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纳姆的赌博——1944年的空降作战·第十三

作者：肯奈斯·麦卡西·英国

出自————《致命的失误》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这是一个未必真实的故事，说的是一个在阿纳姆战败的伞兵步履沉重地向后溃逃，遇到了第4和第7龙骑兵警卫部队的一辆坦克，他们也是前来增援被围困的第1空降师。

　　“你们到底上哪儿去了？”心情忧郁、疲惫不堪的伞兵问道。

　　“听着，伙计。”同样情绪沮丧的坦克车长答道，“我们从总攻起就一直在这儿，而不光是在该死的礼拜天。”

　　人们可能认为这是两支精锐之师之间的相互抱怨。然而，它实际上对一项偏激但看上去又值得一试的战斗任务的失败而表现出的深深沮丧之情。1944年6月6日龙骑兵首先在诺曼底登陆而达到高潮的这一系列战斗，旨在将战争进程缩短好几个月。

　　由于英法联军在1940年战役中的一系列失误，使得德军征服了西欧，从而使盟军必须在1944年进军法国。同样可以说，4年后德国之所以濒于战败边缘，正是由于希特勒在法国陷落后出现了有利战机时，不愿入侵英国。其实，大多数指挥失误使对手所得的益处，与一个参战者迅速准确地从自己的失误中吸取教训后所获的益处一样多。比如，诺曼底登陆(以及几乎所有的在北非、欧洲和太平洋的联合登陆)初期之势不可挡，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从1942年第厄普大规模联合突击部队，被德军港口防御部队疯狂射杀的大灾难中汲取了深刻的教训。盟军几乎再也不会像在第厄普那样的情况下实施两栖作战。当时敌岸防力量强大，而盟军没有充分对海岸进行侦察，没有密切协同舰炮和空军的火力突击，也没有器械把坦克装甲车随先头部队运抵海岸，以便在登陆艇抵岸抢摊时提供密切的火力支援。

　　尽管德军没有因对付盟军而造成内部混乱，最高决策层对防御部署的意见分歧却帮了盟军的大忙。西线德军总司令，陆军元帅冯·龙德施泰特认为，在岸边击退盟军入侵没有希望，因而主张在盟军登陆后，集中大量坦克对敌军突入实行反突击。而他下属的B集团军群司令隆美尔元帅则持完全相反的观点，他认为实际上已被击败了的德国空军，无力抗击占有制空权的盟国空军，因而德军装甲部队在完成集结前就会被盟国空军打垮。希特勒在作了一番仲裁调解后最终采取了一种折衷方案：命令隆美尔掌握就近的装甲部队，力争击退抢摊登陆的盟军；命令龙德施泰特掌握一支受到削弱的中央预备队，以阻止盟军在突破海岸防线后向纵深推进。实际情况是，盟军突破了岸防并向纵深推进，但面对德军快速、有力的反击，盟军也无法推进到较远的纵深。结果，德军的增援部队被源源不断地吸引到诺曼底，增强因抗击盟军的进攻而受到很大消耗的部队，从而使这场战斗变成了一场消耗战。而盟军的飞机则对铁路、公路沿线的德军人员、装备、补给等狂轰滥炸，使德军的机动和补给受到很大影响，很快便感到难以支撑。而盟军从海上向滩头运送部队只受到运力的限制和不良气候对在开阔海滩移送物品的影响。

　　英美军在诺曼底的密切协同，证明了最高统帅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军具有使战争取得胜利的良好意识。他坚持各国军队应协调一致，共同对付一切问题的原则，打破了“独来独往”的民族倾向，并完全支持负责统一指挥整个诺曼底战役的英军统帅蒙哥马利将军。尽管也受到了挫折，但7月底盟军从滩头阵地开始向外突击，挺进法国，并于8月向德国本土推进，穷追猛打德国溃军，则是盟军统一目标统一指挥的结果。唯一严重干扰盟军协同作战的情况，主要是由一些英国皇家空军军官们引起的。艾森豪威尔的副手空军元帅阿瑟·特德，是私下反对蒙哥马利的人之一。他指责第21集团军群指挥官过于谨小慎微，迟迟不扩张桥头堡，以致于空军没地方开辟机场，失去了更早一些达成突破的战机。空军元帅哈里斯也对用他的重型轰炸机轰炸交通目标以配合地面进攻，而置敌地面抵抗重兵和严重威胁英国本土的V-1导弹发射架于不顾的命令感到气愤。他认为这些空中突击对于夺取这场战斗胜利的意义不大，纯粹是一种无效的空中牵制。

　　但这些英国军种内部的争吵基本上没有干扰艾森豪威尔和蒙哥马利在地面击败敌人的总体目标。这种带有民族色彩的喧嚣仅仅是在突破开始后才有所增加，而主要原因又在于德军的迅速溃败。在一定意义上，希特勒坚持固守每一寸土地的方针，制约了德军的防御行动，加速了德军的崩溃。

　　盟军的机动部队突然之间便占领了大片地盘，突入德军入的后方，结果使后勤和通讯保障系统很快就跟不上部队的推进了。前线汽油告罄，并不是由于盟军运送到岸的物资不足，而是由于缺乏足够的运输工具和通讯保障手段(原来运送这些物资到欧洲大陆的计划是按较慢的推进速度制定的)，以及盟军空军轰炸和德军破坏给法国和比利时铁路公路系统造成的巨大破坏。这又一次表明交通和通讯是多么的重要。越往前走，先头部队得到的供给越少。通讯在这种战略态势急骤变化的形势下显得更加尖锐。

