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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之战·第六

赤壁之战·第六

作者:钮先钟 ·中国

出自————《中国历史中的决定性会战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第一节 引言

   从战争研究观点来看我国历史,有两个时代似乎可以称为“黄金时代”:第一即为楚汉相争(秦楚之际)时代,第二则为三国鼎立时代。此两时代均有若干杰出人才出现,其表现之优异令人叹为观止,在我国历史上应为少见现象。此两时代又有一显著差异。秦楚之际人才集中在某一方面,遂终成统一之局。三国时代人才分散成为三大集团,乃导致分裂后果。虽然有如此差异,但两时代之往事又还是同样值得后世欣赏与研究。

   三国时代比秦楚之际较晚,史料应较丰富,研究应较容易。但事实并非如此。其原因有二:(1)陈寿《三国志》对战争之记述尚不如《史记》简明扼要:(2)《三国志演义》为畅销数百年之历史小说,其内容家喻户晓,影响力之大难以估计。但小说描述的不仅与历史有相当差距,而且更常有错误与故意虚构。因而在社会传统认知上造成不正确印象,并对学术研究构成绊脚石。所以研究本章主题“赤壁之战”,遂似易实难。

   首先必须指出所谓“三国”实一模糊名词。严格言之,应至曹丕篡汉称帝时,历史始开始进入三国时代,即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同时亦为魏文帝黄初元年。过一年刘备始称帝(公元221年)。至于孙权正式称帝则更迟(公元229年)。依照法理,到此时始为三国时代之正式起点。

   “赤壁之战”发生于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远在曹丕篡汉之前,实际上应仍在东汉末期。一般人都认为此战发生于三国时代实乃大错,也许可以说“赤壁之战”乃导致三国时代的前因,三国时代乃“赤壁之战”的后果。

   以上为对于时代的理论分析,但无论正史(《三国志》)或历史小说(《三国志演义》)又都将此-会战列入三国时代之内。反而言之,以东汉为范围之正史(《后汉书》)则并未将其列入。《后汉书·刘表传》(卷一百四十)中虽有“曹操败于赤壁”之语,但对于“赤壁之战”则完全不曾提及。

   实际上,若无“赤壁之战”,则我国历史也就不会有所谓三国时代,二者之间有其不可分之因果关系,所以若将此一会战视为三国时代之起点,亦未尝不合理。

   第二节 汉室衰亡

   刘邦所建立的汉帝国(公元前202年)实际上为秦帝国之延续。自高祖开始到平帝为止,共十一帝,历时二百一十一年,为王莽所篡(公元8年)。此一段时间史称西汉或前汉。王莽所建新朝仅十八年,又为汉宗室刘秀(光武帝)所推翻,并重建汉室政权。史称东汉或后汉,到献帝时终于灭亡(公元220年)。东汉共十三帝,历时一百九十六年。

   若将西汉与东汉作一比较,即可发现在权力兴衰过程上有颇大差异。西汉时代前期一直都相当强盛,而尤其在武帝时更是非常强盛,甚至于到中期(昭宣二帝)仍能继续强盛不衰。仅至成帝时(第九帝)始由盛而衰。反观东汉时代则完全不同。东汉自光武中兴后,仅在最初三帝(光武帝、明帝、章帝)时保持其强盛,共计仅五十四年。此后自和帝时开始,即由盛转衰,直到灭亡。钱穆认为光武复兴后不久,东汉即走上衰运。东汉只是秦汉以来统一政府之逐渐堕落。

   所谓统一政府之逐渐堕落,可分两部言之:王室与政府。王室又可分三部言之:王室自身、外戚和宦官。东汉诸帝多童年即位,夭折及绝嗣,绝嗣外立,又多择童年,遂多母后临朝。外戚、宦官均借以用事。

   最初,因母后临朝而使外戚得以专政。皇帝长大想收回政权,由于与朝臣(政府官僚体系)不易亲近,宦官遂变成皇帝企图亲政时之最亲密助手。宦官掌权当然受到外朝名士厌恶,于是遂又与外戚合作,以与宦官对抗。在此种三角权力斗争之下,国事遂日益不可为,此即东汉统一帝国日益趋衰亡之主因。

   东汉末期,桓、灵二帝均为宦官所杀,足以显示宦官已成国家大患,外戚何进企图消除宦官,不幸反为宦官所杀。于是外朝名士领袖袁绍遂举兵尽诛宦官,外戚与宦官先后归于消灭,而东汉王朝不久亦随之灭亡 [ 注:钱穆,《国史大纲》上册,第九章,109-113页。 ] 。

   第三节 军阀混战

   何进与袁绍合作,企图消灭宦官控制王室势力,动机无可厚非。但在密谋时由于害怕宦官势力强大,遂决定密召并州牧董卓率部队入京(洛阳),以期能将宦官势力一网打尽。当时曹操闻知即发表意见如下:

