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战国军事史·上 – 吴起兵法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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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战国军事史·上

第六章战国军事史·上

作者:中国·高锐

出自————《中国上古军事史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第六章战国军事史

       第一节战国军事概要

       一、战国时代是春秋时代的沿续和发展,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制度取代奴隶制度的时代,是新兴封建地主阶级在各诸侯国建立了地主阶级专政后,在互相争战中实现大一统封建帝国的过程。这个过程从公元前453年韩、魏、赵三家灭智伯而分晋时算起,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统一中国为止,共历时232年。这二百多年历史的特点,就是战争“战国”的名称,在当时就已经有了,不过那时是对七个大国的称呼,后来史学家就以战国命名这个历史时代。

       二、春秋后期保存下来的诸侯国尚有晋、秦、齐、楚、燕、越、鲁、郑、宋、卫、陈、蔡、杞、莒、滕、郯等大小十余国;在燕晋之间有中山国;在秦国西北有义渠,西南有蜀国、巴国等;北方则有匈奴、楼烦、东胡、林胡等部族方国;西南尚有夜郎、且兰、滇、昆明等;五岭及以南尚有闽、越、瓯越、南越等,其中,晋、齐、楚、越四大国逞四分天下之势。到公元前453年,晋国的赵氏与韩氏、魏氏联合消灭了智氏,三分其地,韩、魏、赵三家分晋,并逐渐形成了雄据中原的三个独立强国,连同齐、楚、越、秦、燕,共有八大强国。由于越国独据东方沿海地区,不再参与中原地区的争夺,而韩、魏、赵、齐、楚、秦、燕七国便成了争战不休的“战国”。

       战国各国世系(括号内数字系在位年数)

       (一)周(8世)定王(12)考王(15)威烈王(24)安王(26)烈王(7)显王(48)惧靓王(6)赧王(59)

       (二)秦(15世)厉共公(11)躁公(14)怀公(4)灵公(10)简公(15)惠公13)出子(2)献公(23)孝公(24)惠文王(27)武王(4)昭王(56)孝文王(1)庄襄王(3)秦王政(26)

       (三)楚(12世)惠王(22)荀王(24)声王(6)悼王(21)肃王(11)宣王(30)威王11)怀王(30)顷襄王(36考烈王(25)幽王(10)负刍(5)

       (四)齐(9世)宣公(49)康公(26)田剡(4)田桓公(18)威王(37)宣王(19)滑王(17)襄王(19)齐王建(44)

       (五)赵(13世)襄子(29)桓子(1献侯(15)烈侯(22)敬侯(12)成侯(25)肃侯24)武灵王(27)惠文王(33)孝成王(21)悼襄王(9赵王迁(8)代王喜(6)

       (六)魏(8世)(从入战国后8年起)文侯(50)武侯(26)惠王(5)襄王(23)昭王(19)安鳌王(34)景滑王(15)魏王假(3)

       (七)韩(12世)(从入战国后29年起)武子(16)景侯(9)烈后(13)文侯(10)哀侯(2)懿侯(12)昭侯(30)宣惠王(21)襄王(16)鳌王(23)桓惠王(34)韩王安(9)

       (八)晋(5世)出公(2)敬公(18)幽公(18)烈公(27)桓公(20)

       (九)燕12世)成公(15)文公(24)简公(45)桓公(8)文公(29)易王(12)燕王哙(9)昭王(33)惠王(7)武成王(14)孝王(3)燕王喜(33)

       (十)越(7世)不寿(5)朱句(37)翳(36)诸咎(13)无余之(12)无颛(8)无疆(10)

       三、战国的历史过程大致上可分为前、中、后三个时期:前期从三家分晋(公元前453年)到三晋(晋国分裂为韩、魏、赵三国后,历史上也称“三晋”)互相争战(约公元前380年前后)。这一时期是各国内部政权转换,内政不振,相互争夺比较缓和,战争规模较小的时期。中期,从三晋开始互相争夺卫国(公元前383年)到秦国实行远交近攻战略开始征灭六国之年(约公元前257年),这是战国的主要时期,是战争最频繁、最激烈的时期。后期为秦灭六国战争时期(约从公元前255前221年)。这个时期的划分,只是根据战争形势的演变而大概区分的。

       四、战国时代是个战争时代。在230余年间,共发生大小战争约近300次,年平均约为1.3次,这个平均数与春秋时代差不多,但战争的规模和持续时间,则远远超过春秋时代,特别是中期以后的战争。战国时代战争的主要特点:(1)战争主要是新兴封建地主阶级专政的国家之间争夺领土的斗争,继而变成为实行封建统一的战争。前半时期的战争属兼并争夺性质;后半时期战争具有消灭分裂,实现封建统一的性质。(2)战争工具发展了,步兵成为主要兵种,车兵减少了,骑兵出现了,以步兵为主的步、车、骑联合作战出现了。(3)战争的规模增大了,动辄十万、几十万乃至上百万军队投入交战。(4)战争的持续时间延长了,一次大战可以持续三年五年;(5)战争的机动性增大了,受地形、天候限制小了,因而出现了古代的大规模的运动战。(6)战争的歼灭性和残酷性加强了,最突出的是秦军的征战,一次战役可以全歼敌人一支几十万人的大军,而斩首竞达8万10万,乃至一次坑降卒40万。引水灌城,一城军民十几万、几十万及全城财物,尽遭毁灭。(7)伐谋,伐交,用间,成了战争的一种普遍形式,游说之策士,纵横捭阖;贪赂之奸人,里通外国,往往使强国的攻伐,获得不战而屈人之兵、破人之国的成果。(8)战略战术趋向灵活,战法已从车战时代的呆板笨拙中解放出来,诡诈术已广泛用于作战。

       五、战国的军事制度,已从奴隶制国家军事制度改变为封建制国家的军事制度,主要是打破了国人当兵,野人、奴隶不能当兵的限制,兵役转为以农民为主;破除了奴隶主贵族在军官中的世袭制度和军队内部严格的阶级等级限制;建立了以法治兵、按军功升降的新的赏罚制度;国家实行了将相分开,确立了国君(王)任命将军率兵出战的指挥制度,并创立虎符制度,军赋已统一于国家征收的田赋和工商税中,军队的供应则专门设立有军市,负责为军队供应粮食、薪柴,兵器等军需品。

       六、战国时代社会生产关系的改变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农业、手工业都因国家政策的鼓励和生产技术的进步,有了新的发展。农业的发展为战争提供了比较充足的粮秣和货币手工业的进步,为战争提供了更锋利的兵器。青铜冶炼铸造技术更趋科学,已有了按兵器性能调配铜、锡比例的知识,使兵器的坚韧程度提高了。镶嵌工艺的创造,使兵器美化了。冶铁技艺的进步,使铁兵器逐渐增多。步兵大量增加,骑兵出现,适用于步骑兵的兵器得到了发展和创制。战车、兵船,较少改进。

       七、战国军队,已成为新兴地主阶级及封建国君(王专政的工具。军队数量远超过春秋,大国多有“带甲百万”,贫弱国家也有几十万军队的结构已由车兵为主变为以步兵为主;骑兵已成为新兵种。军队的编制体系各国不一致,但大体均以伍、什为基础;五、十、百、千、万为层次,名称则各异;军队实行了军功奖赏爵禄制度,兵卒有战功可升为官吏,军官按战功升降,破除了奴隶制度时代奴隶主阶级世袭垄断军官、甲士的制度军队纪律更严格了,特别是秦军,不仅有重刑(杀而且有连坐法。军队除有集体的比较系统的教育训练外,还有挑选来的特技武士的专门训练,如魏之“武卒”,齐之“技击”之类,骑射已成为军队训练的新内容;对军队将领的要求更高了,良将多为文武双全的优秀人才。

       八、战国时代各国的国防,除了增加军队外,有以下三个新的发展:一是实行了寓兵于民政策;二是修长城,设关塞;三是养士重游说,以外交争取与国,孤立瓦解敌国。筑长城,设关塞,成了各国国防设备的重要事项,为中国建筑史添了新的一页,但长城的防御作用并不大。

       九、战国时代连年战争,各国间人才可以流动,且良才常为别国重用,因此有利于军队人才的成长,军事人物也就出现的比较多。成为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良将如吴起、孙膑、白起、赵奢、廉颇、王翦等等,不仅战绩赫赫,而且多有兵书传世。

       十、战国是军事思想非常活跃的时代,军事理论(兵书)的著作甚多。著名的《吴子兵法》、《孙膑兵法》、《尉缭子》,乃至《六韬》等流传至今的古典军事著作,都是战国时代的产品。战国军事思想的主流是反映新兴封建地主阶级为争夺扩大统治权的强兵、攻战所需要的军事(治兵作战)政策和战略战术(战法),其主要特点是以法治军,力求创新;战法主动、活泼、富于进攻精神。

       十一、战国时代是中国军事史上内容极丰富多彩的时期,但战国的军事史资料却又极为残缺不全。许多内容只能从先秦乃至汉代文献中,去寻觅一星半点资料,加以拚凑推断,因此,不论对战国时代的战争还是军队,只能有大概的描述,缺少具体内容,许多问题还有待考古印证和深入探索。

       第二节战国的形成及初期大势

       春秋后期,长江下游相继出现了两个后起的强国一吴国和越国,争霸称雄于一时。雄踞长江中游的霸国之一一楚国,为吴国战败(公元前506年)几遭灭亡,被迫迁都于都。幸而吴为越灭(公元前473年),越国把争霸扩张的矛头指向北方的鲁、齐两国,楚才得以乘机复振。从春秋中期就称霸中原的晋国,到春秋后期,国内连续爆发政争,国君(公)浸淫于享乐腐化生活,“政在私门”。六家卿大夫赵氏、魏氏、韩氏、知氏、范氏、中行氏,各自发展自己的势力,并把持国政,到晋顷公十二年(公元前514年),为了削弱公室,六卿依法借故杀死了公族的祁盈(祁氏、祁午之子)和杨食我(羊舌氏叔向之子),并全部灭杀了两族的人口,瓜分了两族的属地(采邑,分成十县,六卿各令本族的子弟为各县大夫),出现了六卿(属新兴地主阶级贵族)分晋的局面。在晋君已无力统御下,六卿之间便展开了各自扩大领地和相互争夺权柄的斗争。

       从晋定公十五年(公元前497年)到定公二十二年(公元前490年),持续进行了七、八年赵、魏、韩、知四家攻灭范氏、中行氏的武装斗争。终于消灭了范氏、中行氏。继后四家又分了范氏、中行氏的领地,晋国出现了四卿专政局面。到晋出公二十二年(公元前453年),赵、魏、韩三家又攻灭了知氏,三分其地,晋国一分为三的格局已基本形成。由于赵、魏、韩三国都实行了新的封建经济制度,又利用了晋国原有军事力量,所以在分晋后,能较快地强盛起来,进入战国七雄的行列。到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赵、魏、韩三国被周威烈王命为诸侯。实际上,此时,已是赵烈侯(赵襄子四世孙)6年,韩景侯(韩武子之子)6年,魏文侯(魏国第一代君主)43年了,赵、魏、韩三国早已成为独立诸侯国了。

       与晋国一分为三国的同时,齐国内部发生了田(陈)氏逐次诛灭国氏、高氏、鲍氏、晏氏及公族之强者,取代姜氏政权的演变,这一演变过程持续了百年以上,到周安王十六年(公元前389年),田和(大公)开始列为诸侯。在此百年间,齐国内部不断发生争权冲突,国势趋衰,对外战争多遭失败,特别是艾陵之战,遭吴国的打击严重,但到战国初期,齐国仍然保持着大国地位。

       春秋中期崛起于渭河中下游(关中地区)的秦国,到春秋末期,仍保持着强国地位,秦厉公在位年代(公元前476一前443年),秦国西南方的蜀和南方的楚,北方的义渠之戎,都向秦朝贡献礼。秦厉公十六年(公元前461年)征服大荔之戎,三十二年(公元前445年)征服义渠之戎,这都表示秦仍是西方强国。只是进入战国初期,秦国国势开始趋向衰弱。但到战国中期便又兴盛起来。

       春秋时代偏处于北方的燕国,与中原诸侯国交往很少,战争只有因燕国内君位争夺而引起的一次齐、晋干涉(公元前536年)之战。北戎的侵扰,由于齐桓公北伐山戎而得以解除,因此,燕国得以长时期地处于和平安定的环境中。到春秋末年战国初期,燕国仍保持着独立于北方的大国地位。

       长江下游的越国,在越王勾践24年(公元前473年)灭亡吴国后,成了春秋时期的最后一霸。战国初年,越国的霸权地位很快便丧失了,成了一般的强国。

       处于中原地区为诸强争夺目标的一些中、小国家,到春秋末战国初,尚有鲁、宋、卫、郑四国,曹国已在公元前487年(吴王夫差伐鲁争霸之年)为宋国攻灭;陈国在公元前478年(越王勾践伐吴战于笠泽之年)为楚国攻灭。

       到公元前450年前后,(赵、魏、韩三家分晋后)列国分布和疆域大概如下:

       楚国:仍据有长江中游和汉水中下游、淮河中游地区,西起巴山(今四川省东端)与巴国接界,东有豫章(今安徽长江以北)东北抵淮夷(今江苏北部),与越国接界;南有长江中游南岸地区(今湖南省东北部、湖北省南部、江西省北部),与百濮、百越接界;北有上洛(今陕西东南部入申(今河南省南阳地区)蔡(今河南省南及东南边境地区),与韩、郑、宋国接界。东西约750公里,南北约500公里,论面积是第一大国。国都在郢(今湖北省江陵县北之纪南城遗址)。

       秦国:仍据有渭河中、下游及汉水上游地区(今陕西省关中地区大部、汉中地区一部及甘肃省东南部)西和源绵诸、乌氏等戎族交界;北和义渠、朐衍等戎族交界;东和韩、魏、大荔之戎交界;南和蜀、楚接壤。东西、南北各约250公里左右,国都在雍(今陕西省凤翔县东)。

       越国:除了原有的钱塘江流域(今浙江省北部)越国故地外,还兼并了吴国的故地(今江苏南部及北部运河以东地区、安徽长江以南地区),更向北扩大到淮河下游以北及沂水、沭水流域(今江苏淮北运河以东及山东临沂、莒县地区)西界楚国,东濒海,南接百越,北抵琅牙台(今山东胶南县属)与齐、鲁为邻。国土南北狭长约750公里,东西宽约100–300公里不等,面积仅次于楚国。

       齐国:仍保有山东半岛的北部(泰山、沂山山脉以北)和黄河下游以东(今河北沧州、大名以东地区)。东及北滨海,西界黄河与赵国接壤;南以泰山与鲁国分界;东南与莒国、越国接界;西南与卫国接界,东西约600公里,南北约100一200公里。

       燕国:从春秋到战国初期,始终保守于燕山和太行山北端夹角地区(今河北省北部、辽宁省西南部、山西省东北角),国都在蓟(今北京市西南)。国境东北与东胡接界,西及西南与赵国及中山国接壤;南临黄河和渤海,与齐国相邻。国土东西长约500公里,南北宽约100-300公里,与齐国差不多,但山、海多未开发,地旷人稀。

       赵国:从晋国分裂出来时,即据有晋国北部地区,国都在晋阳(今山西太原市南)。其地有今陕西省东北部、山西省中部、东北部、东南部,河北省南部,河南省北端;东西横斜跨越大河内地区(黄河从云中南下,经河曲东折,到广武东北流入渤海湾西部入海,形成一个U形,在U形内的地区,古称河内)的中、北部,两端伸出到黄河东西地区。西界戎族朐衍;北邻林胡、楼烦;东北接东胡、燕国;东界中山、齐国;南与魏、韩、卫交错。全境东西长约500公里以上,南北宽约150-250公里。

       魏国:占有晋国河东、河西、河内的部分地区,国都在安邑(今山西省夏县西北禹王村),河西(黄河龙门段以西)仅有少梁(今陕西韩城南)及渭水南岸华山东北的小块土地;河东(黄河龙门段以东)有汾河下游及涑水流域、河曲地区(今山西省西南部)往东(河内)有太行山南部及山前地区(今山西省东南部、河南省北部),另在太行山以东的黄河东岸齐国西陲占有部分地区(今河北省大名、广平间和山东省冠县地区),在原卫、郑之间占有一块地方,由国都连接河东与河内地区各有一条分向西南与东南的走廊地带,上党(今长治)是通往南部的要道,全境呈两端垂球的弧形。西部约纵横100公里,东部约纵横200公里,由于任用了一批有才能的政治家、军事家吴起、李悝、翟璜、魏成子、乐羊、西门豹等,进行了政治、军事改革,国力发展较快,对外扩张战争比较频繁。

       韩国:据有晋国中南部的黄河南北地区,即今山西省南部沁河流域及王屋山区,河南省北部偏西地区。国都初期在平阳(今山西省临汾县西北),后迁到宜阳(今河南省宜阳县西韩城镇),阳翟(今河南省禹县)。其地,西有崤函(今河南省渑池、三门峡及以西灵宝地区)之险,与魏、秦为邻;北、东与魏连接,南有周都(洛邑)周围地区,与郑、楚相邻,中有黄河分隔。在各大国中领土最小,但居当时天下中枢地位。

       各中、小国家中,鲁国基本上仍保有以曲阜为国都的鲁国故地(今山东省曲阜周围地区)宋国占有原宋、曹两国领地(今山东以定陶为中心的地区和河南商丘为中心、包括安徽、江苏两省西北角的地区);郑国仍以郑(今新郑)为国都,基本上保有原郑、许故地(今河南省中部地区)卫国仅占有以濮阳(今河南省濮阳南)为国都的狭小地区;蔡国,仅保有蔡(今安徽凤台附近)城附近一小块土地;杞国,偏处在齐国东部淳于(今山东安丘县东北部)莒国,仍保有以莒(今山东省莒县)为国都的约150公里方圆地区(今山东莒县、沂水、安丘、诸城、日照等县、市)邹国以邹(今山东邹县城南)为国都的东西地区(今山东邹县、费县、济宁、金乡等地)。周,东周王朝到战国初年,已沦为一个小诸侯国,仅占有东周王都(洛阳)及附近的狭小地区。曾国,初都西阳(今河南光山县西南),并有湖北随县,安陆一带地。还有一些小国如滕、薛、郯(在今山东省南部之滕县、薛城、郯城)任(今山东省济宁市北部)等,夹在大国之间的狭小地区。所谓“绝长补短,将五十里也”(约20平方公里;《孟子·滕文公上》)

       第三节战国时代的战争(一)

       战国前期战争

       战国前期的战争,是春秋后期战争的继续。春秋后期,越灭吴称霸(公元前473年)后,晋、齐、楚、越四大国成“四分天下”之势。幸存的若干中、小国家,虽分别宾服于四大国,但仍然是大国扩张、兼并、争夺的对象。非华夏族的一些部族,也是大国继续兼并的目标。四大国虽然都面临着内部的权力再分配斗争和社会制度变革的困扰,但都未放弃对外扩张、兼并政策。一些尚保持着半独立状态的中、小国家和少数部族,仍是它们兼并的对象。各国进行的战争如下:

       一、楚国的扩张兼并战争

       楚国自昭王十年(公元前506年)被吴国大败后,经过十五年的恢复,便又开始其对外扩张、兼并战争。春秋后期,楚已乘越灭吴之机,向淮河下游用兵,扩大了领土。到战国初年,继续向外扩张:

       (1)楚惠王四十二年(公元前447年),楚出兵攻灭蔡国。

       (2)楚惠王四十四年(公元前445年),楚出兵攻灭杞国。至此,楚趁越灭吴后而未能控制江淮以北之时机,把势力伸入到淮北地区,“广地至泗上”。楚国又强大起来。

       (3)楚简王(惠王子)元年(公元前431年),楚由淮北出兵北伐灭莒(今山东莒县)。楚国统治区已东达于海了。

       (4)楚悼王二年(公元前400年),魏、韩、赵三国(简称三晋)联合攻打楚国,进到乘丘(今山东省兖州境内)便撤军而回。可见此时,楚国统治地区已达到鲁国境地。这一仗是春秋时代楚与晋争霸战争在战国初期的继续。楚于战后第二年将榆关归还给郑国。

       (5)楚悼王四年(公元前398年),楚出兵围郑。

       (6)楚悼王九年(公元前393年),楚出兵攻韩,夺占负黍(今河南省登封西南)。负黍是郑从周夺占地,后为韩攻取,周威烈王十九年(公元前407年)郑打败韩军于负黍,重有负黍。周安王八年(公元前394年)负黍叛郑归韩,第二年即公元前393年,楚攻韩,占有负黍。

       (7)楚悼王十一年(公元前391年),韩、魏、赵三国联合伐楚,打败楚军于大梁(今河南开封市)榆关(约在开封西)。楚以重礼贿赂秦国出兵攻韩国的宜阳,帮助楚国遏制了三晋的攻势。

       (8)楚悼王末年(约为十八至二十一年,公元前384一前381年)。军事家吴起去魏入楚,悼王重用,楚势大振。南平百越,即向长江以南之广大地区扩张,把楚国的领土扩大到了南岭及以南地区(约今湖南及广西北部、江西南部地区)。又在楚悼王二十一年(公元前381年),应赵国的求援,出兵救赵伐魏,战于州西,出于梁门,直抵黄河(约今河南开封以北地区)。

       楚国从春秋后期到战国前期一百多年之间,利用晋国分裂,越兴吴灭时机,采取兼昧攻弱的方针,实行对外扩张兼并政策,北并陈、蔡;东灭杞、莒,扩地至淮泗上(今江苏北部、山东东南部)南平百越,北却三晋;造成一个雄踞江、淮地区的领土最大的国家。但楚军及其作战情况,古文献中不见记传,不得而知。

       二、三晋(韩、魏、赵)的扩张战争

       晋国从春秋末期(公元前453年)分裂为韩、魏、赵三个独立国(简称“三晋”)因忙于巩固内部,数十年间无力对外争夺,经过三十多年治理后,三晋力量有所增长,遂又开始了对外扩张。

       韩国        到韩武子二年(公元前423年),首先开始对外发动扩张兼并战争。由于韩国紧邻郑国,并据有要地成皋作为侵郑的基地,郑又是晋、楚长期争夺的弱国;此时楚国又正把扩张矛头指向东方,故韩国对外扩张兼并的第一个目标便是郑国。韩武子即位第二年(公元前423年),便发动了对郑国的进攻。这次进攻的结果是杀死了郑国君幽公。郑国立幽公弟骀,是为繻公。过了14年,到韩景侯元年(公元前408年)韩又出兵伐郑,夺取了郑国的雍丘(今河南杞县),郑被迫迁都于京(荥阳县东南二十里)。第二年(公元前407年)郑攻韩,打败韩军于负黍(今河南登封西南)。七年后(公元前400年),郑出兵围攻占领了韩之阳翟(今河南禹县)。十五年后(公元前385年,韩文侯二年)韩出兵夺占了郑国的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告城镇)。又十年后(公元前375年)出兵灭亡了郑国。韩国都城迁到了郑(新郑)。

       魏国        在三家分晋八年后,文侯(公元前44—前396年)当国。文侯是个有作为的国君。他在位50年,魏国发展成为战国前期最强的国家。文侯中期,魏便开始对外扩张。它的扩张方向,首先是西方与秦接壤地区。文侯27年(公元前419年),魏派兵在少梁(今陕西省韩城西南)筑城。少梁在黄河西岸靠近秦国东方边境地区,直接威胁着秦国东部的安全,秦为阻止魏国的向西扩张,便出兵攻少梁。双方遂展开了边境争夺战。

       经过二、三年的反复争夺,双方于第三年(公元前417年)形成对峙。四年后(魏文侯44年,公元前413年),魏国集中兵力攻秦,深入秦境,打败秦军于郑(今陕西省华县西南)。次年(公元前412年)魏文侯派其子率兵攻秦,攻占了秦城繁庞(今陕西省韩城东南),将城中居民驱逐出城。二年后,(魏文侯37年、公元前409年)魏文侯用吴起为将,出守西河。吴起善用兵,在他指挥下,魏军连续进攻秦国,夺取秦东境与魏接壤的河西地区临晋(即王城,今陕西省大荔东入元里(今陕西澄城南入洛阴(今陕西大荔西入合阳(今陕西合阳东南)等城,数年之内,“与诸侯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四,余则钧解。辟土四面,拓地千里”《吴子兵法》)。把秦国东部边界逼退到洛水以西。秦只好沿洛水西岸修筑防御阵地,建重泉城(今陕西省蒲城东南),与魏隔洛水对峙。

       魏国在河西秦境扩张之际,文侯于38年(公元前408年)亲自率师东出伐宋;另派乐羊率师北伐中山国(今河北省定县、石家庄一带)。伐宋战争结果不详,伐中山战争持续三年。中山本是春秋时鲜虞部族建立的一个小国,夹在赵国与燕国之间。魏伐中山,要越过赵国境地。这说明魏文侯扩张吞并小国的野心是很强烈的,也说明魏、赵、韩之间此时的关系还处于一个友好相处的阶段。经过三年战争,中山国才被魏国灭亡,魏文侯封乐羊于灵寿(今山西灵寿西)。但中山国人并未被征服,二十多年后又重新复国。

       魏文侯在征灭中山国的当年(公元前406年),任用进步的政治家李悝为相,实行变法改革,魏国从此更加富强。魏文侯四十一年(公元前405年),齐国田氏内乱,齐大夫公孙会(田会)据廪丘(今山东郓城西北)叛齐附赵,齐田布率兵围廪丘,魏派将军翟角(翟员)率师协同赵、韩二国军队,前往救援廪丘,三晋联军大败齐军,缴获战车二千乘,齐军遗尸三万具。接着,三晋联军又以奉周王(威烈王)之命,东进伐齐,战平陆(今山东汶上县南),攻入齐长城(约在今山东长清县南境),俘虏齐宣公。魏文侯向周威烈王献俘,周王赏文侯以上卿。次年(公元前403年)周王正式册命三晋列为诸侯(韩虔一景侯、魏斯一文侯、赵藉一烈侯)。