　　在与其上级、参谋人员和下属保持联系方面，艾森豪威尔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两难处境。当战斗在诺曼底地区激烈进行，作战行动完全由蒙哥马利指挥时，艾森豪威尔作为最高司令官，坐镇伦敦这个外交和军事通讯网的中心是正确的。他只是在有必要时，才偶尔与诺曼底前敌指挥部联系。可是，当美军第12集团军群和英军第21集团军群开始扇形出击，其前线已推进到距诺曼底400英里之处时，艾森豪威尔发现自己开始与部队失去联系，对部队失去了控制。这种情况在8月17日达到了顶点。这一天蒙哥马利向布莱德雷建议，他们不应实施扇形突击，而应仍保持两个集团军群的齐头前进，40个师应成密集配置，后勤物资应统一掌握。他们应向北推进，左翼指向帕斯·德·加莱(通向安特卫普港口)，右翼指向阿登高原，突击轴线应指向德国要害——鲁尔工业区和德国北部平原。这个建议被一致接受。由于布莱德雷已接受了后来人所共知的“狭窄进攻正面战略”——尽管这里所说的进攻正面并不窄，所以蒙哥马利的建议可以说是被一致接受。但这并非艾森豪威尔的本意。

　　毫无疑问，正是这次其手下军官们并无恶意的私下共谋，使艾森豪威尔于9月1日决定自己亲自指挥作战，并开始从座落在康坦丁半岛西南角格拉威尔海边的一座半永久性驻地内的新的前敌指挥部指挥整个部队行动。格拉威尔，正如艾森豪威尔的通信主任L·M·哈里斯准将所言，“是个令人心旷神怡的海滨胜地，和瑞卢维尔一样，战争几乎没有光顾过这里……尽管从通信联络的角度而言，这儿不理想。 但我们的反对意见被否决了，因为从其它方面考虑，这还是个较好的处所。”——也许是指从安逸的角度考虑。格拉威尔不仅远离前线，而且此地与法国和比利时其它地区的长途通信联络仍处于瘫痪状态。前敌指挥部与伦敦本部，以及与战场上的集团军群和集团军的通讯量极大，使前敌指挥部少得可怜的通讯设备严重超载。就是在9月1日以前的一段很长时间里，当比利时前线只在400英里之外时，即使是最紧急的通信也需24小时(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到达目的地。而且很显然，个人之间通过飞机进行联络也靠不住，因为最高统帅的飞机也同其它飞机一样，很容易由于机械故障或不良气候等影响而被耽搁。如果前线情况保持不变，这种通信障碍尚能容忍。但是，在战场情况瞬息万变，进攻节奏不断加快的情况下，这种障碍就会非常危险，令人无法忍受。因为，当应该实施有关各方都已知道的既定计划以保证作战行动的统一性和有效性时，这种通讯障碍则造成了对一个极其重要的结合部任务归属的误解，从而导致犹豫不决和判断失误。艾森豪威尔原已制定了一个沿宽广正面推进的计划(即宽广进攻正面战略)，但它并没能立刻传达结各集团军群指挥官。布莱德雷直到19日才听说了这个计划，但此时他已实施了蒙哥马利的狭窄进攻正面战略。艾森豪威尔原计划命令第21集团军群向北推进，而把第12集团军群分散使用(考时尼·霍奇斯中将指挥下的第l集团军原计划向北朝阿登高原方向运动，以便同南面突击的美军第7集团军相会合)。这个计划的确有许多可取之处。正是由于这个决定作出得太晚，又在给部属传达时出现故障，才导致了以后出现的混乱。艾森豪威尔直到8月23日才同蒙哥马利讨论此事。此时，布莱德雷经劝说已不再支持狭窄正面战略。在一次会议上，当人们一致认为后勤危机将要出现时，蒙哥马利也就无法劝说艾森豪威尔支持其狭窄正面战略。

　　在此后不到一周内，后勤危机便成为主要问题。8月25日，两个集团军群从各自的桥头堡出发，渡过塞纳河，以惊人的速度势如破竹地向前挺进。截至9月4日，美军第3集团军已到达梅茨附近，第1集团军接近列日，登普西将军指挥的英军第2集团军正准备占领安特卫普，克里勒将军的加拿大第1集团军正在包抄海峡的港口，向斯海尔德河河口逼近，作为开辟通往安特卫普港口通道的前奏。这时出现了没有预料到的新情况。占领安特卫普并保持码头的完好无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它能尽早改善盟军日益受到削弱的后勤保障系统。但没有一个集团军的高级指挥官对下级讲明这个必要性。而艾森豪威尔9月4日的命令虽要求“保护”安特卫普，但并未强调将来使用它。尽管此时的后勤供给已经很糟，但蒙哥马利却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一问题，而是双眼紧盯着莱茵河对岸很远的目标。结果，无论是英军第2集团军，还是加拿大的第1军指挥部，都没有对所属部队特别强调，要优先考虑开辟通道，尽管9月3日海军上将拉姆齐向艾森豪威尔指出了开辟80英里水路的迫切性及其困难，并请求采取行动。后来蒙哥马利也没有立即向安特卫普码头以外扩大战果。结果，盟军没有占领阿尔伯特运河上通向北岸的桥梁，而德军援兵的不断到来，使原本一天便可结束的通道争夺战大大延长了。这样，在经过了一系列代价极高的苦战之后，码头才于11月28日开放使用。在此期间，加拿大第l军集中全力攻占那些都遭到严重破坏的海峡港口。而英军第2集团军则开始把进攻方向转向右边，准备强渡莱茵河。

