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力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70年代的经验和80年代的前景·第二 – 吴起兵法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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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力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70年代的经验和80年代的前景·第二

武力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70年代的经验和80年代的前景·第二

作者:赫德利·布尔 ·英

出自————《战略思想新趋向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最初几年,西方世界普遍认为,武力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已经减弱。我们被告知说,靠诉诸武力可以得到的好处正在缩小,特别是使用武力取得或维持对海外领地的控制并没有促进国家的繁荣。这是为了证明英国从苏伊土以东地区撤退是正确的而在当时重新时兴的一种自由派的老论调。另一方面,诉诸武力的代价据说提高了,这些代价有:政治上受到世界舆论的责骂、对外国统治敏感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敌视、国内的政治动乱、经济失调,以及最后,如果有核战争危险的话,本国社会将遭到实际上的毁灭。西方在60年代取得伟大成功的例子,是西德和日本取得的经济增长。它们是在未使用武力,而且确实是在坚决反对军事化的思想指导下取得这一成就的。相比之下,西方近来的战争经历却是同某些惨痛失败相联系的:英国在苏伊土,法国在印支那和阿尔及利亚,美国在越南都失败了。

   武力的用途在减少的论调,不单单是一种关于核武器的影响的论调,即:如果武力会导致造成全面毁灭的核战争,它就不应作为国家政策的一种工具。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的这一思想,适用于核力量也适用于非核力量,而且把在核时代武力作用的减弱看作是很早就开始出现的一种发展到了顶峰的倾向。这些思想可以追溯至150年前奥古斯特·孔德关于战争与工业文明,(按他的说法)“征服精神”与“勤奋精神”是根本不相容的论述。工业化国家在本世纪前半叶确曾彼此为敌进行过大规模战争。这也许被认为可以否定孔德的论点,但是他从来没有说过工业文明会立刻消灭战争,而且捍卫他的立场的人如维布伦和舒彼特也能证明在工业化时代战争之所以继续存在,是由于在德国和日本保留着一种工业革命之前的、封建的或者说武土精神的缘故。在我们自己这个时代,工业化大国战后在彼此的关系中保持了长期的和平,这一情况使得对孔德的思想又重新产生了兴趣。例如,雷蒙德·阿隆1957年在伦敦经济学院所作的关于奥古斯特·孔德的报告中,对这些思想表示了有保留的赞同。克劳斯·诺尔在一本1966年出版的断言武力的用途在减少的名叫《论核时代军事实力的用途》的书中也采用了孔德的论点。确实,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高度工业化国家之间还不曾发生过大规模战争。虽然在非工业化或部分工业化的第三世界国家之间战事甚多,但可以认为这正好证明孔德所说是正确的。

   也是在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一派研究国际政治问题的作家开始争辩说,国际实力关系中的战略因素正在让位给经济因素。斯坦利·霍夫曼告诉我们,争夺军事实力仅仅是进行国际政治对弈的“许多棋盘”中一个棋盘而已(1968年)。被称为“跨国关系”的情况报告强调了在世界政治中不拥有军事实力的多国公司及其它非国家机构的重要性(见1972年基奥汉和纳尔的著作)。国民生产总值高但军事实力弱的国家被赋予了一种新的地位。最典型的例子当然是日本了。1970年日本首相佐藤荣作曾宣称,日本已经走上了成为历史上第一个非军事的大国的道路。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美国的所谓世界各种社会愈益“相互依赖”的理论得到了广泛传播。按照这种理论早期的说法,“互相依赖性”的增长被认为会对国际政治产生良好效果:彼此之间更加密切的相互联系和更加敏感的社会,据信必定会培养出一种团结感、一种共同的目的感;在由参加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国家组成的世界中,在很大程度上已停止在国与国的关系中使用武力了,随着“互相依赖性”的范围扩展至世界各地,把东方和南方的各社会也象西方的各社会一样包括进来时,可以预期也会对那里产生良好的影响。

   相信武力的用途正在减少的一个地区性例子,恐怕要算惠特拉姆先生于1972年12月就任总理时所作的令人难忘的声明了,他在声明中说澳大利亚今后将执行一项“不以军事实力为后盾”的外交政策。迟至1973年,埃拉斯泰·布强才认为他在英国广播公司主持的“里斯”讲座宜取名“无战争情况下的变化”。1973年9月,即中东十月战争(我认为这场战争标志着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有了明显的转变)行将发生之前,劳伦斯·马丁教授在国际战略研究所的年会上说:“人们越来越一致地认为,武力的用途减少了,现在还在减少,而且会进一步减少。”

