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汉相争的战略分析·第三
作者：钮先钟 ·中国
出自————《历史与战略》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引言
研究战略必读历史，诚如克劳塞维茨所云：“战争史不是一本模范书，但能扩大学者的眼界和增强其判断能力。”换言之，历史给我们的不是知识而是智慧。从这个观点来看，即令是很古老的历史，对于我们当前的问题研究也还是能够有很大的贡献。我国历史长达五千年之久，其中充满了智慧，对于研究战略的学者来说，真大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之感。值得研究的史实和可以吸取的教训不胜枚举，只看你自己会不会用心而已。诚然，古代历史也许记载比较简略，有时不免会有矛盾和错误，但对于战略的研究并无太大的妨碍，尤其我们所重视的是总体而非细节，所以更是如此。
从战略研究的观点来看，我国历史上有两个阶段可以算是“黄金时代”，也就是在这两个时代中战略家可谓人才辈出，有极杰出的表现，不仅值得欣赏，而且也可供式法。这两个时代是：(1)秦楚之际；(2)三国初期。它们之间又有一个显著差异：前者是人才集中，所以终于形成统一之局；后者是人才分散，所以结果遂为三国鼎立。本文拟就总体战略的观点来分析楚汉相争的经过，并替“为什么刘邦能击败项羽？”这个问题提供答案。作者不是史学家，也无意做考据的工作，只是想利用这一段故事来作为战略研究的例证而已。
秦之灭亡
所谓“秦楚之际”，照太史公的解释就是从秦之灭亡到汉之统一之间的阶段。秦的灭亡为公元前207年。楚汉元年是公元前206年，垓下之战在楚汉五年(前202年)，到此这个阶段即告结束。在谈到楚汉相争的经过之前，应先说明此种局势形成的原因，因此必须从秦之灭亡说起。
秦始皇在二十六年(前221年)统一天下，他立即采取各种措施来巩固其大帝国的统治，但是统治远比征服困难。尤其是古代，由于交通工具的缺乏，要想有效地统治一个大帝国更是非常不易，往往是离心力大于向心力，只要中央政权一减弱，分裂之势马上就会形成。秦始皇死于三十七年(前210年)，一共只有10年的时间供他使用，所以不管他有如何的雄才大略，在其有生之年，还是不能完成安内攘外的伟业。他死之后，由李斯、赵高拥立其12岁的次子胡亥为二世皇帝，很显然是不足以继续控制局势，于是革命的时机遂开始出现，只等有人来点火即可燎原。
几乎已成历史的通例，最初点燃革命火种的人往往是小人物，而其行动也往往出于偶然，陈胜、吴广不过是一个例子而已。秦二世元年(前209年)，一群被征发戍边的壮丁约900人，行宿在靳县(今安徽宿迁)大泽乡，由于天下雨路不通而误期，照秦朝的法律都要被斩首，于是在陈胜、吴广(他们的屯长)领导之下，死里求生而发动叛变。这可以说是一个纯粹的偶然事件，但是革命之火一触即发，蔓延得极快。许多地区都分别发生抗秦复国运动。这些领导革命的初期人物，背景非常复杂，但他们有一共同目标，那就是推翻暴秦的统治。
在革命军中有一支比较坚强的部队，那就是由项氏领导的楚军。项家在楚国是一个军人世家(项氏世代为楚将)，陈胜起事时曾以楚将项燕为号召，可以证明项家有相当的威望和势力。项梁是项燕之弟，项羽(藉)是项燕之子，他们叔侄率领的八千子弟兵似乎可以算是一支劲旅。项梁颇有领袖之才，项羽虽然是大少爷出身，但才气纵横，天赋很高，尤其是武艺超群。在这里要特别说明一点：古代的会战中，主将的武艺和勇气是一个极端重要的因素，项羽之所以能七十二战，战无不胜，这是主要原因。不过他的大少爷气质是一个很大的弱点，也构成其失败的主因。
另外还有一支较小型的兵力也很特殊，那就是刘邦的部队，他所率领的也是子弟兵，因刘邦来自沛县所以自称沛公。他的特点是一起兵就有很好的助手。萧何、曹参、樊哙是最初追随他的人，不久又获得张良的协助。张良是韩国的世族，社会地位很高，但他对刘邦不仅效忠而且佩服，他和其他的人讨论战略，那些人都不懂，只有刘邦一听就懂，非常投机，所以他说“沛公殆天授”。刘邦是真正的平民出身，不受传统贵族思想的影响，这也是他的特长之一。
