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和俄国革命·第十

作者：J. F. C. 富勒 ·英国

出自————《战争指导》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一、 列宁和三月革命

　　 1917年3月的彼得格勒革命是一个群众性的起义，不是真正的革命性起义。这一革命是由于对战争的厌倦和普遍不满的情绪所触发的。当时，在俄国有三个党派：立宪民主党派，他们主张君主立宪制；社会民主党，即马克思主义者；还有就是社会革命党，他们所代表的是农民。3月15日，尼古拉二世退位，立宪民主党继承了政权。22日，在罗夫亲王的领导下成立了临时联合政府。

　　 临时联合政府不顾国内到处都在要求和平的呼声，为了忠于它的同盟国，决定继续进行战争。这个决定立即遭到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反对。 [ 作者注：苏维埃第一次成立是在1905年。最初起源是罢工委员会，后来发展成为由工人、士兵和农民选举所产生的当地民众性议会。任何集团都有自由组成一个苏维埃。 ] 3月27日，彼得格勒苏维埃对世界各族人民发表了一份公告，呼吁立即停止战争。 [ 作者注：许多少数民族国家也曾不想再进行战争了。芬兰、爱沙尼亚、波兰、立陶宛、乌克兰、高加索和西伯利亚等都要求独立或自治。 ] 因为它代表了实际权力中最重要的因素，即士兵和工厂工人、铁路工人、邮政和电信等公用事业中的工作者，因为它的呼声正是人民的愿望，所以临时政府当局的权威也就架空了。这种责任和权力分离的现象，为列宁打开了道路，导致了十月革命的发生。 [ 作者注：到1918年为止俄国使用的是“朱利安日历”。它比1582年开始采用的“格里历”晚13天。根据前—种日历，列宁夺取权力是在10月25日，若按后一种日历，就是在11月7日。 ]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1870—1924），即人们熟知的列宁，他是一个热情的但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认为，只有当资本主义把资本家本身以外的一切人民都变成无产阶级时，新的社会秩序才能建立起来。列宁反对这种学说，从而在根本上推翻了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 [ 作者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认为，如果无产阶级革命能在一个以农为本的国家内发生，那是违反历史的法则的。马克思把在农民国家中的人写成“乡村生活的白痴”，认为他们是不可能有什么作为的。同时，他还痛恨斯拉夫主义，鄙视俄国人，不相信他们的任务是征服西方。见R.N.亨特《共产主义理论与实践》，（1950年版）第131页。 ]

　　 当三月革命在彼得格勒爆发时，列宁还是一个身无分文的逃亡者，还在瑞士过着流亡的生活。他在祖利齐住在一间从一个皮匠那里租来的房子里。他的在俄国的一小伙追随者，许多都被关进了监狱。在外部世界，他实际上也是没有名气的。自从战争开始以来，他就一直呆在瑞士。他把时间都用来咒骂他的敌人，鼓励自己的追随者。对他来说，战争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把它变成无产阶级的内战，并用它来摧毁资本主义制度。他号召人们利用一切颠覆手段，组织罢工和街头示威，并且在堑壕中进行宣传，指出进行国内战争是正确的口号。

　　 战争开始以后，除了在战场上对俄军作战以外，德国的政策还包括对俄国国内战线的攻击，这主要是鼓动俄国少数民族的独立运动，并且雇用俄国移民中的革命党人进行破坏，收买他们到俄国军队和工厂中去制造矛盾。

　　 1915年3月，德国最高统帅部通过一个代理人与侨居祖利齐的列宁第一次取得了联系。但他们发现，列宁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德国的利益去击败俄国，而是要推翻沙皇政府，以促使全世界范围的无产阶级革命。因此，他们与列宁之间的联系后来就中断了。一直到三月革命爆发以后，德国人又在下面的情况下恢复了同列宁的联系。