   今天不管正确与否,我所阐述的观点,大部分已经被否定了。西方世界如今普遍预计,武力的作用不会减弱而会增强。苏联集团、第三世界和西方本身的武器愈来愈多,它们的军备开支不断增加都足以证明。诉诸武力的代价和风险也许仍然是巨大的,但可望从中得到的好处据认为越来越使这些代价和风险变得可以接受。在技术上、工业生产和国民生产总值方面很富,但在军事上软弱的国家今天被认为极易遭受攻击。然而,我们对前景的估量是,从长远来看,孔德关于战争和工业文明互不相容的论述将证明是正确的。无人会指望这一预言在不远的将来就会应验。有趣的是,雷蒙德·阿隆和克劳斯·诺尔如今都收回了他们早先对孔德理论或新孔德理论的赞同(阿隆于1978-1979年,诺尔于1977年)。“互相依赖性”的增长对国际冲突所起的作用,目前更多地被看作是恶性的而不是良性的,这一理论在世界各地的传播被说成会使彼此都易受到损害,因而成了新冲突的根源并为各国借以相互施加压力提供了新的杠杆。经济上的利害关系正在将战略上的利害关系逐出世界政治舞台中心这种学术观点,现在已销声匿迹,而十年前认为已经过时的以实力政治的观点解释国际关系的理论如今又大为流行了。没有人会认真地坚持说经济上的考虑在世界政治中的重要性正在减弱,但是已经不再有人声称这种经济上的考虑将取代战略问题或军事问题。追逐财富和追求军事实力不是被看作国家政策的两个不同的、互相对立的目标,而是越来越被认为二者是密不可分的。换句话说,人们又回到了重商主义观念,即认为追求财富需要使用武力。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观念的变化呢?上个十年开始时提出武力的作用在减退的那些人曾作过五种设想,对这些设想我们曾根据70年代的经验进行了修改,虽然还没有全盘否定。我认为应该通过检验这些设想来探讨上述问题。第一种设想是,美苏之间出现了持续的缓和过程,其结果是在这一重要的紧张点上武力能起的作用将受到限制。由于1963年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以及60年代中期以后几年一系列进一步控制军备的协定的签订,为超级大国之间紧张关系的缓和奠定了基础。在1969至1974年尼克松任总统期间,根据基辛格博土的积极“联系”理论,苏美缓和发展到了包括1972年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定以及其它问题上的一大批协定。欧洲的缓和进程导致70年代初期西德与其东邻各国缔结了协定,并扩及到1971年四大国关于柏林问题的协议,1973年北约-华约关于共同裁军的谈判以及包括中立国家在内的内容更广泛的欧洲的安全与合作会议。美国和中国也开始了缓和的进程,这种缓和至少就美国方面来说不是针对苏联的,而被认为是朝向建造一座把所有大国联系在一起的大厦(相当于一个20世纪的欧洲和会)的一个步骤。在尼克松的“谈判时代”中有一个短暂的时期,世界好象处在缓和热的支配下:签订了越南和平协定,一批其它国家仿效美国朝着与中国关系正常化方向前进,甚至在类似南北朝鲜这样似乎不可能接近的对手之间也建立了接触。

   这一缓和时期使人们产生了武力作用已减弱的希望。这种希望决非全然的幻想。超级大国确实曾设法把它们在避免核战争中有着共同利益的初步体会变为某种共同遵守的准则和规定。整个70年代,就超级大国之间战争的危险而言,世界逐渐感到比起冷战期间,不安全因素少了。甚至连这10年中超级大国之间最严重的危机——发生于1973年10月美国战略部队处于全球范围戒备状态的那次危机——都没有象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时那样令人感到十分恐惧。尽管1972年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定,甚至1974年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协定本身,在稳定战略核力量均势,控制所谓的军备竞赛或降低军备水平方面虽然没有起多大作用,但却指明了通向尔后可能签定的协定的道路,这些协定将促进上述目标的达成。超级大国确实提出过某些主张,要求把它们当作是监护自己核武器的可靠受托人,而且尽管1968年防止扩散核武器条约遭到反对以及印度于1974年进行核爆炸从而带来了挫折,它们还是对控制核武器扩散的努力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以缔结1975年赫尔辛基最后协定为最高标志的欧洲缓和进程,确实使北约和华约国家之间在欧洲的紧张程度有了急剧的下降。