　　后勤保障的另一个途径，自然是使用运输机。而布莱德雷等人也认为，运输机早就应该专门用于后勤保障。但此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否决了，因为盟军最高统帅部认为，运输机的主要任务应用于运送第1空降集团军。该集团军于8月2日成立，由刘易斯·布里尔顿中将指挥，下辖美军第18空降军(军长马休·李奇微少将)和英军第1空降军(军长F·A·M·布朗宁中将)，其中美空降军由战斗经验丰富的第82、101空降师组成，英军第1空降军由富有经验的第1空降师和第52“绿色”机降师组成。正如美国官方史学家查尔斯·麦克唐纳的评论，“该集团军是盟军最高统帅部手中的一张王牌。”从6月6日到9月5日，英军第1空降师曾多次受领任务，但在最后一刻任务又被取消了，这种情况竟多达14次。其中第12次的“朱雀”行动原计划使用第1空降军一部，以及盟军的所有其它空降师，外加波兰第1伞兵旅。第13次的(“朱雀II”)行动，原计划封闭亚琛至马斯特里赫特之间的缺口，但此计划被布莱德雷否决了。第14次的(“迷恋者”)行动，曾计划夺取斯海尔德河口，以加速扫清通往安特卫普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但此行动也于9月5日被取消了，其中部分原因可能是：一方面，盟军于9月4日拿下了安特卫普之后使这次行动看上去似乎没什么必要了；但主要还是由于着陆区不适于空降(确实如此)，而且空军飞行员们对德军密集的防空火力也有些顾虑，怕给航速慢、飞行低的运输机带来灭顶之灾。

　　虽然使用空降部队的大量努力都化为泡影，并为之付出了惨重代价。然而支持者们仍是热情不减，一心想显示一下空降部队在陆战中所能起的决定性作用。制定“慧星行动”计划，正是为使用空降部队而做出的最后一搏。按照该作战计划，9月10日黎明，第1空降师和波兰伞兵旅将在马斯河边的格雷沃、瓦尔河边的奈梅根和下莱茵河边的阿纳姆守卫这些地区河上的桥梁，以作为与第2集团军坦克部队衔接和在莱茵河建立进攻鲁尔区的出发阵地的前奏。由于有关情报已准确地表明，德军防御薄弱，对这次突然袭击毫无防备，所以这次作战行动成功的可能性极大。如果要是在几天以前，取消这次行动并不会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但在10日凌晨2点当部队正在登机时，“慧星行动”突然被取消了，在这种关键时刻，部队士气所受的巨大打击是可以想象的。

　　取代“慧星行动”的是“市场行动”计划，一个由艾森豪威尔和蒙哥马利制定的盟军各种作战计划缓慢笨拙地演变而成的产物。而艾氏本人居然又雪上加霜，从9月2日起因座机在格兰威尔海滩迫降，扭伤了膝关节而卧床不起长达48小时，结果给商讨军机添置了更大的障碍。由于和战场失去联系，加上又死抱着宽广正面战略不放，所以艾森豪威尔在当时那种精神状态下根本就不可能与蒙哥马利来电陈述的奇妙构想合拍。攻陷安特卫普之后，蒙哥马利立即在9月4日晚上致电艾森豪威尔。在胜利的鼓舞下，加上9月1日又被升为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在电文中请求“实施一次强大残酷的血战直取柏林”。这一攻势将需要现有的所有交通工具，因而将意味着中止巴顿在南线的攻势，以便在北线集中力量。蒙哥马利同意，立即在北线发起攻击可能达成决定性战果的观点，但他坚持认为，其中时间是最关键的因素，而任何折衷方案只会延长战争。4日的两份重要电文使艾森豪威尔和蒙哥马利产生了分歧。为避免因此造成严重后果而往来的电文居然在传递过程中走了四天，而结果是双方比以前更感到对方不可思议。因为艾森豪威尔电文的第二部分比第一部分还早到了一天。

　　如果换了别人而不是蒙哥马利提出这些主张，美军指挥官们便会很情愿地接受。然而，正因为是蒙哥马利提出这些建议，艾森豪威尔、布莱德雷和巴顿等人便回绝了这位锋芒毕露的陆军元帅。蒙氏曾经几次令他们大为不快，他的傲慢专横使他们感到厌恶，而他对荣誉的贪求也对实现他们自己的野心构成了竞争。于是，在艾森豪威尔的支持下，布莱德雷于9月5日通知巴顿，继续向莱茵河进军。而巴顿每前进一步都耗费大量极其宝贵的给养供应。围绕宽广还是狭窄正面的争议不但没有快速解决，相反，双方展开了一轮谈判。而此时蒙哥马利则指示登普西继续坚持执行“慧星行动”计划，尽管根据所获情报表明，在通向德国鲁尔的道路上，德军几乎没有设防。

　　在阿尔贝特运河沿线，从安特卫普到哈瑟尔特50英里宽的正面上，德军只有一个战斗力相对较弱的要塞守备师。一些缺乏组织的残余部队正在源源不断地进入这一地区，以加强德国北大门薄弱的防御。在这些增援部队中，有德军党卫队第9和第10装甲师残部，部署在“慧星行动”地域，以便攻击向亚琛推进的盟军部队侧翼。随着时间的流逝，在第1伞兵军施图登特将军的指挥下的这些部队不断地随着各种伞兵部队的抵达而得到加强。而这些新到的部队马上又被用来对贝尔林根地区阿尔贝特运河的英军出发阵地实施一次次失败了的反击。结果到9月10日，德军的力量已受到了很大的削弱。但不管怎样，德军这次成功的防御作战还是对盟军的“慧星行动”产生了影响，因为此时盟军已无法确保，在贝尔林根的现有英军部队有能力在9日与空投在荷兰的第1空降师会合。

