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基雅维里·第五
作者：钮先钟 ·中国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时代与生平
任何人的思想必然受到其时代背景的影响而绝无例外。马基雅维里（Niccoló Machiavelli）为意大利佛罗伦萨（Florence）人，生于1469年，死于1527年。他的时代是在15世纪到16世纪之间，这个时代在欧洲历史上正是所谓“文艺复兴”（Renaissance）的时代。马基雅维里的思想就是以此为背景，因此，我们必须首先简略说明文艺复兴的意义。 [ 注：“Renaissance”的字义为“再生”或“复兴”，“文艺复兴”为中国早已惯用的译名。虽原文中并无“文艺”字样，但“文艺”二字又还是大致能说明此种复兴现象的内容，所以继续使用也似无不妥。 ]
何谓文艺复兴？在历史上所指的是哪一阶段，其意义是什么？这些问题在学术思想史中又有不少的争论，而且甚至于并无定论。有人认为这个阶段长达300年，即自14世纪到16世纪；但也有人认为应以15世纪中期为起点而以16世纪中期为终点，全长仅为100年。前者也许不免失之过长，而后者又可能失之过短。但无论作何种界定，马基雅维里为文艺复兴时代的人，其思想深受此种时代精神的影响则还是毫无疑问的。 [ 注：Felix Gilbert，“Machiavelli：The Renaissance of the Art of War”，in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ed．by Edward Mead Earl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2），p．16． ]
文艺复兴在历史过程中所呈现者为何种现象？这个问题的答案又必须向较远的历史中去寻找。西方古代文明到罗马即已发展到最高峰，罗马沦亡之后，西方文明即进入冬眠阶段，直到14世纪始有大梦初醒的趋势。此种趋势在此后两三百年内变得日益明显，日益开朗，其影响所及的范围也日益扩大，包括思想、学术、教育、文学、艺术、经济、社会等方面都在内。此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现象为过去千年来所未有，此即所谓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发祥之地为意大利半岛，又是有其历史和地理的原因，可以概分为下述三点：
（1）罗马古文明本是以意大利为基地，虽已时隔千年，但罗马之遗风犹存，尚未完全消灭。
（2）意大利为地中海半岛，与海洋有其不可分的关系，有其天然的海洋文明基础，其具体表现即为国际贸易、商业城市、中等阶级、知识分子。
（3）意大利为东西两个世界的交点，饱受东方文明的冲击，尤其是自从拜占庭灭亡后，该国学人纷纷逃往意大利，给西方文明带来新的血液和生气，正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欧洲学人大量逃往美国，使该国学术水准因而提高的情形非常类似。
从思想的观点来看，所谓“复兴”者，其真实意义又是复古多于创新。至少在最初阶段，倡导文艺复兴运动的巨子大致都是企图以复古为手段来达到创新的目的。他们希望能从西方古代文明中找到对抗中世纪思想毒素的解药。简言之，即主张用人力来战胜天命，用理性来对抗神意。此种“理性至上”的观念实为文艺复兴时代精神的最高表现。这个时代的思想家深信在一切社会生活和人类活动的后面都有其法则（law）的存在，而那是理性所能发现的。从马基雅维里的著作中几乎到处都可以发现此种思想轨迹的存在。 [ 注：邹文海，《西洋政治思想史稿》对于文艺复兴时代有很详细的分析，可供参考，P9．206–228。 ]
马基雅维里出生于15世纪后期，当时西欧的国家，如英国、法国等都已建立统一的王国，但意大利则仍处于分裂的状况。主要的国家有五个：（1）在罗马的教廷国（Papal State），（2）南部的那不勒斯（Naples），（3）亚德里亚海岸上的威尼斯（Venice），（4）北部的米兰（Milan），（5）中部偏北的佛罗伦萨。此外还有若干小国，其名称各有不同，例如自治区、城邦等。这些国家之间时常发生战争，但最终结果又还是维持现状以及彼此间的权力平衡。在这些国家内部，政治情况也不太安定，常有政变或内战发生。马基雅维里之父是律师，他可以算是中等阶级的子弟。自幼好学，尤其对历史研究极感兴趣，这也奠定其一生学术成就的基础。
