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术层次·第六

作者：爱德华·鲁特瓦克·美国

出自————《战略—战争与和平的逻辑》《战略的层次·第二》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研究联盟在德国的防御情况，考察战略的自下而上的第二个层次中的反坦克导弹与其直接对手的关系。我们面前的情景现在变得较为广阔和充实。所谓较为广阔，是因为我们不再能把双方的对抗简化为一场决斗，而是必须考虑双方互相敌对的整个部队，它们所拥有的反坦克导弹组和装甲车辆足以在一次战斗行动中互相直接发生作用。所谓比较充实，是因为我们不再是在毫无特色的试验场上，对互相对抗的反坦克导弹和装甲车辆进行比较，操作人员也不再是只会动作的机械人。

　　 首先，我们必须考虑地形和植被。德国东部地区的地形起伏不平，没有崇山峻岭，但有小山丘和谷地，至少有地褶(而这些地褶对现在的讨论具有重要意义)。那里有隐蔽的接近路可供苏军装甲车辆利用，使苏军装甲车辆可以突然出现于对方反坦克导弹的面前，离这些导弹很近，从而剥夺了反坦克导弹较之机枪射程远的巨大优势。在特殊场合，可见目标完全有可能出现在如此近的距离上，以致反坦克导弹完全失去作用。反坦克导弹射程远，但与之对应的缺点是它有一个最小射程限制，在射程限制范围内，无法及时使刚发射的反坦克导弹击毁进入这个近距离内的目标(反坦克火箭筒则无此种限制)。

　　 另一方面，也要考虑植被情况。有利的植被便于反坦克步兵隐蔽自己，而且当然还不止于此。甚至稍有掩蔽作用的地形都可能使反坦克分队得到保护，至少能使其免遭直接瞄准射击武器的伤害。而且，如果战斗前有充分的时间(这是一个重要的可变因素，通常可能要取决于战略的最高层次)，就不仅有天然地形可以利用，而且还可以挖防坦克壕和构筑防御工事。使用铁锹和锯子一类的手工工具进行几小时的作业，就可能足以把暴露的山坡改造成为某种筑垒地带，包括隐蔽的发射阵地和有掩盖的工事，以防间瞄武器(榴炮和迫击炮)的杀伤。也有可能早已使用钢筋水泥器材(而不仅仅使用泥土)修筑好多道障碍物(用来阻断进攻之敌的前进道路)以及筑垒性质的发射阵地，从而大大增强防御的能力(这与马奇诺防线时代以后的所有偏见相反)。

　　 但是，如果他们的设防十分笨拙，如果发射阵地不能与自然条件正确结合起来而变成十分明显的目标，则设防工事便有可能使防御者遭受厄运：在战略的这一层次，这种情况本身就会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战术交战在很短时间内就可能结束。因此，我们看到，在短暂时间内决定成败的诸因素中已出现了一个与之有关的全新的因素——技能。这个因素不仅仅指武器的机械效能(它仅仅表现于技术层次)，更重要的是指各方在每一次交战的具体环境中充分而有效地利用地形和现有武器所需要的那种更加精巧的战术技能。

　　 具有同样重大意义的因素还有在装甲车辆内的士兵和与之相对抗的反坦克导弹步兵的素质和战术训练水平。他们能根据对前方敌情的观察，象偷猎者那样，目光敏锐准确如发现对自己有利的地形吗？他们能够迅速计算出如何使不同阵地和不同接近路上射界范围内的射击纵深与自己武器的有效射程相吻合吗？

　　 领导、士气与机遇

　　 技能是单个人员必备的一种素质，但是进行战斗的却是单车小组和反坦克导弹组。这就是说，进行战斗的是集体，不管它们多么小；因此，真正起作用的不是个人的技能，而是整个集体能够有效发挥的技能，而集体技能的有效发挥主要依赖于集体领导者的才能。步兵反坦克导弹小组的组长是能做出最恰当战术决策的士兵呢，还是主张由部队所训练出来的听话的而不是有才干的士兵？指挥装甲车辆及装甲车辆乘员组的军官和军士是真正的领导者呢，还是仅是指挥系统中的上级的追随者？

