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作者：钮先钟·中国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整整花了半年多的时间，把一切其他的工作都摆下来，专心一意地写，平均每天都在六小时以上，直到一九九二年的元旦日，才把最后二章写完，总算是大功告成，内心里真是有如释重负之感。作者想写这样一本书是已有很久的时间，但一再延迟而不曾下笔，其主要原因就是对于自己的功力感到缺乏信心。直到最近，深感个人年事已高，若再不写则将来可能更没有机会。同时在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开“战略思想史”的课程，又使本书的主要架构得以确定，所以才立下决心，一口气把书写完，真是好不容易。正文已经全部结束之后，在结论中又应该讲些什么？
首先应说明的就是为什么本书只写到辛亥革命为止的理由。至少有三点理由使作者认为这是一个适当的终点。（一）辛亥革命带来我国历史中最大的政治制度改变。在前此数千年中，我国都是一个君主体制的国家，辛亥革命导致中华民国的建立，使中国从此变成一个没有皇帝的国家。这真是创旷古以来所未有的新局，所以把旧时代的历史在此作一总结，应该是一种合理的想法。（二）从二十世纪初叶起，我国的传统战略思想即已开始对于新的环境不再能完全适应，于是也就逐渐丧失其惟我独尊的主导地位，而必须承认外来思想之存在，并尝试与其整合，以求发展成为一种新形态的思想。所以，辛亥以后的中国战略思想与其以前的传统思想是有其不同的性格，在研究时最好是加以分别处理。（三）在新的时代中，技术因素的重要性呈现出空前的增大，对于战略思想产生空前巨大的冲击，并迫使其发生重大的改变，这又不仅是对中国战略思想而言，对西方战略思想也是一样。所以现代战略思想与旧有的传统思想，其间确有相当重大的差异，不能视后者为前者的自然延伸。基于上述三点理由，所以作者才决定把这本书只写到辛亥革命为止。
其次就要谈到内容的取舍问题：究竟哪些人物、思想、著作和有关的时代背景（史事）应该纳入本书范围之内？就理论而言，那是应有客观的标准，而且也不难认定。简言之，必须那些事物是属于战略思想的领域或与战略思想具有密切不可分关系，始应纳入，否则即不应纳入。但事实上，此种客观标准的认定，并不像想像中那样容易。因为所谓战略思想，本身即为一个含义非常广泛、解释具有相当弹性的观念，尤其是其与其他思想（特别是政治思想）更是极难划清界线。此外，哪些历史事实、环境因素是与战略思想具有密切不可分关系也同样很难确认。所以，除比较简单的问题尚不至于引起争论以外，其余较复杂的问题则必然有不同的看法，而且这也真是“见仁见智”，无是非之可言，几乎还是凭论者的主观来认定。
作者自认对于内容的取舍是已经尽可能遵守一定的客观标准，但又不敢相信其认知不受到个人主观的影响。不过，有四点共识是必须再度在此提出，并希望能获得读此书者的认同。
（一）对于“战略”此一名词必须有共同的认知。 作者认为战略并非一种科学，所以也不可能更不必要替这个名词下一个定义，但对于其意义又还是应有足够明确的解释。概括言之，它有广狭二义：狭义言之，即所谓军事战略（包括野战战略）；广义言之，即所谓大战略（亦称国家战略和总体战略），而前者又还是涵盖在后者之内。中国古人早已有此观念，前者称之为“兵”而后者称之为“政”。这也显示政治与战略不可分，但又必须指出并非所有的政策都是战略，因为战略的主旨是应付外来威胁，确保国家安全。只有与此有关的政策始与战略不可分。
（二）战略思想有两种不同的来源： 其一为个人性的，其二为集体性的，当然二者之间又还是常有互相影响的关系。个人性思想来源中最直接也最可信的是其本人所发表的著作或言论，那也是最珍贵的原始资料，其次为他人所作的纪录，或假托其名的伪书。这都是属于文献的范围。不过，有时虽无文献足征，但其人的功业（行为）曾有历史记录，而且从此种证据上也可以证明其有某种思想。除个人性来源以外，思想又还有集体性的来源，此种来源则更较复杂，而且也更不易鉴定。概括说来，不同的民族、社会、阶级、集团等都可能有其不同的思想，它不属于特定的个人，但既能影响个人，有时又会受到个人的影响。所以，其分析也远较困难。本书最重视的是个人性的来源，尤其是直接的来源，但对于其他的来源也还是尽量地开发和利用，因为那些来源也各有其不同的重要性，而不应忽视。还有一点必须在此说明，战略思想的来源并非仅限于所谓兵家或兵书的范围。有若干虽无兵家之名的学者，他的论著中却含有很重要的战略思想。反而言之，在历代留下来的兵书中，有许多所含有的战略思想是相当浅陋，或只是抄袭前人的言论，而并无任何创新意义，至于其他的内容则都是属于较低的层次，不应纳入本书的范围。简言之，本书对于所评述的兵书是有相当严格的选择，有某些颇负盛名的著作并未列入。