       三晋联合攻齐大胜正式列为诸侯后,三国的国威大振,魏国尤强,它们的对外扩张和争夺重点,便又转向与楚国争夺郑国。公元前400年,三晋联合出兵攻楚,进到乘丘(今山东兖州境),便各自撤回。这是一次无结果的战争。此后八年间,魏出兵伐郑一次,韩与楚国争夺原属郑国的负黍的战争一次,到公元前391年,三晋便又一次联合进攻楚国。这次战争,三国联军在大梁(今河南开封市)与楚军交战,楚军大败,退走榆关(今河南中牟西南)。三晋联军追击楚军,又大败之于榆关。楚畏三晋,使派人到秦国送厚礼行贿,求得秦国的支援。秦惠公答应了楚国的请求,出兵伐韩,攻宜阳(今河南宜阳西),夺占了韩国六邑。三晋因秦国出兵援楚,遂与楚媾和。魏国得以占有大梁,国土向东南部扩展了很大一部分。此战后,三晋与楚国的争夺暂时缓和下来,而与秦国的矛盾又尖锐起来。第二年(公元前390年),秦、魏两国军队便在武城(今陕西华县东)进行了一场争夺战。一年后,秦又出兵进攻魏国的阴晋(今陕西华阴东)。由于魏国此时以吴起为西河守,吴起善于治军和用兵,在秦军进攻时,魏军士卒为了立功受赏,都积极主动的迎击秦军,吴起以五万战士“并车五百乘,骑三千匹,而破秦军五十万众”。(《吴子·励士》)这次战后第二年,秦惠公死了,秦国因君位更迭,发生内乱,魏又于武侯11年(公元前385年)趁机出兵夺占秦国的东部边境土地,扩大其河西领土,并修筑了洛阴城(今陕西大荔西南),以加强对河西地区的控制。这是魏国最强盛时期在河西地区领土的极限。此后,由于魏国把对外扩张的矛头又指向东方,魏、秦关系暂时缓和下来。

       当魏在河西与秦争夺之际,齐国田和已巩固了从姜氏手中夺得的齐国政权,并经过魏武侯引见取得周安王赐予的诸侯封号。三年后(公元前384年),齐国出兵侵略魏国,赵国出兵救魏,魏、赵军与齐军战于」丘(今山东郓城西北),齐军战败。第二年因赵国在刚平(今河南省清丰西南)筑城逼卫都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卫向魏国求救,魏即出兵救卫,与赵军战于兔台,魏胜赵败。三晋相互间战争,从此开端。次年,赵又出兵围卫,卫又向魏求救。魏国联合齐国,出兵救卫,打败赵军,夺占了刚平,遂即西向攻入赵国境内,直抵中牟(今河南鹤壁市西)。赵国受到魏、齐联军的攻击,乃向楚国求援。楚悼王正苦于三晋联合对楚的威胁,得此机遇,自然乐于助赵伐魏,由此引起了楚、魏之战。楚军出师北上,与魏军战于州西,出于梁门,进抵大河(黄河)岸,赵军乘势反攻,夺取了魏国的棘蒲(今河北省魏县南入黄城(今河南省内黄西北)。这样,战争的重点便转到了东方一魏、赵、齐、楚争夺卫国及其周围地区(今冀、鲁、豫三省交界地区)。接着,又发生了齐国攻燕,占领了燕国南部边境的桑丘(今河北徐水西南)事件,从而引起了三晋的不满,于是赵、魏、韩又联合救燕,打败齐师于桑丘(公元前380年)。隔了一年,赵又出兵袭击卫国,齐又出兵救卫,赵又联合韩、魏共同伐齐,兵至灵丘(今山东高唐南)。

       赵国       在三家分晋时,本是三晋中最强大的一家,但赵在战国前期,赵敬侯即位(公元前386年)之前,七、八十年间,除了参加三晋联合对齐、对楚的三次战争外(已详前),未单独进行过战争。从赵敬侯4年(公元前383年)侵卫开始,便围绕着争夺卫国,连年与卫、魏、齐、楚为敌。赵敬侯在位12年(公元前386一前375年),有7年进行战争,主要是侵卫、伐中山(中山先为魏灭,后又复国;赵敬侯10、11两年,连续进攻中山,夺占了中山一些地方,但未能灭亡中山)。

       三、秦国的对外战争

        秦国在厉公年代(公元前476一前443年)还保持着军事强国的地位,受到楚人、蜀人、戎族渠人的“献礼”“来赂”,繇等诸部族也曾向秦“乞援”;厉公16年秦伐大荔之戎,占领其王城;厉公32年,秦伐义渠之戎,俘义渠王;厉公26年,秦夺取了楚国的南郑,并在当地筑城扼守。从秦躁公(前442一前429年)开始,历经怀公(公元前428一前425年入灵公(公元前424一前415年)简公(公元前414一前400年入惠公(公元前399一前387年)到出子(公元前386一前385年),六代国君,共58年,秦国处于一个走下坡路的阶段。在这58年间,秦对外战争14次:其中与魏国战争9次,与韩国战争1次,与戎族的义渠、绵诸各1次,与南郑2次。秦与魏之战主要争夺河西地区(已见上述),9战,秦仅有4次是战果不大的进攻,余均为防御,有2次被魏军打得大败。与义渠之战,也是遭义渠进攻的防御战。只有与韩之战,是乘三晋与楚战争之机,应楚之请,攻取了韩国宜阳的六邑;与绵诸之战,征服了绵诸的反叛;南郑之战,是南郑叛秦附蜀后,重新征服南郑。秦国在战国前期的对外战争,从形式上看,是保卫领土的防御性战争。但本质上还是秦国原来的扩张兼并战争的继续。秦国在这五、六十年间在对外战争中所以败多胜少,主要是由于秦国内社会制度的变革落后于三晋和楚国,已处于没落阶段的奴隶制,仍在秦国保持着;而六代国君又没有一个是有作为的“明君”;君位的更迭又伴随着内乱,这就使秦的国势陷入落后衰弱状态,虽其强国地位还保持着,但却无力在与三晋争夺中获胜。

       四、齐国的扩张战争

       齐在战国前期,内部处于政权更迭过程姜氏政权向田氏转移过程,当三家分晋之年(公元前453年,齐宣公3年),齐田襄子(田盘)继其父田成子(相齐29年,已使姜齐政权尽入田氏手中)为齐相,掌齐国权。田襄子对内重用宗亲,使其兄弟宗人尽为齐都邑大夫,已全部掌握齐国地方政权;对外通好三晋,以保障其对齐国的专权。田襄子执政近30年间,齐国对外未用兵。迄襄子卒,子田庄子(田白)继为齐相,遂改变了其父的对外缓和政策,重新开始实行对外扩张政策。公元前413年,齐田庄子趁魏与秦在河西争夺于郑(今陕西华县西南)之际,率师进犯魏国东境,摧毁了黄城(今山东冠县南),包围了阳狐(今山东阳谷西北)。第二年,又分兵两路攻鲁,东路进抵莒(今山东莒县)西路进至安阳(今山东曹县东,一作安陵)。大概因出师远征,坚城难下,只好退兵。次年,又再次攻鲁,夺取了鲁国一座城。同年,田庄子派田公子居思进犯赵国的东境,包围了平邑(今河南南乐东北)是年(公元前411年,齐宣公45年)田庄子卒,田悼子继执齐政。齐宣公48年(公元前408年)在魏文侯亲自率师伐宋,并派乐羊伐中山时,齐也出兵伐鲁,夺取了鲁国的成(今山东宁阳东北)。第二年(公元前407年),齐又出兵伐卫,夺取了卫国的贯丘(今山东曹县西南)。至此,十年间,齐国对外扩张侵略魏、鲁、赵、卫诸国边境城邑,共战六次,都是小规模的局部战争,作战行动大体上都带有袭击性质,其结果仅夺占了鲁国二城,卫国一城。说明齐国此时战力不强。到公元前405年(齐宣公51年,魏文侯41年、田悼子6年),齐宣公和田悼子相继死去,齐国田氏发生内乱,大夫公孙会(田会),据廪丘反叛,归附赵国,齐田布率兵前往镇压,三晋联合出兵求援,遂发生,丘会战(见魏国扩张战争),齐师大败,损失车二千乘,遗尸三万具《吕氏春秋·不广》)。从作战结果看,这是一次规模较大的战役,双方均有车兵、步兵参战。此战再次证明齐国仍不是三晋的敌手。战后第二年,齐国又遇到三晋联军的讨伐。三晋军攻入齐长城(约为今山东长清、肥城一带),俘虏了齐军多人,魏文侯向周安王献俘,得“上卿”封号,齐军又一次大败《吕氏春秋·下贤》齐国的声威又受到一次严重打击。此后十年,齐国无力发动对外扩张战争。到公元前394年,齐国在田和(和子)当权十年后,国力有所恢复,才又开始对外扩张。这年(公元前394年)齐出兵伐鲁,夺占了鲁国的最(今山东曲阜东南)地,引起韩国出兵救鲁。四年后(公元前390年),齐又出兵攻取了魏国的襄陵(今河南睢县)。当年,鲁军击败齐军于平陆(今山东宁阳北)。五年后,齐又发动了对鲁国的进攻,打败了鲁军。次年(公元前384年),齐再出兵攻魏。赵出师救魏,与齐军战于廪丘,齐军被击败。是年,齐田和(太公)卒,田剡继为齐侯。田剡四年(公元前380年),齐发动攻燕战争,夺取了燕国南部边境的桑丘(今河北徐水西南)。赵、魏、韩三国出兵救燕,与齐军战于桑丘,齐军被击败。次年,赵国出兵袭击卫国,齐又出兵救卫。次年(公元前378年),三晋联合出兵伐齐,打到灵丘(今山东高唐南)。战后,齐又出兵伐燕,赵又出兵救燕。

       公元前374年(周威烈王二年),田午杀其君田剡及儒子喜,自立为齐君(桓公)。自三家分晋之年(公元前453年)至此,80年间,前40年齐国未对外用兵;后40年,齐国共进行了15次战争,其中攻鲁5次(取鲁3城,破鲁1次;为鲁战败1次);攻魏3次;攻赵1次;伐卫1次,救卫1次;攻燕2次,遭三晋联合进攻2次。(另有一次为齐攻燕时,三晋联军救燕败齐,已计入攻燕之战中)。

       综观齐国在战国前期的战争,主要是对邻国的扩张战争及由此而引起的与强邻的争夺战争。战争的主要目的是争城夺地,扩大领土。战争的性质是侵占或争夺他国的土地、侵犯他国主权,是非正义的掠夺战争。从战争结果看,一次战争的目标有限,因而战争规模有限,作战行动多带有袭击性质。齐国对外侵略的主要对象,是邻近的鲁国,至于对三晋,如单独与其一国作战,尚可取胜,若与三晋联军作战,则不是其敌手。

       战国前期,直到公元前380年(周安王22年、魏武侯16年、齐田剡4年、燕简公35年,楚肃王元年),除了楚、三晋(赵、魏、韩)秦、齐等强国的扩张争夺战争外,其他国家,或安处偏远地区而未介入争夺,如越国、燕国;或处于强国之间而成为争夺对象,如郑、宋、鲁、卫、中山等国,这些被争夺的国家,它们经历的战争,已在诸强国扩张、争夺战争中记述到了。

       从公元前380年起,燕国开始遭到齐国的侵略,燕国从此便卷入了强国的争夺战中。

       五、战国前期战争特点

       综观战国前期近百年战争的特点,约略有以下几点:

       (一)战争是在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过渡的巨变时代进行的。各国国内社会制度的变革和统治阶级中的权力再分配的斗争,以及这一历史过程发展的不平衡性,直接影响着战争的目的、性质和规模,影响着战争的主动与被动及其胜败。社会制度变革早、发展快的国家,如三晋(特别是魏国),国力增强也早也快,对外扩张的势头也强,战争的频率高,取胜也多。社会制度变革晚的国家,国势趋于衰弱,战争的被动性大,失败也多,秦国就是突出的例子。

       (二)战争的目的主要是争城夺地,扩大领土。这与春秋中期之前征伐战争之主要目的在于使对方屈服、纳贡朝聘于己,有所不同。这是新兴封建地主阶级重视以扩大耕地面积来增加剥削收入的反映。由此便产生了战争目的的有限性,如魏在河西与秦国的战争,全在于争夺河西地区的一片领地。且一次战争能夺得一座城、一块土地,便可结束。齐国向邻国发动的战争,每次也是以夺得一城一地为目的。

       (三)战争规模有限,每次战争既以争夺一城一地为目的,因而战争使用兵力和作战地域也就有限,如象春秋中期那样,大规模用兵作战,长驱直入敌国腹地,比较少见。

       (四)车战比重逐渐减少,步战比重大大增加。从仅有的文献资料中亦可看出这一发展趋势,如三晋与齐军廪丘之战,齐军被俘战车二千乘,而遗尸竟达三万具,说明齐军步兵比例大大超过了春秋时期。如公元前484年吴、齐艾陵之战,也是一场大战,吴俘齐车八百,仅得甲首三千,两相比较,廪丘之战齐军步兵比例显然大于艾陵之战。由于战国史料缺乏,不能有更多数字可供引用,但这种情况是符合古代军事历史发展规律的。

       (五)战法比较简单。这方面文献资料欠缺,但从简略的战争记载可见,这期间战争双方缺乏巧妙运用战法胜敌的战例,吴起是战国前期最突出的军事家,但在战法方面,却未见有突出的创造,这与当时历史时代特点有关一处于奴隶制向封建制度转变过程,各国内部新的封建制度初建,军队也在新旧交替中,战争又以夺取一城一地为目的,尚难出现大规模野战所需要和可能出现的新战法。

       第四节战国时代的战争(二)

       战国中期战争

       公元前380年(周安王22年,魏武侯16年,赵敬侯7年,韩文侯7年,秦献公5年,楚肃王元年,齐侯剡4年)前后,赵、魏、韩三国,由联合对外,逐渐演变为各自图谋发展,并在各自对外扩张中,相互争战。到公元前375年,韩国灭郑,韩、魏、赵三国鼎立的局势已成,楚、秦、齐、韩、魏、赵、燕七强并立的局面也就形成了(越国因偏处东南滨海地区,又未参与中原争战,故不在战国争雄的强国之列)。战争便在七国之间展开,并连续不断地进行下去,直到秦国实行远交近攻战略,开始统一中国的战争(约公元前256年),前后共约120年左右。这一时期,我们称之为战国中期。

       战国中期是秦、魏、韩、赵、齐、楚、燕七国争雄战争最激烈的时期,是秦国由衰而盛继而左右天下局势,魏国由强及弱后沦为秦之附庸,楚、齐两国由盛而衰,遭到破国之灾,韩继魏沦为秦之附庸;赵、燕兴盛一时成为后起抗秦强国的一个演变过程。120多年间,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魏国(武侯、惠王)争雄战争从盛到衰阶段(公元前383一前331年)

       (二)秦国“连横”与六国“合纵”相互争战阶段(公元前330-前288年)

       (三)秦国称雄与六国衰败阶段(公元前287一前257年)

       战国中期约120多年间,共发生大小战争约130多次,年平均约1次强,其中主要战争有数十次。以下按历史顺序将战国中期战争加以记述:

       一、以魏国争雄为主的战争阶段

       (一)魏、赵争夺卫国的战争

       公元前383年,赵敬侯4年,赵派兵在刚平(今河南清丰西南)筑城(距卫国都濮阳约二、三十公里),入侵卫国。卫向魏救援,魏武侯便出兵攻赵,败赵师于兔台。从此,便拉开了魏、赵之间战争的帷幕。第二年,赵又出兵围卫,卫又向魏求救,魏联合齐国出兵攻赵救卫,夺取了赵的刚平城,进至赵都中牟(今河南鹤壁西),占领了赵国的河东地区(黄河此时由濮阳以西向北流径南乐、寇县以西向东北入海),赵国于是向楚国求援。第三年,楚悼王出兵攻魏援赵,进军到黄河岸,赵军乘势反攻,打败魏师,夺取了魏国的棘蒲(今河北魏县南入黄城(河南内黄西北),魏、赵争夺卫国的三年战争,暂时告一段落。隔了一年(公元前379年),赵又出兵袭击卫国,齐国又出兵救卫;七年后(公元前372年),赵再伐卫,攻取卫乡邑七十三个。此后两年,魏、赵又交战两次,魏军分别在赵国的西部蔺(今山西离石西)与东部的怀(今河南武陟西南)战败赵军。

       (二)齐侵燕引发的伐齐战争

       公元前380年,齐侯田剡出兵攻燕,占领了燕国南边的桑丘(今河北徐水西南),把势力深入到中山(此时已为魏国占有)北部,威胁到了魏、赵两国的利益,于是魏、赵、韩联合起来,出兵攻齐,击败齐军于桑丘。次年(公元前379年),在赵出兵袭击卫国时,齐出兵救卫,于是三晋又联合攻齐,打到灵丘(今山东高唐南)。此战结束后,齐又出兵伐燕,赵又出兵救燕。战争重点便转到对齐国了。公元前373年,燕军战败齐军于林营,鲁军攻入齐南境之阳关(今山东泰安东南),魏军攻至齐国的博陵(今山东在平西北)。公元前372年,卫国攻取了齐国的薛陵(今山东阳谷东北)。公元前370年,赵军攻取了齐国的甄(今山东鄄城北)。十年间,齐与燕、赵、韩魏、卫、鲁六国发生了十次战争。

       (三)赵攻中山和韩灭郑战争

       中山在三晋与齐国战争时(公元前380年),乘机从魏国统治下复国,并迁都灵寿(今河北平山)。赵国于公元前377年(赵敬侯10年),公元前376年、公元前372年,三次出兵伐中山,最后夺取了中山的七十三个乡邑。

       韩国于公元前385年大举伐郑、伐宋后,与郑始终处于敌对状态。郑于三晋救燕攻齐之年,曾乘机进攻过韩国,韩于五年后(公元前375年)乘魏、楚战争之际,出兵伐郑,将郑国灭亡,韩都迁郑。韩国领土向东大扩展。

       (四)魏、楚战争

       魏、楚两国除了在魏、齐救卫攻赵期间,楚应赵请出兵攻魏援赵一战(公元前381年)外,公元前371年(魏武侯25年),魏曾发动了一次伐楚战争,攻取了楚国的鲁阳(今河南鲁山)。

       (五)魏与赵、韩的战争

       公元前369年魏公子紫(惠王)初即位,公中缓争位不成,往奔赵国,赵成侯认为有机可乘,便联合韩国,出兵伐魏,在浊泽打败魏军,进围魏都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禹王村)。赵成侯主张捕杀魏公子保惠王),立公中缓为君,割占魏的土地;韩懿侯主张将魏一分为二,削弱魏国,使服从于韩、赵。两国意见争执不下,遂先后退兵,公子*始得立为魏惠王。但韩、赵不甘心无所获而退兵,便又出兵攻魏东部地区,夺占了葵(今河南焦作西)。魏国也对韩、赵军进行反击,先在南线击败韩军于马陵(今河南新郑东南),又在北线击败韩、赵联军于平阳(今河北临漳西南)韩、赵攻魏不成,便转而向周王(显王)仅有的一点地盘进行扩张,公元前367年,两国乘周公子根与太子朝争位之机,帮助公子根叛立于巩(今河南巩县),为东周惠公,周畿七城遂分裂为“东周”“西周”。

       在魏惠王巩固了国内地位后,魏国便于惠王五年(公元前365年)派公子景贾率师伐韩,战于阳(约在今河南中牟西),但魏军被韩军战败。三年后(公元前362年),魏与韩、赵之间又爆发了大战,魏相公孙痤率魏军大败韩、赵联军于浍水北岸(今山西曲沃东),生擒赵将乐祚,夺取了赵国的皮牢(今山西翼城东北);魏又挥军东向,攻占了赵国的列人(今河北肥乡东北)与肥(今肥乡西),威逼赵国都邯郸。此战第二年,魏由安邑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摆脱了韩、赵及秦的包围状态,把魏国的中心东移到中原,并与赵韩互相调换了一些地方,魏之国土连成一片。同时,由于秦、齐两国对三晋的进攻,遂使魏国暂时缓和了与韩、赵的矛盾。

       (六)秦、魏战争

       正当魏惠王与韩、赵争战之际,秦国献公已初步改革了秦的制度,秦的国力得以恢复和增强。到献公后期,秦便开始向东扩张,与三晋兵戎相见了。秦献公19年(公元前366年),当韩、魏两国君会于宅阳(今郑州北)并在武都筑城时,秦军便出动,与韩、魏军战于洛阴(一说洛阳),并打败了韩、魏联军。这次胜利虽不大,但却表示秦国已从衰弱状态开始走出来。隔了一年,到秦献公21年(公元前364年、魏惠王6年),秦又出兵东渡黄河,打败魏军于石门(今山西运城西南),斩首6万,等赵国出兵援魏时,秦兵已撤退。战后,周显王派使向秦祝贺,秦献公称伯。这是从魏、秦争夺少梁之战(公元前419年)五十多年以来,秦对魏战争中取得的第一次大胜利,也是魏国从战国以来对秦战争中第一个大败仗。又是魏及韩、赵(三晋)在与秦国争夺战争史上第一个战略转折。然而魏惠王并未认识这一战略的转折,他虽曾得到赵国的援助(石门战后第二年秦攻少梁时,赵又出兵助魏),却并未放弃与赵、韩的争夺。石门战后第三年(公元前362年),魏相公叔痤便大败赵、韩军于浍水北岸(今山西曲沃东),并东进攻赵于太行山东,威逼赵国国都邯郸。

       正在魏军东出伐赵时,秦献公派庶长国率兵再攻少梁,魏将公叔痤率师应战,双方大战于少梁。魏军被秦军打败,公叔痤被擒,魏在河西地区的庞城(即繁庞,今韩城东南),也被秦军攻占。这是秦继石门之战后,又一次对魏战争的重大胜利。此战后,魏惠王被迫于次年(公元前361年)从安邑迁都大梁(今开封市),魏在河西地区的局势已岌岌可危。

       少梁之战后,秦献公卒,秦孝公继位,用卫鞅(商鞅)变法,发愤图强。魏惠王则一面加强对新都大梁地区的治理(引黄河水灌溉大梁以西的圃田,发展农业生产),一面以和平方式与赵、韩调换某些国土(魏予赵以泫氏榆次、阳邑、繁阳、浮水等地;赵予魏以中牟;韩以平丘、户牖、首垣及驰道予魏;魏予韩以鹿,并取韩之轵道),使魏在中原地区以大梁为中心的国土连成一片,同时,派兵在西部修筑长城,以防御秦军。

       (七)韩与秦、魏、宋的战争

       韩昭侯(公元前362一前333年)即位之年,即同赵联合与魏大战于浍水北,被魏大败。第二年与魏惠王相会于巫沙(今河南荥阳北),第4年与魏调换土地,同年受到秦军攻伐(秦军至怀,筑城于殷一一今河南武陟县东南)。韩的处境已不利,本宜继续与魏和好,但大概韩不满魏在换地时以少换多,所以在第二年(公元前358年),便出兵伐魏,夺取了魏国的屯留(今山西屯留南入长子(今山西长子西南涅(今山西武乡西北),扼制了魏国从大梁通往原国都安邑地区的通道,大有置魏国在太行山、王屋山以西属地于死地的势头。这当然要引起魏国的反击,魏国于魏惠王13年(韩昭侯6年)出兵包围了韩国的宅阳(今河南郑州北),威胁韩国侧背韩国正在为秦军攻击,败于西山。韩昭侯害怕了,只得去和魏惠王会于巫沙。魏此时也遭到楚国的进攻,所以惠王便与昭侯结盟,解了宅阳之围,魏国还归还了原属韩之厘(今郑州北)。魏惠王与韩照侯会盟后,又与赵成侯会于部(今河北高邑东南),似有结好三晋以拒秦、楚的意图。但结盟之后,魏又出兵伐韩,夺取了韩之朱地,同时,宋国也趁机出兵攻韩,夺取了黄池(今河南封丘西南)。韩国遭到魏、秦、宋的两面夹攻,感到了局势的危险,遂于次年(公元前356年,昭侯7年)与鲁、宋、卫诸小国一同到大梁朝魏王。韩魏矛盾暂时缓和下来。

       (八)魏与赵、齐战争(桂陵之战)

       正当魏韩和解,秦孝公也与魏惠王会于杜平(陕西澄城),各国之间纷纷进行外交活动以争取与国之际,赵成侯却又发动了侵卫战争。公元前354年(赵成侯21年,魏惠王16年),赵出兵攻卫,夺取卫国漆(河南长垣西北)和富丘两地,并就地筑城,威迫卫国朝服于赵。魏国得知赵攻卫后,便纠集宋、卫之师攻赵。魏将庞涓率八万甲士,进迫赵都,将邯郸包围起来,赵军坚守邯郸城,魏军攻而不克,双方对峙于邯郸。

       在魏、赵两军主力胶着于邯郸之际,秦国乘机出兵河西,于元里大败魏军,斩首七千,攻取了少梁。接着,秦又派公孙壮率师东出伐韩,进围焦城(今河南尉氏西北),攻而不克,便改取上枳、安陵(今河南鄢陵北入山氏(今新郑东北),并就地筑城,将势力伸入魏、韩两国交界地区,威胁着两国的都城(郑与大梁)。

       赵国在邯郸被围不得解后,只好向齐、楚求救。楚宣王派景舍率师攻魏南部地区,以箝制魏军援助赵国。齐国当时刚出兵攻燕被击退。

       齐威王接到赵国求救的请求后,召集大臣谋议,齐相邹忌主张不派兵救赵,大夫段千朋主张救赵,认为“不救则不义,且不利”,至于如何救赵,段干朋主张不直接出兵邯郸,而南攻襄陵(今河南睢县),箝制魏军,等到魏、赵两疲时,齐乘其弊。齐威王采纳了段干朋的主张,答应救赵,但并不立即出兵。

       魏将庞涓不顾楚、秦对魏的威胁,坚持要攻下邯郸。邯郸守军,虽在冬季连阴多风,民房多遭破坏,居民死亡很多的情况下,仍顽强坚持抵抗,直到第二年秋季,魏军仍未能攻克邯郸。

       在得知邯郸已处于危急状态后,齐威王才决定出兵救赵,他本拟任命孙膑为将,孙膑因在魏国时被庞涓设计陷害受了膑刑(挖去膝盖骨)已成了残疾人,乃以“刑馀之人不可”谢绝了,齐王便改用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率齐军甲士八万救赵。

       田忌准备直接出兵邯郸,孙膑不同意,主张采取“批亢捣虚”战策。他认为:魏军精锐远出攻赵,国内空虚,齐军应“疾走魏都,据其街路,冲其方虚”,迫使魏军“释赵以自救”,田忌采纳孙膑的战策,率齐军向大梁进发。