　　实际上，登普西在9月9日根据德军在贝尔林根集结和抵抗的情况得出结论，认为取消原计划在北部实施的“慧星行动”是明智的。相反，他想与美军第1集团军配合，在空降部队的支援下，向罗尔蒙德和韦瑟尔方向挺进。在这一地区，战前齐格菲防线的北段在这一地区最容易突破，而且防御也很薄弱。但此时已决定改变第2集团军的进攻方向。在一定意义上，这个决策出自蒙哥马利之手。此前，伦敦方面来电告之，9月8日德军发射的V-2大型火箭弹落入了伦敦市区，并说明此火箭的发射地可能在荷兰西部的海牙附近，并暗示蒙哥马利最好能向北行动，以切断德军发射基地的供给线。邱吉尔也支持此事。英国情报机关一直过高地估计了V-2火箭的破坏力，受此影响，当7月18日R·V·琼斯告诉邱吉尔德军将有数千枚，甚至更多的火箭将可投入使用时，他的反应异常激烈。他担心随着8月盟军在法国的胜利并压制住德军的V-1型火箭，V-2型火箭有可能会铺天盖地地落在英伦三岛上，那样将对英国公众的心理产生重大影响。与此同时，空军方面也警告蒙哥马利，荷兰的桥梁受到防空火力极其完好的防护，而那些莱茵河(包括韦瑟尔河)上的桥梁则受到双重保护，因为它们也正处在防护德国重要工业区的炮火的射程之内。这样就使得蒙哥马利的地面部队必须向北突击，只可惜艾森豪威尔没有同意这一方案，也没有给配备足够的后勤支援。

　　艾森豪威尔，膝盖上打着石膏，于9月10日飞抵布鲁塞尔面见蒙哥马利，结果双方发生了冲突。据可以信赖的记者兼历史学家切斯特·威尔莫特的评论，蒙哥马利当时很不外交地道出了自己的想法，指出了艾森豪威尔的战略失误。结果遭到了艾森豪威尔明确、有力的回击。尽管当时没有会谈记录，但通过特德(当时在场)给波特尔的信及当时与会者提供的各种丰富的信息可以清楚地看出，在艾森豪威尔允许整个第1空降集团军作为“市场行动”的先头突击部队，执行“市场行动”，并给蒙哥马利增加后勤援助时，蒙哥马利确信他已为北部突击争来了优先实施权，而巴顿在南部的进攻将被停止。然而实际上，艾森豪威尔并不打算放弃其宽广正面战略。蒙哥马利的参谋长德·奎思千特少将看到了这一点。艾森豪威尔给蒙哥马利的支持仅仅是暂时性的，目的还是要利用蒙哥马利来实现他认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计划(在北部战场的范周内)，即使它根本不可能具有蒙哥马利所宣称的可以结束战争的效果。

　　围绕宽广正面和狭窄正面战略而展开的争吵并不是导致盟军在那年9月失利的真正原因，因为这场争论以更多人倾向支持宽广正面战略而告终。采取“慧星行动”和“市场行动”所犯的一个最根本性的失误在于，酝酿并定下这些行动的决心耽搁了太多的时间。而这些延误完全应由艾森豪威尔承担责任，因为他竟试图在遥远的地方以不完善的通信系统对部队进行遥控指挥。时间的拖延不仅给敌人提供了增强防御的机会，也使得盟军第1空降集团军没有充分的时间研究战场情况，完善其突击计划，也使得进攻力量必须成倍地增加，才能克服敌人的抵抗。有一定指挥经验的指挥官都知道，它使得德军能够利用这段时间积聚力量，守护桥梁及齐格菲防线暴露的翼侧。盟军原以为第2集团军实施会合行动道路上的德军抵抗很弱，3座桥梁中的每个桥梁有一个旅的兵力便绰绰有余了。但最后，“市场行动”中每座桥梁不得不用一个师的兵力来夺取，外加空运来的一个师的兵力在阿纳姆以北扩大战果，以配合专门发动的叫做“花园行动”的作战来确保与第30军的会合。而且，尽管曾有大量运输机一次便可载运“慧星行动”人员抵达空降地域，然而经过三天的展开之后，就是天气允许，三次空运才能将增援部队运抵目的地，从而使运力感到紧张。

　　险恶的天气总使空降作战比地面作战要冒更大的风险。与此相比，敌军的防御能力则可以被相当准确地推算出来。在“市场行动”中，空军指挥官们主要担心的是那些桥梁周围的防空火力。陆军和空军双方都认为，如果要避免夜间空降行动中部队过于分散、行动混乱的弊端，并避开敌夜间战斗机的话，就必须在白天实施空降行动。但实际上，对“慧星行动”，空军主张在黎明时分用滑翔机将部队降在大桥附近，突袭德军特遣部队，阻止其破坏桥梁。而对于“市场行动”，他们则坚持，如果能得到战斗机的有效保护，就在白天把部队空降在离桥几英里的地方。同时，他们也坚决反对为确保在一天内最大限度地集中兵力提供补给，而要求每架飞机在总攻日(9月17日)从英国本土连续向前线飞行两次。