   在70年代后五年,超级大国之间缓和的大厦始则动摇,继而就崩溃了。按照美国的看法,这是因为苏联扩充战略力量以寻求优势,进一步发展其在欧洲的占优势的军事实力,并且走上了扩张海军和在第三世界进行军事干涉的冒险主义道路,从而违反了缓和的法则。按照苏联的看法,缓和的法则从来不包括停止为争取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而进行的政治和思想斗争。引起美国人反对的并不是苏联取得了优势,而是美国失去了它在整个战后时期认为理所当然地属于它的优势。此外,美国还同它的欧洲盟国和日本等国开始推行包围苏联的政策。因此,苏联增强军力只是对于这种包围政策的防御性反应而已。

   不管这些解释是非曲直如何,我们目前面临的前景是:不再有任何推动力去促进超级大国之间的谅解,目前的结构中有的部分,比如1972年的反弹道导弹条约,已处于解体的危险之中。不仅限制战略核武器谈判被人忘却了,而且对控制军备的整个过程也开始产生了深刻的怀疑情绪,甚至在那些以前对此信心十足的方面也是如此,这反映出对于即使在政治条件比现在稍好的情况下如何在这方面取得进展,也已经智穷才尽。我认为战略核力量均势本身仍是稳定的,但是,不仅技术上的巨大发展正在破坏这种均势,而且有些战略学说目前在美国占据着上风。这些学说,与在苏联可能总是占上风的战略学说一样,把稳定所欲达到的目的从属于合理地实施一场战略性的核战争的目标:1973年公诸于世的施莱辛格的“灵活选择”学说,可能没有给麦克纳马拉十多年以前阐明的观点增添多少东西。但是,现在却有了可以使某些选择方案具有实际可行性的技术,加上有十分坚强的意志来运用这些选择方案。因此,可能进行所谓有限核打击的危险性增大了。在欧洲,东西方之间缓和的结构依然存在。但是,尽管西欧盟国显然仍在坚持缓和,美国自己却越来越离开了它。美中之间的缓和存在下来,而且实际上还有了进展,但是卡特时期与尼克松和福特时期相比,缓和已经变成针对苏联的了。人们设想的大国间的合作已荡然无存,除非这种合作指的是所有主要工业化国家结成反对苏联的大联盟,这种联盟目前似乎正在形成之中。

   其次,认为武力的用途在减弱的想法也反映出这样一种假设,即世界上供发展用的资源是丰富的,而且通过自由的国际经济体系的作用可以很方便地得到这些资源。广义地说,整个历史上进行过的战争都是为了达到三个目标,每个研究国际关系问题的人都知道,这些目标却都是在苏塞戴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指出来的:有为了安全的缘故而进行的战争,如伯罗奔尼撒战争本身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有为了推广某种思想而进行的战争,如十字军远征和宗教战争;还有为了取得经济利益而进行的战争,如重商主义时代欧洲的贸易战争和殖民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25年内我们所进行的战争,主要是为了安全的缘故,这也是我们迄今设法避免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主要动机。我们还打了许许多多矛头指向殖民管制、新殖民统治和白人优越论的以各种各样民族解放战争为其形式的意识形态战争。但在这个阶段似乎找不出很有说服力的任何一个主要是为了经济利益而进行的战争实例。诚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所以发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德国想得到东欧和乌克兰的粮食资源和生存空间,以及日本想取得东南亚的原料,但1945年以后发生的战争看来都不是为了这类缘故。

   70年代期间,由于我们认识到地球上的资源是有限的,以及不再把自由国际经济秩序的继续存在看成是理所当然的事,因此又重新发现了使用武力的经济上或物质上的理由。标志着由认为资源丰富过渡到认为资源匮乏,由自由派的乐观主义过渡到马尔萨斯的悲观主义,对国际关系问题由采取生产主义态度过渡到采取分配主义态度或认为得失分明的年份,当然是1973年了。确实罗马俱乐部关于“增长的限度”的报告1972年就已经出版了,战后自由国际经济秩序的紧张状况早在1970年美国国会通过的保护主义措施和尼克松总统1971年的货币政策的改变中就已暴露出来。这时,西方越来越依赖中东的石油已经众所周知。但是,石油价格上涨,生产下降,十月战争期间阿拉伯产油国又推行了有选择的禁运,从而使西方工业化国家的脆弱性和某些第三世界国家的新的讨价还价能力更加引人注目,这些都具体显示出从那时起使我们的全部思想都受到影响的资源匮乏意味着什么。

