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第十九
作者：钮先钟 ·中国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建国初期
在西方战略思想史中，美国处于后进和边缘的地位。诚如艾里（Edward M．Earle）所云：我们不会产生一位克劳塞维茨或范邦，马汉是我们惟一能享誉全球的军事理论家。 [ 注：Edward M．Earle，“Introduction” of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1952），p．Ⅸ． ] 不过，事实上又非如此简单，美国建国于1783年，到今天也已经超过两百年，曾历经多次战争，所以它还是有其相当悠久的战略传统。尤其是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变成世界第一巨强，其在世界上的战略地位和战略影响更已非任何国家所能及。因此，我们对于美国战略思想的历史背景有分析的必要，否则对于当前世局的发展也许就会比较难于获致合理的了解。
美国开国时代的领导人物，在思想上大致都是以欧洲启蒙运动的理念为基础。在军事方面，他们都有反常备军制和职业军人的趋势，认为那是一种违反民权、伸张暴力的危险工具，为自由社会所不应有。这不仅反映哲学家的理想，而且也代表在建国以前已经存在的事实。美国早已有由自由公民所组成的民兵存在。不过，美国的国父华盛顿根据独立战争的经验，却坚决地认为这个青年国家还是必须有一支小型的正规陆军来作为其国防的核心。而这支兵力的思想和制度又以启蒙时代的军事著作为基础。
最明显的表现即为美国西点军校（U．S．Military Academy at West Point）的创建。由于新成立的陆军非常缺乏炮兵和工兵人才，华盛顿遂于1794年在西点设立临时性的军事学校来培训这一类的人员。1799年美国开国元勋之一的哈米顿（Alexander Hamilton）建议采取一种包括五所学校在内的完整军事教育体制：其中一所为基本学校（Fundamental School），其他四所则分别为炮兵、骑兵、步兵、海军专科学校。但此项建议未被国会所采纳。
直到1802年，美国的第三任总统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才采取行动在西点正式成立美国军官学校。 [ 注：R．E．Dupuy，The Story of WestPoint：1802–1943（Washington，1943），pp．27–31． ] 因为杰斐逊素以反对军事专业主义著称，所以此举曾令若干史学家感到大惑不解，实际上他们忘记了他也是启蒙运动在美国的主要提倡者。杰斐逊所选派负责开办西点军校的人为威廉士（Jonathan Williams），他是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的侄孙，不仅是文人而也是美国哲学学会（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的会员。杰斐逊在1801年将其升任为炮兵少校。在杰斐逊赞助之下，威廉士还曾组成美国军事哲学学会（U．S．Military Philosophical Society）以研讨和促进军事科学。 [ 注：同上。 ]
1871年戴叶尔（Captain Sylvanus Thayer）任校长时，西点军校又有一次新的改革。戴叶尔曾往法国考察，认为应以法国军事教育为模范。从1818年起，西点所用的标准教科书为欧康纳上尉（Captain J．M．O’Connor）所译的法国人费隆（Gay de Vernon）所著的《军事艺术与军事工程学》（Traité élémenlaire d’art militaire et de fortification）。原书出版于1805年，本为法国军事技术学校（Ecole Polytechnique）的教科书。其内容以技术为重点，但译者却又把很多的军事理论原则综合地加在译本之中。译者指出：“这些理论都是过去军事著作的精华，而尤以约米尼为最高权威。任何人若欲指挥军队，则对于约米尼所拟定的原则必须熟读深思。” [ 注：S．F．Gay de Vernon，A Treatise on the Science of War and fortification … to which is Added a Summary of the Principle and Maxims of Grand Tactics and Operations（2 vols，New York，1817）． ]
欧康纳所译的法国教材在西点一直用到19世纪30年代，然后为丹尼斯·马汉（Dennis Hart Mahan）的著作所取代。这位丹尼斯·马汉就是海权理论大师马汉的父亲，他不仅是西点军校的名教授，而且也是一位颇有创见的美国战略思想家。但令人感慨的是由于儿子的声名实在太大，反而令人完全忘记了其父亲的成就。所以，或为名父之子，或为名子之父，都同样是有幸有不幸。
丹尼斯·马汉在1820年进入西点军校，一年后因学绩优异被选派为代理数学助教授，同时继续升级进修。到1824年以全班第一名毕业，即留校任正式助教授。服务一年后又被戴叶尔保送赴法国深造。他在法国留学四年，学习炮兵战术、野战、永久筑城，以及战争艺术。他潜心研究拿破仑战役，并饱读约米尼的早期著作。从欧洲返国后，他升任工程学和战争艺术教授。由于尚无适当教材，所以他就开始自己编著。许多年来，其所写的土木工程著作都已成为美国的标准教科书，而在当时的美国，无论民间或军方，也都一致公认他是工程学的权威。
尽管丹尼斯·马汉从未见过战斗，而且弱不禁风，据说他出外散步都一定要带一把伞，但他所最好者却是战争艺术。虽然最初其思想深受法国军事著作的影响，但以后他的讲授和著作又都表现出其有特殊的创见。他不仅对军事史能作卓越的分析，而且更能进一步把传统理论应用到他那个时代中的武器和装备之上。诚如他的一位学生所指出的：“他的分析力是从深入研究中磨练出来的，他能从非常复杂的情况中，归纳出扼要的战术和战略原则。他的确是一位良师。” [ 注：George W．Cullum，Biographical Registers of Officers and Graduates of the U．S．Military Academy（1868），p．321． ]