  阉竖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当假之权宠……既治其罪,当诛首恶,狱吏足矣。何必纷纷召外将乎? [ 注:吴玉莲,《史传所见三国人物曹操刘备孙权之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89年),17页。 ]

   遂向袁绍劝告,未蒙采纳。结果董卓尚未来而密谋已泄。于是何进先被宦官所杀,袁绍迫不及待,发兵尽杀宦官。等到宦官已经杀尽,董卓始来到洛阳。

   董卓来后立即企图控制朝政,首先废少帝刘辩(何进之甥),改立年仅九岁之刘协为帝,是为献帝。董卓一切行为当然引起朝野上下普遍不满。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关东各州郡组成联军,推袁绍为盟主,共讨董卓。

   袁绍被推为盟主实理所当然,绍不仅有“四世三公”的家族背景,而且也是名士集团的领袖。此外在各州郡之间,其兵力也最雄厚。至于曹操在当时还只能算是小人物。不仅尚无自己的地盘,甚至于五千人兵力都是勉强拼凑组成。但曹操在同盟中又已经能够一再表现出惊人智勇,令人刮目相看。

   董卓看到联军势力强大,遂退出洛阳,挟持其所立之献帝西走长安,回到其关中根据地。曹操立即主张联军应向关中追击,向同盟诸领袖进言:

  举义兵以诛暴乱,大众已合,诸君何疑?向使董卓闻山东起兵,倚王室之重,据二关之险,东向临天下,虽以无道行之,犹足为患;今烧宫室,劫迁天子,海内震动,不知所归,此天亡之时也。一战而天下定矣,不可失也。 [ 注:《三国志》卷一,之魏书一武帝纪第一》。 ]

   但诸侯均心存观望,不愿西进。曹操遂决定单独引兵西征,不幸为董卓部将徐荣所败,返回酸枣,见诸侯领兵十余万,日置酒高会,不图进取。曹操遂责之曰:“今兵以义动,持疑而不进,失天下之望,窃为诸君耻之!” [ 注:同前注。 ]

   以后董卓为其亲信吕布所杀,关中乱成一片,于是关东诸侯各自散去,纷纷割据称雄,不久彼此之间即兵戎相见,互相兼并,展开大规模军阀混战。

   军阀混战初期,袁绍势力发展颇为迅速。袁绍字本初,汝南人,出身世家大族,为社会所推重。联军瓦解后,袁绍利用其地位与势力,在黄河以北夺占不少地盘,据有冀、青、并三州,成为北方最强大的割据势力。

   另一发展快速势力则为曹操,曹操身世自不能与袁绍比较,但其天才则远非袁绍以及其他军阀所能及。初平三年(公元192年)曹操任兖州牧,在济北剿平黄巾余党,收编降卒三十余万,号称“青州兵””。建安元年(公元196年)又征服汝南、颍川等地,并将势力扩大到豫州一带。

   曹操初到兖州时,谋士毛玠向其进言:

  今天下分崩,国主迁移,生民废业;……今袁绍、刘表……未有树基建本者也。夫兵义者胜,守位以财,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如此则霸王之业可成也。 [ 注:《三国志》卷十二,《魏书十二毛玠传》。 ]

   曹操立即纳此良策,建安元年迎接已从长安逃回洛阳之献帝至许县(今河南省许昌县)建立新都,取得“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有利政治地位。

   此时全国军阀割据形势大致有如下述:黄河以北有冀州袁绍,幽州公孙瓒;南面有淮南袁术,南阳张绣,荆州刘表;东与东南面有徐州吕布,江东孙策;西面有凉州韩遂、马腾;西南有益州刘焉,另外还有无固定地盘,但颇具影响力之刘备。

   曹操视袁绍为最大敌人,但其势力强大,曹操自知尚不能与之对抗。另一方面,曹操本身处于内线不利地位,四周均受敌人包围。于是遂与其谋士商议,决定采取先近后远、先弱后强之攻势战略。首先解除身边威胁,累积力量,然后再与袁绍决战。基于此种战略构想,曹操遂对袁绍与凉州之韩遂、马腾,采取安抚政策:用名士孔融为专使;以献帝名义任袁绍为大将军;派钟繇都督关中,与韩遂、马腾结好。在西北两面威胁暂时缓和后,曹操遂在建安二年(公元197年)到四年(公元199年)之间采取各个击破作战,先后擒杀吕布,困死袁术,降服张绣,逐渐巩固、扩大其权力地位。

   建安四年,袁绍击败盘踞幽州之公孙瓒,统一河北,于是曹袁南北对抗,争夺中原之局势终于形成,不久双方即展开最后决战。袁绍决定率领步骑精兵十余万,渡过黄河直捣许县,将曹军彻底消灭。

