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活反应—美国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第十四
作者：约翰·柯林斯 ·美国
出自————《大战略》《当代美国各派军事思想·第三》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聪明人今天活着是为了明天，而不冒险去孤注一掷。
米盖尔·德，塞万提斯：《唐·吉诃德》
灵活反应的起源
灵活反应思想十多年来一直被视为美国军事战略的主要基础。它第一次出现于前陆军参谋长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制订的“国家军事计划”中。该计划经陆军部长威尔伯·布鲁克批准，于一九五五年十月一日作为官方文件发表。泰勒提 出这一思想是出于如下考虑：
大规模报复作为一种指导性的战略思想已经走进了死胡同，急需对其重新估价……大规模报复战略思想即便在其全盛时期，也只能为我们的领导人提供两种选择，即发动全面核战争，或妥协退却。从开始执行大规模报复战略以来，世界上发生了许多事件，这些事件对这种思想的正确性提出了疑问，并暴露了它的荒谬性。朝鲜战争是在美国握有原子垄断时打的一场有限常规战争，它明显地证明大规模报复并非万能。一九四五年以来发生的许多其它有限战争——中国的内战、希腊和马来亚的游击战、越南战争、台湾事件、匈牙利事件、中东和老挝等地的战争，仅举这数例——都清楚地证明，我们的大规模报复战略虽然防止了“大战”，即第三次世界大战，但并没有保住“小的和平”，所谓“小的和平”就是说不发生那些仅比全面战争的灾难小一点的动乱……
我要提出来取代大规模报复的那种战略思想叫做……灵活反应战略。顾名思义，这种战略需要具有一种能对一切可能的挑战(从全面战争到渗透)作出反应的能力。……这种新战略承认，遏制或迅速打赢有限战争和遏制全面战争同样必要。如果我们不能迅速打赢有限战争，就可能一点一点地消耗掉我们的力量，或者会把我们卷入一场日益扩大的冲突，而这场冲突还可能发展成为我们大家都想避免的全面战争。
这个文件强调要有多种选择，而不强调依靠单一武器系统、单一战略思想或盟国的配合。这在今天听起来十分平常，但在当时听起来却很不入耳，容易引起争论。就是现在也还遭到某些人的强烈反对。在那个时期，一些受人尊敬的知识分子，包括亨利·基辛格在内，也有类似的主张，但在武装部队中(陆军除外)支持者却寥寥无几。一九五六年三月，在参谋长联席会议讨论战略问题时对泰勒的这一建议进行了表决，结果该建议被否决了。
挫折是暂时的。泰勒将军作为陆军参谋长于一九五九年任职期满退役。但两年后又被约翰·肯尼迪召回服现役，担任总统的私人军事顾问，不久升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这一最高军事职务。灵活反应战略就行时起来了。
反对灵活反应战略的论点
反对灵活反应战略的意见固然反映了各军种各有自己的打算，斤斤计较于本单位的狭隘利益，但也牵涉到对国防政策和战略的完全不同的看法。
一、从预算角度提出的反对意见
国防预算是引起各军种之间彼此竞争的根源，因为它直接决定着各军种的作用和任务(见第二十一章)。正如泰勒将军所指出的：
从一九五五到一九五九财政年度，三军预算分配的比例一直是空军约占百分之四十六，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约占百分之二十八，陆军约占百分之二十三，其余的归国防部自己。购置新装备的经费决定着部队现代化的速度。在这个重要的方面，空军在此期间一直获得经费的百分之六十左右，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约得百分之三十，而陆军约得百分之十。
他据此得出结论说：
由此产生的军事计划不仅由于太庞大因而难于更改，而且军界和经济界的强大势力坚持要维持这些军事计划的现状。我确信，继续强调大规模报复和全面战争的要求，既出自真正相信这种传统战略的正确性，也出自在克服习惯势力和外界势力方面的实际困难。
从当时的预算来看，空军显然处于最有利的地位，可从现状中得到好处。所以不出所料，空军领导人反对有可能减少空军经费的新战略。然而，在拼命争夺军费这个问题上，哪一个军种也不干净。有人断言，灵活反应战略虽然表面上是利他主义的，其实不过是陆军为了改善其力量状况的一个骗局。汤姆·谢林十年后追忆往事时，想起了当时对此问题所抱的那种态度。他说：