　　 1917年3月16日的午饭后，列宁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正在洗餐具，一位波兰友人突然地闯进屋来，气喘嘘嘘地喊道：“你听到消息吗？——俄国已经发生了革命！”对于这一革命的价值，列宁虽然表示怀疑，因为那纯粹是资产阶级所发动的一次动乱，但是，列宁还是决定返回俄国。于是，他给一位朋友写信，想弄到一张护照。这个请求转到了德国驻伯尔尼的大使罗门堡手中，他把这个请求向柏林作了请示。

　　 与此同时，列宁正忙于为《真理报》写他的《远方来信》。他在信中把所有的交战国都看成是“一丘之貉”， [ 译者注：《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卷第1页。 ] 并且明确表示，他的目标就是要在俄国发动内战，推翻临时政府。德国最高统帅部当时已经感到，临时政府并不打算放弃战争。而德国人认为，结束东线战争是必要的，这样可以把东线的兵力调来支援西线。因此，他们在接到罗门堡的信后，决定下一个赌注，让列宁返回俄国。于是，罗门堡奉命安排列宁和其他三十一名革命党人（其中包括十九名布尔什维克）从德国进入瑞典。霍夫曼将军在日记中写道：“那时，没有一个人能预料到这些人的出现会给俄国和整个欧洲带来决定它们命运的后果。” [ 作者注：M.霍夫曼少将：《战争日记及记录》，（1929年英文版），第2卷第177页。 ] 不过，德国总参谋部对列宁的目的是完全清楚的。

　　 列宁和他的十九名追随者离开伯尔尼时，曾清楚地表明他们的意图：不仅要推翻临时政府，而且还要对德国的资产阶级进行一场革命性的斗争。他在动身之前写信给瑞士的工人说，“我们将要为德国人进行一场革命性的斗争……德国的无产阶级是俄国以及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最忠实、最可靠的盟友。” [ 作者注：《列宁全集》，（1930年英文版），第20卷第85、87页。 ]

　　 4月16日夜晚，列宁抵达彼得格勒，第二天便在全俄苏维埃会议上致词。他要求在军队中作广泛的宣传，把帝国主义战争变成为无产阶级的国内战争；推翻临时政府，以由苏维埃的代表所组成的共和国来取代它。从那时起，每天，几乎是每小时，列宁都在向彼得格勒的群众发表演说，煽动反抗，痛骂战争，并且许诺满足他们所有的愿望。

　　 7月1日，临时政府为了实践自己的语言，恢复了对德军阵地的进攻。最初，进展还是顺利的，但是到了19日，德军开始反攻。这时，列宁在俄军中培植的布尔什维克的代理人，已经完全地破坏了士兵的忠诚，以致于一个团一个团地实行兵变，谋杀他们的军官，然后自动解散回家。这一事件，加上乌克兰同时宣布自治，导致了罗夫政府的垮台。7月22日，亚历山大·克伦斯基组成新的内阁，开始执政。这一内阁是由所有各党派的代表组成的，只是极右的保皇党和极左的布尔什维克除外。在一片混乱声中，彼得格勒的布尔什维克总部被查封，托洛斯基和许多布尔什维克党人被逮捕，而列宁却化装成为一个火车司机逃往芬兰去了，并在那里躲藏了三个月之久。

　　 二、《国家与革命》

　　 在芬兰，列宁始终同彼得格勒保持着联系，并且把他的时间用在写作上，完成了他那本最出名的小册子：《国家与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任务》。

　　 这是一个具有启示性的文件，因为它表明：列宁具有超人的智慧和钢铁般的意志；但是从根本上来说，他却是一个乌托邦主义者。虽然一再由于现实的要求，他不得不放下马克思的教条而服从于当时的条件，但是当事情过去之后，他又不能从《共产党宣言》的梦幻世界中超脱出来。而且，很奇怪的是，在二十多年的革命活动之后，他仍要对他的追随者下指示，而这种指示他却是重复地说过好多次了。不过，十月革命就是建立在这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之上的。现在，不妨引用几段比较重要的话。

　　 因为国家是一种阶级统治的工具，于是产生出一种必然的结论。

　　 “无产阶级如果不先夺取政权，”“不把国家变为‘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就不能推翻资产阶级。”随后又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这个无产阶级国家在取得胜利以后就会立刻开始消亡，因为在没有阶级矛盾的社会里，国家是不需要的，是不可能存在的。” [ 译者注：《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卷第194页。 ]

