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山凭河·战守之冲—山东·第八

作者：饶胜文 ·中国

出自————《布局天下》《四边的军事地理形势·第三》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一、山川形势

　　在中国地势第三级阶梯上，自太行山、伏牛山、大别山以东，幽燕以南，江淮以北，为一望无际的大平原，是为华北平原和黄淮平原。在这片大平原的东部，分布着一片低山丘陵地带，是为鲁中南低山丘陵。这片低山丘陵的北，西、南三面都是平原，东面是山东半岛，为渤海和黄海所环抱。鲁中南低山丘陵由泰山、鲁山、沂山、蒙山组成，构成山东地形的主体。黄河从这片低山丘陵的北侧东流入海(黄河改道时则从其南侧东流入海)，泗水则从这片低山丘陵的西侧南流入淮。

　　山东的一些战略要点，大多位于这片低山丘陵的四侧，依山临水，其形成即以这种山河形势为基础。(见图3—2—1)

　　在这片低山丘陵的西北侧有济南。济南南依泰山，北阻黄河。前人论济南地位，称“齐州当四达之冲。南不得齐州，则无以问河济；北不得齐州，则不敢窥淮泗；西不得齐州，则无从得志于临淄；东不得齐州，则无争衡于阿鄄。是故山东有难，齐州常为战守之冲。” [ 注： 《读史方舆纪要》卷三十一 山东二 ] 历史上著名的历下城即在济南城西。战国时，诸侯攻齐，每每战于历下。秦灭魏之后，挥师东进，屯兵历下，兵压齐境，齐王不战而降。楚汉战争时，辩士郦食其游说齐王田广附汉，使齐罢历下之戍，韩信遂得以透入齐境，略定三齐。南朝刘宋孝建年间，刘宋将青、冀二州州治移镇历城，垣护之为此解释说：“每来寇掠，必由历城。二州并镇，此经远之略也。(历城)北又近河，归顺者易。近息民患，远申主威。安边上计也。” [ 注： 《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八 宋纪十 ] 刘宋泰始年间，宋室内乱，北魏乘机南下攻宋，大将慕容白曜率军攻山东，刘宋青州刺史沈文秀以东阳诈降。魏军司马郦范说：“东阳未可轻也，不若先取历城，克般阳(今淄川)，下梁邹、平乐陵。然后按兵徐进，不患其不服也。” [ 注： 《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二 宋纪十四 ] 慕容白曜从其汁，渐次攻破历城、东阳(今青州)，略取刘宋山东青、冀二州。

　　在这片低山丘陵的西南侧有兖州、济宁，依山临河，控守一方。济宁城南即古之所谓亢父之险，苏秦曾称亢父之险“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比行，百人守险，千人不敢过也。” [ 注：《史记》卷六十九 苏秦列传 ] 古代南北水运交通动脉大运河即处在其监控之下。自此外出四略，地势便利。“七国之乱”时，周亚夫屯昌邑(今金乡)，遣轻骑扰略，绝叛军淮泗水道。明初，徐达统军北伐元朝，攻略山东，先以偏师攻下济宁，切断元军自河南方向入援之路。“靖难之役”时，南北军在山东形成对峙，朱棣一度派奇兵袭破济宁，切断屯驻德州的南军运河饷道。

　　在这片低山丘陵的东南侧是沂河和沭河二水冲积形成的河谷低地，夹在沂山、蒙山与琅琊山、五莲山之间。这片河谷低地为山东腹地与江淮之间往来通道。春秋时，吴曾由此以侵齐、伐鲁。越灭吴之后，称雄中原，也曾由此出琅邪以觊觎山东。刘裕和徐达北伐，都由此路入攻山东。沂州位于这片河谷低地的南部，南连淮泗，北接三齐，为山东南面门户。南北相争，沂州为必争之地。穆陵关在临朐县东南百里的沂山主岭上，山势高峻，路径险恶，为齐南天险。穆陵关立关极早，管仲伐楚时即有“赐我先君履，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 [ 注：《史记》卷三十二 齐太公世家 ] 之语。刘裕伐南燕，南燕公孙五楼建议燕主慕容超：“宜据大岘，使不得入。”南燕太尉幕容镇也强调“不宜纵敌入岘，自弃险固也。”慕容超都不听。大岘关隘即穆陵关。刘裕军过大岘，见燕兵不出，大喜道：“虏已入吾掌中矣。” [ 注： 《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五 晋纪三十七 ] 刘宋初，北魏大将叔孙建攻刘宋青州刺史竺夔于东阳，部下刁雍知刘宋檀道济自彭城驰援东阳，建议叔孙建扼守穆陵关，阻檀道济入援之路：“大岘以南，处处狭隘，车不得方轨，请据险邀之，破之必矣。”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九 宋纪一 ] 叔孙建不听；檀道济越险进至临朐，叔孙建烧营而遁。唐末藩镇割据，李道古以淄、青拒命，屡屡引兵出穆陵关扰掠淮北。

　　在这片低山丘陵的东北侧有青州，附近即古临淄，齐之国都。在山东诸要地中．论防护之固，无如临淄。顾祖禹称：“自太公建国以来，齐往往称雄于天下，历汉及晋，未始不以临淄为三齐根本。”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三十五 山东六 ] 临淄东北对海，西北阻河，背靠山地，濒临淄水，有山川之险，有鱼盐之利。苏秦组织合纵时，在临淄对齐宣王说：“齐，南有泰山，东有琅琊，西有清河(漳水)，北有渤海，此所谓四塞之国也。” [ 注：《史记》卷六十九 苏秦列传 ] 司马迁也称“临淄亦海岱之间一都会也。” [ 注：《史记)卷一百二十九 货殖列传 ] 十六国后期，北魏灭后燕，后燕慕容德率残军一部南走，谋取一地作根据地，尚书潘聪建议：“青州沃野二千里，精兵十余万，左有负海之饶，右有山河之固。广固城曹嶷所筑，地形阻峻，足为帝王之都。既得其地，然后闭关养锐，伺隙而动，此乃陛下之关中、河内也。”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一 晋纪三十三 ] 慕容德采其策，遂据有山东，建立南燕。

　　山东低山丘陵以泰山为最高，其下有泰安。《读史方舆纪要》称“山东形胜，莫若泰山；泰山之形胜，萃于泰安。”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三十一 山东二 ] 泰安北阻泰山，南临汶水，介齐鲁之间，为中枢之地，由此纵横四出，扫定三齐，均成高屋建瓴之势。