秦二世二年(前208年)，秦将章邯先后击败了陈胜、吴广以及齐魏两国的兵力，但遭遇到从南方北伐的楚军后却三战三败，这足以证明楚军实力的坚强，与其他乌合之众大不相同。但当项梁进围定陶时，因骄轻敌，遂为章邯所袭杀，秦军势力复盛。章邯以楚不足虑，乃还军击赵，围张耳与赵王歇于巨鹿，这样就导致了项羽所指挥的第一次大会战，即所谓“巨鹿之战”。
在此以前，项梁因听从范增之计，立楚怀王孙心为王，也号称楚怀王(换言之，祖孙用同一王号)，以此作为一种政治号召。因为项氏世代为楚将，采取这种措施也是非常自然。过去有人批评作为政治号召，似乎应立周室之后才对，这种说法是完全不明历史，因为到战国时，楚早已成为独立国家，楚人根本不承认周室的主权。以后，诸侯又奉楚怀王为共主，不过事实上，军权还是抓在项梁手中，前者不过是一个傀儡而已。等到项梁败死，楚怀王遂想乘机掌握实权，于是派了一位文人战略家宋义为上将军，并赐以尊号叫做“卿子冠军”，去北上救赵，项羽继续统率的项梁旧部也都由他指挥，此外又派刘邦西略秦地以为呼应。为了激励士气，又约定诸将有先入关中者即为关中王(先入关者王之)。
不幸宋义只是徒负虚名，他到了安阳就踌躇不进，天天置酒高会达46日之久。于是项羽一怒之下，遂杀宋义夺其军。此时项羽表现出惊人的神勇，命令部队破釜沉舟，有进无退。楚军莫不以一当十，大败秦军。巨鹿一战奠定了项羽作为“西楚霸王”的心理基础。但这一战虽为战术上的杰作，却未能发挥战略上的作用。项羽在战胜后，不迅速进入关中，却花了6个月的时间去围困章邯于棘原以迫使其投降，结果遂坐令刘邦首先进入关中，并在公元前207年冬10月接受秦王子婴的投降。秦帝国正式灭亡，接着就展开楚汉相争的序幕。
刘邦入关
刘邦能够赶在项羽的前面首先进入关中，对于楚汉相争的成败是一个关键性的因素。假使不是如此，则结果如何就很难断言。当项羽降章邯之后，始知刘邦已用张良之谋，从武关攻入关中，并已在蓝田与秦军交战。同时赵高也已杀秦二世，另立孺子婴(也是始皇之子)为王，并取消帝号，正式向起义军求和。项羽以为刘邦兵不满万，必不能攻入咸阳，必须等他的大军来到，始能完成亡秦的大功。所以他还是一点都不紧张，不料天下事往往出人意料，秦王子婴突然杀了赵高并向刘邦投降。
刘邦兵不血刃地进入咸阳，见宫室之美便很想留居下来大大地享受一番。幸有张良和樊哙力谏，他才封存秦重宝财物府库，退出咸阳，还军灞上以等待诸侯联军的到达。萧何则乘机先收秦丞相府的各种资料，这一行动对于尔后的战争有非常重大的关系。萧何因此而掌握全国各地地略形势、户口和物资数量等等资料，于是也就能够有效地动员各种资源以支援消耗战，遂使汉军终能愈战愈强而获得最后胜利。
刘邦还立即采取措施来争取人心。他人关之后就公开宣布：“父老苦秦苛法久矣……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吾所以来为父兄除害，非有所侵暴，无恐。且吾所以还军灞上，待诸侯至而定约束耳。”他又使人与秦吏到各县邑安抚人民，于是秦民大悦。
这一文告措辞非常得体，可以当作政治战的范例。其重点有三：(1)说明他是预定的关中王，并向人民宣布其合法地位；(2)尊重人民的愿望，因为父老苦秦苛法久矣，所以他将采取最简单的统治方式；(3)说明他还军灞上的理由，并声明无所侵暴，以表示其清白。换言之，透过这一文告，刘邦也就与关中人民建立了一种合法的统治关系，这对以后战争的发展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刘邦之所以能如此从容部署，都是出于项羽之所赐，假使项羽在巨鹿之战以后，即迅速挥军西进，则刘邦根本不可能有“吾当王关中”的机会。
当项羽将王诸侯兵力西入关中时，以秦降卒众多恐其为变，乃密令诸军在新安夜袭秦降卒营，坑其众20万人，只留下秦降将章邯、司马欣、董翳三人。大军进入函谷关之后就驻在鸿门，与刘邦军相隔40里。接着就是“鸿门宴”这一段高度戏剧化的插曲。因为张良与项氏家族有深厚关系(尤其与项伯关系密切)，同时对于项羽的心理有微妙的了解，所以才能化险为夷，平安度过这次危机。
项羽完全是以征服者的姿态进入咸阳，与刘邦的解放者姿态恰好成一强烈对比，所以在人民的眼中也就产生了非常恶劣的印象。他屠杀无辜的人民，杀秦降王子婴，烧阿房宫，火三月不熄，他还将所有的宝货宫女都收为已有。接着他又故意违背楚怀王的约言，把关中之地分给三降将——雍王章邯、塞王司马欣、翟王董翳，这也就是所谓“三秦”——而把汉中之地分配给刘邦，称其为汉王，并且勉强地解释汉中也是关中的一部分。同时又大封天下诸侯，但这种分配也有欠公平，与他有关系的人都分得较好的地区，而那些六国旧部则只分得较差的地区。项羽本人自称西楚霸王，占据一块相当大的地盘，以彭城(徐州)为都，并尊楚怀王为义帝但又把他徙置江南(最后还是把他杀掉)。