丹尼斯·马汉秉性谦虚，从不自认为他对于学问已经发现了某种新的途径。他是一位科学家，他只是教他的学生如何用科学方法来研究和分析过去，并从这样的练习中学会如何应付未来的方法。他指出：
只有在军事史中，我们才能找来所有一切军事科学的根源。在其中我们将能发现成功和失败的例证。它可以测验任何战略规律的真伪和价值。 [ 注：Cited in R．E．Dupuy and T．N．Dupuy，Military Heritage of America（New York，1956），p．192． ]
丹尼斯·马汉的最大优点是他有一颗开放的心灵（open mind），他能接纳新的事物和观念，而绝非食古不化，守残抱缺。他说：
在战略的观点中，军事史的研究非常具有启发作用，但反而言之，若企图把古代战术应用于现代军队，则可能会犯最严重的错误，因为今天的武器在威力上与古代的武器简直是不可同日而语。所以，若忽视新武器的价值，则将无成功的可能。 [ 注：Cited in R．E．Dupuy and T．N，Dupuy，Military Heritage of America（New York，1956），p．192． ]
丹尼斯·马汉对于将才（军事领导能力）非常重视，其言论值得引述：
任何人都不应假定，一个人只要穿上将官的制服，即能胜任将官的职务。这正好像假定穿上法官的长袍就能审判刑案一样的荒谬。
他又指出：
将军对于其前途只能付之于猜想。即令他已经认清其前途，他又必须知道指导他的原则仍然有许多的例外。尤其当他正在思考时，情况又可能瞬息万变。现在是真实的事情，下一分钟可能变得不存在，又或具有相反的意义。……凡此一切即足以解释为什么在历史记录中，真正的名将是那样少见。在战争中，也像在其他的艺术领域中一样，所有一切的通律都有例外。所谓将才者也就是必须从这些个案中表现出来。 [ 注：同上书，p．193。 ]
事实上，丹尼斯·马汉在美国可以算是先知者，他是最早发现火力与运动（fire and movement）应合为一体的人。他对于他的此种战争理论曾作简明的综述如下：
使敌军受到最大损失而同时尽量减低我方的损失实为军事格言。一切军事行动都必须求速，必须如此始能获得主动之利。快速的运动能使我们也像罗马人一样，一方面能因粮于敌，另一方面不受辎重的拖累。于是军队始能摆脱一切障碍，来进行艰苦的行军和战斗。若不能作快速的运动，则战争也就不可能希望获得重大的成功。甚至于自然因素也都会联合起来对抗迟缓和过分谨慎的将军。 [ 注：Cited in R．E．Dupuy and T．N．Dupuy，Military Heritage of America（New York，1956），p．192． ]
丹尼斯，马汉也像中国的韩信一样，深知追击的重要。他说：
赢得会战固然是好事，但若容许敌军撤退而并未在战场上受到更大的损失，则敌军不久即能重整兵力再来发动新的会战。所以只有立即而猛烈的追击始能确保完全的成功。 [ 注：同上。 ]
丹尼斯·马汉的这些观念都曾纳入其惟一的一本战略著作之中，足以充分显示其智慧的深远。假使他那一本书若非用了一个非常拙劣的书名，则可能会流传到今天，并与约米尼和克劳塞维茨的著作，同样地受到世人的尊重。他的书名非常冗长，不仅令人很难了解，而且更令人难于记忆。全名为：《前卫、前哨和部队的分遣勤务，以及战略和大战术的基本原则》（Advanced Guard Outpost and Detachment Service of Troops，with the Essential Principles of Strategy and Grand Tactics）。因为书名实在太长，所以学生们遂简称之为《前哨》（Outpost），于是这样也就使人根本上难以体会丹尼斯·马汉著作的真意。从1848年到 1872年，它一直都是西点军校的教科书，不过此后它就逐渐被人忘记了。尽管如此，从战略思想史的观点来看，丹尼斯·马汉仍然是美国的第一位战略思想家。
丹尼斯·马汉热爱西点，以校为家，终身以教学为业，到 1871年逝世时为止，真可算是军事教育家的楷模。在他逝世之前，美国南北战争即已爆发，他所教过的学生分别投入双方阵营在战场上相互搏斗，并且以实际的战争经验来验证其老师之所教。1848年，马汉在西点成立一个“拿破仑俱乐部”（Napoleonic Club），由他自任主席。他大致是利用约米尼的著作来诱导其同僚和学生研讨拿破仑的战役。在那个时代的西点师生几乎无不承认约米尼为空前绝后的兵学大师。事实上，所有一切的约米尼主要著作，其英译本几乎都是出于美国人之手。甚至于有人说，在美国内战时，所有的将领，无分南北，都是一手持军刀，一手握着约米尼的《战争艺术》。 [ 注：J．D．Hittle’s introduction to Jomini and his Summary of the Art of War（1947），p．2． ]
反而言之，丹尼斯·马汉似乎对克劳塞维茨毫不感兴趣，甚至于他可能从未读过《战争论》。不过，在丹尼斯·马汉的著作中还是有若干观念与克劳塞维茨不无暗合之处。这也并不足怪，因为思想本来就可以有不同的来源。尽管如此，二人之间还是有一重大差异存在。克劳塞维茨是一位标准的民族主义者和具有普鲁士传统的职业军人。丹尼斯·马汉虽然选择陆军为他的职业，但他出生在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中，深受此种社会风气之影响。他认为：
具有有效组织的民兵为国家最坚定和最安全的屏障。凡是了解我们自由制度的人都必须承认此种政治原理。 [ 注：R．E．Dupuy and T．N．Dupuy，Military Heritage of America，p．194． ]
内战时期
美国内战（American Civil War，1861–1865）是有史以来的第一个近代战争（modern War），诚如富勒所云，是蒸汽时代（steam age）的第一次大规模战争。其原因应归之于工业革命对生产力所产生的冲击。 [ 注：J．F．C．Fuller，The Conduct of War，p．95． ] 李德哈特则指出那是铁路运输首次扮演重要角色的战争。 [ 注：B．H．Liddell Hart；Strategy：The Indirect Approach；p．143． ]