　　以山东为交点，有两条河道，分别呈东西和南北向流过。它们在古代分别是东西部之间和南北方之间的交通大动脉，也是山东地位得以形成的重要因素。

　　渭河自陇山下流，流经关中，汇入黄河；黄河向东，穿越河南，经山东低山丘陵的边缘东流入海。渭河-黄河在古代起着沟通东西的作用。在政治重心位于关中的时代，转输关中的漕运系统必须凭借这条线路，为东西部之间的一条大动脉。山东和关中分处这条大动脉的东西两端。关中山川环抱，诚为形胜之地；自关中东出，历崤函、嵩山之险，便可下临东部平原地带，无关山之阻；若再往东，便是山东低山丘陵，这是东部平原地带少有的可以凭恃的地利。古代称关中为“百二之地”，山东为“十二之地”，当有这方面的原因。

　　大运河在中国东部的大平原上南北纵贯，连接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五大水系，为南北交通的一条大动脉。在运河开凿以前，淮河支流泗水本来就发挥着沟通南北的作用。泗水在黄河改道以前自山东南流，汇入淮河，稍加开凿，便能起到沟通南北的作用。西晋时，杜预曾鼓励王濬直捣建康，一举灭吴，然后率大军“自江入淮，逾于泗汴，溯河而上，振旅还都，亦旷世一事也。” [ 注：《资治通鉴》卷八十一 武帝太康元年 ] 可知汴、泗二水藉淮河而连通黄河、长江两大水系应该是比较早的事。桓温、刘裕北伐，都曾开通泗水水道。山东所处的位置，正好监控南北水运交通的大动脉。

　　另外，胶东半岛为古代海上运输的一大中转地。三国时，孙吴联络辽东的公孙渊，便经由此地。刘宋时，被北魏俘虏的朱修之取道辽东，泛海经东莱而逃回扛南。隋、唐伐高丽，从海路发起的进攻都是以这里为前进基地。元代经营海运，转输东南财赋供给京师，这里又是其一大中转地。明代统制东北的辽东都指挥使司隶属于山东布政司，海路是其往来的重要通道。

　　关于山东地形的战略意义，顾祖禹曾作过中肯的评价：“山东以自守则易弱以亡，以攻人则足以自强而集事” [ 注：《读史方舆纪要》 山东方舆纪要序 ] 这一说法是有道理的。山东地形的封闭性不如其它边角之地，三面均可能受敌，不易固守；且山东低山丘陵方圆不过几百里，缺乏纵深，几处险要一被突破，全境即可能被击穿。

　　天下纷乱之际，山东易成割据之地。如秦末的田儋、楚汉之际的田荣、田横、王莽以后的张步、董宪、东汉末的刘岱、西晋末的曹嶷、段龛、十六国时期的幕容德、唐末的李道古、元末的田丰等，均曾割据山东。但上述诸人割据山东，都未能有所作为。一旦山东周围局势底定，这些割据势力很快便灰飞烟灭。

　　战国时，乐毅率五国联军攻齐之战尤能典型地反映出山东地形的这种弱点。

　　周赧王三十一年(公元前284年)，乐毅率燕、秦、魏、韩、赵五国之师以伐齐。齐悉发国中之众以拒之，与联军战于济西。齐师大败。是后，乐毅分遣魏国之师南略宋地，遣赵国之师北收河间，自率燕军深入山东腹地，齐人大乱。燕军乘胜长驱，齐城皆望风奔溃。乐毅攻克齐都临淄。占领临淄之后，乐毅分兵五路，攻取全齐：遣左军渡胶水(今胶莱河)攻略胶东、东莱(胶东半岛地区)；前军循泰山以东至海，略取琅邪；右军循黄河、济水，进屯阿(今阳谷东北)、鄄(今鄄城北)与魏军配合作战；后军沿北海攻取千乘(今高青东北)；中军镇守齐都临淄。这种部署可谓切中山东地形的要点。燕军势如破竹，六月之间，连下齐城七十余座，皆置为郡县。齐仅剩即墨、莒城，齐国危在旦夕。(见图3—2—2)

　　山东的地位只能放在东部大平原的背景上才能体现出来。山东低山丘陵的四周都是平原，不利于守，却利于四出以攻人。以此为根据地，纵横四出，足以有所作为。东汉末，曹操便是以充州为根据地，崛起于群雄之中，最终扫平群雄，统一北方。

　　山东既然处在监控南北之间的水路运输线上，其地形地势在东部大平原上又足以作为凭恃，因而在南北之间具有枢纽性地位。河北南面门户须依托山东，东南淮泗上游也须藉山东为屏蔽。南北对峙之际，山东常是争夺的焦点。

　　这种形势在魏晋南北朝时比较典型。东晋末，刘裕灭南燕，收复山东，既屏护了南方江淮防御体系，又保障了由江入淮、由淮入泗、由泗入河这样一条连通南北的运输线路的畅通，为他以后经略中原、北伐后秦打下基础。刘宋与北魏对峙，刘宋置四镇以守黄河，其中山东境内有碻磝(今荏平)。南北交兵，必在四镇展开激烈的争夺。山东若为北方所据，则南方江淮防线将承受很大压力。南燕据山东时，便经常扰掠东晋淮北诸州。刘宋泰始年间，北魏趁刘宋内乱，攻取山东，后更进逼淮泗，南方形势遂渐趋不利。

　　中国政治重心东移后，南北关系变得更加重要。政治、军事重心在北方，而经济重心在南方。山东处在监控连通政治重心与经济重心的动脉大运河的位置上，所以地位更是举足轻重。

　　明初朱元璋从金陵北伐攻大都，山东为大都的南面屏障；“靖难之役”中，朱棣从北平南下攻金陵，山东为金陵的北面屏障。朱元璋以攻占山东打开大都门户；朱棣则以越过山东而直趋金陵。这两次战争，一次以南图北，一次以北图南，山东都是其关键之地，尤能显现中国政治重心东移之后，山东在南北争衡中的地位。

　　二、山东在东西关系中的地位

　　战国秦汉时期，东西关系问题比较突出。自战国中期始，秦的东进成为东方诸侯所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从那时起，历秦的兼并战争、诸侯反秦战争、楚汉战争及汉初中央政权处理与东方诸侯王国的关系，数百年间，东西关系问题一直是中国政治舞台上显著的一幕。在东西关系中，山东地位举足轻重。