　　 然而，没有甘冒风险的部队，仅靠有才干的领导者是远远不够的。一旦战斗打响，炮兵按程序实施炮火准备为冲击的坦克部队扫清障碍，机枪凶猛地吐着火舌，迫击炮弹的轰鸣声震耳欲聋，呼啸的子弹将树枝削落在地，横飞的弹片发出极大的震撼，大地也象内部爆炸似的将泥土高高地抛向空中；一旦装甲战斗车或坦克被击中，并开始燃烧起来或发生爆炸；一旦步兵反坦克导弹射手发现在一秒钟前还活着的同伴现在死去、受伤或被掩埋在废墟中——一旦战斗真的打响，我们便会发现，在决定战斗结局方面，甘愿冒险的军队远比有才能的领导者重要得多。

　　 人类的本能会使进攻中的装甲坦克乘员不时地停下来，利用地形掩蔽自己，以求得自身的安全，而不是不顾隐蔽的敌人和致命的反坦克导弹径直向情况不明的地段前进。同样，天生本能也会促使步兵在无情地向他们冲来的钢铁机器面前跑掉，而不坚守自己的阵地；反坦克导弹射手在这时会显得非常软弱无力，他们手中武器的作用到底如何谁也说不准，而在几分钟之内他们被进攻的坦克履带碾碎却是肯定无疑的，除非在此之前能击中敌方的全部坦克，制止其前进。

　　 能够克服这种本能、确保战斗得以进行的因素，恰恰是军队力求通过队列教练(养成自动服从精神)、讲演、军歌和军旗(激发荣誉感)、军服和日常作业、奖惩措施等来养成的那些无形的素质——官兵的士气、整体纪律性和部队的凝聚力。就这些具有决定性作用而又无法测定的素质来说，小部队的凝聚力通常又是最重要的，因为官兵们愿意互相为他人而战要比其他任何个人的士气能更加使他们经受得住战火的可怕考验。

　　 因此，在战略的战术层次上，技能、领导、士气、纪律性和部队凝聚力这些无形的因素进入了我们的视野，通常决定着战斗的结局。这就是为什么单单依据技术层次形成军事力量对比判断总是令人失误的原因：仅就武器进行比较，虽然可以计算得极其精确，但它却排除了整个力量方程的大部分因素。

　　 还有一种因素强有力地影响着每种战术行动的结局，那就是机遇，亦即偶然性和盖然性。所谓偶然性是指部队因睡眠不足而疲劳过度，因食物不洁净而生病，或因补给中断而给养不足，因先前的战斗或某种致命性事故(如在匆忙操作杀伤性装备时常发生的那种事故)而产生极度恐惧等；所谓盖然性是指气象可能发生变化，等等。在中欧地区，一年大部分时间里都常常有浓雾笼罩地面。这种情况会使坦克和步兵战斗车突然出现于防御者的面前，使他们几乎来不及发射一枚反坦克导弹——即使他们听到被浓雾遮住的装甲车辆令人心寒的吼叫声后没有被吓退的话。

　　 攻防的不对称性

　　 由此可见，上述一切在战术这一层次都是很重要的，并且在其他形式的作战中都有与之对应的因素，无论是地上的作战，还是在空中和海上的作战。但是，地形地物、植被、技能、领导、士气、凝聚力和机遇真能对双方产生不同的影响吗？把这些因素纳入我们的考虑后，它们能促使我们修改在技术层次明确得出的结论吗？前面初步的研究结果是装备反坦克导弹的步兵在保卫中欧的作战中能够十分有效地对付全部机械化的苏军，这些因素能够改变这一研究结果吗？在每个问题上，答案都是肯定的。