       赵都邯郸在坚守一年多后,不见援兵到来,十月,被迫投降魏军。庞涓结束邯郸之战,便赶急率兵回救大梁。

       田忌得知魏军从邯郸回师时,便与孙膑谋议战法。孙膑为引诱庞涓军轻躁冒进到便利齐军邀击的地方,乃向田忌建议:齐军南攻平陵(即襄陵),以伪示齐军指挥无能,因平陵是魏国东阳地区的重镇,城小而坚,人多兵强,不易攻克,而平陵南有宋国,北有卫国,不便就近取粮,通齐路上又有币丘(富丘)重地,极易被切断后方粮道。同时孙膑还建议使用齐城、高唐两城的大夫,各率其部队强行攻城;攻城不成,伪示齐军不懂战法,以此促使庞涓产生轻敌骄傲情绪。田忌依计实行,攻平陵不克。孙膑又建议派遣轻车(即攻击战车)西向大梁急进,并以少量步兵随战车行动,伪示齐军兵力不足。

       在齐军一系列佯动的迷惑下,魏将庞涓果然以为齐军既愚蠢又虚弱,于是指挥魏军向齐军后方桂陵(今山东菏泽附近)急进。

       孙膑判明了魏军的前进道路,选择了桂陵作为决战战场,便建议田忌率齐军主力移向桂陵,以逸待劳。

       魏军不意齐军待机于桂陵附近,于前进中突遭齐军攻击,加以魏军一年多围攻邯郸,师老兵疲,回师救魏,又长途行军,部队疲惫,因而被齐军大败。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桂陵之战。由于此战是以孙膑佯攻魏国,吸引魏军回救,以解救赵国的,所以便称为“围魏救赵”,并成了解围和调动敌人就范的一种有效战法而被流传下来。

       与齐“围魏救赵”同年,楚国也应赵国的请求出兵攻魏,夺取了魏国的睢水与涉水之间的地方(今豫东)。次年,秦又派卫鞅率兵东渡黄河,包围魏故都安邑,安邑降秦。

       魏国在三年内,虽取得破赵邯郸的胜利,但东败于齐,西败于秦,南败于楚,处境是很不利的。然而,魏毕竟是当时最强盛的大国,它在三大国三方攻伐下,仍能于公元前352年调集兵力(包括调动韩国兵力)打败围攻襄陵的齐、宋、卫军,迫使齐国通过楚将向魏求和。

       一场因争夺卫国而引发的魏与赵、齐、秦、楚四强的争夺战争,以襄陵解围,魏归邯郸于赵,魏赵结盟而宣告结束。

       (九)魏与韩、齐、秦、赵战争(马陵之战)

       魏与赵、齐、秦、楚战争(桂陵之战)结束后,魏惠王感到对魏威胁最大的是秦国。因为赵已被迫结盟,齐已败于襄陵,楚的攻势不强,而秦则咄咄逼人,势力已伸进到魏国新都大梁附近;同时,继围降了安邑之后,又围降了固阳,而秦又是魏国的宿敌,魏国此时国力虽富强,但桂陵新败,单独对秦已感困难。魏惠王为壮大与秦斗争的威势,便采取了联合(实为强迫)诸小国共同对秦的政策,他在迫赵结盟于漳水之上后,即强迫泗上十二诸侯(宋、鲁、邹、滕、薛等国)皆来朝,以示全力西向拒秦。与此同时,秦国孝公正实行第二次变法,进一步完成社会制度的改革,无力对外举行大战,因此,也采取了与魏暂休战而加强外交斗争的策略,在魏合诸小国以朝拜周天子为名企图发动对秦攻势时,秦派商鞅到魏国游说。商鞅利用魏君想称王(此时惠王尚未称王)的心理,诱骗魏君先称王,然后图谋对付齐、楚两国。魏君果然中计,放下攻秦计划,忙起称王典礼的准备来了。经过一番准备后,魏便约集各国到逢泽(今开封市南)集会,(秦也派公子少官率军参加),会上,魏惠王以盟主身份,宣布自己称“王”,并于会后,率与会各国代表去朝见周天子,以履行“登记”手续。

       魏惠王会盟称“王”,只是强迫战败国(赵)及诸小国与会,大国并不肯服从它(秦为麻痹魏,才派公子率兵与会)。韩国此时正用申不害(法家,主张加强封建君权集中制的)为相,内修国政,外应邦交,国治兵强;且又位居中原,地位重要。而魏败齐于襄陵之战,又是借韩军为主力的,因此,当魏惠王会盟称“王”时,韩颇不以为然,便采取了抵制态度。魏惠王当然不满韩昭侯的态度,所以于会盟称王之后,当年(公元前344年,魏惠王26年)便出兵伐韩,战败韩军于马陵(今河南新郑东南)。但魏也于次年(公元前343年)受到齐、赵二国的进攻(齐将田盼率师战魏军于齐国西境之马陵赵公子刻率师攻魏之首垣),魏惠王并未把齐、赵的进攻放在眼里,他于次年(公元前342年)又派穰疵率师伐韩。魏军这次进攻是大举侵入韩国的腹地梁、赫(今河南临汝西及西南),似有包围韩国之势,韩乃向齐国求援。齐威王采纳孙膑的建议,答应救韩,使韩坚持抗魏作战;同时又不立即出兵,以便韩、魏久战兵疲之时,再出兵攻魏,收“重利而得尊名”。

       韩昭侯在得知齐王答应救韩后,便坚定了抗魏的决心,与魏军坚持作战。但韩军终究不是魏军的敌手,经过五次交战,韩军都被击败,在打得筋疲力尽而又盼齐救兵不到的情况下,韩只好委国于魏。恰在这时,齐军出动了,齐将田忌以孙膑为军师,并用孙膑计策,使齐军直奔大梁,造成强攻魏都之声势。魏惠王急忙派太子申和庞涓为将,率魏军十万迎战齐军。孙膑采取“减灶”骗敌战策,在行军营地逐日减少灶数。第一天,营地筑有十万人炊事用灶,第二天减为五万,第三天减为三万。庞涓追击齐军,察看灶数,判断齐军逃亡减员很快很多,便产生轻敌思想,遂丢下辎重车辆,轻装急进,兼程穷追。孙膑判断庞涓军天黑时可追抵马陵,遂于马陵(今河南范县西南)隘路设伏。他用蒺藜当沟池,用战车当堡垒,用盾牌当矮墙,将各种兵器按长、短互救的原则配备起来,构成敌人冲不破的伏击圈。再以弩箭射手万人,依托“伏击圈”夹道埋伏,在伏击圈内刮去一株大树皮,上写“庞涓死于此树之下”作为集中射击的目标。规定黄昏后举火为号,一齐发射。另在伏击阵地前方五里处设置观察哨,规定报告信号,在敌来方向派出侦探,根据侦探的报告采取行动。魏军果于黄昏后进入伏击圈。齐军万弩齐发,全歼魏军,杀死了庞涓,俘虏了魏太子申。这一战遂成为历史上有名的“马陵之战”。

       魏军大败于马陵后,齐军又联合宋军攻魏的东部边境,包围平阳(今河南滑县南);秦军由商鞅率领攻魏的西部边境,击败了魏军,赵国则出兵攻魏之北部边境。魏国又陷入三面受敌的困境。从此,魏国便由强盛而走向衰落。

       (十)秦伐三晋战争

       在魏国着力与赵、韩、齐等国争夺之际,秦国从西方振兴起来。从秦献公19年(公元前366年)开始向东扩张对韩、魏用兵以来,到秦孝公21年,共对魏、韩进行11次战争,严重威胁着韩、魏两国的安全。但此前秦还只是想扩大东部领土,巩固东方国防。从秦孝公21年由卫鞅(商鞅)率师攻魏西部边境后,卫鞅劝秦孝公继续伐魏,逼魏东徙,然后“据山河之固,东向以制诸侯”,成就帝王大业,秦国的东征便有了更远大的政治目的。孝公采纳了卫鞅的建议,当即派卫鞅率兵攻魏,魏得悉后,便派公子卬率师迎敌。公元前340年(秦孝公22年,魏惠王30年),秦、魏两军相遇。卫鞅派人送信给印,诡称两人过去很友好,现在虽为两国将领,但不忍心互相攻击,希望与公子面会,饮酒言欢,罢兵安民。公子印信以为真(因鞅本是魏国贵族,曾事魏相公叔痤,由于在魏不见用而去秦),便去秦军会鞅,被鞅预伏甲士俘虏,秦军趁势大破魏军。魏惠王得悉后大惧,赶快派人使秦,献出河西的部分土地与秦和好。秦遂封卫鞅于邬,改名为“商”今陕西商县东南商洛镇),从此卫鞅称为“商君”或“商鞅”次年(公元前339年),秦又出兵击败魏军于岸门(今山西河津南),俘虏了魏将魏错。次年(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卒,秦惠文君(驷)立,商鞅被杀,但商鞅辅秦孝公所变之法则未改。秦惠文君继承孝公的政策,对外仍以东攻韩、魏,向中原扩张为主。惠文君即位当年,秦便率大荔的戎族兵东出攻魏,围合阳(今陕西合阳东南)。

       二、秦与六国“合纵”“连横”互争阶段的战争

       (十一)魏、齐联盟及魏、齐与楚、赵战争

       在秦国连年攻伐下,魏国不仅连吃败仗,损兵折将,而且西部国土大片丧失,国势处于危机中。魏惠王鉴于长时期实行的四面树敌政策使魏国陷入孤立,遭到失败,单独一国已无力应付秦的攻势,于是他便开始展开对与国的外交活动。当时东方诸国中齐是最强大的国家,齐威王发愤图强,治国有方,又任用孙膑为军师,先后在桂陵、马陵两次大败魏军,声威大振。魏惠王感到只有得到齐国的支持才能对抗秦国,因此,他便于公元前336*年与齐威王及韩昭侯会于东阿(今山东阳谷东北)南。第二年,齐、魏又派代表会于甄(今山东鄄城北)。第三年(公元前334年),魏惠王用宋人惠施为相,并采纳惠施的主张“以魏合于齐、楚以按兵”,“变服折节而事齐”。当年魏惠王便与齐威王在徐州(今山东微山东北)相会,首先尊齐为王,齐也承认魏王的称号,史称“徐州相王”。

       魏惠王这一外交行动,意味着魏已成了齐的同盟国。魏、齐联合自然会对其他国家构成新的威胁。首先感到威胁的是楚、赵两国。故在“徐州相王”的第二年,楚、赵两国便分别对齐、魏发动进攻:楚威王以齐田婴(齐国相,威王少子,号靖郭君,初为将,参与过马陵之战)欺楚为借口,亲自率师伐齐,进围徐州,打败齐将申紂,并要求齐驱逐田婴(田婴使人说楚威王,乃止)。赵国则出兵攻魏,围黄城(河南内黄西北)攻不下,便在漳水、滏水之间修筑长城,以防魏、齐。

       次年(公元前332年)齐、魏两国联合出兵攻赵,赵决河水泛滥,阻止了齐、魏军的进攻。

公元前329年魏惠王后元6年,楚威王卒。魏乃乘楚丧出兵伐楚,取陉山(今河南漯河东)。魏联合齐、楚抗秦的策略被破坏了。

       (十二)秦伐魏战争

       魏、齐结盟未能遏制秦国的攻势。

       公元前330年(魏惠王后元5年,秦惠文王8年),秦在上年乘义渠内乱派庶长操率师平定后,是年便派大良造公孙衍率兵在雕阴(陕西鄜县北)与魏军交战,大败魏军,俘虏魏将龙贾,斩首4.5万(注:此战时间、地点、秦军将领和战果,史书记载有异,此处,从杨宽《战国史》。),迫使魏国将河西地割给了秦国,才结束战争。

       次年(公元前329年),秦又派军东征魏国。这次进攻大概是兵分两路:一路渡黄河,向河东魏地进攻;一路东出崤函。渡河东征的秦军,连克汾阴(今山西万荣县西南),皮氏(今山西河津县西)。向崤函进攻的秦军,则攻占了曲沃(今河南陕县西南)和焦(今河南陕县南),控制了函谷关外的要地。

       翌年(公元前328年),上年入秦的纵横家张仪,向秦王献“连横”策略(即“事一强以攻众弱”,由秦拉拢一些弱国共同进攻另一些弱国),主张用又打又拉的策略把魏、韩拉到秦国一边。他怂恿秦王派公子桑率师攻取了魏国的蒲阳(今山西阳县),又说服秦王将蒲阳归还给魏国;另劝秦王派公子繇到魏国作人质,随后他(张仪)自己亲到魏国游说,以“秦之遇魏甚厚,魏不可无礼于秦”说魏王,迫使魏将上郡十五县(包括少梁),奉送给秦国,与秦媾和。秦不战而得洛水流域广大土地。张仪因有功,回到秦国为相。第二年,秦又把攻占的焦、曲沃两地归还给魏,以示厚魏。

       两年后(公元前324年,秦惠文王更元元年,魏惠王后元11年),秦又由张仪率兵伐魏,夺取了陕(今河南三门峡市西),把居民赶出归魏。秦重将出函谷关东进的要地控制于手中,所谓秦“遇魏甚厚”的“厚道”,原来只不过是诈骗的托辞而已。

       (十三)五国攻秦战争

       公元前328年秦迫魏献上郡十五县后,又出兵攻赵,败赵师于河西,杀赵将赵疵,取赵地蔺(今山西离石西)和离石(今山西离石);公元前324年又攻占了魏地陕。至此,秦不仅占有了河西、上郡,且占有河东的部分土地,及河南的陕等地,黄河天险尽入秦手东出中原、征伐三晋的前进基地得以建立,秦国的声威震动天下。公元前325年秦惠文君便继齐侯、魏侯称王之后称王。秦国势力的膨胀,严重威胁着魏、韩、赵国。三晋便被迫谋划着联合抗秦。由于魏国受到秦的打击最重,威胁最大,所以魏惠王联合他国的积极性也最高。他在秦惠文君称王之年(公元前325年)五月,便首先与韩宣惠王会于巫沙(今河南荥阳北)十月韩宣惠王又朝见魏王,二人还一同携带太子到赵国,朝见新即位的赵侯(武灵王)。是年,韩、赵两国军队还联合对齐国田盼军打了一仗。这些活动,都表明魏、韩、赵三晋之间五十多年来相互争伐后,出现了联合对外的趋势。在此情势下,公元前329年,脱离秦国到魏国为将的公孙衍,推行“合纵”策略即“合众弱以攻一强”,也就是许多弱国联合起来抵抗一个强国。他先活动魏、韩、赵、燕、中山于公元前323年举行“五国相王”即五国相互承认各国称王),以联合抗秦。经过几年的周折,直到公元前319年,魏惠文王死了,子襄王继位,公孙衍在齐、楚、燕、赵、韩各国要求下,被任为魏相后,才于公元前318年把魏、韩、赵、燕、楚五国联合起来,出兵伐秦,五国共推楚怀王为“纵约长”。于是五国分别出兵向函谷关(今河南灵宝北)前集中。秦惠文王派军队迎战于函谷关。由于五国联军各军对秦作战的态度不一致,楚、燕两军比较消极,楚怀王虽被推为纵长,但他并未出面统一指挥,因此,五国的作战行动不能集中统一,所以在函谷关前被秦军逐次击败。五国联军各自撤退回国。

       函关之战第二年,秦派庶长樗里疾(孝公子、惠文王异母弟、足智多谋,人称“智囊”)率军东征,反攻魏国。秦军东出函谷关,越成皋、虎牢关,直捣韩、魏腹地。韩、魏、赵三国联军在修鱼(今河南原阳西南)迎战秦军,被秦军打得大败,杀死三国联军8万人,俘虏了韩军将鲤(一作鲠)入申差;赵国公子渴,韩国公子奂被打得逃回国去。秦国又打了一个大胜仗。

       函谷关和修鱼两战,秦国得胜,三晋大败。魏国、韩国受的打击最重,说明战国的形势,已出现了秦为主宰的局面,魏国的强国地位已经丧失了,五国联合拒秦的“合纵”策略未能得逞。

       在五国伐秦时,即等待趁火打劫的齐国,于修鱼之战后,便出兵西向,击败魏、赵联军于观泽(今河南清丰南),从魏、赵两国的侧背,捅了一刀

       (十四)秦灭巴蜀战争

       五国攻秦及修鱼之战后,秦在东方得势,东方各国又陷入分裂状态。当秦正在酝酿进一步的扩张行动时,处于秦国西南万山之中的巴、蜀两国,出现了互相争战的局面。蜀居今四川盆地,以成都为国都,本是春秋时蚕丛、鱼凫之后,向为“戎狄之长”;巴据今四川东部地区,国都在巴(今重庆嘉陵江北岸),本为春秋时巴子之国。蜀王曾封其弟于汉中,号苴侯。苴侯与巴王关系密切。后巴、蜀结仇,蜀王怒其弟与巴善,出兵伐苴侯,苴侯奔巴,巴、蜀两国遂于修鱼之战第二年(公元前316年),发生武装冲突。两国都派人到秦国告急求救。秦惠文王意欲借机伐蜀,但又顾虑蜀道艰险;同时,韩国又在此时向秦发动进攻,秦王犹豫难决,召集大臣商议决策。张仪(于上年复为秦相)主张东向攻韩,认为“亲魏,善楚,下兵三川(指洛、伊、黄河三水),塞繯辕、缑氏之口(指成皋、虎牢关),当屯留之道(指挡住韩国越太行山通上党的道路),魏绝南阳(今河南获嘉县一带,以魏兵控制南阳),楚临南郑(以楚兵出韩都郑之南)秦攻新城、宜阳,以临二周(指已分裂之东、西周)之郊,诛周王之罪,侵楚、魏之地。”以临二周(指已分裂之东、西周)之郊,诛周王之罪,侵楚、魏之地。”“据九鼎,案图籍,挟天子以令于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他还认为“蜀,西僻之国而戎翟之伦也,敝兵劳众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为利”,所以不同意伐蜀。但秦将司马错不同意伐韩,主张伐蜀。他认为“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民,欲王者,务博其德,三资者备,而王随之矣。今王之地小民贫,故臣愿从事于易”。他分析伐蜀、伐韩之利弊说:“夫蜀,西僻之国也,而戎翟之长也,有桀纣之乱。以秦攻之,辟如使豺狼逐群羊也。得其地足以广国,取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西海而天下不以为贪,是我一举而名实附也,而又有禁暴止乱之名。今攻韩,劫天子,恶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义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他进而分析攻韩、灭周可能引起的不利影响说“周,天下之宗室也;齐,韩之与国也。周自知失九鼎,韩自知亡三川,则必将二国并力合谋,以因于齐、赵,而求解乎楚、魏。以鼎与楚,以地与魏,王弗能禁”,结论是:“不如伐蜀”(《战国策·秦策一》)。秦王采纳了司马错的主张,决心伐蜀。秦军由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等率领,从石牛道(又名金牛道,即由今陕西勉县向西南,过七盘岭,进入四川境,经过朝天驿,进抵剑门关)进攻蜀国,与蜀军战于葭萌关(今四川广元西南),蜀军大败,秦军破蜀都,杀死蜀王,蜀国灭亡。秦军又攻灭苴和巴。秦国西南秦岭以外的广大地区全为秦所有,秦惠文王封蜀王之子公子通为蜀侯以安抚蜀国;以陈庄为蜀相,另任命张若为郡守,还移“秦民万家”到蜀地。张若善治蜀,使蜀地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得到很快发展,蜀不久即成为秦国的重要力量源泉。张若治蜀40年,蜀后来成了支持秦统一中国的战略基地。

       (十五)秦再伐三晋战争

       秦伐巴、蜀战争顺利成功后,国势大张,气焰更盛,张仪的东征主张更有了实行的有利条件。秦惠文王灭巴蜀后,便决定转兵东向,征伐韩、魏、赵。公元前316年(灭蜀当年)秦便出兵攻赵,夺取了赵地中都(今山西平遥西南),西阳(今山西中阳)及魏故都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把河东领地向东扩大到了汾河中游。

       公元前315年,秦军又伐赵,击败了赵将英。同年又伐韩,夺取了石章。这几仗只是秦东征的序战,是为保障东出中原的左翼安全的作战行动。

       公元前314年,秦以樗里疾为将,率师攻魏,夺取了曲沃(今河南三门峡西南),将居民赶走。又迫降了焦(今河南三门峡西)。接着向东南挺进200多公里,深入韩国都附近,在岸门(今河南许昌西北)才遇上了韩军。一战便击败韩军,斩首万人,迫使韩国派太子仓入秦为人质,才停战媾和。此战连同修鱼之战,樗里疾两次率军深入韩、魏腹地,击败敌军,大胜而归,说明樗里疾确是一位有才能的将帅,他敢于并善长在击破敌军要塞防御后,乘敌纵深防御空虚之际,大胆挥军疾进,长驱直入敌之腹心,予仓猝应战之敌以歼灭打击,从而夺取战争胜利。

       次年(公元前313年)秦庶长樗里疾再率兵攻赵,俘虏赵将赵庄,夺取了蔺。

       在秦军连年攻伐下,魏襄王被迫到临晋(今陕西大荔东南)会见秦惠文王,接受了秦国的要求,按秦国意志立魏公子政为太子。魏国向秦王屈服了。

       秦国在三年内,三击赵,两攻韩,一攻魏,每战必胜,给了三晋以沉重打击,迫使韩以公子入质,魏立公子政为太子,两国屈服于秦;赵虽未屈服,但也折将丧地,难以与秦为敌。

       (十六)燕、赵、齐、中山战争

       公元前321年,燕易王卒,子哙立,是为燕王哙。燕国在此前五十年间,从燕桓公(公元前369一前362年)经燕文公(公元前361一前333年)到燕易王(公元前332一前321年)三代,除燕文公年代曾两战齐,一战赵、魏外,再无战争。到燕王哙即位后,便开始参与列国间的争战了。

       燕王哙元年(公元前320年),燕举兵伐赵,包围了浊鹿(今涞源北)。赵武灵王率赵师并代人救浊鹿。两国军队在勺梁(河北唐县东南)交战,燕军被打败。这年已是魏将公孙衍推行合纵抗秦,活动包括燕国在内五国相王(公元前323年)之后第四年。燕王哙不察当时天下形势,冒然对邻国用兵,实乃不智之举。

       隔了一年后,燕国参加了五国伐秦战争,无功而还。再过两年,当秦灭巴、蜀时(公元前316年),燕王哙闹起了让国的把戏来了。原来燕国相名子之,处理政事决断,主张改革燕国的国政,深得燕王哙的信任,大臣鹿毛寿便劝燕王哙学尧舜禅让故事,把王位让给子之。燕王轻信鹿议,便让位于子之,自己降而为臣。子之为王三年,太子平与将军市被结党聚众,包围公宫,攻击子之,攻而不克,百姓反攻,杀死了太子平与市被,燕国内大乱数月,死人数万。消息传到齐国,时齐宣王在位,设稷下学宫广招天下名士,孟轲也正在齐国为卿。孟轲闻燕内乱,当即劝齐王乘机出兵伐燕。齐宣王采纳孟轲建议,决定举兵伐燕。

       公元前314年,正当秦樗里疾率师东出伐韩、魏之际,齐王命将军匡章率领“五都之兵”(系齐国五个城的军队)和“北地之众”(从北方征集的军队),向燕国发动进攻。由于燕国内大乱,加以燕人痛恨本国统治阶级,对齐军持欢迎态度,所以齐军在五十天之内便攻入燕国国都,燕王哙身死,子之被擒后处以醢刑,齐军占领了燕国。由于齐军以占领军自居,不讲政策纪律,对燕国采取残暴统治,激起了燕人反抗,齐军被迫撤退,齐伐燕战争结束。

       齐军退走后,赵国送燕公子职回燕为王,恢复了燕国秩序,是为燕昭王。

       在燕国内乱,齐兵伐燕、秦攻三晋之际,中山国王乘机出兵攻赵、燕。中山兵南败赵军于长子(今山西长子西面),北破燕师于中人(今河北唐县西南),杀其将。中山国土向外扩大了数百里,列城数十座。

       燕国因内乱而招致齐军入侵,又遇到中山攻伐,这是春秋战国以来燕国最大的一次战祸。

       (十七)秦、楚战争

       公元前313年,秦惠文王在屈服了韩、魏,挫伤了赵国后,向东方扩张的野心更大了。向东方扩张,就必须与齐国作战,而齐国这时正与楚国结成联盟。这年齐还帮助楚国进攻秦国,夺取了秦攻占魏国的曲沃。秦要征服齐国,必须先破坏齐、楚联盟。为了破坏齐、楚的联盟关系,秦王便派张仪出使楚国,进行外交欺诈。

       张仪到楚国后,对楚怀王说,秦所憎恨的是齐国,如果楚国能与齐国绝交愿将六百里的地方让给楚国。楚怀王一听很高兴,满口答应了张仪的请求。楚国的群臣也都高兴的为怀王祝贺,唯独陈轸不仅不祝贺而且向怀王致吊。怀王生气,责问陈轸说,我不费一兵一卒而得地六百里,你为什么不贺还要吊?陈轸对怀王说,秦所以尊重楚国,乃是因为有齐国与楚国的联盟关系,如果与齐国绝交,楚国就孤立。那时,秦、齐两国都要举兵伐楚的。为楚国打算,不如表面上与齐国绝交,暗中仍与齐国联合;同时,派人跟随张仪回国,看他是否真给商於土地,如果真给了,就真与齐国绝交。楚怀王不听陈轸的劝告,竟给予张仪以相印,赠以厚礼,并宣布与齐绝交,然后派人随张仪回秦。张仪回到秦都,假装从车上摔下来跌伤了,闭门三月不出。楚怀王接到报告后,猜测可能是秦怀疑楚国与齐国绝交不彻底,于是便派勇士宋遗到齐国,当面辱骂齐宣王。齐王大怒,不仅与楚绝交,而且“折节事秦”,降低大国的身份地位去结交秦国。张仪见到齐国改变了与楚、秦的关系,才出面见楚国使臣,对他说,你怎么不去接受我献给楚国的土地,这块地从某处到某处,纵横六里。楚使急回报楚王。怀王大怒,立刻要发兵攻秦。陈轸预见到楚军不是秦军的敌手,所以建议楚王给秦国一座有名的都城,约秦一同出兵攻齐,这样,楚虽亡地于秦,还可从齐国得到补偿。怀王根本不听陈轸的意见,决心与秦一战。随即命将军屈’率兵伐秦。秦得知楚出兵,也派庶长魏章率兵迎战。公元前312年春,楚、秦战争爆发了。

