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装，一个强有力的苏联概念·第五
作者：马克·劳埃·英国
出自————《军事欺骗的艺术》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战争考验民族。正如木乃伊一旦暴露于空气中就会碎成粉末一样，战争也给那些变得僵化的社会机构宣判了死刑。(卡尔·马克思，1855)
伪装，也即欺骗的艺术，构成了苏联军事实践的基石，而且仍然是俄罗斯战略思想的一条重要原则。它在西方没有对等词。事实上，伪装这个词本身也不好翻译。它包含了隐蔽的艺术、伪装物和诱饵的使用、假情报、甚至复杂佯动的实施。确实，任何能迷惑从而削弱敌人的东西都有可能被采用。
伪装，据《苏联军事百科全书》的解释，是指用暗地掩护军事行动及部队的日常活动的方式和在部队的存在及位置、军事设施及位置、战备等级、活动以及指挥层的计划等方面迷惑敌军的，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的战略战术。
虽然沙皇们和布尔什维克们都认识到伪装的潜力，二者都没有把它发挥到极致。列宁时的秘密特工组织契卡(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特设委员会)，在20年代采用了“假情报”这个名词，但随后就被斯大林废除了，因为他极不相信这个概念。
20年代末期，乌克兰军区被允许组建一支特殊游击部队，它的任务是在遭受侵略时炸毁境内沿波兰和罗马尼亚边境的重要设施。这支特遣部队负责改进爆破技术、修建贮存炸药的地洞和训练特殊分队来执行秘密的爆炸任务。这些分队的首要目标是苏联铁路系统的重要站点和全部车辆，目的是使这个系统不为侵略军所用。
这样的摧毁小组共有60多个，平均力量为23人一组(包括一些女性)。每个爆破专家同时又是一名伞兵、无线电报务员和伪装专家。1932年冬天，几支分队开进列宁格勒军区进行一次演习，以此来验证他们在敌后活动中的技能。他们的任务是侵占总部和破坏交通设施。这次行动是一个彻底的胜利，分队的位置被发现时他们已在绵延达10公里的路轨下面埋设了10个地雷(被发现的原因是：一个地雷未来得及拆除，在一列接送上下班的火车轮下爆炸了)。
虽然一开始仅是一个工程方面的尝试，这个计划与格鲁乌培养特殊游击骨干的计划密切相关。这些骨干是针对受到侵略时如何在敌后进行活动而训练的。然而，由于受到侵略的威胁日益减小，这些游击队逐步并入了红军，计划随之被取消。许多与之有关的人在30年代后期斯大林的大清洗中被杀，这有可能是因为他担心这个计划对自己政权的稳定构成威胁。
伟大的卫国战争
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第二次世界大战)，伪装仅被军方有限地采用。在1942年援救莫斯科的反进攻战以及后来对进攻斯大林格勒的第6集团军进行的包围战中采用了伪装。它的大规模使用在某些方面仅限于后面所述的满洲里战役。
但是，苏联人民内务委员部几乎立即组成了一支由2万男女组成的特别分遣队，其中包括2000名外国人和140名前情报与安全军官。这140名军官在战前的清冼中被逮捕，现已被许可释放。(许多人在鸟尽弓藏之后又被重新逮捕)，1941年10月，这支部队得以扩张并被重新并入直接向贝利亚负责的人民内务委员部独立第二部。1942年2月成为专门分管特殊任务与游击战争的独立第四部。因此，它负责针对德国的大多数重要的情报活动，包括在占领区经营地下组织和在己方领域进行欺骗计划以及散布假情报。
在战争中，这支部队有212支分遣队，共7316人渗透到敌人防线以内。它训练了1000多名军人和3500名非现役技术人员与破坏者，导致了87名德国高级官员的死亡，并清洗了2045名为德方服务的苏联内奸。它的23名军官(包括一些前囚犯)被授予“苏联英雄”的最高荣誉，另有8000多名成员得到了低级一些的奖章。
战争中最成功的欺骗行动之一就是“修道院”行动，这是人民内务委员部在1941年7月与格鲁乌协同进行的。“修道院”行动一开始只是旨在对苏联境内的德国反间谍机关情报网进行渗透的一个反情报行动，但迅速扩展了。在斯大林20年代和30年代大清洗中幸存的一些前沙皇情报组织成员，被人民内务委员部重新招募组成一个假的亲德组织，以期成为德国反间谍机关的目标。
