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仑的后勤体制·第二
作者：马丁·万·克列威尔德·以色列
出自————《战争与后勤》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围城战的结束
拿破仑1805年8月作出对奥战争的决定时，也许没有响亮的喇叭声为之祝贺，但在战争编年史上，他的这一次战局标志着从18世纪进入19世纪。这位未来的皇帝早期的业绩可能是辉煌以至于新奇的，但从许多方面看，仍然属于前一个时代。1805年，他的战略改变了，后世评论家所谓的“歼灭战略”产生了，同时也成熟了。要说明形成拿破仑新的战争风格的要点何在，是不容易的，它包含的因素太多了，绝非一个简单的定义所能概括。关于那时法国军队的“崭新的”和“民主的”性质，关于它浸透着革命意识因而具有了一种完全新型的推动力，关于拿破仑一心一意致力于打败敌人的军队而不是着眼于夺取一城一地，关于他把战争进行到底，打破敌人的头颅而不是砍掉敌人肢体的决心，关于这一切，人们已经写了很多。没有人会否认所有这些阐述都包含着许多真情实况，但是，看来他们忽略了一个中心点，具体说来就是：若要采取一种新的战略体系，首先必须找到能实现这种新体系的新手段，本章所要集中阐述的，首先就是这种新的手段。
由于拿破仑统率的军队规模庞大，他的新战略提出的后勤问题也是空前巨大的。我们已在前面说过，即使在18世纪，长途的战略行军也决非如一般人设想的那样，是无法实现的。至于说当时的行军规模总是较小，问题决不在后勤因素，而在于攻防双方兵力的对比。一支野战军若同另一支大小相等的野战军交战，自然有相当的获胜希望，但要围攻一座强大的、坚固设防的要塞，则一般认为必须具有不少于7:1的数量优势。所以，围城战只有大部队才能进行，例如1708年马尔波罗曾集中12万人于里尔周围。如果没有这样大的兵力，唯一的办法就是在运动中求战，这无疑是以速度来弥补数量的不足。但即便如此，如果敌人的要塞未被触动，仍然没有多大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希望。1704至1712年间，马尔波罗和尤金亲王虽然在野战中接连取得胜利，但法国的实力仍未被摧毁，最后还是缔结了有利于它的和约。
所以，马尔波罗率4万人进军多瑙河，尤金率3万人进军土伦，这不仅反映出他们试图“摆脱后勤的束缚”，而且在更大程度上反映出一个事实：这样小的兵力就连只打一座头等要塞也是没有获胜希望的。的确，这样小的军队，既要向前推进，就不可能分兵包围途中要塞。为什么这类战略行军在开始时通常总是沿敌人领土边缘前进，而不是深入敌境呢，原因就在于此，而不在于有些人设想的对仓库补给的依赖性。在马尔波罗从弗兰德到多瑙河的行军中，如果他被迫去封锁(更不必说去夺取)哪怕是仅仅一座坚固要塞，整个这次有名的战略机动就肯定会一事无成。
事实上，改变围城战与野战的相对关系，改变敌人要塞和其野战军作为战略目标的相对重要性，这就是拿破仑对战争艺术的最具革命性的贡献。18世纪初，沃邦计算上两个世纪的围城战(不成功的)有200次，而野战仅60次。但拿破仑一生只打过两次围城战。他给包围意大利曼图亚的军队供应给养的经验表明，围城战的后勤问题就连对这个姓波拿巴的人来说也是很不容易解决的。1809年他给他的养子写信说：“大量军队集中一地，行军时的那种给养供应方法就行不通了”，所以，除就近直接征集粮秣外，还必须有补给车队从远外实施前送。拿破仑认为“这是最好的方法”(指就地取给与后方前送相结合)，对此，萨克森的莫里斯一定会欣然同意的。
由于拿破仑的决心是把他所有的部队集中于决定性的方向，所以他坚持地方守备部队不能由野战军派出，而应由地方居民或国民警卫队组成，这并不意味着他把要塞看得全无价值。他的军队有足够的兵力，能在分兵包围一座要塞(必要时甚至包围一座以上的要塞)的同时，保证主力继续向前挺进。他有一次在评论提雷纳关于一支军队不应超过5万人的名言时指出，一支25万人的现代军队，在分出五分之一的兵力后，仍然强大得足以在短期内推翻一个国家。因此，拿破仑决不是要完全取消要塞，只是要改变要塞的布局。要塞不应设在边境地带(他认为这样做是愚蠢的，因为这将暴露一个国家的兵站和军工生产中心的位置所在)，而应设在后方腹地，最好是在首都四周。在这样的条件下打围城战，后勤必将产生困难，这是德国人在1870年吃了苦头之后得到的教训，尽管当时他们已经有了铁路。
总之，拿破仑认识到，正是因为18世纪偏好打围城战，才引起无穷无尽的后勤困难。而他自己正是由于能够摆脱围城战(这要归功于他所率领的军队的庞大数量)，才基本上没有必要搞18世纪那样的后勤机构。这就是下面这个乍看起来似乎难以理解的事实的原因所在：虽然拿破仑所掌握的技术手段并不优于他的前人(他在这方面确实有些保守，他拒绝采用新的发明创造，而宁肯继续使用某些旧的东西)，但他却能推动庞大的军队横越欧洲，建立起一个从汉堡到西西里的大帝国，不可挽回地动摇了整个(旧)世界。他是怎样做的？下面，我们试图以实例加以说明，这里着重阐述的是他最成功的一个战局，即1805年战局。
从布洛涅到奥斯特里茨
如所周知，1789年后开始建立的法兰西共和国军队，对其组织机构和后勤工作的具体细节不是十分重视的。拿破仑初接管时，发现军队——用他自己的话说——“缺衣少食……困难重重”。从那时起，法军虽然又经过了很长一段历程，但它的后勤组织到1805年仍然远不是很完善的。所有后勤问题都归陆军组织部管辖，当时该部大臣是德冉，他主要负责军队的给养补给、服装补给以及运输工具的配备，但他的职权仅限于法国边界以内。在战场上，后勤事务——包括补给和运输——由军队的军需总监负责，但他的权力又只是限于作战地带以内。尽管后勤组织与物资补给在补给线的两端都有妥善的安排，但却没有一个固定的机构来管理后勤地带和利用这一地带的资源，这对当时的战争来说是有普遍性的。在这里，皇帝常作出专门的安排，通常是让那些战绩不佳，以及他不满意的指挥官在此负责，而这些指挥官被调来执行这种任务，如果不算实质上的惩处，至少也是一种贬谪。
1805年，陆军军需总监是彼提埃。他手下有四个兵站监督以及各补给部门的首脑(粮食提调、肉类提调、饲料提调和运输辎重总管)。但拿破仑总是越过这些中央机构直接向他的军长们下达关于运输和补给的命令。军司令部设有副官，其职责是根据帝国总司令部军需总监的原则指示领导军的补给工作。每个师司令部均有兵站官，他既接受军副官的命令，也接受其直接上司——师长的命令，二者可能发生冲突，有时的确发生冲突。
这些官员所掌握的物资器材是很不充足的。这既不是因为保留共和国那支饥饿的、依靠到处抢劫为生的部落式军队的传统(自从1802年亚眠和约以来，如果拿破仑想干的话，他本来有足够的时间纠正军队的这种状况)，也不是因为不懂得设立正规辎重队的重要性。确切地说，这是由于这支军队近一年半来一直在准备入侵英国。鉴于英国有优势的海上力量，侵英行动是指望不了能有一条来自欧洲大陆的正规补给线的。法军一旦渡过海峡，就只能依靠就地取给生活(当地的富源也足以维持军需)，而法军返回法国的希望则完全寄托于战场上的速胜，然后同英国订立城下之盟。因此，在布洛涅港的军队几乎完全没有补给和运输手段。但是，即便我们把拿破仑的侵英计划设想为不过是一次佯动，他也不可能在不惊动敌人的情况下在大陆上建立起他的战争机器。奥斯特里茨战局则不同，象通常一样，拿破仑进行这次战局的后勤准备时，一个主要的考虑就是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持作战的突然性。