　　因为他们不仅担心天气的干扰，而且还顾虑能否对敌占居绝对优势。降落在远离桥梁地区的决定，来自盟军第1空降集团军司令官布里尔顿将军。作为空军的一员，他对空军的难处考虑得过多。在白天行动这一点上，他可能是正确的。但他默许其属下放弃夜间滑翔突击的主要目标——大桥的两端，则实在无法恭维。因为空降部队在黎明时突然出现在德军防区，完全可能打乱当地敌军的防空系统，并进而阻止敌人炸毁桥梁。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主要桥梁一旦遭到破坏，盟军的整个行动就处于危险之中，“花园行动”中奈梅根和阿纳姆的盟军部队就将被切断。不幸的是，布里尔顿不是个能容忍部队的不同意见的人。布里尔顿的副手，英军空降军司令官布朗宁将军曾对“朱雀II行动”提出一些异议，结果却受到了被即刻解职的威胁。

　　再来看看德军方面的情况。几个德国军官凭借一种预感推测出他们将面临一种威胁，而这个预测多少有些像“市场——花园行动”。尽管他们将这一极富想象力的预测呈给了德军高级指挥官，尽管战后有人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断言，盟军的作战计划曾被一个荷兰叛徒泄露给了德国人，但德军当时还是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当时，德军正集中精力对付美军向萨尔河和亚琛的挺进。也许德国人此时也和对手持同样的看法，认为蒙哥马利是个过于保守的指挥官，他在进攻作战中总是缺乏气势和魄力。但“市场——花园行动”却一反常态，令美军和蒙哥马利的同事们瞠目结舌，因为这纯粹是一场赌博。

　　就各空降师所面临的风险而言，美军第101空降师看来最小。因为该师的空降地域离英军增援作战“花园行动”的出发阵地最近。其空降地域虽与其它两个空降师一样平坦宽阔，但植被茂盛，且贯穿着排水系统和多条水路。其翼侧有唯一的一条可连接默兹·埃斯科运河上的英军桥头堡和艾恩德霍芬河的主要公路，该路向北穿过赫拉弗、奈梅根的大桥(美第82空降师的攻击目标)和阿纳姆。由于这条通往荷兰的道路易受来自翼侧的攻击，所以很难防守。战前荷兰的一份参谋研究报告就认为，防守此路纯属妄想。盟军的决策者们也深知这一点。第101空降师的任务就是保护主要道路，包括沿路的一些较小的桥梁，并在英军第1警卫装甲师作为“花园行动“的先头突击部队行动时，保障这条道路的畅通。

　　9月17日，像空降集团军其它部队一样，第101空降师被准确地空投到空降区，并较好地于预定地域完成了集结。尽管与其它两个空降师相比，其飞机损耗最大，主要是被敌地面火力击毁，但该师却迅速地占领了道路。该师甚至有可能完好无损地占领所有桥梁，只是由于2个伞兵营在前往佐恩大桥的路上耽搁了2小时，结果眼看着大桥在自己面前被炸掉了。这个失误与盟军其它错误有些相似，都是由于初期胜利后，部队变得过于自信而有所松懈。9月17日一天，空降部队使用的4，676架飞机中仅损失了75架(损失率仅为2．8%，较战前悲观估计的30%低得多)。在这种情况下，两座桥被炸仅仅是小小的挫折，并且很快就能得到补救。盟军此次空投唯一真正严重的损失是一架美军滑翔机被击落，而该机上有一份完整的作战命令。两小时后，这份作战命令便出现在德军施图登特将军面前，使他知道了他在部署桥梁防御时所需要知道的一切。有些文字材料是不得不在战斗中随身携带的，但把这份文件带到战场则显然缺乏必要的保密意识。

　　同时，美军第82空降师也出色地完成了空降。其中一支小分队降在离赫拉弗大桥不到700码的地方，并阻止了德军点火炸桥。由于德军军长汉斯·莱因哈特将军在出现上述完全出其意料之外的情况时，既不在现场，也没能与前线保持联系，所以炸桥的命令迟迟没有下达。盟军行动的突然性使德军的指挥系统出现了许多类似的中断，结果另外几座小桥也被完好地保住了。然而，奈梅亨瓦尔河上的大桥却依然完好无损，并控制在德军手中。82空降师之所以没能立即夺占它，是由于空军运输能力不足。9月17日一天只空运了82空降师3个团中的2个团。这样，不仅突袭行动无法实现，而且集中力量夺占桥梁的行动也被立即停止了，因为82空降师师长詹姆斯·盖文少将(与布朗宁中将的观点完全一致)认为，攻占并守住奈梅亨东南高地更为重要。他们俩人都认为，这个高地一旦被来自东面赖希斯瓦尔德方向的德军控制，就会使盟军无法控制赫拉弗和奈梅亨的桥梁。至于当发起攻击时那座大桥很可能在他们眼前被炸掉，则不得不当作战争中的风险来面对。河对岸的立足点建立之后在河面上重新架桥便可以处理掉这一紧急情况，尽管这会导致更多的耽搁。

　　第82空降师师长盖文给第508伞兵团(团长罗伊·林奎斯特上校)的希尔兹·沃伦中校的营下达了一个孤注一掷的突袭任务，着陆后立即攻占大桥(此计划是可行的)。当时，德军仅有一支18人且装备较差的小分队在桥上警戒，所以抵抗力很弱。最后，德军将1至2座小桥炸毁，但大桥仍完好无损，因为德军自己也指望控制并利用它。到傍晚，德军13集团军群司令瓦尔特·莫德尔元帅知道了盟军的突击目标，于是急令党卫队第9装甲师前注保护奈梅亨大桥。稍后，又令党卫队第10装甲师也前往配合。但这股德军被盟军阿纳姆空降部队所阻，只有党卫队第9装甲师的部分部队在桥北端被英军空降部队占领前抵达到大桥北岸。

