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制国王的有限战争·第一

作者：J. F. C. 富勒·英国

出自————《战争指导》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一、三十年战争与意大利雇佣兵长

　　 专制国王的时代是从宗教战争的废墟中产生出来的。宗教战争到三十年战争（1618-1648）时期达到了顶峰。三十年战争的后半段，是由招收的雇佣兵进行残酷斗争，而且往往还有饥民伴随在一起。 [ 作者注：金德里《三十年战争史》第二卷第324页提到，有一支三万八千人的军队，却有十二万七千名妇孺和随营者尾随着。 ] 10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结束了这种无政府的混乱状态。这时，中部欧洲已经成为废墟。据说，死亡人数达到八百万，其中还不算在战斗中被杀死的三十五万。在图林根的一个区里，十九个村庄的一千七百一十七栋房屋，只有六百二十七栋幸存下来；在波希米亚的三万五千个村庄中，战后还有人居住的不过六千个，其人口也从二百万减少到七十万。战争期间，人类相食的现象已不足为奇。迷信之风盛行一时。据说，在1625年到1628年之间，维尔茨堡的主教就以巫术的罪名活活烧死了九千人。1640年到1641年，在奈塞地区的西里西亚公国，烧死了一千人。

　　 在这场战争中，令人震惊的残酷野蛮风气，与十五世纪在意大利流行的仁道战争之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佛罗伦萨、米兰和其他公爵的公国里，诸侯间的斗争是依靠受过高度训练的职业雇佣兵来进行的。雇佣兵由雇佣兵长负责招募和率领。他们都是为了金钱来打仗的。他们可以在今年出卖给这个王子，而在明年，又转向对方，为另一个王子服务。对他们来说，战争既是一种生意，也是一门手艺。所以，在这样的战争中，勒索俘虏的赎金比杀死雇主的敌人更为有利可图。既然战争是他们的职业，那么，对于他们来说，拖延一场战争就比结束一场战争显然更有利些。正如史学家裘克拉迪尼写的那样：“他们会把整个夏季时间都用来围攻一个要塞，这样就可以使战争无限地延长。当战役结束时，很少有人丧生，甚至毫无牺牲。” [ 作者注：引自《剑桥中古史》，第8卷第656页。 ] 十五世纪末，那些著名的军人，如帕罗.费里提和柯仑就曾宣称说：“要想赢得战争，靠的是思考和计谋，而不是实际的冲杀。” [ 作者注：转引自F.L.泰勒的《意大利的战争艺术》（1921 ），第11页。 ]

　　 关于这些军人，阿曼爵士这样写道：

　　 “把指导战争的权力下放到伟大的雇佣兵长手中，让他们去执行，其后果往往是使战争变成一种巧妙的演习，或者象是进行—盘棋赛。作战的目的，只是想把敌人引人死角，然后将他们俘虏，而不是同他们进行一系列成本高昂的战斗。甚至可以对那些雇佣兵长提出怀疑，他们象是不忠实的拳师，有时会事先同对手达成协议，故意把战斗打成平局。即使发生战斗，往往也是一种并不流血的活动。……马奇维里曾经引证事实，说是在某次会战中，被杀死的人不过两、三个，而被俘虏的人却有好几百。” [ 作者注：《剑桥近代史》，第8卷第656页。 ]

　　 在这些雇佣兵与雇佣兵进行的战斗中，外交上的一种新概念开始产生了。军人的“强权”与公民的“公理”的区别也开始出现。因此，对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早期的外交家和法理家来说，意大利可以作为一个实验室。

　　 二、法理学家与战争的限制

　　 最著名的一位法理学家是格劳秀斯（1583——1645）。三十年战争期间，他写了一本国际法教科书，即《战争与和平法》。该书攻击了国际的无政府状况，指责了无限战争的破坏性。同时，他也提出建议，认为在战斗、征服和榨取敌国时，包括对付敌国的平民百姓等等，都应当采取温和而有节制的态度。在三十年战争结束之后，托马斯·霍布斯（1588一1679）在他的《利维坦》一书中写道：“每个人在他还有希望达到目的时，都应该尽量致力于和平；只有不可能达到和平目的时，他才可以寻求和利用其他的手段，包括使用战争的手段。这是由理性所产生的一种律令，或者称为一股规则。”第一条，是谋求和保持和平，他称之为自然的基本法则；第二条，当然是进行自卫，他称之为自然权力的放弃。 [ 作者注：《利维坦》，第1部分第14章。 ]