       丹阳之战      伐秦楚军的进军路线大约是由邓(今湖北襄樊市北)向西北沿丹水北岸西北行,过析(今河南西峡)西向武关,过商(今陕西商县东南),越秦岭指向咸阳。秦军出动迎战大约是从咸阳向东南过兰(今陕西兰田县西)越秦岭,东南经商、武关,指向析、邓。当楚军进抵丹阳(今河南西峡丹水以北地区)时,与秦军相遇,两军遂展开激战。丹阳地区位于秦岭山脉东端,伏牛山主峰(老君山)西南,是一个高山地区,山势北高南低,西高东低。丹水北岸有一西北东南走向山岭,与伏牛山西南一座西北东南走向的山岭,夹淅水的一个支流,南北对峙,形成东西狭长的一条河谷。秦军从西向东,呈居高临下之势;楚军由东向西,呈仰攻之势。从地形方面看,有利于秦军设伏。秦军有比楚军丰富的作战经验,又有越崇山峻岭伐蜀作战的经验;楚军已多年未打过大仗,山地战经验更少,战斗力远不如秦军。因此,双方经过激战,楚军大败,秦军杀死楚军八万多人,俘虏了大将军屈句及裨将军逢侯丑等七十余人,楚军基本上被全部歼灭了。从战果看,双方参战的军队约近二十万,楚军当在十万以上,秦军约与楚军相当。这是一场遭遇性质的歼灭战,也是战国时期一场大规模的山地会战,因史料缺乏不能对其战斗情况作出述评。

       丹阳战后,秦军夺占了楚的汉中地六百里,秦遂设置了汉中郡。楚军大败后,楚怀王大怒,立即征集全国军队,再次出师袭击秦军。秦军又在兰田大败楚军(注:战国时兰田有二:一在今陕西兰田县西,属秦国,一在今湖北钟祥县西北,属楚国,此战为今陕西的兰田。)。

       在秦、楚丹阳之战时,楚曾派柱国景翠率兵北上伐韩(因韩已服秦)。楚军进围韩地雍氏(今河南禹县东北),韩向秦救援,秦派兵救韩,反包围景翠军。楚军大约是被迫撤退了。

       在楚军败于丹阳后,魏、韩两国便乘机南下袭楚。当楚倾全国之兵与秦战于兰田时,魏、韩军从北而南进至楚军侧后的邓(今湖北襄樊市北),威胁楚军后方,配合了秦军兰田之战的胜利,迫使楚军急从兰田撤退。

       当楚怀王发现受骗于张仪时,一面出兵攻秦,一面派人与齐复交,求齐支援。齐为配合楚对秦的战争,曾联合宋国,出兵伐已服于秦的魏国,包围魏之煮枣(今山东东明南)。

       秦军在丹阳、兰田两败楚军,又败楚景翠军于雍氏,威势震天下,正是向东方进军的大好时机。而齐在与楚复交后,又联宋攻魏,恰好给了秦以援魏攻齐的借口。当齐、宋军围煮枣之际,秦军遂联合魏军向齐军发动了攻势。秦、魏联军在濮水(约在今东明东北地区)大败齐军,俘虏了齐将声子(或作赘子)齐将匡章狼狈逃走。

       秦、楚之间的这场战争,是秦国自献公以来三代五十多年对外扩张战争中,首次与楚国的大战。这场战争的结果说明秦军已能战胜强大的楚军。但丹阳和兰田两次会战,都是在高山地区,地势和战势有利于秦军的条件下取得的,而且是利用了外交诈骗手段的,还不能说明秦已占有了全面优势。此战使秦从楚国取得了汉水上游地区,建立了汉中郡,秦的本土与新占有的巴蜀连成了一片,既消除了楚从南方的威胁,又使巴蜀的丰富物资得以畅通无阻的运往关中,支持秦国的扩展争夺。

       楚国丹阳、兰田大败的教训是深刻的。楚怀王昏庸荒淫,轻信谎言;受骗后又轻率用兵,结果连吃两大败仗,丧师失地,国威大损。楚国从此开始走向衰败。

       附注:关于楚景翠军围雍氏,齐、宋军围煮枣、秦、魏败齐军于濮水,这几次战争与秦、楚丹阳、兰田之战的关系及时间次序,古史书记载不详,今人杨宽《战国史》与林剑鸣《秦史稿》的说法也各异。现将各书记载摘录于下:

       杨宽《战国史》说“这年(公元前312年)楚国派柱国景翠进围韩的雍氏,秦救韩攻楚,帮助韩军对景翠的军队进行反包围(《史记·秦本纪》)。接着,齐、楚两国的攻势更继续扩大,齐国一面会合宋军进攻魏的煮枣(今山东省东明县南),一面又帮助楚军深入魏地,一直攻到黄河南边的曲沃,包围驻守曲沃的秦军(《战国策·秦策二》、《史记·越世家》齐使语)。而楚国景翠军队又一直和齐军相连结,对秦、韩、魏三国展开全面进攻,这样便给秦、韩、魏三国以有隙可乘的机会”,接着记述了秦、楚丹阳之战后便说:秦“接着又向齐进攻,攻到濮水之上,俘虏了齐将声子继谓:“楚怀王征集军队进行反攻,秦、楚在兰田发生大战,结果楚又大败。韩、魏联军乘机向南进攻。攻到了邓”。在注中引《战国策·秦策二》,《史记·越世家》齐使语,证明上述齐、楚联军攻魏及曲沃是在张仪欺骗楚王之前。

       林剑鸣在《秦史稿》说:秦“挫败三晋,并使他们都屈服于秦,这就使秦有可能向东扩展其势力,并为同齐、楚交战作了准备”,在记述了张仪诓楚,楚、秦丹阳之战后,接着说:“当楚怀王发觉被骗之后,立即又与齐国联合,所以齐、宋联军在楚军战败丹阳之际,向秦的盟国魏进攻,战于煮枣,而楚的柱国景翠又率另一支部队包围了秦的另一个盟国一-韩国的雍氏,这时已经形成以齐、楚、宋为一方,以秦、韩、魏为一方的犬牙交错的战争,齐、楚又联合包围了秦军占领的曲沃,而在东方,秦军则向齐军发动猛攻,在濮水大败齐军,齐将声子(又名赘子)被俘,匡章逃走”。

       这样,两书对雍氏、煮枣、曲沃之战,在时间及与丹阳之战关系上,各不相同了。

       关于秦、楚丹阳之战古文献资料,《史记·秦本纪》载:为惠文君更元“十二年(公元前313年),王与梁王会临晋,庶长疾攻赵,虏赵将庄。张仪相楚,十三年(公元前312年),庶长章击楚于丹阳,虏其将屈句,斩首八万;又攻楚汉中,取地六百里,置汉中郡。楚围雍氏,秦使庶长疾助韩而东攻齐,到满(秦将姓名)助魏攻燕。十四年,伐楚,取召陵。”

       《史记·楚世家》载:怀王“十二年(公元前317年)齐滑王伐败赵、魏军,秦亦伐败韩,与齐争长。十六年,秦欲伐齐,而楚与从亲,秦惠王患之,乃宣言张仪免相,使张仪南见楚王。“十七年春,与秦战丹阳,秦大败我军,斩甲士八万,虏我大将军屈句,裨将军逢侯丑等七十余人,遂取汉中之郡。楚怀王大怒,乃悉国兵复袭秦,战于兰田,大败楚军。韩、魏闻楚之困,乃南袭楚,至于邓。楚闻,乃引兵归。”

       《史记·张仪列传》“楚王大怒..卒发兵而使将军屈句击秦,秦、齐共攻楚,斩首八万,杀屈句,遂取丹阳、汉中之地。楚又复益发兵而击秦,至兰田,大战,楚大败,于是楚割两城以与秦平”。

       (十八)秦攻韩宜阳之战

       秦骗楚战楚得胜后,气势更盛,扩张的欲望更加强烈,它运用制楚的经验,继续玩弄外交欺诈和武力攻伐两手策略,对各国进行征服。

       丹阳之战的次年(公元前311年),秦惠王乘楚国战败之机,出兵攻取召陵(今河南郾城东),同时,又摆出与楚和好的姿态,向楚提出,愿意分汉中土地的一半给楚,以与楚结盟。楚怀王恼恨张仪欺骗楚国,向秦表示,不愿要土地,愿得张仪。张仪自请赴楚,怀王囚张仪,准备杀死他。张仪与楚臣靳尚友好。靳尚通过怀王宠姬郑袖说怀王,释放了张仪,并以厚礼相待。张仪趁机说楚怀王,大肆宣扬秦国的强大,批评合纵抗秦是驱羊攻虎;强调楚与秦为敌的害处,与秦结盟的利益,最后以利诱之,答应说服秦王跟楚王互相以太子入质,秦以女嫁于楚王为妾,并以万户的都城为陪嫁。楚怀王又被张仪说动了,答应了张仪的要求,与秦亲善。

       张仪遂由楚到韩,游说初即位的韩襄王。他首先大肆夸张秦军强大不可抗拒,借以恫吓韩王,把秦卒与山东各国之卒战,比作是“垂千钧之重于鸟卵之上,必无幸矣”,进而指陈韩如不事秦“秦下甲据宜阳,断韩之上地,东取成皋、荥阳”,“则王之国分矣”,韩王的宫苑也就保不住了。结论是“先事秦则安,不事秦则危”,“为大王计,莫如事秦”,最后诱之以利,“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韩”“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秦王必喜”,这样,攻楚既可得到土地,又可取悦于秦,而避免为秦所征伐(《战国策·韩策一》。韩襄王果然相信了张仪的游说,同意西向事秦。张仪从韩回秦,秦王为奖赏张仪的功劳,封张仪地五邑,号为武信君。接着又请张仪东入齐说浴王。张仪先把齐国夸张为“天下最强的国家”,随即危言耸听,借齐、鲁之间,秦、赵之间战争的历史,说明小国弱国虽能一时战胜大国强国,但终究要为大国强国所灭亡,以此为论据,得出如果楚、韩、魏、赵皆事秦而攻齐,齐国必非齐王所有的结论,从而诱迫齐答应事秦。张仪又从齐至赵,以秦仇恨赵国已久,即将约楚、齐、韩、魏之师伐赵,赵处境危殆,恫吓赵王;又以伪为赵出谋划策,劝赵王与秦王相会,请求秦不要出兵攻赵。赵武灵王也为张仪说服了。张仪又到燕国,以挑拔燕、赵关系,陈说赵对燕的威胁,劝燕王事秦;又以赵已事秦威胁燕王。燕昭王相信了张仪的欺骗,表示愿意“献恒山之尾五城”以事秦。

       张仪连说齐、赵、燕三国事秦。连同他前已说服的楚、韩,共有五国答应事秦,这一外交的诱骗恫吓策略,可算是很成功。可惜,在张仪回国报功的路上,秦惠文王便死了,秦武王即秦王位。武王在为太子时就不喜欢张仪,即位后,群臣又多谮张仪,说他“无信,左右卖国以取容。秦必复用之,恐为天下笑”(《史记·张仪列传》)。各国听说秦惠文王死了,又听说武王与张仪有隙,因此纷纷背弃连横事秦之约,重新活动合纵抗秦。

       由于秦国“群臣日夜恶张仪未已”,同时齐国又派人谴责张仪,张仪惧怕被杀,便设计说服秦武王,得以去秦至魏,魏以之为相,一年后死去。

       秦惠文王的死,使张仪“连横”之策功败垂成,也使天下形势为之一变。秦国想借战争胜利的余威,以外交讹诈诱骗屈服各国的图谋失败了。韩、魏虽已为秦武力所屈而事秦,但仍保持着独立国的地位,并依违于秦、楚、齐三大强国之间。秦武王是个雄心勃勃的人物。他继惠文王之后,在对外扩张方面更加偏重于武力征服。即位当年(公元前310年)即以武力镇压了蜀地的割据势力及少数民族,征服了义渠戎人,巩固了秦的后方地区。在张仪东入魏后,(公元前309年)设置丞相职位,以樗里疾为右丞相,甘茂为左丞相,加强秦国的统治力量。三年(公元前308年),便提出要“车通三川,窥周室”,令甘茂伐韩,攻取宜阳。宜阳是韩国的大都市之一,位于洛河下游,崤山东南侧,北控崤函险要,东扼洛阳项颈,是天下中枢之地。秦得宜阳,便可在中原建立起前进的战略基地,东出梁、齐,南下荆楚,北窥赵、燕,旋转自如,而不必再受制于崤函千里险阻了。秦武王之攻取宜阳,不仅为“车通三川,窥周室”,还有其更远大目的。

       宜阳位于洛河北岸(今河南宜阳西韩城镇),城“方八里”,设防坚固;城东、南、北三面是峭崖陡壁,易守难攻。韩在宜阳城配备了强大的守军(材士十万),储备了可供几年食用的粮食及战备物资;韩国尚有20万常备军可以增援,必要时还可得到楚将景翠率领的一支楚军的支援。

       秦武王在决心取宜阳之前,曾派甘茂东联魏国。甘茂鉴于宜阳城大地广,地势险阻,易守难攻;又鉴于秦国内势力人物樗里疾、公孙衍等,将会在攻宜不下时,责难甘茂(甘茂是下蔡人,投奔到秦国受重用的,为樗里疾等所嫉妒),所以曾建议武王不要攻宜阳。后来,武王与甘茂盟誓,保证不听樗里疾、公孙衍等人责难甘茂的话,甘茂才奉命率师攻宜阳。

       秦军围攻宜阳,果如甘茂的预料,久攻不下。秦国内一些反对甘茂的人物开始议论甘茂,甘茂曾一度想罢兵,但当听到左成对他说,内有樗里疾,公孙衍的攻击,外有韩相公仲侈的怨恨“用兵无功,公必穷矣”的劝告后,便坚定了攻宜阳的决心。

       围攻宜阳作战,持续了五个月,城仍未破。樗里疾、公孙衍遂在秦武王面前,诽谤甘茂,非议攻宜。秦王听了他们的话,召甘茂面告,意欲放弃攻宜决心。甘茂用秦王与其盟誓的事提醒秦王。武王遂决心继续围攻宜阳,并增加兵力,仍由甘茂指挥。

       甘茂重新部署了围攻军,并亲自击鼓,指挥部队强攻。但士卒不肯冒死登城。属下一军官批评甘茂不讲究兵法。甘茂向其表示,已到关键时刻,必须有不惜一死破城的决心,,明日鼓之不可下,因以宜阳之郭为墓”《战国策·秦策二》)。同时,拿出自己私人的金钱增加奖赏,鼓励士卒奋勇登城。第二天,再行强攻,终于攻克了宜阳城。秦军进城后,杀死守军6万人。

       宜阳之战,秦军先后使用多少兵力及具体作战行动,史书不载,估计当不下二十万人。

       在秦国攻宜阳过程中,韩虽也曾有过救宜阳的谋划,但终因秦军强大,执政的大臣又囿于个人利害,谋士说客互相为各强国进行游说,致使宜阳守军终于在得不到外援的情势下而被攻灭。

       宜阳之战,是战国以来围攻重兵固守的大城邑成功的第二个战例。在攻城技术不发达的古代,虽持续攻击了五个多月,但比起魏攻邯郸来,花费的时间还不算长,说明秦军当时攻城的战斗力已颇强。

       宜阳攻取后,秦军又渡黄河,攻占韩之武遂(今山西垣曲东南),就地筑城,韩相公仲侈亲自到秦国求和。

       (十九)赵掠中山及胡地战争

       公元前326年赵肃侯卒,子雍继位,是为赵武灵王(公元前325一前299年)。武灵王在位27年(实际执政31年),赵国大部分时间处于被动挨打状态,前18年间,6战败于秦(其中参加五国伐秦一战,三晋联合为秦击败一次,余四战,均为秦攻赵,取赵地),一败于齐,一败于中山,到18年后,武灵王深感赵国处境之不利。19年春,他在巡视赵国边地后与楼缓谋议时说“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东有胡,西有林胡、楼烦、秦、韩之边,而无强兵之救,是亡社稷,奈何?”为了改变赵国的不利处境,武灵王决心“胡服骑射以教百姓”。

       赵武灵王“行胡服骑射”是一项军事制度乃至社会习俗的改革,其目的是学习“胡人”北方游牧部族)的长处,改车兵为骑兵建立强大的骑兵部队,以弓箭为主要兵器,求得在对外战争中战胜强大的对手。为了便骑射,故要穿胡人服装。武灵王这项改制,并非一帆风顺,而是经过一番周折,说服了反对的朝臣才推行起来的。这项改革使赵国军事力量很快壮大起来,赵遂开始向中山和北方、西方胡人地区发动了一系列扩张战争。

       中山国原是春秋时鲜虞部族,位于太行山中部滹沱河上游地区(以今河北省石家庄市为中心大约北达定县,南至临城以北,西至阳泉以东,东至晋县以西),南、西及西北为赵国境,东北为燕国地,国都在灵寿(今河北省灵寿西)。

       赵国都邯郸,辖地约为漳河上中游,西越太行山至汾河上游(原都晋阳,今太原市南),北有太行山北部以西至代(今河北省蔚县东北),与燕为邻;西抵黄河,与楼烦、林胡、秦、韩为邻。中山则夹在赵、燕之间,处于赵国的半包围中。

       中山在战国前期曾被魏国吞并(魏文侯派乐羊率师越赵灭中山,约在公元前406年前后),约在公元前380年(赵敬侯7年)前后,中山乘三晋攻齐救燕时机复国,至赵武灵王19年(公元前307年)已复国七十多年,国力颇强。

       赵武灵王为壮大赵国,争雄天下,在改行胡服骑射后,把对外扩张的矛头主要指向中山和北方、西方胡人居地。从武灵王19年到26年,(公元前307一前300年)八年之间,六伐中山,三略胡地,扩地北抵燕、代,西至云中(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西南)九原(今内蒙包头西北),设置云中郡(今内蒙大青山以南、黄河以北地区)雁门郡(今山西省西北部及内蒙古部分地区入代郡(今山西省东北部和河北、内蒙部分地区),并沿阴山南侧筑北长城。

       赵伐中山的战争是颇为费力、费时的,“赵以二十万之众攻中山,五年乃归”《战国策·赵策三》)。可见中山国军队的战斗力还是很强的。赵攻中山,首次是从南方夺取中山的房子(今河北省高邑西南,公元前307年,武灵王19年);第二次是从西方攻取中山的宁葭(蔓葭,石家庄西北);第三次是武灵王21年(公元前305年)发动的一次大规模的进攻。赵军分为右、中、左三军:右军由赵裕率领,左军由许钧率领,中军由公子章率领。赵武灵王亲自统帅三军,由赵都北上,从南向北,攻取了部(河北高邑东南)、石邑(石家庄西南入封龙(石家庄西南入东垣(石家庄东北)。另由牛剪将车骑和赵希指挥的赵军一部及胡、代之兵,在曲阳(今曲阳)会合,从西北方向攻取中山的鸱之塞(又名鸿上塞,河北涞源南入丹丘(今河北曲阳西北)华阳(今河北唐县西北),迫使中山国献四邑给赵,赵始罢兵;第四次是在赵武灵王23年(公元前303年),战况不详;第五次是在武灵王25年(公元前301年),这次进攻可能打到了中山国都,迫使中山国君(中山武公)逃到了齐国。赵国最后一次攻灭中山是在公元前296年(赵惠文王3年)。

       赵武灵王在攻伐中山国的同时,出兵向西北楼烦、林胡胡人居地攻略,战况不详。

       赵国在武灵王后期十年左右,向北、西扩张,灭中山,并楼烦、林胡、代地,国土扩大了1倍以上,并建立了强大的骑兵军队,赵国成了战国后期列强中的强者之一。

       (二十)楚灭越及齐、魏、韩、秦伐楚战争

       楚国在怀王17年(公元前312年)为秦国大败于丹阳、兰田后,又受骗于张仪,答应连横事秦,只因秦惠文王卒,秦武王又四年而亡,秦国发生了争位内乱,楚秦关系得以缓和。到秦昭王即位之年(公元前305年),秦宣后专国政。宣后系楚女,对楚采取亲善政策,因此秦厚赂楚怀王。楚便背齐善秦,嫁女于秦王,楚与秦“合婚而欢”;两国王会盟于黄棘(今河南南阳南),秦归还楚之上庸(今湖北竹山西)地。楚秦关系暂时缓和下来。

       当楚怀王结好于秦,暂时取得喘息时机后,适越国内乱,怀王便乘机派召滑率兵东下伐越,打败越军,擒杀越王,尽取越国土地。越国灭亡(注:关于楚灭越时间,古史记载有异,此处从杨宽《战国史》的考证,列于楚怀王与秦“合婚而欢”之后)。楚军灭越战争的情况古书不载,无可考,只能从略。

       楚、秦结盟,对韩、魏、齐等国威胁甚大;楚又东出灭越,扩地千里,更加威胁齐、魏。因此齐便联合魏、韩,以楚背纵约亲秦为由,出兵伐楚。楚使太子横到秦国入质,请求秦国出兵援楚。秦应楚请求,派兵救楚。齐、魏、韩闻秦出兵,只好撤退。楚得免一战。

       第二年,楚太子横在秦国因与秦大夫私争,杀人逃归,秦、楚亲善关系破裂。齐、魏、韩三国遂乘机再次联合伐楚,与楚军进行了“垂沙之役”。

       公元前301年(齐宣王19年,魏襄王18年,韩襄王11年,楚怀王28年),齐、魏、韩三国出兵伐楚。齐将匡章、魏将公孙喜、韩将暴鸢,各率本国军队,会攻楚国方城(今河南方城东北)。楚派将军唐昧(一作唐蔑)率师抵抗。双方夹沘水(今河南唐河境内唐河上游)对阵,相持六个月。三国军队不敢进。待得知楚军重兵扼守的地方是河水浅的地方;防守薄弱的地方,是河水深的地方后,齐将匡章选派精兵从楚军守兵多的地方夜间渡河,袭击成功,才以主力渡河与楚军战于垂沙(河南唐河县境)。楚军大败。楚将唐昧战死。韩、魏占有了宛(今南阳),叶(今叶县西南)以北土地。

       第二年(公元前300年)秦又出兵攻楚。秦以楚公子杀人逃赵为借口,由华阳君(芈戎)率兵伐楚。楚以将军景缺率师迎战。秦军大败楚师,斩首3万,景缺战死。秦军夺取了襄城(一说今河南襄城;一说今伊川附近,当时为新城)。楚怀王得知战败,大为恐惧,赶紧派太子横到齐国为质,与齐媾和,以取得齐国的支援。

       恰在此时,庄跻领导的农民起义爆发,这场起义战争,声势很大,把楚国“分而为三四”《荀子·议兵》),官府都禁止不住,把楚国都搞乱了。只是起义战争情况史无记载,已不可考。

       次年(公元前299年),秦又乘楚国内乱,出兵伐楚,攻占了楚国的八座城。秦昭王在发动进攻时,又施展诈骗诡计,写信给楚怀王,表示愿意和楚王在武关(今陕西商南东南)相会,当面誓约结盟,恢复秦、楚亲善关系。楚怀王见信后,犹疑不决,前往相会,怕受欺骗;不去,又怕惹怒于秦。大臣昭睢建议怀王发兵防守,不去与会,认为秦似虎狼,不可信。屈原和一些大臣都主张不去。怀王儿子兰却主张去,认为不应拒绝秦的“欢心”。怀王在恐秦求和的心情支配下,还是决定应约前往。其实秦昭王根本未到武关,等怀王进入武关后,秦军立即关闭了关门,并将怀王挟持到咸阳,秦王不仅不以王礼接待怀王,还要他按属国藩臣的礼节到章台去朝见秦王。怀王知道受骗,虽大怒悔恨也已晚了。秦王要楚王答应割让巫郡和黔中郡(今湖南、四川、贵州交界地区)给秦国。楚王不允,坚持先定盟约,并怒斥秦王背信。秦王遂扣留怀王不放。

       楚怀王被扣,楚国大臣们愤恨秦国,经过一番议论,决定派昭睢去齐国迎太子横回国,立为楚顷襄王,这样秦国挟持怀王割地以和的阴谋便被粉碎了。但秦昭王并不死心,当他得知楚国另立国王后,大怒,立即决定出兵伐楚。公元前298年,秦军出武关,又在丹阳一带大败楚军,斩首5万,夺取了析(今河南西峡)等16城,才停止下来。

       楚怀王被扣在秦国二年后,偷逃出来。秦发现后封锁了通道。怀王只好间道入赵。赵王惧怕秦国,不敢收留他,怀王又想从魏国逃回楚国,不幸为秦兵追及,捉回囚禁。不久,发病死亡。秦将尸体送楚国,楚更加仇恨秦。

       楚怀王即位时(公元前328年),楚国已从春秋末年复兴起来达一百五十年之久。从吴起在楚变法(公元前382年)算起,也已五十多年了。在长期和平环境中,楚国生产得到很大发展,国力是强大的,文化是灿烂的。但楚王多贪图淫乐,很少有大作为。楚怀王更是昏庸淫逸,宠信佞臣,不懂策略,不知兵法,又不识人才,不分忠奸。堂堂大国之君,竟轻信说客的花言巧语而受骗上当,导致损兵折将,丧地辱国,直至以身为囚,辱死他邦。楚国在政策和策略上的错误,是其失败的主要根源,但军事上没有深通韬略的能将,又不重视军队的改革和训练,也是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楚国贵族阶级统治集团的腐朽,终于导致楚国走向衰落以至于最后灭亡。

       以楚国所处地理位置和国家势力,如果在有作为的“明君”的领导下,坚持吴起在楚变法的一套政策,继续实行改革,不断增强国力;对外则将扩张的重点置于向南、向西南、向东南发展,开辟南方广大地区,而不急急于北上争夺中原,则楚国完全有条件建成一个无敌于天下的强大国家。那时,统一天下,建立一统中国的将不是秦,而是楚。楚怀王的悲剧,发人深思。

