,衡长约110厘米。车箱宽约115厘米，深约80厘米。四周有轩桎,桎间有栏,舆后门供上下。舆内可容甲士3人及所携带的兵器。一车用二马或四马驾驶。车辕两侧的二马称服马(辕马),两外侧各一马,称骖马。左为左骖,右为右骖,驾车的一人(称御者)位车箱中央对正车辕，以保持车的平衡和控制骖马和服马。左右两面各一人,右为武士(称戎右),左为主帅或车长。注:关于车上御者与主帅位置,尚有不同说法。杨伯峻注《左传·桓公三年》认为:“古代兵车，主将在中，御者在左，车长在右”。)
总之，商代在社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兵器装备较夏代有了较大的发展。特别是后期，青铜兵器和战车的生产达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高水平。
第五节商代军队
一、商代军队的编制
商代军队的编制，根据古文献的零星记载和甲骨文中卜辞，大体可以判断,在武丁及其以后时期,有了“师”“旅”“行”几儿级的编制,这几级编制又各分为右、中、左三部。从武丁、文丁时卜辞中有“王乍(作)三自师)右、中、左”的记载看，“师”是商王朝军队的最高编制单位“三师”是其军队的总额,三师是按右、中、左区分的。又卜辞中有“左旅”“右旅”“王旅”出现。武丁征鬼方时，卜辞中有“登旅万”等,可知当时“旅”也是军队编制单位的名称,且旅也按右、左、中“王旅”疑即“中旅”)区别。卜辞中有“缶中行征方”“宙用东行”..上行左”“亩口右亩”等“行”,专家们研究认为也是军队编制单位的名称，“行”也是按右、左、中区别的“师”“旅”“行”,有的学者认为是三级编制名称,即师下辖旅,旅下辖行,且认为“行”又分为“大行“小行”“小行”为百人编成“大行”包括右、中、左三“小行”,当为三百人编成“小行”以下的编制名称不可考，但认为是按十进位制(即十人为一最小单位，十个最小单位编为一小行)编成的。旅的编制人数,据认为是由右、中、左三个大行编成的，人数为一千(但如按每个大行为三百人，则旅应为九百人。假如加上旅的指挥,通信等人员共百人,也可成立)“师”则由右、中、左三旅编成,人数约为三千。全军以三师编成,人数约为九千,如果加上指挥、通信、警卫队伍,人数约万人。如果此说可信，则商王朝军队的师、旅、行,是按三三制编成的。行以下是按十十制编成的。究竟是否如此，尚待进一步研究。但商军已经有了一定编制体系，则是肯定的。
按照上述编制序列，还难于反映出步兵、车兵的不同编组及其数额。从殷墟出土商代战车形制和古文献记载可知，一辆战车的乘员是三人，即一名御手，两名战士，这是一车的基本编制，称为
“乘”,至于由战车组成的部队如何编制,还弄不清。
二、商代军队的训练
商代军队的训练情况缺少文献资料，难知端倪。只能从周代的按农业生产季节以狩猎方式教民战斗来推测，大概也是结合狩猎进行的，尤其是从事游牧的部落。至于战时，大概是在临战前进行简单训练的。从《礼记·王制》及其注疏中和《孟子·滕文公上》中透露出,商代统治阶级设有贵族子弟学校,名日“序”,是专门教育从太子到“元士”之“适子”的,这些贵族子弟十三岁入小学,二十岁入大学,除了学习诗、书、礼、乐外,还要学习射(箭入御(驾车)。这些贵族子弟学习到规定年限，经过考察，优秀的就可授以官爵。当国家准备战争时,便教他们学习“车、甲”即军事训练,然后,分别任军职。由他们再去训练兵卒。
三、商代军队的战斗形式