不过，有关战争本身的分析并不属于本书范围之内，在此所应论述的主题仅为美国战略思想在此阶段中的演进情况。这次战争长达四年之久，的确也出了不少的将才，但我们首先还是要从丹尼斯·马汉的渊源讲起。虽然丹尼斯·马汉是美国的第一位战略思想家，但他的书并非美国的第一本战略著作，说起来似乎很难令人相信，丹尼斯·马汉的一位学生却抢在老师的前面拔了头筹。
这位学生就是哈里克（Henry Wagner Halleck）。1839年他以第三名毕业于西点，是丹尼斯·马汉最得意的高足。他们在思想上真可以说是薪火相传。哈里克在1846年出版了第一本美国人著作的战略书，书名为《军事艺术科学精华》（Elements of Military Art and Science）丹尼斯·马汉的《前哨》虽早已在西点用作教材，但其正式出版是在1847年，换言之，要比其弟子的书迟了一年。哈里克对于整个战争艺术的研究相当深入，而尤其着重其理论对美国的应用。他曾赴法国接受深造，并曾晋谒约米尼以表敬意。
哈里克博学多才，法文造诣颇佳，曾经翻译约米尼所著的《拿破仑的政治与军事》（Vie politique et militaire de Napoléon），共四卷出版于1864年。所以，他在美国陆军中素有“老头脑”（Old Brains）的雅号。哈里克曾经参加墨西哥战争（Mexican War，1846–1848），在1854年以上尉退役。此后即在加州从事多种不同的事业，包括法律、矿业、铁路、银行等都在内，并且也参与地方政治。他曾出版两本法律书，一为《矿业法》，另一为《国际法》，都被公认为标准教科书达多年之久。
战争爆发后，哈里克奉召返回陆军并获升少将。不久，曾经读过哈里克著作的林肯总统（Abraham Lincoln）把哈里克从前线上召回到华盛顿，要他出任美国陆军总司令（General in Chief of the U．S．Army）的职务。哈里克很不愿意接受此一荣衔，而宁愿在前线上直接指挥部队作战，因为那样比较可以自由地发挥其天才。不过，由于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哈里克还是不得不勉强走入政治地狱。在华盛顿，有许多人都要干涉军务。除林肯总统本人以外。军政部长、国务卿、财政部长，甚至于国会领袖都分别表达他们的意见。对于哈里克而言，真是所谓“一国三公，无所适从”。
尽管如此，哈里克还是能居中协调，使战略计划得以顺利执行，所以对于战争是作了非常有价值的贡献。虽然他希望不久就能返回前线，争取胜利的光荣，但是由于在华盛顿不能没有这样一位运筹帷幄的参谋总长，所以遂始终没有这样的机会（从1864年3月起，总司令一职由格兰特接任，而哈里克则改任参谋总长，但其任务并无任何改变）。
哈里克在思想上深受其师的影响，他非常重视后勤问题。他认为作战必须有良好的管理，一方面既不可扰民，另一方面又不可因辎重而行动迟缓。他从内战初期开始即提倡此种“艰苦战争”（hard War）的观念，但不为诸将所赞成。直到1862年 12月之后，格兰特和谢尔曼才终于接受他的建议，于是战争始能迅速结束。
简言之，哈里克是一位超越时代的军人，他代表一种新型的战争指导方式，不是指挥而是管理。很不幸，在那个时代几乎无人重视他，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有人从美国内战史的研究中，发现他的思想和贡献，并予以高度的肯定。 [ 注：Kenneth P．Williams，Lincoln Finds a General（Macmillan，1950），vol．Ⅰ，p．351． ]
除哈里克这位幕后英雄以外，在美国内战中成为国际知名人物的将领一共有四位，而南北双方各占两位。他们是南方的李氏（Robert E．Lee）和杰克逊（Thomas J．Jackson）；北方的格兰特（Ulysses S．Grant）和谢尔曼（William T．Sherman）。李氏在四人之中又最负盛名，他虽然是败军之将，但却一直受到后世的崇拜，他在1825年进入西点，比丹尼斯·马汉晚一年，毕业于1829年，比丹尼斯·马汉从法国学成归国时又早一年，所以，他与丹尼斯·马汉并无师生关系。尽管如此，他们在思想上还是有共同的来源。李氏也同样地推崇拿破仑和约米尼。当丹尼斯·马汉在1848年筹组拿破仑俱乐部时，李氏恰好任西点校长，曾给予以协助。李氏的官运远比丹尼斯·马汉亨通，但当内战发生时，他却辞职还乡，转任南军的总司令。李氏是一位优异的军事指挥官，英勇善战，但从学术的观点来评估，他只是一位良好的战术家，而不能算是一位真正的战略家。他虽然被他的学弟们推崇为“军人模范”（“Marble Model”，即大理石像，表示其人格高超，毫无缺点），但除了其功业以外，并未留下任何教训可供未来的将领作为楷模。 [ 注：John R．Elting，The Super Strategists（Charles Scribner’s sons，1985），p．122． ]
号称“石墙”（stonewall）的杰克逊，曾受教于丹尼斯·马汉，所以，在思想上多少曾受其师的影响。他也是一位热忱的宗教信徒，在他的鞍袋中经常有一本《圣经》和一本《拿破仑的格言集》（Napoleon’s Maxims）。杰克逊虽然会偶然说明他的原则，但都只是口说而并无书面的表达。固然有他人的记载，但究竟不是出于其本人的手笔。其所留下的记录时常反映出拿破仑的思想遗产：
当弱国对抗强国时，必须以行动来抵消其所缺乏的实力。必须在适当时机采取攻势，然后防御战役始有成功希望。拿破仑从不让其敌方有充分准备即发动其第一击。……而当你的打击已经击败敌军时，只要你的人员尚有余力，则必须穷追到底，决不轻言放弃。……不可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中战斗，应采取一切的运动，以集中全力来攻击敌方最弱的一点。……行动必须迅速，打击必须猛烈，并确保一切的胜果，实为战争成功的秘诀。 [ 注：同上书，p．123。 ]