   曹操方面能战之兵不过两三万,军粮辎重亦颇不足,显然居于劣势。但谋士荀或等认为袁军内部缺点颇多,实乃外强中干,并不足惧。于是开始部署,准备迎敌。

   建安五年(公元200年)二月,袁绍亲率大军进逼黎阳,遣大将颜良渡黄河围攻白马。曹操用声东击西之计,解白马之围并斩颜良,接着向延津撤退,袁绍派另一大将追击,曹操又用诱敌之计,大败追兵并斩文丑。曹操赢得两次序战之后,仍继续诱敌深入,主动撤回到官渡(黄河渡口)。以后双方相持达一段时间。

   十月,袁绍遣将淳于琼运粮屯于鸟巢(在其大营以北四十里处)。曹操获得情报,立即亲率精锐五千人夜袭乌巢,放火烧粮。袁绍得知后,除派兵救援乌巢外,更亲率大军进攻曹操官渡大营。虽情况危急,但曹操不为所动,终将袁军乌巢屯粮全部烧毁,始回师官渡。

   由于屯粮尽失,生命线被切断,袁军心理大受打击,甚至于自相惊怵,不战自溃。曹军乘势全面出击,大败袁军,歼灭七万余人。袁绍仅率八百骑逃回河北,从此一蹶不振。

   “官渡之战”是我国历史中一次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曹操为何能以少胜多,诸葛亮在其《隆中对》中曾作简明评论:

  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

   简言之,曹操之所以胜,袁绍之所以败,其关键在于“人谋”,何谓“谋”?“谋”即为战略,即为智慧。此即“官渡之战”的教训。

   袁绍退回北方,吐血达一年多时间,终于在建安七年(公元202年)五月病死。死前袁绍将地盘分与其三子一甥:长子袁谭分得青州,次子袁熙分得幽州,三子袁尚分得冀州,外甥分得并州。但不久均全为曹操所扫平。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曹操又亲率大军出卢龙塞(今喜峰口),击败与袁绍残部勾结之乌桓部落,终于完成统一北方的工作。

   第四节 曹操南征

   曹操统一中原、扫平群雄之后,唯一硕果仅存,且被曹操认为尚有与其争天下可能之人即为刘备。在军阀混战阶段,刘备一直不得志,不仅不曾割据地盘,而且时常寄人篱下。尽管如此时运不佳,但刘备又始终保持高度社会知名度,受到群雄欢迎礼遇。

   刘备一度曾留在许县,曹操对其非常礼遇尊重,曾经向刘备说:“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由此可见曹操如何重视刘备。刘备因参加董承衣带诏反曹密谋,遂设法离去投靠袁绍。袁绍对其礼遇甚至有过于曹操。

   袁绍失败后,刘备奔往荆州,刘表亲自郊迎,以上宾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曹操北征乌丸(桓),刘备劝刘表乘机袭许,表不能用。在此同一年,刘备三顾草(茅)庐求得诸葛亮为其最重要助手。刘备到荆州投刘表为建安六年(公元201年),到此时已相隔六年,诸葛亮虽提出争天下之长程计划(《隆中对》),但显然已来不及付之实施,因为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七月,曹操即开始大举南征,情况随之发生剧变。

   刘表闻曹操南下,惊惧而死,其次子琮代立,遣使请降。刘备此时驻在樊(城),不知曹操突然南下,曹军已到宛(城)始获知,遂率领其部队退走,过襄阳时诸葛亮劝刘备攻击刘琮,则荆州可有,刘备曰:“吾不忍也。”曹操以江陵有军实,恐刘备据之,遂释(放下)辎重,轻军进到襄阳,闻刘备已过,遂亲将精骑五千急追,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在当阳之长坂追上。刘备弃妻子,与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数十骑逃走。斜趋汉津,与关羽船舶会合,渡过沔水,再与刘表长子江夏太守刘琦会合(有兵万余人),到夏口暂停 [ 注:关于刘备逃走经过,均以《三国志》卷三十二,《蜀书二先主传第二》为依据,与小说《三国志演义》之描述有相当差异。 ] 。

   吴国鲁肃得知刘表死,即向孙权建议:

  夫荆楚与国(吴)邻接,水流顺北,外带江汉,内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万里,士民殷富,若据而有之,此帝王之资也。今表新亡,二子素不辑睦,军中诸将各有彼此。加刘备天下枭雄,与操有隙,寄寓于表,表恶其能而不能用也。若备与彼协心,上下齐同,则宜抚安,与结盟好;如有离违,宜别图之,以济大事。肃请得奉命吊表二子,并慰劳其军中用事者,说备使抚表众,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备必喜而从命。如其克谐,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为操所先。 [ 注:《三国志》卷五十四,《吴书九周瑜鲁肃吕蒙传第九》。 ]

   从鲁肃建议原文观察,可以发现鲁肃战略思想实与诸葛亮立于平等地位,鲁肃所建议者,与诸葛亮《隆中对》似乎可谓英雄所见,大抵相同。鲁肃实在是能识大体,具有高度智慧的大战略家,绝非如小说与世俗所想象,是一位忠厚老实的庸才。