这样，当1805年战局来临时，陆军部和陆军军需部面临着巨大的任务，即在数周内为17万法军匆忙凑集全部运输机构和补给机构。由于这些机构为之服务的部队在整个这段时间内大都不处于驻止状态，而是处在从布洛涅营地前往莱茵河展开地域的行军途中，因而问题更加复杂。加之直到军队全面展开之际还要进行8万新兵的编组工作，就更增加了困难。的确，动员和展开通常是分成单独的阶段进行的，现在却被压缩成一次完整的综合行动。在拿破仑的战局计划中，这还不算是最不合乎常规的做法。
8月23日决定了对奥作战后，拿破仑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命令他的部队开往指定的展开地域。他的8个军中，有两个军(由马尔蒙和贝尔纳多特指挥)分别来自荷兰和汉诺威，这两个军构成法军的左翼，首先应至哥廷根集中，然后到维尔茨堡。其余各军按最初的设想应展开于从哈格瑙往北经斯特拉斯堡(这里要集中3个军以上)至谢列斯塔特绵延约50英里的一线。为此目的，其中的5个军要自西向东横越整个法兰西。第六个军由新兵组成，他们一群一股地来自帝国各个角落。这样，在向展开地域行军时，需要进行规模巨大的协调和补给工作。拿破仑的参谋长贝尔蒂埃8月25日开始发出命令，只过了24小时，他已能向皇帝汇报命令的执行情况，这充分说明了他的工作效率。下达的命令很详细，不仅提出了各兵团的行军顺序，而且规定了每一个团在行军途中应从沿途各地领取给养的准确数量。
按照贝尔蒂埃的总计划，组成骑兵军的各师应首先离开海峡沿岸，其中有的师早在8月25日就开始出发。然后是达武、苏尔特、内伊、拉纳各步兵军，这4个军沿从北到南平行的3条路线行军，仅后两个军要共用一条道路。根据拿破仑的指示，贝尔蒂埃写道：“依皇上旨意……途中军队给养补给应与扎营时一样”。这就是说，要由陆军部的补给机关在沿途县长、副县长、市长等人的配合下组织实施，给养每隔2-3天分送一次。为此，贝尔蒂埃在给各军发布命令的同时，也写信给沿途地方当局，通知他们军队即将到达，请求给予合作。两个军离开荷兰在友好国家领土上行军时，马尔蒙军被告知沿途“就地取给维持军需”，而对贝尔纳多特军则要求携带7-8日份饼干，以“避免加重”黑森-卡塞尔中立国的“负担”。在这个总规定下，各军长仍有很大机动余地，他们都先期派出自己的副官和兵站官，以便预作具体安排。
拿破仑的命令在原则上是很高明的，但行军的组织仍有某些不足之处，一则因为准备时间过短，再则因为各地的地方当局不愿提供合作(由于征兵制度不良，当时军队已经不得人心了)。但也有些地方对军队的支援过了头，以致造成酗酒和违纪现象。北边的达武军发现难以找到合适的营房，不止一夜地被迫在露天宿营。右翼各军在这方面遭遇较好，但到行军最后阶段补给中断，仍然吃了苦头。当士兵们经过或接近故乡时，他们往往溜回家去几天，然后又到莱茵河上归队——除开这种“临时性开小差”的现象以外，纪律是很好的，至少使一位县长因受到感动而给贝尔蒂埃写信说，对于经过他的县境的军队，他“只能给予赞扬”。其他人没有这样满意，直到12月11日(战局开始已近4个月，赢得奥斯特里茨大捷也已一个星期)，财政部长还在向德冉抱怨，说军队未同8-9月间经过的各县结清账目。
但是，总的来说，人们在行军途中过得不错。有材料说明他们极端疲劳，但不是挨饿。马匹则不然，它们因路坏、多雨和饲料短缺而大吃苦头。几乎每一个骑兵部队指挥官或依靠牲畜拖运装备的指挥官都有抱怨的理由，或因骑兵未受训练，给坐骑造成损伤，或因马龄太小，气力衰竭，或则单纯因为马匹不足。当在莱茵河上集中的行动完成时，骑兵军的马匹已在挨饿，因为没有经费购买饲料。苏尔特需要1,200匹牲口牵引辎重，但实际只有700匹，马尔蒙的骑兵则因在流产的侵英行动准备期间被圈在船上达5周之久而影响了体力。到1914年我们将看到这一故事的重演。给马匹提供饲料和保持其健康，在任何情况下，都证明比对人的保障要困难得多。
我们并不知道拿破仑在这个阶段的作战计划究竟是怎样的，他在给外务大臣塔列朗和盟友巴伐利亚选帝侯的信件中，谈的只是一般性的问题，如行军中尽可能早日取得巴伐利亚的援助，派20万人前往维也纳，在奥地利人得到俄国人增援之前就打败他们等等，至于这位皇帝想怎样达成这些目的，他并没有说起。这可能是因为他决心保守机密，但更可能是因为当时连他自己也还胸中无数。现在也没有任何实际线索能够说明他下令在德意志境内进行侦察的意图所在。总之，贝特朗接到命令要对乌尔姆及其周围地区进行彻底的勘察，然后沿多瑙河左(北)岸东进，此外要特别注意一旦俄国人开出波希米亚时可能利用的通道。大概是为了给马尔蒙和贝尔纳多特的作战行动作准备，缪拉接到指示沿美因河开往维尔茨堡，然后到达多瑙河，再向下游进至因河。沿因河向南到库夫施泰因，再折向西，穿过巴伐利亚，走从乌尔姆到拉施塔特的道路返回法国，途中对这条道路要进行特别细致的勘察。看一看拿破仑关于军队展开的命令，我们对他的意图就可能有较好的理解。根据这些命令，起初要将极大的兵力集中于斯特拉斯堡，彼提埃应在此地准备供不少于8万人宿营的帐篷，亦即足可容纳几乎是整个大军团的一半。再加上拿破仑要求他的巴伐利亚盟友在乌尔姆准备大量给养，由此即可相当清楚地看出，不管这位皇帝的最终目的如何，他的第一个意图就是比奥地利人先期进入巴伐利亚，办法是走一条最近的路线，亦即穿过黑森林的路线。至于说拿破仑没有对这一地区进行侦察，并不能否定我们的这个结论。因为黑森林毕竟是法军在反对哈布斯堡帝国的战争中常走的路线，对它的情况一定是早已熟悉的了。
当拿破仑构思其作战计划和监督其军队实施大规模的展开与集中行动时，德冉、彼提埃和缪拉(后者在皇帝缺席时代行军队总司令的职权)正在全力以赴地工作，以求在规定的短时期内完成全部物资准备。德冉的艰苦工作开始于8月23日，那天，皇帝下了一道语气生硬的命令，要他在斯特拉斯堡准备50万日份的饼干，在美因兹准备20万日份，全部工作必须在25天内完成。对巴伐利亚选帝侯，也发了一份内容相似，但比较客气的照会，要他准备不少于100万日份的饼干，平均分配在维尔茨堡和乌尔姆两地。拿这些数字同参战部队的人数比较一下，就可看出拿破仑的准备决不象人们通常想象的那样是简单草率的。集中于展开地域的70万份口粮可供大军团主体11万6千人(除去马尔蒙军、贝尔纳多特军和奥热罗军，后者不参加初期作战)食用6天，再加上携行的4天面包，可以毫无困难地保障军队吃到巴伐利亚。到巴伐利亚后，则另有4日份给养积存于乌尔姆等待军用。最北部各军的给养准备工作同样是大规模的，除通常的4日份面包外，要安排供55,000人(包括马尔蒙和贝尔纳多特应在维尔茨堡与之会合的2万名巴伐利亚部队)食用9天的粮食。总之，要为军队筹措整整两周的给养，这样，即便完全不搞就地征发，也能绰绰有余地保障军队到达巴伐利亚。
图3 从莱茵河到多瑙河
实际上，要完全满足皇帝的要求是不可能的。在展开地域内，至9月26日止只准备了38万日份饼干，刚刚超过预定数量的一半。在后方准备了另外的30万日份，但因行动已经开始，无法及时送到军队。巴伐利亚人无论在乌尔姆或是维尔茨堡都未准备任何粮食(在乌尔姆未建立储备是万幸的，因为奥军不久就以惊人的速度进占了该地)。9月15日，法国人请求巴伐利亚人“看在上天份上”至少在维尔茨堡准备30万日份饼干，回答是办不到，因为价钱太高，而且面包师不会做饼干。尽管如此，当马尔蒙和贝尔纳多特到达维尔茨堡时，他们发现那里还是准备了一些饼干，至于数量多少，则非我们所知了。