不过，杰克逊又确有一条完全出自其心灵的原则，那就是“经常迷惑、误导和奇袭敌人”（Always mystify，mislead，and surprise the enemy）。基于这些言论，我们似乎可以认为与其说杰克逊是拿破仑的信徒，则毋宁说他是孙子的信徒。虽然他可能不曾读过《孙子》，但其思想与孙子在兵形、军势、虚实三篇中所阐明的观念实可谓如合符节。
比起其同时诸将，杰克逊可以说是特别幸运，因为他有一本对他非常有利的传记，那就是英国人韩德逊（George F．R．Henderson）所写的《石墙杰克逊与美国内战》（Stonewall Jackson and the American Civil War）。韩德逊是一位英国青年军官，曾在牛津研究历史，又曾在英国参校任教。美国内战之后曾亲自访问美国东岸的许多战场以搜集第一手资料。他认为美国内战所能给予的教训远比普法战争有价值。他的书出版于1898年，就性质而言，并不像一般的传记，而是以战略分析为主。因此，该书也就受到各国军事学界的重视，并使杰克逊在身后得享大名。 [ 注：Russell F．Weigley，“American Strategy from Its Beginnings through the First World War”，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1986），p．421． ]
在韩德逊领导之下，19世纪后期对于美国内战期间的战略家，其研究的焦点是放在南军方面，但到了20世纪，这个焦点又移到北军方面，因为后者似乎比前者较现代化，所以也就被认为对于世界大战的时代能提供比较适当的教训。近代英国两大师，富勒和李德哈特的著作即可作为代表。
富勒对于格兰特的将道赞誉有加，认为他在半个世纪以前，即已能预见并有效地掌握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西线上所遭遇的问题。 [ 注：J．F．C．Fuller，Grant and Lee（London，1933）and The Generalship of Ulysses S．Grant（Now York，1929）． ] 李德哈特对格兰特颇有微词，但对于谢尔曼则给予以极高的评价，并认为谢尔曼实为其间接路线战略应用的最佳示范。 [ 注：B．H．Liddell Hart，strategy（1967），pp．149–154． ]
事实上，这两位大师的评论都并不完全客观，而多少受到其个人主观的影响。格兰特在西点并非高才生，对于战争艺术的造诣也很有限，他并无任何军事著作，他的《个人回忆录》（Personal Memoirs）虽值得一读，但并非一本精确的军事史。作为战场指挥官，格兰特的表现并不杰出，但不久他却无师自通地发展成为一位战略家。他能总揽全局，统一指挥，以达到战争目的，至少其对于战争的指导是可以与南军方面的李氏旗鼓相当。但他的战略计划又并无令人感到佩服的特点，他只是凭着数量的优势来采取消耗战的方式，使敌人终于不支而投降。他虽然是最后赢得战争的主将，但那时南军早已成强弩之末，其获得胜利也已成必然之势，他不过是运气特别好而已。
谢尔曼虽然深获李德哈特的赞许，但李德哈特著书的目的是要想推销他自己的“间接路线”，因此对于谢尔曼的描述不免言过其实。实际上，从谢尔曼回忆录的记载中可以发现，谢尔曼自认其战略观念与格兰特并无太多差异。谢尔曼深入敌后的作战不仅曾经获得格兰特的鼓励，而且其计划也是代表一种集体智慧，并非出自一人之手。谢尔曼只不过是此种战略计划的执行者。谢尔曼曾被称为第一位提倡总体战争的将军，假使他地下有知，则这种头衔一定会使他大吃一惊。
概括言之，美国内战并不曾产生杰出的战略家，而战争的经验，也不曾刺激美国战略思想在战后有蓬勃的发展。丹尼斯·马汉已在1871年逝世，兵学研究也已进入停滞阶段。在战后时代，美国军事著作真是少到屈指可数的程度。也许值得一提的书只有下述三种：
（1）尤普顿（Emory Upton）所著的《亚洲与欧洲的陆军》（The Arm of Asia and Europe），出版于1878年。该书对于19世纪末期的世界各国陆军曾作扼要的概述，特别强调德国参谋本部及其军事组织的优点。其著书目的为唤醒美国人对军事问题的重视，并采取新的国防政策。
（2）毕吉罗（John Bigelow）所著的《战略原则：主要以美国战役为例》（The Principles of Strategy：Illustrated Mainly from American Campaigns），出版于1894年。这也是战后时代中的惟一美国战略著作，其主要内容为根据美国人的战争经验来解释约米尼原则的应用。对于美国内战的研究，这本书到今天仍不失为一本重要参考书。
（3）华格勒（Arthur L．Wagner）所著的《安全勤务与资讯》（The Service of Security and Information），出版于1900年。这也是在美国所出版的第一本有关军事情报的著作。华格勒对于美国陆军指挥参谋学院和陆军战争学院的创建也都有很多的贡献。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
从内战结束（1865）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4），美国在战略思想的领域中似乎都不曾产生伟大的人物和著作。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夕，美国还有一位值得介绍的文人战略家，他不仅是旷世奇才，其著作也确有传世价值，但十分令人不解的是美国人几乎已经完全忘记了他的存在。这位不幸的奇人就是荷马·李（Homer Lee，1876–1912）。
一、生平与著作
荷马·李出生于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城（Denver，Colorado），以后又随家人迁往洛杉矶，并进入斯坦福大学。由于患脊骨侧凸病（scoliosis），他的身高仅比五英尺多一点，体重约一百磅，并且严重地驼背。因此，他在青年期身体很脆弱，经常头痛而且视力极差。尽管受到体力限制，但他在校园中还是非常活跃，并且参加各种不同的政治和社交活动。