　　 因此，革命必须“集中一切破坏力量去反对国家政权，迫使革命提出破坏和消灭国家机器的任务，而不是去改善国家机器。” [ 译者注：同上，第3卷第196页。 ]

　　 “我们不是空想主义者……我们希望由现在的人们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现在的人们没有服从，没有监督，没有‘监工和会计’是不行的。”

　　 “但是所需要的服从是对一切被剥削劳动者的武装先锋队——无产阶级的服从。国家官吏的特殊‘长官职能’可以并且应该在一天之内就开始用‘监工和会计’的简单职能来代替，这些职能现在只要有一般市民水平的人就能胜任，只要发给‘工人的工资’就完全能够执行了。”

　　 “我们工人自己将以资本主义创造的成果为基础来组织大生产，将依靠自己的工人的经验，建立由武装工人的国家政权维护的最严格的铁的纪律……这就是我们无产阶级的任务，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以后，就可以而且应该从这里开始做起。在大生产的基础上，这个开始自然会使一切官吏机构逐渐‘消亡’，使一种不带引号的，与雇佣奴隶制不同的秩序逐渐建立起来，在这种秩序下，日益简化的监督和统计报表的职能将由所有的人轮流行使，然后将成为一种习惯，最后就不再成其为特殊阶层的特殊职能了。” [ 译者注：同上，第3卷第212-213页。 ]

　　 “老是忘记国家的消灭也就是民主的消灭，国家的消亡也就是民主的消亡。”

　　 “民主就是承认少数服从多数的国家，即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一部分居民对另一部分居民有系统地使用暴力的组织。”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消灭国家，也就是消灭任何有组织有系统的暴力，消灭任何加在人们头上的暴力。我们并不期待一个不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的社会制度。但是，我们在向往社会主义的同时，深信社会主义将发展成为共产主义，而到那个时候就没有任何必要对人们使用暴力，没有任何必要使一个人服从另一个人——因为人们将习惯于遵守公共生活的起码条件，而不需要暴力和服从。” [ 译者注：同上，第3卷第241-242页。 ]

　　 “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当资本家的反抗已经彻底粉碎，当资本家已经消失，当阶级已经不存在（即社会各个成员在对社会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已经没有什么差别）的时候，只有在那个时候，‘国家才会消失，才有可能谈自由。’只有在那个时候，真正完全的、真正没有任何禁止的民主才有可能，才会实现。” [ 译者注：同上，第3卷第247页。 ]

　　 “最后，只有共产主义才能够完全不需要国家，因为那时已经没有人须要加以镇压……我们不是空想主义者。” [ 译者注：同上，第3卷第249页。 ]

　　 “国家完全消亡的经济基础就是共产主义的高度发展，那时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已经消失……。”

　　 “剥夺资本家一定会使人类社会的生产力蓬勃发展。但是，生产力将怎样迅速向前发展，将怎样迅速发展到打破分工、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把劳动变为“生活的第一需要”，这都是我们所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的。” [ 译者注：同上，第3卷第253页。 ]

　　 “计算和监督是把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调整好’，使它能正确地进行工作所必需的主要条件，在这里，全体公民都成了国家（武装工人）的雇员。全体公民都成了一个全民的、国家的‘辛迪加’的职员和工人。全部的问题在于要他们在正确遵守工作标准的条件下同等地工作．并同等地领取报酬。对这些事情的计算和监督已被资本主义简化到了极点，而成为一种非常简单、任何一个识字的人都能胜任的监督和登记的手续，只是算算加减乘除和发发有关字据的手续……”

　　 “整个社会将成为一个管理处，成为一个劳动平等、报酬平等的工厂。” [ 译者注：同上，第3卷第258页。 ]