从上述的事实看来，项羽几乎完全不懂战略，他的行为无一不违反战略的原则。他给人的印象是一位完全不讲理的大少爷，一切都照自己的好恶来安排而不考虑后果。所以大封诸侯的结果是天怒人怨，许多人都感到不满意，只是慑于他的淫威而不敢表示反对，只要一有机会马上就会群起而攻之。项羽对于政治更是完全外行，他对于秦朝遗留下来的帝国应如何统治，不但没有计划，而且也根本没有考虑。他的头脑还是停留在战国时代，他只想恢复过去的旧观，而不知时代已经改变。
汉初三杰
所谓“汉初三杰”就是萧何、张良、韩信。尽管帮助汉高祖得天下的功臣人数很多，但这三人却是最杰出的。诚如刘邦本人所作的评判：“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人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
《史记》说萧何是“刀笔之吏”出身，碌碌无奇似乎是一个很平凡的人，实际上，他是大智若愚。这个人有高度的智慧和远见，而且论功行赏他也应居第一位。萧何一入关就去搜集秦政府的一切统计资料(已见前述)，在当时可算是代表超人的智慧，同时也奠定了最后胜利的基础。
当项羽决定把汉中分配给刘邦时，因为汉中是放逐罪囚的恶地，所以刘邦抑制不住怒火，要与项羽一拼生死。萧何却能保持冷静，极力劝阻。他说：“虽王汉中恶地，不犹愈于死乎？今众(数量)弗如，百战百败，不死何为？……且汉中古称天汉，周所兴也。愿大王王汉中，养其民以致贤人，收用巴蜀，还定三秦，天下可图也。”刘邦遂终于恢复理智，接受汉王的封号，同意前往汉中。
上面这段话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含义，现在就略加分析如下。(1)国家大事必须诉之于理智而决不可诉之于感情。尤其是在劣势之下，绝对不可轻举妄动。孙子的明训“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愠而致战”是永远正确的。(2)战略的考虑应该是纯理智的，但人却是感情的动物，即令是最理智的人有时也会感情冲动，尤其是所谓“当局者迷”，因此就必须依赖“旁观者清”。刘邦的最大长处就是他的心灵极有弹性，能够察纳雅言而不固执己见。(3)退守汉中并非消极无为，萧何这样简单的几句话已经把所应采取的步骤完全勾画出来，即首先利用汉中的资源尤其是要网罗人才，其次利用巴蜀的资源以扩大权力基础，最后还定三秦以争天下。这种大计划的确曾付诸实行，而主持其事的人也就是萧何。
其次就要谈到张良。这个人的确有一点神秘，他是韩国的贵族，与项家有深厚的友谊，但却效忠刘邦。反而言之，刘邦对他也极为尊敬，只要看上面引述的那一段话，就可以知道刘邦做了皇帝之后还很客气地称他为“子房”，而不像对萧何、韩信那样直呼其名。另一方面，项羽对他所说的话似乎也非常相信(其事见后)，尤其是他往来于汉楚之间非常自由，好像闲云野鹤一样，真令人有莫测高深之感。
秦二世二年六月，项梁立韩成为韩王，以张良为司徒(内政部长)，但张良却一直以这个身份追随刘邦，所以也就始终居于客卿的地位。楚汉元年(前206年)四月刘邦前往汉中就职，张良也随行。张良同时建议在进入汉中之后即烧绝栈道以示无东还之意。本来项羽还不太放心，曾使卒3万从之(即派了这样大的兵力监视刘邦的撤退)，现在便解除疑虑而开始疏于防范。
张良到汉中之后，又辞别刘邦返回韩国。此处必须说明，项梁虽立韩成为韩王，但项羽却始终把他羁留在彭城不让他就职。因此张良归韩实际上是前往彭城并留在那里(也许韩国还有一个流亡政府，不过韩成最终还是被项羽所杀，张良可能因此才与项氏完全绝交)。张良的归韩对于刘邦而言无异于是派遣一位极有地位而智慧又最高的内线驻在敌人的统帅部中。这真是完全符合孙子所说的“以上智为间”的原则。张良初抵彭城即说项羽“汉王烧绝栈道，无还心矣”，因为此话出于张良之口，也就使项羽深信不疑(关于张良的故事暂时说到这里为止，以后还要再提到他)。