　　 苏军装甲部队只需要向前推进，执行所受领的任务，大多数坦克乘员所要做的不过是操纵自己的机器，通过视野狭窄的瞄准具和武器射孔发射火力，他们在装甲的保护下和在机器吼叫声的影响下几乎看不到战斗的可怕景象、听不到可怕的爆炸声。为了沿正确的方向前进，并且能有效地利用地形，当然需要指挥官。但是，这种指挥可以由在纵队先头的初级军官实施，这些人要置身于炮塔之外，处于半暴露状态，势必冒更大的风险。

　　 进行防御的反坦克导弹步兵不可能仅仅通过机械的操作和在战斗意识不强的情况下有效地参加战斗。他们必须十分积极主动，十分警惕，透过偶然出现的或对方有计划施放的烟幕，透过浓雾，精确发现远距离上的目标；然后必须镇定地用瞄准具套住目标，最后决定开火时机。这个过程是十分复杂的，因为虽然从最远距离上发射反坦克导弹效果最佳，但发射距离越远，死角越大，进攻中的坦克可以有足够长的时间隐蔽，以躲过飞来的反坦克导弹。发射后，反坦克导弹射手必须在导弹击中目标前长达数秒的飞行期间，一直用瞄准具套住运动中的目标。从准确发现目标到击中目标的整个过程中，反坦克导弹部队人员必须在自己的观察受战斗严重影响情况下，准确执行自己所担负的要求很高的任务，稍一走神就会失去对飞行中的反坦克导弹的控制。

　　 如果事先不修筑严密的战斗工事，在人体防护方面也会存在着很大的不对称性。在我们的静态研究中，装甲部队仅怕反坦克导弹的攻击；相比之下，防御者则怕能杀伤他们的一切武器，如火炮、机枪、迫击炮、榴弹发射器，尤其是装甲部队的支援火炮。防御者一部分会被消灭，另一部分会遭到杀伤，还有许多人被迫隐蔽起来，而不是进行观察以发现目标和向目标开火，从而在战术上失去作用。

　　 实际上，影响防御者的不利因素不仅是他们的观察，而且还有他们的心智。苏军进攻中的装甲部队是受在后面跟进的部队的驱使而前进的。除了前进有一定的方向外，其任务有一定的灵活性，指挥官与乘员的选择和命运仅仅在一定程度上受整个防御部署的影响，而对于防御者的整个部署他们可能知之甚少，当然肯定无法进行测算。然而，防御者却有充分的机会进行测算：他们知道，即使在天候和地形条件有利，能见度最佳的情况下，他们的最大射击距离也不会超过4000码，如果苏军的装甲坦克仅以时速15英里的速度前进，则在其坦克和步兵战斗车冲入他们阵地之前，他们也不过只有9分钟稍多一点的战斗时间。如果薄雾使能见度受到某种程度的影响，或有大雾使能见度受到严重影响，他们的射击距离和相应的战斗时间自然也就会相应地缩短。从理论上说，每个反坦克导弹发射组每隔大约30秒就能够转向另一个新的目标射击，平时在射击场上的训练中有时确实如此。但是在实际的战斗过程中，从发现目标到发射导弹，充其量每分钟只能发射1发，并且其命中率只有58%。

　　 因此，要想知道防线能否完全守得住或是撤退，逃走是否是逃脱死亡或被俘的唯一选择，防御者必须估计出敌方实际有多少坦克和步兵战斗车在接近自己；如果确知己方每个在敌炮兵、迫击炮和直瞄武器火力之下生存下来的反坦克导弹发射组将要面临的装甲目标达到5个以上，则肯定他们将在以后几分钟之内被消灭或丧失自由。由于所面临的敌人是苏军，由于他们的机遇使他们处于敌人的纵队企图通过的地区，防御者必须有最坏的准备：他们所实际遇到的坦克和步兵战斗车仅是敌人的一部分，更多的装甲坦克很快就会赶上来。正是因为苏军的装甲坦克数量多，所以才提出用反坦克导弹对付苏军装甲坦克的问题进行讨论。可是，对于在第一线前沿战斗的反坦克导弹步兵来说，战略决策所形成的战术局势是彻底令人沮丧的，唯一的办法是不要为坚守阵地而有效地进行战斗，而是发射一两发导弹之后就主动迅速地后撤。