　　由于一些无法解释的原因，第508空降团在战斗结束后马上呈报的战斗报告在美军档案中消失了。但战后，由资深的官方史学家查尔斯·麦克唐纳重写的这部分内容，却显示出在盖文和林奎斯特之间，就沃伦营突击的首要目标问题有些误解。盖文说该营“着陆后不得耽搁”就立即行动。而林奎斯特则认为“在空降团夺取其它数个重要目标之前，任何营不得先去突击那座大桥”。实际上，林奎斯特指示沃伦，先夺取一些靠近着陆点的目标，然后再做好突击奈梅亨大桥的准备。因此，直到下午6时半，即空降着陆后5个小时，沃伦才命令一支巡逻队向大桥挺进。但巡逻队的步话机出了故障，与沃伦失去了联系，直到第2天才再次与沃伦通话。

　　几分钟后，盖文牢牢掌握了局势，通过林奎斯特给沃伦营下达了向前挺进的命令。沃伦迅速采取了措施，命令A、B两个连在一名荷兰向导的引导下，作为先头部队向大桥前进。但只有乔纳森·亚当斯上尉的A连赶到了桥南的指定集合点，而B连却在途中迷了路。应当承认，当夜幕降临时，在一个完全陌生、充满敌情的环境里前进，这种情况是完全有可能发生的。A连进到了距桥南端很近的距离上，遇到了敌机枪的猛烈扫射，部队被迫展开。A连的这些伞兵们正打算利用夜暗发起攻击，突然前方响起一片喧嚣声，德军党卫队第9装甲师的先头部队赶到了，随后立即向A连开火射击。

　　面对绝对优势的德军力量，A连被迫停止攻击，急呼援兵。但援兵来得太晚，而且没有坦克的支援，所以无法突破眼前坚固的德军防线。该师高级指挥层意图不明确的命令，加上盖文和林奎斯特对保护自己空降场的完全正当的关注——因为这些空降场是其以后行动的基本保障，结果导致了各级指挥官间的意图传递不畅，徒然地拖延了突击分队去完成一项大胆的关键性任务，而这一目标对美国人来说本来是垂手可得的。但从根本上说，导致这次失败的指挥上的混乱源于上层布里尔顿十分消极的态度。他顾虑重重，拒绝把手中的全部力量投入到一场当时被认为是赌博的作战行动中。然而，当亚当斯取得了他自己认为意义深远的伟大胜利时，盟军又开始期望这座桥梁也许可以完全无损(可以保存下来)。根据一个荷兰人提供的情报，亚当斯率其连队向一个没有敌人炸桥控制系统的邮局前进。经过一路战斗，他们冲进了邮局，摧毁了一些看上去很像爆破控制系统的装备。但随后，面对德军从四面对他们发起的越来越强的反击，他们不得不撤离。林奎斯特也感到压力太大，最后迫不得已命令沃伦营撤了回去。

　　由于类似的原因，英军第1空降师马上发现自己与南面的美军相比，处于更糟的境地。由于存在着一些困难，第一次指挥空降作战的罗伯特·厄克特少将放弃了对阿纳姆地区莱茵河上的大铁路桥和公路桥的滑翔突击。直到9月18日，他才命令第4空降旅在河的北岸空降，波兰第l伞兵旅于19日在河的南岸空降。而且，为了遵从布里尔顿的指示，避免把部队降在大桥附近，着陆区也被选在远离公路桥至少6英里以外的地方。这给配备有装甲吉普的第1侦察中队和第1伞兵旅组成的突袭部队带来了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他们必须经过敌防御密集的地区，才能到达目标。而这却是条漫长的、充满危险的荆棘之路。部队能否幸存下来尚难说，更不用说取得“市场行动”的最后胜利了。他们实际上是被引入了据知拥有坦克部队的德军防御系统的核心。以步兵部队对抗该敌必定处于劣势，因为他们只能用随身携带的轻型火炮和反坦克炮来进行防卫。

　　布朗宁和厄克特两将军认为，他们也许能在阿纳姆久攻不下的情况下坚持4天。但他们同时也很清楚，如果布雷恩·霍罗克斯中将统帅的第30军的坦克和火炮不能在两天内赶到的话，那么“市场——花园行动”成功的可能性将微乎其微。布里尔顿对敌防空火力所造成的危险是如此地过于悲观，以至于在阿纳姆上空，没有一架运输机是被敌炮火击落的。到底盟军的突击分队可以多么轻松地占领那座大桥——如果他们降在了南端，只要列举下面的情况就足够了。当盟军在6英里外空降时，仅有25人组成的要塞守备队仓皇逃亡，而且直到晚上7时45分左右，大桥的主要守护人还是一个孤独的荷兰男子，康斯特布尔·冯·库基克。可是突袭部队中的第1巡逻中队在前进途中遭到了伏击，不能在当天下午抵达大桥。而布里格迪尔·杰拉尔德·拉斯伯里少将的第1伞兵旅的先头部队，由富有经验的J·D·弗罗斯特中校指挥的第2营在晚上8时半左右才到达大桥。而德军此时已占据桥北端，并当着2营突袭连的面炸毁了铁路桥。