五十年代末期，海军意识到，按大规模报复战略，拨给空军的经费多，因而空军能办到的事情，海军却因武器不行而办不到。因此，海军必须琢磨出一条理由，说明为什么改变战略对整个国家有更大的好处——于是，他们看中了陆军新提出的灵活反应战略。就陆军而言，它之所以提出这种战略，是因为它不得不提出一种有限战争的理论，否则就只好关门停业。
二、从概念上提出的反对意见
从逻辑上提出的不同意灵活反应的理由，要比上述从预算角度提出的反对意见更贴切些。
大多数主张灵活反应战略的人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是：在敌对双方均不具备不易摧毁的第一次打击能力的情况下，人们难以想象进行全面核战争是一项审慎的决策，除非生存受到了威胁，或者当时没有其它可以接受的选择。基于这种认识，就出现了所谓“防火带概念”。这个概念假定，发生有限常规战争的机会在这种条件下将大大增加，因为对于小规模的侵略行动不需要作出大规模的核反应。但是，核门槛的确切高度是无法确定的，因为它将随着情况的变化而变化。
马克斯韦尔·泰勒关于大规模报复只为美国决策人提供“要么进行全面核战争，要么妥协退却”这种抉择的结论，引起了象内森·特文宁上将一类人物的嘲笑。他说：
有人曾经提出过这种论调……说美国不是要受屈辱，就是要被毁灭。现在我们又遇到了不是这样就是那样的论调。这种论调不符合美国的最高利益。其理由有二：第一，这种论调不符合客观事实；第二，说美国会面临毁灭反映了一种谁也无法在核战争中取胜的失败主义态度。如果敌人认为美国持有那种面临被毁灭的看法，他就自然会把我国逼向绝境。
(敌人)并不持有那种谁也无法在核战争中取胜的看法，这一点你可以把全部家当拿出来打赌。可是这种看法正是他们想要美国相信的。他们可不相信这一点，他们倒是在准备打赢一场核战争。
支持大规模报复的人所持的信念同样具有说服力。他们认为美国用于有限战争的力量，应在决定性的地方使用，而不应在非决定性的行动中浪费掉。一九五四年一月十二日，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在对外关系委员会讲演时，非常恰当地阐明了这种观点。他说：
局部防御始终是重要的。但是仅有局部防御，决不能抑制共产主义世界强大的地面力量，局部防御还必须以大规模报复这个更大的威慑力量为后盾。潜在的侵略者必须了解，不能总是由他来规定对他有利的作战条件。
简言之，大规模报复学派的成员认为，美国进行有限战争的最好方法是直接、果断地同主要敌人交战，而不要与其代理人交战。当然，这种立场意味着甘愿去冒一场全面核战争的风险，而肯尼迪总统和他的继任者认为，为了达到有限战争的目的而使用这种核手段，是没有多少理由的。
最后，主张大规模报复的人认为，灵活反应战略的依据本身就是似是而非的，因为美国多年来一直掌握着多种多样的能力。特文宁的话又一次代表了这种观点。他说：
美国的军事力量一直具有灵活反应的能力。一个神志清醒的人决不会用牛刀去杀鸡。我国也不必要这样干。我国有时所缺少的倒是使用她掌握的手段的政治勇气。
正如我以前讲过的那样，现在我确信，我们确实需要加强我们在前沿地区的陆军和海军的数量，其目的不是为了加强我们打赢一场非核战争的能力，而是为了在出事地点履行我们的义务以维持美国的威信。这些概念是迥然不同的﹝异体字是本书作者用的﹞。
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看待灵活反应战略的，特别是肯尼迪总统和罗伯特·麦克纳马拉。他们是把灵活反应战略当作美国军事战略的支柱来推行的，并辅之以可靠的威慑力量和集体安全措施。
灵活反应这个词虽在尼克松－莱尔德的辞典中删掉了，但是这种思想仍在起作用，并且仍然使我们感到有必要去应付各种程度和各种规模的战争。灵活反应虽然通常是与有限战争联系在一起的，但也同样适用于全面核战争，而大规模报复仍是进行全面战争的一种可能的选择。
对力量的要求
为实施灵活反应战略，泰勒将军建议从根本上改变美国的军事态势。作为优先考虑的第一条，他建议采取步骤“使原子威慑力量现代化，并加以保护”，同时加强“我们从事有限战争、反消耗战的部队，以抵消……苏联地面部队的优势”。其次，他要求“在精心选择的基础上，为大陆防空、总动员的需求以及在核威慑失灵时为生存而采取的措施等方面作好保障”。在威慑力量和常规力量的数量和种类方面，在部队装备的性能和数量方面，在国内外部署兵力的特点方面，在作出反应的时间方面(这与战略机动手段有关)以及在持续作战的能力方面，都必须作出相应的变更。这样，灵活反应理论才会有意义，才会有实质性的内容。
当时的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实现了这个转化过程。他说：