　　 三、列宁和十月革命

　　 夏季攻势的失败和临时政府的瘫痪，使得不断增加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又返回到全俄苏维埃会议。布尔什维克的实力日益显著地增强。9月12日，彼得格勒苏维埃通过了一项布尔什维克决议，以二百七十九票对一百一十五票要求立即停止战争。由于受到了这一事情的鼓励，列宁从芬兰催促布尔什维克建立在彼得格勒的中央委员会，对克伦斯基施加最大限度的压力，以迫使他们从狱中释放托洛斯基和其他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由于政府的软弱，使局势更加恶化，全国各地地方苏维埃开始成立。不仅投票赞成布尔什维克决议，而且还要求召开新的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会议。

　　 然而，列宁想要的是行动，而不是会议，是暴动而不是争论。但俄国人惯于作永无止境的争论，所以列宁极力主张武装暴动的时机完全成熟了。然而，在彼得格勒这一观点却受到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反对。列宁对此很不安，为了防止党内的分裂，他决定返回彼得格勒。10月23日，他秘密地启程，乔装来到了首都附近的里斯罗，藏身于秘密住所。10月25日，为了准备起义，彼得格勒苏维埃在托洛斯基的领导下成立了一个军事革命委员会。第二天，托洛斯基得到了彼得格勒和圣保罗的两个要塞的守卫部队的拥护，获得了存有一万枝步枪的兵工厂。他立即把这些枪枝分发给了赤卫队。自从6月以来，各工厂就纷纷成立了赤卫队，但临时政府却未能采取强硬措施解散它们。

　　 实际上，这对临时政府是一个致命的打击。11月5日，克伦斯基尽管宣布处于紧急状态，宣布军事委员会是非法的，并且再次下令逮捕托洛斯基，但是，他没有军权来推行他的命令，所以，他的命令只能是一纸空文。

　　 在里斯罗，列宁和他的追随者举行了几次会议，讨论起义计划，但是他却未能说服他们定出一个具体的日期。因为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预定在11月7日召开，所以必须在此之前发起攻击。对于这一点，大家都是确信无疑的。11月6日晚，列宁写信给党中央委员会说：

　　 “不能等待了！！等待会丧失一切！……无论如何不能让克伦斯基及其同党把持政权到25日（旧历），一定要在今天晚上或夜里解决问题……等待10月25日不一定举行的表决，就是自取灭亡或拘泥于形式……政府正在动摇。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彻底击溃它！” [ 作者注：《列宁选集》，第3卷第350页。 ]

　　 11月6日深夜，列宁经过化装从里斯罗来到斯莫尔尼，亲临现场指挥起义。第二天凌晨，他和托洛斯基派出赤卫队占领电话局、火车站、电报局、动力厂、国家银行和其他一些重要地点。到上午10点，整个政府彻底垮台了， [ 作者注：克伦斯基于11月7日逃出了彼得格勒。 ] 于是列宁很高兴地宣布：

　　 “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了……根据绝大多数工人、士兵和农民的意志，依靠彼得格勒工人和卫戍部队所举行的胜利起义，代表大会已经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苏维埃政府将立即向各国人民提出民主的和约，立即在一切战线上停战。” [ 作者注：《列宁选集》，第3卷第352页。 ]

　　 于是，选出了以列宁为首的人民委员会来统治俄国，直到制宪会议召开为止。

　　 在此同时，全体公务员都已罢工，不过，新政府很快开始了工作。它任命了许多新的委员，整个政府都集中在斯莫尔尼宫。列宁担任主席，托洛斯基负责外交，他们各占一个办公室；斯大林领导的陆军部在第三间，内务部在第四间，等等。“在外交部中，那些雇员把档案收藏起来，而且拒绝把钥匙交给托洛斯基。”“在银行中，那些自作聪明的志愿人员，想要了解那些他们无法接受的复杂的帐册。” [ 作者注：A.穆尔黑德：《俄国革命》，（1958年版）。第284页。 ] 那些新被任命的部长们，接二连三地冲到走廊里向疯狂的群众致词，然后又急忙回到他们各自的房间里进行把无产阶级变为统治阶级的工作。

