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第十三
作者：钮先钟 ·中国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明代为汉族之复兴，但其文治武功在中国历史上都不能算是第一流，远不如汉唐，而其领土也比元清两朝较小。在有明一代中，边患始终不绝，最后又还是容许异族有卷土重来，再度征服中国的机会。
但就战略思想的研究而言，明代却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时代，不仅所保存的资料比任何前代都远较丰富，而且还更有其前无古人的特点，可谓在我国战略思想史上大放异彩。为了扼要起见，本书的分析是以三个方面为焦点，即（一）开国阶段，（二）明代与海权，（二）明末清初。
一、开国阶段
蒙古人入主中国，历时百余年，但对自秦汉以来即已构成的中国政治传统意识，始终未曾接受。他们的政治始终不脱古代贵族封建，武装移殖的气味，然而当时一般社会文化经济的水准，却比春秋时代的社会高出百倍。所以，蒙古人的统治根本上是开倒车，其不能长治久安实乃理所当然。因此社会变乱百出，无法建立一种稳定的新秩序。“至元二十四年，崔彧上疏谓江南盗贼，相挺而起，凡二百余所；又至元二十四年诏，江南归附十年，盗贼迄今未靖。”世祖时尚且如此，其以后的情形更可想而知。 [ 注：钱穆：国史大纲（下册）p．473。 ]
于是武力一度震撼亚欧两洲的蒙古人，终于在汉人蜂起反抗之下，放弃其对中国的统治权而北返。起而代之者即为以朱元璋为首领的新汉人政权。除汉高祖以外，中国历史上由平民直起为天子者，就只有明太祖。事实上，元末蜂起争天下的群雄都是平民，这可以反证在蒙古人统治之下，中层阶级（士大夫）是毫无地位之可言，所以最后终于轮到平民阶级出头了。
朱元璋虽然是一个还俗的小和尚，但也正像刘邦一样，颇有战略天才。他的最大优点是知道礼贤下士、争取民心。也许可以说一介平民的他，之所以能够统一宇内，主要地是由于知识分子的合作。当他还是一个小喽罗头的时候，就获李善长的投效。李善长安徽定远人，习法家之学，多智谋，他在朱元璋攻取滁州时就去晋谒，并进言曰：“汉高祖起自布衣，知人善任，不嗜杀人，五年遂定天下。如能法其所为，天下不足定也。” [ 注：明史二一七卷李善长传。 ] 明祖立即延为记室，这也就是他所延揽的第一位人才，而且从此时开始，他也就以汉高祖第二自命，一切都是以其为模范。
以后他攻下集庆（今南京），势力扩大后，又分遣使者征聘各地名贤共参国政，其中最著名有刘基、宋濂、章溢、叶琛等人。这些读书人都欣然接受其礼聘，并告以得天下之道，而明太祖也确有过人的智慧，可以说是一点就懂，而且对于那些善言都能实行。诚如张良称赞刘邦一样，这似乎是出于“天授”。宋濂告诉他说：“得天下以人心为本，人心不固，虽金帛充牣，将焉用之？” [ 注：明史二一八卷·宋濂传。 ] 他问章溢：“今天下纷纷，何时定乎？”溢对曰：“大道无常，惟德是辅，惟不嗜杀人者能一之耳。” [ 注：明史二一八卷·章溢传。 ] 明太祖在其争天下的过程中，以及在其得天下之后都能以爱民为其基本理念，这可以说是出于诸贤的教诲。
在明太祖的智囊团中还有一位最具盛名的人物，那就是世俗皆知的刘伯温。刘基（1311－1375）当然是一位杰出的战略家，但绝非什么神秘人物。他不仅不会神机妙算，而且也更不是所谓“烧饼歌”的作者。从他留下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他有强烈的反迷信思想：
天道何亲，惟德之亲，鬼神何灵，因人而灵。夫着枯草也，龟枯骨也，物也。人灵于物者也，何不自听而听于物乎？ [ 注：刘基：“司马季主论卜”。 ]
像这样的思想家，他会作“烧饼歌”那样的预言吗？
刘伯温是否曾经写过兵书，也是一个很有趣味的问题。过去被人认为是“刘伯温兵书”的那一本书也称为“百战奇法”或“百战奇略”。这本书的最早出现是在明代，现存最早的版本是明弘治十七年（1504 A．D．）李赞所刻的《武经总要》的附刊本。序中说明“书亡作者姓氏”。明茅元仪（1594－1644 A．D．）在“武备志战略考序”中则明确指出为宋人著作。但到清代所编辑的军事丛书中，例如澼 (左纟右光)道人所编的“水陆攻守战略秘书七种”，误将“百战奇略”题为“明刘基撰”，这也就是世俗所谓“刘伯温兵书”的由来。但最近据各种资料考证，此书实应为宋人著作，与刘基无关。反而言之，刘基的著作“郁离子”等现在都仍存在，如果他著有兵书则也一定会合并保存而不至于佚失。所以刘伯温兵书之说实不足信。 [ 注：许保林：《中国兵书通览》，p．147。 ]
不过，从简略的历史记载上来看，刘基对于明太祖的终成帝业又还是有很大的帮助。他受聘之后曾陈“时务十八策”，其内容已经无法知道，不过有一件大事却是历史上有记载的。此时朱元璋虽已自称为吴国公，但仍遥奉韩林儿为帝（国号宋）。刘基劝他自树一帜，不必寄人篱下，于是他才立下了取天下的决心。 [ 注：明史二一八卷·刘基传。 ] 刘基又说：
士诚自守虏不足虑；友谅劫主胁下，名号不正，地据上游，其心无日忘我，宜先图之。陈氏灭，张氏势孤，一举可定。然后向中原，王业可成也。 [ 注：同前注。 ]
这也正是统一天下大战略的全面蓝图，刘基寥寥数语就把它完全勾画出来，可以显示其战略思想的高超实有过于常人。
朱元璋与陈友谅之间的争霸战实为成败的重要关键。这一场战役起自元顺帝至正七七年（1357 A．D．），终于至正二十三年（1363 A．D．），前后共历六年之久，可谓备极艰辛。在此期中前半段都是陈友谅采取攻势，而以至正二十年进攻吴都应天府（南京）之战为高潮。在此一战中，陈军惨败而归，接着朱军转移攻势，终于在最后的鄱阳湖会战中彻底击败陈友谅，而赢得争天下的第一步。
当陈友谅亲率水陆大军二十余万人，由江州（江西九江）顺流东下时，吴都大为恐慌。明祖召诸将问计，多有建议投降或迁避者，惟刘基张目不语。明祖乃召基私询之，基对曰：“天道后举者胜。吾以逸待劳，设伏兵伺隙击之，取威制胜以成王业在此举也！”于是明太祖恍然大悟，决心迎战，遂有江东桥（在南京城外）之大捷。 [ 注：同前注。 ]
基于以上的分析，可以证明刘基的确是一位大战略家，他对于朱元璋的得天下是功劳很大，而后者的能够从善如流，并迅速作下重要决定，也充分显示出伟大领袖的特有气质。
此外，还有一段故事也值得一提。据说有耆老朱升年八十余，隐居于深山中，明祖亲访之于山林道院中，询以治天下之道。朱升遂以九字真言相告：“高筑墙，广积粮，晚封王。”这一段故事虽近似传说，但的确含有非常深远的战略意义，值得加以较详细的分析。 [ 注：朱升的故事曾分别见于魏汝霖：中国军事思想史（p．144）及徐培根：中国国防思想史（p．640）两书中，但两书均未说明其来源。 ]
“高筑墙”的目的即为巩固战略基地，然后始不至于沦为流寇而终被消灭，这也正是孙子所云：“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的道理。汉高祖若非据有关中，则他根本不可能击败项羽，即为最佳的史例。“广积粮”的广泛解释就是重视战略与经济之间的关系，这也是孙子早已强调的观念。在农业经济的时代，粮食是最重要的资源，不仅民以食为天，而且军无委积则亡，所以谁控制了粮食的供应来源，谁也就可以获得军民的拥护。至于“晚封王”则更是一种非常微妙的政治战略。晚封王可以使才智之士继续努力以争取封王的机会，假如已经封王则其事业也就已经达到其顶点，于是不再有进取之心。拿破仑就是没有遵守此种原则，所以其手下的大将到了后期都已缺乏斗志，而不再像过去那样肯拼命。更令人警惕的是太平天国的经验。由于过早封王，遂使诸将尾大不掉，军事组织陷于瘫痪，终至于败亡。