一九六一年我进入国防部，当时有几个必须考虑的根本问题已变得越来越明确了。即使我们重新考虑战略核力量在力量均势中所处的地位，我们也必须加强这种力量，同时我们还必须大力强调我们的常规力量……
作为开端，我们增加了常规武器、弹药和装备的采购量，扩大了海军舰艇的保养计划，签订了建造更多两栖输送工具的合同，以及改进了空军的战术战斗机以提高其常规打击能力。此外，我们还加快了训练工作的步伐，开始整顿陆军后备队，增加了陆军及其特种部队、海军陆战队及其后备队的人员，加强了空运能力，以及加强了非核的军事研究与发展工作等。
一、应付偶然事件的行动带来的影响
兵力规模的大小取决于在应付偶然事件的行动方面所盛行的理论原则。麦克纳马拉对肯尼迪－约翰逊的观点作了如下的阐述。他说：
对一般任务部队的总要求和保卫我们自己领土的关系，当然不如和支持我们履行对其它国家所承担义务的关系那样大。每一项义务都要求我们必须为发生偶然事件制订对策。这并不是说，我们将同时碰到四十多个南越问题。然而……我们固然休想能同时对付所有的偶然事件，我们的对手也休想能做到这一点。我们的政策一贯是规定一般任务部队的规模，以便能同时对付几个可能性较大的偶然事件。
根据上述理论，我们得出了一个“打两个半战争的战略”，这种战略要求我们拥有能在欧亚两洲同时反击重大挑战的能力，并保持足够的预备队来扑灭其它地区出现的灌木林火式的小战。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那种不切实际而界限又始终模糊不清的目标却从未达到。
二、兵力部署带来的影响
究竟应该如何部署美国的军事力量以应付偶然事件，这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麦克纳马拉对官方的决定作了如下的说明。他说：
当然，中心问题是，我们能否迅速采取行动对付预计在世界各地发生的威胁。解决的办法主要有两个。第一，保持很庞大的常规部队，驻扎在靠近世界上所有可能产生麻烦的地区；第二，保持一支较小的但处于高度戒备状态的中央预备队，并得到充分机动手段的支援，能迅速开往可能需要的地点。……在过去十年中，第二种办法相对说来要更加可行和更加合乎理想。
第一种选择方案，就是在前沿地区部署大量部队。这种作法如果运用到“所有可能产生麻烦的地区”，从人力、物力、财力各方面来说，代价都是很高的。然而，在发生危机的情况下，位于能迅速作出反应的地点的部队，要比远处的预备队具有更大的威慑和实战价值。第二种选择方案，即“消防队”办法，虽降低了总兵力方面的要求，但也降低了作出反应的能力。战区的条件，特别是在敌人的初期行动打掉了我方港口和机场的情况下，会使得我们不能及时投入增援部队。此外，以美国本土为基地的预备队，必须主要依靠预先放置在海外的补给品和备份装备，这些东西既很费钱，又难保养，还容易被敌人缴获或摧毁。
因此，大多数人认为，这两种选择方案都是不理想的极端方案，不但没有提高灵活性，反而降低了灵活性。而折中方案则可提供更大的灵活性，即在选定的要害地区前沿，部署有限的兵力，同时保留大规模的以美国本土为基地的预备队。这种安排，在必要时既能增援，又可应付较小的意外事件。
越战的冲击
随着越南战争的发展，美国的灵活性就开始缩小了。
大概可以有把握地这样说，一九六五年我们投入越战的部队，是美国在一场战争开始时所曾投入战场作战的最好的一般任务部队。这支部队几年来一直保持了这种特点，但付出的代价极大。例如，麦克纳马拉部长曾得意洋洋地说，“在那个时期我们对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所提供的兵员人数一直是稳定的，这一点充分表明我们所显示的灵活性”。
但事实上，为了满足越战的需要，美国第七集团军早在一九六六年就被抽调一空。由于奉行“照常营业”的防御政策(见第二十九章)，在欧洲，以前连队都由老练的上尉指挥，现在却由初出茅庐的中尉来指挥了；部队极端缺乏有经验的军士，兵员长期不足；装备器材现代化的进程放慢了，有时竟停滞不前。例如，直升飞机的生产，几乎都是为了供越战使用。在欧洲，陆军的士气、训练和战斗力不可避免地降低了。海军和空军也遭到了同样的挫折。轮换制度实际上受到了破坏，已经没有现成的预备队。如果当时我们在世界其它任何地方再遇到别的严重的事件——特别是中东地区，在那个时期是个火药桶，我们除了以打核战争相威胁外，几乎没有什么军事手段来对付这些事件。