　　(一)春秋战国时齐的霸业

　　春秋战国时期，整个社会都在经历着深刻的变革。那些能顺应历史的潮流，变法自强的诸侯国常能称霸诸侯。

　　那些能从诸侯之中脱颖而出的强国，除政治上变法自强外，还须有地理上条件。“春秋五霸”中，齐据山东，晋据山西，秦据关中，楚据江汉，都有地利上的凭恃。“战国七雄”中，东齐西秦，南楚北燕，分立四方。山东低山丘陵东部的大平原上足以作为凭恃，所以，历春秋、战国之世，齐一直是东方强国。

　　山东在春秋时为齐、鲁之地。大抵泰山、沂山以北属齐，西南属鲁。召陵之盟上，管仲对楚国代表说：“赐我先君履，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 [ 注：《史记》卷三十二 齐太公世家 ] 指出了齐国四境，也暗示出了齐国的地利。齐桓公时期，周室衰微，诸侯兼并，戎夷蛮狄侵入中原。齐桓公任用管仲实行改革。齐国兵强卒练，国威大振。齐桓公遂以实力为后盾，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多次会盟诸侯，北服戎狄，南威荆楚，尊奉周室，称霸渚侯。齐桓公的霸业开“春秋五霸”之先，也奠定了齐作为一个大国的基础。

　　战国时期，兼并战争更趋激烈。田氏篡齐后，也积极谋求向外发展。周显王十二年(公元前357年)，齐威王以邹忌为相，改革政治，加强武备，齐渐成东方强国。差不多与此同时，西方的秦国在商鞅的主持下进行深刻的变革，渐成西方强国。

　　战国初，魏为中原霸主。齐秦两强崛起，对魏国的霸业构成挑战。齐国迫使原来向魏国朝贡的泗上小诸侯向齐朝贡；秦则争魏河西之地。魏国在齐秦两强东西夹击的不利形势下，自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将注意力转向东方，又与齐发生矛盾。魏因攻赵、攻韩而两度与齐发生战争。齐军在田忌、孙膑的率领下，先后于周显王十五年(公元前354年)的桂陵(今河南长垣南)之战和周显王二十七年(公元前342年)的马陵(今河南范县西南)之战中大败魏军。西方的秦国也连年对魏展开进攻，魏军连连败绩。魏的霸业从此衰落。

　　魏国衰落后，齐、秦两强东西对峙。齐国滨诲，有鱼盐之利，故其经济实力雄厚；其山川形势足可为其军事上的凭恃。苏秦策划合纵时对齐王说：“齐，南有泰山，东有琅琊，西有清河(漳水)，北有渤海，所谓四塞之国也。” [ 注：《史记》卷六十九 苏秦列传 ] 道出了齐作为一个强国的地理基础。

　　这时期，中原局势更加复杂，各国之间展开了合纵连横的斗争。地处中原的韩、赵、魏夹在齐、秦两强之间，有地缘上的弱点，只好采取合纵的策略，北连燕、南联楚，而后，或东联齐而西抗秦，或西联秦而东抗齐。

　　秦在兼并义渠、巴蜀之后，东进意图已非常明显。但齐的地利和实力却使秦的东进不能不有所顾忌。秦先是为攻楚而设法拆散齐、楚联盟；又为攻韩、魏而拆散齐与韩、魏的合纵；后又为图赵而试图加强齐的联盟，派人赴齐尊立齐湣王为东帝，自立为西帝，显示出对齐国实力的顾忌。

　　但是，当齐因灭宋而成为众矢之的时，秦又根据形势的变化，出面组织合纵以攻齐。周赧王三十一年(公元前284年)，乐毅率燕、赵、秦、韩、魏五国之师攻齐，半年之内，下齐七十余城。齐国只剩即墨和莒两地。后虽有田单破燕复国，齐国却从此元气大伤，在战国末年仅能靠恭谨奉秦以图幸存。

　　齐的衰落使秦兼并六园的进程为之加快。当齐、秦两强东西对峙的时代，六国合纵抗秦，强大的齐国实为其他五国坚强的后盾，所以秦攻楚、攻韩魏、攻赵时，每次都以拆散齐与这些国家的联盟关系来创造条件。但齐在它强大的时候，缺乏明确、长远的战略目标，且齐不与秦接壤，对秦的威胁缺乏深刻的认识，所以齐在复杂的外交斗争中一再让秦国得逞。前人在总结这段历史时，曾有这样的评价：“韩、魏、楚、赵恐秦兼天下而臣其君，故专心一志以逆秦，三国与秦壤界而患急，齐不与秦壤界而患缓。是以天下之势不得不事齐。秦得齐，则权重于中国；赵、魏、楚得齐，则足以敌秦故秦、楚、赵、魏得齐者重，失齐者轻。齐有此势，不能以重于天下者，何也?其用之者过也。”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一 历代州域形势一 ]

　　换个角度来看，山东的地理形势虽然提供了齐作为一个大国的基础，但反过来也构成了齐发展的限度。作为当时的东、西两强，秦据关中四塞之地，能进能退，可攻可守，每一次军事胜利之后，都能夺地或威胁诸侯割地，故能愈胜愈强；齐却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山东地形的主体是鲁中南低山丘陵，周围都是平原，缺乏天然的屏障来巩固其略地，自身也缺乏纵深，几处险要一被突破，全境即可能被击穿；而且齐地近中原，与其他诸侯国的利害关系过于胶着，任何鲸吞蚕食的意图都容易遭到其他诸侯国的反对，故齐强盛之时，虽有战胜之名，却未能略地拓境，后来灭一宋国，还遭到诸侯联军的围攻，差点亡国。

　　(二)楚汉战争时期的齐地

　　秦兼并六国统一天下，却以统治暴虐而很快败亡。项羽以西楚霸王的名义主持分封。他将战国时的齐和秦这东、西两强都予以分割，分齐地为三齐：田市为胶东王，都即墨；田都为齐王，都临淄；田安为济北王，都博阳(今山东博平)。分关中为三秦，封给秦降将章邯、司马欣、董翳；徙刘邦为汉王，王汉中；项羽自都彭城(今江苏徐州)。项羽分封堵侯，留下了许多矛盾。分封刚定，齐地即首先发难。