总结言之，明太祖以一介平民，凭着其个人的“天赐智勇”，加上许多谋臣（战略家）勇将（战术家）的协助，遂终于能扫清胡尘，重光禹甸。从中华民族的观点来看，其贡献是值得肯定，而其成功的主要原因则为战略观念的正确及其运用的适宜。他在统一中国之后，曾与群臣纵论取天下之略，虽然不免有夸耀之词，但大致说来，对于其成功的经过和理由要算是很扼要的综述：
朕遭时丧乱，初起乡土，本图自全。及渡江以来，观群雄所为，徒为生民之患，而张士诚、陈友谅尤为巨蠹。士诚恃富，友谅恃强，朕独无所恃；惟不嗜杀人，布信义、行节俭，与卿等同心共济，初与二寇相持，士诚尤逼近，或谓先击之。朕以友谅志骄，士诚器小，志骄则好生事，器小则无远图，故先擎友谅。鄱阳之役，士诚卒不能出姑苏一步以为之援。向使先攻士诚，浙西负固坚守，友谅必空国而来，吾腹背受敌矣。二寇既除，北定中原。所以先山东，次河洛，止潼关之兵，不遽取秦陇者，盖库库帖木儿，李恩齐，张思道皆百战之余，未易追下。急之则并力一隅，猝不能定。故出其不意，返旆而北。燕都既举，然后西征。张李望绝势危，不战而克，然库库犹力抗不屈，向令未下燕都，骤与角力，胜负未可知也。 [ 注：明史卷二太祖纪。 ]
以上所云有两个要点值得重视：（一）强调富强均不足恃，真正可恃者只有民心。不嗜杀人，布信义、行节俭，也就是争取民心的手段，这也正是孟子所说的话：“不嗜杀人者能一之” [ 注：孟子梁惠王章上。 ] ；（二）先陈后张，先北伐而后西征，都是能在战略优先上作了非常合理的选择，代表高度的智慧和决断，令人欣赏。
当然，元之失天下，明之得天下，有许多原因，错综复杂，很难加以列举，不过有一点却可以明白地指出，如果没有适当合理的战略思想，则即令有良好有利的战略环境也还是不能加以利用。所以正像汉高祖一样，明太祖的胜利主要地还是战略的胜利。比较说来，他的权力基础要比刘邦的还薄弱，他所面对的敌人也较复杂（他同时有三个敌人而刘邦只有一个），其所花的时间也较长（楚汉相争共历五年，他前后共从事了长达十六年的战争）， [ 注：朱元璋投入郭子兴的部队是在元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 A．D．），其正式建元是明洪武元年（1368 A．D．）。 ] 所以其得天下也远较不易。就战争研究的观点来看，明代开国阶段是像秦楚之际一样，含有许多有价值的资料值得深入研究，但很可惜，对于这一段时代较近的历史反而乏人作较深入的研究，实在令人引以为憾。
二、明代与海权
中国有广大的陆地，但也有绵长的海岸线，中国究竟应否算是海洋国家，又还是有很多的争论。由于中国历史有很长一段时间采取背向海洋的态度，尤其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中国一如印度变成近代西方海权的牺牲者。中国人在思想上又似乎一向是重农轻商，重西北轻东南，所以西方学者也就常怀疑中国人是一个不亲海洋的民族。
但中国人与海洋发生关系的时间又还是很早，至少在先秦时代，中华民族即已活跃在海上。春秋末期，吴国曾由海上进攻齐国，越国也曾由海路入侵吴国。 [ 注：见国语吴语，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请参看章巽：我国古代的海上交通（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6）pp．6－7。 ] 汉武帝曾经由渤海进攻朝鲜，又曾由东海、南海攻击越南。唐朝刘仁轨的舰队曾在白江口（今锦江口）击溃日本舰队，史称“焚其船四百艘，烟炎灼天，海水皆赤”。 [ 注：见资治通鉴唐纪十七·可参看陈骥：海洋与我（百杰信出版社，民国六十九年）p．236。 ] 宋元时代，中国海外贸易已颇发达，南海是中国贸易势力范围，印度洋上也有三五成群的中国商船。 [ 注：桑原骘藏：中国阿拉伯海上交通史（冯攸译·商务版·民国五十六年）p．126。 ] 元朝远征日本虽未成功，但仍为亚洲大陆兵力第一次在日本登陆。
从十四世纪到十七世纪的明朝与海洋的关系最为奇特。令人很难相信在十五世纪的初叶，明代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强的海权。” [ 注：G．S．Graham，The China Station（Oxford，1978）p．498。 ] 但不幸，自明代以后，海权对中国再也不是一种利益，反而变成一种祸害。几乎在整个明代中，海权都与中国发生关系，这比之前朝是一种很少见的现象。概括言之，又可以分为三大阶段：（一）郑和的七下西洋（早期），（二）倭寇与海盗（中期），（三）明郑与台湾（晚期）。这真是多彩多姿，惊心动魄的故事，值得详细讨论。
（一）郑和的远征
明太祖虽然能光复中原，把蒙古人逐出塞外，但后者残存势力仍很强大，所以，明廷不得不重视北疆的边防。另一方面，东南沿海地区的方国珍、张士诚等虽已败亡，但其余党逃入海中，对安全构成隐忧。此外，日本倭寇也已开始侵掠。在此陆海双重威胁之下，在战略上也就必须有所选择。明太祖权衡轻重之后，决定重陆轻海的基本原则。他所采取的国防政策是陆上用其诸子将重兵守边，沿海除设置卫所外，更禁止人民与外人接触以策安全。此即为“明祖定训，片板不许入海”的禁海政策。 [ 注：张增信：明季东南中国的海上活动（上）p．10。 ]
太祖死后，其第四子燕王朱棣起兵，赶走了惠帝（太祖孙）取得帝位，是为明成祖。他的战略思想比乃父远较勇敢进取。陆上方面，迁都北京，由“诸王守边”改为“天子守边”，曾亲率重兵五次入漠，以攻为守。海上方面：永乐元年（1403 A．D．）首先恢复浙江、福建、广东三市舶司，解除海禁。接着在永乐三年（1405 A．D．）六月，命宦官郑和率副使王景弘等出使西洋。所谓“西洋”，大体是指印度洋而言，因为舰队向西航行，故称西洋。郑和不仅负有外交和经贸的任务，而且还率领一支空前巨大的远洋舰队，执行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权力投射”（power projection）。
郑和的舰队在当时世界上可算是最大的海军兵力。据明史记载，其第一次出使时，有“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造大船、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二艘”。 [ 注：明史三〇四卷·郑和传。 ] 据近人研究，其整个舰队的大小船只共约二百艘。通常是由苏州刘家港出海，先到福建，等候冬季信风，再沿中国海岸南驶。其巡弋范围遍历南海及印度洋周边各国，分遣队最远曾达到非洲东岸的木骨都束（Mogadiso）。前后出使七次，每次往返约需时二年，每次行动规模和人船数量也大致相若。
郑和的兵力虽然非常强大，但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次数却很少。在军事方面，其目的通常仅为剿平海盗，维护海路安全，协助友好国家平定内乱或抵抗侵略。其结果为“海道由是而清宁，番人赖之以安业……自是海外诸番益服天朝威德，贡使载道”。 [ 注：郑一钧：论郑和下西洋（北京海洋出版社，1985）p．273。 ] 此外，郑和远航的大部分时间都是用来执行和平的任务，包括立碑、搜奇、贸易等在内。
根据记载，郑和舰队所曾到过的国家有三十余个，但从未挟大国兵威，强取豪夺，而只寻求发展与各国之间的贸易文化交流关系。而推动贸易时也完全遵守各国习俗，和平地执行国家政策，非不得已不使用武力，与后来西方海权国家的血腥行为大不相同，足以表现我国文化的王道精神。