　　 由于上述种种理由，技术层次上的那些初步结论现在就发生了很大变化。当我们分析战术层次上的对抗情况时，我们看到，防御者不再能够指望平均1.58枚导弹击毁1辆价值相当于100枚导弹的坦克，也不能再指望平均2.58枚导弹击毁1辆价值至少相当于15枚导弹的步兵战斗车，从而创造极佳的消耗比率——对步兵战斗车为1:5.8，对坦克的比率更好，为1:6.3。相反，我们看到的却是大量的反坦克导弹发射架在对敌人开火前被敌坦克出击前的炮兵和迫击炮以及直瞄武器的火力击毁；另一些反坦克导弹发射架在几分钟的战斗期间由于受烟幕影响甚至捕捉不到任何一个目标；还有一些反坦克导弹发射架因受周围爆炸声的震撼和气浪的冲击而丢失了被瞄准具捕捉到的目标。

　　 因此，在实际的战术交战中，防御者到底需要多少反坦克导弹发射架来消灭1辆坦克或1辆步兵战斗车呢？象中东战争经验所告诉我们需要10个或20个呢，还是由于在中欧地区能见度欠佳，而需要的更多呢？由于成本相差十分悬殊，消耗比率应当仍然有利于反坦克导弹，但是有利程度不再很大了。从战术层次上来看——当然仍属于临时性的——所提出的用反坦克导弹对付苏军坦克和装甲车的建议远没有初看起来那样令人鼓舞，尽管尚待放在战略的更高层次进一步评定。但是，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它的成功在非常大的程度上依赖于有关人员的素质。在战斗中、士气、纪律性和凝聚力这些无形的因素几乎总是比物质因素更加重要，在我们讨论的这个例子中尤其如此。因为我们看到攻防双方必须承受的压力如此严重的不对称。

　　 由此我们发现，现时流行的那些建议的“好处”严重地依赖于先前看来只是行政管理细节一类的因素。反坦克导弹步兵将是哪些人呢：是从互相依存的朋友和邻居挑选出来的，经过认真业余训练的民兵，还是匆匆忙忙从全国各地召集起来的几年前曾应征在部队中服过役或者他们是一支训练有素、指挥有方、由精选的年青人组成的精锐部队？还有，为什么富有的国家会指派它们的最优秀人员用便宜的武器同贫穷得多但装备精良得多的敌人作战呢？这样一来，在战略的战术层次上，我们就不仅遇到了偶然性与盖然性的问题，而且遇到了作战中的人的因素问题。我们还看到战斗是在特殊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进行的。如果天气和人的环境发生了变化，即使用同样的人员和装备组织起来的、在同样的战场以同样的方式行动的部队，也不可能重复完全一样地进行同样的战斗，获得同样的战果。假定偶然性可以互相抵消，那么根据对许多现象(武器的命中精度、天气类型等)的观察而作出的盖然性判断，我们能够在战术层次上得出一般正确的结论；但这些结论仅适用于配备特定装备和具有特定人员素质的特定部队。