商代军队的基本战斗形式，大致类似西周的军队，以战车排列成横队，行正面直线冲击或迎击。步兵大约是排成方队，直前冲击的。
四、商代军队的指挥与通信
商代军队的指挥和通信联络，可能已设置了辅助指挥的人员和采取了信号(目视的如旗;音响的如铎、鼓等)与运动通信(如乘马、乘车传递号令等)手段，以保障指挥和联络。如商王调集各部族、方国武装远征鬼方、淮夷等大规模军事行动，决不是一个统帅个人所指挥得了的，而不断传递情报、号令，也必有专司其事的人和工具。这从后来周军的情况可以推测出来，只是，古文献缺少这方面的记载，详情难以考察。
五、商代军队的后方勤务
商代军队的后方勤务，从《周礼·地官司徒·乡师之职》郑玄注“辇”,引《司马法》说“殷日胡奴车“殷十八人而辇”可知用人力挽拽的辇,商代名为“胡奴车”,是由十八个人挽拽、用于装载军用器物的,至于随军供应的人、马的粮、秣,可能用牛车乃至马车运载。大军远征,亦当有专门的“远输”队向前方运送兵器、物资、粮秣,供应军队“千里馈粮”,决非只是春秋时事,夏、商代当即有之。战时就地取给，也一定是军队后勤供应的办法之一。只是那时地广人稀，特别是与鬼方、淮夷的战争，战地可掠取的东西一定很有限，
这就势必增大了后方前送的负担和困难。“千里馈粮，人有饥色”，人、马所需粮秣的供应，从古就是军队征战行动最重要的后方保障。商代中后期大规模军事行动持续时间可达数年，其后方勤务的组织保障规模也一定很可观，可惜古文献不见记载。
第六节商代国防与筑城
一、国防
商代国家的边界，还不是很明确的。国家平时的防卫，也不是沿边界设防的。国王所在的王都和国内许多统治据点，就是国家防卫的主要目标。王都(大邑)和各统治据点,是国家和各地区的政治军事中心。对这些目标的防卫(当时还没有国防这个概念)就是当时的国防。
商朝的王都从开始到灭亡，不止一处。汤王都毫(今河南商丘北),到仲丁时迁都于嚣(即傲,今河南荥阳东北),河宜甲由嚣迁相(今河南内黄东南),祖乙迁于邢(即耿,今河北邢台东),南庚又迁于庵(今山东曲阜),到盘庚迁于殷(今河南安阳西北)后,才固定下来。到帝乙末年,又迁都到沫(今河南淇县朝歌),直至商亡。商王曾经建都过的地方，连同以往被灭亡的一些方国如葛(今河南宁陵北)韦(令河南滑县东入顾(今山东鄄城东北)昆吾(今河南许昌)等所属的邑，以及原来一些部族的居住中心，商王都派出本族的贵族加以驻守(称为卫)。这些大小都邑,都是一方的统治中心,都建有防卫设施,即“城池”。每个城池,都有商王分封的奴隶主贵族的统治机构，他们都有一定的武装。这些城池连同其守卫武装，就构成了商朝基本统治区(王畿)。而在王畿以外的一些外服的方国,也都以其方伯所在地构筑城池，建立武装。这些方国的城池，形成了商朝的外层拱卫据点。商朝后期，从甲骨文中考证，曾经在边境地区的要地,设置有戍守部队,这种部队的长官就称为“戍”。其编成内有戍卒(步兵入戍马(乘马兵入戍射(专门的射箭部队)。戍守边境要地的部队,必然也要构筑城池或堡垒。因此“城池”是商代国防设备的基本形式。
二、筑城
城池的建筑，是一项重大的军事设备工程，它以符合军事防御要求为主要标准。因而，它的位置选择，首先要从国防的全局着眼，使其能控制所辖的统治地区或通往国都的一定的防御方向。还须从利于防御作战着眼，选择在易守难攻的地形上，最好有天然障碍(山、河、泽等)作屏障。商代甲骨文中,有若干“作城”的卜筮,其中就有某地筑城是否合适的问卜。说明当时已认识到选择城址的重要。而商城的遗址又多在靠水、近山地方，是着眼于当时军事防御的。城又是当时统治阶级聚族而居的地方，因此，除了军事政治的考虑外，还要考虑生产环境和生活条件。已发现的商城遗址，多在沿河土地肥沃地区，就是考虑了当时有利于农业生产和生活的条件的。