郑和的行动从永乐三年（1405 A．D．）持续到宣宗宣德八年（1433 A．D．）前后共历时二十八年之久，充分象征中国海权的发扬。但非常可惜，在最后一次远征之后，行动就突然停止。政府又重申海禁，大舰队不久也化为乌有。此后不久，中国沿海即不断受到倭寇的侵掠，而最后更无力对抗西方帝国主义者的攻击。中国未能维持郑和所开创的海权优势，实为近代国史的最大憾事，深值反省和检讨。尽管如此，郑和又还是给中华民族带来若干远程利益。中国政府虽从未鼓励海外移民，但由于郑和下西洋之故，而自动扩大中国人的活动空间。此后，华人在海外到处发展其经挤势力，归本溯源，又还应归功于郑和的七下西洋。
从战略思想的观点来看，郑和的出使更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明成祖为何要发动此种行动，以后又为何突然结束？是否诚如柯翰（Paul A．Cohen）所云：“明朝的远征，根据陆上扩张的中国传统来说，一开始就是一种反常现象，其开端比结局更不可思议。” [ 注：引自汤恩比（Arnold Tonybee）编：半个世界（梅寅生译，枫叶出版社，民国六十八年）p．463。 ] 据明史，成祖的动机为“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 [ 注：明史二一八卷·刘基传。 ] 假使真是如此，则未免小题大做。所以，照理说应有更深入的战略考虑，否则似不必如此劳师动众。
元朝灭亡不久后，其裔帖木儿（Timur）在中亚建立一个新的蒙兀尔（Mugual）大帝国。靖难之变时，帖木儿知中国内战的消息，遂决定出兵东向，企图重建蒙古人在中国的统治。他的确曾在永乐二年（1404 A．D．）集中兵力四五十万人，准备进攻中国。 [ 注：J．F．C．Fuller，A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Western World（Funk and Wagnalls，1956） pp．500－501。 ] 这个情报可能使明成祖必须寻求对策，于是决定采取间接路线，派郑和出使西洋。其目的应为联合印度洋周边国家共同围堵帖木儿的扩张，或至少牵制其由陆路进攻的行动。那知道帖木儿在公元一四〇五年病逝（即郑和奉命出使同一年），威胁遂自然解除。事后看来，由于郑和的卓越表现，足以暗示大明帝国当时的确有机会建立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海洋同盟，并执行最早也是范围最广的围堵战略。
帖木儿之死解除了对明朝的压力，郑和出使的战略意义也因而不显。不过，蒙兀尔帝国的继续存在仍使中国与西方的陆上交通受阻。因此，郑和从海上打开一条通道，在中国交通史上仍不失为一种贡献。至于航海事业的中止，中外学者都一致认为是由于财力负担过重之故。而且成祖死后，郑和在政府内部已无奥援，后任的皇帝也无远大的眼光和魄力。同时，明廷内部一直还存在着“开海”与“禁海”的争论，尤其是士大夫更鄙视由宦官所主导的海洋政策，所以，郑和的成就遂不过昙花一现而已。
（二）倭寇与海盗
倭寇出现于中国沿海是由来已久。明初，太祖严加防范，而成祖更大建海军，所以倭寇对于中国最多只能构成治安上的骚扰，尚不至于升高成为国防问题。明代中期，内政日益腐化，军备日益废弛，海防问题也随之而来。倭患最严重的阶段是在世宗嘉靖年间（1522－1566）。沿海数千里同时告警，生命财产损失难以估计。所谓倭寇者并非全是日本人，真倭不过十之二三，大多数都是与其合作的中国游民。所以严格说来，倭寇是一种介乎内乱与外患之间的威胁。 [ 注：明世宗实录（中研院，民国56年）卷四〇二，p．7。 ]
倭寇之患历时约半个世纪，最后终获解除，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大致可分下述二点：（一）经由俞大猷、戚继光等名将的不断努力并付出相当重大成本，终于将倭寇逐步扑灭。在此剿寇过程中又都是以陆战为主，这也正是所谓“下策”（详见下文），不仅战斗极为艰苦，而且沿海富饶之地也备受蹂躏，对于国力产生极大的消耗，加速明朝的衰亡。（二）倭患的逐渐消灭又与日本国内政情有关。丰臣秀吉时代（1583－1603），日本政府为实现其征服东亚的野心，曾采取禁止海盗的措施，目的为转化民间武力为正规海军。以后两次侵韩失败，倭寇来源更受影响而减少。（三）最后还有一个有趣味的原因，那就是本与倭寇合作的中国海盗势力日益壮大，逐渐与倭寇冲突，并使后者的生存空间日益缩小。在中国官军与海盗的双重压力之下，倭寇遂终于被迫出局。
十六世纪中叶以后，代替明朝海军和倭寇而主宰中国海域的主力为本国海盗。此种海盗有严密的组织、优秀的舰队，近似“独立王国”。其实力最大者不仅控制海上交通线，而且更垄断海上贸易的实际利益（一般商船都要向他们交纳保护费，而他们自己也兼营贸易），而成为明季海上活动的真正主角。虽然此时西方海权的先头部队，例如葡萄牙、荷兰的船只，已经来到，但还只能算是配角而已。海盗的存在几乎与明代相终始，明亡时更变成爱国志士企图复国的主要凭藉。
倭寇的长期侵掠在战略思想领域中形成一种特殊的剌激。我国历代兵书几乎很少以海洋战争为主题。海洋战略思想的萌芽可以说是受倭寇之赐。最早有关海洋战略的著作为《筹海图编》，其初刻在嘉靖四十一年（1562 A．D．）。全书共十三卷，图一七三幅，约二六〇〇〇〇字，对于中国沿海地理、武器设施、海防战略，都有详尽的论述，可谓划时代的巨著。
这部书的著者为郑若曾（1503－1570），江苏昆山人，曾以王守仁为师，有经世之志。倭患起，潜心研究海防，后随胡宗宪御倭，深受器重，勤于著述，除是书以外，还有“海防图论”，“江南经略”，“郑开阳杂著”等。因为郑若曾是胡宗宪的幕友，所以书成后也就由其出资刊印，并为之作序。但以后胡氏之孙胡灯及胡维极重印此书时，却将著作人改为胡宗宪，而删掉郑若曾的名字。直到清康熙年间才再由郑氏后代加以改正。
郑若曾要算是我国第一位对海洋战略有深入研究的学者，在其书中曾经提出很多独到的见解，不仅为前人所未言，而且更与现代海权思想相当吻合。他曾列举海防战略的三大原则，即所谓“御海洋，固海岸，严城守”。其中最值得重视的为“御海洋”的观念。他认为““海防必宜防之于海”，主张“哨（搜索）贼于远洋，击贼于近洋”。 [ 注：郑若曾：筹海图编卷十二“御海洋”。 ] 用现代语来说明，“御”的意义就是“制”，“御海洋”也就是“制海”（command of sea）。郑若曾的书出版于一五六二年，而马汉的书则出版于一八九〇年，所以可以肯定地说，“制海”观念在我国战略思想中的出现是远比西方较早——至少早了三百年。
其次，他说：“贼至不能御之于海，则海岸之守为紧关第二战。”他认为海岸防守要令海上的水兵与岸上的陆兵相为表里。以便敌军登陆时实行水陆夹攻；要在岸上预先设防，防地应为可能登陆要害之处，并留置部队以作紧急支援。其目的为“歼敌于将登而未登岸之时”。 [ 注：同前注。“固海岸”。 ] 真是了不起，他所说的简直就是现代反登陆战的要诀。
他在另一部书“江南经略”中，更曾总结言之：“哨捕于海中而勿使近岸，是为上策；拒守于海塘，海港，而勿容登泊，是为中策；若纵之深入，残害地方，首当坐罪，是为下策”。 [ 注：郑若曾：江南经略卷一上“海防”。 ] 所不幸的是他这种高超的见解并不曾为当局所采纳，明朝所用的剿倭战略正是他所说的“下策”，结果是浪费不少时间，付出极大成本，而倭寇虽平，明朝也随之而衰亡。
（三）明郑与台湾
明崇祯十七年（1644 A．D．）清兵入关，同年明宗室福王即位南都，史称南明。直到一六八二年清军进入台弯，明代始正式结束。这最后四十年可以称为“烈士时代”，中华民族的精英分子为维护民族文化所作的牺牲真是壮烈无比，而其中最杰出的代表即为郑成功父子，史称“明郑”。“明郑”也是继郑和之后中国历史上再一次出现海权特征的时代，尤其难能可贵者是明郑海权几乎改变了历史，并为未来的海洋中国提供唯一的经验。
