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战

作者：英国广播公司(BBC)·英国

出自————《福克兰群岛战争》

出自————《战争通史》

　　 在福克兰群岛战争中，报纸和广播等舆论宣传工具与国防部对新闻报道的百般阻挠和层层限制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战斗。停火以后，布雷恩·汉拉恩和罗伯特·福克斯在专题广播节目中倾诉了干记者这一行的苦衷。

　　 我当上了军事记者

　　 6月19日 星期六

　　 我去领受这项任务的时候，国防部从卷帙浩繁的故纸堆中找出了一迭纸张已开始变成灰色的卷宗。这些五十年代的文件规定，从我成为军事记者那天起，就是一名陆军上尉了。指挥我的是作战指挥官，没有他的批准，我不能擅离战区。我还要接受严格的军事保密检查。它还指出，尽管发布消息是记者天经地义的工作，保守机密更是军方天经地义的要求，看来这是两者冲突的一个明显信号。

　　 我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是如何把消息发出去，几乎从我们一离开朴茨茅斯就开始实施无线电静默。作为一个广播记者来说，失去了说话的权力，也就无所事事了，把新闻写成文字后再发出去或许尚可一试。海军有一个卫星通信系统，它可以把波束直接射往空中的卫星，不被地面上的测向设备探知。不妨利用这个系统把写好的消息发出去。当然，这个系统要保证许多重点用户优先使用，然后才能轮到记者。尽管报往伦敦的消息很不及时，而且在篇幅上还要受到严格的限制，对于处处碰壁的记者来说，这已是大开恩典了。

　　 过了一个多星期以后，我们又发现了水上电话，这是许多油船和军需船使用的一种通过卫星工作的电话和电传系统。我们很想让它为我们服务，可是谈何容易，要想登上这些油船和军需船，除了搭乘直升飞机，别无它法。在复杂气象条件下，就算你能找到直升飞机，飞行中也要饱受其苦。我们经常是坐在绞车上头晕目眩地从飞机上垂到浪涛汹涌的大海上。有时遇到险恶天气或漫天大雾，你会被困上几天一筹莫展。有些船象是成心和你做对似的，等你打完电话出来，发现船已经背离直升飞机行驶、无法召唤直升飞机了。后来我学精了，只要是去打电话，就带上一套牙具，做好一、两天内回不来的准备。上了军需船之后，手中拿着电话也常有不测发生。有时会因为你在谈论正在发生的事情，突然线路被切断。所有这些不顺心的事，只能从辅助船队的水手们表示出的十分有限的殷勤中得到一点安慰。他们常常看到我们象一群脾气暴躁的巡回传教士，连续几天露宿在他们的甲板上。

　　 我遇到的第二个问题是工作时间得不到保证，只能在无休无止的繁琐事务中插空写作。在船上，倒是把空袭的威胁置之度外，继续埋头专心写作。到了陆上可就不行了。你一钻进堑壕就要连续蹲几个小时，且不说帐篷要自己搭，饭要自己煮，必要时堑壕还得自己挖。这些事非常耗费时间，而天气这样寒冷，环境这样恶劣，为了生存，有哪件事又能马虎处之呢。在海上，从这艘船到那艘船已属不易，到了岸上就更是寸步难行。这里没有道路，直升飞机也难得见到。为了寻找一架可以捎脚的直升飞机，你要踏破铁鞋，费尽口舌，问遍你所见到的每一个飞行员。有时甚至还要向在空中飞行的驾驶员挥手召唤。在这样困难的交通条件下，写一条消息要花上几天时间，送回来又要几天时间，难怪为了新闻检查常常发生口角。

　　 由于种种特定的原因，消息不能及时地发出或内容需要压缩，这些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唯独在新闻自由方面出现的一些人为干预实在令人费解。尤其是有意迟发一些令人不快的消息，显得太不高明。“谢菲尔德”号驱逐舰刚一失利时，曾禁止我们透露任何一点消息。后来在强大的压力下，伦敦才不得不透露了这个使人沮丧的噩耗。这种事的确难以启齿，但如果由英国首先公布，就要主动得多。现在阿根廷方面已经抢先发表，英国方面所能做的只不过是证实一下罢了。从今以后，阿根廷方面每宣传一件事，都将在国内引起一场有苦难言的轩然大波。身为一个记者，不能坚持原则，冲破一切阻拦，如实地进行报道，怎能提高记者本人的声誉，同时也提高他所在机构的声誉呢？我认为民主国家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它有这样一种追求真理，哪怕是使人伤心的真理也要奋力求索的能力。然而，我们却面临着无穷无尽的管束和限制，这些条条框框不但减慢了报道的速度，而且还减少了报道的内容。这一切与其说是出自对安全方面的考虑，倒不如说国防部内部的官僚纷争更恰如其分。就拿“火神”式轰炸机轰炸斯坦利港来说吧，在一艘船上被当做国家机密，而在我们船上，则有人对我说这是皇家空军的事情，不必通过海军的渠道去报道。