   1973年的危机不是由于罗马俱乐部报告中强调的那种资源确实有限造成的结果,而是因政治经济情况所引起的当地资源缺乏造成的;可是由此往后,不主张协力增加生产,相反地却一味强调为分配世界产品而斗争的资源匮乏论在国际政治中占了上风。1974年,第三世界提出了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要求,从前被看作是(甚至被南北双方大多数官方发言人看作是)双方为促进贫穷国家的发展而建立起来的伙伴关系(例如彼尔森报告《发展中的伙伴关系》就是这样看的)却越来越被看作是南方和北方之间为了资源和权力的分配而进行的一场斗争。东西方斗争也部分地被看作各方都想控制世界资源不让对方得手的一场斗争:例如苏联在70年代后期在非洲以及其后在西南亚推行的扩张主义,按西方的说法,是旨在控制资源和阻挠西方取得资源。为了夺取海洋和海底的资源展开了一场争夺,只是由于自1974年起开了一连串冗长而无结果的会议,这场争夺才稍有缓和。关于自由使用海洋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论点,是格劳秀斯在《海洋自由》中提出来的,即海洋资源是丰富的论点,因此任何具体国家独占海洋是不适当的。但是一些国家却单方面地或一致地提出了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开发深部海底的要求,它们这样做的根据则是约翰·塞尔登在为回答格劳秀斯而写的著作《海洋闭锁》中提出的论点,即海洋资源是匮乏的论点。

   对资源的匮乏的新认识起先并没有使关于武力用途的流行观点有任何变化。1973年危机中阿拉伯石油生产国显示的实力毕竟不是军事实力,而西方国家穷于应付的情况被认为是军事力量无法使它们达到目的的又一标志而已。第三世界国家对于进一步利用“石油实力”,对于探索生产国联合组织在其它领域内形成类似的实力的可能性产生了巨大兴趣,西方则兴致勃勃地大谈以“粮食实力”对付“石油实力”的可能性作为回敬。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在澳大利亚造出了“资源外交”一词,这个词被用来表明因占有已知匮乏的资源而出现的一种新的实力或势力的形式,并将替代军备和联盟而成为外交政策的基础。(据我回忆,这个词成了澳大利亚人的某种相当令人讨厌的骄傲的资本。)

   但不久就有人指出,借拥有稀有资源而获得的实力只在拥有优势军事实力者不打算使用武力的情况下才能存在,军事强国终究可能下决心去夺取不让它们获得的资源。倘若情况是这样的话,那末拥有稀有资源就不会使一个国家变得无比强大,反而可能使它特别容易遭到攻击。由于对资源不足有了新的认识,结果事实上为使用武力提供了一个新的理由,或者更严格地说,使老的理由更为充分。强国在得不到所需资源的威胁下曾试图用武力来取得资源,美国在1974年和1975年就是这样做的,当时福特总统、基辛格博土和施莱辛格博士曾设想过使用武力从中东取得石油补给的可能性。没有掌握所需资源而军事上又弱的国家则全神贯注于如何保障运输路线的安全,就象日本关心由海湾至西北太平洋的石油运输线路那样。确实掌握稀有资源的国家终于相信,它们必须拥有保卫这些资源的军队。于是,随着一些国家对捕鱼区和近海油田、气田提出了法律上的要求,一场海军军备的争夺战也就开始了。70年代的后半期,军事方针和军事准备是围绕资源问题来考虑的。有时注意力的中心是资源本身,最显著的就是中东石油,有时则是运输资源的线路,如希思政府认为出售武器给南非以帮助它保护经由好望角的线路是正当的。有时是胁迫生产国,如福特政府为对付石油禁运而进行的威胁,有时则是为了阻止外部力量的干涉,如提出卡特主义以回敬苏联打算对波斯湾的威胁。有时进行资源战的指导方针和准备工作,其意图基本上是防御性的,但有时则也许暗含着掠夺的目的。迄今为止,称得上资源问题是或可能是主要原因而发生的实际武装冲突,为数甚少:如英国与冰岛之间的鳕鱼战,争夺磷酸盐丰富的西属撒哈拉的斗争。但由于预期会发生这类冲突,因此气氛变得令人忧郁。

   宣称军事力量已经衰落的人所作的第三种假设是:对第三世界国家事务的军事干涉,或者在各种情况下进行的直接军事干涉,已经不再是一种有生命力的政策工具了,而且实际上已变得只能起相反的作用了。西方观察家在60代末谈到军事实力的用途减弱时,他们头脑里想的首先就是这样一种使用武力的方式,使用战略核武器以慑止苏联进攻的做法预期还将继续下去,同样北约部队在欧洲对抗华约部队方面预期也将继续发挥作用。但是,派遣西方远征军或保留西方驻军以维护对第三世界的殖民统治,维持殖民时代后的势力地位或仆从政府,则被认为是世界历史上一个行将结束的旧时代的做法。除葡萄牙的领地外,殖民统治实际上已经不再存在。第三世界的独立国家对西方带有军事威胁性质的政策是极其敏感的。据认为,美国在越南陷入了泥潭一事表明,西方再也不能企图用直接的军事干涉来影响第三世界社会的政治方向了。