在其青年时期，佛罗伦萨的政权掌握在属于贵族党派的梅地希（Medici）家族手中，到1494年，经过短期政变，梅地希政权被推翻，改由共和党人执政。1498年，马基雅维里年方29岁，可谓青年才俊，遂受新政府延揽，出任要职，这是其政治生涯的起点。他的官职为佛罗伦萨共和国自由和平十人委员会的秘书（Secretary of the Ten on liberty and Peace）。他所主管的为有关军事和外交的事务。在其从政期间，最大的贡献为在1506年建立了一支小型的民兵部队，并在1509年收复独立已久的比萨城。
可惜好景不长，1512年西班牙的陆军大举入侵，那不是马基雅维里临时召训的民兵所能抵抗的，结果惨遭击败，而梅地希政权也随之而复辟。当然，马基雅维里的政治生涯也随之而结束，一共只有短短的14年。次年，他又受到参加政变阴谋的无稽指控而被捕下狱，但一个月后被释放并准许在国内自由生活。于是他就开始在距离佛罗伦萨城7里远的圣安德里亚（Sant’ Andrea）过着退隐的生活。
在其隐居期间，马基雅维里开始从事于著作，一共完成了 4部名著，并因此而在学术思想史上建立不朽的地位。从千秋万世名的观点来看，他的罢官也许应该可以算是“塞翁失马”。其四部著作的名称、完成时间、出版时间可以列举如下：
（1）《君主论》：原名Il Principe，英文译名为The Prince，中文旧译名亦作“君道”、“人君”、“霸术”等。著作完成于1513年，但正式出版则在1532年，其时已为马基雅维里死后5年。
（2）《李维罗马史论》：原名Discorsi sopra la prima Deca di T．Livio，英译名为The Discourses on the First Ten Books of Titus Livy．常简称The Discourses。中文译名亦可简称《史论》。其著作期为1512年到1517年，共历时6年之久。出版则在1531年。
（3）《战争艺术》：原名Arte della Guerra，英文译名为The Art of War。这也是第一本以“战争艺术”为名的书。著作期为 1519年到1520年。出版于1521年，为马基雅维里在世时所出版的惟一的一本书。
（4）《佛罗伦萨史》：原名listoire Fiorentine，英文译名为Florentine History。著作期为1521年到1525年，出版于1532年。
马基雅维里虽已归隐，但仍不忘情于政治，晚年又逐渐改善其与梅地希政权之间的关系，并一再以顾问身份参预国政，尤其是有关国防的事务。但正当此时，佛罗伦萨又发生政变，梅地希政权再度被推翻，而共和党人则卷土重来，于是马基雅维里的处境遂非常狼狈，并从此断送了东山再起的机会，几个月后就抑郁而死，时为1527年6月21日，享年58岁。 [ 注：Roderto Ridolfi，The Life of Niccoló Machiavelli（Cambridge，1965）为最新出版的马基雅维里传，本书对其生平的简述多取材于此书。 ]
著作与思想
在当前的世界上，马基雅维里之所以受到推崇，主要原因是其在政治思想方面所曾产生的影响。但实际上，他在战略思想史中的地位应该更值得尊重。他把他本人的主观经验转变成为客观分析，深入探索政治权力与军事权力之间的互赖关系，并企图发现普遍原则以解释个别现象。简言之，他是西方最早把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当作学术来研究的人。虽然他并未使用“战略”这个名词，但他的著作可以算是现代战略思想的起点，所以他也可以算是近代欧洲的第一位战略思想家。
马基雅维里的四种著作中只有《战争艺术》在书名上明白显示其与军事有关，因此也就时常引起一种误解，以为其他的书都与军事无关，而是属于所谓“政治”的范畴，此种认知完全错误，应对其作下述两点指正：（1）马基雅维里的思想是一整体，其观念散布在所著各书中。除《战争艺术》之外，其他三书中同样有很多有关军事和战争的议论。（2）照现代名词来解释，所谓战略的范围早已不仅限于军事和战争，而所谓政治者本来也就是战略思想之一部分。在马基雅维里的时代，此种战略定义尚未出现，但他却早已认清军事与政治两种艺术之间有密切关系之存在，实可谓得风气之先。
概括言之，在其政治性和历史性的著作中，战争和军事都时常扮演重要角色。仅由于著书目的不尽相同，所以在表达方式上也就会有所差异。战争艺术对于其军事思想是一种有系统的正面陈述，而其他三书则只作暗示性的解释。前者正式提出军事改革方案，后者则引据史例来批评当时的军事制度。所以，可以说它们是正反相合，相得益彰。要想了解马基雅维里战略思想的全貌，则必须审慎研读其所著各书。现在就对其四种著作再分别介绍如下：
一、《战争艺术》