　　最先在山东起兵反秦的齐王田儋之弟田荣因未得封地，起兵反楚。汉高帝元年(公元前206年)五月，田荣发兵击走齐王田都，又追杀胶东王田市于即墨，自立为齐王，占有三齐之地；他还指使彭越袭扰楚地，帮助陈馀逼走常山王张耳。

　　田荣在齐地反楚，打破了项羽的分封秩序，且齐地邻近楚都彭城，对项羽的统治构成很大威胁。项羽遂率军北击田荣。

　　项羽北征齐地，给了刘邦以东出的机会。这年八月，刘邦出陈仓，还定三秦。次年春，项羽在阳城(今山东鄄城北)大破齐军，田荣败死。但楚军烧杀掳掠，引起齐民群起反抗。田荣之弟田横乘机收集散兵数万人，立田荣之子田广为王，占据城阳(今山东莒县)一带，继续与楚军相抗。(见图3-2—3)

　　项羽陷入齐人长期抗战不能自拔之际，刘邦又乘机自关中杀出，扩张势力。这年四月，刘邦率诸侯联军五十六万袭据彭城。项羽获悉彭城失陷，亲率三万精锐骑兵疾驰南下。联军措不及防，大败。但此时项羽主力尚被牵制在齐地，未能将这次战役性胜利扩展成战略性胜利。刘邦突出重围后，沿途收集散卒。双方战事转入相持阶段，两军在荥阳、成皋一带对峙。经彭城一战，项羽亦谋自齐地脱身。田横进攻项羽所立齐王田假，田假亡走楚。项羽杀田假而与田横达成停战。

　　彭城之战后，彭越退兵河上，活动于定陶、阳城一带为游兵，袭扰楚军后方，截楚军辎重。彭越的游击战使项羽面临两线作战，来回奔走，减轻了汉军在荥阳、成皋一带的压力，使相持之局得以维持，亦使汉军得以腾出手来，谋求从南北两面形成对项羽的战略包围。汉王刘邦二年(公元前205年)五月，韩信率军北上，灭魏、平代、破赵、降燕；南方的九江王英布则在随何的劝诱下，背楚归汉。

　　这时，谋士郦食其对刘邦说：“方今燕、赵已定，惟齐未下。诸田宗强，负海、岱，阻河、济，南近于楚，人多变诈；足下虽遣数万师，未可以岁月破也。臣请得奉明诏说齐王，使为汉而称东藩。” [ 注：《资治通鉴》卷十 汉纪二 ] 刘邦遂遣郦食其往齐地游说。齐王田广听信郦食其之言，遣使与汉连和，放松守备。韩信本已兵临齐境，闻郦食其已说齐归汉，打算停止进兵。辩士蒯彻对韩信说，将军身经百战才下赵地五十城，郦食其只是摇摇舌头便下齐七十余城，为将数年，功劳不及一儒生。韩信遂引兵渡河，袭破齐历下(今济南历城)之军，进至临淄；齐向楚求援，项羽派龙且率军援齐。韩信在潍水(今潍坊)击破齐楚联军，乘胜追击残敌，虏齐王田广，尽定齐地。

　　韩信定齐后，派人对刘邦说：“齐伪诈多变，反覆之国也；南边楚，请为假王以镇之。” [ 注：《资治通鉴》卷十 汉纪二 ] 在张良、陈平的建议下，刘邦遂立韩信为齐王。

　　此时的韩信已居举足轻重的地位。当时形势，东有齐，西有汉，楚居中间，三方大致势均力敌，所以韩信的去就完全可以左右天下局势。项羽派人游说韩信与楚连和，三分天下，韩信以刘邦对自己信重而婉辞之；辩士蒯彻也对韩信说：“当今两主之命，悬于足下，足下为汉则汉胜，为楚则楚胜。莫若两利而俱存之，参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势莫敢先动。夫以足下之贤圣，有甲兵之众，据强齐，从赵、燕，出空虚之地而制其后，因民之欲，四向为百姓请命，则天下风走响应矣，孰敢不听!割大、弱强，以立诸侯，诸侯已立，天下服听，而归德于齐。案齐之故，有胶、泗之地，深拱揖让，则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于齐矣，愿足下熟虑之。”这一次，韩信不能说没有一点动心，但终以刘邦对自己的信重和“自以为功多，汉终不夺我齐”而拒绝接受蒯彻之计 [ 注：《史记》卷九十二 淮阴侯列传 ] 。

　　楚汉相约以鸿沟为界后，项羽引兵东归，刘邦则从张良、陈平之计，引兵东击楚。韩信、彭越等都引军合击项羽，围项羽于垓下。项羽兵败自杀。

　　楚汉相争之际，山东的局势刘楚汉战争的进程和结局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由于山东靠近楚都城彭城，那里的任何变故都可能影响西楚，所以项羽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对山东用兵，而这为刘邦还定三秦、出关东向以争天下创造了机会。项羽击田荣，刘邦乘机还定三秦；项羽击田横，刘邦得以出关中袭彭城；楚汉相持阶段，彭越背靠山东，袭扰楚军后方；决战前夕，韩信定齐地，从北翼完成对项羽战略包围。项羽面对关中和齐地，一直处于两线作战，来回奔走，渐至困弱，终至灭亡。

　　(三)汉初政局中的齐地

　　项羽败亡后，刘邦马上夺了齐王韩信手中的兵权，并将韩信徒为楚王；次年十月，又用陈平之计擒执韩信。田肯对刘邦庆贺说：“陛下得韩信，又治秦中。秦，形胜之国也，带河阻山。悬隔千里，持戟百万，秦得百二焉。地势便利，其以下兵于诸侯，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夫齐，东有琅琊、即墨之饶，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浊河之限，北有渤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万，悬隔千里之外，齐得十二焉。此东、西秦也。非亲子弟，莫可王齐者。” [ 注：《资治通鉴》卷十一 汉纪三 ]

　　时天下初定，刘邦惩秦孤立而亡的教训，遂大封同姓诸侯王以镇抚天下，同时设法铲除战争期间所封异姓诸侯王。关中和山东均为形胜之地，项羽分封时曾将此二地分割，都一分为三。现在关中已成汉室政治重心，对于“十二之地”的山东自然也不能授之于人。所以，刘邦击灭项羽之后，马上夺韩信之兵，将其徙为楚王，将齐地七十二县封于其子刘肥为齐王，并规定：“诸民能齐言者皆以与齐。” [ 注：《资治通鉴》卷十一 汉纪三 ] 擒韩信之后，刘邦又降韩信为淮阴侯，将其封地分为两国，以淮东五十三县封从兄刘贾为荆王，以淮北三十六县封弟刘交为楚王。