   确实,西方放弃直接军事干涉之后曾寻找间接干涉的适当手段: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是“战争越南化”,尼克松主义,五大国之间作出安排,伊朗国王在波斯湾占据了当年英国的霸主地位的时代,采取了取代西方在当地驻军的各种试图通过军事支援和超地区性战略力量及海军力量使当地政府成为执行西方政策代理人的方式。这也是一个更加依赖暗中干涉的时代,如1973年9月阿连德的倒台,对柬埔寨和老挝的秘密轰炸以及美国同南非和葡萄牙的秘密形式的合作。但到了1974年和1975年,由于受水门事件和中央情报局内幕暴露的影响,美国的舆论转而强烈反对对第三世界的间接干涉了。同对也反对政府对曾经允许发生这种干涉形式的外交政策进行过多控制。美国非干涉主义的高潮出现于1975年,当时国会不批准政府拨出所需的款项,支援它所支持的安哥拉的一派,同时在越南阮文绍政府面临来自河内的最后打击时拒绝增加答应给阮的援助。

   在80年代的今日,由于美国人建立了快速部署部队并在印度洋取得了新的基地,由于英国人又一次转变态度,打算恢复在苏伊士运河以东采取军事行动的部分能力,法国人加强了其干涉部队,甚至连西德军界也象东德长期以来就在做的那样,开始试着把视线扩展到欧洲以外的地方,因此,显然西方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军事干涉的时代并没有结束,而是行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种态度上的变化是如何发生的呢?

   因素之一当然是苏联在70年代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军事干涉有了增加,其中既有在非洲的间接干涉,也有在阿富汗的直接干涉。在70年代以前,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直接军事干涉都是西方列强干的。这些国家继承了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地位以及用武力保护这种地位的传统。第三世界的造反正是针对着西欧和北美国家的这种继承下来的地位,针对着它们的殖民地、新殖民地和它们同殖民地政府的联系。苏联处于在历史上并没有这种牵连的有利地位,它可以自由地向民族解放运动和强烈反西方的第三世界各国政府提供军事援助,以顺应它所认为的、真正同情的主要的潮流。只有在亚洲苏联好象有弱点,因为在亚洲,中国正在谴责规定中苏边界的“不平等条约”,而且由于苏联本国有非欧洲居民,这就使它也容易被指控为最后一个殖民国家。

   由于70年代苏联越来越效法西方增强它在第三世界进行军事干涉的能力,而且越来越显出想进行干涉的欲望,因此有人提出第三世界各国增强了抵御工业化国家干涉的能力。它们可以象过去挫败西方一样,挫败苏联,他们说,苏联越想在非洲和西南亚挥舞大棒,它就越会给自己制造困境。所以不必用西方的反干涉去制止苏联的干涉,靠亚、非,拉民族主义力量(它曾经使老的西方高压政策自食其果)就可以制止它。按照这种观点,苏联的战略空运能力和武装直升机,它的远洋海军及岸上设施体系,以及戈尔什科夫海军上将从朱利叶·科贝特爵土和A·T·马汉著作中拣来的海军实力学说,从根本上说都是犯了不合乎时代的错误,只能进一步证明富布雷特参议员的“实力无用”论罢了。

   已经积累了大量证据足以证明这种理论的正确性,诸如苏联人被驱逐出埃及和索马里,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遭到联合国大会和伊斯兰国家会议的谴责以及它由于这次入侵而可能确实加深的困境等。但苏联领导人看来并没有明白他们选择的方法是不切时宜的。对于一个坚信自己的历史使命,控制着自己的新闻媒介,而且在执行时又毫不留情从而使它能象在东欧那样坚决地进行干涉的大国来说,那些对西方国家已证明起反作用的方法,会不会证明同样适得其反,也许是令人怀疑的。当然,某些较强的第三世界国家,例如70年代的印度、伊朗、印度尼西亚和越南曾成功地对较弱的邻国的事务进行武力干涉。我认为,军事干涉对于战后时期促进西方在第三世界的目标是一种无效手段的理论,无论如何是错误的。这种理论是从若干例子中总结出来的。是有过象在苏伊士运河和越南那样的引人注目的失败,但就西方的目标——抵制第三世界改革的要求或者至少控制住改革的步伐——而论,常常由于成功地使用武力而取得了预期的结果。想一想英国在马来西亚打败共产党暴乱的战斗,印度尼西亚同马来西亚对抗的政策以及1964年东非几个国家的兵变这些例子吧。人们可以怀疑,该不该用武力追求上述事例中的目标,但使用武力能够达到这些目标则是不容置疑的。