在马基雅维里的各种著作中，都或多或少可以发现有其战略思想的存在，但有系统的军事著作则只有《战争艺术》一书。这是他有生之日所出版的惟一著作，而且也有证据显示是其本人所可能认为的最重要著作。 [ 注：L．Arthur Butd，“Florence（Ⅱ）：Machiavelli”，in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31），vol．Ⅰ，pp．211–212． ] 战争艺术不仅已成西方的“武经”（military classic），而且在行销上也是一本非常成功的书。在16世纪之内即已发行21版，并陆续译成法、英、德以及拉丁文。其对后世影响之大实不言而喻。 [ 注：Felix Gilbert，“Machiavelli：The Renaissance of the Art of War”，in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ed．by Peter（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6），p．27． ]
这本书的体裁采取对话形式，这也是文艺复兴时代的常用形式。很巧合，与中国武经七书中的《李卫公问对》颇为类似。这本书的内容为有系统地综述和提倡古代的军事组织和战争观念，尤其是以共和国时代的罗马为主要范例。马基雅维里是文艺复兴时代的学者，此种以古例今的推理方式实乃必然趋势。不过，值得称许的是他不仅只是推销陈货而已，更能把古人的智慧加以严密的综合，并予以适当的修改，使其能适应时代改变的要求。
马基雅维里的学问相当渊博，在著书时曾参考不少古人著作，其中最主要的即为维吉夏斯的《论军事》，甚至于有人讥笑他在《战争艺术》中有若干部分简直就是照抄维吉夏斯的原文。尽管如此，马基雅维里还是有其合理的思考和独到的见解，并非只是拾人牙慧，人云亦云。不过，其全书架构的确与《论军事》大致符合，则又为不争之事实。《论军事》共分5卷（篇），《战争艺术》则扩大为7卷，但未把海军的问题包括在内。其各卷内容可以扼要分述如下：
（1）第一卷痛陈佣兵制的缺失和隐忧，力主应以罗马兵团为模范，恢复民兵制（即短期征兵制），并讨论兵源问题。其中有很多意见都是以《论军事》第一卷为来源，此外也以波里比亚的历史为依据。
（2）第二卷所论者为部队的训练、操作、演习、组织等。内容大部分取自《论军事》的第一、第二两卷。
（3）第三卷的主题为战斗序列（order of battle），其重点为对一个模范会战（model battle）所作的描述和讨论。这一卷是全书中最特殊的部分，所引用的古人资料似乎也最少。有人认为本卷可以代表马基雅维里的创见，但也有人认为其灵感可能是以色诺芬所留下的残余古书为来源。
（4）第四卷的主题为战术和将道，马基雅维里除参考了维吉夏斯的第三卷以外，也参考了福隆提纳所著的《谋略》。
（5）第五卷论行军（march）问题，其内容有一部分是取自《论军事》的第三卷。
（6）第六卷论宿营（encampment），马基雅维里对于理想的营地选择有其独特的构想。
（7）第七卷为最后一卷，主题为攻城和设防。这是最为人所诟病的一卷，因为其内容有许多都是完全照抄维吉夏斯的原文。
马基雅维里的《战争艺术》是一本将近五百年前的古书，而其所推崇的模式则更是千余年前的故事。所以书中有许多内容在今天已经只有考古的价值，但又仍有若干论点还是值得重视，而且对后世也能提供永恒的教训。这又可归纳为下述 4点：
（1）马基雅维里对于佣兵制的指责虽不免过火，但概括言之，民（征）兵制对国家安全为较佳的保障，征之古今中外的历史，则又确为不易之真理。
（2）马基雅维里在其书中极端强调战斗（会战）的重要，这是一个值得完全肯定的观念。在思想上也可以算是克劳塞维茨的先驱。他认为“建军的目的即为战斗”，“将军若能赢得会战，则可以抵消其一切过错”，这都是至理名言。 [ 注：所引述之语均见《战争艺术》，第三卷。 ]
（3）马基雅维里非常重视纪律（discipline），认为纪律实为战斗中的决定因素，在其所著各书中（不仅限于《战争艺术》）只要一有机会，就一定会强调纪律之重要。他不仅认为纪律是军事组织的基础，而且更强调纪律也是政治组织的基础。
（4）马基雅维里非常重视步兵，认为任何有适当组织的部队必须以步兵为骨干，而相对地，骑兵则应退居次要的地位。此种观念固然是出自维吉夏斯，但就广义而言，到今天还是正确的。军以战斗为主，而步兵则为战斗的主力。现代军队中非战斗人员太多而步兵则相对减少，实非合理的发展（例如美国陆军）。
马基雅维里之所以要著作《战争艺术》这样一本书，其真正目的似乎还是要想替其军事改革主张建立理论基础，寻求辩护理由。至于他为什么大力提倡军事改革，这又与时代背景有密切关系。意大利半岛自14世纪以来，经济日趋繁荣，于是人民遂日益缺乏当兵的意愿，佣兵制因此而流行，但佣兵并无爱国心，打仗完全是为了赚钱。其结果为对内导致各国分裂，战祸频繁，而对外则又不能对抗强敌的入侵，使人民饱受蹂躏之苦。马基雅维里目睹这样的情况遂认为必须厉行军事改革，以民兵代替佣兵，然后意大利始有统一强盛的希望。所以，他是抱着强烈的民族意识，希望能经由军事改革的途径，来实现民族统一的理想。 [ 注：有关佣兵制的检讨可参阅Michael Howard，War in European History的第二章，《佣兵的战争》（The War of the Mercenaries）。 ]