　　在当时的诸侯国中，以齐为最大。齐在西汉初期的政局中发挥过很重要的作用。

　　汉高祖刘邦死后，吕后专权。孝惠帝二年(公元前193年)，齐王刘肥入朝，与惠帝亲密无间。吕后不满，有杀齐王之意。齐王割让城阳郡，才脱身归国。惠帝死后，吕后临朝称制，违背刘邦“非刘氏不王，非有功不侯” [ 注：《资治通鉴》卷十三 汉纪五 ] 的规定，封吕台为吕王，吕产为梁王，吕禄为赵王，吕通为燕王。诸吕用事，权倾一时。

　　齐王刘肥死后，其子刘襄继立，襄弟朱虚侯刘章宿卫京师。吕后死后，吕产、吕禄专兵秉政，阴谋作乱。刘章获知后，暗中派人告其兄齐王刘襄，约齐起兵西向长安，自己作内应，诛灭诸吕，事成之后立齐王为帝，刘襄遂尽起齐国之兵攻吕国济南，同时遣使致书其它诸侯王，宣讨诸吕之罪。诸吕闻齐起兵，遣灌婴将兵击之。灌婴率兵至荥阳，反与齐王及诸侯连和，以待吕氏之变而诛之。此时，长安城中，周勃、陈平设计捕杀诸吕，吕氏之乱遂定，齐亦罢兵。刘汉政权转危为安。

　　西汉前期，大国诸侯已构成对西汉中央政权的潜在威胁。文帝、景帝之世，刘邦当年所封同姓诸侯王已成尾大不掉之势，削藩之议由此而起。贾谊上《治安策》，将诸侯王强悍难制置为内忧之首；晁错亦上书请求削藩。

　　齐国在诸侯国中是最大的，而且，在讨诸吕时，刘章曾有立齐王刘襄之议，这也很使文帝心存忌惮。文帝遂采削藩之议，将齐地分为六国：齐、济北、甾川、胶东、胶西和济南。文帝还按贾谊的建议，增强自己两个儿子的封地，将淮南之地尽封淮阳王刘参、将淮北至于泰山之地尽封梁王刘武，以制东方诸侯。根据贾谊的设想，这样可使“大诸侯之有异心者，破胆而不敢谋。梁足以捍齐、赵，淮阳足以禁吴、楚，陛下高枕，终无山东之忧矣。” [ 注：《汉书》卷四十八 贾谊传 ]

　　文帝的这些举措只是权宜之计。齐被分割以后，吴成了东方大诸侯国。吴王刘濞“铸山煮海，国用富饶。” [ 注：《史记)卷一百二十九 货殖列传 ] 招致天下亡命之徒；汉景帝前三年(公元前一五四年)，汉廷谋削吴，吴王刘濞遂发兵反汉。齐地的六国马上响应吴王刘濞。后来齐王悔约，济北王被部下劫持，不得发兵，齐地实际发兵的有胶东、胶西、甾川、济南四国，并吴、赵、楚而为七国，史称“七国之乱”。

　　吴王刘濞为这次起兵首领，他未采田禄伯出奇兵入武关之策，也未用青年将领桓将军建议的“愿大王所过城不下，直去，疾西据洛阳武库，食敖仓粟，阻山河之险以令诸侯” [ 注：《汉书》卷三十五 荆燕吴列传 ] 之计，自统大军攻城略地而进。汉廷令大将军窦婴率重兵屯于荥阳，另遣周亚夫率军击吴、楚。周亚夫临行时请示景帝说：“楚兵剽轻，难于争锋，愿以梁委之，绝其粮道，乃可制也。” [ 注：《资治通鉴》卷十六 汉纪八 ] 景帝同意，这一点遂成周亚夫攻叛军的作战指导方针。周亚夫率兵出武关，而后北走昌邑（今山东金乡），坚壁不出。吴军西进，攻梁都雎阳（今河南商丘）不下，遂留军围攻之，大军滞留不进。梁王一再告急，周亚夫仍坚壁不出，只遣轻骑出淮泗口，绝吴、楚兵后，断其粮道。吴楚军粮绝退兵，周亚夫这才遣精兵追击，大破叛军。（见图3-2-4）

　　齐地叛乱的四国，合兵围攻悔约的齐王，顿兵临淄坚城之下达数月之久，汉军击破吴、楚军后，进击齐地，四王兵败。汉军只用了三个月的时间便平定了叛乱。

　　平定“七国之乱”后，汉廷继续推行削藩，武帝时，又实行“推恩令”。同姓诸侯王对中央政权的威胁才告解除。

　　在经历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大分裂之后，隋唐重新统一后，仍都关中。隋唐两代的农民大起义都是首先爆发于山东地区，而且都产生了全局性的影响，这也与山东在整个东部地区的地位有很大关系。

　　三、山东在南北之争中的地位

　　山东在南北之间具有枢纽性地位。这一方面是因为山东低山丘陵在中国东部大平原上可以作为凭恃，另一方面是山东处在监控南北之间水路运输线的位置上，因而南北对峙之际，山东常是争夺的焦点。

　　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如能占据山东，便取得了很有利的态势。对于南方而言，得山东，进可以问鼎中原，北临幽燕，退可以翼蔽淮泗，巩固江淮；对于北方而言，得山东，进可以南逼江淮，退可以翼蔽河北。

　　(一)刘裕北伐与宋魏对峙

　　山东和湖北犹如东南的两翼。以南方而进取北方，出江淮正面，不如出两翼。从江淮正面北出，出淮河一线太远，其攻守便失去依托：而出两翼则有比较有利的山河形势可以凭恃。在南北对峙的形势下，荆襄上游对于东南的意义，自孙吴时起便为建康方面所重视，而经营山东以固东南、并藉以进取中原，则自刘裕始。

　　东晋末年，山东为后燕灭亡后慕容鲜卑残余势力建立的南燕所占据。南燕建都广固(今山东青州)。桓玄篡晋之时，南燕国中有乘乱南进之议，谓纵不能廓清吴会，亦可尽占江北之地。南燕虽未大举南卜，却也频频侵扰淮北之地。