　　在这件事上认真考虑一些“如果……那么……”之类的问题并不是不合适的。如果在阿纳姆的空降能靠近桥一些，节省一些时间，那结果可能就大不一样了。如果弗罗斯特的一个连能提前一小时到达桥北端，再派出一个排去夺取桥南端，他们就很可能达成自己的目标。控制阿纳姆大桥的党卫队第9装甲师的一个连，两小时前才挫败美军亚当斯连为夺占奈梅亨大桥而发起的攻击，当时很难再渡过阿纳姆河，完成其战斗任务。如果真是那样的话，沿默兹·埃斯科运河的狭长地带将被连在一起，82空降师和警卫装甲师之间将仅有一些不大的漏洞和一条6英里宽的缝隙。

　　但警卫装甲师和其翼侧支援部队——步兵师，已完全陷入了战前荷兰人所设想的重重困难之中。尽管少数德军部队遭到盟军战斗轰炸机所发射的一波波火箭及密集炮火的袭击，但他们控制着隘路，阻止盟军进攻还是不难办到的。天黑前，霍罗克斯的警卫装甲师仅推进了6英里(事实证明，精良的德国伞兵和党卫队装甲部队的抵抗很难克服)，距第一天的攻击目标艾恩德霍芬尚差5英里远。这时他们停止了进攻，就地宿营过夜。这在通常情况下属于正常处置，但在极特殊的情况下则另当别论。

　　阿纳姆之战结束后，许多人认为，如果使用了第11装甲师而不是警卫装甲师，那么进攻将不会因夜幕降临而暂停下来，艾恩德霍芬也可能在当夜就被攻下，对奈梅亨和阿纳姆的进攻也将更加迅猛，也许甚至实现会师和最后胜利。这种观点显然是受了第11装甲师在亚眠战斗中出色表现的影响，该师在9月30日至31日之夜，在夜色中推进了40英里。但艾恩德霍芬南部的情况与第11坦克师在比利时的情况大不相同。在艾恩德霍芬南部地区，敌人的战斗力较强，地形不开阔，且只有一条良好的道路可供使用，所以夜间行动容易引起较大的混乱。即使德军不设伏，由于位置不清，他们和美军之间就可能发生灾难性的遭遇。尽管警卫装甲师直到黎明才开始行动，但不可思议的是为什么其步兵巡逻分队却没有步行前进，因为距攻击的目标已经很近，而且无迹象表明前方有强大的敌军。但没有一个人，甚至包括以采取各种手段保持攻击势头而闻名的霍罗克斯将军，采取行动以保持对敌的强大压力。警卫装甲师还是按部就班地进行了休整。结果使德军在他们前方的树林里重新部署了防御，也许步兵会受到德军阻击，但也许他们将使德军受到震慑，为第二天(18日)装甲部队的突破创造条件。事实上，一个英国皇家机械化部队的装甲车连在开始曾独自突破了德军防线，与美军会师，因为守敌已丢弃了他们的火炮，向后逃跑了。

　　由于第30军耽搁了24小时，加上恶劣的天气，导致了“市场——花园行动”的失败，因而也注定了第1空降师的厄运，使蒙哥马利试图使战争缩短几个月的值得赞赏的冒险归于失败。直到9月19日上午8时20分警卫装甲部队才与82空降师在赫拉弗接上头，而36小时之后伞兵部队和警卫部队才通过勇猛机智的进攻最终夺取了瓦尔河上的渡口桥梁。由于德军指挥官莫德尔坚持保护好大桥以备德军使用，所以那座公路大桥才得以完好无损地落入盟军之手。这座大桥之所以能被保存，并不像传说的那样，是由于盟军破坏了大桥的引爆装置，而是因为莫德尔和他的参谋长下达的命令不明确，从而使守桥部队的司令官可以随意行事。根据这些命令，只有在大桥面临马上落入盟军之手时，才允许炸桥。盟军发起冲击，夺占了大桥，并使桥上炸药无法引爆。4小时之后，莫德尔才下达了炸桥命令，可在此2小时之前，他便已与守桥德军失去了一切联系。

　　天公也不作美。18日黎明前，英格兰大雾弥漫，使得第二波次载有空降援兵和第1空降集团军的补给物资的飞机不得不延迟起飞。5小时后，当他们飞抵了空降地区，但在途中就已受到较大的损耗。而此时盟军的攻势已如强弩之末。

　　德军对这一狭窄走廊地区的两翼发起了越来越猛的攻势，对在阿纳姆已被包围的第1空降师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指挥和通讯问题日益尖锐，战场主动权也在逐渐丧失。原计划101空降师与第30军的会师，由于英军一个通讯分队搭乘的滑翔机没有如期抵达而功亏一篑，从而也失去了与第1空降师建立起接力通讯的可能性。这样，第1空降师就完全与外界隔绝了。18日，盖文向布朗宁建议立即攻击奈梅亨大桥，布朗宁有些踌躇不定。因为在30军不见踪影的情况下，他认为集中力量加强该师的环形防御更加稳妥。如果他当时采纳了警卫装甲师坦克车上萨金特·帕迪·麦考利上士的一句名言“当不能肯定时，先干了再说”的话，他原可能干得更好些。