三杰中的最后一位是韩信，其出身与际遇又完全不同。他可能也是贵族世家(漂母曾称他为王孙)，但早已降为平民。他最初加入项梁的部队，以后在项羽军中当一名中级军官(郎中)，数进奇策而羽不听，遂转投刘邦并随赴汉中。因偶然的机会得与萧何谈话，结果萧何大为赏识，称许他是“国士无双”。
萧何向刘邦推荐，但刘邦并未接纳(可能是因为初到汉中，一切都乱糟糟的，无暇考虑及此)，于是韩信决定离开汉中另谋出路。萧何知道之后立即亲自去追赶，终于把韩信留住，这就是评剧中“萧何月下追韩信”的本事。因萧何追韩信时来不及报告汉王，于是有人去告诉刘邦说萧何逃走了，后者大惊如失左右手。一两天后萧何回谒汉王言往追信。汉王骂曰：“诸将逃者以十数，公无所追，独追韩信，诈也。”萧何回答说：“诸将易得耳，韩信国士无双。必欲长王汉中，无所事信，必欲争天下，非信无所与计者，顾王策安决耳？王计必欲东，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终逃去耳。”刘邦说：“吾为公以为将。”萧何说：“虽为将，信必不留。”刘邦说：“以为大将。”萧何说：“幸甚！”接着他又要求设坛拜将以示郑重并增强韩信的威望，刘邦都同意照办。于是“胯下王孙”才一跃而为汉军的总司令。
上面这段故事假使不是历史上有记载则我们简直不敢相信它是真的。萧何推荐韩信要比鲍叔推荐管仲，罗恩推荐俾斯麦更为难得。因为鲍叔与管仲，罗恩与俾斯麦都是旧交，相知已深，而萧何与韩信不过是萍水相逢，仅凭一次接触就断定其国士无双，而敢于负责推荐他担负如此重大的任务，足以证明萧何的胆识真是古今独步。同样地，刘邦的度量也是人不可及，他仅由于萧何的坚持就决定用韩信为大将，而他本人甚至还未与韩信交谈，这种魄力也是少见的。这些故事都有传奇的味道，但历史却的确如此，历史上有许多事情似乎都是出于偶然，而且很难解释，甚至只好归之于天意。
韩信出任大将之后，第一项工作就是要对当前的情况作一个全面的评估，这是他上台后的第一炮，他能否真正获得刘邦的信任也在此一举。他这篇文章做得相当精彩，可以供后世参谋总长当做范例。他首先向刘邦提出一个问题，要他自己说他与项羽比较谁的本领高强。刘邦感到很狼狈，默然良久才回答说：“不如也。”韩信这一着非常重要，他首先要破除刘邦的心理障碍，使他能接受真正客观的分析。韩信对于刘邦的回答非常满意，遂拜贺曰“惟信亦以为大王不如也”，这完成了“知己”的方面，现在就要进到“知彼”的部分。
韩信首先根据他个人的观察(臣尝事之)，指出项羽在性格上的两大弱点：(1)匹夫之勇；(2)妇人之仁。他虽然勇敌千人但不能任属贤将；他虽然恭敬慈爱，但对有功者不肯给予适当的奖赏。这的确是项羽的致命伤。其次他又列举项羽在政策上的错误：(1)不居关中而都彭城；(2)不尊重义帝；(3)对于诸侯封地分配不公平；(4)所过无不残灭，天下多怨。根据以上的分析，韩信遂作结论说：“其强易弱。”
现在就要进一步，提出我方的战略构想。韩信首先说明总原则，即“反其道”而行，然后再大概分为三点：(1)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诛？(2)以天下城邑封天下功臣，何所不服？(3)以义兵从东归之士，何所不散？换言之，就是多方面利用政治、经济、心理因素来瓦解楚军使其自动崩溃。
以上所云是大战略也是远程计划，紧接着韩信遂更进一步说到近期计划，也就是“还定三秦”的作战，来作为其评估的总结。他肯定地指出对汉王有利的因素：(1)三秦王都是秦将，秦人子弟牺牲惨重(尤其在安阳被坑杀20万人)，所以父老对他们恨入骨髓；(2)汉王入关时所采取的措施与项羽形成强烈对比，而且其应王关中又有合法的根据，所以人民都希望他回去。根据这两点来判断，韩信遂认为“今大王举兵而东，三秦可传檄而定”。
刘邦有了韩信如虎添翼，于是他开始积极准备发动还定三秦的作战，根据历史的评述，我们至少可以认清一点，就是“知”的重要，孙子在其书中对此曾一再强调。为什么会成功，主因是知；为什么会失败，主因是无知。汉初三杰的最大贡献都可以用一个“知”字来说明。萧何抢到了秦朝的全部资料，所以能知天下事，他的推荐韩信，更表示有知人之明。张良与韩信都是“知敌之情者”，尤其是他们对项羽的个性有深切的了解。孙子说：“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萧何、张良、韩信三个人加在一起，使刘邦方面几乎达到这样的标准。