　　 无论是霍布斯，还是格劳秀斯，或是十七、十八世纪的法理学家，都没有人认为应该禁止战争。他们很明智地排斥了乌托邦主义存在的可能性，但是主张，战争中的暴力和破坏性行为，应该有所节制。E.伏泰尔（1714-1767） [ 投笔从戎注：今译瓦特尔(Vattel)。 ] 讨论了节制的要求，并且在他的《万国公法》一书中作了详细的阐述。该书于1758年在纳沙泰尔出版。伏泰尔在书中提出了这样—个问题：因为所有的交战国都认为自己的事业是正义的，那么他们之间谁是法官呢？他的回答是：因为没有法官，所以要制定调节战争的规则。这种规则，他称之为“国家之间的志愿性法律。”

　　 伏泰尔写道：“这个法律的第一条，双方都承认存在着一种正规战争。如果人们希望在这种武装的暴力行为中也有秩序或规则。那就是要确立一条限制战争产生灾难的界限，并且要使和平得以归来的大门永远敞开。这一条是绝对必要的。要想指出任何其他的指导原则，那就不可能了，因为国家不承认有高于它的法官。

　　 所以，决定战争行为的合法性以及战争效果的权利，从外部来看，从人类之间的关系来看，都不是依赖战争理由的正义性，而是战争手段的合法性，——这既是说，一切都应该符合于正规战争的要求。” [ 作者注：《万国公法》（约瑟夫·奇蒂翻译，1834年英文版），第381-382页。 ]

　　 关于战争中所应用的正当方法，他又谈到：

　　 “任何施加于敌人的不必要的伤害，任何不能带来胜利以及不能促使战争结束的敌对行为，都是受自然法律指责的放纵行为。

　　 但是，这种放纵行为有时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从某种程度来说，国与国之间，要有相当的忍耐。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为使战争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结局，就需要准确地决定进行战争的时间会有多久。即使有可能对这一点作出准确判断，国家仍然不会承认，因为她对每一种指导的形式都要进行判断，她要继续完成许多的职责。如果你为指责战争中过分残暴的指控打开了大门，那也只能增添抱怨的次数，而且也会影响对峙的双方，使他们在思想上增加敌意，并使新的创伤不断出现。只有一个被彻底摧毁，宝剑才会插入剑鞘。所以，在国家与国家之间，应该提出一个共同的规则。这种规则应该不受环境的限制，切实可靠，而且容易应用。当然，这些规则不应该教育人们用绝对观念去观察事情，如果那样就与我们的描述不符合了。” [ 作者注：《万国公法》第369页 ]

　　 所以，“节制”是一个关键。应该不使什么东西得以阻碍和平的恢复。关于这一点，伏泰尔说：

　　 “一个和平条约只不过是一种折衷的结果。如果人们在战争中坚决遵守严格而刻板的正义规则，双方都固执地行使自己的权利，并且互不让步，那么，他们就不可能签订和约。涉及引起战争的问题，当然需要有一方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且要责备自己有过不公正的要求。关于这一点，除非已被逼到最后的绝境，不然是很难做到的。如果有一方承认他的事业是非正义的，那么，他就必须同时谴责为支持这一事业而进行的每一个行动。同时，要归还掠夺来的一切，赔偿战争的费用，并且补偿损失。于是就产生另外的问题：对于所有的损失，如何形成一个正确的估计？对于流血事件，大批公民的伤亡，以及家庭的毁灭，又该付出什么代价？当然还不只是这些。遵守严格的正义规则，就要求使非正义战争的始作俑者受到相应的惩罚，并保证曾经遭受他的进攻的人们在未来得到安全。……即使是正义的一方，他也会越出合理自卫的范围，而在进行战争的过程中，因不适当的过分行为而致罪，尽管这一方的战争目的在最初是合法的。他也许有许多冤屈，不过严格的正义规则将要求补偿他们。他可能征服了一片土地，并且夺得了超过他所受损失的价值的战利品。但是，有谁能准确地计算和正确地估计这个呢？……继续进行战争，直到一方完全毁灭为止，这是令人不安的。而且，如同从事某种事业，我们最终还是要把自己的思想转向和平的恢复，因此，应该指引我们所有的措施去达到有益的目的。但是，这里没有其他的权宜之计，只能考虑双方的要求和彼此都不满的折中方案，并且通过实际上平等、公正的会议，来结束所有的争议。这是容许的。在这样的会议上，对于战争的最初起因，对于那些会引起各种敌意举动的争吵，可以不作任何决议，也不要指责哪一方是非正义的——没有人会屈从这一指责——只需要形成一个简明的协议，决定在所有权利废除之际，每一方将接受什么样的同等条件。” [ 作者注：《万国公法》第369页 ]