荷马·李在此阶段开始对军事史发生深入的兴趣，他研究古今名将的战役，从亚历山大、拿破仑，到南北战争中的双方将领。他的雄心是想从军报国，但他的体格迫使他只能以研究战略来满足他的幻想。除爱好战争研究以外，荷马·李又对中国产生了迷恋。他很早就学会了华语，并与中国留学生为友。经由他们的介绍，他加入了支援康（有为）梁（启超）变法的华侨组织“保皇会”，其目的为打倒慈禧太后，帮助光绪皇帝重掌政权。
荷马·李在大学中只读了两年，就在1889年离开斯坦福。他在1900年前往远东准备参加康梁的保皇活动，此时戊戌变法早己失败，他们师生都已亡命国外。所以，荷马·李大致都只能在香港、澳门、上海（租界）等地活动，并在清廷特务监视之下。他想潜入内地发动军事行动根本上就不可能。
1901年他离开中国前往日本，得晤日本前首相大隈重信，后者强烈主张中国改革和中日合作以对抗俄国向东北亚的扩张。荷马·李在思想上似乎颇受其影响。他可能是在日本第一次与孙中山先生见面，后者曾邀请他出任其军事顾问，但他未立即同意，因为他此时还站在康有为的一边。以后他回美国仍继续公开地为保皇会工作，不过也有人说，从1904年起他即已暗中参加孙先生的革命运动。 [ 注：Jang–Pang Lo，K’aug Yu–wei：A Biography and A Symposium（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1967），p．271． ]
直到1908年10月，清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崩逝，海外华侨遂开始转而全面支持孙中山的革命组织同盟会。荷马·李与孙中山的关系到此时完全公开。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孙中山此时正在丹佛城，遂与荷马·李一同兼程赶往伦敦和巴黎，其目的有二：一方面阻止英法两国继续借款给清政府；另一方面企图说服两国给予革命政权以外交和经济支援。这一段故事在《孙文学说》第八章中有明确记载。此时孙中山称其为“美人同志咸马里”，足以证明他已为同盟会的会员，并与孙中山有极亲密的关系。
1911年12月，他随着孙中山从巴黎回到上海。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荷马·李也躬逢其盛，并开始以军事顾问身份视察军务，时人称之为“美国李大将”。但很不幸，到2月1日，荷马·李突然中风并立即昏迷，以后虽清醒但已半身不遂。于是他决定返回美国。回美国后，病情仍无起色，终于在11月1日去世，享年还不满36岁。
古有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像荷马·李这样一个人，虽为旷代奇才，但却英年早逝，立德、立功都说不上，假使他再没有著作传世，则与草木同朽也就可说是命中注定。但非常令人惊讶的是荷马·李以他那样恶劣的身体状况，除为中国前途热心奔走以外，又还能留下两本具有相当不朽价值的战略著作。这的确有一点近似奇迹。
荷马·李所受正规教育相当有限，大学只读了两年而未毕业，至于有关战略的学问则完全有赖自修。他的思想虽不免杂乱，但仍能成一家之言，应该说是难能可贵。大概在1907年的春天，日俄战争不久之后，他就开始著手写其第一本书。书名为《无知的勇气》（The Valor of Ignorance），也许较文雅的译名应为“匹夫之勇”。根据其自序，他是在完稿之后故意等了两年才出版，其目的是为了想让时间来证实或否定其书中的假设和结论。虽然在几年前荷马·李对于中日两国志士的合作表示乐观，但现在却采取完全相反的立场。他指出日本有支配中国和太平洋的野心，将成为美国的重大威胁。
甚至于这本书在1909年出版之前即已受到当时美国高级将领的注意，包括陆军参谋总长贾飞中将（Lt．Gen．Chaffee）在内。荷马·李也曾把该书献给美国元老政治家之一的国务卿鲁特（Elihu Root），以后他并曾要求鲁特支持中国革命运动。不过，除少数军人以外，这本书在美国几乎没有其他的读者。据说纽约市立图书馆有一本，但直到1941年一共只有三个人曾经借阅。但在日本不仅有盗印本出现，而且也被译成日文，并改名为《日美必战论》，第一版在三个月内就卖掉了84000本，以后还曾再版多次。至于把此书译成中文、法文、德文的计划则始终不曾实现，但英国陆军耆宿罗贝兹元帅（Field Marshal Earl Roberst）却十分欣赏此书，并特别致函荷马·李表示仰慕之意。不过，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此时虽已露头角，但似乎还不曾看过此书。反而言之，荷马·李也不曾与当时的地略学前辈，包括海权大师马汉在内，有任何接触，或受其影响。 [ 注：麦金德出生于1861年，比荷马·李年长，其成名之作《历史的地理枢轴》发表于1904年。所以，他不可能受荷马·李的影响。 ]
第一本书完成后，荷马·李即开始写他的第二本书，定名为《撒克逊时代》（The Day of the Saxon）。此时他的视力已经减弱，每天只能工作几小时，但文思有如泉涌，写得非常迅速。1911年初他前往德国就医，同时仍能继续写作。并无确实证据足以证明他在德国曾与豪斯霍夫会晤，但豪斯霍夫在思想上的确曾受其影响，并在其著作中一再提到荷马·李的大名，甚至于还誉之为战略天才。 [ 注：Hans–Adolf Jacobson，Karl Haushofer：Leben und Werk（Harold Bolt，1979），vol．Ⅰ，pp．606–623． ]
荷马·李在1912年完成其第二本书之后，又立即准备写第三本书，并又定名为《斯拉夫的蜂拥》（The Swarming of the Slav），若意译为“斯拉夫狂澜”则似乎较佳。但非常可惜，他尚未完成此书即已病逝，而未完成的原稿也都已佚失。他的战略三书（strategic trilogy）未能完成，诚属憾事，不过从其所定书名上看来，可以想见那是以分析俄国的未来扩张为主题。此外，这本书虽未完成，但从其第二本书中也可以发现他对于俄国问题所保持的若干观念。