二、《君主论》
《君主论》是一本小书，但也已成马基雅维里的代表作，只要一提到马基雅维里，就会令人立即联想到《君主论》，二者似乎已经不可分而合为一体。这本书如此受到重视，遂使其他的书黯然失色。然则这一本小书真的那样重要吗？严格说来，《君主论》并非一本有完整组织的书，而近似片断性的语录。全书虽共分为26章，但每章都很短，有的甚至于仅有一节。每章都有一主题，但章与章之间几乎没有太多的关系。全书所讨论的都是现实问题，理论性的分析可以说是相当有限。诚如高斯（Christian Gauss）在英译本引言中所云：“《君主论》并不能使我们了解马基雅维里政治思想的全部。”他又说：“对于马基雅维里可谓不幸，因为这本书是如此迅速地压倒了其他所有著作，而使他的大名完全依赖在这一本书的上面。” [ 注：Christian Gauss，“Introduction to the Mentor Edition”，in The Prince（New American Library，1980），p．12． ]
《君主论》所显示出来的马基雅维里的思想与中国先秦法家思想颇为类似，而尤以韩非子为然。他们都是以“人性恶”的假定为基础，主张只有利害而无是非，统治者必须不择手段来达到其目的。所以，《君主论》的重点是“术”，而不是“学”，过去马君武先生将其译名定为“霸术”实不无理由。 [ 注：邹文海，《西洋政治思想史稿》，p．2．57，注六。 ]
这本书被后世从事政治斗争的人，包括希特勒等在内，视之为不传之秘。但从思想史的观点来评估，则其价值似乎并非如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高。
在这本书中马基雅维里还强调了军事对国事的重要，他说：
所有一切的国家，无论新旧，其主要的基础都是良好的法律（good laws）和良好的军备（good arms）。由于若无良好军备则不可能有良好法律，而有良好军备则又必然有良好法律，所以我现在将不讨论法律而只谈军备。 [ 注：Niccoló Machiavelli，The Prince（New American Library，1980），p．72． ]
由此也就可以显示马基雅维里在其各种著作中是有其一贯的思想。
三、《李维罗马史论》
用现代语言来表示，这本书即为马基雅维里在研究李维所著《罗马史》时所作的读书报告。这是一本相当大的书，花了6年时间才完成，在其著作中居于非常特殊的地位。这又可分两方面来说明：
（1）马基雅维里的其他著作似乎都是有所为而作，换言之，也就是都有其名利上的动机。譬如说，《战争艺术》是为了鼓吹其军事改革方案；《君主论》是准备献给梅地希家族要人罗仑左（Lorenzo）以作进身之阶；至于《佛罗伦萨史》则更是由梅地希大主教（Cardinal di Medici）聘请他写的。只有《史论》一书为惟一例外，那似乎只是发表其研究的心得，换言之，这本书的写作真是为己而非为人。
（2）马基雅维里自幼即对历史研究极有兴趣，而他对于历史的教训也深有体会。所以在退隐之后，即开始进行认真的历史研究，并希望从此种研究中找到治乱兴衰的关键。这又似乎与中国宋代司马温公（光）以《资治通鉴》为书名的动机不谋而合。
马基雅维里以李维所著《罗马史》的前10卷为其深入研究的对象。马基雅维里之所以如此精研李维的《罗马史》，其主因可能是两人的时代虽远隔千年，但在思想上却有心灵相通的趋势。李维曾经这样说：“历史是人生无限经验的记录，在此记录中人们和国家可以找到其模范和警告。” [ 注：见本书第二章。 ] 马基雅维里在其《史论》中也说；“欲知未来应先知过去，古今虽有不同，世界永远不变。” [ 注：Niccoló Machiavelli，The Discoures，Ⅱ，preface，in Allan Gilbert（ed），The Chief Works and Others（Durham，1965），Ⅰ，p．322． ] 所以，他们同样相信历史可以提供在任何时代都同样有效的教训。
《史论》全书分为3卷，第一卷分析罗马的内政，第二卷分析外交和军事，第三卷则分析若干罗马杰出公民对其国家所作的伟大贡献。马基雅维里的全部著作中也许只有《史论》一书最足以代表其治学精神。但因此书篇幅浩繁而所论者又是罗马古史，往往不受世人重视，这似乎适足以表示人类思想的浅薄。
四、《佛罗伦萨史》