筑城这项军事工程，商代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从已发现的商城遗址看，城池的规模是相当大的。城墙相当高、厚而坚固。河南偃师商城(可能是汤都西毫)面积虽不很大(190平方米),城墙厚达19–25米,最厚的部分达40米。城墙用夯土筑成，建筑程序是先挖槽建基，夯土把基础打实，到与地面平时，向两侧扩宽基部，再向上逐渐收缩，形成下宽上窄的土墙。城内有登城道可从干道直上城墙顶。城内大型宫殿基址周围有宫城环绕。河南郑州的商城遗址(可能是仲丁的王都),城周长约7公里,城墙是夯土筑成,底部宽达20米。殷墟面积在24平方公里以上。没有发现城墙，但有一条大壕沟,宽达7一21米,深5-10米,长约800米,由东南向西北蜿蜒，通到洹水南岸，与洹水共同构成一个大环形防御壕(池)，仅就这两项工程来看，规模都是很大的。郑州商城城墙堆土当不下几十万立方米，虽是就地取土，但工作量也是够大的。城墙上部的设备，因无遗迹保存下来，也无文献记载，故不得而知。
第七节商朝巩固和扩大统治的战争
商汤推翻夏桀建立起商王朝统治后，在位年数很长，国势得到稳定。但汤死后,王位继承按“兄终弟及”的继承制度,因汤之长子太丁早死，由汤之次子外丙继位。外丙不久死去，由其弟仲任继位。仲任不久死去，王位应由太丁之子太甲继承。太甲年幼，被伊尹放逐于桐，王位落于伊尹手中。七年后，太甲复位，继续汤王的事业才进一步巩固了商朝的统治。从太甲到太戊，历经七王，商朝的统治处于比较稳定的时期。
一、征夷战争
仲丁之后,商王朝内部连续发生王位的纷争“兄终弟及”的继承制度被破坏，“废嫡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史记·殷本纪》)。王位的纷争，造成了混乱局面，削弱了商朝的统治。原来臣服于商的一些方国、部落乘机摆脱控制，发起向商朝的进攻。其中夷人中蓝夷，大概是反商势力最大的一个部落。为了镇压反商的方国部落，仲丁进行了征讨蓝夷的战争。仲丁的征讨并未成功，经其弟外壬，再传弟河亶甲时，又继续征蓝夷。夷人的反抗可能很顽强，大概到祖乙时，才平服了蓝夷，解除了来自东南方的夷人的威胁。商王朝对夷人(蓝夷)的讨伐战争，持续进行了四个王的年代可见这场战争拖的时间是不短的。战争的具体情况无可考，但战争相当激烈与残酷是可想而知的。在此期间，商王河亶甲还征讨过班方。《竹书纪年》中还有“征戎”的记载,也可能是在这个期间发生的。这些在盘庚迁殷前的战争，大抵是为巩固商朝统治而在中原地区进行的，是镇压被统治氏族部落和方国要求摆脱统治的战争，也是商朝巩固统治权的战争。这时期的战争，虽无资料可考，但它在政治上巩固了商王朝对中原地区的统治，在军事上锻炼和增强了商王的军队，对商朝后期兵器工业的发展和对外远征战争，都有重要作用，这大概是不成问题的。由于征夷战争是在淮河平原地区进行的，当对战车和车战的改进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二、盘庚迁殷与武丁征战四方
祖乙后，又经过祖辛到阳甲五个王的更替，商朝王位之争并未解决，且继续仲丁时开始的王都迁徙，使居住在王都的贵族和平民,感到“荡析离居,罔有定极”《尚书·盘庚下》),因而生怨,使商朝的统治几乎到了难于维持的局面。