   孙权接受鲁肃建议,即遣其往荆州,但情况变化极快,当鲁肃到夏口时已闻曹操正向荆州前进,到南郡时已知刘琮降曹,于是其原有构想完全落空,鲁肃知刘备在夏口,遂赶往与刘备会晤,并表示希望刘备与孙权协力破曹。刘备甚为欢悦。

   鲁肃尚未来到之前,诸葛亮已向刘备要求:“事急矣,请奉命求救于孙将军。”恰好鲁肃来到,遂向诸葛亮自我介绍:“我子瑜(诸葛瑾,为亮之兄)友也。”并邀请诸葛亮与其一同前往吴国。于是刘备遂命诸葛亮为使去向孙权商讨合作 [ 注:《鲁肃传》中认为鲁肃与刘备会面地点在当阳长阪,似乎错误。当时刘备正在败逃,不可能与鲁肃会晤,而鲁肃也无赶往前线之必要。 ] 。

   曹操既入荆州,遂向孙权发出具有恐吓意味之招降书:

  近者奉辞伐罪,旄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方与将军会猎于吴! [ 注:《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书二吴主传第二》、注引《江表传》。但《三国志》本身并无记录,其可信度似不太高,世俗所谓“八十三万人马下江南”之说可能是以此为来源。 ]

   孙权延见群下,问以计策。议者咸曰:

  曹公豺虎也,然托名汉相,挟天子以征四方,动以朝廷为辞,今日拒之,事更不顺。且将军大势可以拒操者,长江也。今操得荆州,奄有其地,刘表治水军,蒙冲斗舰乃以千计,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陆俱下,此为长江之险已与我共之矣,而势力众寡又不可论。愚为大计不如迎之! [ 注:《三国志·周瑜鲁肃吕蒙传》。 ]

   当时孙权驻在柴桑(今江西省九江县,为本书作者之故乡),心存观望,难作决定。群臣之中只有鲁肃不发言。权起更衣,肃追于宇下,权知其意,执肃手问曰:“卿欲何言?”肃对曰:

  向察众人之议,专欲误将军,不足与图大事。今肃可迎操耳,如将军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肃迎操,操当以肃还付乡党,品其名位,犹不失下曹从事,乘犊车,从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将军迎操,欲安所归?愿早定大计,莫用众人之议也! [ 注:同前注。 ]

   孙权听后深受感动,叹息曰:

  此诸人持议,甚失孤望。今卿廓开大计,正与孤同,此天以卿赐我也! [ 注:同前注。 ]

   从以上记述观察,当时吴国群臣几乎均一致主降,只有鲁肃一人反对。由于周瑜正受使至鄱阳,鲁肃遂劝孙权追召瑜还,共商大计,借以增强主战派声势,以免其孤掌难鸣。

   鲁肃从夏口与诸葛亮一同回到柴桑。诸葛亮以刘备使者身份见孙权所作说词非常重要,值得详细分析。但有一点疑问即时间之先后,鲁肃是否在力排众议,反对投降之后,始前往夏口与刘备会晤,抑或在此之前,《三国志》并无任何交代。简言之,无人知道鲁肃在何时劝孙权不可降,以及诸葛亮何时晋谒孙权。

   诸葛亮与孙权之间对话,《三国志·诸葛亮传》有详尽记述,现将其原文录下,并逐段加以分析。时权拥军在柴桑,观望成败,亮说权曰:

  海内大乱,将军起兵据有江东,刘豫州亦收众汉南,与曹操并争天下。今操芟夷大难,略已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英雄无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将军量力而处之: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若不能当,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将军外托服从之名,而内怀犹豫之计,事急而不断,祸至无日矣。

   这是诸葛亮所说第一段话,有两个重点值得注意:(1)不讳言“豫州遁逃至此”,并要求孙权量力而处,使反对孙刘合作之人不能指责刘备是想利用孙权以自救;(2)公开指出孙权“事急而不断”,正打击在其心理弱点上。凡犹豫不决的人都最怕人说他不能决断,只有此种刺激始能使其痛下决心。

   孙权反问:“苟如君言,刘豫州遂事之乎?”译成现代语,即为“假使像你这样说,刘豫州为何自己不降呢?”于是诸葛亮回答:

  田横齐之壮士耳,犹守义不辱,况刘豫州王室之胄,英才盖世,众士慕仰,若水之归海。若事之不济,此乃天也,安能复为之下乎?

   这一段话解释刘备为何不能降曹之理由,其目的为刺激孙权之荣誉感。诸葛亮之语暗示孙权何能与刘备相比,所以刘备不能降而孙权可以降。孙权素以英雄自命,自然不能接受如此侮辱,所以不禁勃然(大怒)曰:

  吾不能举全吴之地,十万之众,受制于人,吾计决矣!非刘豫州莫可以当曹操者,然豫州新败之后,安能抗此难乎?