还定三秦
楚汉元年(前206年)二月，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并同时大封天下诸侯，建立亡秦之后的第一轮国际秩序。刘邦被封为汉王，以汉中为其领土，而照法理说应属于他的关中却分给三位秦降将，即雍王章邯，都废丘(今兴平市)，塞王司马欣，都栎阳(今临潼区东北)，翟王董翳，都高奴(今延安市)，他们合称为关中三王，其领土也总称为三秦。汉王都南郑，其辖区从汉中到巴蜀(四川)，但实际上，后者还只是一个半开发的地区，所以其权力中心是在汉中，换言之，也是在陕西省内，与三秦(关中)之间隔着渭河与秦岭。秦岭是一道绵长而险峻的山脉，形成双方之间的一道主要障碍物。
四月间，诸侯都分途赴国，项羽本人也东归彭城(徐州)，刘邦接受萧何的忠告，忍忿启程前往汉中，但心里却早已立下待机还定三秦、再出关与项羽争天下的决心。不过，以全盘形势而论，楚强汉弱实乃不争之事实，如何能转弱为强，并最终能获得胜利，则主要是有赖于战略的运用。所以，刘邦以后亲口向项羽所说的话，“吾宁斗智不斗力”，也正是这场战争中决定胜负的总关键。概括地说，刘邦之所以终能击败项羽，那完全是战略的胜利(本文对于“战略”采取广义的解释并非仅限于作战)。
刘邦进入汉中之初，就采取了两项措施：(1)烧绝栈道以示无东还之意；(2)送张良归韩，实际上是前往项羽的都城(彭城)。这两项措施都是战略运用，是属于心理战和政治战的范畴，主要目的是要使项羽相信刘邦对于他的霸权已经不再构成威胁，至少在可以想见的将来是如此。张良与项家有很深厚的世交，尤其是项羽对他很信服，他一到彭城就对项羽说：“汉王烧绝栈道，无还心矣。”由此即可明了这两项措施的配合及其效果。
刘邦到汉中之后，最大的一项收获就是获得韩信这样的将才。韩信在作战战略方面真可以说是旷代奇才，和古今中外任何名将相比都绝不逊色。他的作战与李德哈特所说的“间接路线”是若合符节，汉高祖之所以能得天下，韩信之功不亚于萧何和张良，后人称之为“汉初三杰”是一点没有过誉。(本文分析以大战略为主，对于作战细节不拟详述，下章再专论韩信的作战战略。我国古代史书对于战争的作战方面记载每嫌简略，但太史公对于韩信却似乎是一个例外。仅凭《史记》的记载，我们也还是可以领略到淮阴侯的将道精华。)
在萧何与韩信的辅佐之下，刘邦在汉中积极准备发动还定三秦的作战，到八月间就开始出兵；假定他是四月才到汉中，其间相隔不过四五个月，其行动真可以说是相当迅速。当时，汉王所采取的部署大致有如下述：
1、丞相萧何留守汉中，镇抚百姓，并收巴蜀租税，以供军食。这项工作非常重要，若无萧何这样经国之才，则刘邦绝对不可能劳师伐远。后方的安定和持续的补给为长期消耗战中制胜的主要因素。
2、将军曹参，率郎中樊哙等为前锋，兵力约数万人。精确数字不可考，但可能为3万人左右，其中一部分应为骑兵，而樊哙则为汉军中的勇将。
3、大将韩信，率将军周勃、太仆夏侯婴、中谒者灌婴、右骑将傅宽、骑都尉靳歙等，统兵约10万，为本队。汉王在本队与韩信同行。
从以上的记载看来，可以知道古今用兵之道是大致相似，同时也知道刘邦的兵力是相当有限，总数可能不超过15万人，如果不是依赖卓越的战略，实在很难有获胜的机会，
明修栈道？
还定三秦的作战是以传统的“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为起点。这两句成语几乎是人尽皆知，甚至有时也被引喻失义。但历史上并无“明修栈道”的记载，所以最多只能说是想当然耳。当时所谓“栈道”共有三条，都是由汉中越过秦岭而达渭河河谷的险路，其中有些部分是利用木材搭成的陆桥，那也就是可以烧绝(断)的部分。从东向西数，这三条栈道分别是“子午道”、“傥骆道”和“褒斜道”，都是根据所通过的山谷而定名，即为子午谷、骆谷和斜谷。刘邦进入汉中时所采取的路线是第一条，这条栈道已被烧断。张良返韩时所走的是第三条，也已被他烧断。留下的第二条(傥骆道)可能是最难走的一条，因为骆谷长420里，比那两个谷都短，但其中“路屈曲八十里，九十四盘”。因此，对大部队的行军似乎是不适用。