这是马基雅维里的最后一部著作，也是官方出资聘请他写的。诚如书名所指明，其内容为论述佛罗伦萨的历史，其范围比较狭窄，叙述也比较琐碎，所以在其所著各书中，《佛罗伦萨史》是一部最不出名的书，也是最不受重视的书。尽管如此，马基雅维里著此书时又非仅只由于受聘之故，遂不得不敷衍塞责。他还是充分表现出其认真的写作态度，而且也还有其自己的目的。这又可分为下述两点：
（1）马基雅维里在其书中详细描述意大利在他那个时代中的分裂衰弱现象，并分析其理由。这又与《史论》中对古罗马强盛理由所作分析恰好形成强烈对比。所以，这两部书是有正反配合的意义，使读者在古今强弱比照之下，得以明了盛衰之理，存亡之道。
（2）马基雅维里在此书中对于15世纪的佣兵战争作了相当刻薄的描述，甚至于故意丑化。这当然是为其军事改革建议增加分量，其所言并不完全公正。他甚至于还慷慨激昂地说：“不杀人，不攻城，不掠地，那又算是什么战争！” [ 注：Niccoló Machiavelli，Florentine History，Book V，Chap．1． ]
综合言之，马基雅维里的著作是有其一贯的思考与逻辑。其惟一的信念即为必须实施全面军事改革，然后意大利始能重振古罗马的雄风，而达到统一强盛的境界。当然，其所能利用的权力基础（power base）又非常有限，只是佛罗伦萨一个小国而已。他的处境的确与中国先秦诸子非常相似，著书立说的主要目的就是希望说服当时的人君（The Prince）接受其意见，好让他能有机会一层抱负，实现理想。
若从战略思想史的观点来看，马基雅维里的最大贡献为他能认清政治与军事实乃一体两面，彼此有不可分的关系。此种观念也正是现代战略思想的主流和焦点。所以，他对于“现代战略思想之父”（the father of modern strategic thought）的尊称实可当之无愧。
根据其著作，可以将其基本观念综合为下述五点：
（1）军事权力为国家（社会）的基础。
（2）良好的军事组织为巩固国家（民族）团结的必要因素。
（3）攻势军事政策有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
（4）军事艺术与政治艺术具有共同的体裁（格局）。
（5）军事组织为社会组织之一部分，前者可以反映后者的品质。
只要与古今中外的历史相印证，即可明白显示上述基本观念是正确合理的。其要点又可简化为下述两句话：建军乃建国之本，强兵为治世之基。
马基雅维里认为国家安全为任何政府的首要考虑。除非军事力量能御外侮，否则任何手段也都不能维持国家的内在安定。所以，政治生活是一种生存斗争，政治制度必须符合军事需要。很容易看出马基雅维里的观念几乎和中国兵圣孙子之言如合符节：“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由于马基雅维里强调兵学谋略之重要，于是也就引起若干误解，在此应加以纠正：
（1）有人认为他有黩武好战的倾向，实乃似是而非。他只是认为战争有时是一种需要，而且不战的后果可能即为灭亡。他引述李维之语：“需要的战争即为正义的战争。”他虽在《君主论》中指出：“除战争及其组织和纪律以外，人君不应有任何其他的目标或思考，也不应把任何其他事物作为其研究的对象。” [ 注：Niccoló Machiavelli，The Prince（New American Library，1980），p．81． ] 但其真正目的不过是强调兵者国之大事而已。
（2）有人认为他主张独裁专制，事实恰好相反。他在《史论》中曾推崇罗马共和国是人类所曾设计的最完美政体。他又指出人民有自治权则将更愿为其本身的权利而战，征兵制与民主政治有其密不可分的关系。他还有一种特殊的见解，认为共和政体之所以有利于安定的维持，是因为它有一种能适应环境的弹性。在《史论》中有一章的标题为“适应环境的需要”，那简直像当代研究比较外交政策的学者所写的文章。马基雅维里这样辩论着说：
共和国要比君主国有较丰富的生命，并享有较长久的好运，因为它比较善于适应复杂多变的环境。民主会比君主有较多的创见，因为一个人若惯于照某种特殊方式行动，则也就会永不改变……所以，一旦时代改变，不再符合他的方式，他也就必然会失败。 [ 注：Niccoló Machiavelli，The Discoures，Ⅲ，p．9． ]
（3）有人认为他提倡阴谋，有违道义，这更是幼稚的批评。孙子说，“兵者诡道也”，在战争领域中必须包括阴谋诡计在内，实乃自然之理。马基雅维里认为战争是生存斗争，任何手段都可容许，一切善恶荣辱都不在考虑之列。他也认为将道不仅限于军事行动，还应使用各种手段来欺骗敌人和打击其精神。若说马基雅维里为现代心理战略的先知者也许是夸大其词，但他的思想代表一种新的途径则确为事实。 [ 注：Felix Gilbert，“Maehiavelli：The Renaissance of the Art of War”，in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1952），p．14． ]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马基雅维里的思想中又确有若干特点，值得在此加以综述：