荷马·李虽只留下两本书，但从书中又还是可以感觉到他的学识是相当渊博，见解更是高远脱俗，足以显示他是一位独来独往的天才，其思想也有超时代的趋势。这两本书有一共同目的，即警告美英两国应注意前途上的危险。在组织上，两书也大致相同，可概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以理论为主，第二部分以应用为主。前者虽不免乱杂，但仍有其创见；后者则不仅综论当前世局，而更预测其未来的发展。荷马·李的高谈阔论固不无危言耸听的意味，但事后发现其某些预言之灵验也的确令人惊异。所以，到1942年，这两本旧书在美国又再度发行，并畅销一时。
二、理论观念
要了解思想家的理论，必须首先认清其时代背景。荷马·李是19世纪末叶到20世纪初期之间的人，那时的学术思想与今天有巨大差异，今天已成常识的观念在那时可能还根本不存在。因此，荷马·李的确是无所师承，甚至于也没有前人的著作可作为其发展思想的踏脚石。他居然还能创出一套理论来作为其分析现实问题时的基础，也就的确令人感到欣赏和赞叹。
概括地说，他的思想与现代国际关系学领域中的现实学派类似，但后者却是在20世纪50年代才盛行的学派，所以，荷马·李的思想也就似乎是要比他自己的时代超前了50年。当然，他又还是曾受其当时或以前的若干观念的影响。影响力最大者可能是19世纪流行的达尔文主义和日耳曼学者所主张的国家有机体说。此外，他曾受中国哲学和佛学的影响。他懂得老子所说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观念，以及佛家的“生老病死循环论”。另一方面，19世纪末叶也是一个国际和平主义流行的时代，时人对于“海牙和会”和国际裁军都寄与以很大的希望。荷马·李则忧心如焚，力排众议，向当时的西方政治家提出不要心存幻想的警告。
简言之，荷马·李要算是一位“现代”战略家，其思想早已超过传统军事战略的境界，他具有全球战略眼光，其所考虑的范围既非仅限于战争，也非仅限于军事因素。他的确是一位“大”战略家，虽然他并未使用“大战略”这一名词。
他的基本观念是认为国家和个人一样，都是一种有机体，都受自然的支配。人类无法与自然对抗而只能适应。若不明（ignore）此理则为一种民族悲剧（national tragedy）；若故意忽视（neglect）则更是民族罪行（national treason）。 [ 注：Homer Lee，The Valor of Ignorance（Harper，1942），p．24（以下简称VOI。 ]
人的一生不外四种际遇：生、老、病、死。国家（民族）亦复如此，对于国家而言，老的意义就是成长（growth）和发展（development），而病就是衰颓（decline）。换言之，国家若不继续成长和发展，也就会开始衰颓。进一步说，成长又即为军事扩张（military expansion），扩张为民族活力的表现，也就是生存斗争（Struggle of existence）。荷马·李认为这就是自然律。 [ 注：同上书，p．12。 ] 当然，其说法未免偏颇。
最令人佩服的是在他那个时代（1907！）荷马·李即已一再强调现代技术的冲击。他特别指出下列四点：
（1）人口增加和生活水准提高的压力使人类对资源的需求将日益增大。
（2）过去所受的资源限制，今后将变成扩张的潜在目标。
（3）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互赖程度日益增大，于是竞争和冲突也会日趋激烈。
（4）现在可以迅速发动战争，超越遥远距离，并产生巨大的毁灭效果。
简言之，技术已经使地球缩小，增强国家利益之间的互动，并对民族生命循环产生必然的后果。 [ 注：Homer Lee，The Day of the Saxon．（Harper，1942），p．13，p．23（以下简称 DOS）。 ]
当解释国家由盛而衰的理由时，荷马·李认为美国、英国、中国都已走向衰颓的道路，而这也都是他所热爱的国家。主要的病象是不再想扩张而以维持现状为满足。次一步，当然就是连现状都无法维持，而只好退却（retreat）。为何不进反退？荷马·李认为其主因是国家利益逐渐为个人私利所取代。个人私利的抬头又会产生下述三种后果：
（1）政府日趋于代议形式（representative forms）；
（2）商业主义（commercialism）的兴起；
（3）颓废思想（decadent ideologies）的出现。
其进一步的影响即为不仅不再想扩张，而且对于军事准备也不再关切，甚至于还会表示反对。荷马·李认为这是一种讽刺的悲剧：军事扩张带来霸权（hegemony），霸权又使国家变得骄奢淫佚。 [ 注：VOI，p．12． ]
荷马·李对于政治日益民主化有相当尖锐的批评。他说：
当国家的国际事务受到群众偏见的控制时，其政治智慧也会成比例地减弱。因为人民对于与其小环境距离遥远的问题，其所作的判断不是基于最大的个别智慧，而是基于最大的集体无知。 [ 注：DOS，p．26． ]
他又指出：
一般人都相信人类社会有日益团结的趋势，其实并非经常如此。人类之所以团结是由于自保的需要。一旦缺乏外来威胁的刺激时，个人主义、地方主义、种族主义就都随之而起，终将导致社会的分崩。 [ 注：DOS，p．223． ]
他认为此种“局部化爱国心的爆发”（Outbreak of localized patriotism）是代议政治的危险后果，而且不仅如此，此种制度还会带来低劣的领导“参加指导国事的人愈多，则国家行动的智慧，国家的安定和生存，都会受到不利影响”。 [ 注：VOI，p．137． ]
政府领导力减弱又会带来重视财富的社会风气，而这又会间接减弱国力。他指出，富庶不是国力的基础，而是导致其毁灭的祸根。他又指出，军事支出会与国家财富成比例增加，富国所付出的国防成本会比穷国较高。所以，国家在平时较富者，到战时反而会变得较穷。
导致国势衰颓的最后因素即为颓废思想。当一个人发财之后反而会意志消沉，缺乏奋斗精神，除吃喝玩乐以外，会感到无事可为，于是生命也丧失了价值。国家也是一样，富庶生活会断送国民的意志，养成腐败颓废的风气，于是国势衰颓遂成必然的结局。当时有许多人对于和平与裁军寄予希望，荷马·李则直斥之为幻想。他指出，有人类就有战争，战争与人类的存在实不可分。他说：
和平与战争是一种相对的名词，用来描述人类斗争的两个阶段，其间并无明显分界存在。国家像个人一样，经常在斗争状态之中。当斗争程度降低转为消极时即为和平，反之当程度升高转为积极时即为战争。 [ 注：DOS，p．217． ]