盘庚继位后，为了扭转困局，巩固并扩大商朝的统治，乃决定迁都于殷(今河南安阳西北)。这是商朝历史上的一次有重大意义的迁都。盘庚迁殷后，“行汤之政”,巩固了商朝的统治,奠定了商朝新发展的基础。商代历史，也以盘庚迁殷为界，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殷,位于太行山脉东南端之山前平地,洹水岸上,傍山临河。地理上，虽偏于中原地区之北部，但接近威胁商朝统治的西北方诸方国，在当时形势下，有利于商朝统治的巩固与扩张。
盘庚迁殷后,经过治理,到了武丁时期,商朝势力强大起来。相传武丁少时生活在民间，了解“稼穑之艰难”(《尚书·无逸》),即位后,任用甘盘、傅说(传傅说为奴隶出身)为相,励精图治,使商朝的政治、经济、军事势力,有了很大的发展。同时,商朝四周的一些方国、部落，也逐渐强盛起来。其中，地处西北部的(鬼方)和土方，势力特别强大，它们的社会尚处于以掠夺战争为正常职业的军事民主制时代。常侵入殷之西北地区抢夺庄稼、牲畜以至人口，尤其是收获季节,抢夺更加频繁。有时分别出动,扫荡若干邑落,有时结成联盟，合兵侵掠一处或配合进攻某一地区。这使商朝西北边境严重不安。它们经常以各种借口,拒绝职贡,甚至起兵反抗,企图摆脱商朝的控制，因此武丁便连续多年四方用兵。从甲骨文上看到，武丁曾登人五千伐土方;亲率大军伐防;协同仓侯虎伐攀方;令妇好伐龙方;又曾征街、讨循,克題。不仅和西北多方多次交战，而且还南征虎方，东征夷方。据有的学者对甲骨文的记载统计，武丁征伐对象包括了上百个方国、地区，有时几条战线同时作战。如一块大龟腹甲上契刻有连续进行的四组卜辞，问商王是否和望乘大军一起伐下危;是否要和沚臧大军一起伐巴方，是否征夷方、伐龙方。同一日的占卜遗存还有五版大龟，由另一位贞人在上面连续占卜,反复贞问王究竟是亲往伐下危,还是伐巴方。一旬以后,四条战线的主将已选好，武丁再次卜问，他和妇好将参加哪一路大军的行动。这些战争有的旷日持久，如伐方，直到武丁之子祖庚时方结束。有的苦战数月,如缶拒绝来朝来献,武丁先派雀、史、多臣相继前往讨伐，还亲自率师出征，最后又令子商领兵摧毁缶与基方的联合抵抗，前后历经四个多月的多次征战，才擒杀其领袖，结束了战争。也有速战速决的,如伐缶同时又攻宙,原拟出兵日期,因卜兆不吉,推迟五日出兵,车战失利,次日再战,大捷。武丁时大规模的对外用兵，根据卜辞和古书的零星记载，经历代专家考证，约略可知以下情况。
武丁伐舌方战争。吉方是活动于今陕西北部和内蒙古河套地区的游牧部落，甲骨文中有关舌方的记载很多，从而可知其领袖矮曾臣服于商。后叛殷，成为西北多方反殷联盟的首领，曾带领舌鮮方并联合土方屡屡侵犯商朝西北部的属国沚、蚁等,构成一大威胁。沚国西为方，东邻土方，两面受敌，自然要不断向商王求援，因此武丁经常卜问青方是否出动，袭扰哪一地区，会不会造成灾难性损失，而这种祸祟又是哪位神灵降下的惩罚。在边境属国不断告急的情势下，武丁决心调集兵力，征讨方。伐方的时间据《竹书纪年》载,是在武丁32年。为伐舌方,最多一次聚众1.3万包括常备军的一个万人组织和临时征集的三个千人组织，这在甲骨文的记载中是绝无仅有的。而一次登(征)人三千、五千的卜辞更为常见,可知在征伐过程中,曾多次补充兵员。在对访的战争中,武丁十分重视掌握敌人动态，不仅命令驻守西境的武官和地方行政长官严加监视，还调集多仆和五千士兵专门负责守望方行动。