　　刘裕在消灭桓玄之后，崛起于东晋。东晋义熙五年(409年)，刘裕以南燕频频侵扰东晋兖、徐二州，上表北伐南燕。这年四月，刘裕率军北伐，大军自淮入泗，至下邳(今江苏邳县)后，留舰船、辎重，率军徒步取道琅琊(今临沂北)北进。

　　南燕主慕容超闻晋军来攻，召群臣计议。南燕征虏将军公孙五楼提出御敌三策：“吴兵轻果，利在速战，不可争锋。宜据大岘，使不得入，旷日延时，沮其锐气，然后，徐简精骑二千，循海而南，绝其粮道；别敕段晖帅兖州之众，缘山东下，腹背击之，此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险自固，校其资储之外，余悉焚荡，芟除禾苗，使敌无所资，彼侨军无食，求战不得，旬日之间，可以坐制，此中策也。纵敌入岘，出城逆战，此下策也。”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五 晋纪三十七 ]

　　公孙五楼的意见的确很有见地。他提出的上、中二策，晋军方面已有人考虑到了，并深感忧虑。晋军进军途中，有人对刘裕说：“燕人若塞大岘之险，或坚壁清野，大军深入，不惟无功，将不能自归，奈何?”刘裕料定燕军“不过进据临朐，退守广固，必不能守险清野。”正如刘裕所断言的，慕容超未听取公孙五楼的建议。南燕太尉慕容镇也对慕容超说：“陛下必以骑兵利平地者，宜出岘逆战，战而不胜，就可退守；不宜纵敌入岘，自弃险固也。”慕容超仍不听。刘裕军过大岘，大喜道：“兵已过险，士有必死之志；余粮栖亩，人无匮乏之虞，虏已入吾掌中矣。”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五 晋纪三十七 ]

　　刘裕取道琅琊进军广固的捷径须越大岘山险。大岘山即沂山。山势险要，为齐南天险；大岘以南，处处狭隘，车不得并轨。因此，对于刘裕而言，突破大岘是其关键。对于南燕而言，抵御晋军之策，实不出公孙五楼上、中二策，尤其是上策，深得山东地形的要点：正面坚守大岘险要，阻击晋军；派轻骑循海南下，从东侧翼袭击晋军粮道；以兖州(南燕兖州治梁父，在今泰安南六十里)之军沿蒙山东出，袭击晋军之西侧背。此策的关键也是扼守大岘。慕容超却没有听取公孙五楼等人的意见，放弃大岘险要，洞开门户，纵敌入门。南燕覆亡的种子也就由此而埋下。

　　刘裕率晋军越过大岘以后，在临朐击破南燕主力，占领临朐，乘胜进围广固，尽锐攻城。次年二月，广固城破，南燕灭亡。山东遂纳入东晋版图。(见图3—2—5)

　　刘裕灭南燕后，欲留镇下邳，筹备西击后秦，却因国内局势变化而推迟了几年。此后，他先后镇压了卢循起义、消灭了刘毅、诸葛长民、司马休之等反对势力、讨平了割据益州的谯纵。东晋政局相对稳定，事权归一，刘裕遂谋进一步北伐。

　　义熙十二年(416年)八月，刘裕趁后秦国主姚兴死后诸子内讧的有利时机北伐后秦。其进攻部署大致分三个方向：淮河正面，王镇恶、檀道济率步军自寿阳向许、洛方向进攻，沈林子、刘遵考率水军溯汴水西进，作为后继；荆襄方面，朱超石、胡藩率军从南侧进攻洛阳，沈田子、傅弘之率军一部趋武关，作牵制性作战；山东方面，王仲德督前锋诸军由彭城溯泗水，开巨野泽入黄河，刘裕自统大军，待水路开通后，由泗水入黄河，再沿黄河西进。

　　这次作战，布局宏大，几个方向的进攻，配合起来，足以撑开全局。山东方向，王仲德开巨野泽，打通由泗水入黄河的交通路线，是为晋军主力通行之路，也是晋军粮草补给的运输线路；另外，刘裕主力入河后，针对北魏在黄河北岸屯兵十万的严峻形势，在山东置立北青州，以向弥为北青刺史，镇守碻磝(今山东东阿西北)，掩护由泗入河之路，且监视魏军行动，保证后方的安全。由于刘裕处置得当，攻后秦之战得以顺利展开。

　　刘裕从北伐南燕到灭后秦，收复了整个黄河以南地区，是为东晋南朝时期南方历次北伐中最成功的一次。刘裕一战而平南燕，收山东之地，改变了江南政权面向中原的态势。攻取山东，开创了恢复中原、进取关中、河北的有利局面。开山东巨野泽，将泗水与黄河连结起来，使江南的人力、物力能够便利地投送到北方地区，故山东一路对于此次北伐的意义尤其重大。

　　刘裕灭后秦后，急回南方，代晋建宋。刘裕南归后不久，关中便被赫连勃勃夺占。这样，刘宋与北魏在东部大致以黄河为界形成对峙之局。刘裕死后，北魏乘丧南下，夺占刘宋河南之地，并频频扰掠刘宋在山东的青、兖二州。

　　宋文帝刘义隆即位后，有恢复河南之志。刘宋先后于元嘉七年(430年)和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大举北伐，两次北伐都以失败告终。(北伐经过洋见前面有关章节)元嘉北伐，声势浩大，却以惨败告终，每令后人扼腕长叹。其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刘义隆战争指导有误，特别是他的北伐目标很成问题。

　　刘义隆北伐只图河南，却不知河南四战之地，即令能攻之，未必能守之。元嘉七年，北魏已将赫连夏逐出关中，这样，北魏以代北为根本，左拥河北，右据关中，虎视中原。实际上，刘义隆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遏止北魏咄咄逼人的南进势头，而不是河南的攻守。

　　元嘉二十九年(452年)三月，北魏太武帝拓跋焘被刺身亡，刘义隆又谋北伐。刘宋青州刺史刘兴祖上表，言进兵之策：“愚谓宜长驱中山(今定州)，据其关要。冀州以北，民人尚丰，兼麦已向熟，固资为易；向义之徒，必应向赴。若中州震动，黄河以南自当消溃。臣请发青、冀七千兵，遣将领之，直入其心腹。若前驱克胜，张永及河南众军宜一时渡河，使声实兼举，并建司牧，抚柔初附。西拒太行，北塞军都(居庸关)，因事指挥，随宜加授，畏威欣宠，人百其怀。若能成功，清壹可待。若不克捷，不为大伤。”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六 宋纪八 ]