郑成功之父芝龙本是闽海最大海盗，崇祯元年（1628 A．D．）接受招抚，但仍保持半独立地位。史称其“聚众数万，船且及千”，时人称之为“海上大王”。 [ 注：曹履泰：靖海纪略（台银研究丛刊，民国四十七年），p．15－17。 ] 弘光元年（清顺治二年，1645 A．D．），南京城破，芝龙奉唐王朱聿键即位福州，是为隆武帝。次年因清廷诱降，芝龙思保全地位，遂叛国降清，郑成功苦劝其父不听，遂决心断绝父子关系，移孝作忠。自此他独举义师，纵横海上，奉永历正朔，成为历史上伟大的民族英雄，为民族史添上最悲壮的一页。
郑成功凭藉其所部的传统航海经验，以海制陆，与清军周旋。从永历四年（顺治七年，1650 A．D．）到永历十三年（顺治十六年，1659 A．D．）之间的阶段是明郑的黄金十年，其势力发展到最高顶点。清庭视为大患，屡次挟其父招降，均被成功严词拒绝。其忠于国家、不顾私情的态度，百世之后仍令人敬仰。
海洋为明郑的权力基础，明郑的海权特征不仅在军事方面，在经济方面也同样显示出来。明郑在远东海域中不仅握有制海权，而且也维持着宠大的国际贸易。当时已有许多船只来往于东北亚与东南亚之间，为明郑带来厚利。贸易活动也正是维持军事行动的主要经济来源。
永历十三年，郑成功大举北伐，史称其“众十万余，戈船数千” [ 注：张菼：郑成功记事编年（台银，民国五十四年），p．102。 ] ，这可能是中国史上最远程和最庞大的两栖攻击行动。当他由长江进入内陆，直抵南京城下时，江南各地纷纷响应，使清庭大为震恐，顺治且议亲征。但非常可惜，由于成功轻敌，遂丧师金陵，终于功败垂成。北伐的失败是明郑兴衰的关键。明郑从此元气大伤，除尚能继续维持对海洋的控制以外，陆上已难再有作为。北伐失败后，郑成功退回福建沿海，面对清军强大压力，在兵源、粮源及安全上都发生问题，因此有另觅安全基地的考虑。此时恰好有曾任荷兰通事而又是郑芝龙旧部的何斌，携带着详细海图由台湾来归。他陈说：“台湾如善加开拓，足与中国抗衡”，郑成功遂决定驱逐荷兰人，收复台湾。 [ 注：郭廷以：台湾史事概说（正中，民七十三年八版），p．45。 ]
荷兰人是在明天启年间侵占台湾，其目的只是把它当作一个中继站，对台湾并未作任何开发。永历十五年（1661 A．D．）郑成功从厦门出兵。荷兰人虽早知郑氏想要攻取台湾，但郑军从鹿耳门登陆却出乎其意料之外，所以算是一次成功的奇袭。郑军登陆后包围荷人基地热兰遮城（Zeelandia，今台南市）达九个月，后者待援军不至始投降。于是台湾遂重回中国怀抱。
郑成功入台后第二年即病死，由其子郑经继承。次年（清康熙二年，1663 A．D．），清朝与荷兰人联合进攻明郑在大陆边缘上的主要据点——金厦两岛。郑经遂被迫撤退，但在海上仍然击败清荷的战舰三百余艘。结果为明郑仍未丧失海权优势，而清廷也尚无进犯台湾的能力与意图，因此，双方得以相安无事达十年之久。
十年的和平让郑经有机会进行对台湾的开发和扩展海外贸易，以来厚殖国力作为其反清复明长程大战略的基础。但可惜郑经像乃父一样，心念大陆，而未能把注意焦点放在海洋方面。尤其是未能向东南亚发展，以扩大其权力基础，当时他有良好机会攻取菲律宾群岛，但不曾认真加以考虑。永历二十七年，（康熙十二年，1673 A．D．），由吴三桂所带头的“三藩之乱”开始发动。次年春天，郑经进驻厦门以为呼应。吴三桂希望郑经“大引舟师，径取金陵，或抵天津，断其（清军）粮道，绝其咽喉”， [ 注：张菼：郑经郑克塽纪事（台银，民国五十四年），p．73。 ] 而郑经的战略构想则为先在闽粤占稳立足点，再徐图大举。由于思想不一致，而耿精忠更视福建为其势力范围，又与明郑有世仇，彼此无法合作。其结果即为被清军所各个击破。
郑经反攻大陆的军事行动持续了六年，最后为彻底失败，兵力耗损十之七八，而水师精锐尽丧，更为致命打击。永历三十四年，郑经狼狈退回台澎，次年悒郁病殁。至此，明郑的唯一安全保障，除海峡天险以外，就只剩下戍守澎湖的一万五千人水师了。但制海权已经丧失，也就只好坐以待敌。永历三十七年（康熙二十二年，1683 A．D．），叛将施琅（郎）率领一支优势舰队进攻澎湖，守将刘国轩迎敌，经过激烈海战，几全军覆没，刘国轩仅以身免，逃回台湾。“澎湖海战”毫无疑问是一场决定性会战，它结束了明郑海权长达三十三年的存在，也断送了一个海洋中国的希望。稍后台湾即无条件投降。
郑成功父子矢志复国，以寡敌众，不计成败，其忠肝义胆，足以名垂青史，应无疑问。但从战略观点来看，则似乎不无可议之处。当然，郑氏父子的心情是可谅解，他们负着反清复明的历史使命，遂未能集中力量来建设海洋中国。结果，陆上行动的失败又影响海权的发展。最后，海上优势逐渐丧失，并终于难免败亡的命运。这一段往事实在深值后人省思。 [ 注：“明代与海权”全段资料大部分均取材于赖进义君所著“明清两代中国海权之回顾与检讨”（廿一世纪中国海权研讨会专辑，民国八〇年），p．86－104，特此志谢。 ]
三、明末清初
明代所遗留下来的兵书要比任何前代都较多，而可以称为文人战略家的作者也很多，所以不可能一一列举。尤其是有很多的书，其内容往往人云亦云，了无新意，甚至于也达不到战略的层面，所讨论的只是较低阶层的问题，因此自可不予介绍。不过，明代，尤其是在明末清初之际，的确有几位伟大的战略思想家出现，而他们的著作也的确具有不朽的价值，现在就择要检讨如下：
（一）茅元仪
茅元仪（1594－1640）字止生，归安（今吴兴）人，其祖父茅坤，曾为胡宗宪幕僚，以知兵闻名，所以，他可算是兵学世家。元仪感于国势衰微，发奋治学，以振兴武备为志。他花了十五年的心血，撰成《武备志》，于天启辛酉（1621 A．D．）刻印。全书二百四十卷，共约二百余万字，附图七百三十余幅，其篇幅之巨，打破兵书的历史纪录，尤其是以个人力量编成一部如此完整的军事百科全书，也可能已经打破世界纪录。仅凭数量而言，实乃前无古人的伟大成就。直到今天，研究我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学者仍应视其为重要资料来源。
《武备志》是一部综合性的大书：系统宏伟，条理分明，体例统一。全书分类编排资料，每类之前都有序，概括说明内容、主旨，及来源等。然后在大类之下有小类，小类之下有细目。文间又有夹注，文旁又有批点，而在文上更有眉批，代表编者的意见（赞扬或批判）。可以证明茅元仪在书上真是花了不少的心血，而且有许多地方也的确是独创一格。
全书分为五大部分，分别定名为：（一）兵诀评，（二）战略考，（三）阵练制，（四）军资乘，（五）占度载。其内容可以分别简述如次：
（一）兵诀评。 共十八卷，选录《孙子》、《吴子》、《司马法》、《三略》、《六韬》、《尉缭子》、《李卫公问对》的全文，和《太白阴经》、“虎钤经”的部份加以评点。茅元仪非常推崇孙子，其常为人所引述的名言为：“先秦之言兵者六家，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谓五家为孙子注疏可也。”在评论前人著作时，他也常发表其个人的创见，不过并无完整的理论。这似乎是一憾事。
（二）战略考。 共三十三卷。按照时间顺序，从战略的观点，选录前代（自春秋到元）具有特殊价值的战例，加以精密的述评。茅元仪在序文中指出：
良工不能离规矩，哲士不能离往法。古今之事，异形而同情，情同则法可通；古今之人，异情而同事，事同则意可祖。