实际上，美国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正好兜了个大圈子，又回到了只能在屈辱和严酷得不合情理的核反应之间进行选择的境地，然而这两种选择都不符合我们国家的利益。一九六八年和一九六九年发生在北朝鲜沿海的“普韦布洛号”和“EC－121”事件说明，即使发生了诸如美国船只和飞机在国际海域或空域受到武装攻击这样的严重挑衅事件，也可能根本不会引起任何军事报复。其原因之一是，如果当时的局势引起另一场有限战争，我们是根本无法应付的。
灵活反应战略的现状
一、不利方面
日益缩减的国防预算，严重地束缚了美国在确有必要的情况下随时随地灵活使用军队去支持其全球战略的能力：
我们缺乏足够的一般任务部队去实施我们有节制的“一个半战争”的战略。
我们大幅度地裁减了军队，但是没有使保留下来的部队现代化以弥补数量上的不足。
我们愈来愈依赖中央战略预备队，但却缺乏迅速部署它们的手段。
我们强调盟国共同分担义务，但却继续削减用作军援的经费。
我们的地区性战略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海上航行的自由，但是必须控制海洋的海军却每况愈下。
我们应付偶然事件的行动要靠现役部队和后备役部队协同配合，但是陆军国民警卫队的师还没有作好战备。
灵活反应战略还遇到了和预算无关的其它困难。如果威慑失灵，我们进行全面战争的确保摧毁战略相当死板地限制了对作战手段的选择。进行有限战争时，“逐级反应”和“灵活反应”还被认为是可以互相代替的。李梅将军提到了由此而产生的问题。他说：
这种理论听起来很好，但用起来则不然。这种反应是“逐级的”，但是“不灵活”。其所以是逐级的，是因为用以对付敌人的兵力是逐级增加的，这样做兵力总不足以完成任务。其所以“不灵活”，是因为我们未能选择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地点和时间与敌较量。
二、有利方面
经费不足，理论运用又往往不当，使灵活反应战略在军事上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幸而有一种能“对各种挑战作出反应的能力”，在许多方面发挥了作用，而军事倒不一定是其中最重要的方面。尼克松总统和基辛格博士同心协力，为重新获得政治上、经济上和心理上的战略灵活性作了长期的努力。美国同苏联、共产党中国和其它敌对国家以及我们的盟国所进行的对话证明了这点。尼克松总统认为，此项努力已经收到某些效果。他说：
1、苏联 我们通过一系列触及我们两国紧张关系根源的具体协议，成功地为两国建立更有建设性的关系这个前景增添了新的动力……
……我们商定了一项禁止在海底试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条约。
……我们打破了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出现的僵局……
……我们商定了一项禁止生产或拥有生物武器和毒剂(化学武器)的条约草案。
……我们和英、法两个盟国一起同苏联达成了一项协议，……以减少柏林再度成为国际上剧烈的、危险的对抗焦点的危险。
……我们商定了在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建立一条更可靠的“热线”联系，并商定了为减少意外爆发核战争的危险而进行通知和磋商的措施。
2、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们结束了二十五年来两国抱不共戴天的敌视态度的时期，这种态度是当时两国政策中的主要特点。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和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间实现的和解虽然还很不巩固，但对后代来说要比我们(最近)采取的其它任何措施都具有更加重大的意义……这将标志着向建立牢固的世界和平的结构迈出了必要而巨大的一步。
尼克松总统还列举了与盟国关系中的一些“突破”，其中包括缓和了经济上对团结的威胁，以及促进了我们的伙伴在政治－军事方面发挥更大的自主性。
然而，军事和非军事的灵活性之间如何保持更好的平衡还有待解决。归根结底，无论在“冷战”或“热战”的情况下，都必须综合使用直接和间接的方法，“通过威胁、武力……外交、策略手腕和其它富于想象力的方法，对敌人实施理想程度和理想方式的控制”。只有我们最巧妙地运用现有的一切手段，灵活反应概念才能为国家安全作出最有成效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