   所以,干涉主义之所以在西方复苏,原因之一就是人们日益感到对于苏联的干涉终究不得不用反干涉来制止。在60年代后期及70年代初期,批评西方官方政策的人士经常地,应该说也是正确地争辩说,第三世界对西方承袭的统治地位的挑战主要是由当地固有的因素引起的,而不是苏联策划的;西方与第三世界的关系问题必须从其问题本身求得解决,而不应单单看成是西方与东方冲突的一个方面。我认为这种观点仍然是正确的。我还认为,那种以为西方在波斯湾或南部非洲的主要任务是用反武力对付苏联的武力或者当地谁最反苏就同谁联合,并照此行事,就可能在今后给西方导致以往曾发生的灾难。但必须承认已经出现了新情况:苏联的军事干涉如今已成为事实,而不是西方想象中的虚构,而且西方与第三世界国家关系中包含的东西方问题的成份看来还可能增大。

   然而,认为苏联的扩张应予以制止的观点,并不是军事干涉主义在西方复苏的唯一原因,甚至也不是主要原因。这种情况的出现倒是因为人们越来越相信西方国家能够而且也应该保护它们在第三世界各国的利益。自4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初期,西方进行干涉的推动力在很大程度上是思想意识方面的,它产生于西欧国家的日益衰落的帝国主义思想意识和美国人所信奉的反共使命。现在还看不出这种思想意识上的推动力有重新抬头的任何迹象,但它的地位已经被以武力干涉来保护处于威胁下的在第三世界的利益这样一种推动力所取代。这种推动力的产生有许多原因:如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新的好战精神及西方由此而产生的强烈反应;关于在我们与他们的民族利益关系上得失分明的观点的传播;关于资源匮乏的观点(这个问题我已论述过了);在第三世界许多地方,最引人注目的是在一些伊斯兰国家里,西方的价值观念遭到摒弃,因而在西方产生了我们与他们不再同属一个精神社会的感觉;以及西方世界长期的衰退,从而产生了不惜用任何手段来维持正在下降的生活水准的贪婪而卑鄙的决心。

   西方准备用武力干涉来保护自己的利益的作法,使人回想起了上个世纪下半叶和本世纪最初几十年欧洲和美国的干涉主义处于全盛时期的情景。其中有为了保护西方在国外侨民的生命而进行的干涉,例如1976年以色列对恩德培机场的袭击,西德在摩加迪沙的行动,法国和比利时对扎伊尔的干涉以及美国在伊朗所实施的中途夭折的营救使命。与保护西方人生命不同,还有为了保护西方在第三世界国家的财产而进行的干涉。例如,法国对前法属非洲多次干涉的主要目标好象就是这样。有为了保护安全利益而进行的干涉,如以色列和南非侵入邻国攻击游击队庇护所。还有一类干涉就是维持顺从的政府执政以保护资源及运输资源的交通线。一旦这些政府被持敌对态度的政府所接替,也许就进行干涉把资源抢夺过来。不管人们对以上述理由进行的干涉是否认为正当,必须注意的是,所有这些干涉都遭到了第三世界舆论的谴责。有权实施干涉的说法是公然蔑视限制武力干涉权利的法律。这种法律限制,自从拉丁美洲国家早在1907年第二届海牙会议上首次提出以来,声势越来越大了。

   我现在谈一谈第四种设想,即:使用武力由于越来越不合法而被禁止。在本世纪里禁止把武力作为政策工具使用的条文增加了。当然禁止把它作为合法手段使用的条文也随之增加。最终在联合国宪章里也作了规定,完全禁止各国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除非是为了自卫或者得到安理会批准作为强制性行动的一个部分。研究国际政治的学者,谁也不会看不到各国能对这条或其他任何一条限制诉诸武力的权利的法律置之不理,谁也不会低估自60年代末就已经存在的对宪章解释上的分歧。但至少对除非为了自卫,各国均不得诉诸武力这个原则有了某种共同的理解,而且一些国际律师仍然认为有可能对这个原则作出有高度约束性的解释。但在70年代,对使用武力的合法性问题,更广泛地说正当性问题,提出了大相径庭的观点。一方是西方强国提出来的,另一方是社会主义国家和一些第三世界国家提出来的,结果是对这个原则已有的那点共同理解进一步减少了。