   孙权之语有两重意义。首先是受诸葛亮刺激而立下抗战决心(吾计决矣!),然后再说出其内心中尚藏有疑虑:东吴素无抗曹经验,而且兵力不足,所以要对抗曹操则必须依赖刘备,但刘备新败,还有能力抗曹吗?这是孙权心中的真正疑问,到现在始坦白向诸葛亮表达。诸葛亮立即作正面回答(亮曰):

  豫州虽败于长阪,今战士还者及关羽水军精甲万人,刘琦合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曹操之众远来疲弊,闻追豫州,轻骑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此所谓“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者也。故兵法忌之日“必蹶上将军”。且北方之人不习水战,又荆州之民(部队)附操者偪兵势耳,非心服也。今将军诚能命猛将统兵数万,与豫州协规同力,破操军必矣!操军破,必北还,如此则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形成矣。成败之机在于今日!

   孙权听完之后非常满意(大悦),完全接受诸葛亮建议,同意孙刘合作抗曹。诸葛亮最后一段话表现出高度战略智慧,对于后世研究战略的人提供重要启示:战略是讲理的,必须以利害分析为基础,激之以情之后,又必须服之以理,而更重要者则为动之以利。诸葛亮之研判非常客观,对成败作了合理预测,无怪乎孙权欣然接受 [ 注:诸葛亮之说词与双方之问对,《三国志》卷三十五,《蜀书五诸葛亮传第五》有完整记录,足以证明其真实性,并显示陈寿对此之重视。 ] 。

   由于鲁肃建议,周瑜奉召由鄱阳返回柴桑,使主战派声势大振。周瑜年少气盛,对于主降派加以痛斥并力陈曹操不足惧,其言如下(瑜曰):

  不然。操虽托名汉相,其实汉贼也!将军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据江东,地方数千里,兵精足用,英雄乐业,尚当横行天下,为汉家除残去秽。况操自送死,而可迎(降)之邪?请为将军筹(计算)之:今使北土已安,操无内忧,能旷日持久,来争疆场,又能与我校胜负于船楫(间)乎?今北土既未平安,加马超、韩遂尚在关西为操后患,且舍鞍马,仗舟楫,与吴越争衡,本非中国所长。又今盛寒,马无蒿草,驱中国士众远涉江湖之间,不习水土,必生疾病。此数四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险)行之。将军禽操,宜在今日。瑜请得精兵三万人,进住夏口,保(证)为将军破之。

   孙权完全采纳周瑜意见,回答如下:

  老贼欲废汉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吕布、刘表与孤耳。今数雄已减,惟孤尚存,孤与老贼势不两立。君言当击,甚与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

   《三国志》对于周瑜之言也像对于诸葛亮之言同样完整记录,足以显示陈寿认为二者对于孙权之决策具有同等重要影响。事实上,周瑜之敌情分析与诸葛亮大致相同,不过周瑜将曹操必败之理由分为四点列举,似乎比诸葛亮之言还更精确有力。

   裴松之注引用《江表传》对于周瑜与孙权之故事有较多记述,简言之,可分下述三点:(1)周瑜曾指出操书所言水步八十万为谎言,操军实际不过十六万,荆州降卒亦最多七八万而已。(2)孙权认为子布(张昭)诸人各顾妻子,挟持私虑令其失望,只有周瑜、鲁肃与其意见一致。(3)周瑜要求精兵五万,孙权则回答五万兵难卒合,只能先给三万。以上各点虽为《资治通鉴》所引用,但其可信度自然比《三国志》较低,《三国志》认为周瑜只要求三万人,而裴注则说要求五万,显然不符合。尤其是裴松之认为周瑜之言中不曾提到鲁肃先已有谋,似乎是夺占鲁肃之功(殆为攘肃之善也),实乃完全不合理,周瑜不仅与鲁肃有深厚友谊,而且非常有雅量,如何会有贪功负友行为,可谓大错而特错 [ 注:关于周瑜之言均引自《三国志·周瑜鲁肃吕蒙传》以及该传中之裴注。 ] 。

   最有疑问而值得检讨者又还是时间问题,根据《三国志》之记述,无法得知鲁肃、诸葛亮、周瑜与孙权对话之时间,更无法确定其先后,这也许是《三国志》不如《史记》及《左传》之最大缺点。鲁肃在闻刘表死时即已要求孙权派其前往荆州与刘备会晤,以后又与诸葛亮一同返回柴桑,则当孙权接到曹操招降书,延见群下问以计策时,鲁肃应尚未回柴桑,又如何能向孙权力劝其不可迎操?