不仅筹措给养的实际工作落后于皇帝原来的期望，而且他关于给军队提供足够运输工具的指示也证明是无法实现的。按照最初的计划，军队的车辆应包括以下各项：(1)从布洛涅带出150辆大车；(2)由布累德公司提供近1000辆大车，同该公司在5月份即已签订合同；(3)在法国莱茵河沿岸各县征发3,500辆大车。所有这些车辆预定用来伴随那116,000人的军队(马尔蒙和贝尔纳多特已预先得到通知：“不必指望”从大军团得到帮助，而应自筹运输工具)。这一车辆数字按今天的标准来看是很低的，但当时并非如此。事实上，马克将军率领的奥地利军队，人车比例正好与此相同。再说，在4,500辆大车中，除炮兵占去2,500辆外，给养勤务还剩2,000辆，假定每人每天的给养消耗量为3磅，而每辆四套大车的平均载重量为1吨(这个估计可能太低)，那么，2,000辆大车足可为116,000人载运11天的给养。问题在于，原来的计划数字只实现了一小部分。来自布洛涅的大车，由于官僚主义的错误，被送错了地方；而布累德公司的大车只按时准备了约五分之一。最后，大量从莱茵河沿岸强迫征来的大车的驭手，利用一切机会大开小差，在可能时还带走了他们的马匹。
大军团因运输工具不足而受苦，是由于没有时间建立正规的辎重队，而不是由于皇帝预先作出了不要辎重队的任何决定。我们无从得知皇帝究竟何时开始认识到自己的要求并非全部都能实现，但从他8月28日给德冉的一封信中可以找到一点线索。在这封信里，他命令将原定在斯特拉斯堡积累的50万日份给养分配到3个城市，即：斯特拉斯堡、兰德和斯派累斯。更值得注意的是，原定在美因兹积累的20万日份给养在信中完全没有提及，也没有在以后的任何文件中重新出现，看来是从给养总量中减去了此数。就在这以后，萨瓦里奉命首次侦察内卡河上的一些渡口，其位置在缪拉原来受命穿越之地区以北很远。最后，8月30日，下达了一系列的命令，改变军队展开地域，将其向北推移60公里。这样，现在的展开地域就是起自斯特拉斯堡经哈格瑙至斯派累斯，以重兵集结于左翼。按照这些新的部署，拿破仑大部分部队的行军路线将通过巴登和符腾堡的富饶地区，而不是经过黑森林。在这片林区的峡谷小道中，前代许多法军曾经饱受磨难。在讨论拿破仑为什么要作出这一改变时，阿隆贝特和柯林宣称，这不可能是由于后勤的原因，因为黑森林地区的贫困是拿破仑下达其最初之命令以前早就熟知的。但是，我们前面说过，皇帝最初根本没有打算让其部队在前往巴伐利亚途中依靠就地征发维持军需，而他直到8月末才开始觉察到所掌握的资财不足。如果同意这一结论，那么，上述的反对意见就不攻自破了。
展开地域改变后，迎接逐渐临近的大军团行军纵队的准备工作仍继续进行。至9月中旬，缪拉从德意志回国，开始检查已完成的工作，向皇帝发出一件件热情洋溢的报告。9月17日他在兰道，翌日他访问了斯特拉斯堡，三天后他同彼提埃进行了谈话。据缪拉说，彼提埃满腔热情坚信自己能够抓住每一件事情，直到最具体的细节。但是，陆续来到莱茵河的各军军长们却没有这样的感觉。9月22日，苏尔特通知缪拉说，“不管军需总监会说什么”，他的部队在兰道已面临断粮的危险，而周围地区也无粮可买。次日，达武向彼提埃呈递了一纸报单，其中表示了他对本军物资准备工作一切具体方面的不满。特别是运输工具短缺，现有车辆只勉强够运军队的弹药。结果，马尔蒙不得不将其40%的弹药沿莱茵河实施水运。但到达美因兹后，发现美因河水浅，驳船不能继续驶往维尔茨堡，致使该军进军时减去了许多弹药和重炮。
此时拿破仑亲临斯特拉斯堡，严厉斥责了负责后勤工作的军官们(他曾对德冉怒吼：“去执行我给你的命令吧！”)，并忙于具体安排一旦军队渡过莱茵河后的行军和给养供应问题。他给各军的命令是9月20日写下的，达武、苏尔特、内伊和拉纳各军按拿破仑的常规各走一条行军路线，应于9月25日和26日渡过莱茵河。马尔蒙和贝尔纳多特也接到了行军命令，为避免路上拥挤，贝尔纳多特奉命在安斯巴赫穿越中立的普鲁士领土。但他遇到了麻烦，因为普鲁士人原本同意让法军借路38天，中途忽然变卦，致使这位法国军长的重辎重未能跟上大队，而滞留在汉诺威。这些命令还规定各军都要携带4日份面包和4日份饼干，后者作为预备品，仅在紧急情况下方可动用。实际上，尽管这一数量较原来的计划大大减少，但几乎没有哪位军长能够办到。苏尔特曾责备达武靠损害他的利益建立了7-8天的储备，但就连达武也在埋怨储备不足。军长们之间的相互责难，他们向皇帝的诉苦，贯串于战局的始终。虽然如此，人们还是能够看到这些年轻指挥官们的旺盛活力，看到他们毫不犹豫地承担起责任，在除开一个不完备的补给机构以外别无所有的情况下，率领千军万马到远离法国数百英里的地方去作战。
各军渡过莱茵河后，拿破仑让它们相互保持较大的间隔，规定除最南边的一个军外，所有其他各军均在其左侧地区就地取给。这一安排一定给部队造成了某些困难，因为它们找宿营的房舍要比通常走得更远了，但这样安排可能是为了弥补地图的短缺，并使各军之间在筹措粮秣时不致发生摩擦。各军分别规定了解决给养的具体办法，而内伊发布的指示可算得这方面的一个样板。解决士兵给养的正常办法是让他们连同自己的马匹住在地方居民家中。士兵和军士的口粮规定为每天一磅半面包、半磅肉、一盎司大米(或二盎司干果)，作饭用的木柴也由不情愿的房东提供。军官的口粮标准没有严格规定，只是确定要让他们吃到“与其军阶相适应的象样的伙食”，但不得对居民提出“过份的要求”。如果军的部队过于密集，使得这一办法行不通，即由军副官负责从邻近地区征用给养。军副官和师兵站官应将需保障的人马数量通知当地政府，提出对每一地方政府的要求，并规定给养送达的地点。动用的物品均不付款，但在一切场合下都付给收据，写明动用的准确数量，以便有朝一日由法国国库同各地政府算帐。在发布这些命令时，内伊没有忘记告诫士兵们对待当地居民要象对待法国人一样。这样，至少在理论上，大军团已远远不同于一帮纯粹的盗匪了。更确切地说，它的补给制度类似于马尔波罗公爵沿行军路线预先筹备给养的制度，唯一的区别在于公爵付的是现款，而不是一纸收条。至于具体的筹措方法，我们已经看到，马尔波罗同他100年后的这位后继者是同样残酷无情的，虽然他可能比较有礼貌些。
军队渡过莱茵河后，按照9月29日的命令，封闭了河上的桥梁。这项命令规定军队的所有前途后送运输均应经过斯派累斯。该城被置于一名军官(林瓦尔德将军)的管辖之下。这样，这名军官就对军队补给线的上半部分负起了责任。每隔5至6里格 [ 译者注：里格，长度单位，等于3英里。 ] 设置一个驿站，整个交通线由巴登陆军辅助部队和宪兵旅维持治安。后备兵员和补给车队经过这些驿站开往前方，伤病员和战俘则沿同一路线送回法国。最初的交通线就是从斯派累斯到内尔特林根的道路，但10月5日斯派累斯城防司令被指定负责整个莱茵河右岸地区，并奉命监督所有前送后送运输车辆经过海尔布隆。在这一阶段，交通线仍以内尔特林根为终点。该城成了一个前进基地，由此再向各军分送补给品。
拿破仑的命令是令人赞赏的，但这些命令的执行情况却不太理想，这特别是因为运输工具的普遍缺乏。各军就地筹集的一切，他们都自然而然地留作己用，结果，维持前后方交通的各勤务部门严重缺乏大车和马匹，骑兵和各军掌管大车的人员偷盗和藏匿所有他们能下手的马匹，以至于到10月11日就连维持同国内的正常信使联系也已不再可能。于是，拿破仑以他惯有的果断性进行了干预，命令各军交出他们多余的运输工具。
各军是从远远超过100英里宽度的正面上出发的，他们在进军中应当不至于发生什么磨擦，事实也正是如此。但是，也出现过一些小的事件。例如由于贝尔蒂埃的错误，达武军在9月30日差一点穿过了苏尔特军的行军路线。两天以后，当拉纳军从斯图加特向路德维希堡进发时，其行军路线同内伊军的行军路线发生了交叉。拉纳军特别倒霉，还要同两支部队共用一条道路：奥特普尔的骑兵师运动在前，而近卫军尾随于后。缪拉一再抱怨内伊侵犯了他的领地。贝尔纳多特的行军路线原本包括法兰克福市，但事到临头又叫他另走别路，他只得绕道前往维尔茨堡，致使部队过度疲劳，不得不答应让他们在到达目的地后休息3天。构成军队后尾的炮兵部队，其给养补给也遇到了困难，只好从斯派累斯向该部派出补给车队。但是从总体上说，全军的情况在最初十天是相当好的。苏尔特、拉纳、内伊都征发了大量给养，达武军靠就地取给不仅“过得很好”，而且，除跟随其2万5千部队的20万日份饼干外，他又建立了6-9天的储备。怨言仅来自最左翼的两个军，他们之所以遇到困难，可能是由于拿破仑关于在维尔茨堡制作饼干的命令未得完全执行。与此同时，普鲁士人拒绝给通过他们国土的贝尔纳多特部队出售任何给养。而贝尔蒂埃10月2日又给贝尔纳多特写信说：“关于给养，不可能靠仓库给你提供……整个法国军队，甚至奥地利军队，都是依靠就地取给”。