   西方国家在仍然坚持自卫权利的同时,有对该原则作更广义的解释的倾向,把自由派国际律师坚持的限制舍弃了,并试图从中取得被认为在1945年以前,实际上是1919年以前该原则所允许的广泛权利。比如,规定只有在一国领土遭到攻击时才能行使自卫权的原则已经被为保护海外侨民也可以使用这种权利的观念所替代,从而为对别国进行武装干涉提供了正当理由。尽管大家都认为以色列人、南非人和罗德西亚的前政府没有得到西方国家的普遍支持,他们却把自卫权扩大到可以进攻以邻国为基地的游击队,并在这些国家无法控制当地的游击队基地时,可对该国本身也加以攻击。有人企图恢复19世纪关于进行人道主义干涉的权利观念,即进行军事干涉以便在他国维护人权的权利,这种权利在上个世纪曾为欧洲列强肢解奥托曼帝国提供正当理由。在70年代,印度有时被说成曾在东巴基斯坦,坦桑尼亚在乌干达都曾使用过这种权利。

   我认为,西方关于武力合法性的思想中有一种把自卫权扩大成为强制实施多种法权的自救权的倾向。实际上还有进一步的倾向把自存权解释为包括在自救权以内,即可以采取任何必要的行动以保证国家的生存权利。1974年基辛格关于设想用武力防止经济扼杀的声明等于又回到了自存权的理论上。的确,据说基辛格作这样一个声明意在威慑,而不是解释今后的方针是什么。他的声明表明,对付并不导致扼杀危险的石油的单纯涨价,使用武力不是妥当的办法。这也是确实的。在采取军事行动以防止整个社会和整个经济发生崩溃和采取行动仅仅是为了反对将要实行的某种财富再分配的行动以维持某种特定的(这里是指极富裕的)生活水准之间确实存在着道义上的重大差别。但基辛格含蓄地要求的权利使得对一个没有违犯任何现行法规的国家采取行动都成为正当的了,从而动摇了国际行为合法性的整个基础。

   70年代,苏联集团和第三世界竭力强调为了民族解放的利益可以正当地使用武力的学说。这是民族解放运动取得伟大成功的十年:1975年越共和红色高棉取得了胜利;1974年卡埃塔诺政府倒台后葡萄牙的非洲领地的解放运动掌握了政权;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取得了胜利,1974年在拉巴特首脑会议上它被阿拉伯联盟承认为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代表,随后阿拉法特又于同年在联合国受到了接待,津巴布韦爱国阵线成功地迫使白人至上主义政府让步并举行谈判。

   关于进行正义的民族解放战争权利的学说,有时被说成是自卫权利的一种特殊情况——将这种权利由国家扩大至还没有成为国家的民族,有时则被说成是一种独特的权利。但不管是哪一种情况,这种学说都认为使用武力是正当的,这是联合国宪章的作者们(虽然他们中大多是西方国家人)从未想象过的,而且它肯定与西方过去和现在对国际法的解释相冲突。当第三世界理解的民族解放的思想采取一种与西方民族自决的自由原则完全不同的形式时,情况更是如此。因为这种思想不仅包含着政治独立,而且也包含着民族的革命改造,这是不能用合乎宪法的程序实现的,只能靠武力才行。自1965年以来,联合国大多数国家都赞成各民族有权使用武力把自己从殖民主义统治、种族主义统治和外族统治下解放出来。它们也承认第三方为了进行正义的解放战争的民族有使用武力的权利——这就是古巴人声称他们在对非洲进行引人注目的干涉时行使的那种权利。1977年出现了又一次转机,当时有关武装冲突的国际法的新的日内瓦会议规定民族解放战争是国际武装冲突而不是国内武装冲突,其含义是民族解放运动有权得到国际法的承认,为民族解放运动而战的人有权取得战斗员的地位和得到战争法的保护。

   我认为“正义的民族解放战争”一说写入国际法一事,是关于国际冲突的现行法规衰落的又一个迹象。在这里我不想对民族解放战争在道义上是否正当作出判断。但第三世界国家创立的立法原则却已变得对它们自己不利了。民族的含义该由谁来确定?如何确定哪一个民族解放运动是该民族的真正代表?对新的民族国家从西方统治下获得解放后如何予以保护,使其免得象埃塞俄比亚受到厄立特里亚解放主义者和来自索马里的分裂主义和民族统一主义运动的那种伤害?如果主权国家不能实现它们垄断使用武力的权利,国际秩序能不能保持下去?如果把战斗员的尊严身分赐予那些缺乏公认的正规武装力量的正常特点的武装集团成员,那末作为战争法基础的战斗员与非战斗员之间的区别还存在不存在?