   诸葛亮到柴桑向孙权进言,在时间上应比孙权与群臣集议较晚,但精确时间陈寿亦无记载,不过从诸葛亮说词可以确定已在曹操破荆州之后,曹操七月开始南征,破荆州在九月,所以诸葛亮可能在九月始与孙权会晤。孙权接受诸葛亮之建议,即于此时决定与刘备合作抗曹。

   周瑜何时应召返回柴桑对孙权进言,陈寿亦无说明,如果在诸葛亮之后,则孙权已作决定,周瑜实无再发表高论之必要。反而言之,若在诸葛亮之前,则诸葛亮也同样毋须说服孙权。总结言之,陈寿对于时间之处理真是一笔糊涂账。因此使其记述可信度受到影响。

   刘孙既已决定合力抗曹,而曹操又已决定继续进攻东吴,于是双方展开大战序幕。

   第五节 赤壁之战

   孔子曰:“必也正名乎?”从事学术研究的人,所必须重视的第一件事即为名词之正确界定。“赤壁之战”此一名词是否正确早已引起若干学者怀疑,所以尚未进行研究之前,首先应检讨此一名词本身。在战争研究领域中所谓“××之战”是指“会战”(battle)而言,而“××”则为会战发生之地点。譬如说“垓下之战”即为楚汉两军发生在垓下的一场会战。本书对于此一名词之使用都是以此界定为原则。

   依照上述原则,所谓“赤壁之战”应即为发生在赤壁的一场会战。事实真相是否如此,确有检讨之必要。首先还是从原始史料入手。《三国志》不像《史记》,对于“赤壁之战”并无综合记述,“赤壁”此一名词在书中不同部分分别出现。其重要原文可照抄如下:

  (1)权遣周瑜、程普等水军数万,与先主并力,与曹公战于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 [ 注:《三国志·先主传》。 ]

  (2)权大悦,即遣周瑜、程普、鲁肃等水军三万,随亮诣先主,并力拒曹公。曹公败于赤壁,引军归邺 [ 注:《三国志·诸葛亮传》。 ] 。

  (3)权遂遣瑜及程普等与备并力逆曹公,遇于赤壁。时曹公军众已有疾病,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引次江北。 [ 注:《三国志·周瑜鲁肃吕蒙传》。 ]

  (4)(程普)与周瑜为左右督,破曹公于乌林。 [ 注:《三国志》卷五十五,《吴书十程黄韩蒋周陈董甘凌徐潘丁传第十》。 ]

   从上列《三国志》原文观察即可发现,陈寿记事若与司马迁比较,实在差得太远。陈寿在三处叙述中,内容都不相同,而且彼此矛盾。在《先主传》中说,“与曹公战于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在《诸葛亮传》中更说,“曹公败于赤壁,引军归邺。”照这两种说法来研判,会战之地应该即为“赤壁”。孙刘联军大破曹军,而且曹操败后即返回北方。

   在《周瑜传》中又改说双方“遇于赤壁”以及曹军败退“引次江北”,但不曾说明江北何地。在《程普传》中始有“破曹公于乌林”一语,而且仅在此处提到“乌林”地名。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断言,“赤壁之战”此一名词实为误用。因为在赤壁既未发生会战,当然也就自无”赤壁之战”的存在。真正发生会战地点是在江北乌林,因此照理说,应改称“乌林之战”。不过“赤壁之战”此一名词已经用得太久,尤其经过小说(《三国志演义》)夸大描述,所谓“赤壁鏖兵”、“火烧赤壁”等不正确观点早已深入人心,所以从事战争研究学者虽明知其不正确,也只好继续使用。因此本章标题还是“赤壁之战”,尽管明知那是一个错误名词。

   因为《三国志》对于战争缺乏完整记述,所以研究者必须凭自己判断来重建当时情况。首先要确定者又是时间问题。曹操在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七月开始南征,九月间进占荆州(襄阳),接着必须接管地盘,调整部署,并等候东吴对招降反应,用去一个月时间应是合理估计,所以曹操开始继续南进准备与孙刘联军交战之时间,应在十月到十一月之间。假使此种推断正确,即可获两点结论:(1)曹军的确师老兵疲,已成强弩之末。古代很少冬季作战,此乃受天候限制,中外都一样,北方部队早已归心似箭,士无斗志。(2)长江流域阴历十一月吹东风乃常有现象,所以孔明也就不必借东风(如小说所云)。

   其次则为地理问题。曹操从襄阳南下,渡过长江,因为荆州水军已向其投降,船舟自不成问题,至于在何处渡江,则并不重要。从史料上所能判断者为曹军渡过长江后,仍继续沿江东进。其所采取方式可能为水陆并进,北方陆军沿岸行走,荆州水军船舶则在江边随伴。至于曹军与周瑜所统一指挥之联军相遇之处,陈寿有明确记载:“遇于赤壁。”赤壁位置在长江南岸(今湖北省蒲圻县西北),曹军与联军交战即被击败,陈寿对此战有简单记述(已见前文)。曹军败后即退往江北,暂驻乌林,并在该地整顿部队,准备再战。于是双方暂时形成隔江对峙之势。

   到此时真正的会战终于发生。陈寿有下述记叙:

  瑜等在南岸。瑜部将黄盖曰:“今寇众我寡,难与持久。然观操军船舰首尾相接,可烧而走也。”乃取蒙冲斗舰数十艘,实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摹,上建牙旗,先书报曹公,欺以欲降。豫备走舸,各系大船后,因引次俱前。曹公军吏士皆延颈观望,指言盖降。盖放诸船,同时发火。时风盛猛,悉延烧岸上营落。顷之,烟炎张天,人马烧溺死者甚众。军遂败退。还保南郡。备与瑜等复共追。曹公留曹仁等守江陵城,径自北归。 [ 注:《三国志·周瑜鲁肃吕蒙传》。 ]