　　但由于他的胆怯，并死抱着战前对地形和敌情的判断，使他痛失了一个个的作战良机。敌军压力，通讯中断，指挥系统失调，所有这些使第1空降师陷入了不可避免的灾难之中，并开始逐渐丧失了战场上的主动。形势对德军越来越有利，他们此时只需要坚守住自己的防御阵地就足矣。当第1伞兵旅残部不可能突破德军阻击，与桥上的弗罗斯特营相会合的目标无法实现时，最后不得已勉强在远离空降地域的郊区奥斯特比克一线实施环形防御。这又使得飞机对其实施后续保障异常困难，而且十分危险，因为飞机不得不飞越地面密集炮火的区域。师长厄克特被困在德军阵中，而他的电台又被摧毁了，从而与自己的部队完全失去了联系。在师长不在的情况下，第1机降旅旅长P·H·W·希克斯准将接替了师长的指挥，并打算向大桥推进。但18日下午，随着姗姗来迟的第4空降旅旅长J·W·哈克特准将及其部队的到达，这两位指挥官之间的关系因为年龄资历之类的问题而出现紧张。官瘾十足的指挥官们当然十分在乎这类事情！希克斯年纪稍长，但哈克特资历更深。曾参加过当时会议的刘易斯·戈尔德后来回忆起了这一当时令他难堪的局面。在会上，这两位高级军官对如何使用新抵达的旅才是最为有效发表了截然不同的观点。但这并没有最终妨碍他们理智地消除分歧，使该师在当时情况下处于尽可能好的作战状态，直到师长厄克特在第二天上午从敌阵中逃回自己的部队。

　　第1空降师内部存在的主要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无线电台通信中断而引起的。很早以前就已发现，当时部队使用的电台没有一台具有足够的可靠稳定性，没有一台能经得住空投引起的震动。更有甚者，当时只有配备给坦克、步兵分队的第19号电台，在白天通话距离能超过5英里，而夜间静电干扰使得通话距离往往被缩短。这些技术上的缺陷，加上拙劣的通信计划、作战时损失的电台以及附近敌人和友军在过于拥挤的频率上工作所经常造成的干扰，迫使通信兵绞尽脑汁来采取各种应急措施进行联络，但往往很少奏效。最终结果不可避免地便是指挥与控制系统功效下降，部队协同受损，并导致进一步浪费本来就已锐减了的作战和行政资源。

　　空降部队电台不可靠一直是经常受到抨击，但这仅仅反映了所有英军步兵电台一直存在的不足。不像坦克和炮兵部队，他们在战前就力争为自己的部队配备合适的电台，步兵则对这一问题反应迟钝，不感兴趣，结果使自己处在相当不利的境地。在坚持认为这一问题“太复杂”的前提下，步兵将领通过低估自己的通讯需求，允许别人胡乱给自己配备一堆毫无用处的装备，并且对下属指挥官在使用电台中坚持高标准，从而觉得心满意足。他们本能地死抱着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那些蹩脚的方法不放，而无法理解性能良好的便携式电台会对战术控制带来多么大的益处。

　　阿纳姆之战，盟军如果具有良好的通信手段，那么这场战斗的结果可能就大不一样。比如，厄克特和其参谋发出的附有准确的战术情报和特别强调紧急支援的迫切性的一连串请求，原可以在一切都无法挽回之前使布朗宁和霍罗克斯因此感到不安，进而采取更加积极的进攻行动，使布里尔顿进一步加强空中支援。然而，由于连续数日的恶劣天气，波兰伞兵旅比原计划推迟了两天，于9月21日才在敌猛烈炮火攻击下空降到大桥南端。这事实上已经为时太晚了。而且仅仅由于晚了24小时，他们又失去了与哈维多浦北岸英军会合的机会。尽管第30军的坦克和步兵终于从奈梅亨出发了，但他们在艰难地形上的行进遭到了德军的顽强抵抗，并且由于后勤保障不时受到德军威胁，仅有的一条主要供给线常被德军切断，而使整个部队的行动受到牵制。

　　到22日，一切保持第1空降师的攻势以使“市场——花园行动”成功的机会都丧失了。现在只能期望这次战役尽可能多地把那些陷入困境的盟军官兵解放出来。他们的各类补给，特别是弹药，越来越少。然而，由于无线电通讯不畅，疲惫不堪的盟军伞兵一次次地眼巴巴地望着自己的飞机勇敢地飞过敌军密集的防空火网，把货物空投到敌军手中，因为事实上他们不可能给飞行员指示正确的空投区域。同样，引导航空兵和炮兵对从各个方向逼近之敌实施火力突击的许多机会也丧失了，因为他们无法与飞行员和炮兵通话。“市场——花园行动”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次远距离的敌后空降没有与之相适应的远距离通信设备来保障。

　　本章开头提到了伞兵和坦克车长之间的斗嘴。毫无疑问，他们是该抱怨，因为过错并不在他们。他们和他们的初级指挥官已做了他们能做的一切，把自己的所有一切都押在了蒙哥马利的值得一试的赌博冒险上。不幸的是，并非所有坐在这张赌桌上的高级赌徒们都相信这场赌博的可行性，或者在心理上接受了这次风险如此之大的冒险行动。差不多所有高级指挥官都有失误，其中失败的种子就是那位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最高统帅亲手播种的。然而我认为，两个军的最高指挥官应负主要责任。因为他们没有否决其下属师长在奈梅亨对自身安全的理所当然的关切；相反，他们应命令他全力出击夺占大桥。他们允许在艾恩德霍芬南部地区的盟军以按部就班例行公事的态度组织战斗。曾参加那场战斗的霍罗克斯将军在其回忆录中所做的评论可以证实这一点。

　　他说，在战斗中，军队指挥官主要的，也许是唯一的责任，就是不顾一切地确保作战目标的实现。然而，无论他还是布朗宁，在“市场——花园行动”的关键时刻都没能有效地做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