　　 我觉得任何人都不会反对删掉新闻报道中那些可能会被敌人利用的材料。因为我们的生命毕竟也和其他人一样处在极端危险之中。我们没有给当地的军事指挥官增添什么麻烦，凡是他们要求我们不要报道的内容，我们就只字不去报道。具体的审查大权操在公共关系文职官员的手中。奇怪的是伦敦给他们的指示，常常与当地指挥官发出的指示大相径庭。来自伦敦的政策和方针有时似乎是在玩弄两面手法。为了不引起阿根廷方面的警觉，以至他们重新检查炸弹的引信，我们从未发过任何有关阿根廷军炸弹落下后没有爆炸的新闻和消息。但是这些情况的细枝末节却一丝不漏地跃然出现在伦敦的报纸上。除了国防部以外，谁又能提供如此精确的新闻呢？我们这里报道的都是已然发生的事情，而攻占达尔文和古斯格林后，阿根廷军投降的消息却都在事情发生之前就已不胫而走。对于我军一路无阻地迅速挺进，我一直保持沉默，不露半点风声。在无任何证据能够说明阿根廷军已发现我军行踪的时候，伦敦却有人宣布我们正沿着岛的北岸进军。到目前为止，我所谈的大都是有关新闻方面的情况，但我的本职工作是进行电视报道。就电视来说，没有对这次战争做过任何报道。通过卫星系统传送电视图象本来是可以做到的，可是没有发出任何电视图像，甚至试发都不被允许。很难令人信服，十个星期就挤不出一点时间播放正在发生的事情，尤其是在世界舆论对英国来说十分重要的时刻。

　　 (布雷恩·汉拉恩)

　　 我也当上了战地记者

　　 6月19日 星期六

　　 “喂，我想你会说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广播记者的战争。”马科思·黑斯廷斯是《旗帜》周刊的记者。这位学识渊博的同行搬出越南战争和中东战争的采访经验，向我问道。他这番话既有对的一面，也有不对的一面。为了找寻从古斯格林、圣卡洛斯、天鹅湾或斯坦利通往伦敦的宝贵通话线路，广播记者们在疲于奔命中经历了许多重大战役。他们时而爬进直升飞机，死乞白赖地要求捎个脚；时而在风浪中乘船赶到圣卡洛斯锚地；为了登上装有卫星电话设备的航船，他们曾假冒各种高低不等的军衔。他们头脑里很快就装满了如何把消息发出去和发什么样的消息这一类通信联络问题。

　　 英国在福克兰群岛的部队是一支几乎与世隔绝的部队，很快就产生了一套完全用缩略语组成，局外人无从知晓的内部语言。有时一支部队内的所有联系似乎一同中断。在整个战役中最富有特色的是徒步跨岛行军。为了实现对斯坦利港的合围夹击，第六伞兵营和第四十五突击队需要步行五十余英里，横穿东福克兰岛。行军时队列长达两英里左右，一般的命令和文电无法通过广播传达，只好靠人依次向后传递。一天下午，天气十分潮湿，突然接到一份“空袭警报，红色”的电报。当官兵们蜷缩到凹地和山岩背后时，只见一英里以外担任后卫的士兵们把枪高高地抛向空中，不断地欢呼雀跃，原来“空袭警报，红色”传到他们那里时变成了“加尔铁里死了，好哇！”。

　　 把英军战斗部队中的某些语言解释给外界听众是很困难的。H.琼斯中校和17名将士战死在古斯格林后，第二伞兵营的那种哀荣交织的感情；在达尔文外围的荆棘丛中躲上半小时，大有在迫击炮、地面火力和防空火力中了此一生的那种意味；医生和团队卫生员们在战火中给予伤员和生命垂危者的关心和照料——所有这一切都很难恰如其分地描绘出来。在冷若冰霜的报纸上，这些都被视为陈腐过时的题材。

　　 为了让8000英里以外的观众做到一目了然，所有的场面和事件都要按先后顺序编排，并从中挑出引人入胜的场景。完全撇开这个不谈，如何把材料可靠地发回伦敦是一个技术上难以解决的问题。为了做到这—点，直升飞机和那个叫做“Marisat”的卫星通讯系统是一对不可缺少的工具。在圣卡洛斯，从船上通过卫星往伦敦打电话，要比在“Bognor”或“Brightor”的电话间里清楚得多。在整个白天时间里，陆战队、陆军和海军的飞行员用直升飞机把伤员、弹药和零零散散的记者——我希望按照这样的顺序，运过最困难的飞行地带。古斯格林投降后几个小时，一架侦察直升飞机送我到圣卡洛斯去。刚一钻进驾驶舱，驾驶员就从耳机中对我说：“伙计，我今天没有副驾驶，要是看到阿根廷飞机向我们射击，就大声招呼一下。”

　　 即使你能安然无恙地回到圣卡洛斯，也可能会碰到其它意想不到的倒霉事儿。有时，带有卫星接收设备的船刚好出海，只好把电传稿一笔一划地用手写成印刷体大写，让密码员用电报发到国防部转广播电台。身在当地和坐守伦敦的国防部代表们随着战役的发展，愈益成为天真的记者们不可逾越的障碍。

　　 但在另一方面，我也从特殊语言中得到了终生难忘的乐趣和诧异。至于通信联络，我和我的同事们是否已经把这场离奇而又遥远的战争中所发生的一切戏剧性事件、珍闻、乐趣、恐惧和痛苦，无私和纯属人性的行为一无遗漏地讲述给你们，对此我无从知晓。我觉得我个人最严重的一次通讯危机是在古斯格林战斗之后的一个晚上，我穿着单薄的战斗衣装，不知道大脑和四肢间的通信联络能否保证我的脚趾不被冻坏。直到后来，我仍有些疑神疑鬼。

　　 (罗伯特·福克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