　　 他们试图以一系列疯狂的命令来完成这一工作，从11月8日起，到年底为止，在这段时间里，颁布的命令就不少于一百九十三个。私有财产被取消了，土地被宣布为人民的财产，工厂由工人接管，银行国家化，证券交易所被取缔，一切公债都作废，工资固定为每月五百卢布，刑事法庭被工农法庭所取代，工人们武装起来，成了民兵，所有的秘密条约也都被废除了，等等，等等。这样，每一项旧制度都被连根除掉、无产阶级开始控制政府。

　　 由于苏维埃会议不是一个立法机构，列宁无法使他的命令合法化；由于政府部门中不断出现罢工，列宁必须要加强他的权威，于是，他恢复了沙皇时代的秘密警察，通常叫作“契卡”。这个秘密警察组织，是由一个狂热的波兰布尔什维克党员捷尔任斯基指挥的。他开始肃清反对分子，并强迫“统治”阶级工作。

　　 接着，列宁便采取了他那著名的让步步骤。因为大多数人正处在反叛的边缘上。布尔什维克党所代表的只是他们的一部分，所以，他决定争取占人口80%的农民来扩大他们行动的基础。为达到此目的，他邀请了一贯被他咒骂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同他结盟。他们接受了他的邀请，这又使他的地位在群众眼中更加提高了。有了左翼农民作为他的盟友，他也就便于消灭资产阶级分子。然而，当资产阶级分子被他消灭以后，农民也只好听凭他的支配。为了消灭敌人，他知道什么时候该与他的对手合作，或者如他自己所说，退一步，是为了前进两步。这是他的革命技术中的主导原则。这一原则曾一再地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利益。

　　 11月25日，通过制宪会议的选举，也就开始了争夺权力的最后斗争。对于列宁来说，结果是令人震惊的。总共四千一百七十万张选票中，只有九百八十万张是投布尔什维克的，其中包括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则有二千一百万张选票。选举揭晓后，列宁立即着手摧毁这个会议，曾竭力阻止它召开会议，但是会议还是召开了，而且还通过了一项决议：1918年1月18日在坦利德宫举行制宪会议。那天，当制宪会议召开时，列宁命令军队包围了会场，并且让他的卫队和喀琅施塔得水兵堵塞走廊，阻止开会。第二天，当宫殿的门被革命党人围住后，苏维埃会议的执行委员会便宣布解散集会。这样，列宁终于建立起了他的统治。

　　 从此时起，摧毁俄国政府已不再是列宁的目标，他的最危险的敌人，现在是德国人。不过，他不愿意俄国与其同盟者合作而取得胜利，因为这样会使德国的无产阶级对革命失去信心，而列宁对世界革命的希望却是寄托在德国身上的。更进一步地说，他深信外交战和心理战可以同时使用，以对付中欧国家和协约国。因此，11月9日，他指示托洛斯基邀请协约国和中欧双方立即签署停战协定。紧接着，他便发起了他的第一次心理攻击：他越过交战国政府，向交战国人民呼吁停止战争；他还公布了协约国与俄国签订的秘密条约，作为帝国主义者阴谋的证据。他提出了一个口号：“不割地，不赔款，”以此作为和平的基础。他曾写道：“这样的和约条件是不会受到资本家欢迎的，但一定会得到各国人民极大的同情，一定会激起他们的具有巨大世界历史意义的热情高涨和对拖延掠夺性战争的一致愤恨，这样，我们提出的停战和开始和谈的要求就很有可能立刻被接受。” [ 译者注：《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卷第287-288页。 ]

　　 结果是远远不如他的料想。德国虽然急于想中止她在东线上的战争，因而和俄国开始了谈判，并于12月5日与之签订了停战协定，但是，协约国抗议这种分立的和平，而且对布尔什维克日增反感。苏俄与德国之间继续进行了冗长的谈判。在此期间，列宁把停战协定变成公开宣言，在德国境内宣传革命。在谈判进行过程中，布尔什维克宣传的潮流直接冲击着德国军队。成千上万的革命传单和一百多万份“威尔逊总统十四点”抄本，秘密地散发到了德国军队中。德国的战俘也都受到了革命思想的教育，在他们被遣返回国时，都要在“政治隔离营”接受教育。霍夫曼将军写道：“我们在东线上的得胜军队都受到了布尔什维主义的腐蚀。我们甚至不敢把某些东线上的师调往西线。” [ 作者注：参见鲁登道夫的：《我的战争回忆》，第2卷第683页。 ]