掌握该组织控制权的是亚历山德尔·杰米亚诺夫，一个久经沙场的人民内务委员部间谍。他具有一个无懈可击的白俄罗斯背景，他的祖父是“库班河哥萨克”的奠基人。他的父亲是一名帝国军官，在1915年的对德战争中阵亡。他的叔父是曾是北高加索的白军情报首领，被契卡人员俘虏之后，在押往莫斯科接受讯问的途中死于斑疹伤寒。杰米亚诺夫的母亲是一个社交名流，曾几次接到迁往法国的邀请，但她都拒绝了，最终还是回到了列宁格勒。杰米亚诺夫的背景使他未能接受正规教育，而且还导致了他1929年的被捕，他被虚假指控为非法拥有武器和进行反苏宣传。
奇怪的是，杰米亚诺夫并没有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却被人民内务委员部招募了。由于对暴力和政治阴谋感到厌倦，他同意致力于使返回苏联的白种移民中立的工作。后来他来到了莫斯科，并在这里有莫斯科“好莱坞”之称的中心影院找到了一份工作。他的智慧和随和的性格使他在演员、导演和作家当中拥有许多朋友并引起子德国反间谍机关的注意。
在战争前夕，当德国反间谍机关第一次接触杰米亚诺夫时，他已在人民内务委员部中拥有了十年的反情报作战经验。在得到了德国的信任之后，杰米亚诺夫设法使德方知悉他领导了一个亲德的地下组织，这个组织愿意为德国提供情报，条件是在苏联被征服之后，德国提供在其领导的政府里的职位。
这个欺骗行动起初只作为一种揭露俄方和纳粹勾结的一种方式，但迅速扩展为苏联人民内务委员会与德国反间谍机关之间的远甚于此的致命的对抗。1941年12月，杰米亚诺夫化装为一名红军的叛逃者通过滑雪越过了前线。在此途中，他滑过一个刚布的雷场，对危险全然不知。他所投降的德国反间谍机关不信任他，并因他是一名叛逃者而对他充满了鄙视。
然而，他们却对他跨越雷场的经历很感兴趣。他们不敢相信他竟然在事先对地雷的型号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跨越了雷场。他们对他的秘密行动不感兴趣，只是有一次导演了一幕假处决的剧目，试图迫使他承认与苏联情报当局勾结。该剧目失败之后，他们把他转移到了斯摩棱斯克的德国反间谍机关司令部。使他感到惊奇的是，在那里，德国人对他的政治动机不感兴趣，相反，却招募他为一名专职反间谍机关的间谍，任务是从他在莫斯科的交际圈中建立一个间谍网。
当反间谍机关查阅了自己的档案，发现他不仅血统毋庸置疑，而且还是他们自己一个间谍的目标之后，他们彻底相信了他的诚意。杰米亚诺夫被禁止与当时为纳粹服务的俄罗斯流亡者混在一起，这些人的组织已被人民内务委员部层层渗透，柏林决心不让他们的新发现被其感染。
1942年2月，经过反间谍机关一段时间的强化训练之后，杰米亚诺夫与两名助手在莫斯科郊外伞降。降落很糟糕，三人在暴风雪中失去联系，不得不独自前往莫斯科。杰米亚诺夫迅速与他的人民内务委员部的上级取得了联系，并在他们的帮助下在莫斯科建立了一个纳粹的落脚点，他的两个助手随后便被逮捕了。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反间谍机关向莫斯科派了50多名间谍。这些间谍全部被迅速而秘密地逮捕。在严峻的死亡威胁之下，其中一些人同意充当双面间谍。他们协助人民内务委员会编造了一个谎言，称杰米亚诺夫正从一些前沙皇军官那里获取相当数量的情报。
一些铁路事故被编造了出来，并作为成功的破坏活动被汇报至德国反间谍机关。有时候纳粹破坏小组被给予了几天的自由，但还是被暗中跟踪，以与他们保持联系。有一回杰米亚诺夫的妻子在一组间谍的伏特加酒中下了蒙汗药而使他们全部昏迷。当他们昏睡之时，一组爆破专家进入她的公寓把间谍们的炸药全部破坏掉了。这组间谍在被有效地解除武装之后，直至他们被逮捕之前一直享有相当的行动自由。
一些德国信使，其中许多人出身于波罗的海，被放回反间谍机关向其汇报间谍网运作很成功。“修道院”行动进行得很出色，它使德国高级领导层犯了好些致命的错误。由于杰米亚诺夫确保其所有发往反间谍机关的情报都含有一些真实成分，他们逐渐对这些情报毫无保留地全盘接收。
有一个事例发生在斯大林格勒前夕，“修道院”行动组预测到红军会在北高加索和斯大林格勒以北的地区发动大规模进攻。这个进攻确有其事，但这仅是斯大林的一个绝密的声东击西的计划，目的是为了把德军调离斯大林格勒本身。甚至连指挥这次声东击西进攻战的朱可夫，也没被告知德方已预先得到警告，因而佯攻计划进行得十分凶猛和惨烈，苏方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成千上万的军人牺牲了生命。后来，在1943年4、5月间的库尔斯克战役中，“修道院”报告说苏联在战场的东部和南部部署了强大的后备军，但这些后备军缺乏机动能力。这个情报导致了德军把大部分后备力量调往北部去应付一场对方预期的而实际上并不存在的进攻，而当苏联真正从南方发动进攻时，德方已大露空门。