当各军的副官们逐渐掌握了征发工作的艺术时，他们得以从沿途城镇和乡村筹集大量的补给品。例如海尔布隆及其周围地区总共只有15,000到16,000人口，但苏尔特却迫使该地交出了多达85,000日份的面包，24,000磅盐，3,600蒲式耳干草，6,000袋燕麦，5,000品脱葡萄酒，800蒲式耳稻草，100辆四套大车。哈耳镇和哈耳区大概只有8,000居民，但却被迫交出60,000日份面包，35,000磅肉(70头牛)，4,000品脱葡萄酒，100,000捆干草和稻草，50辆四套大车和100辆其他大车，以及200匹带挽具的马。甚至更加小得多的地方也能提供数量惊人的物资。例如马尔蒙及其12,000人的部队曾在普夫赫尔村(40户，600居民)驻留5天，居然“一切需要均不短缺”。 [ 注：当时刚刚收割了庄稼，乡村中有了足供一年食用的存粮——平均每口人可能有3.5公担左右。考虑到这一点，对于这里引用的数字就不会感到那样惊奇了。设想普夫赫尔是个自给自足的村庄，村中应有存粮2100公担，马尔蒙部队在其5天驻留期间的消耗不会超过600公担。所以，主要的问题不在于找到粮食，而在于将粮食磨成面粉。正因为如此，磨房才总是成为掳掠队的第一个目标，而且必须加以警卫。 ] 对于布乔元帅向他姐姐提出的著名问题：“你自己想一想，一万人来到一个村落，能够很容易找到够吃的东西吗？”只能给予肯定的回答。
但是，当军队接近多瑙河时，情况突然恶化，10月9日至12日达到最低点，以后又慢慢好转。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特别是由于敌人已近在眼前，因而不可能预先在前边准备给养。征发工作不再是集中组织，而下放给了师兵站官，有时甚至下放到团。这又导致各部队都自筹给养，特别是跑在前头的骑兵，他们占住原来指定步兵宿营的村落，使得后来的步兵几乎完全弄不到给养。严重管理不善的事情也偶有发生，例如马尔蒙曾控告瓦斯特屈鲁丁根区区长——某个林尼兹男爵的“无赖行为”，他扣留了通过其辖区的2万日份饼干。但最重要的事实是，大军团此时行动地域已经比较狭窄。9月30日，大军团的行动地域的正面起自弗罗伊登斯塔特，止于维尔茨堡，宽达100余英里，到10月6日已收缩到只有45英里了。
关于军队在这一时期遭受的困难已经谈了很多，但我们不应忽视它所取得的成就。例如在梅明根、弗里德贝格、奥格斯堡、多瑙华斯和萨尔德门真，缴获了奥地利的一大批物资储备，这批物资显然是等俄国军队到来时使用的。虽然没有哪一个军接到过携带饲料储备的命令，但10月7日却总共有98辆载有饲料的大车通过海登海姆，其中54辆是属于内伊一个军的。若每辆车装载1吨，54车饲料足供他的2,600匹马至少食用两天。在哈耳，达武征发了多达30天的饲料。10月10日，迪马报告皇帝说，他刚刚看到了第三军“蔚为壮观的辎重车队”载着6天的给养通过了诺伊堡。人们常说拿破仑的军队只有在快速运动中才能维持生活，其实并不尽然。当各军停止运动以包围乌尔姆或在慕尼黑与达豪构成战略拦障时，虽然出现过一些困难，但却使整个补给系统得以在更有组织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结果，大约在10月20日以后，给养供应就更加丰富了。
在整个从莱茵河到多瑙河的行军中，大部分补给职责必然地落到军长们的肩上。拿破仑本人并不能直接作出什么贡献，他只是提出督责(“马尔蒙将军曾接到一道命令：筹措4天的面包和烤制4天的饼干，但他除了自己拥有的资财以外，却不能指望得到任何帮助”)，或告诫军长们临机应变，以一种物资代替另一种物资，以及“不择手段地”为部队弄到给养。虽然他“迫于形势”，不得不让军队在得不到仓库供应的情况下行军，但他深深懂得这样作的危险性。因此，还在攻陷乌尔姆之前，他就开始致力于使后勤机构能有一个更加坚实的基础。10月4日，皇帝下令从前方至德派累斯建立第二条交通线，以便“沿这条路线组织可靠的给养补给”。10月12日，所有各军均奉命交出征发的运输工具中的多余部分，由炮兵部队掌握使用。12天后，皇帝指示在奥格斯堡附近建立庞大基地，目标是在随后的两周内集中30万日份给养，足供全军食用18天。此外，各军此时正在从慕尼黑、英戈尔施塔特、兰次胡特、兰次贝格诸城拖运给养。经过这些努力，就连通常并不以组织良好著称的内伊军也筹得了12天的给养。关于这些补给品的运输，看来皇帝是指望依靠布累德公司应允提供的车辆，同时依靠正在奥格斯堡组织的一支驳船队。
在此期间，同法国国内的交通运输也大大扩展了。根据10月23日的命令，从斯特拉斯堡到奥格斯堡的路线被分成了17段，每段有60辆四套大车往返进行运输。如果每辆大车每天能走一个来回(鉴于距离短，这个要求并不过份 [ 注：补给线的总长度为200英里左右，所以每辆大车每天的行驶距离仅略多于20英里。 ] )，总运输量就是每天60吨到120吨，其载运的物资主要是被服和弹药。从今天的标准来看，这样的安排似乎是很简陋的。但就当时而言，能够在前所未有的距离上维持一个正规的补给与运输系统，要算是组织工作的一个巨大胜利(100年前当马尔波罗在同一地区行军时，他就并未提出这种要求，实际也无此必要)。参加运输的车辆数字，今天公认是很小的，但当时显然认为已很充裕，证据就是那同一道命令。该命令不仅没有担心车辆不足，反而明确规定当运输工具过多时应遣散一部分。
关于大军团的弹药补给，前面说过，在18世纪，由于这种补给品的数量很小，它对军队的战略运动没有或几乎没有影响。然而拿破仑却从他打算用来装备其部队的4,500辆大车中，分出2,500辆供炮兵使用(这些车辆也装载步兵弹药的三分之二)，留给给养勤务的只有2,000辆。一个8,000人的标准师，每炮带炮弹147-300发，而步兵弹药除每人携行的60-80发外，总共只带97,000发。尽管这样的需要量，无论从相对意义或绝对意义来说，都决不是微不足道的，但由于弹药通常不能在战区筹措，所以不致于成为制约战略的因素。拿破仑同他的前人一样，总是在出发时携带整个战局期间所需弹药的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对于这种后勤需要，皇帝不仅不是漠不关心，而且，就在奥军统帅马克于乌尔姆投降之后，立即在海尔布隆建立了一座巨大的军械仓库。每天有75,000-100,000发弹药经由此处运往前方。就这一点而言，拿破仑走在了时代的前面。这也许是历史上实施持续弹药补充的第一个先例，加上我们前面提到的驿站勤务，说明拿破仑不仅没有退回到比较原始的后勤保障方法上去，相反地，他的体制是整个发展锁链中的一个环节，这种发展终于使现代军队真正受到了补给脐带的束缚。
当大军团重新开始向多瑙河下游进军时，它所进行的实际上已是一次全新的作战行动了。这一阶段的主要敌人不再是奥地利人，而是俄罗斯人，进军的目的不是去打击一个驻止不动的对手，而是试图赶上并抓住敌人，这个敌人虽然偶尔采取后卫作战行动，但始终在退却和逃跑，有可能把跟在后面的拿破仑拖到波希米亚、波兰以及别处的无穷无尽的空间中去 [ 注：关于拿破仑的作战计划，没有发现确切的具体材料。看来他的目标不过是在哪里找到俄国人就在哪里予以打击，而且，他希望能在11月初到达维也纳之前实施这一打击。 ] 。这一退却造成的客观问题越来越难以对付，因为地形的性质不允许拿破仑以他最擅长的方式采取大范围的翼侧包抄行动，相反地，发展趋势是使法军挤进多瑙河和阿尔卑斯山之间的狭长地带，愈往前道路愈少。从伊扎尔河上的基地到因河有5条道路，从因河到恩斯河有3条道路，从恩斯河到维也纳只有1条道路。他们想另找道路穿山南进，但失败了。试图穿越的达武军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结果，不得不让好几个军共用一条道路，行军纵队拉长到不可思议的程度，使全军逐渐失去内部联系和集中各军兵力的能力。在整个这次行军中，皇帝既想赶上俄国人，又怕前卫部队在脱离主力的情况下被迫同敌优势兵力交战，因而左右为难。这一窘境他始终未能摆脱，最后迫使他远远越过维也纳，来到了奥斯特里茨。