　　 更进一步地说，因为“和平条约的作用是要结束战争，消除战争中的争议” [ 作者注：《万国公法》，第437一8页。 ] 所以，“如果一个不公正的、贪婪的征服者征服了一个国家，并且迫使这个国家接受无情的、屈辱的、难以容忍的条件，那就需要迫使她屈从，但是，这种外表的平静不是和平。在这里面蕴藏着一种反抗力量，当被征服的国家忍受到一定程度时，她就会起来，以斗争的手段摆脱这种屈辱的和约” [ 作者注：《万国公法》，第438页。 ]

　　 三、专制国王的军队

　　 不管法理学家们提出过什么建议，如果不是因为宗教改革而使罗马教皇的权威严重削弱的话，这些建议都是毫无意义的。在此之前，“神权国王”被当作是他那王国里为世俗崇奉的上帝的可信赖的代理人。在此之后，就新教的国家来说，为了宗教的目的还是如此，但是在天主教国家里，最高统治者已不认为大主教举行的加冕典礼与其他的圣职仪式有什么不同。1661年，路易十四世登基，并亲自接管了法国的统治权。他接收了一个专制帝王应有的权力与权利。他的理论是“王权神授”。 [ 作者注：《万国公法》，第445页。 ] 作为上帝的代理人，他具有一种神明，而且，他和他的宫庭都成了欧洲大陆诸王国的楷模。简单地说，法国在政治上又回到了意大利专制君主式的统治形式。

　　 然而，在十五世纪的暴君和十七、十八世纪的国家之间，存在着一种巨大的差别。这种差别是军事性的。暴君的权力植根于职业性雇佣兵的基础之上，而国王的权力则建立在职业的常备军的基础之上。尽管常备军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法国查理七世的时代（1445一1448年），但是直到1643年，当大孔德在罗克洛打败西班牙的旧式陆军以后，法国的陆军（不久被劳弗斯改组）才成为一个多世纪以来所有常备军的典范。与早期的类型不同，这些新的常备军永久性地保持着战斗准备，而且只接受其最高统治者的命令。奥本海姆在他所著的《国际法》一书中写道：

　　 “若不是常备军制度的建立，那么战争的法律和惯例的发展是根本不可能的。……若没有纪律，战争行为的人道也将是不可能的；……但是没有他们（常备军），军人与平民之间也就不会出现重大的差别。” [ 作者注：《国际法》第四版（1926），第2卷136页。 ]

　　 军人从市民中分离出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后者在三十年战争中遭受到野蛮的恐怖。此外，中部欧洲的每一个国家，都在人口、资源和财富等方面遭受了极巨大的消耗。这就使新的常备军不得不在规模上受到限制。交通和农业的不发达，也限制了大规模兵力地成长。 [ 作者注：萨克斯元帅认为，一支军队理想的规模是46000-34000步兵和12000骑兵，加上炮兵，大约50000人。 ] 于是，在每一个国家里，陆军都由一支长期服役的士兵所组成，它是一个有纪律的集体，与市民人口完全分开。不论在和平时期，还是在战争中，它的行动都要受到严格的约束。

　　 四、有限战争

　　 十八世纪的著名将领之一萨克斯元帅，在他所著《战争艺术论》一书的开头写道：“组成军队的兵员，一些是志愿来的，一些是俘虏来的；有时，也有一些是强征来的。但最普通的手段，是进行欺骗。例如，先悄悄地把钱放进一个人的口袋里，然后要求他去当兵。”萨克斯不赞成这样做。招募来的人大都是社会的残渣，因此必须要有森严的纪律。正如腓特烈大帝所说，荣誉对他们来说是一钱不值的，所以“必须使他们害怕他们的长官胜于害怕危险，如果纪律稍有放松 ，就能产生野蛮的行为。” [ 作者注：转引自《近代战略的标志》（1943年版），第55页 ]