不知在什么人的秘密帮助下，英方得以截获“修道院”发往柏林的许多情报，并把这些情报以过滤后的形式转发给苏方。1943年2月，伦敦警告斯大林，德国反间谍机关在莫斯科有情报来源。直到几年之后英方才明白这个情报来源其实就是“修道院”行动组。
虽然“修道院”是苏联最大的欺骗计划，但它却远不是惟一的。莫斯科共计进行了40多个无线电欺骗计划，即使其中有些引起了纳粹的怀疑那也是为数极少。在理论上，反间谍机关是一个极其出色的情报组织，但在实践中，它却缺乏多面性。它轻易不会犯错误，也不会轻易被渗透。苏联通过它提供给德国高级领导层并被其接受的假情报仅是有一些表面价值，所以在几场至关重要的战役中这些假情报发挥了相当重要的影响。
从“满洲”作战中得出的经验
苏军于1945年8月对“满洲”日军发起的进攻是二战中的最后一场大战役，也是苏军在二战中惟一的战略性突击的成功战例。在为期11天的激战中苏军战领了大约1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相当于一个法国那么大。
在此之前，苏军与日本关东军已经有过众多的边境冲突，其中较为有名的是1938年的喀山湖冲突，但1941年4月苏－日中立条约的签署又使局势趋于缓和。然而，苏军仍然在苏“满”边境屯放了40到60个步兵师约130万人的重兵。
斯大林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承诺在德国投降约三个月内帮助美英盟军对抗日军，但实际上他打算在1945年夏末秋初对日用兵，在冬季到来之前将日军逐出满洲。后来，当美国于8月6日对广岛投放原子弹后，斯大林被迫提前出手。8月9日，苏军越过满苏边境，对日军发起突然进攻。
为此次作战进行的准备早在1944年末就开始了。尽管正式作战计划是到1945年2月才开始制定。自1944年12月到1945年3月底，苏联将4。1亿发轻武器弹药和320万发炮弹运往远东。在1945年4月到1945年7月25日之间，苏联将两个方面军，两个野战集团军，一个坦克集团军和战争物资供应从欧洲经横跨西伯利亚的大铁路运往满洲边境。运输中投入了13.6万辆机动有轨车，每天动用的火车多达30列。部署了30个师的兵力。整个机动被作为高度机密，不但日军不知，就连苏联的盟友美国和英国也被蒙在鼓里。
苏军主要指挥官在前往“满”苏边境的旅途中化了装以免泄露秘密，而大部队在晚上行军，白天则加以伪装。与此同时，最靠近边境的苏军大规模地修建防御掩体以增强日军的安全感。到了8月，新组建的远东司令部辖下有160万全副武装的人员，2.7万大炮和迫击炮，1200个多管火箭发射筒，5600辆坦克和自行火炮，3700架飞机，5000公里的战场正面有8.6万辆运载工具。
日本关东军完全被打得措手不及。尽管他们占据着有利的防御地形，但他们根本没有料想到会与苏军开战，因此处处被动。关东军的精锐部队都已被抽调到其他战区，只有6个师的战斗力还算强大，有些老兵部队只有15％的战斗力。然而，若不是苏军事先伪装得好，日军就会进行一些准备，即使不能完全挫败苏军，最起码也能延缓苏军的推进。苏军在“满洲”之战中学到了很多知识，首要一点便是欺骗在战术规划中的绝对必要性。当斯大林在1953年逝世时，在“满洲”之战的胜利中发挥了极大作用的伪装艺术已被红军正式采纳。
冷战进程
到了60年代后期，突然性已是实施军事行动中一个重要因素。《苏联军事百科全书》中是这样描述突然性的：“它是军事艺术中最重要的原则之一，包括时间的选择、作战行动所需的技术和手段，在敌人最没有防备的时候实施进攻从而挫败敌人并瓦解敌人组织抵抗的斗志。”
在痛苦地认识到“巴巴罗萨”行动对红军造成的影响后，苏联人痛下决心绝不再被人突袭。与此同时，他们将突然性和欺骗升级为武器和人力上的首要因素，以此作为将来战胜西方的主要手段。从一开始，苏联人就知道达成完全突然性是不可能的，然而他们又相信可以通过采取绝对保密的政策和在各级使用伪装来使绝大多数北约的早期预警和监视体系失效。
意识到自己无能为力阻止美国的侦察机和侦察卫星侵入苏联的太空，苏联人就采取措施伪装飞行所经路上的军工厂和军事设施。同时又修建了许多假军工厂和武器堆放库，到了1960年5月(当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的U－2飞机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附近被SA－2导弹击落)以后，苏联又修建了假地对空导弹发射点来慑止美军在敏感地区的飞行架次。苏联还在东德建了一个大型的兵器临时放置场，靠近英、法、美用以运输军队进入西柏林的铁路。苏联人在做出种种努力来伪装所储存的真武器的数量和类型之时，又定期在临时放置场周围部署了假大炮和坦克来蒙混每天乘坐火车进行情报分析的西方工作人员。