   此乃《三国志》对于此次会战之原始记述。非常奇怪,陈寿对于会战地点完全不曾说明。仅在《程普传》中始有“破曹公于乌林”之语。因此“乌林之战”遂在历史上失踪,只留下无中生有的“赤壁之战”千古长存。这也可说是我国战争史上一大笑话。

   陈寿对于此次会战记述实在相当简略,许多细节后世都无从得知,例如双方兵力数量与战斗序列。不过仅凭其记述,也还是可以提出若干评论:

   (1)联军在此次会战中之所以能赢得胜利,主要原因可以归纳为两点:欺敌(deception)与奇袭(surprise)。而二者之间又是先后连串,因为敌方受欺,所以才能产生奇袭效果。值得思考的是,以曹操那样具有高度战略智慧的人如何会受骗。其原因也许有两点:其一是当时东吴群臣中想降曹之人的确不少,尤其是像黄盖老一辈的人。其二是曹操此时对酒当歌,趾高气扬,多少有骄傲轻敌心理。

   (2)由于小说描述,遂有“火烧连船”之说。实际上,黄盖所说是“船舰首尾相接”而不是“相连”,二者之间有微妙差异。“接”的意义可能只是接触,而不一定就是连接。许多船停泊在一起,为避免碰撞,彼此用绳索连系实乃常事,甚至于今天在大陆江河中仍有此种现象,并不足怪,至于所谓“连环计”则完全为小说虚构。

   (3)由于受到小说影响,许多人都以为曹军是被一把火烧垮,事实绝非如此,“火攻“只是会战之序幕而已,如果联军不随后发动突击,则曹军不会自动崩溃。陈寿对于此事又未说明,但裴注所引《江表传》有云:“瑜等率轻锐继其后,雷(擂)鼓大进,北军大坏,曹公退走。”可以证明。以后《资冶通鉴》曾将《江表传》记载纳入。

   (4)另一疑问为刘备在会战中所扮演为何种角色?从陈寿对会战之叙述(尤其是小说)看来,这场会战好像是周瑜一个人打的,所用的都是东吴水军,刘备只是旁观而已。事实上绝对不可能如此。联军一共只有五万人,而刘备所部占其中两万,在此孤注一掷之大会战中居然不参加,岂非怪事?但由于陈寿对兵力部署完全不曾说明,所以此一疑问遂无法解答。不过陈寿曾说“备与瑜复共追”,所以至少可以断定刘备曾参加共同追击曹操败军之作战。

   尽管《三国志》记述既不完整而又常有矛盾,但会战结果则又无任何疑问。曹操大败结束了“乌林之战”,也就是一直都被人误称的“赤壁之战”。

   第六节 会战分析

   “赤壁(乌林)之战”曹操是输家为无可否认之事实。曹操不仅天才极高,而且也非常好学。陈寿说他“博览群书,特好兵法”。据说他曾写过不少军事著作,有《孙子略解》一卷、《兵书摘要》十卷、《兵书要略》九卷、《兵法》一卷,但非常可惜,这些书都早已散失。

   从战略思想观点来看,曹操最大贡献为他对《孙子》所作注解。曹操是第一位注《孙子》的人,而其注解也确有重大价值。不仅能解释孙子思想重点,更能根据其本身经验,提出特殊见解。所以“曹注”备受后世尊重,并构成后世注者的基础与典型。仅凭此一贡献,即可奠定曹操在战略思想史中之不朽地位。

   曹操不仅精通兵法,更善于用兵。诸葛亮在其《后出师表》中有云:“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孙吴。”足以显示诸葛亮对曹操之佩服,也可以视为千古定论。

   于是令人不禁要问:曹操既然如此善于用兵,又为何会遭到如此惨败?对此疑问似乎可有几点解释:(1)古今中外名将几乎都曾打过败仗(也许只有亚历山大为例外),此所谓“胜负乃兵家常事”,对于名将之为名将并无影响。(2)曹操输掉这次会战,主要原因是天时、地利、人和三种条件都对其不利:气候寒冷,又吹东风,两军隔江水战,降卒不亲,缺乏斗志。(3)曹操对于晚一辈人才周瑜、诸葛亮、孙权等缺乏认识,对于敌情作了过低评估。反而言之,其本人对酒当歌,已有自满轻敌心理。基于以上分析,即可明了曹操惨败并非没有理由。

   战争是相对现象,现在再分析周瑜为何能赢得此次会战。首先应指出,东吴诸将均明知此一战乃东吴求生存最后机会,若战败则后果即为国家灭亡。因此,有死中求活决心,战志当然极为坚定,与曹军恰好成为强烈对比。其次,这是一场“水战”,用来作战者为“水军”,周瑜方面握有绝对优势。曹操北方部队根本不习水战,所降服之荆州水军,缺乏战斗意志,而且水准远不如东吴(过去荆吴交战,荆州方面老是打败仗)。所以,周瑜之胜亦自有其理由。