因此作战略考“以为今之资”。我国历史中的战例极多，所以必须作严格的选择。茅元仪定有四项选择标准：（一）“非略弗录”，即非讲战略者不录；（二）“略非奇不录”；（三）“每举一事而足益人意志”；（四）“言之竟日而弗倦，试之万遍而不穷”。前二项为消极标准，后二项为积极标准，其选择不可谓不严。他共选出了六百余个战例，包括赤壁之战，淝水之战等都在内。用现代方法学的术语来说，这就是所谓“个案研究”（case study）。他对于每一战例都曾作“精密分析”（crtical analysis），指出取胜的奇略。所以《战略考》本身虽不含有自成一家的战略思想，但对于我国历史中战略思想的实际应用，却构成有系统的研究，足以嘉惠后世学者，实应视为战略思想史中的伟大贡献。从战略研究的观点来看，战略考这一部分应为《武备志》中的最重要部分。
（三）阵练制。 共四十一卷，又分“阵”与“练”两部分，前者分析阵法，后者讨论训练。用现代眼光来看，这些资料已无太多价值，不值得研究。不过有一点值得提出，即茅元仪本人是一个颇有科学化思想的人，他根本认为那些阵法都是骗人的，不值得重视。
（四）军资乘。 共五十五卷，由营、战、攻守、水、火、饷、马八个部分组成，用现代术语来说，其所包括的范围涵盖后勤、战术、技术各方面，内容非常广泛，也是全书中篇幅最大的部分。概括言之，其内容多已过时，而且也层次较低，对于战略研究无太多重要性。不过从其子目顺序的编排上，又可以显示茅元仪在思想上的有系统，非常值得欣赏。他在序文中说：
三军既聚，必先安其身，身安而后气（士气）可养，身安而后患可防，故首以营。营具而可以战矣，故次之战。地有异形，时有异势，不可徒恃其野战，故次之以攻。可以攻人，人亦可攻我，故次之以守。五兵之用有时穷，则必济之水火，水火之资生者大，故其为杀也亦暴，智伯曰：吾知水之可以亡人国也，故次之水。水待于地，火时于天，地有定而天常移，是以火之效居多，故次以火。明乎六者则思过半矣。民以食为天，故次之以饷。士以马为命，故次之以马。于兹八者，核其详，辨其制，是为军资乘。
茅元仪深知后勤与技术的重要，足以显示其思想的超时代。此外，在“车资乘”中更含有许多有关技术的资料，也使其对于科技史的研究具有重大参考价值。
（五）占度载。 共九十三卷，又分为占与度两部分。前者所谈的为天文气象，后者的内容则为兵要地理。前者固然含有若干荒诞迷信的观念，但也有很多前人的观察经验，不应全部予以否定。后者则对于边疆、海防、海外都有相当详细的论述，颇具参考价值，尤其是还收录了“郑和航海图”“过洋牵星图”一等珍贵资料，成为研究历史地理时的仅有依据。
茅元仪的《武备志》，北起宋代的《武经总要》，是一部范围更广大，内容更详备的军事百科全书。但《武经总要》是在政府主持之下，由多数学者合编而成，而《武备志》则出于一人之手笔。其气魄之雄伟，其用力之精勤，都可说是前无古人。百世之后仍令人钦佩不已。
（二）顾祖禹
顾祖禹（1631－1692）字瑞五，号景范，江苏无锡人。他生于明崇祯四年，年十四而遭亡国之变。清顺治十六年，他年二十九，开始创著《读史方舆纪要》至康熙十七年，四十八岁时始完成，共历时二十年，以后仍有所增益。他卒于康熙三十一年，享年六十二岁。
《读史方舆纪要》是一部大书。正编二二〇卷，其中含有“历代州域形势凡九卷，南北直隶十三省凡一百十四卷，山川源委凡六卷，天文分野一卷” [ 注：见魏禧：“读史方舆纪要?叙”。 ] 另外，末附“舆图要览”四卷，序例一卷，共为二二五卷。约二百八十万字，舆图三十六幅，沿革表三十五份。以字数而论，甚至于比茅元仪的《武备志》还较多，不过，《武备志》的范围较广，而此书则只以地理为主题而作较深入的研究。所以，它是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军事地理巨著，其学术价值甚至于有过于《武备志》，至少可以说二书的地位是互相伯仲，各有千秋。 [ 注：“军事地理”是个较旧的传统名词，也可以称之为“战略地理”（strategic geography）。不过这个名词尚未十分流行。 ]
顾祖禹之著此书，是受父命而作，其自序中言之甚明。明末清初之际，有志之士痛心国难，莫不以重光禹甸为己任。所以其著书时是怀着一种重大的使命感。其目的是“世乱则由此而佐折衡，锄强暴；时平则以此经邦国，理人民”。（自序）因此，其治学的态度极为严谨，而且有其特殊的研究方法：
是书以古今之方舆，衷之于史，即以古今之史，质之以方舆。史其方舆之乡导乎，方舆其史之图籍乎。苟无当于史，史之所载不尽合于方舆者，不敢滥登也。故曰：“读史方舆纪要”。（凡例）
此种史地整合的观念即为其治学著书时的主导思想。所以，书中有许多创见，而为前人所不及。
这部书的另一个思想焦点即为“国防”，也就是“军事”或“战略”。魏禧在其序中指出：一其书言山川险易，古今用兵战守之宜，兴亡成败得失之★所可见；而景物游览之胜不录焉。”著者本人也说：“以一代之方舆，发四千余年之形势，治乱兴亡，于此判焉。”（凡例）简言之，其研究地理不是为地理而研究，而是为战略而研究。所以，他强调战略家必须了解地理：“从来有事于一方者，必当审天下之大势，不审天下之势而漫应之，战与守虽异，而其至于败亡则一也。”（卷一百，广东序。）
要写这样一部大书，所要处理的资料真可以说是千头万绪，据说在书中出现的地名就有三万多个，可以想见其复杂，但全书仍能按照一定的指导思想，排列其逻辑秩序。顾祖禹自云：
是书首以列代州域形势，充考镜也。次之以北直，尊土畿也。次以山东、山西，为京室之夹辅也。次以河南、陕西，重形胜也。次之以四川、湖广，急上游也。次以江西、浙江，束南财赋所聚也。次以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自北而南，声数所为远暨也。又次以川渎异同，昭九州之脉络也。终之以分野，庶几俯察仰视之义欤？（凡例）
其书写也有特定之规格：其顶格者为正文，低格写者为注文，夹行写者为注中之注。组织谨严，考证赅洽。其治学方法之合于现化科学精神，可叹观止。
顾祖禹也像茅元仪一样，在战略理论领域中所最崇拜的是孙子，他有一句常为人所引述的名言：“夫论兵之妙莫如孙子，而论地利之妙亦莫如孙子。”（自序二）他对于古人的用兵，最佩服的是蒙古人，在其书中曾再二地加以称赞（已见前章，下再赘述），其所以然者正是因为蒙古人的用兵有许多地方都是和孙子的思想若合符节。
顾祖禹对于国都的选择、国防线的规划等实际问题，也都有其精辟的分析。他认为对于国都的选择必须有远大的眼光，重视国家的长程战略利益，尤其应有攻势精神，所以形势的险固并不重要，他说：
然则建都不贵于险固乎？曰：所谓险固者，非山川纠结，城邑深阻之谓也。使弃关河之都会，远而求之奥窔之乡，是犹未见虎之入市，而先自窜于槛穽。知水之可以溺人，而坐槁于岩嵎，岂所语于形势之常也哉？
关于国防线的规划，他认为外围防线最重要。他曾一再举例说明：“自古未有欲守长江，而不保淮甸者，淮甸者国之唇，江南国之齿。”（卷十九江南一）“巴蜀之根本实在汉中，未有汉中不守，而巴蜀可无虑者也。”（卷六十七·四川二）。“荆楚之有汉，犹江左之有准，唇齿之势也。汉亡，江亦未可保矣。”（卷十五·湖广序）
关于海防，顾祖禹曾引明翁大立语，认为应有三策：“拒之于海外，毋使入港为上策；却之于沿海，毋使登岸为中策；迨至登陆而围歼之则为下策”。（卷十九·江南一）他在这一方面的思想是与郑若曾不谋而合。（已见前节）
时人常把顾祖禹与西方地略家（Geopolitician）相提并论，此说并不适当。诚然，他们在思想上是有其类似，但严格说来，顾祖禹的思想实此二十世纪前期的地略学家远较进步。那些西方学者，尤其是德国的豪斯霍夫（Haushofer），大致都有“决定主义”（Determininim）的趋势，即认为地理是固定的并对人事具有决定影响。顾祖禹则完全反对此种观念，他首先指出地理因素并非不变：
地利之微，图不能载，论不能详，而变化于神明。不测之心，所谓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者乎？……不变之体而为至变之用，一定之形而为无定之准。阴阳无常位，寒暑无常时，险易无常处。知此义者，而后可与论方舆。（总序二）