基于以上的分析，可以知道照常理来判断，汉军若欲进入关中，势必要先行修复栈道。但修复栈道的工程相当巨大，需要相当时间而且也无法隐瞒。换言之，这会给敌人以警告。因此，韩信既然想要采取奇袭的手段，则他似乎不必去“打草惊蛇”，就这种观点来看，“明修栈道”可能仅为一种传说，历史没有记载可以作为证明。
但也可以从另外一种观点来分析。10余万大军的行动可能根本无法完全保密，所以韩信不可能期望敌人会受到完全的奇袭，因此他才会用“明修栈道”为手段来欺骗敌人，使他们产生两种错觉：(1)以为修复栈道的工程需要相当时间，所以在心理上也就不感到紧张，而不积极迅速地采取防御措施；(2)相信汉军会从某一栈道中突出，于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一点上，因而忽视汉军的真正进攻方向。(假使真正有明修栈道的事实，我们还是不知道所修的是哪一条，照理来判断，应该是“子午道”，因为这条和汉军所取的进路距离最远。)
假使事实的确如此，则“明修栈道”也就完全符合孙子所说“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的原则。不过史无记载，所以我们还是不敢断言其真。尤其是太史公对韩信的故事记载得很详细，为什么会遗漏这样重大的关键问题，便似乎很难解释。
不管有无“明修栈道”，但“暗度陈仓”却是有历史记载的事实。汉军进入关中时所采取的是一条大迂回路线：先从南郑向西走，一直进入现在的甘肃境内，达到白水，然后折向东北，出大散关，在陈仓(今宝鸡县)附近渡过渭水而进袭雍城(今风翔县南)。雍城为关中西部最重要的战略据点，若此城失守，则咸阳也就唾手可得。汉军系秘密兼程前进，暗度陈仓之后，突然出现于雍城附近。(这里所谓的“暗”不一定是在黑夜而只是乘敌不备之意。)这一着完全出乎章邯(雍王)意料，他仓皇领兵迎击，被汉军迅速击败，结果自动放弃雍城而退守废丘。
在此后一个月之内，汉军扫荡关中，势如破竹，关中三秦先后被各个击破，塞王和翟王投降，而被围在废丘的章邯虽然苦撑了较长久的时间最后仍被消灭。整个关中遂落入刘邦的手中，并与汉中巴蜀连成一体，在萧何的治理下，变成了一个强大而稳固的权力基础，足以支持刘邦去安心地进行中原争夺战。
刘邦在项羽大军离开关中返回彭城之后，即乘关中三王基础未固、民心不附之际，立即反攻，并善用欺敌之计，充分发挥奇袭效果，其成功实乃理所当然。不过，汉之大敌还是楚，若当汉军进取三秦之际，楚军即迅速赴援，则胜负之数也就很难断言。甚至在三秦抵定之后，项羽若亲率大军来攻，则刘邦也未必抵挡得住。所以项羽的反应迟缓实为坐令刘邦成功的最大原因。
彭城之战
项羽为什么会坐视刘邦还定三秦呢？这是由于其受到东面情况发展的影响。自田荣重建齐国之后，其声势相当浩大，开始准备反楚。楚汉元年八月间，田荣首先发动战争，时间比刘邦开始进攻关中还较早一点。项羽因为已受张良的影响，此时还无忧汉之心，就立即发兵击齐。他是一个性情易于冲动的人，一作决定马上就动手而不再思考。等到刘邦已经袭取三秦，张良又遗书(写信)项羽曰：“汉王失职，欲得关中，如约即止，不敢复东。”项羽此时还是相信张良的话，遂决心仍继续进攻齐国而置真正大敌刘邦于不顾。这真是一个致命的决定，在东西两面战火初燃时，项羽是居于内线作战的地位，他的兵力可西可东。假使他决定先行解决野心最大、心计极深的刘邦，则历史可能就要改写。
当项羽作此决定时，刘邦所采取的行动却非常迅速果断，完全出乎他的意料，而且也恰好形成一种强烈对比。刘邦不待三秦完全平定，章邯残部消灭，就立即乘项羽东征齐国时，领兵出关进入中原。楚汉二年三月，刘邦已定河内(今河南省黄河以北部分，属殷王司马印)，并降殷王。于是渡河到洛阳新城，准备东袭项羽的都城(彭城)。此时他采纳三老董公的建议，至洛阳即为义帝发丧。他“袒而大哭，哀临三日”，并发使告诸侯曰：“天下共立义帝，北面而事之。今项羽放杀义帝江南，残暴无道。寡人亲为发丧，兵皆缟素，悉发关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汉以下，愿从诸侯王，击楚之杀义帝者。”这是义正词严的政治号召，能充分发挥心理战的效果。凭这样的号召，也使伐楚之战成为“义战”，并奠定刘邦取得领袖地位的合法基础。
楚汉二年四月，刘邦统率所谓五诸侯兵(代王、翟王、塞王、魏王、殷王)，共计56万人(数字不一定可靠)，向彭城进发并攻占该城。这是刘邦对楚作战的第一次大胜。可惜好景不长，同月，项羽已经得知消息，他亲率精兵2万赶回彭城，与诸侯军战于城外，结果刘邦大败，全部兵力被歼灭者约20余万，这可以证明项羽的善战确为事实。