对于具体作战案更作了细致策划，如占方出动是否由王亲自率师迎击、舌方遁走是否要乘胜追击。此外军队的部署和将领的委派都经过反复占卜。甲骨文还记载出征「防前,举行了隆重仪式,由减再述王命，然后大军以沚馘为先行,带领先遣部队,在前头开进,武丁亲率王师主力跟进。单、羽的贵族武装,是王师的核心,多臣、多仆也被武装起来投入战场。此外，受命出征的将领还有戊等。吉方也与土方加强联盟以对抗商军。大约开战后第二年秋季，战斗最紧张、激烈，武丁在此季节就曾七次下令征调援兵，每次三千人或五千人。据有人统计,38日内共征调兵力约二万三千余人。由于百方是游牧民族武装，机动性强，一遇不利形势即分散退去，使武丁的大军无从追踪。因此战争持续了三年多，终于以武丁胜利而结束，但舌方并未被彻底消灭。从卜辞看，到商王祖庚时，才由革擒到舌方首领，此后才不再有关于舌方的卜辞。
伐舌方的战争是商代后期的一件大事。它动用兵力之多，持续时间之长，在中国上古史上是罕见的。商王武丁因此次战争的胜利,连同其他战绩,受到殷人的极大崇敬,被尊为“高宗”。
武丁南伐荆楚战争。《诗经·商颂》有“挞彼殷武,奋伐荆楚”,歌颂武丁深入南方险阻之地，俘获大批军众的战绩。甲骨文也记载武丁在南土立三大史，分别配合在汉水流域的我、曾、举三个方国的军队，在南方征伐与镇守。武丁曾率王师屯住于曾，征伐中方,令望乘与举征伐虎方又征公方。武丁还伐过巴方，巴方可能在靠近大巴山一带的长江沿岸。由于道路险阻，武丁派征鬼方时任先遣队将领的沚或带领一支先遣部队开通道路，侦察敌情。武丁则率主力部队亲征。甲骨文还记载,在战前“庙算”中做过这样的谋划,即令妇好与沚戬协同行动，先行布下埋伏阵，武丁则从东面对敌发动进攻，以便把敌人驱赶入妇好的埋伏阵内，围而歼之。这是我国军事史上关于布阵设伏、合围敌军战法的最早文字记录。
武丁除了征伐鬼方、土方、荆楚巴方等外,还征伐过西部、东部等许多方国，如缶、蛋戥、湔、基、虎等,其征服的范围包括从西北到东南、从北方到江南的广大地区，达到了商王朝的极盛时期。
三、廪辛、康丁征羌、危战争
武丁死后,祖庚、祖甲先后继位,其间没有什么大的战争,商朝处于一个和平发展时期。但祖甲“淫乱”,他在位33年,社会矛盾开始激化起来，诸方国又开始反抗商王朝的统治压榨。
廪辛、康丁,继祖甲先后在位。他们一面沉溺于腐化的生活,一面对外用兵，发动征伐弓、戲、為、患(辔)系等方国的战争,并征调卫、虎、受等十几族“王众”出戍。其中对羌方的战争,从甲骨文卜辞和古书记载中，约可见其大略。
羌方是在陇山及其以西、以南地区(今陕、甘交界及以西)的羌人的部落,廪辛时开始强大起来,威胁到商朝的统治。康丁时,羌方大举进犯，冲破戍军防线，使其陷入危险的境地，以致商王曾考虑是否要将戍军撤回。经过卜问和考虑，采取了增援和反攻计划，即一面向戍守地增派援兵，一面令戍军在戍守地区防御，并从几个地点主动出击,但避免同敌人进行决战,然后调集“义行”“亩行”等军队，讨伐羌方。这种在强敌面前先采取防御，保存力量和保护阵地,消耗敌人,争取时间,调集兵力,改变力量对比,创造条件,再转入进攻的战法，使我们看到了后代积极防御思想的萌芽。由于采取了这种正确的作战方法，使康丁伐羌战争获得大胜。战争结束后商王朝将羌方伯的头颅献祭祖先，并派王族戍守夺来的羌方土地。羌方的侵掠被阻止了，但羌方反抗并未被完全压服。到帝乙帝辛时，羌方仍为四方国之一，以后更参加了伐纣的战争。