散发假情报，作为实施伪装的一个中心环节，是国家安全委员会D部门，或者说是克格勃 (KGB)的职责。多年来KGB及其前身通过篡改照片来强化这个信念，即当初布尔什维克的夺取政权是由列宁单独领导的一切群众运动。托洛茨基从许多官方的照片中“消失”了，包括列宁于1920年在莫斯科黑压压的广场上向军队发表演说的那张著名的照片。到了60年代他们又开始对游行进行修正。为庆祝“五一”节和纪念十月革命而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游行开始“展示”新武器，却又故意将他们用帆布遮盖来引逗那些在人群中观看的西方间谍。当间谍们发现那些载重卡车的轮胎所承受的压力与卡车所装载的物品不协调，它们只不过是木制模型时，才知道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精心策划的鬼把戏。
后来，即使在戈尔巴乔夫引进开放之后，时事话题也总是被巧妙地加以歪曲。1987年3月，很有影响的国家级刊物《消息报》刊登了一幅漫画，暗示西方正在大量生产艾滋病毒。一个月之后，有国际影响的《莫斯科消息》刊登了一篇文章暗示美国正在蒂特瑞克堡和马里兰进行实验来传播艾滋病。这种赤裸裸的做法，目的就在于施加压力，逼迫美国从海外基地撤军，从而增加苏联在海外的影响力。这种不加掩饰的宣传企图因为后来发生的事情而告失败。然而，苏联人宁肯一试的事实说明了，他们即使是为了他们的政治存亡也会实施传播假信息的政策。
进行战略性突击的必要性
在冷战的高峰期，苏联人深切地意识到他们不能指望在经济上和西方相匹敌，并充分认识到他们与北约的任何冲突都要在北约16个成员国有机会调动并部署军队之前迅速冷静地解决。西德将是首选目标，只需一次先发制人的进攻就可将其拿下。取道德国北部平原从两德边境线到鲁尔区只有350公里，对于高机动性的苏联第三突击集团军而言，只要允许它利用自身的装甲兵优势、机械化炮兵和摩托步兵团，这段距离实在是很短的。
苏联人充分认识到，如果他们有可能通过突袭占领西德，他们就必须在和平时期部署足够的武装部队，并在北约有机会动用他们的后备梯队之前，最起码要占领最近的战略目标。苏联人不会有时间召唤他们自己的后备队，也不能在宣战之前调动他们，以免被西方国家警觉到他们的意图。用苏联的瓦·丹·索科罗夫斯基的话来说，“从一开始就能将自己的军队尽可能地深入敌军领土的一方，将最能利用其核打击(或者是独占核选择权)并阻止敌军机动。”
实践经验告诉苏联人，移动迅速的军队与移动速度较慢的军队相比，伤亡更小、所消耗的燃料和弹药更少。苏联的战略专家们认为，通过苏军的迅速移动可将他们的战争方式强加给北约。苏军可以用一系列的“会战”来击垮北约部队。“会战”是苏军久经训练而绝大部分的北约军队所不熟悉的。
苏联人认为实施突袭是力量倍增器，最起码可使他们利用较小的兵力达到有限的战略目标而无需对抗有备之敌。军队移动迅速他们就可能利用北约错误部署的间隙和弱点，而且避免实施突破行动又无需勉强集结后备部队及调动强大的第二梯队。这样一来，通过这种显而易见的派生影响，使他们不会给北约提供足够的战场核打击目标，并使北约的政治家们没有理由动用核武器。
在实施欺骗这一方面，苏联人展示了高水平的灵活性和组织能力，这两点是北约都无法掌握并与之竞争的。根据规定军官们在突击演习时被逼要借助于一些伪装形式，如果他们做不到就会受到责罚。仿造的假装备和真的装备不仅外表相像，而且具有某些相同的物理属性。在可能的情况下，假装备也能以真装备的方式发出光、热和电磁能量来混淆敌方使用红外线和着色塑像术的照片分析专家。
苏联人尽最大的可能控制欺骗方案，来减少较低水平的欺骗方案的相互干扰并减少主要方案出现异常的情况。所有的方案都必须规定明确，坚定地服从于整个行动的目标。目标一般都是特定的，通常是敌方指挥官，事先通晓他对事物的偏见和可能采取的行动。苏联对北约的情报征集和传播进行了分析以确保有尽可能多的渠道和间谍来传递欺骗方案而没有意识到它的真正含义。