　　 因此，“战术”这一具体的战争艺术，明显而准确地体现在战术层次上，其应用范围不能太广，适用时间也不易过长，其正确与否完全取决于武器装备的性能和敌对双方的作战特点。采用某种方式攻击敌方的前哨阵地、截击敌空中飞机，还是打击敌海上舰船，就行动方式而言可能是英勇的，也可能是怯懦的，这都要根据双方作战特点进行具体分析。每当一件较重要的新武器出现时，就必须修改一次战术条令，使原先不可能做到的事变为现实，或使原来适用的变成陈旧的。人们现在阅读埃涅阿斯、韦格提乌斯或莫里秀斯的著作，仍会从中找到尚未过时的教导。可是，毋庸否认，这些著作中只不过是一些浅显易见的东西，并无多少深刻的内容；而且，如果我们阅读一下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那些枯燥无味的条令，我们会发现这些条令也是过时的。因此，战术纯粹是专业人员所关心的东西，正像主张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奉行这种或那种政策的任何规范的“战略”那样，只具有暂时的正确性(它与战略学本身不同，战略学不硬性规定任何事项，而是仅仅描述客观存在的永恒不变的现象，不论我们看到与否)。

　　 战术层次的界限

　　 在我们设想的静态交战格局中，双方都没有改变战术的余地，都没有经受会引起一方、然后又引起另一方作出反应的成功和失败。我们仅仅设想，双方的部队都是按照简单的正面交战战术行事，虽然也适当注意利用地形。在进攻的苏军装甲部队第一波和据守防御阵地的反坦克导弹步兵的最初交战中，这种设想当然可能是正确的。但是，如果防御者成功地顶住了敌方的进攻，这种情况终将引起敌方反应，敌方可能会用更强大的火力来压制防御者，或者用某种方法对他们进行包抄。防御者也可以作出反应，如利用所赢得的时间修筑预备阵地，派出巡逻分队，或者让敌方的车辆通过，然后从后方攻击之。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另一回合的对抗又会开始。

　　 然而，我们所谈的这些部队并不是独立的，它们不能完全自主地寻求实现自己的目标。部队在战术层次上所进行的整个战斗，以及当时部队的整个存在，仅仅是有关军队和国家当局的各指挥层次所谋划的更大规模作战活动的一部分，是各指挥层次制定使战术层次上的战斗发生的作战计划，以此实现更大目标。现在他们力图设法保持对作战的控制，根据战争进行情况制定针对对方的措施——有时设法支援已投入交战的部队，有时则干脆牺牲他们，更经常的是投入他们仍能控制的、尚未陷入为自己的生存而挣扎的新部队——以保证自己的目的得以实现。

　　 这样，行动和反应的相互作用现象就越出了战术层次范围。我们需要用一种与此十分不同的、更开阔的眼光来探讨我们的问题。这里，具体的细微末节的事情便失去了重要性，要考虑的是敌对双方军队的整个部署，而不是仅考虑双方直接对抗的部队。为此；我们必须上升到战略的下一个层次。在进入下一个层次之前我们需要指出，尽管我们研究的只是地面作战中的一个事件，但以往和现在的其他每种作战形式，包括海上作战、空中作战，甚至太空作战，以及不严格的所谓“战略”作战 [ 注：大约在最近50年期间出现了一种使用“战略性的”这一形容词的习惯，用以描述远程部队和远程武器，以区别于近程部队和武器。于是有所谓战略和战术轰炸机、战略和战术导弹之称。这个不幸的术语源于早期鼓吹空军制胜的人使用的词汇，经精心转换而来。人们首先把据说能依靠自己本身力量打赢战争的轰炸机升格为战略轰炸机，说明这些轰炸机具有的决定性作用(以区别于在此之前的作用：在此之前只起战术性作用，支援起决定性作用的部队)；然后又把这一形容词同远程属性联系了起来：因为某些轰炸机在某些地理环境中为了起到战略作用是需要作远程飞行的，这又反过采使“战术的”这一形容词被用来表示近程的意思。这种做法显然是不恰当的。例如，比利时要想轰炸新西兰使它屈服，必然要使用远程轰炸机；但如果它想轰炸邻国卢森堡使它屈服，使用战术飞机就足以实现同样的战略目的。可是，要是比利时要想用飞机猎歼新西兰沿海的潜艇——这完全是一项战术任务——这种飞机便非具有“战略性的”飞行半径不可。 ] ，也必定有自己的战术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