廪辛、康丁时，还进行过讨伐危方的战争。地处今河南永城和安徽宿县一带的危方，对商王朝时服时叛。廪辛、康丁时,商朝出动大军,经过一场大战,打败了危方,擒杀了危方首领。稍晚的一块卜骨上记载,小臣犒参加了伐危、经过醫地的战斗,大获全胜,俘虏敌人及马车、盾牌、铠甲、武器成百上千,并将俘获的方伯首领若干一一杀祭先王。此危方与武丁所伐之下危当有一定联系。
四、武乙、文丁、帝乙的征战
继商王康丁之后,武乙、文丁、帝乙、帝辛四代商王,都更加“惟耽乐是从”，并加紧对商朝内服外服的搜刮和奴役。西方和东方方国接连起而反抗，商王也就接连发动讨伐战争。
武乙时,西方的弘方和旨方联合起义。武乙亲率沚国等部族进攻旨方,途经饽、塞等地,俘虏了旨方几千人民,武丁到河(黄河)渭(水)之间打猎,被雷击死。
文丁时,曾出兵征伐归国(今湖北秭归)。帝乙时,西方诸方国、部落的反抗更激烈，迫使帝乙率蚁伯等侯、甸再次征伐戲方，弓方、翔方、隰方。同时江淮之间的夷人又西进中土，威胁到商朝的后方帝乙九年二月，夷方出现了大举进攻商朝的迹象。帝乙遂出兵伐夷，商军沿沁水睢水前进，在进到今河南睢县附近时，遇到孟方的中途截击。帝乙遂率诸侯亲征孟方伯炎，取得战争胜利。帝乙十年九月，又出征夷方，到达了淮河流域的攸国。攸侯喜率兵与商师会合，共同征伐夷方及林方，战争持续到次年三月结束，商军胜利而归。帝乙十五年再次率诸侯征夷方,进军地区更广阔,包括齐、顾等地。这次征伐擒住夷方伯。但直到帝乙死时，夷方并未被商王完全镇压下去。
五、帝辛的征战
商朝最后一位王一帝辛(殷纣),是中国古代史上一个著名的暴君。从《史记·殷本记》的记述看，帝辛是一个恃才傲物的人物。他“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他自恃智与力过人，好大喜功，刚愎自用。在他统治时期，商朝衰败以至灭亡。纣“好酒淫乐”,“厚赋税”,“重刑辟”,重用坏人,诛杀好人,以致内政腐败，内部矛盾激化。纣又好穷兵黩武，对外继续帝乙的军事征服政策,不断进行征伐战争,古书有“纣之百克”的传说(《左传·宣公十二年》)。其中,从甲骨文及金文的记载可知,纣曾对人方(即夷人)大举用兵两次:第一次是在帝辛十祀九月至十一祀七月，长达十一个月。第二次是在帝辛十一祀时。战争的起因，据传是纣在黎举行军事演习,东夷拒绝参加,纣乃大怒,举兵伐夷。伐夷战争的情况，史无记载，但从其持续时间和俘虏了“亿兆夷人”的战果看，规模和激烈程度也是很大的。
商纣征夷战争是胜利了，但他的统治却在胜利后被推翻了。在他征夷回来,于王都(朝歌)庆祝胜利时,周武王的军队,突然出现在王都的附近。纣王仓猝应战，被周军迅速击溃，纣落得身死国亡，结束了商朝的统治。
六、商朝后期战争特点
商朝后期的对外战争总的说，是巩固和扩大商王统治的战争，对于保护中原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对于扩大中原文化的传播范围，有积极意义。但战争具有很大的野蛮性和掠夺性，遭受战争蹂躏过的地区，人民除被杀者外，多被虏为奴隶，财物、牲畜被劫掠，成了奴隶主贵族的私产。部族、方国间矛盾加深。商王在征伐战争中,几乎全凭强大的武力打破方国的抵抗,即以“伐兵”为上,而根本不重视“伐谋”“伐交”即以政治攻势达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谋略运用;对战争俘虏采取收为奴隶和杀戮政策，加剧了与方国的对立和仇恨。这与商朝创立时商汤伐夏桀战争全然不同。