组成拿破仑大军团的各个军，奉命在巴伐利亚筹措8天的面包和饼干。10月26日，他们分3路纵队，以40英里的间隔，渡过了伊扎尔河。缪拉、达武、苏尔特为中路，构成50英里长的行军纵队，拉纳居左，贝尔纳多特居右。他们打算在最初的储备用完后再一次采取有秩序的征发行动来保障各军的给养。征发工作由军副官组织，尽管是在敌国领土，仍以收据支付。为此目的，曾经尝试给每一个军规定单独的粮秣筹措地域。例如达武奉命不触动其右侧地区，留给随后到来的苏尔特利用。马尔蒙从10月27日起就在贝尔纳多特之后行军，为了能在后者刚刚通过的地区弄到给养，他被告知向其右侧“需走多远就走多远”。有些军长，主要是达武、拉纳和苏尔特，还有来自慕尼黑的补给车队尾随在后。当然，由于军队推进速度较快，补给车队没有赶上的希望，因为道路不仅拥挤，而且被冰雪覆盖。
军队从慕尼黑到维也纳的行军，从后勤的角度如同从战略的角度一样，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到达因河以前为第一阶段。由于这一地区森林密布，极端贫困，部队通过时只能耗用在巴伐利亚居民中征发的给养。这些居民，按照10月28日公报的动听的说法，为满足军队需要表现了“巨大的热情和勤奋”。从因河到恩斯河，乡村开阔起来，有可能征发较多的物资。同时，由于因河流域曾经是马克的最初集结地域，在布劳瑙、阿尔特海姆和林茨设有奥军仓库，有些仓库的物资也被法军缴获。11月的最初几天，许多师的给养供应都是依靠军副官正规地组织就地征发。不仅没有发生严重的短缺，而且至少有些部队看来颇有富裕。他们不顾严令禁止，将多余的给养或是卖掉，或是扔掉了事。最后是从恩斯河到维也纳的一周行军。正是在这个阶段产生了严重的困难，再一次出现了在乌尔姆地区听到过的那种怨言。但这同拿破仑补给制度的好坏或有无毫无关系，因为4-5个军拥挤在一条道路上，不管采取什么方法，问题总是非产生不可的。唯一的解决办法是让一部分军队渡过多瑙河，沿两岸同时进军，但这是一种危险的作法，因为俄军撤退时焚烧了所有的桥梁，任何在北岸行动的部队都有可能孤立地遭到敌人的袭击。然而，由于在前往维也纳的途中情况更加恶化，拿破仑终于决定冒险，其直接结果就是一个师在杜恩斯坦“事件”中大部被歼。
大军团蒙受这一挫折，部分的原因是皇帝让他自己同先头部队的距离达到了60英里之遥。其所以如此，又是由于他决定要亲自在林茨监督补给工作的组织。所以，不是他对补给线“漠不关心”，而是他对补给工作的过问影响了作战指挥。早在10月29日，就下达了在哈格建立中间仓库的命令。同一天，皇帝还指示在布劳瑙建立兵站，任务是每天烤制50,000-60,000日份口粮，准备对付预计俄国人要采取的抵抗行动。当预期的战斗没有发生时，就决定将布劳瑙改为前方补给中心。可供制作300万日份口粮的面粉应往这里集中，并以每天10万日份的速度烤制面包。前送沿水路和旱路同时进行，为此，苏尔特、内伊和贝尔纳多特都接到命令交出多余的运输工具。与此同时，以相当于奥俄联军三个师的兵力担任交通线的警卫。
这些措施虽然重要，但主要只能作为应付失败情况的保险措施，对当前的行动并没有多大用处，因为正如缪拉所禀奏于皇上的，当时军队的行动已经开始具有“飞速前进”的性质。拿破仑幸运的是，此刻维也纳已近在眼前了。那里有大量的武器弹药(据公报传称，“足可装备3-4个集团军”)，使得大军团在这方面的困难一举得到解决。更重要的是，仅在帝国仓库中就发现了1万担面粉和1万3千蒲式耳饲料。维也纳市接到命令，要给8万人提供3周的给养，一天即须交付7万5千磅面包，2万5千磅肉，20万磅燕麦，28万磅干草和375桶葡萄酒。在随后的时期内究竟征发了多少物资，我们不得而知，但也许从下面的事实可以窥见一斑，即：仅葡萄酒一项，从11月26日起即增加到每天677桶。为了享受这种丰盛的补充，大军团奉旨休息3天，哪怕库图佐夫会因此而从荷拉布隆逃走也在所不惜。
关于军队在前往奥斯特里茨途中的生活情况，我们缺乏详细的资料。11月20日，缪拉禀奏拿破仑，在普雷斯堡找到了可供制作30万份口粮的原料。随之而来的是一道命令：在斯派尔贝格建立每天可烤6万份口粮的炉灶。述有一点也是值得注意的，即大军团此时的位置是背靠波希米亚，专家们指出，这一地区当时有足够的资源来保障一支军队，而从波希米亚到维也纳的距离，就连对马车来说也不算是太远的。
进军终于告一段落，拿破仑的军队虽然广泛进行就地征发，仍然很快就陷入了补给困难之中。幸而奥俄联军此时的补给情况更糟，终于迫使他们冒着崩溃的危险向法军发起攻击。结果打了一仗，从布洛涅到奥斯特里茨的闪击战至此宣告结束。
法军在莫斯科败北的原因
拿破仑作为拥有绝对权力的唯一总司令，没有详细写备忘录的习惯。所以，现在没有资料能说明，他如何评价他的军队补给机构的效能，以及他从中吸取了什么教训。但是，从他以后的行动来看，皇帝最初对其补给制度似乎是很满意的。当第二年大军团再次踏上战场时，一切作法完全照旧，的确，又取得了同样的战果：在一场仅持续6周的战争中打败了普鲁士人。这一次，军队携带了10天的给养，而在耶拿-奥尔施泰特会战之前主要是依靠就地取给。获胜后，在魏玛、艾尔福特、莱比锡和科斯钦等城市进行了大量的征发，使军队在1806年10月至12月简直是过着奢侈的生活。但到新的一年军队进入波兰后，很难筹到地方物资，必须从萨克森建立正规的补给线。正是在这个阶段，拿破仑在奥德河和维斯杜拉河之间第一次碰到了相当严重的反抗和游击活动。运输勤务是由达鲁在日耳曼承包商的协助下组织的。也利用了水路(哈韦尔河、斯普里河，奥德河、瓦尔塔河，涅兹河、布隆贝格运河、维斯杜拉河)，由于当年冬天格外暖和，水路从2月中旬就可以通航。但所有这些措施都不能充分满足需要，所以，3月26日下达了建立军事辎重部队的命令。军事辎重部队由7个运输营组成，每营600辆大车。
关于1809年战局的后勤保障，我们同样没有掌握多少材料。这一次是奥地利人偷偷向拿破仑进军，对他实施突然袭击，以致于拿破仑即便想建立正规的后勤基地也没有时间。然而，在乌尔姆和多瑙华斯显然有所储备。于是，皇帝按照他1805年的经验，组织了一支船队沿多瑙河前送这些储备品。但这一措施看来没有起到多大作用，因为战局展开的速度极快，从4月17日法国开始进军，到占领维也纳，总共只用了3个星期。所以，法军一定是依靠携带储备品(这次估计为12日份)以及依靠就地取给维持军需的。
回顾这些战局，尽管后勤保障并不充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是不得已的)，但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而拿破仑的第一次大失败，恰恰是发生在他准备得最为周密的一次行动中，前后对比，颇有嘲弄意义。拿破仑入侵俄国，决非象人们常常描述的那样，是什么考虑不周的冒险行动。在拿破仑的全部战争活动中，只有这一次，他集结的人力物力是以往任何战争所无法比拟的。这不仅是就他所处的那个时代而言，就拿破仑以前的各个时代而言也是如此。