   现在再讨论另一有趣味问题。《三国志演义》全书共为一百二十回,其中约有七十回都是以诸葛亮为主要描写对象。但很不幸,对于诸葛亮最大优点很少触及,而对其所短者则作许多夸大不实描述,甚至于完全虚构,结果遂使诸葛亮在世人心目中变成神仙或妖道。依照小说描述,诸葛亮对于这场会战有极大贡献,因为若非他“借”东风,则“铜雀春深锁二乔”也许已成事实。诸葛亮真有如此神通?对于此一会战究竟有何贡献?实在是应该检讨的问题。根据正史记载,诸葛亮最大贡献应为在战前说服孙权使其决心一战。至于在会战中,诸葛亮既不曾借东风,又不曾草船借箭。而文人也不能参加战斗,所以总括言之,诸葛亮对于会战本身并无任何直接贡献。

   “乌林之战”即所谓“赤壁之战”是否可算是一次决定性会战?此一问题当然又还是必须从广义与狭义两层观点来作答。

   首先从狭义观点来立论:此一会战并不具有军事决定性。曹操虽战败退出荆州,逃回中原,但其权力基础并未因此而发生动摇。曹操之军事力量仍然超过孙权与刘备。以后曹操曾再度征伐吴国(公元213年),足以显示,南北之间军事平衡并未由于此一会战之胜负而受到决定性影响。因此,可以断言“赤壁之战”并不具有军事决定性。

   再从广义观点来立论。此一会战是否具有历史决定性?正确答案是“是”。先从反面说起,假使曹操赢得“赤壁之战”,即可迅速顺利统一中国而无任何障碍。于是军阀割据情况完全结束,曹操将成为继东汉之后的另一帝国建立者,并使长达四百年之第一帝国(秦汉帝国)继续延长。

   但事实并非如此,曹操输掉这场会战,其后果诚如诸葛亮在说服孙权时所预料:“如此则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形成矣。”从此曹操已再无统一中国的机会,于是长达四百年的第一帝国终于结束,在我国历史中取而代之者即为“三国时代”。三国时代又只是一个起点而已,接着中国走向长期分裂道路,直到四百余年后始再有第二帝国出现。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断言“赤壁之战”虽是一个错误名词,但其具有历史决定性又毫无疑义。

   第七节 结论

   “赤壁之战”此一名词究竟由何人或何书首先使用?本书作者对此一问题曾努力查考,但始终未获答案(如果本书读者有人能将正确答案告知,将非常感谢)。不过可以确定者是陈寿之记述实为此一名词受到使用的主要原因。陈寿不仅多次提到“赤壁”这个地名,而且还明白说“与曹公战于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假使陈寿之言正确无误,则“赤壁之战”自然毫无疑问。但不幸,陈寿此一记述完全错误。

图6 赤壁之战作战经过示意图

   其次,历史小说《三国志演义》是使“赤壁之战”观念广泛流行的最大功臣。

   《三国志演义》为我国历史小说中流行最广之一种,社会一般人士对于三国时代历史所具有的知识,很多都以其为来源。但诚如清代学者章学诚在《丙辰札记》中所指出:

  凡衍义之书如《列国志》……《金瓶梅》之类全凭虚构,皆无伤也。唯《三国演义》则七分实事,三分虚构,以致观者往往为所惑乱。 [ 注:章学诚,《丙辰札记》。 ]

   历史所要求者为“真实”。假使内容有三分虚构之小说居然被大家视为真实,则所造成伤害的确是太可怕。又因为诸葛亮是小说所塑造第一座“军师”偶像,所以“赤壁之战”之历史研究,也就受到此一因素非常严重的影响。

   举例言之,小说一方面说周瑜一再想杀害诸葛亮,另一方面又说“孔明三气周公瑾”。大敌当前,双方必须通诚合作,如何能这样彼此斗争,实在岂有此理,而小说居然这样写,真令人啼笑皆非。

   《三国志演义》对于会战描述中有下列等语:

  (1)旗上大书“先锋黄盖”。盖乘一天顺风,望赤壁进发……

  (2)火须兵应,兵仗火威。此正是:三江水战,赤壁鏖兵。曹军著枪中箭,火焚水溺者,不计其数。

  (3)后人有诗曰:“魏吴争斗决雌雄,赤壁楼船一扫空。烈火初张照云海,周郎曾此破曹公”。 [ 注:《三国志演义》第四十九回及第五十回。 ]

   看小说的人当然会以为会战之地是赤壁,火烧之曹军船舶也是在赤壁。于是既有《三国志》的错误记述,再加上《三国志演义》的夸大描写,“赤壁之战”遂自然弄假成真,正式变成历史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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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