这固然反映了商代后期国力兵力的强大，同时也反映了商代后期政治上的反动腐败，对诸方国的过度压榨，使其丧失了政治上的号召力。军事上则反映出商王的穷兵黩武的特点，不重视也不善于运用谋略。在战略指挥上，迷信卜筮，决策取于鬼神，不把对战争胜负的“先知”放在“取于人”的“用间”上,因而在兵力使用上,便出现了逐次增加兵力的错误(武丁伐鬼方一个多月连续征兵五次就是例子)。其根源在于没有真实的足够情报，对敌方力量估计不准，因而集中兵力不够，从而延长了战争时间，增大了战争的消耗。商王多把战争视为眩耀武力、游猎取乐的好机会。出征中,沿途游猎,寻欢作乐,并不认真严肃地去指挥作战，这也是商朝后期战争中的一种腐败现象。
商朝后期战争,作战地区多在边疆,地形、交通都不便之地。因此，军队主要是徒兵，战斗主要是步战。车大概多为国王及贵族长官乘用。战斗的情况，史无记载，已不可考。但军队出征距离甚远，且需深入复杂地形的方国部落地区，因此，产生了先遣队的组织。先遣队为主力进军开辟道路，扫除障碍，保障主力军顺利的前进，这是军事史上一个创举。同时,适应军事运输需要的“乘马服牛”的运输工具，也有所改进和发展。由中原通往四方的道路也因此得到开辟。
远征鬼方和荆楚，扩大了战争的地理范围，开阔了中原人士对中国广大地理环境的认识，增加了军事地理知识，积累了在各种复杂地形上行军作战的经验，对中国古典军事地理学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战争的频繁和作战对象的多样，对兵器必然提出新的要求。商代后期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兵器不论在造型上或坚硬锋利程度上，都达到了较高水平，特别是弓箭的改进。这不能不是当时战争经验和要求的反映。
第八节商代主要军事人物和军事思想
一、商代主要军事人物
商代六百多年间，大小战争不下百余次，在战争中出现了一些军事人物，从甲骨文和古文献流传下来的比较有名的有:汤、伊尹、武丁、妇好等。汤和伊尹的事迹已见于汤伐桀战争武丁和妇好的事迹，已见于武丁征方国战争。
商汤,殷虚卜辞作“唐”也称“成”,灭夏桀后,自称“武”,故后世称他为“成汤”,也称“武汤”,庙号“大乙，“天乙”。汤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小(国)胜大(国)以下(属国)伐上(共主国入建立起一个新王朝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汤是夏朝所属的方国一商的国王。他在伐夏桀战争时，占有的国土不过七十里(约为今30公里,不过千平方公里，兵车不过三百辆《淮南子·主术训》),“良车七十辆,必死(敢死队)六千人”《吕氏春秋·仲秋纪》)竟把有六百多年历史的“霸有天下”的夏桀消灭了。这一历史性成就,除了夏桀的政治腐败，军事无能和汤的政治进步的因素外，汤善于用兵，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汤在军事上的成就，除前面说过他伐桀的战略兼用“伐谋”“伐交”“伐兵”和各个击破外,还有他善于选拨和训练精锐的敢死队。在作战指挥上机动灵活,善于把握战机,快速行动,突然袭击，速战速决，这些都是适合于以小攻大的战争特点的。