（三）历史本身是在不断地演变，所以任何思想也都不可能不随着时代而演变。 在长达三千年的历史过程中，我国战略思想曾经发生多次变化，真是分合兴衰，一言难尽。几乎每一时代，每一朝代都各有其特点，但前后又还是有其连贯的脉络。从宏观的观点上来看，中国战略思想仍然是一个整体，尽管三千年来其中是有很多的改变。就理论而言，思想史不仅只是叙述不同的思想，而且还要探索其间的关系，寻求演变的轨迹，并进一步推断其发展趋势。但事实上，能够达到这样的标准真是谈何容易，至少作者自问无此功力。所以本书仅以作忠实的个别叙述为满足，至于进一步的分析和综合只是勉强为之，不敢希望其能达到理想。
（四）战略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必然受到背景（环境）因素的影响。在写战略思想史时，对于背景因素也就必要加以说明和分析。不过那些因素又究非思想的本体，所以不可能在书中居于主要的地位。因此，本书在讨论思想的演变时，必然会先说明其有关的的背景，但此种说明又只能点到为止而无法详尽，可能读者会感到不满意，不过这是受到事实的限制而不能不如此，否则这本书就会变成通史而非思想史。
说明了这四点共识之后，还有一项事实也必须略加解释。本书对于不同主题的叙述和讨论，或繁或简，其程度并不一致，这是根据两个因素来作决定：（一）是某项主题本身所具有的重要性，愈重要者则分配给它的篇幅也就愈多。当然，所谓重要性又是一个常会引起争议的观念，不过多少还是有其客观标准。（二）是与作者所能获致的资料有关，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事实限制。因为没有足够的资料，遂只好从简甚至于从略。
于是自然又引到所谓“严谨”的观念，谁都不会反对治学（尤其是治史）必须力求严谨，但当作者写这本书时，内心里却经常怀疑自己的态度是否真正（或足够）严谨。至少有一项原则作者自问尚能坚持，那就是没有证据的话不说。当然，所谓证据者本身也常有疑问，不过，有证据总还是比没有证据好，又或应如胡适之先生所云，有几分证据讲几分话。本书内容是以叙述为主，分析次之，分析的目的只是为帮助读者了解事实，至于评论则极少，那最多只是代表作者在写作时所偶然产生的感想而已。
不管是好是坏，这本书总算是写完了。自己从头再看一遍，虽不能说一无是处，但的确感到并不满意。不过又知道自己功力有限，即令再改写也还是不一定能获得较佳的结果。作者所能做到的工作只是对于我国三千年来的战略思想遗产作了一次初步整理，并且根据个人的观点，来对于其演进过程作了一次连贯的阐述。这样也就总算是完成了有史以来的第一部《中国战略思想史》。
作者年近八十，花了四十年的时间钻研战略，深感这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而且与民族兴衰，世运否泰都有非常重要的关系。但任何学问都有其根源，寻根探源遂成为战略研究的必要部分。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类进入核子时代，技术进步达到空前的速度，其冲击之巨遂使西方战略家，尤其是美国战略家，对于技术因素给予以极高度的注意。此乃时势所趋，固然无可厚非，但不幸的是因此而会引起不利的副作用，那就是对于历史的相对不重视。过去西方战略家无不视历史为战略研究的基础，但自从李德哈特、富勒、薄富尔等老一辈大师在七十年代先后辞世之后，此种共识遂不再存在，那些新秀不仅不重视历史，其历史知识也都相当浅陋。直到最近，风气始有改变，传统战略思想著作，尤其是我国的《孙子》，遂又受到普遍的重视。
反观国内，不仅战略研究尚未能蔚成风气，尤其是对于先民的战略思想遗产更是很少有人对其作认真的钻研。许多年轻的学人，甚至于连《孙子》也不曾读过，其他更无论矣，在今日世界上，民族生存，国家安全仍然还是首要的考虑，所以，战略研究不仅应受重视，而更是当务之急。但从事战略研究的人又不能仅以问题为导向，而必须同时具有思想导向。前者为微观而后者为宏观，前者为枝节而后者为根本。若无战略思想，自然也不能解决战略问题。
战略思想的研究又不仅以现代为范围，因为思想是像潮流一样，古今中外都汇合在一起而不可能分开。无可讳言，今天学术界已有厚今薄古、重西轻中的趋势。至少在战略思想领域中，此种趋势不能容许其有过度的发展，否则将足以导致严重的战略无知，而照薄富尔的说法，战略无知又正是一种送命的危险。
作者之所以决心写这样一本书，其主要目的就是想让年轻一辈的学子，对于我国传统战略思想能够获得有系统的综合了解，并且对其进一步深入研究奠定必要的基础。毫无疑问，这本书不够完备，甚至于还有错误，但又诚如约米尼在其《战争艺术》序中所云：“太阳底下没有哪一样东西是尽善尽美（perfect），所以还是大胆地将其出版。希望能引起反应，并欢迎指教批评，尤其盼望能够抛砖引玉，激起共鸣，使更较完美的《中国战略思想史》能在异日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