       (二十一)齐、魏、韩联合伐秦战争

       秦昭王(公元前306一前251年)即位初年,秦国虽出现过“季君之乱”,但因有宣太后及其异父长弟魏冉把持着政权,秦国的对外扩张政策并未受多大影响。秦对楚虽曾一度和好,但旋即因在秦为质的楚太子横杀人逃走而重新对楚用兵(昭王7年,公元前300年,秦华阳君伐楚)。对韩、魏,则继秦武王攻取韩宜阳、武遂之后,虽曾一度将武遂归韩,但同时,又于昭王元年(公元前306年)出兵伐魏。秦使樗里疾、甘茂伐魏皮氏,不克,樗里疾与魏媾和;昭王4年,秦又出兵攻取魏国的河东地蒲坂(今山西永济西北入晋阳、封陵(都在永济西南)同时,又将已归韩国的武遂(山西垣曲东南)重新夺取;次年,又伐韩取穰(今河南邓县)。

       秦昭王9年(公元前298年),上年入秦为相的齐国贵族田文(孟尝君),受到秦王怀疑,被囚,设计得逃回齐国,为齐相。田文怨恨秦王,便利用韩、魏受秦攻略而仇秦的情势,活动韩、魏与齐国联合攻秦。当秦囚楚怀王勒索不成,兵出武关伐楚之际,齐、魏、韩三国联军组成,并开始进攻函谷关。

       秦军利用函谷关的险阻地势和防御设施,抵御三国军队的进攻。双方攻守相持不下。历时二年多,到第三年(公元前296年),函谷关才被三国联军攻破。秦国被迫求和,归还韩国的河外地区及武遂,归还魏国的河外及封陵(今山西永济西南),三国遂停战撤兵。

       三国攻秦,破函谷,是秦国多年向东方扩张战争的一次挫折。齐、魏、韩这次攻秦战争的胜利,说明,东方各国联合起来,是可以遏制秦的武力扩张的。而东方各国要联合拒秦,又必须有齐、楚两国至少一国参与,只是三晋特别是韩、魏,已是无能为力了。但东方各国,各自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计较,却极难真正联合起来。秦又善于利用各国间的利害矛盾,巧施伐谋、伐交之策,又打又拉,又诱又压,使东方各国,特别是齐、楚两大国,经常处于敌对状态,为秦国提供了连横破纵、各个击破的机会。在三国攻秦之战前,赵国即因感到齐、楚如果联合,对赵不利,便采取了“结秦连宋”之策,派仇郝(仇液)相宋,楼缓相秦(这也是秦免田文相职的原因之一)。三国攻秦三年,韩、魏总算得以收回秦掠夺去的一些土地,而齐国仅报了田文被免相囚禁之仇,不仅未获得什么实际利益,而且弄得民劳兵疲。这势必影响齐国合纵拒秦的积极性;大概由于齐在攻秦战中无所获,所以战后当年(公元前296年)便转兵北上伐燕“覆三军,获二将”。这说明,东方各国囿于各自利益,合纵拒秦是很困难的。

       (二十二)秦伐韩魏(伊阙之战)

       齐、韩、魏三国攻秦结束后,秦的向东扩张并未收敛。是年(公元前296年)韩襄王、魏襄王相继死亡,韩僖王魏昭王新立。赵经过五年征战,始灭中山,民困兵疲,且于上年已与秦结盟。齐忙于北伐区,全部歼灭之。这一战,开创了中国古代以战略反攻形式围歼敌军重兵集团的先例。正如白起(武安君)后来在回答秦王时说的:“伊阙之战,韩狐顾魏,不欲先用其众。魏恃韩之锐,欲推以为锋。二军争便之利不同,是以臣得设疑兵,以待韩阵,专军并锐,触魏之不意。魏军既败,韩军自溃,乘胜逐北,以是之故能立功”《战国策·中山策》“昭王既息民缮兵”)。

       伊阙之战使秦扩大了宜阳之战的战果,控制了“天下之枢”的伊洛地区(今洛阳市及周围地区),大大改善了秦军向东、向南、向北扩张的战略地位。

       秦为扩大伊阙之战的战果,便利用战胜的余威,继续运用伐谋、伐交与伐兵的政治、军事两手策略,连年向楚、韩、魏、齐诸国发动攻势。

       迫楚与秦和好:伊阙战后,秦昭王即写信给楚顷襄王,威胁说:“楚背秦,秦且率诸侯伐楚,争一旦之命。愿王之饬士卒,得一乐战!”楚襄王惧怕秦国,赶紧派人向秦求和。次年,迎娶秦女为妇,以结好秦国。

       连年出兵攻伐魏、韩两国:战后第二年,秦以左更司马错攻取魏地轵(河南济源东南),同时以白起再拔垣城(山西垣曲东南)。同年,又以司马错攻取韩地邓(河南孟县西),使白起攻取韩地宛(河南南阳、韩夺自楚国)。这样,秦便把伊洛战略基地向东北扩大到了河内,向南扩大到了宛。宛是当时冶铁业发达的地区,对秦国的经济发展和兵器制作有重要意义。次年(公元前290年),秦再以丞相魏冉率师伐魏,魏无力应战,便只得以河东地四百里(即魏国的河东郡,约为今山西沁水以西,霍山以南之晋南地区)割献于秦,向秦求和。这使魏国的西半部国土全部为秦所有。同时,韩国也被迫以武遂(今山西垣曲东南、黄河以北地区)地二百里献给秦国,秦国一下子便将黄河以东、以北,霍山以南、沁水以西,纵横各约200公里的广大地区据为己有。但秦并不以此为满足。次年(公元前289年),又派白起率师攻魏河内地区,进至轵(济源东南),夺取了魏国61个城。魏昭王无奈只好到赵国去朝见赵惠文王,并将葛孽(今河北肥乡西南)阴成两地献给赵王作“养邑”求得赵的庇护。

       (二十三)五国“合纵”攻秦战争

       秦在伊阙大胜并从韩、魏割得大片领土,又迫楚和亲后,威震天下。秦昭王感到称“王”已不能显示出秦国凌驾于他国之上(各国国君都已称王)的威势,便急于称“帝”。他于公元前288年从咸阳到了宜阳,十月,便在宜阳宣布自己为“帝”。为了取得尚能与秦对抗的东方大国齐国的承认,更主要的是为了拉拢齐国共同伐赵,瓜分赵地,秦昭王便称自己为“西帝”,派丞相魏冉到齐国,尊齐湣王为“东帝”,齐浴王接受了。于是秦、齐两王便称起“西帝”“东帝”来了。但三个月后,齐王取消了帝号,秦王也只好改称王。

       在秦、齐二王称帝之际,魏、韩、赵等国为图自保,便又开始了合纵拒秦的外交活动。此前,洛阳人苏秦在燕昭王求贤招士时(公元前311年)到了燕国,受到燕王的信任。他是同张仪一样的长于辩辞的外交活动家,但他是从事合纵拒秦的。由于燕国长时期受到齐国的攻伐、威胁,苏秦便帮助燕昭王谋划对付齐国。他奔走于齐、赵、魏等各国之间,或游说或上书,为达到保护和振兴燕国的目的而积极活动。正当齐浙王称帝之时,苏秦到了齐国,他的目的原是说齐王南下图宋而顾不上北上侵燕,使燕得以争取时间壮大力量以对齐。当他见齐浙王时,恰好秦约齐称帝。滑王征求苏秦的意见,苏秦说齐王“放弃帝号,以收天下之望;发兵伐宋以威服燕、楚(宋此时为宋君偃称王已30余年。宋成为五千乘之强国,但宋王暴虐被各国称为“桀宋”),这样会“国重名尊”“天下不敢不听”,齐浙王相信了苏秦的说辞,遂取消帝号,准备伐宋。

       由于魏昭王投靠赵国,贿赂赵王和赵相李兑,图谋抗秦。而赵国此时也甚感秦国的威胁,正在思谋如何对秦。李兑主张,合纵拒秦;在魏国的怂恿下,他便出面联络东方各国“合纵”。

       经过李兑与苏秦的“合纵”活动,赵、齐、魏、韩、楚五国暂时联合起来,结成反秦同盟,并出兵攻秦。

       公元前287年(秦昭王20年、魏昭王9年、燕昭王25年、齐湣王14年、赵惠文王12年、韩僖王9年、楚顷襄王12年),赵、魏、韩、齐、燕五国军队,陆续出动,各国共推赵相李兑为主帅。燕国派兵2万,随从齐军前往与魏军会合;赵国调发上党之兵南下;韩军就近参与。五国军队会集到荥阳、成皋之间地区(今河南荥阳西部),摆出要西向进攻的姿态,迫使秦国归还了魏国的温(今河南温县西南)轵(今河南济源南)高平(今济源西南向城)三地;归还了赵国的王公、符逾两地。五国以此为满足,便同意与秦媾和,撤兵回国。

       这次五国“合纵”伐秦,虽也声势颇大,但却暴露了五国是同床异梦,并无力真正攻秦“合纵”攻秦的计策,到此也就完结了。

       三、秦国称雄、六国衰败阶段的战争

       (二十四)五国伐齐战争(乐毅破齐)

       五国伐秦战争不战而罢后,五国伐齐战争却急风暴雨式的开始了。

       原来齐国在列国争战中,除了与东方各国有过“合纵”拒秦的关系史外,也有过“连横”和秦攻略他国的关系史。从公元前356年到前320年齐威王在位的37年中,齐国的主要争战对象是魏国,12年内曾两次大败魏军(公元前353年,公元前341年),取得了有名的桂陵、马陵之战的胜利战绩。由于齐国的地理位置和对外扩张政策,决定了他与东方各国的关系,主要是相互争夺的关系。除了与三晋及楚国争夺中原地区外,它的扩张矛头经常是指向北方的燕国。公元前314年燕王哙让国子之后引起燕国内乱,齐宣王乘机出兵攻破燕都,大肆抢掠破坏,并引发了中山国攻夺燕地。因此,燕昭王(公元前311一前279年)即位后,即怀着伐齐复仇的目的,求贤礼士,振兴燕国。适苏秦从燕入齐(公元前287年)说齐湣王时,燕的国力已有了很大发展,特别是有了乐毅、邹衍、剧辛等一批政治家、军事家从魏、齐、赵国投奔到了燕国,使燕国成了列国中后起的强国。而苏秦游说齐王的目的,也是为了强燕弱齐,即诱使齐国把力量用于与赵、秦、魏等争夺宋国上,使之无力侵燕。只是由于秦国东侵甚急,魏、韩、赵急需遏制秦的攻势,苏秦才配合李兑撮合成一个五国联军攻秦的行动。在活动五国攻秦过程中,燕国乐毅便已在谋划着伐齐战争了;而齐国则却在谋划着伐宋战争。

       五国伐秦战争结束之后,第二年(公元前286年),齐国便对宋国发动了侵略战争。齐以韩珉(一作韩聂)为相,率兵攻宋。燕国还派兵助齐。一战破宋,宋民散亡,宋王偃逃到魏国,死于温,宋国从此灭亡。齐、魏、楚三国瓜分了宋国土地。

       齐国灭亡了宋国,又趁势南割楚国的淮北,西侵三晋,欲并二周为天子,泗上诸小国君纷纷向齐称臣,齐势大振,各国惊恐。

       齐国的这一胜利,立即改变了东方各国与齐的关系,燕本已暗中准备伐齐,三晋也由联齐拒秦,转变为联秦拒齐了,楚之淮北被割,当然不满齐国,于是各国联合伐齐的形势出现了。

       此时,燕国乐毅与燕昭王谋议了联赵、楚、魏共同伐齐的策略后,便亲自到赵国,说服赵王,并通过赵王与秦取得联系,约秦参加伐齐阵线,又到楚国、魏国活动,均取得了成功,与此同时,秦昭王在齐灭宋后,也把争夺的矛头指向齐国,在乐毅活动各国联合伐齐时,秦王已会楚顷襄王于宛(今河南南阳),会赵惠文王于中阳(今山西中阳),串连伐齐。为了“先出声于天下”,争取成为伐齐联军的首领,秦不待各国行动,便派蒙武率兵先行攻齐,夺取了齐国西南部的九个城,改为秦的九县。继而,秦昭王又会魏昭王于宜阳,会韩僖王于新城,把韩、魏拉到秦、楚、赵攻齐的联盟之中。

       伐齐联盟形成了,要组成联军攻齐了。由于联合伐齐是由燕国乐毅首先发动和串连的,而乐毅又是魏文侯用于破中山的乐羊的后裔。他贤而好兵,曾在赵国受到过重用,因赵内乱而去魏,又由魏至燕,燕昭王任为亚卿,在游说各国联合伐齐时,又得到赵王授以相国印,因此,各国联军便拥护以乐毅为统帅。乐毅于是乃指挥燕、赵、魏、韩、秦五国之兵,发起了攻齐之战。

       五国联军会合于齐国西部国境。齐湣王召集了全国的军队,任命触子为将,率军在济西(约在今山东高唐、聊城一带,当时济水西岸地区)列阵迎战。临战之前,滑王怕军队不肯死战,便派使臣到军中警告触子,如果不能战胜敌军,不仅要杀死将士,还要挖他们的祖坟。齐将听到后,都心情沮丧,斗志消沉。在联军发动攻击后,齐军很快便被击溃,主将触子下落不明,副将达子收集残兵退保临淄。

       联军击破齐军后,秦、韩两军分别撤走。乐毅分魏军南下攻占宋地;派赵军北上取河间地(今河北献县东南),亲率燕军乘胜追击齐败兵,一举攻破齐都临淄。然后,分兵略齐城:左军向胶东、东莱;前军循泰山以东至海,略琅琊;右军循河济,屯阿、鄄以连魏师;后军旁渤海以抚千乘;中军据临淄而镇齐都。齐王闻前方战败,燕军迫近,遂弃城出逃,先到卫,后转回到莒。齐国一片混乱。乐毅进入齐都后,把齐国的宝器、财物、祭器全部收缴送回燕国。燕昭王十分高兴,亲自到济上劳军,奖赏将士,封乐毅于昌国,号昌国君。经过六个月的攻略,燕军已占领齐国七十余城,并全部改为燕国的郡县。只有即墨、莒、聊城三城尚在齐手中。聊城很快即被燕军攻克齐国只剩下即墨、莒二城了。

       齐湣王逃出后,派人向楚求救。到莒城后,楚国派淖齿以援齐为名率兵入莒,湣王任淖齿为相。公元前283年,淖齿欲与燕瓜分齐地,遂杀齐游王。齐臣王孙贾杀淖齿,立滑王子法章,是为襄王,据莒抗燕。齐都破时,临淄市掾(市大夫的属吏)田单率家人东走即墨。燕军久攻即墨不下。乐毅闻齐湣王在莒,遂并前军及右军围攻莒,而以左军、后军围即墨。即墨大夫战死,即墨人共立田单为将,指挥即墨城的防御战。

       即墨之战燕军攻莒与即墨二城将近一年不能下。乐毅乃下令即墨围军撤离城九里筑垒,实行长期围困战法。同时,采取攻心战,命令士卒:城中居民有出城的不要捕捉;有困难的加以救济;使他们各就旧业。田单在稳定人心的同时,将所带的宗人族兵及收容的残兵约七千多人,加以整顿和补充,增强城防,坚守即墨,与燕军相持下来。

       燕军围即墨,持续三年,仍未能克。这时燕国有人谮乐毅于燕王:乐毅企图留齐为王。燕昭王召开大会,痛斥潛者,并将谮者斩首,然后赐给乐毅的妻以王后服装,儿子以公子服装,并以国王乘用的车马及金银,派国相送到齐都,立乐毅为齐王。乐毅恐惧不接受,上书燕王,誓死效忠。

       不久,燕昭王死,子惠王立。惠王为太子时,与乐毅有过不愉快的事。田单得到消息后,施行离间计,派人到燕都散布流言,说齐王已死,即墨、莒二城所以攻不下,是因乐毅与燕新王有隙怕被杀,不敢回燕,借伐齐为名,实际上是为了拥兵在齐为王。由于齐人未附,所以才缓攻即墨,以待时机。齐人不怕乐毅,怕的是别的将军来代替乐毅。如果那样,即墨就会守不住了。

       惠王本来已怀疑乐毅,听到齐人散布的流言,便信以为真,遂派骑劫去代替乐毅。乐毅知道燕王不信任他,便出走赵国。燕军将士因此而气愤不和。

       骑劫到齐后,便下令强攻即墨。田单除了动员即墨军民坚决击退了攻城燕军外,又施行反间计,派间谍到燕军中传播说,田单最怕燕军将俘虏的齐兵割去鼻子,放到队列前面与齐军作战。骑劫信以为真,照传言行事,即墨守军见到齐国投降的都被割去鼻子,非常气愤,更加坚决的抵抗燕军的进攻。田单又派出间谍去燕军中密告说,即墨人最怕挖他们的祖坟,挖了可以动摇守城的斗志。骑劫果令人全部挖掘城外坟墓,烧尸骨即墨守城军民望见后,痛哭流涕,纷纷要求出城同敌人决一死战。

       田单借敌人的暴行激起守城军民同仇敌忾后,便亲自携带工具和士卒一同加修城防工事,并把自己的妻妾编入行伍;还把储存的食品拿出来犒劳士兵;同时,令甲士都隐藏起来,叫老、弱、妇女站在城头上守城,示以即墨守兵已疲弱的假象,欺骗敌人;同时,派代表出城接洽投降。又从城内居民中收集金千镒,派城内富豪携去送给燕军将领,告诉燕将,全城就要投降了,请求不要虏掠家族的人,燕将非常高兴的答应了。燕军听到即墨城就要投降了,都高呼万岁,燕军对城的围困便松懈下来。

       田单从城内搜集到一千多头牛,给牛穿上龙纹彩衣,牛角绑上锋利的尖刀,牛尾捆上灌了油脂的苇草。同时,在城墙脚下开凿了几十个洞,通出城外;又挑选了五千多壮士,扮作鬼怪模样;又命令全城人都准备铜器,以便呐喊助威。准备工作完成后,田单就在夜间下令点燃牛尾巴上的草把,纵牛出城。一时千牛破洞而出,火烧牛尾,牛狂奔冲入燕营。五千壮士随后冲杀,全城铜器齐鸣,喊声震天;燕军从梦里惊醒,惊慌失措,四散逃命,死伤狼籍,混乱中已失去指挥,溃不成军。骑劫也在混乱中被杀。围攻即墨的燕军主力,完全崩溃了。即墨解围了。

       田单在奇袭成功后,立即举行反攻,展开追击战。齐国人民纷起响应,田单军每到一城,皆叛燕归齐,田单兵不断增多,乘胜前进,把燕军全部赶出齐境。齐国光复。田单迎襄王于莒;襄王封田单为安平君。

       燕以偏处北方之弱国,竟能一举而破强齐,全赖燕昭王求贤纳士,发愤图强,国力较快的壮大起来。在此基础上,用乐毅为亚卿,运筹帏幄,审时度势,巧施谋略,卑躬事齐以骄怠之;诱齐灭宋,激化齐与秦及三晋的矛盾,以孤立之;游说赵、魏,联络秦、楚,组织起反齐同盟,于是乃倾天下之兵以临齐,破齐必矣。这一策略的运用,是成功的。

       齐滑王恃齐国之基础雄厚,藉“霸国之余业”,专恃武力不讲政策“伐功矜能,谋不逮下,废黜贤良,信任谄谀,政令戾虐,百姓怨怼”乐毅与剧辛论齐湣王,《资治通鉴·周纪四》)没有良臣能将内政外交失策,识不破苏秦为燕间齐的阴谋诡计,觉察不出灭宋、侵三晋在当时情势下的冒险性,以致陷入孤立,招致六国同仇共愤,导致国破身亡。如无田单指挥即墨抗战之胜利,齐国已不复存在。

       乐毅攻齐在战略上是成功的,但在攻即墨的作战指挥上是失着的。齐既已破,守即墨残军并无多大战力,趁战胜威势,燕军如采取不惜一切代价坚持强攻不止的作战方针,即墨很难守住。即墨不守,田单的一切离间、反间计谋,均无行施余地,齐灭于燕之局可定。

       此战说明:在全局大胜的形势下,如何慎重对待剩敌残局,并不是一个不屑一顾的问题。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此战还说明:国家在被外力攻破后,纵使大部分国土沦丧,只要保存住部分军队和地方,在坚贞之士领导下,军民一致,坚持持久抗战,便存在着复国的可能性。

       (二十五)秦伐楚战争(破楚鄢、郢之战)

       乐毅破齐后,齐国一下子由强大霸国地位垮下来了,能与秦国争衡的东方大国消失了。国际形势的变化,极有利于秦国的兼并政策。

       秦在参加五国伐齐战争济西会战后,便挥兵夺占陶邑(山东定陶西北),接着收兵他图。秦昭王一方面玩弄外交手腕,分别会见楚顷襄王、韩僖王、魏昭王以缓和紧张局势;一方面又不停的使用武力对外攻掠:

       公元前283年(济西会战第二年)秦出兵攻魏,夺取了安城(今河南原阳西南),进迫魏都大梁,燕、赵出兵救魏,秦兵始撤回。

       公元前282年,秦使白起率师伐赵,夺取了赵的蔺、祁(今山西祁县东南)二城。

       公元前281年,秦又攻赵,夺取了离石。

       公元前280年,秦使白起率兵攻赵,取光狼城(今山西高平西),斩首二万。

       秦连续几年攻击赵国,在于压迫赵国使之不敢在秦南下伐楚时,从侧后攻秦,以保障伐楚战争的侧后安全。当这一战略目的达到后,便开始了大举伐楚战争。

       这时的楚国,顷襄王在位。他自恃大国,不修内政,奸佞当道,良臣斥疏,百姓离心,城池不修,又无守备。秦国正是利用楚国的弱点,发动攻楚。

       秦伐楚战争,是先从巴蜀开始的。公元前280年(秦昭王27年,楚顷襄王19年),秦使将军司马错,发陇西(今甘肃陇山以西地区)兵,南入蜀,在蜀扩军十余万,征集船万余艘,粮六百万斛,然后,顺江东下,一举攻占了楚国的黔中郡(今湘西、黔东北地区),造成从西南侧后包围楚国的战略态势。迫楚割让上庸(湖北竹溪东南)及汉水以北地区与秦;秦把罪犯释放出来,移居南阳(今河南西南,湖北西北部)。这样,便形成从西南和西北包围楚国的钳击态势。

       楚顷襄王在察觉秦经略巴蜀,有沿长江从西方攻伐楚国企图后,便派将军庄蚧率兵西向江南之百濮地区(今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四川东南部一带)进击,有阻止秦军由巴蜀东进的意图。庄蚯率军渡长江西进,大概是溯沅江西上,克且兰(约当今贵阳一带),降夜郎(约当今贵州西部地区),占有了今贵州省的广大地区,处于巴、蜀秦军的南翼侧。但当时交通闭塞,而川、黔、湘西地区又是崇山峻岭,庄峤军虽占领该地,并不足以对巴、蜀的秦军构成直接威胁,因而不仅未能阻止秦军从巴、蜀顺江东攻楚都,反被东下秦军切断了返楚的退路。庄蛴在后路被切断后,便率所属军队继续西进,直抵滇池,并据滇称王。楚国虽由庄蚯率军向西南拓地千里,但所拓之地当时为边远未开发地区,对楚国国力不仅不可能有所补益,反而使一支军队远离本土,削弱了楚军的力量,为秦军的进攻增加了一分力量。

       (注:庄娇入滇一事,古文献记述各异,此处采《后汉书·西南夷列传》所述:“初,楚顷襄王时,遣将庄豪[注:当即庄娇]从沅水伐夜郎,军至且兰,核(音酌,敲击意)船于岸而步战。既来夜郎,因留王滇池。以且兰[有]啄船非柯处,乃改其名为非柯”。)

       第二年(公元前279年),秦便使白起将兵从北面发起了对楚国的进攻。白起以不足10万军队,一举克邓(今襄樊市)后,便南下攻楚别都鄢(今湖北宜城东南)。鄢距楚都郢不过二百余里,是楚都北方门户。楚为确保郢都,在鄢集中了约十万军队,坚守拒秦。白起攻城不下,遂采用引水灌城的战法。他令士兵在鄢城西山谷水筑坝,挖长渠引水灌城,水从城西灌城东,“溃城东北角,百姓随水流死于城东者数十万,城东皆臭”《水经注·沔水》)。城内军民数十万人被淹死。鄢城为秦军攻占。秦军已打开了通往楚都郢的大门,楚军主力已被歼殆尽。

       次年(公元前278年),秦军先攻占了安陆,然后进围郢。郢为楚国都城。但楚此时军队主力已丧,守郢兵力有限。白起军未费大力便攻下了郢城。接着分兵西焚夷陵(今湖北宜昌东南,当时为楚王陵墓),东取竟陵(今潜江西北),南下洞庭,楚国的基本国土已成为秦的南郡了。这是楚国春秋战国以来第二次国破郢丧。但这次已无法取得外援,复国的可能性不存在了。楚顷襄王逃出郢都,东去陈(今河南淮阳),收集东土兵十万,以陈为国都,成了偏处东南的一个残败国家了。后虽又收复了江南十五邑,也仅只苟延残喘而已。

       秦国在五国破齐之后,六、七年间,一举击破了雄踞江汉地区的第一大国;继齐国之后,又消除了一个斗争的强大对手,这就为其统一天下打下了基础。

       (二十六)秦伐魏战争(华阳之战)

       伐楚大胜之后,天下形势更加有利于秦,昭王便乘势发起了伐魏战争。

       魏国在连遭秦国打击后,已龟缩到以大梁(今河南开封市)为中心的西北、东南向斜长约250公里,宽约150公里的一个约4万平方公里的地区,位于中原,属四战之地,地形基本上是平原,无险可守;魏军也已屡遭歼灭打击,数量质量均已难当大敌。在秦破楚次年,魏昭王卒,子僖王继位。

       秦在破楚取郢第三年(公元前276年),便使白起攻取了魏国的两个城,次年(公元前275年),秦相魏冉率兵大举攻魏,兵迫大梁。韩派暴鸢率师救魏,秦军大败鸢兵,歼灭韩军4万,鸢败走大梁西南之开封(今开封市西南),魏只好割八城与秦,才得媾和。但媾和不久,秦又进兵伐魏,进占北宅(即宅阳,今郑州市北)。魏只好再割温以求和。

       次年(公元前274年),秦魏冉率师伐魏,夺取了魏国蔡(河南上蔡入中阳(河南中牟西南)等四城,斩首4万,又给了魏国一次沉重打击。

       魏国在秦国的连年打击下,只好投靠赵国。赵国这时尚强,也在趁机谋求向外扩张,便与魏国结成同盟。赵、魏结盟是为了对付秦国的,由于韩国已为秦所屈服,成了秦的盟国,所以赵、魏联合后,便首先把矛头指向了韩国。

       公元前273年(赵惠文王26年,魏僖王4年,秦昭王34年),赵、魏联军包围了韩国的华阳(今河南郑州市南)。华阳距韩都(新郑)不过二、三十公里。对韩威胁很大。韩国向秦国求救,这又给了秦国一个难得的机会,但秦开始并不急于应援,企图利用三晋矛盾互相削弱。韩再派东筮往秦,说以韩有被迫投降魏、赵的可能,秦才急起兵救韩。

       秦军由白起与客卿胡阳率领向华阳开进(从何地出发不详)。经八日行军,进抵华阳附近。秦军立即展开对包围华阳的赵、魏军施行包围。双方经过激战,赵、魏军被击败,向芒卯溃退。秦军虏三将,斩首13万,夺取了卷(今河南原阳西入蔡阳、长社(河南长葛东南)。白起又追击赵将贾偃,将贾偃部追到黄河南岸,赵军被攻击沉河死2万。秦军乘胜东进,包围大梁,准备一举灭魏,幸燕、赵出兵援救,魏将段干子又请割南阳给秦,才得以媾和。华阳会战,以秦军胜,赵、魏军败而告结束。此战,赵、魏军共损兵15万(参战兵力总数史书不载。从损失数推断当在20万左右),秦军兵力约与赵、魏军大致相当。秦军又给了魏、赵军(特别是魏军)一次沉重打击,如不是燕、赵援救,魏国将亡于此役。

       (二十七)秦伐赵战争(阏与、长平、邯郸之战)

       华阳战后,秦将魏割让的南阳地,连同从楚、韩两国已取得的宛(今河南南阳)上庸等地,合为南阳郡,并以军事威胁楚国(集中秦、韩、魏军准备攻楚)。楚臣黄歇陪同楚太子完入秦为质,秦才未攻楚。设置了南阳郡,秦国南方稳固了。次年(公元前272年),秦昭王诱杀义渠王于甘泉宫,起兵攻灭了义渠。秦国西北方的威胁解除了。此时,韩、魏已屈服,齐、楚已残破,燕偏处东北,且又在是年(公元前222年)发生了公孙操(成安君)杀死燕惠王,拥立武成王,韩、魏、楚在秦的支持下共同伐燕的事件,山东六国只有赵国还算是一个强国。赵惠文王(公元前298前263年)继承了赵武灵王治赵的政策,选拔任用了一批良臣能将-一乐毅为相,蔺相如为上卿,廉颇、赵奢为将,对内整顿税收,使“国赋大平,民富而库实”对外善于据理斗争,折服了强秦,成为与秦外交斗争取胜的唯一国家。这是赵国历史上最发达强盛时期,也是秦灭六国之前唯一能对抗秦国的强国。

       阏与之战        公元前270年,秦借口赵国不履行换地协议,便派中更(官职名)胡阳率兵越过韩国的上党(今山西长治地区),进围了赵国的阏与(今山西和顺县西北)。

       赵将廉颇、乐乘认为路远山险,阏与难救;而赵奢认为可救,赵王乃令赵奢率师往救。

       赵奢率领赵军出邯郸,离城三十里便住扎下来,筑垒据守,并下令军中:“有以军事谏者死!”