苏联人认为，现代情报征集手段使得己方很难遮蔽为实施一次大型攻势而进行的准备。然而他们又相信，遮蔽行动的规模、尤其是主要行动的方向与时间却是可以达到的。苏联人从未在德国北部平原上验证过他们的伪装原则。然而，在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及后来入侵阿富汗时，他们充分利用了这一点。
实施伪装时专业特种部队所起的作用
北约总是认为华约方面的进攻会涉及到大规模使用苏联特种部队，由他们进攻战线后的主要目标，并几乎是必然地企图暗杀己方主要的军事和政治领导人。但北约方面对苏联特种部队所知甚少。在苏联人看来，这不过是一支使用特别番号，非常适于实施伪装任务的部队，而不是以北约为目标的特种部队。
苏联人对保密的热情达到了偏执狂的程度。直到1989年以前苏联媒体对这支部队所报道的甚少，即使偶有提及也总是使用历史性的措辞，将其描述成特种侦察或牵制性侦察部队而从不说是特种部队。苏军中存在的这支全能精锐部队屡被西方传媒夸大。
到了1989年克里姆林宫部分地解除了保密的禁令，允许国内军方或民方媒体登载一些文章详细介绍特别番号部队的存在及其职能。然而，这些文章所泄露的信息只能是一些价值不高的情报。泄露的这些信息是早已为北约分析家们所知的，以新闻形式发布则几乎完全是为了混淆西方国家的视听，因为他们对特别番号部队的兴趣与日俱增。此外，媒体所讨论的部队，虽然的确是精锐部队，却和特别番号部队没什么联系，和日益改进的伪装艺术也没有直接联系。
布拉格之春
伪装艺术在用于苏联镇压开始于1968年1月5日的捷克斯洛伐克自由改革运动(号称“布拉格之春”)时带来了灾难性的效果。就在那一天，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正式结束了第一书记安东宁·诺沃提尼14年的统治。取代他的亚历山大·杜布切克立即实施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而这些政策却让苏联觉得不能接受。苏联人花费了6个月的时间用政治威胁、恐吓和秘密行动企图破坏这场改革运动，在这些措施于事无补时，他们便借助于武力。
苏联在捷克斯洛伐克国内及周边发起了一系列的华约国演习，同时伴随着众多的军事和外交代表团的访问。在华约的“苏瓦玛”演习之后，有1.6万名苏军滞留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长时间没有撤走。就在苏联发动入侵之前，他们玩了一个聪明的诡计，命令将相当一部分的捷克燃料和弹药储存运送到东德作为一次未特别指出的后勤演习的一部分。
为在世人面前掩盖他们的企图，就在即将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前，苏联将遍布驻守在华约北部的军队都限制在军营里。因此，当一架未经事先安排的苏联民航飞机于深夜降落在布拉格的鲁济涅机场，滑行并最终停在跑道终点时，捷克人并没有过于着急。一个小时之后，又有一架苏联民航飞机并允许着陆。这一次，飞机上的“乘客”露面了，全是强壮的小伙子。他们顺利地办完了海关手续，奔往市中心。两个小时之后，这些“乘客”利用储存在苏联大使馆里的武器全副武装后，又返回并占领了主要的机场建筑。
几乎是立刻有一架，也可能是两架飞机在跑道尽头着陆，身着制服的特别番号部队从飞机上跑下来。紧接着是许多运输机抵达，每架飞机上都带来了一队特别番号部队和来自第103空降警卫师的常规空降部队。就在两个小时的时间里第一批特别番号部队着陆，机场和其周围地带被苏军牢牢控制。苏军在捷克首都畅通无阻地推进。天明时，总统府、无线电台、电视台、发射台、主要火车站和伏尔塔瓦河上的桥梁都落在了苏军手中。
即使是在今天，苏联人也保持着高度的机密。令西方的军事观察家们(他们公开承认他们做不到这一点)大为惊奇的是，苏联人在整个华约范围内实施增援竟然完全没有用无线电传送信息。苏联推进部队以军事宪兵队为先锋，静悄悄地穿越捷克边境。苏联宪兵队部署到各主要十字路口、市镇和较大的农村来护送后来的部队。当这些部队抵达时，他们在旗号的指示下继续前进而不需利用无线电传送信息。北约的电子战部队本来指望可以从苏军的大规模机动中获得大量情报，却被苏军的做法搞糊涂了，他们的企图也被挫败了。
实施入侵之后，克格勃开始了恶毒的宣传运动，其影响之大已经开始影响其政治局中领导人采取的行动。据称，同情西方者所藏匿的武器在靠近西德边境被“发现”，假信件被制造出来以证明有美国中情局支持的反革命行径的存在，自由主义者们被恐怖行动镇压下去，大量失实的、被大肆夸张的报告被呈递回莫斯科。
在阿富汗实施伪装