　　 为了及时阻止这一现象的蔓延，德军最高司令部于1918年2月17日停止和谈，开始准备向彼得格勒进攻。列宁，他深知没有军事实力的支持，因而不顾许多追随者的反对，立即决定妥协。于是，3月3日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签订了一项和平条约。对于列宁来说，谈判中最重要的教训是：如果没有适当的武装力量作后盾，那么，心理战争即使有短暂的威力，也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由于接受这一教训，他于2月23日命令托洛斯基招募一支红军。

　　 根据和约条款，德军占领了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一部分。俄国人被迫撤出了芬兰和乌克兰，并把卡尔斯、阿斯特拉罕和巴统割让给土耳其。俄国总共丧失了26%的人口，27%的农田，26%的铁路和3/4的煤和铁。 [ 作者注：参见伦纳德·夏皮罗著《苏联共产党》，（1960年版），第186页。 ] 损失如此惨重，致使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纷纷脱离政府，接着便是农民起义，不过，都被无情地镇压下去了。

　　 在这个条约签订不久，苏维埃的统治便面临着沙俄的同盟国的干涉， [ 作者注：到1918年底，干涉的兵力总数接近三十万：有法、英、美、意、日、波、希、芬、捷克、斯洛伐克、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等国的部队，分别进入阿尔汉格尔斯克、摩尔曼斯克、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波兰，以及黑海，西伯利亚铁路线和海参崴等地区。 ] 而且从波罗的海到黑海，从摩尔曼斯克到海参威。还有内战爆发。4月，日军在海参崴登陆；7月，联军在摩尔曼斯克登陆。同时，白俄的将军们也开始发起进攻。高尔察克从鄂木斯克；科尔尼洛夫，后来是邓尼金从黑海地区；弗兰格尔从克里木；尤登尼奇从爱沙尼亚；一起向莫斯科开展进攻。苏维埃政府是3月15日迁往莫斯科的。像法国革命一样，外国军队的干涉导致了大规模的恐怖。在这期间，尼古拉二世以及他的一家，于7月16日在叶卡捷琳堡遇害。

　　 从1919年秋季到1920年冬季，内战达到了高峰。白俄将军一个接一个地被击败。究其原因，一部分是由于布尔什维克的宣传，一部分是由于红军的苦战。但是，最主要的还在于他们的目标。他们是要恢复旧的统治，这就使他们失去了农民的支持，因为农民害怕他们，怕他们新近获得的土地又被索回去，还要回到以前所有者的手中。当内战接近尾声时，外国军队的干涉力量也随着撤出了。但是，俄国国内的动乱并没有结束。1920年4月25日，波兰军队在约瑟夫·皮尔苏斯基元帅的率领下进攻基辅，但是被赶回到了华沙附近。8月16-25日期间，苏俄的将军图哈切夫斯基被打败，这样使中欧免遭一次苏维埃的入侵。1920年至1928年，英国驻德大使达贝隆勋爵把这次战役写成一本名为《世界上第十八次决定性会战》的小册子。在这本书中，他对于战役的重要性丝毫没有夸张。如果波兰被击溃，图哈切夫斯基的部队就可以不受任何阻挠地进入德国。列宁自己的评论明显地表明了关于这次战役的最终目标。他说：

　　 “进攻波兰，就是进攻同盟国，摧毁波兰军队，就是破坏凡尔赛和约；凡尔赛和约是当前整个国际关系的基础。”

　　 “如果波兰被苏维埃化……凡尔赛和约也就终止了，建立在德国胜利基础上的体系也同样地被破坏了。” [ 作者注：转引自T.A.塔雷库齐阿著《苏维埃外交的战争与和平》，（1940年版），第101页。 ]