（1）在他的著作中有两个字非常重要，而且经常同时出现。一个字是“virtù”（英译virtue，中译美德），另一个字是“fortuna”（英译fortune，中译幸运）。对于这两个字，他都有其特殊解释。前者为构成有效军事和政治领导的一切必要素质，换言之，即为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所谓的天才。其内容包括机智、敏锐、勇敢、果断、决心、创造力等因素都在内。后者为不可知和不确定的因素，包括机会、偶然、意外、运气等在内。简言之，前者为人力而后者为天意。所谓人生即为“virtù”与“fortuna”之间的斗争。马基雅维里认为：“天命也许能主宰人事的一半，但另一半却是我们自己可以控制的。” [ 注：Niecolo Machiavelli，The Prince（New American Library，1980），p．120． ] 此种说法实与中国宋代欧阳修在其《五代史·伶官传序》中所云“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如出一辙。
（2）马基雅维里之所以相信人力可以抗衡天命，也就是对人类的理性和智慧寄予高度的希望。他认为凭借此种武器，人能够克服和消除机会和运气（chance and luck）的领域。这又并非一种浅薄的乐观主义，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结论。他认为在政治和军事的领域中都必须有远见（foresight），对未来必须有计划和准备，对于目的和手段都必须作合理的评估，对于各种不同的因素都必须作精密的计算。此外，领袖必须重视专家的意见和情报的搜集。在平时就应广结善缘，然后在紧急时始能获得同盟国或友邦的支持。计划和行为又必须随着环境的改变而作必要的调整。换言之，必须保持充分的弹性。马基雅维里曾一再警告领袖不可采取不彻底的措施（hall–way measure），中间路线（middle course）往往两面不讨好。当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就应立即行动而不可犹豫迟疑。政治家和将军都必须掌握主动，而不可只是对他人的行动和压力做出反应。攻击必须猛烈而具有决定性，不过在发动攻击之前又必须确保我方的安全。而一切成败的关键又还在于先知。简言之，马基雅维里把战争和政治视为一种心智问题（intellectual problem）来求解。尽管当时尚无战略名词之存在，实际上，此即战略思考的起点。 [ 注：在马基雅维里所著各书中，对于这些观念曾一再加以阐述，所以毋需列举。 ]
（3）马基雅维里非常重视军事权力，但比较轻视经济权力，非常重视心理因素，但比较不重视物质因素。其《史论》中有云：“金钱并非战争的筋肉（sinews of war），虽然通常都被人认为是如此。……在战争中保证成功者不是黄金，而是精兵。” [ 注：《史论》，第二卷，第十章。 ] 当时有人批评他是书呆子，不识时务。事实上，他并非认为财经问题不重要，而是因为当他眼看着像佛罗伦萨和米兰等意大利城邦，虽拥有大量财富，但既不能安内，又不能攘外，遂使他不禁深有所感。他认为经济过分繁荣，人民过分讲求福利，足以使社会风气败坏，民族丧失战斗精神，于是国家的衰颓遂可指日而待。在当前经济挂帅，向钱看齐的时代中，马基雅维里的警告实足以发人深省。
（4）当马基雅维里著书立说之时，战争的旧有形式正在改变，主要原因是火器已经逐渐被引进战争。但马基雅维里对此一重要新趋势，不但不重视，反而还故意藐视。在《战争艺术》（第三卷）的“模范会战”中，他只让炮兵在两军接触之前发射一次；在《史论》中更指出：“指挥官若能依赖步兵，并遵从古法，则火炮将变得完全无用。” [ 注：（史论），第二卷，第十七章。 ] 而正当此际，火器又早已在战场上展示其威力，所以，思想敏锐，强调远见的马基雅维里对于此种新技术的发展，居然会如此漠视，实令人感到不可思议。阿曼（Sir Charles Oman）曾作尖锐的评论如下：
对于其在军事领域中作为先知者（Prophet）的声誉可谓非常不幸，因为其所作的一切建议都与战术和组织在 16世纪后期的实际发展丝毫不发生关系。……他认为炮兵仍将继续不值得重视，……其所作的预言几乎无一不大错而特错。 [ 注：Charles Orman，A History of War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London，Methuen and Co．，1937），p．93． ]