在“乌克兰荒原”上不可能依靠就地取给，这一点是当时的军事家们全都清楚的，要说拿破仑竟然不知道，是不合情理的。事实上，他曾写信给他的养子说：“在波兰作战很难同在奥地利相比，如果没有充足的运输工具，一切都将是无用的。”他不仅早在1811年4月就命令陆军署收集一切可以收集到的关于俄国的情报，而且他熟知查理十二征俄之役的历史，他一定知道瑞典人曾经面对的那片土地不但人烟稀少，同时还遭到撤退之敌的洗劫。他在1809年战局——他亲自指挥的最近一次战局中的教训，也使他不至于忽视后勤工作。当时，大军团在亚斯培恩受阻，随后陷到了罗包岛上，在严重缺乏补给的情况下苦苦撑持。所以，在皇帝下决心进攻俄国之前，他早就开始了为防御俄国的进攻作准备。例如早在1811年4月，即曾下令在什切青和科斯钦筹备100万日份饼干。与此同时，拿破仑还扩大了其辎重勤务的规模。然而，这些准备纯粹是预防性的，证明拿破仑认真考虑到了俄国进攻的可能性，他不想被人打一个措手不及。
到1811年底，在波兰采取的改善军队后勤系统的措施开始带有较多的进攻性。1812年1月，下达了在但泽储备给养的命令。在3月1日以前，要在该地集中供40万人和5万匹马食用50天的粮秣。此外，在奥德河上还要建立更多的储备。为了携运这些给养，辎重部队大大扩充了，最后达到26个营之多(按其同军队的比例来说，比1870年伴随毛奇“现代化”军队的辎重部队还多)，其中8个营各装备600辆轻型和中型大车，其余各装备252辆载重1.5吨的四套大车，还准备了6,000匹备份马。着重使用重型大车的作法常常受到人们的批评，理由是这种大车不能适应难行的俄罗斯小道。但是，同大多数现代作者比起来，拿破仑更懂得使用轻型大车需要有更多的马，从而增加饲养的困难。
同样，给军队配备弹药的工作也以巨大的规模展开。主要的弹药库在马格德堡，大量炮弹和火药由此沿易北河送往下游，进而送往东普鲁士。1812年5月1日的一份记录提供了但泽、格沃古夫、科斯钦、什切青和马格德堡的弹药储备总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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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都是攻城炮以外的火炮。从上表可知，大多数口径的火炮每门有炮弹670到1100发。这些数字，就是同100年后的工业化和高度军国主义化的德国的炮兵相比较，也是很可观的。
很难说拿破仑采取所有这些准备措施究竟打算怎么干，因为他的作战计划完全没有保留下来(如果曾经有过作战计划的话)。所以，我们只能猜测说拿破仑一定认识到依靠马车进行补给，不论组织得多么好，总是不可能保障全军从涅曼河走到莫斯科的。下面的数字就可以表明这一点。就算拿破仑的60万大军只有三分之一到达俄国首都，而所用的时间假定为60天(实际上是82天)那么，在此期间仅人的给养总消耗量就达到1万8千吨，差不多是其补给车队总载重能力的两倍，而补给车队还要输送其余军队所需物资。进一步说，在到达莫斯科后，每天的给养消耗量可达300吨，要在离基地600英里的距离上保障这样大的消耗量，即便补给车队运行很快，每天走20英里，也需要有1万8千吨载重量的运输车辆。所以，不管他是把车队作为移动仓库，还是用来在国境与军队之间实行往返运输(通过驿站)，总之，在向莫斯科进军时要靠这种方式保障军队给养是绝无可能的。
实际上，拿破仑进入俄国时，只带了24天给养，其中20天由辎重营运行，4天由人员携行。但是，有一位现代的军事史家曾说拿破仑期望战局会在12天内结束(假定军队回国也需要12天)，那是不合情理的。拿破仑很可能设想的是一场持续3周左右的战争(我们记得，他在多瑙河谷进行的前两次战局都是这样长的时间)，在此期间，他可能已经深入俄国200英里以上，有极大的希望追上沙皇的军队，并求得决战。在此以后，胜利者所需的给养就要由被征服者来供应了。这是拿破仑的惯常做法。
不管拿破仑的确切打算究竟怎样，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即在他制订战局计划时，后勤方面的考虑一定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要从后方基地给随军的25万匹马供应饲料，是一个根本解决不了的问题，战争的发起因此而推迟到了6月底。他之所以从科夫诺出发，并推进到维尔纳，也是基于后勤方面的理由。因为如果在更北边展开，由于波兰的道路极差(这一点拿破仑根据他在1806-1807年的经验是知道的)，会遇到更大的阻碍，如果在更南边展开，又难以利用涅曼河给军队输送补给。在战局开始前的最后几周中，皇帝究竟是打算对敌人实行中央突破，还是从北面或南面包抄敌人，我们不得而知。但这也无关紧要，总之是后勤以一种可能使卢弗阿感到高兴的方式对战略起了决定作用。
同样的，俄国人防御其国土的计划，也是以后勤方面的考虑作为依据的。只有距离、气候和补给这些因素才能打败法军——一支人数空前之多，由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将领之一指挥的军队，对这一点，沙皇的顾问们是完全认识一致的。问题不在于是否撤退，而在于从何处撤退和撤退多远。这里，政治方面的考虑看来起了一定的作用，因为贵族们担心撤退过远会导致农奴暴动。俄国谋士们面临的另一个难题，是怎样诱使法军尾随撤退部队之后前进，而不至于置之不理。为解决这两个问题，沙皇的首席军事顾问法尔将军在位于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中间的德里萨建立了一个坚固设防的营地，设想拿破仑无论向哪座城市进军都不能避开这个营地。如果法军跟随俄军来到德里萨，他们将发现自己处在一个贫穷的地区，其所需的补给只能就地解决很少一部分 [ 注：法尔认为，拿破仑可能携带9日份给养渡过涅曼河，他另外还需要9日份才能到达德里萨，但是，他只能在一个面积2500平方英里的地域内征粮。要满足每天25万份口粮的消耗，该地域的每个居民得交付50份口粮，这是一个无法实现的数字。 ] 。与此同时，另一支俄国军队将在拿破仑的后方活动，使得法军的给养补给更加困难。这一受到很多人攻击的计划，其研究价值并不在于它有人们设想的种种弱点(克劳塞维茨曾经嘲笑过这些弱点)，而在于它同拿破仑的计划一样，主要是以后勤方面的考虑，而不是以战略方面的考虑为依据的。
图4 1812年战局
结果，双方的计划都落了空。拿破仑于6月23日渡过涅曼河。两天以后他就愤怒地责令贝尔蒂埃向梯尔西特送粮食，因为那里的军队“亟需给养”。这一类苦恼的呼声后来成了这次战局的一个典型特征，此处没有必要一一叙述。拿破仑后勤计划失败的主要原因如下：第一，就俄国的道路而言，法军的补给车辆太笨重了，道路变成了无底的泥坑，因而问题更加严重。第二，拿破仑赖以向维尔纳输送补给品的维尔尼亚河，后来发现太浅，驳船不能航行。第三，法军纪律松弛，致使部队不进行有秩序的征发，而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大肆抢劫，结果出现了一种似乎很荒唐的情况：当士兵们找到了足够的食物时，军官们(至少是那些拒绝参加胡作非为的军官)仍然要挨饿。不仅如此，部队违法乱纪还使地方居民逃跑，以至在军队的后方无法建立起正规的行政机构。第四，有些部队，特别是日耳曼部队，简直不知道怎样保障自己的生活。最后，俄国人在有意进行破坏，这种破坏有时达到灾难性的程度。例如早在7月缪拉就报告说，他的行动地区原本是一个“非常富饶的地区”，但已被沙皇的士兵们抢得一干二净。