　　 能否产生这样的效果是有争议的，但有一点则确信无疑，那就是残忍的纪律有可能限制战术的正常发挥。于是，部队只能采取密集队形活动，并且在军官的眼皮底下进行。士兵要想逃脱皮鞭的鞭笞，只有逃跑。所以，在十八世纪时，逃跑之风十分严重，以致于腓特烈不得不采取措施，拟定详细的规则，以防止类似事件的发生。这些措施包括：避免一切夜行军；士兵被派去搜集粮秣或去洗涤时，必须要有军官随行；尽量减少追击行动，以防止士兵在混乱之中逃跑。此外，还有一个限制因素，那就是常备军的费用高昂，资金不足，在这期间的战斗中，伤亡率很高。这是因为，当时排枪互射的距离很近，通常是在30步到50步之内进行的。当然，萨克斯也曾这样说过，“我见到近射程内的交火杀死的甚至不到四人。”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因为双方有时私订了心照不宣的协定，只住对方的头顶上放枪。他们都知道，死亡是太可怕了。但总的说来，伤亡是大的。尼克森上校曾经指出，在马法奎特战斗中，据权威人士的估计，联军的损伤为33％，另一位则估计为22％。在七年战争（1756—1763）中，一般的损失为15％到20％。在托尔高会战（1760）中，腓特烈损失了30％。在佐恩多夫会战（1758）中，俄军损失了50％。这可是一个“世界纪录”，不过，这支野战部队战斗了一天，也未能完全打垮战败的一方。 [ 作者注：尼克森：〈乌合之众，1793-193。〉（1940年版），第59页。 ]

　　 上述事实很清楚地说明，当时为什么要回避战斗，为什么迂回作战之风十分盛行。另一个原因是补给制度的变化：由于抢劫已被禁止，部队不得不依靠供应纵队提供给养。这样一来，就要有许多仓库，而且要从国内基地提供补充，或者使用现金从当地购买。一般来说，仓库都设在要塞里，或设在设防的城市里。为了获得仓库，必须争夺要塞和城市，因此，围城战术也就风行一时。这种补给制度的最大弱点，就是限制了军队的行动范围。要保障部队得到充足的给养，从最近的要塞算起，它的行程的最大限度，只能限制在七天之内，而且离最近的野战面包房的距离，不能超过两天的行程。只有在供给系统出了差错时，部队才可以迫不得已而采取武力手段去征集给养。

　　 平民的生活与战争是完全脱离的。劳伦斯·斯特恩曾写了一部游记，叫做《法国和意大利的感伤旅行记》，他叙述说：在七年战争期间，他仓促地离开了伦敦，来到巴黎。他当时未曾考虑“英国正在同法国交战”，在到达多佛尔时，才突然想起自己没有护照。不过，这并没有妨碍他的旅行。到达凡尔赛后，法国的外交大臣乔叟公爵派人给他送去一个护照。他在巴黎受到了他的法国崇拜者们的热烈欢迎。

　　 那时，战略的手段是要消耗敌人，而不是歼灭敌人；是要耗尽敌人的精力，而不是杀死他。所以，战略打击的目标，通常是敌人的补给线和他的要塞，不是敌人的军队。早在1677年，奥尔瑞公爵就曾经说过：“我们作战时，不是象狮子，而是象狐狸；可能要在二十次围城之后才来一次战斗。” [ 作者注：《战争艺术》（1677年版），第15页。 ] 二十多年之后，丹尼尔·迪福又说：“现在，双方通常都有五万人的军队，在彼此看得见的地方安营扎寨。整个战役中都在回避，或用时髦的叫法，都在观察和监视对方。然后，冬季也就来临了。” [ 作者注：亨利·摩里：《迪福的早期生活和早期著作》（1939年版），第135页 ] 在1793年的皮齐同围攻战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有限性”围攻的完善例证。高多尼曾在回忆录中写道：

　　 双方议定休战以后，“在缺口处搭起了一座桥，使围攻者与被围攻者之间可以交往。随后，到处大开筵席，军官们轮流请客。里里外外，都在纵酒狂欢。附近地区的居民，也都步行、骑马或乘马车聚集到这里来。食物已从各地运来。此刻所见到的，真是一片富足的场面。不需要医生，也不需要杂技演员，这里成了迷人的市场，欢乐的场所” [ 作者注：《高多尼回忆录》，1814年英文版，第1卷207页 ]