不过，从思想史的观念来观察，则马基雅维里的态度又并非不可解释。至少到18世纪为止，西方军事思想家几乎都不重视技术因素，甚至于连克劳塞维茨也不例外， [ 注：Michael Howard，“The Forgotten Dimensions of Strategy”，in Foreign Affairs（Summer，1979），pp．975–986． ] 他们都有一种共同的认知，相信战争的性质和形态不会改变，因此，历史的教训才会具有永恒的价值。所以，马基雅维里自不可能承认火器的发展将会动摇其全部理论体系的基础。
马基雅维里与后世
马基雅维里的著作完成于16世纪前期，到今天已将近500年，在如此长久的时间之内，其对后世的影响，以及后人对其评价，都是非常有趣味而值得研究的问题。现在就选择若干在战略思想史具有重要地位的人物，来分析其所受影响以及其所曾作的评论。
概括言之，马基雅维里著作中影响力最大的是《战争艺术》和《君主论》二书，至于其他二书则只受到少数人的重视。从 16世纪到18世纪，《战争艺术》在欧洲被视为武经，受到广泛的研读和高度的评价。其再版次数的频繁可为明证。《君主论》虽受到统治阶层的重视，但并未像《战争艺术》那样畅销。到19世纪，情况开始反转，《君主论》日益受到推崇，变成马基雅维里的代表作，而《战争艺术》则逐渐在人们记忆中消失，现在几乎很少有人知道这本书的内容了。
对于西方世界在17世纪时的“军事革命”（military revolution），马基雅维里的最大贡献即为他所提倡的以罗马兵团为范式的军事组织观念。当纳索的毛里斯（Maurice of Nassau）在荷兰创办军事学校时，即曾以《战争艺术》为主要教材。这也是近代西方军事教育的起点。当时欧洲各国贵族子弟都纷纷前往荷兰留学。有一位未来的大人物是毛里斯的再传弟子，即三十年战争（1618–1648）中大显身手的瑞典古斯塔夫大王（Gustavus Adolphus the Great）。他建立新军制时，特别重视铁的纪律，可以说他深受马基雅维里的影响。 [ 注：Gunther E．Rothenberg，“Maurice of Nassau，Gustavus Adolphus，Raimondo Mon tecuccoli and the ‘Military Revolution’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in Makers Modern Strategy（1986），pp．32–65． ]
三十年战争之后，首负盛名的理论家为傅纳德（Chevalier Folard，1669–1752），虽曾引述马基雅维里的著作，但却认为《战争艺术》近似抄袭，不能算是不朽之作。 [ 注：Jean–Charles Folard，Historie de polybe（Amsterdam，1774），vol．1，p．222． ] 不过，他的高足，鼎鼎大名的沙克斯元帅（Marshal Maurice de Saxe，1695–1750）则似乎不同意其见解。沙克斯在其名著《我的梦想》（Mes reveries）中所发表的观念可以说是和马基雅维里颇多类似之处。例如：主张采取征兵制，重视纪律和精神因素，并认为罗马兵团是一种理想军事组织模式，只需略加修改，即能适应时代的变迁。 [ 注：Maurice de Saxe，Mes reveries in Roots of Strategy（Military Service Publishing Co．，1940），pp．189–300． ]
18世纪后期，欧洲名将首推普鲁士的菲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1712–1786）。他非常敬佩马基雅维里，并把《战争艺术》视为一本“心爱的书”（favourite book）。 [ 注：Maurice J．D．Cockle，A Bibliography of Military Books up to 1642．（The Holland Press，1957），no．12． ] 在菲特烈本人的著作中几乎到处都可以发现其深受马基雅维里影响的证据。我们甚至于可以说他就是马基雅维里心目中的理想君王（the Prince）。
菲特烈之后自然就要说到拿破仑。他不仅对马基雅维里推崇备至，而且更曾饱读其著作。他尊重《战争艺术》，曾对《君主论》发表评论。当他进行战役时常携带着《史论》，而且还曾对《佛罗伦萨史》作一大纲（outline）。无论在其宫中或随营图书馆中，都备有各种不同版本的马基雅维里著作，以便可以随时参阅。拿破仑所重视者为一般原则而非技术细节，他对战争为政治工具的看法与马基雅维里不谋而合。他也同样重视会战、攻势、主动、欺敌、纪律等观念。最后，他们也同样认为领袖成功的要件为远见、慧眼、勇气、精力等。 [ 注：Neal Wood对《战争艺术》（Da Capo Press，1965）所作的导言（Introduction）中对于拿破仑与马基雅维里的思想关系有详细的说明，可供参考。 ]