基于以上的概述可以看出荷马·李的思想实与现代战略家的观念几乎没有太多差异。当然，他的话在某些方面也许有一点偏激，但就其全体而论，则不仅合乎逻辑而且也自成体系。对于理论部分就介绍到此为止，现在就进一步，分析其应用部分，尤其是他的战略预言。
三、战略预言
荷马·李以当时世界情况为分析的起点，认为在世界舞台上扮演主角的国家共有四个，即英、德、俄、日。虽然其他学者（例如麦金德）对于前三国都常有所讨论，但认清日本有建立帝国野心的人却只有荷马·李，他是惟一强调日本和太平洋重要性的西方战略家。以后，豪斯霍夫曾采用他的理论，并承认其原始观念是出于荷马·李。
荷马·李认为俄国有能力向东、向西或向南扩张其帝国。英国和日本同为岛国，前者虽仍为大帝国但不久即将没落，而日本则方兴未艾，注定要走向扩张的道路。德国虽为非岛国的欧陆国家，但其尚武精神与东方的日本在伯仲之间，所以也会同其命运。在当时处于衰颓状况中的国家只有英国还保有相当巨大的残余力量。美国则缺乏意志来点燃其尚武精神，至于中国则更已成列强宰割的对象。
荷马·李对于俄国似乎最感兴趣。他说德国或日本的前进像闪电，而俄国的前进则像冰河（glacier）。一次军事失败对于其他国家所产生的后果可能即为崩溃，但对于俄国则只会使它把力量集中在另一地区之上。于是他对于俄国的扩张发现了一条特殊的定律：
俄国经常是在某一条侵略线上前进，而同时又在另一条侵略线上后退。其前进与后退在程度上的比率常为 3：2。因此，无论为胜为败，俄国始终不断地在亚欧两洲扩张。 [ 注：DOS，p．17． ]
他指出俄国共有五条扩张线：（1）波罗的海；（2）波兰（东欧）；（3）土耳其；（4）波斯；（5）印度，并由此进入太平洋。假使在某一线上受到阻挡（例如日俄战争），则在其他线上的努力也就会随之而加强。因为俄国前进速度较慢，所以短时间内不易感觉到其威胁；又因为德国和日本的行动较快，所以其成败也就会影响到俄国的进展方向。荷马·李在回顾历史之后，又发现在过去每个世纪开始时，俄国常遭失败，但失败之后，俄罗斯帝国反而继续成长。所以，他认为也许只有俄国有能力实现其世界帝国的梦想。
未来的国际权力斗争“大戏”（Great Game）又将如何演出呢？那可以从各国的扩张线及其可能交点上去寻求答案。德国的扩张线为丹麦、低地国家、奥国，日本的扩张线为韩国、中国、美国及其属地（菲律宾、夏威夷、阿拉斯加），此外还有澳洲。英美两国并无扩张线，但他们的领土和利益与那三国冲突。美国与日本在太平洋上冲突，德国与英国在西欧冲突，德国与俄国在东欧冲突，英国与俄国在亚洲冲突（印度、土耳其、波斯、阿富汗）。荷马·李认为德日两国在其主要方向上都有获致成功的机会，而俄国则由于东西受阻，所以将会倾全力向南扩张。但等到它达到印度洋之后，则又可能以此为枢轴而再向东西旋转，于是也就有变成世界帝国的希望。若欲制止俄国的前进则必须守住波斯和阿富汗，所以，他特别强调：“不应容许俄国越过喀布尔–德黑兰（Kabul–Teheran）之线。” [ 注：DOS，p．65． ]
荷马·李在1911年预言下一次战争将是英德之战，他建议英国应在德国动手之前先占领低地国家和丹麦。但他又说由于英国坚持不侵犯中立国的原则，所以他的忠告不可能被采纳。因此，他对大英帝国的前途颇感悲观。在另一大面，他认为德俄战争的机会不大，他指出：“德俄战争只会使两国同受其害，即令胜利也还是得不偿失。”他又进一步指出：“瓜分大英帝国才是俄、德、日三国利益的交点，所以他们应以不列颠殖民帝国为其共同攻击目标。”纳粹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所采取的联俄政策，似乎就正是以荷马·李的观念为基础。 [ 注：DOS，p．125． ]
荷马·李又认为就地理而言，日俄两国乃天然的同盟国，因为他们都面对着中国和撒克逊（英美）的权力，而且一为海洋国家，一为大陆国家，彼此之间可以互补。反而言之，英国应知其天然同盟国为一个复兴的中国，它不仅能对抗日俄同盟，更能保护印度。此项忠告自然也适用于美国。美日利益既然冲突，则中美合作自有益于美国，因为“吾敌之敌即为吾友”。他在《无知的勇气》一书中曾详述日本必须攻击美国的理由：因为只有美国在太平洋中的权力能阻止其扩张。此外，日本帝国主义又不仅有军事的一面，而还有经济的一面。日本必须控制亚洲尚未开发的财富，然后天皇始能成为万王之王。 [ 注：VOI，p．189． ]
荷马·李预言日本的第一个攻击目标必为菲律宾，因为占领菲律宾即能解除其侧面威胁。他甚至于能指明日军在吕宋岛上的两个可能登陆地点，以及其进攻马尼拉的路线。同时也预测完成入侵作战的时间应在三星期之内。《无知的勇气》出版于1909年，32年后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在菲律宾的一切行动几乎全如所料。麦克阿瑟的幕僚视之若神明。事实上，日本参谋本部的计划很可能就是以荷马·李的书为构想基础。
荷马·李又预言日本还可能攻占阿拉斯加、夏威夷，而以美国西岸为终点。在站稳立足点之后，日本就可以扫荡亚洲、澳洲和其余太平洋地区，并建立一个真正世界级的帝国。从此“不管未来世界在政治、军事、工业上将会受哪一个国家或同盟的支配，但日本仍然是太平洋的主人”。 [ 注：VOI，p．114． ]
基于以上的简略论述，似可断言荷马·李确为不世出的战略天才，若能假以天年，则其成就也许将更不可限量。不过，他虽是先知者，其思想还是会受到其时代和环境的影响，其中有若干部分当然已不合时宜，其预测也不可能完全灵验。从另一角度来看，其某些言论虽不免偏激，但也切中时弊。其对民主政治的批评，对社会风气的斥责，对尚武精神的提倡，都是一位先知者对后世所发出的诚恳警告，而其意义在今天也许比在当年还要更为深远。
两次世界大战
荷马·李死于1912年，再过两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就在欧洲爆发，不过，美国到1917年才正式参战。美国远征军（American Expeditionary Force简称AEF）总司令潘兴（John J．Pershing）正像内战时的格兰特一样，是一位交好运的指挥官。一方面德军已成强弩之末，另一方面美军保有物质的优势和新锐的斗志。潘兴在战略上并无任何杰出的思想和表现，他完全是凭消耗取胜，而在整个战争中，他的贡献只不过是压断驼背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已。