其次，他又指出形胜未可全恃，人比地还更重要：
函关，剑阁，天下之险也。秦人用函关却六国而有余；迨其宋也，拒群盗而不足。诸葛武侯出剑阁，震秦陇，规三秦；刘禅有剑阁，而成都不能保也。……金城汤池，不得其人以守之，曾不及培嶁之邻，泛滥之水。得其人，则枯木朽株，皆可以为敌难。（总序二）
顾祖禹之所以如此强调人的因素，似乎还有更深入的用意，那也就是确信事在人为，反清复明并非无望。
总结言之，《读史方舆纪要》的确是一部超时代的不朽名著，其优点是多方面的，诚如吴兴祚的评论：
本书昭时代则稽历史之言，备文学则集百家之说，详建设则志邑里之新旧，辨星土则列山川之源流，至于明形势以示控制之机宜，纪盛衰以表政事之得失，其词简，其事核，其文著，其旨长，藏之约而用之博，鉴远洞微，忧深虑广，诚古今之龟鉴，治平之药石也。（吴序）
这样的评论虽可谓恰到好处但又还是不如魏叔子的话更坚强有力：“此数千百年所绝无而仅有之书也！”
（三）魏禧
魏禧（1624－1681），字叔子，江西宁都人，兄弟三人俱有文名，时称宁都三魏。他比顾祖禹稍年长，为当时著名的文人战略家，曾为顾书作序，可以显示他们之间的友谊和彼此互相推重。魏禧一共写了三部兵书，分名为《兵迹》、《兵谋》、《兵法》。此外尚有《左传经世》，《魏叔子集》等著作。
《兵迹》的意义为历代用兵的史迹。其内容为综论历代用兵得失、作战经验，不过又包括若干地理资料在内，几占其全书篇幅之小半。该书共分十二卷，十四编。其卷目和主要内容可简述如下：
卷一（历代编及列国编）。作者把中国过去的政权分成两大类，前者是被认为正统的朝代，从伏羲、神农，以至于元、明。后者是分立的国家，例如魏、吴、元魏、北齐等。前者称为历代编，后者称为列国编。作者即依照此种分类来分别检讨其兴衰存亡和用兵得失。作者对于每一朝代（或国家）都有评论，也常有独到的见解，但其分析往往失之于简略，而并不深入。
卷二（将体编及将物编）。前者辑录历代将帅利用威名、身体、以及他人而制胜的故事；后者辑录利用各种物体（包括人为和天然物都在内）的故事。
卷三（将兽编）。辑录利用各种动物的故事。最后又论及驭将率众，整肃军纪，宽容待下等人事法则。
卷四（将能编）。记述将帅布阵攻守，发挥才智，利用各种因素以克敌的故事。
卷五（将效编）。分析因敌制胜，转败为胜，各种奇谋。
卷六（华境编）。分析中国境内各地兵卒的习性、特长、以及对他们应如何使用的方法。这也就是一种对民族性的研究，在古书中颇为少见。
卷七（华人编）。分析各种不同武装人员的习性、特点、以及使用方法。这代表非正统战的观念，也相当新奇。
卷八（上夷编）。记述苗、猺等少数民族的风俗和作战特点。
卷九（岛夷编）。记述海岛诸国（日本、虾夷－琉球、东番、爪哇、真腊、三佛齐、浡泥、苏门答剌、佛郎机、马路古）的地理位置及情况。不过其资料并不太正确。
卷十（近国编）。记述亚洲诸国（以周边国家为主）的情况，内容近似传说。
卷十一（远邦编）。记述欧洲以及其他遥远国家（包括美洲）的情况。译名与今译也不相同，并无太大价值。
卷十二（边塞编）。记述中国从辽东到甘肃之间边塞地区的地理情况，以及边防工事部署等。
总观全书，内容可以说是相当庞杂。其中有大部分部是过时的资料，至少在今天已无价值，但仍足以显示作者的知识是非常渊博。比较值得重视的是卷一和卷五。前者对于历代兴亡曾作若干评论，后者对于作战方面也曾提出若干观念，都颇具创见而能增人智慧。不过，全书较有价值的部分也就仅限于此。所以，概括言之，这部书并无有系统的思想，在战略思想史中也不能居于崇高的地位。
魏禧的另外两部书，《兵谋》与《兵法》都是以左传为研究对象。从其研究中，他综合归纳出《兵谋》三十三条，《兵法》二十二条，而分别编成二书。用现代语来解释，《兵谋》是属于大战略和军事战略的层面，《兵法》则属于作战（野战战略）的层面。我国古代用左传来进行个案研究的学者颇多，但能获得如此有系统结论者则仅为魏氏一人而已。所以，这应该算是对中国战略思想史的重大贡献。关于《兵谋》和《兵法》各条内容已详列本书第三章《左传》节中，所以，在此不必再加以赘述。
（四）唐甄
唐甄（1630－1704），原名大陶，字铸万，四川夔州人。其著作现存“潜书”九十七篇，原名“衡书”。据他自己说，此书积三十年而成，分上下二篇。下篇谈政治，成书似较早，上篇论学术，成书则反较后。从原名衡书，似乎其思想重点是在下篇，但后又改称潜书，则似乎又把重点改放在上篇。王闻远说：“衡者志在权衡天下也，后以连蹇不遇，更名潜书。” [ 注：王远闻：“唐铸万行略”。见侯外卢：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上册），p．322。 ] 唐甄著书，自负颇高，以周秦诸子自居，文体亦多仿子书。魏禧说：“见先生潜书曰，是周秦之书也，今犹有此人乎？” [ 注：同前注，p．322。 ] 但他又很少引用六经之语，其文“独抒己见，无所蹈袭”，换言之，他是一位颇有创见，独来独往，自成一格的思想家。
有关唐甄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本书不拟讨论，因为那不是我们的主题，我们所要介绍的是他的战略思想。 [ 注：本书有关唐甄的部分多取材于侯外卢：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这本书出版于抗战期间（民国三十三年），现在已不易见到。本书所取材的书是由淡江大学李子弋教授所提供，特此志谢。 ] 从他的著作中可以发现他对于所谓“兵”者有其非常特殊的见解，很值得加以深入分析。
唐甄首先提出一种前无古人的新观念，即所谓“全学”：
学者善独身，居平世，仁义足矣，而非全学也。全学犹鼎也，仁一也，义一也，兵一也，不知兵，则仁义无用而国亡。（全学篇）
这也就是说，兵与仁义三合一，始为“全学”。他认为兵事即人事。不知兵学即不知人事。所以儒生谈兵不仅不足怪，而且不知兵正是儒者之耻。他说：
凡世之论将者，谓戎事尚力，使儒生御敌，如以卵投石也，是未明乎用兵之道也。……所贵乎勇力者，不过登城，冲阵，先犯，间出，是大将之所使，而不可为大将也。……孙子十三篇，智通微妙，然知除疾，而未知养体也。夫将者，智足于军，未善也，军不可遍也；智足于战，未善也，战不可渎也；智足于破敌，未善也，破一敌又有一敌也。善军者使天下不烦军，善战者使天下不欲战，喜破敌者使天下不立敌。……兵以力胜，力以谋胜，谋以德胜，非学不可。（全学篇）
他这一段话除驳斥世俗之见以外，更有一特点，即其对孙子的批评，那具有极高深的含意，值得详细分析。
自从秦汉以来，我国治兵学者对于孙子的推崇可以说是至矣尽矣，而且更有愈来程度愈深的趋势，几乎已经变成盲目的崇拜。唐甄不仅敢于批评，而且还正确地指出孙子在思想上有一大弱点。这不仅表现他有超人的勇气和智慧，而且已的确代表一种创见，言前人之所未言。同时又使人连想到现代战略大师，法国薄富尔将军的观念，更足以显示他的思想真是超时代，与三百年后的西方战略大师在思想上若合符节。 [ 注：有关薄富尔在这一方面的思想，可参看钮先钟，战略研究与战略思想（军事译粹社，民国 77年），p．174。 ]
薄富尔认为战略的主旨是“防避”（avert）而不是“治疗”（cure）。这也正是唐甄所说的“养体”和“除疾”。若能养体使身体健康，则自毋需除疾。所以若只知除疾而不知养体实乃舍本逐末，非善之善者也。孙子虽然强调“不战而屈人之兵”，和“全国为上”。但综观其全书，分析的重点还是摆在作战（用兵）方面，而对于大战略则并未作深入的讨论，所以唐甄批评其为知除疾而未知养体，也并非没有理由。也许说孙子“未知养体”不免过分，但其书“未讲养体”而只讲“除疾”则为事实。过去论孙子者几乎全是有褒无眨，唐甄之能如此明白地指出其弱点，实属难能可贵。