除拿破仑以外，同一时代的其他军事思想家大致也都推崇马基雅维里或深受其影响。比拿破仑略早一点的吉贝特（Comte de Guibert，1743–1790）在所著《战术通论》（Essai general de tactique）中有许多意见都与马基雅维里相互平行，而这本书也是拿破仑所非常欣赏的。圣西尔元帅（Marshal Gouvion–Saint–Cyr，1764–1880）是拿破仑手下的大将，并曾获“军事天才”的赞誉。他把马基雅维里的著作定为必读书。与拿破仑在军校中同班的卡林尼沙（Colonel Carrion–Nisas）是著名军事史学家，他将马基雅维里与波里比亚相提并论：波里比亚为希腊与罗马之间的桥梁；马基雅维里则为古代军事世界与近代军事世界之间的桥梁。而主编《军事大辞典》（Dictionnaire de l’armee de terre）的巴丁将军（General Bardin）更相信不读《战争艺术》即无异于不曾受过军事教育。 [ 注：同上。 ]
19世纪前期两大师，约米尼和克劳塞维茨，对于马基雅维里又曾作何种评估？令人诧异的是约米尼虽对沙克斯推崇备至，但在其著作中几乎从未提及马基雅维里。不过，事实上，他的思想有许多部分与马基雅维里也很接近。至于克劳塞维茨则不仅曾读过马基雅维里的书，而且还称赞他“对于军事问题具有非常合理的判断”。 [ 注：Karl von Clausewitz，Principles of War（Military Service Publishing Co．，1942），p．12．} ] 不过，克劳塞维茨还是批评马基雅维里有食古不化之嫌：“其受古代战争艺术的影响太大，不仅在精神方面，甚至于包括所有一切形式都在内。” [ 注：Peter Paret，Clausewitz and the State（Oxford，1976），p．176． ]
在此还应顺便说明马基雅维里在美国的影响。美国开国元勋之一、第三任总统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在其图书馆中曾藏有马基雅维里的著作。当1812年战争爆发时，曾激起美国人研究战争的兴趣，于是在1815年遂有美国版的《战争艺术》出现，这也是马基雅维里的著作首次在美国印行。 [ 注：Felix Gilbert，“Machiavelli”，in Maker of Modern Strategy（1952），p．19． ]
从19世纪中叶开始，马基雅维里作为政治思想家的地位日益受到尊重，这又与时代背景有关。19世纪是民族主义的世纪，所有的思想都受到民族主义的影响，所有的历史都是根据民族主义的观点来写作。于是马基雅维里以其作为民族主义先知者的身份，其受推重也自为必然之势。尤其是在其故乡意大利，当《君主论》出版时，对实际政治可谓毫无影响，但到 19世纪意大利完成统一后，在其诞生400周年纪念时（1869），其国人在其墓前纪念碑上这样写道：“对于这样的伟人没有任何称赞是适当的。”（Tanto Nomini Nullum par Elogium，英译为For so great a name no praise is adequate） [ 注：见Christian Gauss，“Introduction” of the Prince，p．19． ]
从此时开始，不仅从事实际政治活动的政客都以马基雅维里的门徒自居，而政治理论家和历史学家也莫不深受其影响，甚至于马基雅维里主义（Machiavellism）也已成流行名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受到冷战的刺激，“国际关系”在学术界成为一种公认的学域，现实学派则是在20世纪50年代最早形成的学派，马基雅维里也就成为他们心目中的祖师爷。此种发展又岂是马基雅维里本人所能料及？
作为本章的结束，我们对于马基雅维里又应该如何作一总评？前辈浦薛凤教授在其所著《西洋近代政治思潮》中有一段话似乎非常恰当，现在就引述如下：
心细如发，胆大如天，发人之所未发，言人之所不言，双手推倒中古思想之内容、方法与精神，而创造一个新时代，弃帝国梦想而抱族国希望，虽其言论之真意迄今尚多误会，虽其学说之价值今日尚有人怀疑，而其创造与重要则莫敢否认。 [ 注：浦薛凤，《西洋近代政治思潮》商务印书馆，上册，p．12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