   70年代有许多因诉诸武力而导致似乎是永久性的疆界改变的例子。以色列于1967年,之后又于1973年强行扩大其领土的做法当然没有为国际社会所认可。但我们可以举出印度1971年使用武力反对巴基斯坦的例子,其结果是分裂了巴基斯坦,出现了新的孟加拉国;伊朗于同年吞并阿布摩沙和吐姆;土耳其于1974年入侵并瓜分了塞浦路斯;以及印度尼西亚于1975-1976年吞并了东帝汶。这不过是用传统的诉诸武力的办法作为改变国际关系的主要手段而已,如同其它国家乐于接受这种诉诸武力所造成的结果(如果是成功的话)常常为现代国际体系提供主要的基础一样。但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经过精心推敲给侵略所下的最新定义对近来的所作所为的作用是多么微小。

   最后让我提一下前十年初期预言军事力量会衰落的人们所作的第五个没想。这种设想认为,不管武力之作为政策的工具是否仍然有用,它已经不再为当代社会所认可。当代社会不愿意承受军备、武装力量和军事行动带来的经济和社会负担。比如斯坦利·霍夫曼在我提到过的1973年的那次大会上认为,西方政策的严重问题是:虽然武力作为执行政策的工具仍然是必要的,但是西方社会却不愿意作出牺牲来使用这个工具。70年代初期当然是一个到处对军事、对防务开支、对征兵群起而攻之的时期。但有人认为,这种不承认武力作用的厌恶情绪不单单是短期的反应,而是反映了西方社会宁要福利不要武力,或者用孔德的话来说,宁要“勤奋精神”不要“征服精神”这样一种长期的世俗趋势(尽管孔德也许不承认当代福利国家体现了他的原则,因为当代福利国家的精神根本不是勤奋精神)。

   我认为我们不能说这种设想是虚假的。因为今天没有一个工业化的西方社会象是要接受尚武的生活方式,尽管我们不得不承认:纳粹德国是个工业化社会,已经工业化的和正在实现工业化的各个共产党社会(它们在70年代已经进一步表明它们已经准备彼此交战)并不把繁荣或福利当作首要目标,在前十年里西方社会里的右派和左派极端分子充分显示了对暴力精神的迷恋,以及工业化社会本身并没有在法制上反对军事的或尚武的生活方式。我认为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出现了所谓显示性使用武力的趋势有所上升,比如在显示军事实力的目的中,为达成任何外交政策的成份较少,而发泄沮丧情绪或表达民族自豪感的成份较多。这种趋势始于1975年因“马亚圭斯号”事件而进行的干涉,继而反映在伊朗扣留人质之后美国在伊朗的水域里集中海军力量,美国对关塔那摩的模拟入侵以及在伊朗采取营救行动等事件中。还值得注意的是,对军界和对防务开支群起而攻之的状况在西方国家里已经明显地缓和了。

   在这篇论文中,我的论点不是说90年代后期和70年代早期的论点现在已证明都是错误的。相反,为了达到某些目标动用武力是否有效(目前西方国家正被敦促凭借武力行事),仍然大可怀疑。这里我也不想谈论孔德关于战争和工业文明互不相容的学说在今天有什么好处这样又大又复杂的问题,这个题目需要另写一篇文章才能说清楚。我在此只不过想冒昧地提请大家注意,西方对这问题的流行的观念已经发生了变化。

   我们在展望80年代的前景时,很难不感到在未来的十年里,国际政治比之过去十年将变得更加动荡,更少地得到国际社会体制的制约。武力的作用可能上升,这看来是完全有理由的。因为我们面对的是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超级大国之间“不亲密的伙伴关系”正在消失,重商主义的复活为使用武力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军事干涉主义又明显抬头,对使用武力加以法律限制的舆论正在消失,世界上的各种社会更加愿意承受由军备引起的经济和社会负担。让国际组织在和平与安全问题上发挥更大作用的计划,在扩大联合国作用的基础上建立起更加集中的世界秩序——这些都是离我们议事日程极其遥远的事。不难想象,在下一个十年中将会出现各国开始以比前几十年残酷得多的方式行事的情景:发生包括大国在内的战争,出现严重的能源危机,以及所谓“疯狂国家”获得核武器。在这个更加高度军事化的世界里,文明的价值将更难维护。我们在政治迟钝、沙文主义和贪婪等势力中已经预感到了这点,这些势力目前在绝大多数西方民主国家中正在上升。广为盛行的精神状态将是恐惧和防御准备的心理,而我们这些在大学里工作的人肩负着不随波逐流的特殊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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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