　　 1920年10月12日，波兰和俄国之间达成了停战协定，并于次年3月18日在里加签订了和约，于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希望也就被冻结了。

　　 四、空想主义的结束

　　 “无”产的人想得到“有”产人的财富，这没有什么不合逻辑。实际上，这也是动物生活的天然法则中的一部分，就象熊窃取蜂蜜、狼要吃羊一样。但把自然界中生态平衡的法则引用到人类的生活中，就不那么准确了。马克思理论认为，夺取了权力之后，一个社会阶级也就必然地吞没另一个社会阶级。这是合乎道理的。但是也有不合理的地方，难道熊在偷取了蜂蜜之后，它就能代替蜜蜂酿蜜，狼在吃了羊后，便能象羊一样温和吗？

　　 V.L.波林曾说：“把无产阶级组织为统治阶级，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说法，是马克思的信口开河，……这种幻想中没有一点现实性。” [ 作者注：《困境中的文明》，（1951年版），第74页。 ] 无产阶级不仅在任何国家中都是少数的阶级，这就是说，作为统治阶级，它要强迫大多数人贯彻执行它的意志，也包括少数资本家在内。而且它的每个成员，也像其它的阶级一样，都受到人生的支配。自从人之所以为人以来，人类的历史就一直受到这种本能的支配。

　　 农民得到土地以后，不仅仅是要耕种它，而应该利用它获利。然而他们耕种只是为了满足他们自己的需要，因为工业工人拿不出什么东西来交换农民的产品。波林说：“在工厂中，工人们忙于选举他们的苏维埃和进行讨论现在他们是统治阶级，任何人不能向他们发号施令……尤其是他们不受任何约束。当他们的鞋子需要换底时，他们便从机器的传送带上切下一块皮子，因为那是他们的财产。这样的工厂，生产不仅不会迅速发展，而且很快便会陷入停顿。” [ 作者注：同上，第78-79页。 ] 由于工业工人没有什么，或根本就没有东西可以拿去与农民交换食物，于是，饥荒开始席卷城市，工人开始离开工厂，涌向农村去寻找粮食。

　　 在无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整整三个月后，列宁在《怎样组织竞赛》这本小册子中写道：

　　 “工人和农民还有些‘胆怯’，对于自己现在是统治阶级这一点还不习惯……实行计算和监督……这就是每个工厂委员会或一般工人监督机关的主要经济任务。……土地、银行、工厂已经变成全体人民的财产了！大家亲自来计算和监督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吧，——这是唯一走向社会主义胜利的道路，……要组织这种计算和监督，即每个诚实、精明、能干的工人和农民完全能够接受和胜任的计算和监督，就必须唤起工农自己的，也就是从他们中间产生的有组织才能的人。” [ 译者注：《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卷第395-397页。 ]

　　 4个月后，调子开始变了。在1918年4月28日，列宁在他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声明说：“没有具备各种知识、技术和经验的专家来指导，便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专家，大多数必然是资产阶级的……如果我们无产阶级……迅速地解决了计算，监督和组织的任务，……我们就能用普遍的计算和监督的方法，使资产阶级的专家完全服从我们……现在我们不得不采用旧的资产阶级的方式，同意付给资产阶级最大的专家以很高的“酬金”……假定我们要聘请几百个要求更加苛刻的外国专家，试问每年花费五千万或一亿卢布来根据最新的科学技术改组国民劳动、能不能说这项费用对于苏维埃共和国是过多的或负担不起的呢？当然不能这样说。……能思考的、诚实的工人和贫苦农民，都会同意我们，都会认识到：要立刻摆脱资本主义的遗毒，我们是做不到的；……除了组织起来，……清除一切懒汉、寄生虫、盗窃国库者（现在一切土地、一切工厂、一切铁路，都是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库’）以外，别无办法。” [ 译者注：同上，第3卷第501-504页。 ] 一个月后，当内战还处于最初阶段时，列宁在《论饥荒》的小册子中，对彼得格勒和其他工业区的悲惨情况进行了一番描述，而且还把这种情况归罪于资产阶级和富农（有财富的农民）“以粮食和其他食品大肆投机”，而不承认这是社会主义试验的失败。当内战结束和外部干涉停止时，成千上万的人已经被饿死，彼得格勒原有二百万居民，这时只剩下七十万人。