刘邦在彭城会战中惨遭击败，溃不成军，诸侯也相继背叛。陈余(代王)首先背汉与楚约，田横(齐相国)亦与楚盟，彭越尽弃其所占领的魏地，撤兵北上，保存实力。殷王印战死。翟王和塞王又叛汉降楚。西魏王豹也借故回国，渡河后即断绝河津(封锁渡口)，叛汉附楚。当此之时，刘邦的情况可以说是非常危急。
四月下旬，刘邦率领残部向荥阳撤退，当他到达下邑时，甫下马即据鞍而问张良曰：“吾欲捐关以东等弃之(譬如丢掉了)，谁可与共功者？”张良曰：“九江王英布，楚之枭将，与项王有隙；彭越与齐王田荣反梁地，此二人可急使；而汉之将，独韩信可属大事，当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楚可破也。”
刘邦立即采取张良的建议，开始采取新的战略部署，结果遂得转危为安，并终于反败为胜。在此必须特别强调指出，诚如克劳塞维茨所云：“任何大规模战略计划的主要路线大部分都是政治性的……不可能对重大战略问题作纯军事的研究判断，也不可能用纯军事计划去求解。”即令是在古代比较简单的环境中，此项原理也仍然不变。刘邦之所以胜，项羽之所以败，其决定因素绝非纯军事的，甚至可以说非军事因素远比军事因素更为重要。
荥阳相持
汉王的大战略计划可以分为下述三方面：
1、巩固以荥阳、成皋为中心的战略防线，一方面屏障河南西部，以求确保关中的安全；另一方面以关中(加上汉中和巴蜀)作为大后方，有效地运用其人力和物力，以支持前线作战，并尽量用持久战来消耗和困扰敌人。
2、为争取战略部署的时间，急派遣使者去说服九江王英布叛楚和劝诱彭越再度南下，以牵制楚军。(在当时的境况中，这也是最优先的工作；因为项羽的大军正在穷追不舍，如不迅速予以牵制，则荥阳之线可能被突破，以致全面崩溃。)
3、在局势稍为稳定之后，即开始用军事和外交双管齐下的手段，来争夺魏赵齐等国，以求孤立楚军，并形成大迂回的战略态势。
楚汉二年四月底，刘邦派随何出使九江(不是现在的江西省九江县，而是在淮水流域寿春附近)，五月初随何到达那里。随何用威胁利诱的手段终于说服英布出兵攻击楚军的后方。此时，项羽正在亲自指挥攻击下邑，遂不得不分遣项声和龙且二将去对付英布。英布本是楚之大将，战斗力很强，所以相战数月，到楚汉三年十一月，英布才被击败。这样使得刘邦获得了7个月的喘息时间，不致为项羽所彻底击毁。这对楚汉相争的最后胜负具有非常重要的关系。
当刘邦退守荥阳，情况危急之时，萧何立即动员关中的老弱和未傅(20岁以下)者，让尚在围攻废丘的韩信率领着赶紧去赴援，与刘邦的残部会合于荥阳。此时楚军已有一部分到达荥阳以东地区，正拟进攻该城，但在京城与索城(均在荥阳附近)之间为韩信所击退，于是楚军的锐利攻势开始顿挫，因而不能西越荥阳。汉军才得以乘机巩固这一战略重镇，奠定持久防御态势的基础。
当情势略为缓和时，刘邦即开始着手执行其大战略计划的第三部分，也就是攻势部分。他在楚汉二年八月命韩信去进攻西魏，因为就地理位置而言，西魏居于汉军的左侧背上，足以威胁汉军的主要交通线。韩信以相当少的兵力展开其攻势，采取逐步跃进的方式，到楚汉三年十月，即已顺利地完成破魏、破代、破赵、下燕的目标，前后不到三个月，真可谓神速。(当时历法以十月为岁首，所以楚汉二年八月到楚汉三年十月实际上只有三个月。)
韩信的作战成功，遂使汉对楚的全面战略形势略见好转，但楚汉三年十一月，英布的反楚军被击退，于是十二月，项羽开始大举进攻荥阳，数度切断汉军的粮道，给予汉军严重威胁。刘邦一方面竭力苦撑，另一方面仍尽量利用谋略(非军事因素)来平衡项羽的军事优势。
陈平在汉营中是一位仅次于张良的谋臣，他深悉楚之内情，于是遂献离间之计(政治战)曰：“彼项王骨鲠之臣，亚父(范增)、钟离昧、龙且、周殷之属，不过数人耳。大王诚能捐出数万斤金，行反间，间其君臣以疑其心；项王为人，意忌信谗，必内相诛，汉因举兵而攻之，破楚必矣。”刘邦立即采纳并给黄金4万斤与陈平，要他自由运用，不计出入。于是陈平就用大量黄金，利用其在楚方的人事关系，进行分化活动，并发动谣言攻势以造成楚君臣之间的疑忌，破坏其内部团结。此种工作虽不一定马上生效，但其长远效果却非常巨大。结果是范增离楚，周殷叛变，其他楚国重要将领也都各怀异心而不忠贞效命。