       秦军一支部队进至武安城西。擂鼓呐喊,武安城内屋瓦都被震动。赵军中一个军官建议赵奢赶急去救武安,赵奢下令将其斩首,赵军内再无人敢提出战意见。赵奢在住地停顿了二十八天,仍不行动,而且还继续加修工事。秦军派间谍进入赵军营垒,被赵军捉住赵奢予以优待后放归,间谍将赵军情况回报了秦将,秦将大喜,认为赵军怯战,不敢救援阏与,因而便放松了对奢援军的戒备,一意攻城。赵奢放走秦军间谍后,便立即下令拔营起行。赵军沿山间小路急行军,昼夜兼程,两天一夜(行程约百公里)便赶到离阏与城50里处,停止筑垒。秦军得知赵军到来,便急忙集结军队前往迎战赵军。

       赵军军士许历向赵奢建议:集中兵力,严阵以待秦军,同时提出,先据北山者胜,后至者败。赵奢采纳了他的意见,立即以万人抢占了北山,占领了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秦军赶到后,见北山为赵军占领,便发起向北山的进攻,但攻击受挫。赵奢乘秦军攻山受挫时机,指挥部队向秦军猛烈冲击,大败秦军,阏与城围得解。赵王封赵奢为马服君,位同廉颇、蔺相如,封许历为国尉。

       阏与之战,赵奢使用了示弱诈敌之计和反间计,造成了敌人的不意与错觉;然后以神速行动,出其不意的袭击敌人,迫敌在仓猝不利条件下进行交战,结果获得大胜。这是灵活运用战法取得胜利的一个出色的战役。秦军的失败,主要是将领的轻敌,不肯用心分析情况(赵军出城三十里便安营不动,而赵王也不加责难,这个情况是不寻常的,有头脑的将领应当提出怀疑,作出预防意外的准备,采取对策),轻信谍报人员的情报。结果为对方的假象所迷惑,招致失败。

       阏与之战后,秦昭王用魏人范睢为丕相,废除了专政四十年的宣太后,罢黜了先后五次出任丞相(共计25年)魏冉的相职,将魏冉连同高陵君、华阳君、泾阳君(都是昭王的弟弟)都赶出咸阳,到各自的封地去。同时,秦国继续对外用兵,蚕食邻国。从秦昭王39年(公元前268年)到44年(公元前263年),六年之间,秦三次出兵攻韩,一次攻魏,一次攻赵,夺取了韩国的少曲(河南济源东北)高平(河南孟县东北)汾水旁的陉城等九城和南阳地区(河南省太行山南与黄河北岸的温县、泌阳一带),切断了韩都通上党的通道;扩大了汾河中游领土,仅汾水一战即杀死韩军5万。

       长平之战       秦昭王42年(公元前265年),赵惠文王的太子孝成王(丹)继位,太后掌权。秦乘新王初立,又派兵攻赵,连取三城。赵以太后少子长安君入齐为质,得到齐国出兵援救,秦兵才退。秦昭王45年(公元前262年,赵孝成王4年),由于秦在上年夺取了韩南阳,切断了上党与韩都通路,上党郡守冯亭陷入孤立,便将上党献于赵王,联赵抗秦。赵王封冯亭为华阳君,爵县令为侯,吏民皆增爵三级,同时,派廉颇率军出守上党。秦在占有南阳地区后,便向上党发动攻势。赵将廉颇军据长平城(今山西高平西北)抵抗秦军。

       秦军统帅王龄指挥秦军攻占了韩之上党(今山西晋城),继续向赵进攻。廉颇在长平修筑了坚固壁垒,坚壁拒秦。秦军进攻长平,先在城郊攻破了赵军的警戒阵地。赵军有些伤亡。但廉颇凭籍坚城固守,屡攻不能破,因而两军对峙起来。赵孝成王见赵军数战不能退秦军,便派人去秦请求媾和。秦优待赵使臣,使各国在秦使者都认为秦要与赵媾和,所以各国都放弃了救赵的打算,而秦实际上却不准赵媾和,并令前线加紧攻击。

       廉颇坚壁拒秦的作战方针,是当时对抗秦军的有效战策。秦军屯兵于坚城之下四个月有余,虽时有小胜(夺取城外几个前哨堡垒),但长平城却坚如金汤。赵王因廉颇不出城决战,误认为廉颇怯战,几次派人前往指责督战,但廉颇不为所动。秦见军队长久被阻于坚城下,有被击败的危险,便施行离间计,派人携千金入赵,贿赂赵人散布流言,说秦军最怕马服军(赵奢)子赵括为将,廉颇好对付,而且不久就要向秦献城投降了。赵王中计,便令赵括去接替廉颇为将。赵括母因赵奢曾预言“若用括将,必破赵军,”便向赵王建议不用赵括。但赵王不听,赵括遂往长平接替了廉颇的指挥职务。他一到长平,便改变廉颇的军中规约,撤换军官,并派兵出城与秦军交战。

       秦得知赵军更将后,便秘密派遣白起(武安君)接替王龄为秦军统帅。并命令军中不准泄漏白起统军的消息,否则杀头。白起到达军中后,适值赵括派兵出战,白起令秦军假装败退,并在两翼埋伏了两支奇兵。赵括见秦军败退,便亲自率领赵军全力追击。赵军追到秦军的阵地前,秦军退入壁垒,凭坚据守。赵军不得入。秦军一支奇兵2.5万人从翼侧前出到赵军的后方,切断了赵军的粮道;另一支五千骑兵从翼侧袭入赵军营垒之间,将赵军分割为二。白起不断以轻兵攻击赵军。赵军战斗不利,便就地构筑壁垒固守待援。

       秦昭王听到赵军被围,便亲自到河内地区将十五岁以上的居民全部征发到前线,切断赵援军来路及粮道。

       赵军被围困在临时修筑的壁垒内,坚持了四十六天。赵虽向齐、燕求援,但齐不肯以粮食援赵。赵军久不得食,只好相互杀人吃。赵括见情势不利,决心指挥赵军突围。他把赵军分为四队,轮番冲突,反复冲杀了四、五次,终不得出。赵括亲自率领一支精锐部队拚命搏斗,企图打开通路。秦军弩箭射死赵括。赵军失去统帅,陷入惊慌混乱。秦军全线猛攻,赵军纷纷投降,一场会战便很快结束。

       秦军俘虏赵军40万。白起恐怕赵兵叛乱,便以欺骗手段将赵兵全部坑杀。只留了240名年少的士兵令其回赵国报告。赵军在这次会战中,共损失军队45万多人,受到了一次毁灭性的打击。(注:关于白起坑赵降卒40万,古史均有记述,今人多有提出疑问的,但无推翻的根据,故仍从古史。)

       长平会战双方投入的兵力当近百万,战役规模是空前的。秦军一次歼灭赵军45万,也是古代战史上空前的一次大歼灭战。是战,胜败的关键在于双方主将的主观指挥能力:战役决策的正误,战法运用的巧拙。而能否选用优秀将帅,决定于国君是否有道,是否知兵,是否知人善任。赵孝成王误中秦之离间计,不知廉颇老将坚壁拒敌、持久作战战法的优越性,轻信善于纸上谈兵的赵括,导致长平大败,教训是深刻的。

长平战后,秦将白起欲一举破赵,便兵分三路,以司马梗率兵北定太原(今山西太原),然后转兵东出井陉关,从北面攻赵都邯郸;以王龀率兵东北进攻武安,准备从西攻邯郸白起率领主力平定上党后,拟东出攻邯郸。

       正当部署秦军分掠赵地时,赵、韩派苏代携重金到秦国,贿赂秦相范睢,并以白起攻灭赵国后必然功高位显,那时范睢就要位居白起之下,挑起范睢对白起的嫉妒心;又以赵国灭亡后赵民会分别逃奔到齐、燕、韩、魏,秦将所得无几,不如让赵割地求和,免得亡赵后白起因功高升。范睢出于私心,便同意了苏代的说辞。乃向秦昭王建议说,秦军久战疲劳,应当允许赵、韩割地请和,以便休兵。秦王同意割赵垣雍,韩的六城媾和。公元前259年正月,秦军收兵停战。

       白起的计划未能实现。当他得知范睢帮助赵、韩媾和后,便对范睢不满,两人遂有隙。

邯郸之战秦、赵媾和的当年(公元前259年)九月,秦又决定攻赵。秦昭王派五大夫(官名)王陵为将,率师伐赵(白起因病未往)。次年(公元前258年)正月,王陵率军攻赵都邯郸,战斗不顺利,秦王又增派军队,王陵再与赵军战,又失利,秦军伤亡五校(一校八百人)。白起病愈,秦昭王便命白起前往指挥攻赵。白起对秦王分析当时形势,认为攻邯郸的战机已失,现在邯郸已有充分准备,各国又有援赵的可能,邯郸是不容易攻克的,因此拒绝奉命。秦昭王又让范睢劝说,白起仍借口有病不就,秦王只好派王龄替换王陵。

       赵国邯郸被围攻,赵孝成王派平原君到楚国求援。楚考烈王不同意,被平原君门客毛遂强词迫其答应出兵。楚派黄歇率师救赵。魏安僖王也使将军晋鄙率兵10万救赵。

       秦昭王得知魏出兵救赵后,便派人到魏国恐吓魏王说:“邯郸随时会被秦攻下,谁要是出兵救赵,秦攻下邯郸后,首先移兵攻它”。魏王害怕了,赶快派人命晋鄙军停止前进,驻军邺城(今河北临漳西南),筑壁以待(实际上是“名为救赵,实挟两端”)。又派将军辛垣衍潜入邯郸,想通过平原君说赵王与魏共尊秦为帝,以退秦兵,被鲁仲连(齐国名士,正在邯郸痛斥而去。魏相信陵君魏无忌,为了救赵,设计窃取了魏王的虎符,假造王命,带勇士袭杀了将军晋鄙,夺取了军权,从10万军中挑选出8万精兵,亲自指挥救赵。楚黄歇也派景阳率师赶来。魏、楚救赵军联合向围邯郸的秦军进击;邯郸城内的赵军也出城配合。秦军在内外夹击下大败;秦将郑安平在赵军包围中率2万秦军投降赵国。

       邯郸之围解,秦军攻赵战争继阏与之后第二次大败于赵。

       在秦军作战不利时,秦王曾再次命白起出征,白起始终称病不出,秦王怒,罢白起官,并迫其自杀。

       邯郸战败,秦相范睢也因此失宠,终致让相位于蔡泽。尔后,范睢也死了。

       邯郸之战,使秦国的兼并攻势暂时停顿下来。战国局势也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

       四、战国中期战争特点

       战国中期是中国社会历史进入封建制度的初始阶段,各主要奴隶制国家已先后实现了向封建制的转变,新兴地主阶级已代替了奴隶主贵族阶级的统治地位,建立了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政权。以地租为主要剥削方式的新兴地主阶级,对土地的占有,具有极大的贪婪性,扩张领土,成了各封建国家的基本国策,也是其对外政策的基本内容。这是决定战国中期战争根源、目的和性质的主要因素。新的封建制度解放了奴隶制束缚下的社会生产力;生产力的发展,为新兴封建地主阶级建立强大武装力量,进行武力争夺、扩张,创造了新的物质条件,成为其发动和支持战争的新的物质基础。社会政治、经济等新的历史条件,使当时战争,具有了新的特点:

       (一)战争的主要目的虽仍是争城夺地,但已不满足于一城一地的争夺,而发展成为无限的扩大领土,吞并它国,扩张自己的统治范围。

       (二)小国已基本兼并完了。战争主要是几个强国之间的直接争夺领土的斗争。强国之间既争夺又联合,使战争出现了“合纵”、“连横”的特殊复杂情势。

       (三)步兵与骑兵成了战争的主要兵种。战争的机动性增大了,出现了车战时代所没有的野战、运动战战争形式。

       (四)战争的地理范围扩大了。山地等复杂地形上的作战行动增多。战争从黄河中下游平原地区,扩大到长江上游高山地区和华北山岳地区。

       (五)战争的规模扩大了。一次战争敌对双方出动几十万、上百万大军已不稀罕。

       (六)战争持续时间长了。战争过程复杂了。一次战争多数不像以往那样,一、二次战斗或会战就结束了,而是要经过多次战斗,或会战,持续几个月、一年甚至几年。而且常常由两国战争扩大成三国、四国、五国战争,战争过程复杂化了。如公元前354年魏、赵因争夺卫国而引发的魏、赵、齐、楚、秦、宋、韩、卫八国之战(桂陵之战是其中主要会战之一),前后持续了三年。又如公元前284年燕国乐毅率五国军队破齐战争,经过济西、临淄、莒城、即墨、聊城等会战,及数路分兵攻占齐七十城的战斗,取得了破齐的巨大胜利;但是即墨、莒城却久攻不下,双方对峙竟持续了五年之久,且使战争进程发生了逆转。这是空前的战争现象。

       (七)战争中伐谋、伐交手段的运用空前广泛。出奇制胜的“诡道”也较以往运用得普遍。

       (八)大量消灭敌军有生力量的歼灭战空前增多,一次战争或会战斩首几万的战例,屡见不鲜,像伊阙会战,一次歼敌20多万;长平会战,一次歼敌45万,都是古代战争史上罕见的大歼灭战。

       (九)战法有新创造,如“围魏救赵”“退兵减灶”“伊阙反攻”“长平诱敌反包围”等等。

       (十)战争的残酷性和破坏性突出“争地一战,杀人盈野;争城一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上》并不夸张。如秦自孝公至昭襄王百年间征战,有记载的斩首人数即达130万。杀人而外,财产的破坏、掠夺,当更为严重。

       第五节战国时代的战争(三)

       战国后期战争(秦灭六国之战)

       一、秦国战略方针的调正和秦昭王晚年的征战

       (一)秦国确立远交近攻战略总方针

       公元前270年(秦昭王37年)时,魏人范睢(魏中大夫须贾的家臣)因受辱入秦,受秦昭王礼遇,向秦王提出“远交近攻”的政策建议。建议批评秦“越韩、魏而攻强齐”为“非计”。因为越国远攻,虽战胜,地不能为己有,故“不如远交而近攻”。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王若用霸,必亲中国而以为天下枢,以威楚、赵”“楚、赵附则齐必惧惧必卑辞重币以事秦,齐附则韩、魏可虏也。”

       范睢这项献策,是针对秦国此前的扩张战略提出来的。秦昭王在对外扩张战争中,虽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但东方六国仍然存在着,还不断活动着“合纵”拒秦,秦要灭亡六国,统一天下,势必延迟时间。这是秦在战略指导上缺乏一个正确的总方针的结果。范睢的“远交近攻”作为一个总方针,对秦一统中国确是一个符合当时形势的正确的指导方针。

       秦昭王采纳了范睢的建议,并于三年后即任范睢为丕相,代替了久执秦政的魏冉。范睢任相的前一年,秦便开始实行“远交近攻”战略,把征战的重点转向韩、魏,但此时秦已开始伐赵战争(阏与之战)。长平之战取胜后,出现了攻取邯郸、一举灭赵的有利时机,却被赵以离间计和范睢的妒贤忌能所败。等到再攻邯郸时,战机已失;在魏、楚救赵军的攻击下,秦军大吃败仗。这说明,秦再攻邯郸在战略上是错误的,也证明“远交近攻”的方针是对的。

       (二)秦昭王晚年的征战,东周灭亡

       邯郸战役秦军虽受挫,但战国的形势已为秦消灭六国、统一中国创造了有利条件。自战国中期以来,七强争雄,百年战争,到公元前257年秦攻邯郸受挫时止,七国中六国已处于衰败状态,秦国已呈君临天下之势。结束列国分立状态,统一中国的大势已经出现。从秦昭王51年(公元前256年)开始,秦依远交近攻的战略总方针,重新开始了东征韩、赵的战争。

       1、秦攻韩※公元前256年(秦昭王51年,秦在邯郸受挫的第二年),秦派将军掺率兵攻韩。秦军由新城(今河南伊川西南)东出,向韩之阳城前进。在阳城附近,大败韩军,斩首4万,夺取了阳城和负黍(今登封西南)。

       2、秦攻赵在予韩以打击后,掺又率秦军北上攻赵,夺取了赵国的20多个县,毙俘赵军9万多人。

       3、秦灭西周攻韩、攻赵两战,消灭韩、赵军13万,占领20多个县,给各国精神上以重大震撼。各国对秦既怕又恨,特别是邻近韩国的西周君,他害怕秦军灭亡它,便与魏、韩、赵等国共谋拒秦,并在秦军东出攻阳城时,纠集了部分兵力南出伊阙(今洛阳市龙门),从侧翼攻击秦军。秦昭王大怒。命揭攻西周。秦军轻而易举的占领了河南(西周王城),俘虏了西周君,西周君遂将其所属的36邑、3万人口,全部献给了秦王。秦把西周君安置到心狐(河南临汝西南)。西周灭亡,接着周赧王死亡,周都居民逃亡东去。秦遂将象徵天子权威的九鼎宝器攫为己有。东周君虽仍在,但已不再称王。周王朝至此便灭亡了。从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后,周王保持着天子名号延续了五百多年,至此被秦国取消了。周作为一个小侯国的地位也已不复存在了。

       秦国已将塞在天下中枢和东出通道上的洛阳及其附近王畿地区变成了自己的领土,连同已占有的宜阳、新城、阳城,完全控制了“天下中枢”的伊、洛、河“三川”之地,战略地位更加有利;象征天子权威的周鼎已落入秦手,周天子的名号已不存在了;以秦代周为天下主,更加名正言顺了。秦王已威震天下。于是,各国纷纷遣使入秦,朝拜秦王。昭王“五十三年,天下来宾”《史记·秦本纪》)。韩桓惠王亲自朝秦;魏也“委国命于秦”,秦暂时息兵。列国间局势暂时缓和下来,秦对东方各国的压力稍微放松了一些。但东方各国之间却又乘机攻伐兼并起来:魏国攻灭了卫国(公元前254年)燕伐赵(公元前251一前250年);燕伐齐战聊城,(公元前250年燕国伐齐取聊城,齐田单反攻年余始克)楚攻灭鲁国(公元前249年)。这些国家相互攻伐,消耗国力,为秦国灭亡六国增添了有利条件。

       二、吕不韦执秦政时的征战

       秦昭王56年(公元前251年)病死。次子安国君(名柱)立为孝文王,即位三日而卒。子楚(异人)立,是为庄襄王(公元前249一前247年)。吕不韦(阳翟大商人)因帮助子楚得立有功,任为相国,封为文信侯,掌握了秦国大权。庄襄王在位三年便死了,由年仅13岁的太子赢政继位。吕不韦不仅为相国,且称“仲父”。秦庄襄王及秦王政在吕不韦的辅佐下,重新开始了秦国剪灭六国统一天下的战争:

       (一)秦灭东周和伐韩、赵、魏战争

       吕不韦相秦灭六国战争,仍然贯彻执行着范睢的远交近攻总方针,把三晋作为首灭目标。公元前249年,秦庄襄王元年),东周君与诸侯谋划抗秦。秦便使相国吕不韦率兵诛灭了东周君,彻底消灭了东周。接着,秦派蒙骜率兵伐韩,攻取了成皋(河南荥阳西)荥阳(河南荥阳东北),控制了虎牢关要塞,连同前已夺取的东、西周故地,合建为三川郡。秦国的东界伸到了大梁(魏国国都)。

       公元前248年(秦庄襄王2年),秦乘燕、赵战争结束不久,赵军疲困之际,遣蒙骜率兵攻赵的西部,夺取了赵国故都晋阳附近的榆次(今山西榆次)狼孟(今阳曲)等37个城。同时遣将王龄率兵攻赵之上党(今山西上党地区),翌年(前247年)夺取了全部上党诸城,设置了太原郡。随即又遣蒙骜率兵伐魏。蒙军由上党南下,攻取了高都(今山西晋城),汲(今河南汲县西南)屡败魏师。魏安僖王恐惧,只得从赵国请回信陵君(因窃符救赵,留在赵国),任其为上将军,使之率师拒秦。信陵君派人向各国求援。各国对信陵君很尊重,便派兵相助。信陵君率五国之师(赵、楚、韩、魏、燕)打败秦军于河外,并指挥五国兵追击秦军,直达函谷关(今河南灵宝县东北)。这是秦军邯郸受挫后又一次败仗。

       秦军为魏信陵君击败后,便派人携万金到魏国行离间计,收买魏臣向魏王诬告信陵君。魏王使人接替了信陵君,信陵君自毁于酒色,四年而亡。

       (二)秦再伐魏、韩战争

       公元前247年5月秦庄襄王卒,子政(即秦始皇帝)继位,年幼(13岁),吕不韦为相国执政。公元前246年(秦王政元年)晋阳人闻秦王卒,起而反秦。秦遣蒙骜率兵平定下去。

       公元前244年,秦以蒙骜率军攻韩,夺取了13城。10月,又由蒙骜军攻魏国的盼,有诡,战至第二年才攻克。

       公元前244一前243年秦国天灾,大饥,疫病流行,秦暂时停止了征战。

       公元前243年,魏安僖王卒,子增立,是为景湣王。次年(秦王政5年),秦再遣蒙骜率兵进攻魏国,夺取了魏国的酸枣(今河南延津西北入燕(延津东北入虚(延津东入桃人(河南长垣西北长平(河南西华东北)雍丘(河南杞县山阳(河南焦作东南)等20城,即绕大梁(开封)西北、北、东、南、东南一个半环形带状地区,均已落于秦军手中。秦把占领的这块地方建置为东郡。俟后,秦又占领了朝歌(河南淇县)及濮阳(今濮阳西南),以濮阳为东郡治所。这一地区夹在魏国与赵国之间,隔开了魏赵的联系,半包围了魏、韩两国,也直接威胁着赵国。

       (三)五国攻秦战争

       秦建东郡,断了“山东纵亲之腰”,即拦腰斩断了山东六国合纵的联系,韩、魏、赵国大为恐慌。公元前241年赵将庞嫒联合燕、魏、韩、楚,组成五国联军,共同伐秦。联军西进,深入秦境,直抵蕞(今陕西临潼东北)。秦军在蕞阻止了五国联军的前进,遂即集中兵力举行反攻,击败了五国联军,五国联军被迫东撤。庞媛率赵军东撤后,为挽回失败的声誉,转而向齐国西北部进攻,夺取了齐国的饶安(今河北盐山县西南),也就收兵回赵了。

       这次五国联合攻秦,是战国时代“合纵”拒秦的最后一次。这次攻秦虽得深入秦境,但还是无功而还。组织合纵的庞媛,虽是战国后期著名纵横家和军事家,但山东各国已衰败不堪,而且仍在互相攻伐中,纵使一时联合起来取得一时胜利,也无法挽救失败的命运。

       (四)秦复攻赵、魏战争

       击败五国联军后,秦于次年(公元前240年,秦王政7年)再举兵伐赵、魏。

       攻赵的秦军,是从太原郡东出,向赵并吞的中山国故地进击的。秦军越过太行山,攻取了龙(今河北行唐境\孤(今河北唐县北)和庆都(今河北唐县东北),这就在赵国的背后打进了一个楔子,也同时威胁着燕国的南疆。