虽然有无穷无尽的牢骚和埋怨伴随着大军团向莫斯科的进军，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部队都始终不变地和同等程度地处于匮乏状况。特别是前卫部队，因为首先进入新的区域，所以总是过得比其他部队好些。后卫系由皇帝的宠儿——帝国近卫军担任，他们的生活也比较好，一则由于皇帝的关怀，再则由于他们是在其他部队之后行进，相隔一定的距离，因而当他们来到时，村民们已在开始回家了。这后一点看来起了更大的作用 [ 注：莫蒂埃和勒费弗尔都报告拿破仑，说他们得到了地方居民“极好的合作”。 ] 。达武军在主力南面很远处行进，企图切断巴格拉齐昂的第二支俄罗斯军队。他多次找到“超出我之希望”的粮食和饲料，他甚至认为有必要强调指出，尽管他的报告充满乐观，他不会让部队沉迷于享受之中。另一方面，有些远离大军团主力行动的部队，特别是波尼亚托夫斯基亲王和热罗姆亲王率领的部队，却过得比大多数部队更苦。缪拉的骑兵也是如此，他发现筹措饲料十分困难，以至当他到达德维纳河时，马匹已有一半死亡。
但是，此时军队已经通过了立陶宛和白俄罗斯人烟稀少的区域，最苦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拿破仑一定在出发作战之前就已知道，斯摩棱斯克和莫斯科周围地区是比较富庶的，居民密度在每平方英里70到120人之间。这一点很可能就是拿破仑在其击败俄国人于边界附近的希望落空后决定继续东进的主要原因。皇帝的算计并没有错。大约从7月中旬起，就有一个接一个的部队报告说，尽管沿途的村落常常遭过抢劫，但乡村的状况“越往前越好”，“情况极佳，土地耕作良好”，“景色壮丽”，“长着出色的庄稼”，“有最丰富的收成”。这些报告有许多是来自近卫军，他们组成后卫，所到之处一般是遭过抢劫、资材比较缺少的，但仍然有此反映。这就有力地证明，大军团陷入困境与其说是因为当地缺乏粮秣，不如说是因为部队不守纪律，不仅造成居民的逃亡，而且发展到抢劫军队自己的补给车队。不过，就连尤金和施瓦岑贝格这些永远是牢骚满腹的人，也感觉条件有所好转。正如8月22日一封从斯摩棱斯克附近发回的私人信件所指出的：“我们所到的地区，情况甚好，收成丰盛，气候宜人，你可以想见地方资财是很多的……军队的健康状况极佳。我们既不缺粮，也不缺肉。至于葡萄酒，则不如布贡多，但我们也没有理由怨天尤人。”
本章并不想低估拿破仑入侵俄国所遇到的后勤困难，从这场入侵的悲惨结局来看更是如此。但是应当承认，最严重的匮乏是在进军的头两个星期(恰恰是拿破仑为之做了最细致、最广泛的准备的一个时期)，以后情况就逐渐好转。同时，无论在什么时候，包括从莫斯科撤退的时期，大军团遇到的问题主要起因于纪律太差。 [ 注：在此期间，大军团部队在斯摩棱斯克、维切布斯克和维尔纳等地一再碰到储备充足的仓库，饥饿的部队每次都冲向粮仓，进行抢夺，造成很大的浪费，而且无法进行有秩序的分配。 ] 当然，纪律差也部分地起因于供应不足。但事实仍然是，凡指挥官严格维护纪律的部队(如达武的部队)，情况始终比其他部队好些，而近卫军甚至能够保持很好的秩序，以至于地方居民不仅不逃走，反而热烈地欢迎他们。有些人常常强调说，整个地区穷得供养不起一支军队，这也是不真实的。法尔之所以选择德里萨建立他的设防营地，纯粹因为这个地区被认为是缺少资源的，但缪拉早在7月就从德里萨写信报告拿破仑说，周围地区的物资情况倒也差强人意，只要建立起适当的行政组织，停止部队的抢劫行为，就可以加以利用。我们掌握的所有材料都说明，越接近莫斯科，乡村就越富裕，加之法军合理地判断俄国人不会不战而放弃其首都和圣城，这大概就是拿破仑不在维切布斯克结束战局，而要进军莫斯科的原因。
近来有些人企图利用上述事实否定克劳塞维茨对法尔防御俄国的计划的批判，用以证明法尔的计划正确。我们认为法尔采用那个时代的后勤谋略，这是无可厚非的，但单凭这一点并不足以证明他是正确的。法尔计划的主要错误在于德里萨营地离国境太近，不管沿途的经济情况怎样，大军团总是一定能到达的。要想制止法军的追踪，仅让他们挨几天饿还不够，这一点在法国的革命战争和帝国战争的全过程中已经反复得到证明。事实上，尽管路途遥远，后勤困难重重，但1812年拿破仑的军队是保持着相当良好的秩序来到波罗金诺并攻击两支合并在一起的俄国军队的。如果巴克雷的部队果真在德里萨堑壕之后等待法国皇帝的到来，那么，他们的命运是可想而知的。
我们看到，是纪律松弛对战局的失败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至于对法军补给工作的攻击，说他们业务不熟练，则大都没有根据。拿破仑把在离国境线至少也有200英里的距离上对军队实施补给的问题看成仅仅是个算术问题。而没有充分重视无所不在的战争“阻力”因素，这一点可能是确实的。当然我们也应看到，他是不得不在情报不足的情况下进行其战局计划工作的。至于说法军辎重人员在业务上还有不足之处，这也确有材料可以证明，但这首先是由于环境的困难，而不是由于缺乏经验，因为法军的辎重机构到此时已有五年的历史了。特别是有的人宣称法国部队及其指挥官不懂得怎样就地取给，这种意见极端可笑，是与其作者的身份不相称的。法军对就地取给的擅长，享有当之无愧的名声，而且确实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使之能在1800-1809年这一空前短促的时期内横行全欧，建立起一个史无前例的帝国。
大军团在向莫斯科进军期间蒙受了重大损失，这是确实的 [ 注：拿破仑率领301,000人渡过了涅曼河，到斯摩棱斯克时(8月15日)，已减少了100,000人，到波罗金诺时他只剩下160,000人。大军进入莫斯科时，只有100,000人左右，当然，后来又有一些不同的分遣队加入到大军中来。 ] ；而饥饿及其后果——逃亡和疾病，是造成这种损失的重要原因，这也是确实的。但若将这种情况完全归咎于补给不善就不明智了。需要保卫漫长的补给线，需要为此而留下警备部队，还有路途遥远这一事实本身的影响，这些也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素。至于法军的物资损失，我们有理由认为，在进军莫斯科时沿途抛弃的装备，有很多(如果不是大部分)后来收回了。1812年拿破仑的主力跋涉600英里，沿途打了两次大仗(在斯摩棱斯克和波罗金诺)，但在进入莫斯科时仍保留了三分之一的实力。而1870和1914年，德国人的行动距离较小，行动地区非常富饶，补给机构健全，后来成为所有征服者的楷模，但当他们到达巴黎和马恩时，也都只保留了大约一半的实力。他们的效能固然出色，但相比之下，1812年的法军，尽管其补给勤务可能微不足道，总的成绩仍然不算太坏吧！
结论
在阅读当代人对拿破仑后勤体制的评述时，可以碰到很多的误解，由此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一个问题，这些误解的根子何在？毫无疑问，既然谬种留传，必然是出自大名家之手。事实上，调查的线索引向了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军事评论家——克劳塞维茨。说克劳塞维茨是这些错误意见的总根子，这完全不令人感到意外，因为普鲁士人对拿破仑的全部看法是这样一个假设为依据的，即：拿破仑的战争在性质上与其他战争不同，是战争的一种全新的发展。正是克劳塞维茨称这位法国皇帝为“战争之神”，并发明了“绝对战争”一词来描述他所认为的拿破仑体制的实质。