同年五月，项羽猛攻荥阳，刘邦使纪信伪装汉王夜出东门，扬言“城中食尽，汉王出降”，楚军欢呼遂放松了戒备并群往城东观看，于是刘邦乘机出西门逃往成皋。以后项羽又追至成皋并攻克该城，不过刘邦又已逃回关中并收集兵力准备再战。刘邦这次可以算是死里逃生，而汉将周苛樅公仍然能够坚守荥阳，使汉方的整个战略部署并未瓦解，而且还继续保留着卷土重来的机会。
从楚汉三年冬十一月至翌年秋九月之间的11个月中，楚汉相争的焦点是在荥阳、成皋这两个地区之内。到此时遂已接近尾声。从表面上看是楚胜汉败，但实际上，汉虽失成皋，却仍能守住荥阳，严格说来，仍然是一个相持的局面。
最后阶段
到此时，项羽又作了一个错误的战略决定，他不继续集中全力去攻击荥阳，而移师去东击彭越等魏地，这使刘邦获得喘息的机会并能采取反攻的行动。甚至在情势极为险恶时，刘邦都不曾放弃其攻势思想，早在七月间，他即已命令韩信独当一面去发动袭取齐国的作战。韩信用兵如神，再加上政治作战的运用，所以齐国遂迅速崩溃。正当项羽大军离开荥阳、成皋地区去进攻彭越时，韩信在齐国大捷的消息也已传来。项羽得知韩信破齐并拟南下攻击，于是遂不得不分兵救齐。这支兵力号称20万人，由大将军龙且率领，因此项羽的兵力自然受到相当的减弱。
楚汉四年冬十月，刘邦知道项羽大军已经东移，只留下大司马曹咎据守成皋，于是决定乘机重整荥阳、成皋之间的战略防线。汉军渡河向楚军挑战并大败楚军，曹咎和司马欣自杀，刘邦遂收复成皋，守广武，利用敖仓之粟补给军食，并进围楚将钟离昧于荥阳东。于是汉军威重振，以荥阳、成皋、广武三角形为核心，而据有进可攻退可守的有利态势。
项羽既已分兵援齐，现在又获知曹咎败亡的消息，于是在未能彻底消灭彭越之前，又急自引兵西向救钟离昧。在此应特别指出项羽虽然在会战时几乎无战不胜，但他在作战时总是未能竟其全功而留下一个尾巴，这是他在军事方面失败的主因。刘邦正在围攻钟离昧，听到项羽军至，急撤围退守险阻，于是项刘二军遂在广武形成对峙之势。
从楚汉四年十月到同年八月(照现在的历法来说应该是次年八月)，双方一直都在广武对峙，共历11个月之久。这不仅表示楚军已大不如前，同时整个形势也日益变得对楚不利。最主要的因素是韩信不仅已经征服整个齐国，并且还把龙且的20万大军歼灭在潍水之上。
在这样的情况下，双方开始和谈，最终决定以鸿沟为界，结束长达四年的战争。和约告成之后，项羽即引军东撤，而刘邦也想西归，此时张良、陈平前进计曰：“今汉有天下大半而诸侯皆附；楚兵疲食尽，此天亡之时，不因其机而遂取之，所谓养虎自遗患也。”于是刘邦决定背约追击项羽。同时遣使至齐魏约韩信和彭越会师击楚。
楚汉五年冬十月，刘邦追击项羽至固陵(今淮阳县西北)，韩信及彭越军均未至，项羽挥军反击，大败追兵。于是刘邦复入壁，深堑固守。他问张良：“诸侯不从约，为之奈何？”良答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与共天下，今可立致也。齐王信之立，非君王意，信亦不自坚，彭越本定梁地，始君王以魏豹故，拜越为相国，今豹死越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自睢阳以北至谷城皆以王彭越；从陈以东傅海与齐王信，信家在楚，其意欲复故邑。能捐此地以许两人，使各自为战，则楚易败也。”刘邦立即听从，遣使往封信、越。于是他们也立报曰：“请今进兵。”
到十一月，诸侯之兵大集，在数量上居于绝对优势。于是垓下一战，项羽遂终于败亡。假使信、越的兵力不动，则刘邦不可能击败项羽，于是中国将可能回到战国群雄割据的局面。刘邦最多做一盟主而帝业则可能终成泡影。
综合以上的叙述和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刘邦是胜在战略方面。概括地说，刘邦的大战略计划可分下述四项：(1)巩固关中及蜀汉；(2)保持以荥阳为核心的战略要地；(3)用政治战来争取友人和分化敌人；(4)使韩信行大迂回作战，直抵项羽的背面。在最后决战之际，分封信、越，乃战胜关键所在。刘邦一方面能坚持原则，另一方面又能充分发挥弹性。尤其是他能知人善任，察纳雅言，这更是项羽所无法比拟的。所以刘邦击败项羽，正如荀子所云：“非幸也，数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