伊尹,是商汤的“相”,名“挚”,号“阿衡”。传说出生于空桑,关于他的出生有一段神话。说他的母亲住在伊水旁边，怀孕后，梦见有神告诉她“臼水出而东走”,其母天明后见到臼水出来了,赶急招呼邻居一同逃走，走出十里路后，回头一看，原来住的地方都被水淹没了,母身死化成空桑,他(伊尹)便出现在空桑,被有莘氏的女子抱回去,献给了有莘氏酋长,酋长命令厨师抚养他长大成人(《吕氏春秋·孝行览》。至于伊尹如何成为汤的“相”,一说,伊尹在有莘氏酋长家里当了厨师，商汤听说他很贤德，派人向有莘氏酋长索取,酋长不给,汤便娶有莘氏女为妻,伊尹作为陪嫁的媵臣(家庭奴隶)随嫁到汤处,利用给汤当厨师的机会,接近汤,被汤赏识,受到重用。另有《孟子》中说,伊尹是个处士(高级知识分子),汤专门派人去聘请来作“相”的,不过多数古书均说伊尹是有莘氏的滕臣,出身微贱。他被汤赏识后，便积极协助汤谋划灭夏。伊尹很有军事政治才能。本章第二节已讲过，他亲自打到夏桀内部，侦察桀的情况，协助商汤制定符合夏商双方情况的战略，并辅佐汤指挥作战。伊尹在汤死后，曾连任三世商王的宰辅，对巩固商朝统治有重大作用。《汉书·艺文志》道家书目中,首列《伊尹》五十一篇,并注以“汤相”,该书早已佚失,内容不详。但古道家书中多有言兵的，《伊尹》书中当也有关于用兵的内容。
武丁,是商代第22个王，是商后期王朝复兴的著名的国王。古书说他早年曾参加过劳动,同“小人”生活在一起,知道种田等劳动的辛苦。又说他从土木建筑工人中，选出一个名叫傅说的人作宰相，帮助他把衰败的商王朝治理好了。武丁的军事功绩已在本章第六节中讲过了，甲骨文中关于他的事迹记载较多，从他的战争生涯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勇敢而有决断的军事统帅。他能在四方方国部落纷纷叛殷的动乱局面下，毅然举兵征讨，甚至同时四方用兵，而终于取得征战的胜利，平定了各方叛乱，巩固了商朝的统治。这说明他在军事力量建设上是有办法的，战争指挥上是勇敢果决的。他亲自率兵远征，敢于深入僻远艰险地区，战胜对手，说明他是勇敢善战的。他被商人后世尊为“高宗”,受到代商而兴的的周朝大政治家周公旦的推崇，不是没有缘由的。
妇好，是武丁的妻子，是中国古代史上第一个女军事家。古书关于她的记载虽不多，但甲骨文却有不少她用兵作战的记载，本章第六节中已引证过。从殷虚发掘出她的墓葬中，出土了很多贵重陪葬器物，可见她当时是很受尊崇的，她的陪葬品中有大量青铜兵器，证明她生时是武功盛大。从甲骨文卜辞中可知，她既被武丁派出单独率师征伐过方国，也曾和武丁一同出征过，还在伐荆楚中，独立指挥一个方面，与武丁配合作战。可见，她是武丁复兴商王朝战争中的得力军事将领之一。
二、商代军事思想
商汤和伊尹，是商代开创时期的军事人物，武丁和妇好，是商代复兴时期的军事人物，他们各代表一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他们所代表的商代军事思想的基本特点是:笃信上帝、神灵，军事行动的决断经常要借助卜筮;出师征战,都要打着上天命令的旗号,以宗教迷信动员军民，并以此威慑敌人;采取先发制人的进攻战，并把“兼弱攻昧””乘敌衰弱和昏暗而攻之)“取乱侮亡””乘敌内部动乱、衰亡而取之)作为攻伐的有利时机而利用之《尚书·仲虺之诰》)重视建设一支精悍的突击队,实行出敌不意的袭击战;以杀戮和罚做奴隶作为强迫军队作战的纪律手段，表现出奴隶主贵族阶级压迫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