       攻魏的秦军,只在东郡内夺取了汲(今河南汲县西南),拔除了魏国的一个据点。

       翌年(公元前239年),秦又派王弟长安君成娇(一作盛桥)率兵攻赵。长安君进至屯留(今山西屯留南)后,叛秦降赵。赵封长安君于饶。

       又次年(公元前238年),秦派杨端和率军攻魏,夺取了魏地首垣、蒲、衍氏(均在今河南长垣附近),扩大了东郡领地,迫近了魏都大梁。

       三、秦王政亲政后的征战

       (一)秦攻破赵国战争

       公元前238年,秦王政亲政。同年,平定嫪毒叛乱;次年,又黜免吕不韦相国,逐出咸阳;同时,任用李斯、尉缭辅政。李斯是楚国上蔡(今河南上蔡西南)人,为荀子学生,于庄襄王卒年入秦,为吕不韦舍人,后得说秦王政“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受秦王重用。尉缭是魏国大梁人,秦王政十年(公元前237年)入秦。李斯与尉缭先后为秦王政献策,劝说秦王舍得用重金贿赂各国的“豪臣”,“以乱其谋”,配合以武力,并灭六国,一统天下。

       秦王政采用李斯、尉缭的计策,一面举兵伐六国;一面派谋士说客携金玉游说各国君臣,离间其君臣关系。各国名士愿意受贿的,以金钱收买之,不肯受贿的,用利剑刺杀之。

       秦王政11年(公元前236年),秦王在安定了国内秩序后,便开始了征服六国的军事行动与政治活动。

       秦东征的第一个目标是赵国。赵是战国后期六国中最强的国家,曾是最后一次合纵攻秦的主谋者,是秦征服六国中的强劲敌手。但赵自悼襄王(公元前244一前236年)即位前后,主要将领间矛盾尖锐,而赵王又昏庸,以致发生内讧。赵王以乐乘代廉颇,廉颇不服,赶走乐乘;廉颇也弃赵奔魏;剧辛投燕,又被庞媛杀死,赵将只剩下李牧、庞媛等。对外,赵与燕两国之间矛盾尖锐,燕曾乘赵长平战败后出兵攻赵;赵击败燕军后,又屡次出兵攻燕。是年(公元前236年)赵悼襄王又派将军庞煅率兵攻燕,夺取了燕国的狸(今河北任丘东北)和阳城(今河北保定西南)。赵、燕连年战争,给了秦国一个好机会,因此,秦便把第一步东征战略目标选定了赵国。

       1、秦王政第一次攻赵公元前236年(秦王政11年)秦国以救燕为借口,出兵伐赵。秦以王翦、桓龄、杨端和为将。总兵力约当二、三十万。秦兵分两路:一路由王翦率领从上党向东北进攻;一路由桓龄率领从东郡向北进攻。王翦军击败赵军,攻占了阏与和鐐阳(今山西左权)。桓龄军北进,夺取了安阳(今河南安阳入邺(今河北磁县南邺镇)等九城。漳河以南地域全部为秦所有。秦军停止进攻。是年,赵悼襄王卒。庶子迁立,是为赵王迁。

       2、秦王政第二次攻赵秦攻赵战争,停顿了一年后,秦王政13年,秦又发动第二次攻赵战争。这次攻赵,秦军仍分两路:南路仍由桓龄率军从东郡北上,连克赵的平阳(今河北磁县东南),武城(今河北磁县西南)。赵将扈辄率军十余万,迎战秦军,被秦大败于平阳,赵军战死10万,扈辄战死。北路秦军,从太原郡北上,夺取了赵国西北部原楼烦地区。秦在此设置了雁门郡(郡治无善,今山西右玉南)和云中郡(郡治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

       3、秦王政第三次攻赵秦王政14年(公元前233年,赵王迁3年),秦派桓龅率军第三次进攻赵国。

       这次秦军改变了主攻方向。桓龄率军从太原郡向东越太行山,出井陉关,向赵国的北部进击。与在南线已占领漳河流域的秦军,形成对赵国的钳形大包围态势。

       赵国发现秦军的进攻后,急调扼守北边长城制止匈奴南侵的大将李牧率兵南来,阻止秦军进攻。

       李牧率军南下,与秦军在宜安(今河北石家庄市东南)肥(河北晋县西)展开交战。双方激战后,秦军被打得大败,秦将桓龄畏罪逃奔到了燕国。这是秦军攻赵的又一次大失败。由于史书对双方兵力和战况、战果无记载,故不能对作战行动的得失作出评价。但按战国中期一些大战推断,双方投入此战的兵力当不下三四十万,秦军损失当不下十几万人。

       李牧打败秦军有功,赵王封李牧为武安君。

       4、秦王政第四次攻赵秦王政第三次攻赵失败后,并不罢休,

       次年(公元前232年),便举行第四次伐赵战争。这次伐赵作战分别从两个方向同时进军:一是从南方攻邺(今河北磁县南)后,向北进攻;一是从西方太原出发,攻取了狼孟(山西阳曲),然后东出太行山,攻占番吾(今河北灵寿西南),企图南北钳击赵国。秦国这次出动军队史无记述,估计当在五十万以上。

       赵国为抗击秦军进攻,仍以李牧为将,统军御敌。李牧把主力集中于北部,针对由太原东进的秦军。当秦军越太行山,东出滹沱河与冶河汇流处之番吾(今平山东)时,李牧乘秦军主力尚阻塞于山间狭路之际,便举行反攻,将秦军大败于番吾。秦军的攻势便被粉碎了。

       秦王政第四次攻赵之战,又以失败告终。

       5、秦灭韩秦王政四次攻赵失败后,感到赵国尚有力量,用武力一举灭赵尚非易事。伐赵战争便暂时停顿下来。随即,秦把征服的目标转向韩、魏。由于韩、魏已成了秦国的俎上肉,不需要大动干戈,就迫使魏先把一部分土地献给秦。接着韩将残存的一部分南阳土地也献给了秦,秦便派内史腾做南阳的假守(代理郡守)。第二年(公元前230年)秦便命内史腾出兵攻韩,俘虏了韩王安,将韩国最后的一块地方,建置为颖川郡。

       韩国灭亡了。秦在中原的国土连成了一片。秦又图谋攻赵了。

       6、秦王政第五次攻赵,赵破秦王政18年(公元前229年),秦第五次出兵攻赵。

       秦这次攻赵,仍用原来的方略:分兵南北两路,钳击赵国。秦上地军(即上郡地区的军队)由王翦统帅,由太原东出井径,向右旋转,由北而南,合围赵都。秦河内军(即今河南省北部地区的军队)由杨端和率领,由河内(东郡)北上,直指邯郸。

       赵国也分军两路:由大将李牧率主力在北部,对抗王翦军;由将军司马尚率南路赵军,对抗杨端和军。

       秦军进攻,遭李牧、司马尚两军的抵抗,进展缓慢,双方形成僵持局面。将近一年,秦军不得进。于是秦便用尉缭的计谋,派间谍携重金入赵,贿赂奸臣郭开,让郭开对赵王诬陷李牧、司马尚,说他们暗中图谋造反。赵王迁是个昏君,对宠臣郭开的诬陷,信以为真,便下命派赵葱和颜聚(齐国人)去替换李牧、司马尚。李牧不受命,赵王便下令将李牧捕杀。司马尚被撤职,废弃。

       秦将王翦得知离间计成,李牧被杀,司马尚被废,便指挥秦军,北南两路,发起猛烈进攻,一举击破赵军,杀死了赵葱和颜聚,大军直迫邯郸城。邯郸已无主力军防守,又有内奸郭开的策应,秦军遂一举攻破邯郸,俘虏了赵王迁。

       赵国灭亡了。赵公子嘉率其宗族百人逃奔到代,自立为代王,收集赵残兵,依靠燕国,暂时割据一方。

       秦王政亲至邯郸,尽杀当年与其母(赵姬)家有仇的人。秦国的领土已几乎囊括了整个黄河流域。东灭六国的胜局已在握了。

       7、秦赵战争小结秦王政攻灭赵国的战争,先后五次,历时八年,两次受挫于赵将李牧,最后还是靠离间计策的成功,才得以达成灭赵的目的。这说明,赵国不仅有一支战斗力强的军队,而且有善于用兵作战的将领,秦国单用武力并不能灭亡赵国。赵国的覆灭,主要在于君昏臣佞,政治腐败,证明《孙子兵法》以“主孰有道”为战争胜负的首要因素,是完全正确的。

       赵军在李牧、司马尚统帅下,能击败强大的秦军而一旦由赵葱、毅聚统帅,便被秦军一举击破。同样的一支军队,对同样的敌军作战,因将帅的优劣不同,便出现两种结局。这一战例,充分证明了将帅在战争中重要性。军无良将必败,也是一条为历史证明了的真理。

       秦军多次攻赵,使用的是一种大包围战略。即先夺取赵的西方上党、太原、雁云地区,及南方的河内地区,然后施行两翼钳形攻势,达成战略合围。但战略包围态势是逐步形成的,这是古代战争工具和交通工具的状况决定的。从秦、赵战争经验看,仅有战略包围态势,还不足以征服强大敌军;只要对方尚保持有作战军队,要达到战争胜利,还必须经过两军主力的决战。没有战役决战的胜利,虽达成了战略包围,也难以实现战争的胜利。

       (二)秦攻破燕国的战争

       秦破赵后,秦将王翦率大军驻扎于中山(赵灭中山国后,建立中山郡,今河北定县),摆出了攻燕的姿势。燕国面临着秦的大军压境,异常惊惧。曾在秦国为质逃回的燕太子丹,对秦王政怨恨很深便谋划如何拒秦保燕。他物色到卫人荆轲,卑辞厚礼聘请来,无所不至的优待他,说服荆轲去刺杀秦王政。荆轲以燕国督亢(今河北新城地区)地图和畏罪逃燕的秦将樊于期的头颅为礼物,求见秦王,“图穷匕首见”,刺杀未成,荆轲被肢解。秦王政大怒,立即下令增调军队,加强驻中山秦军,仍以王翦为统帅,发动攻燕战争。

       王翦率军由中山北向燕都(蓟)进发。燕国联合赵太子嘉的代军,凭易水及以西山地设防,以拒秦军。易水源出太行山北部之小五台山,东南流经今河北易县,东流汇海河入海。易水是横断在赵燕之间的一道天然障碍。燕、代军想凭河阻击秦军。王翦大军大约是以正面攻击与侧翼迂回相结合,大破燕、代军于易水以西(约在今易县以南地区)。

       秦军大破燕军后,便直取燕都蓟城。燕军凭城抵抗。到秦王政21年(公元前226年)10月,秦军攻破燕都。燕王喜及太子丹率领精兵退到辽东。秦派李信率兵追击。代王嘉写信给燕王喜,教他杀死太子丹,献首于秦王,以停止秦军进攻。燕王喜果然派人杀死了太子丹,献于秦王。但秦王并不以此为满足,只是由于燕王远保辽东,已不足为患,才暂时停止了进军。

       四年后(公元前222年,秦王政25年),燕王喜便被秦将王贲率军俘虏,辽东为秦所有。

       (三)秦灭魏战争

       秦大破赵、燕后,秦王政一面准备举兵攻楚,一面派王贲率兵进攻魏国。

       魏国这时已处于束手待毙状态。西韩、北赵均已为秦有,魏地也几乎全为秦有,魏王假仅局促大梁一隅,旦夕难保。只是由于大梁城坚,魏王还可以凭坚据守,苟延时日。

       秦将王贲率秦军直趋大梁,包围梁城。魏王假据城坚守。王贲以大梁城坚难攻,遂引黄河与大沟的水灌城。大梁城被河水淹坏,秦军破城,魏王假被俘,魏国灭亡。

       至此(公元前225年,秦王政22年)三晋(韩、赵、魏)和燕基本上已为秦灭亡,山东六国,只剩下了楚和齐了。

       (四)秦灭楚战争

       1、李信征楚战争失利

       秦军破燕后,秦王政便急于南下灭楚。他问攻燕有功的年轻将领李信,攻灭楚国需要多少军队,李信回答说20万就可以了。秦王又问老将王翦,王翦回答:非60万人不可。秦王不满意王翦的回答,认为王翦年老了,怯战了。因此,不用王翦,而任命李信为主将,和蒙武(蒙骜的儿子)二人,带领20万军队,南下攻楚。

       楚国在顷襄王21年(公元前278年)秦昭王派白起取鄢、郢破楚后,迁都陈(淮阳),收东土兵十万人自保后,五十年间,虽一度有所复振,却终未能复元。盖自楚顷襄王被赶到陈后,在从赵国回来的楚庄王之后庄辛的帮助下,有所振作,曾收复了淮北土地,又收复了江南十五邑,勉强保持了楚国的存在。后又得楚士人黄歇为左徒,于顷襄王26年说秦昭王,使楚免除了一次白起合韩、魏军的攻伐;他又在黄歇劝说下,应赵请,出兵救赵解邯郸之围;两年后楚又出兵攻灭了鲁国,迁鲁君于莒,并鲁地于楚,楚国国势有所复振。后8年,楚还与赵、韩、魏、燕五国组织了最后一次合纵伐秦。这说明楚在东方各国中,还保持有大国的影响。但这些也只不过是楚国灭亡之前的回光返照而已。在秦国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前,楚国的地位日趋危险。楚考烈王10年(公元前253年),在韩、魏西附于秦时,楚不得不向东迁都于巨阳(今安徽阜阳北)在五国攻秦失败后,又赶急再迁都到寿春(今安徽寿县),企图避开秦征伐的锋芒。到秦破赵、燕时,楚国虽仍保有淮河中下游、长江下游及越国故地(楚灭越约在公元前306年,楚怀王23年前后),即今河南省东南部及南部、山东省南部,湖北省东部地区,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各省,东西约600-700公里,南北约800-1000公里,这样一个广大的国土,但楚国贵族统治集团的腐败无能,已无法逃避被攻灭的命运。

       不过,秦将李信在攻赵、燕胜利的形势下,有点冲昏头脑,太低估了楚国的力量,因此,秦李信的攻楚,是不具有取胜条件的。

       李信与蒙武率领20万秦军于秦王政22年(公元前225年)南攻楚国。此时,楚国都城已由巨阳迁到淮河南岸的寿春,但陈(淮阳、楚由郢初迁此)巨阳(由陈迁此),仍为楚之重镇(这些后迁之都,也都冠以“郢”字,或仍以楚国故都郢名之)。秦军兵分二路,李信率一路攻平舆(今河南平舆北);蒙武率一路攻寝(河南沈丘东南)。

       楚国以项燕为将,率楚军御秦军。项燕不采取分兵守城的专守防御战略。他将主力集中于寿春以北淮河北岸巨阳与寿春之间地区,待机破敌;而楚淮北地区的诸城,则以地方部队扼守拒敌。

       秦李信军攻克平舆后,东向长驱直入攻取巨阳,但未遇楚军主力,遂回师西行,以与蒙武军会合。

       楚将项燕在发现秦军回师时,立即发起反攻,率楚军主力追击秦军,经三日夜连续行军,终于追及秦军并以突然攻击,大败秦军于运动中,攻破秦军临时据守的两壁垒,杀七都尉。李信逃脱回秦,楚军大胜。

       2、王翦伐楚成功

       李信战败回秦后,秦王政大怒,决心重新发兵攻楚。他觉悟到王翦曾说攻楚非60万军不可,并感到攻楚非得王翦指挥不行,因此,他亲自到王翦住处(频阳)对王翦说“寡人不用将军谋,李信果辱秦军。将军虽病,独忍弃寡人乎!”王翦回答说我有病不能为将,秦王说:算啦,你不用再说啦。王翦又说“必不得已用臣,非60万人不可!”秦王只好答应王翦的要求,调集60万大军由王翦指挥伐楚。

       王翦整顿了军队,率军出发时,秦王亲自送行到霸上(今西安东灞水上)王翦向秦王提出:多给他一些美田(肥沃的田地),秦王答应了王翦的要求。王翦率军出发后,为了不使秦王怀疑他,故意三番五次派人向秦王索田,以坚定秦王对他的信任。

       秦王政23年(公元前224年),王翦率60万秦军东出中原,一举攻取了陈(今淮阳)及以南到平舆一线的楚城,然后,修筑壁垒,按兵不动。

       楚国得知秦以王翦率大军来攻,便征调全国军队,仍由项燕统率。楚军开始仍采取集中主力,待机反攻战略。但在王翦军攻占陈、平舆一带后,按兵不动时,楚军久待,(约半年左右)不见秦军前进,便派兵向秦军挑战,秦军坚壁不出战,楚军忍耐不住,遂向秦军扼守的城邑举行反攻。

       王翦一面令秦军休息整训;一面利用坚壁抗拒楚军攻击,并注视着楚军的动态。楚军攻城,屡攻不克,时已冬季,天寒地冻,久战不利,楚军只好引兵东返。王翦发现楚军引军东去时,便立即下令出击。楚军被秦军战败,急向东退却。退到蕲南(约在今安徽宿县南),被秦军追及。两军复战,项燕战死,楚军失去指挥,遂被击溃败。王翦乘胜夺取了楚国淮北诸城。次年(公元前222年)王翦率秦军继续发展攻势,攻占了楚都寿春,俘虏了楚王负刍,占领了楚国淮河流域土地,建置为楚郡。楚国灭亡了。次年,王翦又出兵江南,降百越之君,置会稽郡。

       秦军攻楚战争,前后两战,一败一胜,反映了两种战争指导思想和战略。李信以骄傲轻敌的主观主义思想为指导,以轻兵锐卒,长驱直入的战略,企图一举而攻灭一个大国,从而导致失败;王翦从楚仍是一个大国的客观实际出发,在正确估计敌我力量的基础上,采取集中重兵,稳扎稳打的战略,从而取得全胜。

       楚将项燕,前后两战,一胜一败,也反映了楚军基本战略是正确的,但在敌情变化后,未能坚定地坚持原有的战略,以致遭到失败。如前所述,楚国虽残,但仍是一个大国,国土宽广“绝长续短,犹以数千里”《战国策·楚策四》),回旋余地大。在外敌入侵时,适合于采用运动战法,诱敌深入,寻机反攻,是战胜强敌有效战略。项燕对李信之战,正是以此战略而取胜。但在王翦采取稳扎稳打战法时,项燕却放弃了正确的战略,而被敌人诱之去进攻坚城,这是很大的失策。倘若能坚持原来的俟敌深入、寻机反攻的战略,耐心等待,持久作战,不怕寻不到战机。故根据敌我基本情况,确立一种基本战略方针,使战争指导有一个基本依据,十分重要。而基本战略方针在实施中,又必须适应情况的变化而灵活运用,但灵活又必须不违反基本战略方针,这样,才能保证战争胜利。但楚国的衰败,已经经不起这样一种从流动中取胜的战争了。楚军的失败已不可免,这不是项燕凭统帅个人的主观努力所能挽救的。

       (五)秦灭燕、赵战争

       当秦军击败楚军,灭楚战争胜局已定时,秦王政便急不可待的立即命令王贲率兵灭燕。

       燕王僖以杀死太子丹献上头颇,换得暂保辽东,不过五年,秦军又大举来攻了。

       公元前222年,王贲率秦军从燕故都(蓟)东进,过辽西,直趋辽东。燕残军无力抵御,王贲军直捣燕辽东城(今辽宁辽阳),一举破城,俘掳了燕王僖,燕国彻底灭亡。秦建置辽东郡,郡治襄平(今辽宁省辽阳市)。在燕故都地区建置了上谷郡,郡治沮阳(今河北怀来东南)。

       王贲军灭燕后,便回师伐代。代是赵破后公子嘉收残兵据代(今河北蔚县北)地而自称代王的。代处于太行山北端山谷中,地形利于防守。但代兵已是惊弓之鸟的残败军队,经不起强大秦军的攻击,王贲军很快就消灭了代军,俘虏了代王嘉,赵国彻底灭亡了。秦在代地建置了代郡,郡治在代。

       (六)秦灭齐战争

       山东六国到秦王政25年(公元前222年),已灭亡了五国,只剩下一个齐国了。

       齐国自被乐毅率五国兵攻破、又经田单复国(公元前284一前279年)后,已是一个空有大国名号的国家。到秦灭五国之年(公元前222年),近60年间,齐成了一个闭关自守的国家。复国后15年内,齐襄王在位,田单辅国,齐国从残破中恢复起来。到齐襄王卒后(公元前265年),田单也从齐国投奔到赵国,成了赵国的相。齐襄王死后,子齐王建当国(公元前264一前221年),在君王后(襄王后)采取恭谨当秦,不介与各国争端的对外政策指导下,历四十余年。这期间恰好是秦国“日夜攻三晋、燕、楚,五国各自救”的年代故齐国四十多年没有战争。但在四、五十年的和平状态中,齐国并没有富强起来,特别是“不修攻战之备”。君王后死后(公元前249年),后胜任齐相。秦以重金贿赂后胜,并收买齐臣。他们劝齐王建去朝拜秦王“不修攻战之备”不建设国防)不帮助五国攻秦(秦攻赵长平时,赵求齐助粮,齐不与),实际上是坐视秦灭五国,而又不图自保。当秦王贲军灭燕后,即兵临城下,而齐王建和他的大臣们,却不作任何防备。

       王贲接到秦王政灭齐的命令后,便从燕地率军南下,进入齐境。齐王建听从后胜的不战之计,不令齐军作任何抵抗。秦军一路毫无阻拦,迅速抵达齐都临淄,派人对齐王建说,秦王准备封他五百里土地。齐王建恭手投降,被秦军送到共地安置。齐国灭亡,秦改齐国为齐郡。

       秦王政从此统一中国,建立起秦王朝的统治,更王号为“皇帝”。

       战国时代至此结束。

       四、战国后期战争特点

       战国后期30多年的战争,是秦攻灭六国统一天下的战争,五国之间虽也有些争战,但均系从属的。

       秦灭六国战争,是由一个后起的封建改革彻底的强国,用武力打败和灭亡长期并列的六个封建国家的战争。这种统一战争,从整个历史发展来看,是有进步意义的,它结束了多国纷争、长期战争不息的混乱局面,建立起大一统的国家。这个统一,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进步。

       秦灭六国战争的主要特点

       (一)战争的目的已从局部扩大领土变为全部消灭分立各国,建立一统天下的封建帝国。

       (二)战争是在主动权被一方完全掌握的局势下进行的。战国后期,战争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征伐者(秦国)一方,被征伐者(六国)几乎完全处于被动挨打地位。这种主动被动局势,是在长期争战(中期战争)中逐步形成的。这种局势一经形成,被动一方非有极高明的主观指导是不易改变的。而六国的当政者均不具有此种主观能力。因而战争是在主动权完全被秦国一方掌握的局势下进行的。

       (三)战争是在一个全面方针、计划指导下,有步骤的实施的。这就是“远交近攻”的总方针,按韩、魏、赵、楚、燕、齐的次序,逐次征伐的战略计划。实施中虽有所调整,但总的方面是按计划的步骤实行的。

       (四)战争的进攻一方是逐次推进的。占领一地后,立即建立郡县政权,巩固占领区,形成战略前进基地,再依之继续发展进攻,这是进攻战略的一种新发展,但战争的总过程是比较长的。仅秦王政从攻赵到灭齐这一段,就用了15年时间,这是当时社会经济和战争物质条件所决定的战争的持久性特点。

       (五)战争中使用重金贿买内奸,施行离间计,成为配合军事行动的有力手段。

       (六)多数攻守作战是未经严重决战性会战便告结束。战法创新少,但战略包围和反包围的战略机动样式以及远距离战略追击战,有所发展。

       第六节战国时代社会生产的发展与兵器的改进

       一、社会生产的发展

       (一)战国时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制度建立的时代,即新兴封建地主阶级在各国建立了统治权的时代,这一时代以战争为最大特点。战争既带来社会的动乱和破坏,但也促进了社会变革和生产的发展。这是由于战争加速了旧的奴隶制生产关系的崩溃,加快了解

       放社会生产力的速度;还由于战争的需要对社会生产产生了推动作用,同时,由于战争虽多,但并不都集中一国一地,此战彼和此乱彼治的情况,使社会生产有发展余地,因此,战争频仍的战国时代,社会生产并未停滞,相反,却有了新的发展。

       促使生产发展的重要因素,是铁冶炼工艺技术的进步;铁制工具的广泛使用。

       (二)农业的发展铁制农具广泛使用于农业生产,已在战国古文献如《孟子》、《管子》书中及考古发掘中得到确证。铁农具对开垦荒地、深耕土地及收割作物等,是锐利的生产工具。铁农具的使用和奴隶的解放,使战国农业生产力提高很快,农产品大量增加,各国封建统治者从农民手中剥削、积聚的粮食储量很大,城市经济生活比较繁荣,如“张仪为秦破从连横”篇《战国策。楚策一》中说,秦国“粟如丘山”“苏秦为赵合从说齐宣王”篇《战国策·齐策》)中说,齐国“粟如丘山”“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狗、六博、蹌踟;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郭而富,志高而扬”。秦、齐两个大国的经济情况虽不能完全代表其他国家,但生产力的发展却是普遍性的。农业生产的发展,为军队和战争提供了最重要的物质条件。

       (三)手工业的发展不仅农业生产发展了,手工业生产也发展了,其中冶炼铁工艺技术的进步和铁钢工具的使用,对手工业的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手工制作器械的工艺技术在战国初期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出现了公输般(鲁班)那样有名的巧匠(工木祖师),出现了干将、莫邪、欧冶子等有名的铸剑大师,还出现了“百工”的名称,《孟子》及《考工记》)可见手工业分工已很细而全,手工业的发展,为军事技术装备的改进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四)商业的发展商业也继春秋后期有了更大的发展,各国、各地不同产品的交换更加广泛。商业的发展,战争的需要,促使交通也发达起来,特别是山地、边疆地区,长期闭塞落后状态被打破。

       二、兵器的改进

       战国时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兵器的改进和创新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青铜兵器的发展,进入了鼎盛时期,制造技艺达到了古代的高峰。