　　 最后，到1921年的春天，列宁才看清了形势。为了获得面包，他于3月8日召开了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所有影响农业的法令都被取消了。农民可以自由保有私有财产，雇佣劳工，自由处置和出卖他们的产品。这被称为他的“新经济政策”，——一种从社会主义的后退。

　　 在1921年11月5日写的一本小册子中 [ 译者注：即《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见《列宁选集》，第4卷第575页。 ] ，列宁解释说，革命的方法，即“立即进行彻底地摧毁旧的社会经济体系”是一种错误。然而自从那年春天以来，“一种改良主义式的办法”已用来代替原先的行动办法，其目标是“活跃商业，小企业，资本主义，审慎地逐渐地掌握它们。”但“真正的革命家如果开始用大写字母开头写‘革命 ’二字，把‘革命’奉为几乎是神圣的东西，那他们就最容易为此而碰得头破血流。”无产阶级国家‘必须全力抓住的环节”是“商业”，就是“千百万小农和大工业之间唯一可能的经济联系。”

　　 一年之后，列宁的又一本小册子《俄国革命五周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 [ 译者注：同上，第4卷第660页。 ] 问世。他把“新经济政策”与“国家资本主义”相提并论，把国家资本主义称之“非社会主义成分”。并且反问，是否应把这一成分看得高于社会主义？他的答案是：“国家资本主义虽然不是一种社会主义的形式，但对我们和俄国来说，却是—种比现有形式更为有利的形式。”而且，“我们当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认识到：如果我们先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然后再实行社会主义，那也许会更好一些”他接着又问：“在允许农民贸易自由之后，情况是怎样的呢？答复是清楚的，是有目共睹的，就是：一年来，农民不仅战胜了饥荒，而且缴纳了这样多的粮食税，现在我们已经得到几亿普特的粮食，而且几乎没有使用任何强迫手段。……我认为这是一个伟大的成就……轻工业无疑正处于高涨状态，而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工人生活状况的改善是毫无疑问的。” [ 译者注：同上，第4卷660-665页。 ] 但重工业的情况还是很严重的——它仍是处在国家垄断的状况中。

　　 尽管已有这种进步，列宁在1923年3月2日又写了他的最后一篇文章，题为《宁肯少些，但要好些》。 [ 译者注：同上，第4卷第698页。 ] 可见列宁是一个清醒的人。

　　 他说：“在第一个五年期间，我们脑子里充满了不信任和怀疑。我们对那些过分哆叨，过分轻率地奢谈什么‘无产阶级文化’的人就不禁要抱这样的态度：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能够有真正的资产阶级文化也就够了。……我们国家机关的情形，即使不令人厌恶，至少也非常可悲，因此我们必须首先认真考虑怎样来克服它的缺点。……我们应当及时放理智些，……应当想一想怎样检查我们的前进步骤，这种步骤我们每小时都在倡导，每分钟都在实行，而后来每秒钟都在证明其不扎实，不可靠和没有被理解。……为了改善我们的国家机关，我们已经空忙了五年，但只不过是空忙而已，五年来已经证明这是徒劳无益的，甚至是有害的。这种空忙使我们徒具工作的外表，实际上搅乱了我们的机关和我们的头脑。终于应该改变这种情形了。我们应该遵守一条规则：宁可数量少些，但要质量高些．我们应该遵守一条规则：与其匆忙从事而毫无希望得到优秀人材，倒不如再过两年甚至三年好些。……大家都知道，再没有比我们工农检查院这个机关搞得更坏的机关了，在目前情况下，对这个人民委员部没有什么要求可提。……如果不准备忍受一切，不准备花几年工夫来做这件事情，那最好是根本不做。” [ 译者注：同上，第4卷第698-70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