苏联入侵阿富汗时伪装所起的作用非常关键。入侵的目的是要在喀布尔新建一个需要苏联援助的傀儡政权从而来证明先前的入侵是合法的。为此，必须彻底摧毁目前现存的政府(尽管它本身也是亲共产党的)。由于当初入侵发生的时间是在圣诞节期间，因此西方很难立即做出谴责。
在实施行动时充分利用了伪装，没留下任何冒险的余地。1979年4月，一个苏联伞兵营被部署到巴格拉梅机场，名义上是为了解脱那些对付山林中的反政府武装的阿富汗军队。到8月末，当初指挥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伊万·帕夫洛夫斯基率领着由60名将军级参谋组成的代表团抵达阿富汗进行仔细的现场侦察，一直持续到当年10月。12月17日，在一次刺杀阿明总统的企图流产后，苏联顾问们建议他离开喀布尔的总统府，前往距离该市几公里以外的，设在达鲁拉曼的更为“安全”的府邸。
事实上，在实施入侵之前，苏联顾问们就成功地说服两个阿富汗师的指挥员他们的反坦克武器和弹药需要检查和统计，他们的大量装甲车需要撤下去进行检修，从而使这两个师丧失了战斗力。
1979年12月8日至10日，在发起入侵之前14天左右，苏联特别番号部队连同一个空降团被部署到喀布尔北部的一个重要城镇巴格拉梅以确保萨朗公路及其重要隧道的安全。12月10日至24日，来自该空降团的一个营在特别番号部队的支援下，前进到距离喀布尔市中心不足3公里的国际机场。12月24日至27日，来自第105警卫空降师的部队再次在特别番号部队的支援下在喀布尔机场着陆并占领了喀布尔机场和阿富汗空军在巴格拉梅、信丹德和坎大哈的基地。
就在接下来的那个夜晚全面进攻开始了。伞兵部队占领了阿富汗政府，接踵而来的便是苏联在喀布尔市无节制地发挥社会职能。与此同时特别番号部队的小分队破坏了军事通信中心，俘虏了尚在工作的内务部人员、喀布尔广播电台和一些其他主要部门。几乎是在同时，特别番号部队的两个连在克格勃和一个空降团的援助下，攻击了阿明总统在达鲁拉曼的总统府。阿明和他的家庭成员、警卫部队和随员都被杀害来为25名战死的苏联人偿命，其中包括克格勃的巴拉希卡上校，据说他死于“友军”的交叉火力发射。
国内战线
在前苏联，对历史回忆的重要性怎样强调都不为过。关于伟大的卫国战争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被一再宣扬，用词越来越渲染，直至事实和假设融为貌似可信的一体。许多苏联人意识到他们被告知的有很多是被大大地夸张了的，然而他们还是要每天面对这种夸大的重复。
在60年代末苏联传媒开始改变以前的老套，到80年代中期时它已经可以在表述和老练方面与西方传媒相匹敌。在克格勃的支持下，莫斯科广播做出了改进。它开始明智地广播一些娱乐节目，中间穿插可靠的新闻播报。明显的谎言被细微的暗示所代替，尽管一般的苏联官员依然不能说实话或深入地讨论国家的防御问题。
当时，苏联人一直顽固地认为他们有权以他们的方式表达观点，西方无权质疑。这仍然是一大障碍。苏联人不能相信他们的国家会做错事，他们的姿态会被看作是威胁。为了安全起见，在苏联地图很罕见，而能找得到的地图又总是不准确。这些地图显示苏联的大片国土并不是在世界的一边而是在世界的中央，它周围环绕着的都是潜在的敌人。
很少苏联人听说过1939年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他们并不知道当德军于1941年入侵时，自己的国家为什么那样猝不及防。他们所知道的就是他们遭受了极大的损失，于是他们下定决心绝不允许自己的政府再犯此类错误。
苏联人的恐外症使其左右国内舆论相对容易些，想在国外左右舆论则难得多，因为苏联政府自己无能解释西方对其政策的质疑。当西方国家通过广播公正的消息来进行反苏宣传时，苏联的反应简直是歇斯底里。由于害怕较有洞察力从而有影响的人听出西方传媒所发布的消息和国内宣传之间的不同，苏联对外国无线电传播实施了干扰。
对东方的无线电传播
对莫斯科而言极为不幸的一点是，西方国家有大量的广播电台能够并愿意向华约国家以这些国家的语言或方言进行广播。其中为首的有盎格鲁－撒克逊广播网、美国之音(VOA)、和英国广播公司(BBC)的对外广播。VOA和BBC对外广播都是由政府提供资金但却是自主经营，(VOA由国会的国际广播委员会提供资金，而BBC对外广播则是由外事办公室提供资金)二者都能从他们的角度对事件进行报道并做出评论。
由西德广播委员会开设的“德国之声”和“德国广播”、“法国国际广播”、“梵蒂冈广播”和东欧代言人——“自由广播”和“自由欧洲广播”都能发挥相似的作用。这些广播电台是如此地具有影响力，以致于在1986年10月的一次调查中显示，被调查的苏联公民中有36％是通过西方的广播第一次听说切尔诺贝利核灾难，此后又有13％收听其进展情况。
