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的轨迹·第十九

作者：饶胜文 ·中国

　历史由治趋乱、由合趋分有其自身的逻辑；同样，由乱趋治、由分趋合也有其自身的逻辑。若从地理的角度看，地理形势在新的统一局面的重建过程中也发挥着一定的作用。

　　由乱趋治、由分趋合的过程实际上是由分裂到重建统一的过程，这一过程在地理上依稀呈现出这样的轨迹：在普遍的动荡和混乱中往往先澄淀出局部的秩序，再经由这些局部的秩序而趋向全面秩序的建立和统一局面的形成。

　　中国历史上的三次长时期的分裂基本上都是土崩型局面的结果。在三次大一统期间，又都经历过短暂的震荡。从秦到西汉、从西汉到东汉、从隋到唐及元、明、清的嬗代，改朝换代的过程都经历过短暂的震荡。在这短暂的震荡中呈现出的基本上是一种瓦解的局面，即社会秩序的全面解体。
分裂与统一交替变迁。分裂的类型不同，统一的类型也随之而有所不同。

　　一、土崩型局面的统一轨迹

　　在土崩型的分裂中，比较复杂的分裂局面往往先趋向比较简单的分裂格局。
三足鼎立是土崩型分裂中经常出现的局面。上面说到，关中、河北与江南三者之间的鼎立，是最经常出现的三足鼎立，这种三足鼎立通常是结束四分五裂乃至更广泛的分裂局面的结果。关中的政权强盛时，往往能控制陇西、河西；河北的势力则往往控制华北大平原，并常常延伸至辽西；四川则通常并于东南。

　　每一次三足鼎立的局面最终都演变成了南北对峙。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出现过六次三足鼎立的局面，六次三足鼎立最终都归结于南北对峙。魏、蜀、吴三足鼎立最终以曹魏灭蜀、西晋代曹魏而演变成了西晋与孙吴之间的南北对峙。十六国时期后赵、成汉与东晋的三足鼎立以东晋灭成汉而演变成南北对峙。前秦、前燕与东晋的三足鼎立也以前秦灭前燕统一北方而演变成南北对峙。后秦、后燕与东晋的三足鼎立则因北魏入主中原统一北方、刘宋取代东晋而演变成了北魏与刘宋之间的南北对峙，并一直持续到北魏分裂的前夕。东、西魏与梁，北周、北齐与陈这两次三足鼎立，在经历了各自内部的演变之后最终以北周灭北齐统一北方、隋代北周而演变成了隋与陈之间的南北对峙。北宋、夏、辽并存，就其政治、军事上的关系而言，也算是一种三足鼎立的局面。虽然当时在西南还有大理政权，但由于地理的原因，它与中原之间的联系，特别是利害关系远无上述三国紧密。三国鼎立的时间比较长，最终也因蒙古入主中原统一北方而演变成了蒙古与南宋之间的南北对峙。

　　二分型的对抗乃是新的统一完成前夕最基本的格局，即东西对抗或南北对峙。中国历史上的三次大一统——秦汉、隋唐和元明清——都是结束长期的分裂而完成的。在每次大一统完成的前夕基本上都是一种二分型对抗的格局。

　　秦以兼并六国而结束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分裂，在秦统一天下的前夕，基本上是一种东西对抗的态势。在秦汉与隋唐之间，经历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大分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分裂局面以隋与陈的对峙而走到尽头。在隋唐与元明清之间，经历了五代十国和宋、夏、辽、金先后并存的局面，这一时期的分裂又以南宋与蒙古(元)的对峙而走到尽头。

　　在东西对抗和南北对峙这样的大型对抗中，论地理上的优势，是东不如西，南不如北。在秦统一的前夕，秦居西方，占有地势上的优势，秦以此而兼并东方六国。每次南北对峙则都是以北方兼并南方而统一天下。西晋与孙吴的对峙以北方的西晋消灭南方的孙吴而归于统一。南北朝时期的南北对峙以北方的隋消灭南方的陈而归于统一。蒙古(元)与南宋的对峙以元灭南宋而归于统一。

　　上述几次北方兼并南方的统一战争在布势上又表现出一定的相似性，都是东西齐举，上、下游并进；但局面的打开则都是从上游着手的。西晋灭吴，以王濬下益州，杜预等下荆襄；隋灭陈，以杨素下益州，杨俊等下汉水；蒙古则以攻克襄阳而取得上游之势。这是由南北对峙的基本地理形势所决定的。南方赖以对抗北方的依托和联络内部的交通线主要是长江，长江上下游之势在战略上表现出的利弊非常鲜明，北方夺上游之势即足以控制长江形势，取得战略上的主动权。

　　二、瓦解型局面的统一轨迹

　　至于瓦解型的局面，虽因形势的复杂而难寻其迹，却也看得出地理条件在重建统一过程中的重要性。

　　在中国棋盘型地理格局中，几大战略要地都有其独特的山河形势、经济条件和社会基础。一种政治势力若能植根于这些因素之中，以之为基础，往往能建立起局部的秩序，进而形成力量中心。像关中、河北、东南、四川这样的地区就因其优越的地理形势而容易首先建立起局部的秩序，进而形成力量中心。这种力量中心对周围地区辐射出一定的控制力。陇西、河西地区大都因其割据政权被关中的政权所灭而纳入关中的控制范围，如十六国时期的前凉被前秦所灭，后凉被后秦所灭，南凉亡于西秦，而西秦则被赫连夏所灭，唐初陇西的西秦政权和河西的凉政权也都被唐所灭。河北的政权则往往能控制整个华北平原，有时还延伸至辽西。东南政权则通常能控制长江中下游地区。四川则通常跟汉中连成一体。