       (一)格斗兵器戈、矛、戟、殳、被、剑、刀、斧(钺)等,随着军队兵种地位的变化,有所发展和衰落。由于车兵地位下降,车战的主要格斗兵器戈,处于衰落状态。步兵成为主兵的地位,适合步兵使用的格斗兵器矛、戟、铍、剑有了发展。骑兵成为军队的基本兵种,适合骑兵使用的格斗兵器矛、戟有所改进。但战国前中期,格斗兵器仍沿袭春秋时代的,兵器质材仍是青铜,后期,铁兵器才用于装备军队。格斗兵器的形体,有了某些改进。其中,矛的刃部加长、变窄,更加尖锐,戟的形体也有所改进,戟刺更加锋利,戟援先上扬然后弧曲下垂,援的上下刃均成弧刃,加强了勾击的威力。戟的制造工艺,由铸造变成锻造,戟的形体也改变得简化实用了;戟刺加长成窄长锐锋(长达27厘米,比铜戟刺长增加近1倍);原来的戈援改变成为从戟刺垂直伸出的枝;戟松柄)装置的方法也有了改进(杨泓:《中国古兵器论丛·中国古代的戟》)

       除了矛、戟外,剑在战国时代作为步骑兵的格斗兵器,也有新发展。从河南汲县山彪镇出土的战国铜鉴的水陆攻战图上,可以看出步兵手持剑战斗的形象。《荀子·议兵》中,讲到魏国选拔“武卒”时,武卒必须“冠勒带剑”《战国策·齐策五·苏秦说齐闵王》中有“魏王(指魏武侯)身被甲底剑,挑赵索战”。春秋后期青铜剑制作工艺技术已达到很高水平的吴、越,战国时,剑的制作工艺技术传播到楚国,楚国成了制剑业最发达的国家。其它国家也相继发展造剑业,剑成为各国军队装备中的主要兵器之一。随着战争需要和工艺技术的发展,战国后期,青铜剑的长度增加了;剑刃更锋利了(剑脊与剑刃的锡含量不同)剑身韧性强了,更不易折断;剑表层经过铬盐的氧化处理,不易锈蚀,青铜剑的制作水平,达到了顶峰。随着冶铁技术的发展,铁剑出现了,考古发掘证明,铁剑在春秋后期就已经有了,而且发现了钢剑(湖南长沙铁路车站建设工程中发现的春秋晚期墓出土的)。铁剑在战国时代虽未代替铜剑,但数量也日渐增多,其中楚国发展更快些。当时楚国宛(今河南南阳市)地冶铁业是很发达的,铁兵器制作工艺技术很高。湖南长沙、衡阳考古发掘楚墓出土的几十件铁兵器中,铁剑占的比重相当大。可见楚国当时已制作使用铁剑。《史记·范睢列传》有秦昭王对应侯(范睢)说的一段话“吾闻楚之铁剑利而倡优拙,夫铁剑利则士勇,倡优拙则思虑远,夫以远思虑而御勇士,吾恐楚之图秦也”。这说明楚国的铁剑当时是很有名的锐利兵器。除楚国外,其他国家也有铁剑的制作,如韩国,《战国策·韩策一》中有“韩卒之剑戟,皆出于冥山、棠溪、墨阳、合伯(地名);邓师、宛冯、龙渊、太阿(剑名)皆陆断马牛,水击鹄雁,当敌即斩坚,以韩卒之勇…带利剑,一人当百,不足言也”,说明韩国的剑也是很有名的。另外,1965年在燕国下都(今河北易县)发掘出土的铁(钢)剑,数量已相当多,制作技艺已很先进。说明燕国也有了发达的铁(钢)剑制作技艺。不过,铁(钢)剑在战国时代兵器总量中还不占优势,青铜剑仍是战国剑的主流,剑的制作工艺已规范。《考工记》中记载如下:

       “桃氏为剑,腊广(剑两边刃间宽)二寸有半寸,两从半之。以其腊广为之茎围(剑柄的围长),长倍之。中其茎,设其后,三分其腊广,去一以为首广而围之,(剑柄从中间向后稍大,以两刃间宽的2/3为剑首的园形直径),身长五其茎长(剑身长为剑柄长的五倍)重九锊(lue,古重量单位,1锊重六两又大半两),谓之上制,上士服之。身长四其茎长,重七锊,谓之中制,中士服之。身长三其茎长,重五锊,谓之下制,下士服之”。

       (二)抛射兵器    战国时代除弓箭的改进外,着重发展了弩。从齐、魏马陵之战中,齐孙膑布设万弩伏击魏国庞涓军,可知弩已大量装备军队,并在战斗中发挥出强大威力。各国制弩工艺技术都很发达,韩国虽小,却是强弓劲弩的出产国。《战国策·韩策一·苏秦为楚合纵说韩王》篇有“天下之强弓劲弩,皆自韩出,溪子、少府、时力、距来,皆射六百步之外。韩卒超足而射,百发不暇止,远者达胸,近者掩心”射程达到六百步以外,可以贯胸、穿心,说明弩的威力已够强大。这种强弩又难用臂力扩张,故须“超足而射”。《史记·苏秦列传》“正义”释“超足而射”,乃是用足张弩。其注云“超足,齐足也,夫欲放弩,皆坐,举足踏弩,两手引揍机,然始发之”,这种用足蹬开而发射的,称为“蹶弩”。这种弩威力大,但携带和使用需力大的武士,故魏国专门选拔“武卒”,要求“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控弦机力相当于举重十二石),负菔矢五十个(背负装五十枝箭的箭菔)置戈其上”,日中而趋百里”。这样强健有力的武士并不是容易挑选的。因此,强弩虽威力大,却得不到广泛使用。战国时大量使用的还是“臂张弩”,即一个人用臂力拉开弩弦,发射弩箭。弩的形制基本上是沿袭春秋时代的。从考古发掘战国墓葬中出土的弩来看,基本形制是:木弓或竹弓,涂漆的木臂(用坚木斗合制成,长约50–60厘米),木郭铜机括,竹杆或木杆箭(长约60-70厘米),箭镞为铜质。

       (三)防护兵器甲    胄皮    甲胄、铜甲胄    是战国时代的主要防护兵器;铁甲胄虽已出现,但并不占主要地位“楚人鲛革,犀兕以为甲,靳(坚)如金石’(《荀子·议兵》)用鲛(鲨)鱼皮和牛皮制作甲,是楚国甲的特点。这种甲很坚韧。楚国的自然环境使它有鲛鱼犀牛可利用。从考古发掘出土甲胄资料看,战国后期已有了铁铠甲,如1965年河北易县燕下都战国墓出土的钢铁兵器中,即有铁兜鍪。但更多的出土兵器中,防护兵器仍是皮甲或皮甲上缀以铜甲片。甲胄的构造仍沿袭春秋时的形制。由于骑兵的出现和乘马战士的战斗动作不同,骑甲的形制也略有别于车兵、步兵。由于制甲工艺技术的进步,甲的防护性能提高了,如荀子所说的楚甲,“坚如金石”,当是很坚韧的。

       盾战国时代盾的形制缺少文献资料,但盾、橹仍是军队防护兵器之一是肯定的。从《六韬·虎韬·军用》中所列“三军器用、攻守战具”看,有“戟橹”“矛橹”“小盾”等。《必出》中又有“武翼大橹,以蔽左右”的规定,《六韬·豹韬·林战》中则有“弓弩为表,戟盾为里”的用法。这里提到的盾、橹,有好几种,虽未能指明如《周礼·夏官司马·司兵》中所说的“五盾”,但已可知春秋战国时盾的种类已不少。从上述材料看,有车兵用盾;车兵用盾也有不同类型。战国时是否已有了骑兵用盾,尚无文献和考古资料证明。盾、橹的制作材料,亦无文献可考,但从楚墓中出土的盾来推断,用木和皮革制成并涂以漆,大致是不错的。

       拒守“木螳螂,剑刃,行拒马,广二文…平易地,以步兵败车骑”(《六韬·虎韬》就是后世之拒马。木蒺藜,“去地二尺五寸,败步骑,要穷寇,遮走北”飞同上书)。

       以上两种防护兵器,即近代战争中的人工障碍物,只是当时还只能用木质,这大致是战国时出现的。

       (四)战车        战车仍是战国时军队主要战斗装备之一,战车的形制仍沿袭春秋时代的。从秦始皇陵侧出土的兵马俑中可见,直到秦灭六国建立起统一的封建帝国,战车的形制仍和春秋时代基本相同。只是车的种类可能有增加,车的坚固程度有所提高。

       (五)城邑攻守战具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发展加快,正如赵将赵奢所说“今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也”城邑既大又多,战争中争夺城邑之战便多起来了。适应城邑攻守作战的需要,攻城、守城的战斗器械也不断研制出来,从《墨子》(战国初期)一书中《备城门》等篇可知,当时攻城手段已有十二种之多,其中属于攻城器械的有:钩(即《六韬·虎韬》“飞钩,长八寸,钩芒长四寸,柄长六尺”),用于钩着城墙,援引上城;冲,即冲车,用于冲撞城门或城墙;梯,木制云梯,爬城用;憤兒,用牛皮蒙盖的四轮车,推到城脚,掩护作业用;轩车(前人注皆不详其形制,疑为即可了望城内的巢车,也可能用于向城上射箭)。守城的手段甚多,守城器械多系应用器械。属于守城专用器械的,有适用于洞穴中战斗用的铁(斧)钩、短矛、短戟、短弩、山矢(短箭)及针对攻城法而设计的其他器械。

       (六)战船      战国时代的战争几乎全是在中原和北方进行的,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战争少。战争的这种地理环境特点,必然影响到战船的发展。古文献中未发现有战国时水战的记载,考古发掘也未见到战国战船遗迹。至于运输船,只能从苏秦、张仪的说词中窥知一、二。《史记·张仪列传》有张仪说楚平王的一段话“秦西有巴蜀,大船积粟,起于汶山,浮江已下,至楚三千余里。舫船载卒,一舫(两船并在一起)载五十人与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余里”。

       倒有若干次战争应当用船或必须用船,如楚悼王晚年用吴起变法后(约公元前382年前后),楚兵南收扬越、苍梧,即从今湖北荆州南下湖南、广西一带,这一军事行动,必然要越长江,入洞庭。溯湘江而上,势必大量用船运输。又如楚灭越(约在公元前306年楚怀王23年前后),楚军必然沿长江东下,自当用船运兵,且必有战船。再如秦将白起破楚取郢之战(公元前278年,楚顷襄王21年)时,秦军曾出兵一路,沿江东下,从上引张仪说楚怀王的言词中所说的情况,说明秦从今四川沿长江东下攻楚,也是使用了不少船只的。这些战例,说明战国时南方战争虽少,但用船运兵作战,仍然有过,只是出于作战中水战不显,故史藉不载。由于史籍不载,故战船的状况不可考。只有在河南汲县山彪镇出土的铜镜上水陆攻战图中可窥战船的形制。这已在春秋军事史兵器节中引述了,此处不再赘述。

       第七节战国时代的军事制度

       战国时代是中国社会封建制度代替奴隶制度的时代,是封建社会的初期,是封建经济制度创设时期,也是封建社会军事制度创设的时期。

       随着春秋时代开始的奴隶制度的破坏,封建制度的产生,经过长期激烈的阶级斗争,特别是连绵不断的战争,封建制度终于代替了奴隶制度。封建制度的基本内容,是保障封建地主阶级专政,维护占有最大部分土地、并通过地租剥削农民的地主阶级的土地及一切财产的私有权和剥削权。虽然,战国时代封建制度在各国中是经过“变法”形式完成的,各国情况不一,变法先后和实现程度不同,所建立的封建经济、政治制度也有差异,但其本质是相同的。由于新兴地主阶级与奴隶主阶级都是私有制社会的剥削阶级,而且多是从奴隶主阶级转化过来的,两者只是剥削形式的不同,本质上是相同的,因而,奴隶制国家统治阶级建立的一套政治制度,也就被新兴地主阶级略加改变而继承下来了。

       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是阶级统治的主要工具,是扩张兼并战争的唯一力量,所以为统治阶级所特别重视,封建地主阶级也不例外。战国时代各国为了在兼并和争夺战争中取胜,都十分重视军事力量的发展与巩固,为此,各国相继建立起以下军事制度:

       (一)郡县征兵制度

       奴隶社会井田制崩溃,封建土地所有制确立,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成为社会生产的主要力量;奴隶主贵族的“诸侯国”割据的制度被摧毁,郡县制代替了分封制,国与野的界限被打破,野人不能当兵的制度破除了,农民成了主要兵员来源,如是,各国相继建立起以县为单位的征兵制度。以县为单位征兵,实际上是打破了奴隶制等级兵制的限制,改变了“国人”城市人)垄断兵役的制度,它不仅扩大了兵员来源,而且破坏了奴隶社会等级兵役制。

       郡,原是在国家边境地区设置的一种行政区,目的是为了国防。郡设郡守(郡的行政长官)。郡守有权征发一郡内壮丁组成军队并指挥作战。郡在春秋时已出现,当时还曾属于县。战国时,郡已大于县,后期逐渐成为统辖若干县的一级行政机构,故统称为“郡县制”。

       兵役一般都由男子承担,但在守城战时,女子也服兵役。商鞅在《兵守》中就说“守城之道,盛力也…三军:壮男为一军;壮女为一军;男女之老弱者为一军”。田单守即墨,曾将其妻妾编入守城军中。各国规定的服役年龄,大概都是从十五岁到六十岁,服役期限不定,视战争需要而定,处于服役年龄的壮丁,可能多次入伍,即在一次战争结束后复员,再次战争时又得应召服役。

       根据战争需要征兵,可能是局部地区的,如征发某一郡或几郡兵,也可能是全国性的,如长平之战,赵国曾“悉其士民,军于长平之下,以争韩之上党”。

       (二)简募良材”组建常备军制度

       战国各国除了实行郡县征兵制外,还采取募兵制,选拔招募勇力之士,建立精锐的常备军,作为国家军队的骨干,战时用以带领各县的征兵,组成征战大军。

       “简募良材,以备不虞”,是吴起在魏国提出来的建军主张之一,事实上,春秋末年,各国已兴起了收养力士和选练勇士的风气。到战国时,各国为了应付随时都会发生的战争,势必要建立常备军,常备军人数多了,国家供养不起,且减少了农业生产的劳力,影响经济的发展,因此,选拔有一定技能的勇力之人,编练成一支精锐的军队,以备不虞,便成了一种时势的必需。吴起适时提出了这种主张,并率先在魏国实行起来,随即成为各国普遍采用的一种军事制度。

       魏国选拔武卒的标准是:穿三片连缀的甲衣,戴头盔,操十二石的强弩,背上装有五十支箭的箭菔,肩着戈,带着剑,携三日干粮,半天时间内快走百里(约为30公里)。这个标准是很高的,非有强健体魄和特殊锻炼是达不到的,以这样的武卒组成的常备军,自然会成为“军之练锐”正如吴起所说的,有“三千人,内出可以决围,外入可以屠城矣”。

       齐国有“持戟之士”也称“技击”,其他各国都有“带甲”若干万这些带甲之兵,不一定都是如魏国那样精选的武卒,但既然当时人已将其从一国军队中区分出来,说明这是一支精锐的常备军。

       (三)国家统一赋税制度

       除了齐国仍保持按“乘马”为单位征发军赋的制度外(也有变化),其他国家的军赋制度均已改变为按田亩或户口统一征收赋税,从中拨出供军用的部分,即不再按丘、或甸以乘为单位专门征发军赋。这是井田制度废弃后,车兵已不再是主兵的必然变化。

       国家向农民征收粮食、饲料等,向工商业者征收货币税,以供给国家机构和军队,还有官营手工业作坊,这是在生产发展、军需用品可以用货币购置的条件下产生的。

       (四)封建爵秩等级制度

       封建地主阶级为巩固其统治地位,适应经济制度的改变,也改变了奴隶社会的等级制度,确立起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这种等级制度,是按照国君确定的官爵等级,封赐给大小官吏和有功人员的。不同等级的爵位,代表着不同的社会地位和法律地位,它也施行于军队系统。

       爵秩等级各国不完全相同,大体上三晋和齐、燕比较一致,它们把官吏区分为卿和大夫两大级别,卿中又分为上卿、亚卿;大夫中又分为长大夫、上大夫、中大夫,赵国除此而外,还有若干不同等级的爵位。楚国另有自己的爵秩等级,最高爵位为上执玮,次为执玮,次有大夫(五大夫、三闾大夫等),再下则不详。

       秦国的爵秩等级最多,共分为二十级。第一级为“公士”,第二级为“上选”,第三级为“簪袅”,第四级为“不更”,第五级为“大夫”,第六级为“官大夫”,第七级为“公大夫”,第八级为“公乘”,第九级为“五大夫”,第十级为“左庶长”,第十一级为“右庶长”,第十二级为“左更”,第十三级为“中更”,第十四级为“右更”,第十五级为“少上造”,第十六级为“大上造”,第十七级为“驷车庶长”,第十八级为“大庶长”,第十九级为“关内侯”,第二十级为“彻侯”也称列侯)。这二十级爵位,第一级最低,依此往上,由低到高,最高为第二十级。第一级到第四级,相当于周制中的“士”第五级到第九级,相当于周制中的“大夫”第十级到第十八级相当于周制中的“卿”;第十九到第二十级相当于周制中的“诸侯”。

       爵位相类于后世的官衔、军衔,与官职、军职是分开的,但秦国的二十级中,第十六级以下是不分的,如“大上造(也称大良造)既是爵位名称,也是官职名称。每等爵位,都享有一定的封建特权。秦制规定,军队中地位最低的兵称为“小夫”,是没有爵位的。行政官吏(都有爵位)编入军队服兵役的,爵位在第四级以下的都是属于兵,称“卒”,其官爵为一级的称“公士”,就是有爵位的步卒,二级的称上造,是可以乘马的卒,三级簪袅,可以“御驷马”四级“不更”是“不豫更卒之事”,即不担负更卒勤务;爵位五级大夫以上的,属于军官、将帅,不论兵或官,凡立了军功的,都可按功晋爵。

       (五)俸禄制度

       就是用按时给以一定数量的粮食、货币作为官吏的供养费用,取代奴隶制时代的封地(封邦、采邑)制度。

       战国时俸禄是用粮食,计算单位各国不同,齐、魏用镒,秦、燕用石、斗,楚用担,卫用盆,根据官位高低区分俸禄多少,高的可以

       年俸千镒,或五百石、六百石,万担等;低的不过“斗食”即“年俸不满百石,计日而食一斗二升”《汉书·百官公卿表》)。有的国家如齐国除以粮为俸禄外,也还兼用田地租税收入为俸禄。

       俸禄制度的施行,便于官吏的任用和罢免,它实质上是一种雇佣制度,是社会经济发展,奴隶制破除,雇佣劳动者出现的产物(当时社会上已出现了雇农,雇工,即所谓庸客、庸夫、市佣、庸保等),是对官吏的雇佣。

       军队中也施行俸禄制度,不仅军官将帅,而且兵卒也以俸禄供养,这种制度一直延续下来,成为二千年封建社会的一项供养官吏卒伍的基本制度。

       (六)“官分文武”和“将发卒伍”制度

       春秋以前,奴隶主阶级专政的国家统治机构,官是文武不分的,国君之下,设卿、大夫。卿、大夫既是行政官吏,也是率兵征战的指挥官,政权、军权集于一人之手。春秋中期,率兵征战的仍为一国的上卿,如晋国的中军,既是元帅,又是执政的上卿;楚国的令尹,既是主政,也是统兵的元帅。春秋后期,即出现了文武分官的情况。战国时,各国在君之下,分设相与将,作为百官的首脑;百官也按职分为文官、武官,武官是专任军职的,文官是专司政务的。文武分职,是适应国家政治、军事事务日益复杂和需要不同的专业知识能力而产生的,也是新兴封建君主集权统治的一种法术,它可以使大臣的权力分散,从而可互相制约,便于国君加以操纵。

       国家设置了专管军事的将军,是一个进步。它有利于加强军队的统一管理和指挥,有利于军事人才的培养和军事学术的发展。

       “猛将必发于卒伍”,是韩非子“显学篇”中的一句话,他是在总结历史经验后,得出的结论。他认为“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这是针对那些只相信儒、墨显学的理论,而不重实践的空谈、诡辩之士的君主提出来的。他的“猛将必发于卒伍”的观点,实际上是反映了战国时代新兴封建统治者在军官选拔政策上的变化。

       春秋以前奴隶制国家是奉行世卿世禄制的,军官都是贵族阶级的人担任,而且是世袭的,新的封建地主阶级政权,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不能不破除旧制度中不利于巩固其统治地位的部分,军官指挥作战,不仅需要有勇有谋,而且需要有实战经验,要带好队伍,需要与士卒同甘共苦,能体贴士兵的疾苦,能取得士兵的信任。那些出身于贵族阶级世袭取得军官职务的人,既无实战经验,也与士兵格格不入,在士兵成分变成农民为主体、步兵成为军队主兵的条件下,显然是不能适应的,因此,战国时代经过变法的国家,都逐渐废弃了军官世袭制度,而采取了按军功选拔军官的制度,这样,兵卒在战争中杀敌立功的,也可以被选拔为军官。这类从卒伍中选拔出来的军官,有实战经验,又与士兵有密切联系,能取得士兵的信任,经过若干次作战,有的升为高级军官,甚至升为将帅,这就改变了春秋以前的世卿世禄的世袭制度。这是一个进步。

       (七)赏罚制度

       用刑罚奖赏作为统治手段,夏代已经采用了。奴隶主贵族专政使用赏罚是严格按阶级区分的,罚(刑)主要是施用于统治奴隶和平民的,“刑不上大夫”,对贵族是不适用的;赏是主要用于奴隶主阶级的“礼不下庶人”,自然包括不对“庶人”用奖赏,而且赏罚是凭“主”的个人意志决定的,并没有什么“法”可循。

       春秋后期,新兴地主阶级开始夺取政权,奴隶制的刑赏制度也开始变化,“刑书”“刑鼎”“竹刑”等的出现,已成为战国时变法的先行保证。

       战国时各国变法中,建立新的赏罚制度,已成为一项重要内容,其中秦国商鞅变法,非常注重以厚赏重刑保证封建统治者各项政策法令的施行,特别是保证其耕战政策的实行(耕战政策是商鞅变法中推行的基本政策,即注重发展农业生产和强大军队,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

       在保证“战”的方面,秦国实行的厚赏罚制度,有着相当完备的法律规定。其中赏的方面,突出战功厚赏,它把杀死敌人多少作为赏的等级区分;把晋升官爵作为赏的主要内容;把田、宅、货币、税收、俘虏、免役等,作为赏的实物内容。从《商君书》及古文献记载中得知,赏战功的一些具体规定,如“能得甲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除庶子一人,乃得入兵官之吏”(《商君书·境内》),这是对庶民(包括小地主、自耕农入伍当兵的)有战功的赏赐规格,所谓“除庶子一人”,是说赏给他一个可供其役使的人(庶子是接近仆人地位的人),“乃得入兵官之吏”,是说这个受赏的人就可以在军队内和政府内担任官吏了,这样普通兵卒也可因战功而晋升为军官,并获得田、宅等奖赏。一支军队,在围攻敌人城邑时,能够斩杀八千颗敌首,就达到了国君规定的赏赐标准;在野战中,能斩首二千,就达到了标准,凡达到这个标准的,从“操士”和“校徒”军爵一级以下至“小夫”的名称)以上至大将,都加赏赐。原爵是一至四级的,除普遍升一级外,原来是小吏的,升为县尉(县级主管军事的官吏),并赏给六个奴隶,五千六百个货币;原爵是大夫的,除升一级为官大夫外,还让他掌管一种政务;原爵为六至九级的,晋升一级,升到第九级(五大夫)的还赏赐三百户的地税;原爵是“五大夫”升为庶长、三更、大良造,都赏赐三百户的封邑,还赏赐三百户的地税,有了六百户的地税和封邑,就可以养客。大将、车夫、骑乘,都赏赐爵位三级;原来是客卿的人,升为正卿《商君书》高亨注)。

       秦国的这一套厚赏战功的规定,其他国家是没有的,这是秦军胜于他国军的原因之一。但其他国家对战功也是赏赐比较重的,如乐毅破齐后,燕昭王封他为昌国君。其军队内的赏赐情况虽不见记载,但有赏是肯定的。

       战国后期,赏田减少,赏金增多,赏赐黄金百镒、千镒、百斤、千斤或百金、千金的事例甚多,这是商品经济发展,货币流通广泛,黄金成为货币时出现的情况。

       刑罚,是用于有罪的人。在军队方面,主要是用于作战不力的人,这方面在秦国施用最严重。商鞅变法,在秦国推行“连坐法”居民实行户口编制,五家为伍,十家为什,建立相互告发和同罪连坐的制度,告发“奸人”的可以得到相当于斩敌一首级的奖赏,如果不告发,就罚以腰斩的刑。一家藏“奸”,跟投敌的人受同样处罚;其余九家若不检举告发,要一同治罪;旅客住客舍要有官府的凭证,客舍如果收留了没有凭证的人住宿,主人与“好人”同罪。连坐法的目的,就是要人民相互保证,相互监视,相互揭发。一人有罪,五人连坐的“连坐法”也在军队中实行,五人一伍,登记在簿册上,一人逃走,其余四人治重罪。除了连坐法外,对犯罪的官吏也用重罚,重罚成了从严治军的极为重要的手段。

       (八)虎符制度

       战国时代军队增多,战争频繁,将军率兵征战已成定制,国君既不亲自率兵出战,但又必须把军队控制在自己手里,防止将领私自调动军队,或假冒国君命令调发军队,从而威胁君主的统治,如是便创造了一种调发军队的办法,就是用一种虎形的信物,名为虎符,作为传达国君调发军队命令的凭证,虎符用铜制成,成虎形,刻有铭文,分成两半,底有合榫,右半存在国君处,左半发给将领,国君下令调发军队时,必须将存在国君处的右半虎符携去与将领保存的左半符合,将领才能依令发兵,否则不能调动军队。如秦围邯郸,魏信陵君盗符假令,夺取晋鄙的兵权,率兵救赵的故事,就是在虎符制度下发生的。将领得到了国君的虎符,才有权调发军队征战,否则就是违法犯罪。秦国规定五十人以上的军队调动,都必须会合王符;只有在敌人入侵,边塞烽火告急时,才允许机动。与虎符同一性质的还有“节”,“节”本来是用竹节制成的信物,上刻铭文几枚可以合成园形竹节状,作为通行的证件,战国时也将节改用铜制。

       有了虎符制度,国君就可以集中军权于一人,严格控制军队的调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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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