苏联人坚信，西方广播会导致社会不安定，在共产党政权的最后几年里总是谴责西方广播煽动暴乱。既然不能阻止他们进行广播，苏联人就尽其所能来破坏对广播的收听。
苏联人早在1948年就对其意识形态敌人的无线电广播进行干扰，当时苏联对VOA和BBC的俄语广播开始实施干扰，后来又对“自由广播”和“自由欧洲广播”进行封锁，直至华约解体。波兰在1956年停止了对“自由欧洲广播”的干扰，苏联则在1963年停止干扰VOA和BBC。而匈牙利也在此后不久紧跟他们的榜样。
干扰是项耗资巨大的行动，需要两个发射台和一台针对每一个信号的协调装置。当波兰于1956年停止干扰时，它所花费的代价和VOA的所有预算一样多。在冷战高峰期苏联大致有2000到3000个干扰站，投入了大约1.5万名工作人员。
尽管为了实施干扰投入了极大的努力，克里姆林宫多年来所采取的政策便是对此视而不见。尽管实施干扰与诸多的明文规定的国际协定背道而驰，苏联争辩道，它有绝对的权力在它的领土范围之内控制信息的传播。
1979年苏联寻求修正一个关于利用大众传媒来加强和平和国际了解的较早的声明。在这个企图失败后，苏联又转向被人们遗忘已久的1936年代国际联盟条约，他们在1982年批准了这项过时的条约。该条约当初拟订于一个较为单纯的时代，作为对付纳粹宣传的盾牌，允许在外国无线电传播的内容是否可以接受出现争论时可采取专制措施。1985年7月在英国的带领下签约国几乎是立即否定了这一条约，又恢复到现状，但到了那时，苏联国内已经出现了新气象。
米克哈伊·戈尔巴乔夫与西方传媒
米克哈伊·戈尔巴乔夫于1985年3月当选为苏共总书记，他几乎是立即就在开放的名义下实施了一系列的激进政策。开放的目的是要让苏联更有效率而不是为了满足西方自由主义者的愿望。就在那年9月，捷克斯洛伐克向联合国重提允许干扰无线电传播和政府控制媒体的“新信息秩序”议案。尽管该提议得到几个急于维持信息垄断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拥护，它仍然被西方国家否决了。戈尔巴乔夫在此意识到将干扰传播合法化已经没有意义，就着手采取了一项激进的新政策。
他并没有否定干扰的存在，相反他发起了攻势，争辩说这是为了对抗西方的“大规模心理战”所必需的，而西方这样做是违背了国际法。与此同时他暗示，那些对苏联并非毫无同情之心的国家的广播则可以在苏联畅通无阻。在1985年10月的雷克雅未克峰会上，米克哈伊·戈尔巴乔夫成了第一个明确提出干扰是一项国策的苏联领导人。与此同时他暗示，西方国家和美国如果允许在其国内的苏联广播的畅通，他将有可能停止对一些不是那么“极端”的无线电台的波干扰。这使美国陷入两难境地。根据美国宪法的规定，它不能允许外国宣传在美国境内的公开传播。于是美国采取了这种做法：它允许美国现成的国内广播网对苏联事务以一种更广泛，更富有同情心的态度进行报道。在赢得了这场不算大的胜利后，苏联就允许VOA，稍晚一些是BBC在苏联境内的传播畅通无阻。
到了1980年，苏联意识到弱小的西方共产党不是实施宣传的最好渠道。就在那一年，退役老兵、理论家的里斯·波诺马耶夫宣布了重心的改变。莫斯科开始寻求宗教和社会民主人士的支持与同情，事实上是寻求任何一个只要承认他有一个观点需要争论并愿意倾听的人的支持。这种做法的确是非常鼓舞人心，并已被融入俄罗斯的现行政策。
苏联人偶尔通过在西方国家中传播分歧，还激起了自己阵营内的公众情绪。事实证明这很难处理，尤其是东德的情况，因为东德和西德的民众可收看到相同的电视节目。通过电视节目西德的和平运动对东德的民众有很大的影响，而在匈牙利，民众因苏联在那里部署短程导弹而对政府施加巨大的压力。
伪装和外交
绝大多数的大使馆里都有武官。他们都被任命为外交官，享有外交豁免权。他们的职责都是公开单纯的，涉及联络、武器销售和采购。然而，他们中的一些人偶尔也会涉及低层次的间谍活动。他们会携带具有特殊用途的装备或器具的“清单”到他们的情报部门，而事实证明他们的确善于在禁地拍摄到秘密的特写镜头。尽管他们通过一些相对简单的方法得到的零星情报较为低级，但大量的此类情报对于专门情报分析家们则有很大的价值。
过去，苏联的武官和受克格勃命令行事的商务专员有密切合作。这些人有男有女，无一例外地都被任命为外交官，尽管他们的所作所为很少是在其明文规定的职责范围之内。根据70年代的一名中级苏联叛逃军官维克多·苏沃洛夫所言，在冷战的高峰期，平均一个苏联大使馆中有多达40％的工作人员是被克格勃直接雇用的，而另有20％则受命于格鲁乌(苏军总参谋部情报局)。尽管现在苏联已经解体了，俄罗斯依然有秘密间谍在行动(尽管数目已有所减少)，也依然在西方国家保留有间谍活动。