唐甄又并非仅只高谈仁义而已，他对“用兵”也有很多高见，常有微妙之论，很值得重视，他提出基本观念如下：
善用兵者，有进无退，虽退所以成进，有先无后，虽后所以成先；有速无迟，虽迟所以成速；有战无守，虽守所以成战；有全无半，虽半所以成全。（五形篇）
这一段话相当难懂。他首先提出用兵的五项原则，即“进”、“先”、“速”、“战”、“全”，而在理论上绝对不可“退”、“后”、“迟”、“守”、“半”。但事实上，所有的观念都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于是善用兵者也就必须用后五项为手段以来使前五项在不可能的情况中变为可能。若用李德哈特的观念来解释，也就是用间接路线来达到直接目的。
唐甄对于心理因素有极深入了解，认为使对方心理丧失平衡即为制胜之秘诀。他说：
人之情，始则惊，久则定。惊者可挠，定者不可犯。善用兵者，乘惊为先。敌之方惊，千里非远，重关非阻，百万非众。人怀乾(左麦右其)，马囊蒸菽，倍道而进，兼夜而趋，如飘风疾雷，乘其一而九自溃，……兵刃未加已坏裂而不可收矣！（五形篇）
这一段话对于蒙古人的武功，和德国人的闪电战都可以算是最生动的描写。
欲产生奇袭效果，其先决条件即为“得机”。唐甄对于机会因素的重要有极深刻的认识，比之克劳塞维茨似乎有过无不及。 [ 注：同前注，p．185－200。 ] 他说：
凡用兵之道，莫神于得机。离朱之未烛，孟贲之甘枕，此机之时也。侗射惊隼，伺射★免，先后不容分，此用机之形也。机者不再，……古之能者阴谋十年不十年也，转战千里不千里也。时当食时，投箸而起，食毕则失；时当队时披衣而起，结袜则失。……机者天人之会，成败之决也。（五形篇）
“机者天人之会，成败之决也”实乃千载名言，比任何其他学者的意见更确切有力。
克劳塞维茨曾认为若所有其他因素相等时，则数量决定胜负。唐甄则采取一种反面的推理方式，似乎比克劳寒维茨的想法更有意义。他首先假定双方数量相等，然后再来分析致胜之道，此种分析远比克劳塞维茨的要较复杂也较有实用价值：
彼以十万之众来，我以十万之众往，众相如也。彼怯我勇，则勇者胜。彼实我诈，则诈者胜。彼诈而我知之，我诈而彼不知，则知者胜。彼知而发之疑，我知而发之决，则决者胜。彼决而攻不善，我决而攻善，则善者胜。若自料不如，未可可胜，则固守封疆，俟衅而动，此所谓自然之理而非神也。（全举篇）
以上所分析的是一种正常的理论，但他又进一步指出欲求胜利又还是必须有赖于“三奇”：
正道之上，我之所往，敌之所来，我之所争，敌之所御，不可以就功。善用兵者不出所当出，出所不当出。无屯之谷，无候之径，无城之地，可以利趋，能趋之者胜。
必攻之地常固，必攻之城常坚，必攻之时常警，不可以就功。善用兵者不攻所当攻，攻所不当攻，欲取其东，必击其西，欲取其后，必击其前，能误之者胜。
我有众，敌亦有众，不可以就功。善用兵者不专主乎一军。正兵之外有兵，无兵之处皆兵。有游兵以就之，有缀兵以牵之，有形兵以疑其目，有声兵以疑其耳，所以挠其势也，能挠之者胜。此“三奇”者必胜之兵也。（五形篇）
简言之，能趋之者胜，能误之者胜，能挠之者胜，此所谓“三奇”，必能用奇始能获胜。
唐甄也像孙子一样，非常重视情报。他对于情报与反情报之间的相对关系尤其有深刻认识。他说：
谍者军之耳也，有以谍胜，有以谍败。敌有愚将，可专任谍；敌有智将，不可专任谍。我有巧谍，彼乃故表其形，故声其令，故泄其隙，以诱我。吾闻之善用谍者，用敌人之谍，不可不察也。……知敌之情者，重险如门庭，不知敌之情者，目前如万里。（五形篇）
唐甄对于战略曾作深入研究，体认到其复杂多变，所以他说：“善用兵者，即显即隐，即常即变，使敌莫之所从，莫知所避，斯为神矣！”（五形篇）他同时又提出七项战略思考原则：“立谋尚诡，临危尚决，取事尚短，制事尚长，出言戒易，谋功戒贪，图成戒幸。”（审知篇）前四项是积极的，后三项是消极的。换言之，必须尽量做到前四者并同时尽量避免后三者。这又显示其思想是与薄富尔非常接近，因为薄富尔曾指出战略就是一种思想方法，必须先知如何思考，然后始可言战略。
于是遂又达到最根本的观念。唐甄也像孙子一样，特别强调“智”之重要（事实上，所有的战略思想家也莫不如此）。他具有强烈的“唯智主义”倾向。他认为“三德（仁、义、礼）之修，皆从智入；三德之功，皆从智出。”（性方篇）简言之，智而后能虑（思考），战略实为智虑的结晶。唐甄在我国战略思想史上可以算是一匹黑马。他的著作一向很少有人注意，所以特别加以较详尽的分析。
（五）王余佑
王余佑，字介祺，自号五公山人，河北献县人，生卒年已不可考，大约为明末清初。明亡后隐居不仕。其代表著作为《乾坤大略》。全书十卷，外加补遗一卷，其卷目如下：
卷一：兵起先知所向。
卷二：兵进必有奇道。
卷三：初起之兵遇敌以决战为上。
卷四：决胜之道在于出奇设伏。
卷五：乘胜略地莫过于招降。
卷六：攻取必于要害。
卷七：据守必审形胜。
卷八：立国在有规模。
卷九：兵聚必资屯田。
卷十：克敌在勿欲速。
补遗：佐胜之著，编中未录者，偶记于此。
王余佑本人对于其著作的动机和内容曾自作说明。他自谓其书是“熟览天下之大势，推求古今帝王得失成败之机。”（总序）他又进一步指出：“此非谈兵也，谈略也。兵则千百端而不尽，略则三数端而已。”（跋）简言之，他是以分析历代成败得失的因果关系为目的，但他所重视的并非实质问题，而是抽象的原则。他所谓的“乾坤大略”即为“一般原则”（general principles）之意，所以他这部书也可以说是以提出“战争原则”（Principles of War）为目的。他作这样的尝试又是远在西方学者之前（西方之有“战争原则”是始自克劳塞维茨）。
当然，这也就难免教条主义的趋势。不过作者也早已考虑到这一点。他自认这些原则是“其为机也甚活，其为用也甚广，其为体也甚约”，所以，“此定局亦活局也，然须先识活局而后始识定局也，此又非解者不辨也。”（跋）他认为必须先从应用上去了解各种变化（活局），然后始能认清原则的永恒性（定局）。但这又并不容易，因此，他说：“此又非解者不辨也”。
王余佑说：“十卷挨次而进，各有深意”（跋），也就是自认为其书是有逻辑顺序，构成完整的思想体系。在每一卷之前都有“自序”，足以表达其创见。虽然全书的绝大部分都是对史例的叙述，但那只是对原则活用的示范而已。现在就依照其卷目的顺序来简介其内容：
（一）兵起先知所向。 起兵“贵进取，贵疾速”，“进取则势张，疾速则机得”，这也就足以决定成败。其关键在于选择进兵的正确方向，而方向的选择又以敌之强弱为准。“敌弱或可直冲其腹，敌强断宜旁剪其支。”一般的原则即为“避实而击虚，乘势而趋利”。
（二）兵进必有奇道。 既然决定了方向，则正道之存在自不必言。但“不得奇道以佐之，则不能取胜”。“一阵有一阵之奇道，一国有一国之奇道，天下有天下之奇道，即有时正可为奇，奇亦可为正”，所以，敢于断言其必有。“进兵而不识奇道者，愚主也，黯将也。”这也正是李德哈特的观念：虽然同时有直接和间接两种路线的存在，善用兵者必尽量采取间接路线。
（三）初起之兵遇敌以决战为上。 其理由为“非我乐战也，不得已而与敌遇，非战无以却之。”盖兵已深入，若不猛战疾斗，一为敌所乘则无可救。反而言之，若能出其不意，一战而胜。则敌军丧胆，我军士气大增。这也正是“古所谓一战而定天下”的道理。简言之，应乘初起锐气，寻求决战，否则师老兵疲，将无以善其后。
（四）决战之道在于出奇设伏。 这一卷所谈的是会战时的战术问题。其基本观念为“出奇设伏”，其目的则为“用寡以覆众，因弱而为强”。
（五）乘胜略地莫过于招降。 即主张用心理战来为武力战扩张战果。这要算是一种颇富创意的想法。因为乘着战胜之余威，而招降自易于成功。反之，若一定要赶尽杀绝，则只会促使残敌作困兽之斗，徒然消耗兵力，甚至于引起不利后果。从另一角度来看，若尚未决战即向敌方招降，则必然不会产生效果。