按照克劳塞维茨的观点，拿破仑对战争进行了一次根本性的革命，克劳塞维茨认为这样的革命必然伴随着同样深刻的后勤补给方式方法的变化。这就使他想象出这样一支军队：根本没有仓库，全靠就地取给，不重视正规补给，在行军中有时好象长了翅膀，从欧洲的一个首都飞向另一个首都。当时的人们清楚地知道，这样一种情景是言过其实的。受过很多诬蔑的德国外交官比悠罗夫在写到1805年战局时正确地指出，法军从来都不能在完全没有仓库的情况下行动，至于其运动的快速性，应当更多地归功于没有笨重的行李，而不是因为摆脱了后勤的束缚。如果说克劳塞维茨还情有可原，因为他隔拿破仑太近，缺乏远观的透彻性，那么，这一点并不适用于现代的历史学家们，特别因为他们已经阐明了拿破仑的战争艺术——他的战略、战术、组织等——是前30-40年间战争艺术进步发展的合乎逻辑的结果。直到今天还有人相信，后勤不仅是拿破仑战争活动中唯一完全与众不同的方面，而且这个方面比起前此以往的做法来实际是一种倒退，这种观点是引人注目的，它本身就引起人们的重新考虑。
在本章中，我们有意地集中介绍了两次战局，这两次战局代表着拿破仑战争活动的两个极端：一次是空前成功的1805年战局，另一次是灾难性的1812年战局。我们看到，在前一次战局中，拿破仑既没有仓库，也没有妥善组织的运输勤务，因为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建立它们。我们还看到，拿破仑最初打算用来保障其军队的车辆数量，按其同军队人数的比例而言，恰恰和那位饱受攻击的“倒霉将军马克”的随军车辆数量相同。但是，拿破仑未能控制住这批车辆，或者是未能加工出足够的给养来装满这些车辆，这就迫使他改变计划，将其进军方向由日耳曼的一个贫穷的、人口稀少的地区，转移到另一个比较富裕的、能提供更多资源的地区。在这一方面，拿破仑并没有摆脱后勤的“专政”，他的做法同170年前的华伦斯坦和古斯塔夫·阿道夫是一样的。
但是，到达乌尔姆后，皇帝认识到不能再靠同样的方法来维持行军了。因此，他组织了规模空前巨大的运输勤务，他为此而进行的准备工作，堪称同类工作的楷模。他设法在巴伐利亚的一些城市建立起巨大的仓库，准备好车队和船队向前进中的军队输送补给品。如果说这些安排对于保障军队的行动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那首先是由于大量兵力过度密集在很少的几条道路上。我们看到，有一个阶段，有5个军不得不共用一条道路。在这样的条件下，任何军队都是不可避免地要在后勤方面备尝苦头的。就连现代的军队，尽管装备着数以万计的机械车辆，要在兵力如此密集的情况下解决补给问题也是不容易的。如果说终究送上去了一些补给品，而军队也没有挨饿，大多数部队没有瓦解，那么，这当然不能说是因为抛开了后方补给(如有些人设想的那样)，而应当说是预见性、组织工作和领导艺术的胜利。但是，这样的胜利只有拿破仑这种天才才能取得。由此可见，拿破仑恰恰在这个时期位于先头部队之后数十英里之远，宁可让作战指挥受到严重影响而去抓后勤组织，这并不是偶然的。
拿破仑的军事机器，包括其行政勤务和后方勤务，保障了奥斯特里茨这样大规模的胜利，他对这部军事机器感到满意是自然而然的。但与此同时，他对其缺点也有足够的认识，因而命令在尔后的战局中要携带更多的储备品。不仅如此，1807年他还采取了一个在当时来说是具有革命性的措施：除随军车辆外，第一次给大军团配备了正规的辎重勤务机构。它不再是由征发的和雇用的车辆与驭手，而是由完全军事化的人员和装备组成。所以，在后勤领域，如同在大多数别的领域一样，拿破仑不仅没有退回到比较原始的作法去，而且是走在了他的对手们的前头。至于说辎重勤务作为一种新鲜事物不可能一开始就满足全部的期望，那是不足为奇的。
现在再看1812年战局。我们看到，入侵俄国并非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开始的，恰恰相反，拿破仑采取的措施超出了卢弗阿所能梦想的程度。虽然如此，由于那个时代技术水平的限制，想要完全从后方基地保障人员的给养是毫无希望的，保障马匹的饲料更不待言。拿破仑完全清楚这一事实，因此。他设计了这样一次战局，这次战局应在后勤机构的弱点充分暴露出来以前胜利结束，或至少是基本上胜利结束。但由于部署的失策，首先是他的兄弟热罗姆的失策，就连看来已落入他掌握之中的那一部分俄军也未能加以分割和歼灭。他就是这样在未能达成目的的情况下来到了维切布斯克，这已是他的后勤体系尽最大努力所能保障的最远地点了。或是撤退，或是再作一次迫使敌人决战的尝试——面对这两种方案，皇帝犹豫不决，进退两难，终于决定采取后一种方案。促成皇帝定下决心的是这一事实：俄国最贫穷的部分已经过去，今后越往东进就越富裕，便于进行就地征发。如果部队能严守纪律，本来是可以取得良好结果的，试看近卫军，当他们到达俄国首都时，不是保持了完整无损吗？
在向莫斯科进军途中，大军团的辎重勤务中断了工作，这是拿破仑一直预料会发生的事。不管辎重勤务本身有多么严重的缺点，前送的中断无疑是客观条件过于恶劣所造成的，基本上不是由于什么人员缺乏经验、不负责任或贪污腐化。1870年和1914年，德国人有着优越得多的、组织精良的补给机构，其补给距离小得多，道路质量好得多，数量多得多，但是，从后方基地供应军队给养的作法仍然遭到了彻底的失败，而不得不求助于就地征发。
现在再看征发的具体方式。拿破仑拥有一套卓越的后勤机构，其代表就是军副官和师兵站官，拿破仑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们。拿破仑深知“直接”征发有害于军队的士气和纪律，因而尽可能避免这样作，他或者预先筹集补给品(1704年马尔波罗就是这样作的，尽管他支付现款)，或者征收特别税，然后再购买补给品 [ 注：1810年，拿破仑告诉在西班牙的勒阿弗尔，要他向絮歇“传达命令，从莱里达大量征收特别税，以便取得经费为军队就地解决吃饭、穿衣和薪饷问题，让他懂得，在西班牙进行的战争所需兵力太大，无法给他供应经费，应当以战养战。” ] (这是18世纪指挥官们的标准作法)。无论采取哪种办法，他都付给收据，并记下帐目，甚至在敌国也是如此，他的打算是战后再同可能已打败的敌人算帐。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例如1805年15万人聚集在乌尔姆地区期间，拿破仑才实行“直接”征发。当然，到了可能和适当的时候，又重新采取通常的作法。
由于依赖就地取给，拿破仑的部队同其18世纪的前辈们一样，每当在某一特定地区停留过长的时间，就自然而然地陷入后勤困难。1796年在曼图亚地区是这样，1805年奥斯特里茨会战前部队被迫停止前进时是这样，1809年军队陷在罗包岛上，以及1812年在莫斯科停留期间也是这样。但是拿破仑通常知道怎样防止这样的停顿发生，他总是能够直接从战略行军投入决战，然后转入追击，而避免进行围城战，这一点也许正是拿破仑战争体制的最具革命性的方面。他这样做的正确性，也从他的元帅们在西班牙的遭遇得到反面的证明，由于那里的地理条件，围城战非打不可，因而一支接一支的法国军队在那里陷入挨饿的困境。
法国军队之所以具有那种前所未有的锐气，能够完成以往的军队通常无法完成的事业，具体地说，能够所向披靡地横扫整个欧洲大陆，是有多方面原因的。这些原因包括：实行将大军团划分为军的体制，这样做使全军的部队分散，较易就地解决给养问题；部队不带行李辎重(这种行李辎重妨碍18世纪军队的运动，其不良影响较之设想中的对仓库供应的依赖性更大)；有负责就地征发的专门机构，当时欧洲的人口密度较之以往有所增长(格扎·佩杰斯曾经正确地指出这一点)；再者，按照拿破仑自己的解释，法军拥有庞大的兵力，因而能够绕过各种要塞，而不是停顿下来去进行围攻。但是，最后必须指出，所有这些“物质的”因素都不能完全说明拿破仑成功的原因。这就是说，还要充分估计天才的作用。就连我这本非常平庸的书也是这样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