　　刘兴祖吸取了前两次只争河南而无功的教训，建议自山东进兵河北堵塞太行山诸隘口，将北魏遏制在山西以内；若河北底定，河南自然落入宋军之手。当时北魏太武帝刚死，国内不安定，宋军进兵时机也有利。此策可谓极富胆略，且洞悉宋魏对峙的战略形势。不过，此策非雄才大略之主不能行之，刘义隆志望、见识均不及此，故未采纳。这次北伐又告失败。

　　随着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和宋文帝刘义隆的相继去世，宋魏战争暂时告一段落。刘宋孝武帝时期对山东的防御作了一定的调整。孝建三年(456年)，刘宋将青、冀二州州治由东阳(今青州)移往历城。开始大家不同意，垣护之为此解释说；“青州北有河、济，又多陂泽，非敌所向。每来寇掠，必由历城。二州并镇，此经远之略也。(历城)北又近河，归顺者易。近息民患，远申主威。安边上计也。”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八 宋纪十 ]

　　东阳和历城地形都很险要，但在宋魏对峙的形势下，东阳位置相对较偏，并非双方对峙的正面；移镇历城，可直接抵御魏军来犯；北魏攻山东，每次必由碻磝一带渡河；渡河而攻山东，必趋历城；且历城靠近河北，便于招附河北士民。移二州镇历城，是取能攻能守、可进可退的态势。

　　孝武帝以后，刘宋内乱频频。泰始二年(466年)，晋安王刘子勋在寻阳(今江西九江)起兵，由此引发以宋明帝为首的孝武系诸王和以刘子勋为首的文帝系诸王之间的一次大火并。宋明帝虽平定了这次内乱，但善后不当，致使徐州刺史薛安都以彭城降北魏。北魏乘机大举南进。北魏大将慕容白曜率军攻山东，连破历城、东阳等重镇。刘宋在山东的青、冀二州遂连同徐州、充州及豫州淮西之地尽失于北魏。

　　泰始年间的这次内乱及其引发的北魏南进之战，在刘宋乃至整个东晋南朝历史上都是一个转折点。它打破了南北对峙的均势。山东及淮北之地的丢失，不仅使南朝国力锐减，而且使淮河防线失去屏障，直接暴露在北方的冲击之下。从此，北魏南下，与南方直接战于淮河一线。是后，南朝境况愈下，到陈代时，仅能守长江一线。随着北方的再次统一，长江天堑以限南北的局面已经难以维持。隋灭陈，南北对峙的局面遂告结束。

　　(二)朱元璋北伐与“靖难之役”

　　元朝末年，政治黑暗，统治暴虐，爆发了波澜壮阔的红巾大起义。元的统治在起义的冲击下摇摇欲坠。朱元璋从起义军中脱颖而出。他以集庆(今南京)为中心，崛起于东南，东平张士诚，西灭陈友谅，在扫平南方群雄之后，即举兵北伐元朝。

　　在商议北伐方略时，将领们多主张直取大都(今北京)。朱元璋说：“元建都百年，城守必固。若悬师深入，不能即破。顿于坚城之下，馈饷不继，援兵四集，进不得战，退无所据，非我利也。吾欲先取山东，撤其屏蔽；旋师河南，断其羽翼；拔潼关而守之，据其户枢。天下形势，入我掌握。然后进兵元都，则彼势孤援绝，不战可克。既克其都，走行云中、九原，以及关陇，可席卷而下矣。” [ 注：《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一 ]

　　朱元璋北伐前，河南、山东经过刘福通起义军的打击，社会秩序混乱，武备不振。元朝的地方将领们却各谋保境割据，不服元室调遣。扩廓帖木尔盘据山西，李思济、张良弼诸将拥兵关中，相互攻伐，不相统一。这正好给了朱元璋各个击破和乘虚直捣大都的机会。元朝在失去对江淮以南广大地域的控制之后，正赖河南、山东作为南面藩篱，抵御明军北上。山东是河北的南面屏障，屏护大都。对于元朝而言，失山东，即已等于门户大开。自金陵北攻大都，战线很长，直趋大都，有孤军深入的危险，故宜先取山东、河南，以“撒其屏蔽”。

　　明军北伐的序幕遂自山东拉开。元至正二十年(1367年)十月，朱元璋在部署好淮河及荆襄方面的防御之后，即令徐达、常遇春率军由运河北进，进攻山东。

　　进军途中，朱元璋曾写信给徐达，讨论具体进军路线问题。徐达占领沂州后，朱元璋遣使谕徐达曰：“将军已下沂州，未知兵欲何向?如向益都，当遣精锐将士于黄河扼其要冲，断其援兵，使彼外不得近，内无所望，我军势重力专，可以必克；如未下益都，即宜进取济宁、济南，二郡既下，则益都以东势穷力竭，如探囊中之物，可不攻而自克矣。” [ 注：《明史纪事本末》卷八 北伐中原 ]

　　益都(今青州)是徐达攻山东之战的重心，元朝在那里设有山东东西道宣慰使，掌理山东各路军政。从南面攻益都，进军路线不外两途：一是取道沂山与琅琊山之间的河谷低地，越沂山而北进，是为刘裕攻广固(今青州)之战的故辙；一是沿泗水经鲁西南北上，绕道泰山北麓再东进，是为朱元璋所说的进军路线。因元朝沂州守将王宣先已对明军输诚，故徐达采取了第一条进军路线。

　　徐达虽未取朱元璋以主力取济宁、济南之策，但对自己左侧翼的攻防也作了周密的部署。他在率军抵达下邳(今邳县)后，即命部将张兴祖率兵一部由徐州北上攻取济宁、东平；占领沂州后，又派部将韩政分兵扼黄河(元末黄河决口，在开封以东向南流经苏北注入东海)，韩政又分兵北略攻占滕县(今滕州)。这样，徐达以两路偏师切断了元朝鲁西及河南方向的援军，掩护明军的左侧翼，确保了大军后路及粮草补给上的安全，同时消灭鲁西之敌，为日后进军河南作准备。徐达主力遂得以向益都顺利直进。

　　十一月底，明军攻占益都，又乘胜连下寿光、临淄、昌乐等地。十二月初，徐达遣使招降乐安(今惠民)守将俞胜，以保大军北侧翼的安全，自率主力西进。沿途各县皆望风款附。与此同时，张兴祖在鲁西连下东平、东阿、济宁等地。十二月八日，徐达引兵至济南，元守将以城降，附近各县亦纷纷降附。是后，徐达遣军略定胶东半岛。山东各地遂为明军所有。其间，元廷诏陕西张良弼、李思济等东援，但张、李等都拒不奉命。