（六）攻取必于要害。 攻击必以要害之地为目标。因为“要害之地，我不得此，则进退不能如意”，于是行动易受敌方控制。历史显示：“古恒有军既全胜，而一城扼险制吾首尾，几覆大业者，皆由于谋之不早也。”
（七）据守必审形胜。 防御也像攻击一样，必须根据地理形势来决定防御计划。所以，“能取非难，取而能守之为难；汎守非难，守而得其要之为难。昔项羽委敖仓而不守，弃关中而不居，而卒使汉资之以收天下，此最彰明较著者也。”
（八）立国在有规模。 这一卷所论者层次较高，其重点为立国之初必须有远大的战略眼光。于是始能“崇大体，立宏纲，破因循之旧格，布简快之新条”。简言之，任何国家的未来前途都与其开国规模具有密切关系。
（九）兵聚必资屯田。 此卷所论为后勤的战略重要性。在农业社会的时代，主要的资源即为粮食。有粮则兴，无粮则亡。所谓“百万之众，无食不可一日支。”屯田是“以人力而补天工”，实为解决后勤问题的要诀。
（十）克敌在勿欲速。 这也是全书的结论。欲求成大业，则必须有宏伟的理想、远程的计划。切忌贪近利、求速效。孔子曰：“毋欲速，毋见小利”，正是此意。
《乾坤大略》在中国古代兵书中要算是独创一格。其内容可谓要言不烦。其所以定名为“乾坤”者，也就是暗示其观念具有永恒性，而不受时间和空间的影响。虽然不免有教条的意味，但仍不失为好书。
（六）何守法
何守法，浙江人，大约生活于明嘉靖至万历年间，其生平及生卒时间均不详。他之所以被列入本章，是因为有《投笔肤谈》这样一本书。这本书现存最早的版本是万历三十二年（1604 A．D．）所刻。该书在引言中所署名为“西湖逸士”，但在卷首又记为“浙江解元钟吴何守法撰音点注”。所以其刊刻者陈汝忠遂认为该书是何守法所撰，“西湖逸士”为其笔名。不过就本书的观点而言，作者是谁并非太重要的问题，因为我们的分析是以战略思想为焦点。然则《投笔肤谈》一书的内容是否值得检讨，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书名中的“投笔”二字表示作者是文人而有从戎报国之志，“肤谈”者“浅谈”也，这是谦虚的表示。作者非常推崇《孙子》，他指出“七书之中惟孙子纯粹，书仅十三篇而用兵之法悉备。”所以，他不仅仿效《孙子》的体例，而且也大致接受孙子的思想，但其书又并非抄袭，而确有若干创见。他自己也声明“篇名虽与孙子相参，文义则有别”。（引）事实上，这是一本完整的书，各篇排列有其逻辑顺序，前后连贯，自成体系。其内容虽多为对孙子思想的引伸，但也有若干观念是超越孙子的范围而自成一家之言。每篇之前有题解说明本篇的内容及与上篇的关系，正文之后又有注解，除解释文义外，有时还引述史例以供参证。凡此一切都可以显示作者写书时的确曾下功夫，而并非拾人牙慧。
《投笔肤谈》分上下两卷，共十三篇，其篇名列举如下：（一）本谋，（二）家计，（三）达权，（四）持衡，（五）谍间，（六）敌情，（七）军势，（八）兵机，（九）战形，（十）方术，（十一）物略，（十二）地纪，（十三）天经。前六篇为上卷，后七篇为下卷，但实际上，此种划分几毫无意义。若照逻辑顺序来看，该书似可分成四段：第一到第四为一段，是总论；第五、第六为二段，分析情报与敌情；第七到第九为三段，专论作战；十到十三为四段，讨论工具与环境。以现代眼光来观察，第一段最有价值，其次为第三段，再其次为第二段，至于第四段，则由于时代的进步，已无太多价值，可不予置评。现在就照此种顺序来对各篇的内容略作剖析如下：
本谋第一。 “本谋”的意义即“以谋为本”。“谋乃行师之本，非谋无以制胜于万全，故以为第一篇。这一篇概分两节。前节解释“兵兴有害”，后节则主张“尚谋以免害”，必须先知害、知危、知亡，然后始能知利、知安、知存。所以“得胜算者不先料敌而料己”。故“国不富不可以兴兵，民不和不可以合战。”是以“不难于杀敌，而难于不贻患于国。”因此，必须以谋为本，始能福国利民。
家计第二。 所谓“家计”者即保自家之计。“用兵之道难保其必胜，而可保其必不败。不立于不败之地，而欲求以胜人者，此侥幸之道也，而非得算之多也。”“敌若有衅，机不可失，则警吾之备而乘之，兵备未警，不先从敌，此得算之多也。”总之，必先自保然后始可图敌。
达权第三。 “达权者通达权变也。家计既立则凡军中之事，备之周密。已不败矣；然欲取胜，犹须见微知著，随机转移，以通达夫权变而不可胶弦袭辙也。故以达权为第三。”但“不可听淫言，不可信谶纬，不可拘风占，不可惑物异。”“知兵者必先自备其不虞，然后能乘人之不备……兵贵乘人，不贵人所乘也。”“惟善与敌相持者，识众寡之用，明刚柔之用，达进退之机，知顺逆之势。”
持衡第四。 “持衡者，持攻守而校其优劣，如衡之低昂无差也。”攻守各有利害，不能悉其利害，妄于攻，怯于守，则未有不畋者，必察形审机行之。”全篇都是分析攻守之相对利害，“善用兵者，违其菑（害）而乘其利，用之以攻则守无术，用之以守则攻无策，此之谓持衡也。”最后，“攻守实要于无形也。攻者攻其心，守者守其气，则不滞于形而神于机变，此持衡之至要也。”此处所谓“攻心”者，即使敌人心理丧失平衡，所谓“守气”者，即保持我方的士气（Morale），此所谓“要于无形”。
这四卷可谓全书之精华，对于战略理论能提供一种合于逻辑的架构，以及思考的步骤，在古代兵书中颇为罕见，很值得赞赏。以下两篇（谍间第五及敌情第六）另成一段，分别讨论如何知敌情的手段，以及如何研判敌情的方法。大致说来，是属于较低层次的实用问题，在此不拟评述。接着第七、第八、第九三篇又自成体系，其主旨为分析作战层次上如何制胜的问题，颇有创见，值得加以较详细的介绍。
军势第七。 “军势者三军之体势也”，体强则势实，体弱则势虚。虚实虽无形，强弱则有迹，欲知虚实，先观强弱。虚实由强弱而生，胜败因虚实而决。必须注意此处所谓虚实是指“军势”而言，与“战道”无关。简言之，军队必须保持强大的实力，然后始能求胜。如何能保持体强势实，其关键则在于将。所以将才非常重要，必须慎重选择。将又可分三类：儒将、武将、大将。儒将者决胜庙堂者也（张良），武将者折冲千里者也（韩信），大将者深明天地，兼资文武者也。换言之，“大将”即所谓“大战略家”。最后，“养兵者主也，治兵者将也。兵之权不握于主而握于将，然后将得以尽其才。”
兵机第八。 “凡用兵之法，主客无常态，战守无常形……出没变化，敌不可测”，“惟无常，则运用之妙存于心矣，故曰机。”简言之，用兵之道必须随机应变，并无一定模式。善用兵者首先必须保持强势（立于不败之地），然后乘机制胜（不失敌之败也）。
战形第九。 “战形者临敌合战之形也。”，“知战之形（有形之形）非难，而能知所以战之形（无形之形）为难。能知所以战之形则能因形以措胜，因形以措胜者上智也。”本篇又分别指出“战有必胜之形者五，”和“战有必败之形者五”。前五项为：（一）得天之时，（二）得地之利，（三）得敌之情，（四）得士之心，（五）得事之机。后五项为：（一）谋人而使人知者，（二）诈人而使人识者，（三）间人而使人反，（四）乘人而使人觉，（五）攻人而使人袭。所以，“明则胜可先知，不明则败可立待”。
《投笔肤谈》最后四篇已无多大价值，可以存而不论。综观全书可以认为其在古代兵书中要算是颇有价值的一部书。尤其是虽然在编排上采取《孙子》模式，但其思想并非受制于孙子。更值得称赞。
有明一代，兵学著作颇多，但本章所分析者仅以此六种为限。其理由是其他的书并非一无可取，而是大致说来，层次较低，和比较缺乏创新的观念。从战略思想史的观点来看，明代要算是一个相当辉煌的阶段，不仅有很多伟大思想家和著作出现，而更值得注意的是海权思想的萌芽。（郑若曾所著的《筹海图编》为我国第一本海洋战略著作已见前节，不再赘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