　　在天下纷乱之初的混乱局面中，先据四角山川险固之地者往往能建立起局部的秩序，建立起稳固的根据地，积累力量，为日后进取天下打下基础。秦亡之后，群雄逐鹿，刘邦以关中为基础统一天下；王莽败亡之后，逐鹿的群雄数以十计，刘秀以河北为基础统一天下；隋亡之后，逐鹿的群雄也是数以十计，李渊以关中为基础统一天下；元亡之后，逐鹿的群雄又是数以十计，朱元璋以东南为基础统一天下。

　　上述几代重建统一的进程，虽都以四角之地为基础，但还有所区别。秦、西汉和隋、唐都是既以关中为基础统一天下，又以关中作为统治天下的基础。东汉虽以河北为墓础统一天下，但统一完成之后政治重心却不在河北，而在河南；明朝虽以东南为基础统一天下，但明的政治重心不久即移至河北。他们统一天下的基础与统治天下的基础并不是重合的；而秦、西汉和隋、唐朝统一天下和统治天下的基础是重合的，其基础都是在关中。因此，在众多的统一形式中，以关中为基础完成的统一有其独特的特点，我将其称之为关中模式。

　　以关中为基础进取天下之时，关中四塞之地的地理条件确为进取的凭资。关中的山河形势使其具备相当的势能，它犹如一只巨鹰，舒展两翼，左翼席卷山西，右翼席卷汉中、巴蜀，两翼展开，即足以包卷中原，进取天下。

　　作为一种统治天下的格局，关中模式诚如张良所表述的——“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 [ 注：《资治通鉴》卷十一汉纪三 ]

　　在这一格局中，我们可以画出两条粗略的长线，一条是中国地势第二级阶梯东部边缘的山地险阻——北起燕山山脉，向南循太行山脉、经嵩山、方城山、接桐柏山、大别山——呈南北向横亘。这一线即用来“东制诸侯”的军事防御线。中国古代的重要关塞，基本上位于这一线上，如太行山一线的居庸、紫荆、倒马、井陉、滏口、天井诸关塞，嵩山一带的虎牢、伊阙(今洛阳龙门)、广成(今临汝西)、轘辕(今巩义西南)诸关隘，大别山上的武胜、平靖、黄岘等义阳三关。隋唐时期，“独以一面东制诸侯”的防御线已向东有所推进，如隋炀帝掘长堑，已圈至河南东部，这是因为这时的政治重心也已向东有所推进，而不仅仅是关中。另一条线是黄河—渭河一线，呈东西向纵贯。这一条线是东、西部之间的交通运输线。当政治重心位于关中的时代，对于这条交通线都曾着力加以经营，作为漕运动脉，转输东部地区的财赋以供给关中。

　　河北曾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三个全国性政权的政治重心，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三次大一统局面的统治重心。明虽不起自河北，但其政权建立后不久即迁至河北，元和清两代都起自塞外，他们入据中原都是从河北打开局面的。作为一种统治天下的格局，我将其称之为河北模式。

　　河北模式作为一种统治天下的格局，对于像元、清这样的由塞外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政权和对于明朝这样的由中原汉人建立的政权来说，所呈现的格局是不一样的。

　　在明朝统治天下的格局中，我们也可以画出两条粗略的长线，两条长线在北京附近成交汇之形：一条是作为军事防御线的“九边”长城一线，另一条是作为经济运输线的京杭运河一线。两条长线垂直交汇于河北北部。明代迁都北京，在长城一线特设“九边”重镇，“九边”一线东起辽东，西经山西而联络甘、陕，东西横亘，屏护北方。这一线是农耕经济的中原与游牧经济的塞外之间的接触带。塞外游牧民族往往以越过这一线而扰掠中原，历代中原政权都曾经营这一线，建为军事防御线。大运河作为南北之间经济资源流通的一条大动脉，北起幽燕，南经山东而联络江南，纵贯于中国东部的大平原上。相对于以前西行逆黄河——渭水而上转输关中时的艰辛来说，京杭大运河还算是一条比较平易的转输线路。明代因袭元代，经营运河，连通南北，从而形成“以东南之粮，养西北之兵”的格局。这种格局能把政治、军事上的需要与经济上的供给相对完好地兼顾起来。

　　对于元和清这样的由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政权来说，作为全国性的政权，他们同样要倚仗江南的富裕和大运河这样的运输条件。但元、清两代本身就是起自塞外，他们得以入据中原，根基在塞外。入主中原后，其军事上潜在的威胁存在于南方而不是北方。元、清两代对中原汉人始终怀着防范戒备之心。因此，对于他们来说，长城一线的意义就不大了。这样，运河一线画到河北北部后，不是垂直折成东西向，而是以其它方式继续向北延伸，以使河北作为农耕经济的中原与游牧经济的塞外之间的一个衔接地带，能够确保中原与塞外之间联系的稳固。这种联系在他们的统治受到挑战时显得尤为重要，他们的根基在塞外，形势不利，还可确保退回塞外。元、清两代在中原的统治最终也的确是被中原汉人所推翻的。明初朱元璋北伐，元顺帝即率蒙古残余势力退出塞北；清帝退位后，清宗室耆善在出关时曾赋诗“幽燕非故国，长啸返辽东。”也可说是满人固有心态的一种流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