在美国远征军之中有若干中级军官，虽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只是初露头角，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却变成举世闻名的人物，其中包括麦克阿瑟（Douglas McArthur）、马歇尔（George C．Marshall）、巴顿（George S．Patton，Jr．）等在内。而其中又以麦克阿瑟最具有传奇的意味。麦克阿瑟为将门之子，其父阿瑟（Arthur）为陆军中将，曾任菲律宾总督。麦克阿瑟在1899年进入西点以全班第一名毕业。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两次负伤，受到12次勋奖，并升至准将。战后任西点校长（1919）和陆军参谋总长（1930）。1937年从美国陆军中退休后，又以元帅头衔在菲律宾协助这个新近获得独立的岛国从事国防的准备。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麦克阿瑟恢复现役，最后升至五星上将。其在战时和战后的功业是世所周知，所以在此也就毋需赘述。麦克阿瑟不仅功业彪炳，而且也的确天才横溢，他在太平洋战争中的跃岛战略（Island–hopping），以及韩战中的仁川登陆都已成战史中不可缺少的一页，也可以证明他有资格列入古今名将之流。不过他只是立功而未立言，他不曾给后世留下任何书面的教训，甚至于他的回忆录也没有太多的价值。这的确是一件令人感到遗憾的事实。
其次就要说到马歇尔。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虽深受潘兴的赏识，用他为参谋长，但也正因此而使他错过了指挥部队和升任将官的机会。战后他在仕途上也不如麦克阿瑟那样一帆风顺。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做了美国陆军参谋总长，但又正像内战时的哈里克一样，由于罗斯福总统在华盛顿不可没有他的协助，结果遂使他丧失了出任欧洲联军总司令的机会。这似乎无独有偶，天下事真是会如此巧合。不过，比起哈里克，马歇尔又应自愧弗如，因为前者不仅有著作传世，而且他的《军事艺术科学精华》更是美国人所出版的第一本战略书。反之，马歇尔却不曾留下任何著作，而且也无证据足以显示他确有卓越的战略天才。
代替马歇尔出任联军统帅的人就是艾森豪威尔（Dwight D．Eisenhower）。他没有机会赶上第一次世界大战，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却拔得头筹。他在西点成绩中等，以后在军中服务时，也无特殊表现。但到1942年被派为美国驻英部队指挥官，而到1944年又成为指挥入侵欧洲的联军总司令，真可谓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艾森豪威尔的确具有特殊天才，他扮演联军统帅的角色也的确非常胜任。不过他不是过去所谓“大将”（Great Captain）之才，而似乎只是一个战争会议的主席（a chairman of a council of war）。这也代表20世纪所特有的现象，战争不仅需要指挥，而更需要管理。艾森豪威尔以后飞黄腾达，贵为总统，但在战略思想方面并无太多的贡献。
最后就要说到巴顿。巴顿是富家子弟，性情豪放，从一般人眼中看来，大有草莽英雄的味道，尤其是电影的描绘更足以增强此种印象。但事实上，他对于战史和名将传记有很深入的研究，对于领导和士气的问题更是颇有心得。他曾经指出：
要想作为一个成功的军人，必须研究历史……必须了解人是如何反应的。武器固然会改变，但使用武器的人并无改变。要赢得战斗，你所需要打击的不是敌人的武器，而是他们的精神。……你必须读传记，尤其是自传。促使你这样做，你就会发现战争实在很简单。只需在能力限度之内决定如何重创敌军即可稳操胜算。 [ 注：George S．Patton，War as I Knew It（Houghton–Mifflin，1947），p．201． ]
平心而论，巴顿的战略水准是要比其同僚较高一筹，包括艾森豪威尔在内。
概括言之，在两次大战期间，美国军人之中似乎不曾出现一位有记录的战略思想家。不过还是有一例外：对日抗战时来中国任美军司令的魏德迈（Albert C．Wedemeyer）应该算是一位深通大战略的美国将军。魏德迈在其回忆录中不仅有一章（第六章）以“大战略”为章名，而且在全书中也提到许多有关大战略的观念，足以显示他确有适当的战略修养。他在战时即主张把大战略界定为“使用一切国家资源以达成国家政策所定目标的艺术和科学”。他又指出所谓国家资源可以概括分为四大类：即政治、经济、心理、军事。魏德迈说：
此四者实际上构成国家政策的主要武器或工具。假使前三者若能加以明智和适时的使用，则第四种工具，即军事力量，也许就毋需作传统式的使用。
魏德迈又认为：
在现有的复杂的世界环境中，军事、经济、科学、技术、政治、心理等因素之间的分界线几乎都已消灭，我想一种远较宽广的战略观念对于生存是有所必要的。
他在1943年1月前往参加卡萨布兰卡会议时向英国人戴克斯准将（Brigadier Dykes）首次提出此种观念。许多年后，他仍在向美国国家战争学院（National War College）中的听众发表同一意见。基于以上的资料，可以认定魏德迈有资格算是战略思想家。 [ 注：Albert C．Wedemeyer，Wedemeyer Reports！（New York，1956），pp．81–83． ]
尽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变成战略家的天堂，思想著作多到不可胜数。但在此之前，虽然不乏战略思想传统的存在，但其发展远比欧洲落后则又为不争之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