　　以后的进军大都之战基本上循着朱元璋既定的方略展开。明洪武元年(1368年)闰七月，明军自山东临清起程，循运河北进，顺流长驱，元朝再无天然屏障以御明军。十几天的时间内，明军便攻陷了大都。其后，明军又平定了山西、甘陕、四川，北征塞外。明朝统一天下。

　　朱元璋北伐，创下了由南到北统一天下的先例。明朝成为历史上惟一的起自东南而统一天下的政权。但明初的政治舞台上，很快便上演胃了由北向南夺取政权的一幕，这就是“靖难之役”。

　　明初定都金陵，但强敌在北，朱元璋遂在北方屯戍重兵，命诸子以亲王典兵，镇守太原、大同、北平、大宁(今内蒙古宁城)等战略要地。其中燕王朱棣统兵驻北平(今北京)。诸王权重势大，朱元璋在世时尚能控制，但出于朱元璋算度之外的是太子朱标早死，引发一系列问题，致使明初政治重蹈乐历史上藩王称兵的覆辙。

　　朱标死后，朱元璋以朱标之子朱允炆为皇太孙，引起诸王暗中不满。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死，朱允炆继位，是为建文帝。建文帝即位时年仅二十三岁，正是主少国疑之时。诸王相互煽动，一时流言四起。在兵部尚书齐泰、翰林院修撰黄子澄的建议下，建文帝遂谋削藩。建文帝元年(1399年)，朝廷即削黜了一批诸王。建文帝以燕王朱棣“智虑绝伦，雄才大略，酷类高帝”，擅长用兵，又居北平形胜之地，士马精强，恐难猝图，而未急于削燕，但在北平外围的开平、山海关、临清、彰德(今安阳)、顺德(今邢台)等地部署兵力，以备燕王。朱棣见削藩已起，且朝廷对自己多方戒备，遂谋起兵。他招罗人才，秘密训练士卒。这年七月，朱棣在北平起兵，打着“清君侧”的旗帜，称这次起兵为“靖难”。历史上将这次战争称为“靖难之役”。(见图3—2—6)

　　“靖难之役”初起时，燕军只据北平一隅之地，势小力弱，朝廷则在各方面都占压倒性优势。所以战争初期，朝廷拟以优势兵力，分进合击，将燕军围歼于北平。朱棣采取内线作战，迅速击降北平外围的通州、密云、蓟州、怀来、永平(今卢龙)等地。在真定之战中，朱棣大败南军统帅老将耿炳文。建文帝又任命李景隆代替耿炳文统兵攻燕。在北平城下及白沟河两战中，朱棣又大败李景隆，并乘胜南追，攻陷德州，围攻济南。济南城中军民在都指挥盛庸、山东参政铁铉等督率下坚持固守，燕军围攻三月，未能破城。朱棣恐粮道被断，解围北去，盛庸收复德州。

　　南军在几个月的时间内连连败绩，损兵数十万。建文帝遂采黄子澄之谋，遣使议和以求缓攻；又任命盛庸为平燕将军，代李景隆统兵。盛庸屯兵德州，以遏燕军南下。此后，双方在山东一带陷入相持。彼此攻伐，相互扰掠，互有得失。

　　到建文帝三年(1401年)底，战争已经进行了两年半的时间，南北交战主要在河北、山东。燕军虽屡战屡胜，但南军兵多势盛，攻不胜攻，燕军所克城邑旋得旋失，能始终据守者，不过北平、保定、永平三府而已。燕军基本上被挡在山东以北。

　　战争照这样打下去，燕军只会愈耗愈弱。燕王朱棣遂谋另辟途径，以求打开局面。这时，金陵有—被贬中官投奔朱棣，极言金陵空虚，可袭而取。朱棣手下谋士也劝朱棣勿攻城邑，越过山东，以迅速行动直趋金陵，金陵势弱无备，必可成功。于是朱棣决定跃过山东，直捣金陵。

　　建文四年(1402年)正月，朱棣督师南下，连破东河、汶上、兖州、沛县，绕过徐州，向南直进。燕军已过徐州，山东之军才南下追截。燕军经宿州、灵壁、泗州几战，突破淮河防线，然后疾趋扬州，扬州城降。这时，朱棣之子朱高煦引番骑赶到，燕军军势大振。六月初，燕军自瓜洲渡江，镇江守将以城降。朱棣率军直趋金陵。十三日，朱棣进入金陵。建文帝自杀。朱棣即皇帝位，是为明成祖。

　　“靖难之役”历时三年，前期作战南军连连败藉。但自济南保卫战后，南军主力屯驻德州，相机出击，以遏燕军。德州处在运河线上，南北交通便利，燕军自河北南下，始终处在德州的监控之下。燕军南攻时，南军或自德州横出断其归路，或袭扰其补给线，或乘虚北攻。所以，虽以朱棣之善用兵，南军再未出现过战争初期的那种大的挫败，燕军势力基本上被阻在山东以北。朱棣未克山东，故虽屡战屡胜，激战两年半，却始终未能打开局面。等到他越过山东，直趋金陵，半年时间便夺取了政权。

　　不过，朱棣撇下山东，径直南下，实属铤而走险。南北朝时，以北魏的国力和太武帝之雄才大略，在击破刘宋黄河一线之军后，长驱江淮，兵临瓜步，饮马长江，也未敢渡江以争江南。朱棣的这种战术也只能在那时特殊的形势下才有可能成功。自明初朱元璋杀功臣后，明廷已无堪与朱棣相匹敌的将才，所以朱棣南下才有恃无恐。其次，“靖难之役”在那个时代的观念中，纯属一家一姓内部之争，所以建文帝虽一再下诏“勤王”，但真正勤王者少，而归顺燕军者多。不然，朱棣孤军南下，建文帝只需坚守金陵，坐待四方勤王之师会合，山东方面则截断燕军的补给线和退路，那样的话，朱棣处境势必极其危险。因此，换上另一人，换上另一种背景，则断不敢冒险采取这种战术，置山东于不顾。

　　“靖难之役”虽以朱棣成功、建文帝失败而收场，但从战争的进程看，山东在南北之争中的地位却显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