　　 在有限战争年代，所有一切拖延行动都是以消耗对方为基本原则。由于资金不足，而常备军又不带民兵，一年十二个月都得付给他们薪饷，所以很明显。对于当时有见识的军人来说，消耗敌人的财源是赢得一场战争的有效方法，而就其本身来说，这也要比在战斗中消灭敌人所受的损失小得多。因此，当时的决定性因素是钱，而不是血。当然，迂回运动要求有高超的技艺和准确的判断，但在这种运动的过程中，敌人的府库开始枯竭。如果敌人不愿意破产，就得和他的对手进行和平谈判。关于这一情况，萨克斯元帅在论战斗时曾经说过：

　　 “虽然我对会战问题已经讲了许多，但是在实际上我并不赞同，特别是在一场战争开始时候；我相信，一个有才干的将军会避免它们，并且根据他的愿望尽可能地延长战事。没有别的办法能比这种指导方法更多地减少敌人，或者带来更多的好处。” [ 作者注：《高多尼回忆录》，1814年版，第一卷163-164页 ]

　　 近代的批评家福煦元帅曾据此认为，萨克斯是完全反对会战的，并且嘲笑他具有如此避战的观点。这是某些人的一种错误，他们不是没有读懂萨克斯的著作。就是为了维护自己的论点而断章取义。

　　 萨克斯是在芳藤诺伊、罗可斯和劳弗德等战役中的胜利者，他象腓特烈和福煦一样，深刻理解会战的价值，看看他所作的结论：

　　 “不过，我这样说也许不会被人所理解。如果你有机会进行会战，而且有预期取得胜利的种种理由，那么，你当然不应忽视这种机会。但是，这只是暗示着可能进行战争。一般进行战争，就不要相信任何的偶然性，而应该在将道的领域内发挥技能，达到完美的标推。如果环境对你很有利，引诱你去进行会战，那么，你就应该知道在下一步如何获取胜利。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关于这些事情，根据当今流行的风气，不应当满足于自己成了战场的主人。宗教上有着这样一条格言：允许失败的军队进行撤退是很明智的。但是，不管怎么说法，这是一条错误的原则。对于你来说，与此相反，应该是乘胜追击，全力以赴地追击。敌人的撤退，起初可能是整齐的，有秩序的，但到后来，也许很快就会变成真正的溃退。” [ 作者注：《高多尼回忆录》，1814年版，第一卷164页。 ]

　　 在这个时代，尽管是以迂回运动和围城运动著称，但是仍然进行了许多次大的会战，至少有八次是具有决定性的。而且，在这些战斗中还产生出了许多名将。例如：沃邦、杜伦尼、欧根亲王、马尔波罗、查理七世、韦拉尔斯、萨克斯、腓特烈和苏沃洛夫等。

　　 另外，约翰.弗特斯鸠爵士对于十八世纪战争的评论，也是值得引述的。他写道：

　　 “在那个时代，一场战役的目的往往不是找到敌人，也不是打败敌人。根据大多数权威的意见，若要制胜，还有两种办法：或者在有利的条件下进行战斗，或者是舒适地生存下来。舒适地生存下来，就是在敌人的土地上取得补给品。一支部队要能在敌国生活下来，即使一枪不发，也算是对这场战役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因为迫使敌人消耗他们的补给品，就是一种成功。如果能强迫敌人向对方提供补给品，则是进一步的成功。要是能在敌人的领域内宿营过冬，则是一种更大的成功。因此，只要进入敌境，并且在数周之内迫使敌人进进退退，不给他有打击的机会，这本身就是一个不小的成功。这样的成功定会激怒象奥朗目的威廉姆这样的低劣的将军，使他遭到绝望和灾难。” [ 作者注：《英国军队史》，（1899版），第1卷第358页。 ]

　　 这是一种纯理智的和不动感情的战争体系，费里罗曾经就此作过下述结论：

　　 “有限战争是十八世纪最崇高的成就之一，它属于温室植物那一类，只有在贵族化和高贵化的文明中才能茁壮成长。我们今天已经不再有这种可能性了。由于法国大革命的结果，我们失去了许多好的东西。这也是其中之一” [ 作者注：《和平与战争》，（1933年版），第62-4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