莫斯科充分认识到苏联也是外国武官进行间谍行动以获取情报的目标。克里姆林宫清楚它不能阻止这类小范围的，不受惩罚的领事级间谍活动。因此，它采取各种措施来确保泄露出去的情报是变质或没有什么特别用途的。
苏联尽最大的努力来掩饰工厂的产出，大量生产特别产品的工厂所在的地区对外国人保密。外交官不能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越过大城市的限定到其他地方旅游，如果他们这样做了，他们将受到严密的监视。
海湾战争中得出的教训
海湾战争中包含着现代战争史上最成功的欺骗计划之一，该计划体现了伪装艺术的所有因素。在完全保密的情况下联军部队的几个精锐装甲师穿过沙特的沙漠，向西移动，从一个完全出乎意料的角度进攻萨达姆·侯赛因。为支持这次联军行动所需的后勤工作非常复杂精细，也非常成功。
就在联合国一味地搪塞而萨达姆·侯赛因气势汹汹的叫嚣时，联军中美国的两个空降师和几个装甲师、英国的第一装甲师和法国的“幼鹿”装甲师被调往新的训练区域并最终抵达靠近科威特边境的秘密进攻地点。与此同时他们又因有能力绝对控制前线的新闻发布而得益。
后来，美国军方因为处理与媒体的关系不当而受到严厉批评(或许这有点不公平)。因为美国军方不理解记者们严格的时效性，于是一个互不信任的心理障碍便在媒体和军方的新闻发言人之间产生了。绝大多数的记者都聚集在受命室里以防错过每天的新闻发布会。只有一些精心挑选的(或者说是比较顺从的)记者被允许到达前线，而他们的报道，尤其是照片，则经过严格的审查。
联军的公共信息部下定决心绝不能出现意外的信息泄露。1982年5月28日，在福克兰群岛战役进行期间，BBC很不恰当的泄露了英军在绿鹅村和达尔文的前沿阵地，导致阿根廷大力加强了这一地区的部署。在海湾战争中当此类错误发生时，原因应归咎于官方渠道。举例而言，皇家军舰“加的夫号”的舰长有一次抱怨说，关于在海湾以北的一支小型扫雷舰队自南向北朝着海湾方向的秘密运动被国防部长一份简报中过早地披露出来，而当伊拉克的许多精锐的共和国卫队的位置被泄露给媒体时，五角大楼也陷入了极大的尴尬境地。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伊拉克对媒体更加开放。驻巴格达的西方各国传媒的记者都被指定了“新闻发言人”。记者们所有的报道在发布之前都必须先由“新闻发言人”过目。记者们可以要求去除了科威特以外的任何地方并在实际上享有活动自由。记者们不允许在一件事情发生后的24小时内发布实事报道，但在24小时之后该禁令便可消除。
不可避免的是，许多记者开始信任，甚至在有些情况下开始保护他们的“新闻发言人”，相信这些“新闻发言人”的表面之词。于是，当两架F－117隐形战斗轰炸机将两枚制导炸弹掷入阿米里亚中产阶级居住区的核增强掩体，导致大约300名居民，其中大多是女人和孩子死亡时，西方记者们便被邀请去视察这次大屠杀，他们自然是做出了鲜明的谴责。
根据联军指挥官们迅速做出的强调，该建筑就他们所知是一个军事指挥与控制中心。然而前往视察的记者们看不出有丝毫军用的痕迹，而他们似乎也没有再进行深入的刺探。平民死亡的人数之多，死状之惨，在全世界掀起了轩然大波。五角大楼徒劳地想平息日益增长的怒潮，他们分辩说萨达姆故意将平民移到那里作为人体盾牌。然而，关于死亡平民的图片在各地激起了如此大的民愤，想找替罪羊也无济于事。当第一批葬礼在巴格达举行时，阿拉伯国家的首都爆发了反美的示威游行。也有对苏联的谴责，《消息报》声称莫斯科“站在谋杀者的一边”。沙特和埃及外交官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华盛顿为了减少此类事情的再次发生，被逼在政策上做出调整。据说，将来平民的存在足以把一个原本合法的攻打目标变得不合法。
仅仅一天之后，一架英国皇家空军的轰炸机在原本想炸费卢杰镇的一座桥时，结果却偏离了目标，造成50名伊拉克平民死亡的惨剧。联军被逼承认被百般吹嘘的制导炸弹并不像他们一开始宣称的那样精确。许多人认为，正是这次的承认，再加上联军紧接着被逼做出的轰炸政策的调整，是导致地面战的重要原因。
并不是单单伊拉克在企图利用传媒。当地面战开始时，联军方面并没有告诉媒体说，地面战争将不包括从海上进行强大的进攻。于是，在海湾的美国陆战远征队便被经常提及，而海军对抗伊拉克小型舰队的行动也被大肆报道。
被瑙曼·施瓦茨科普夫将军描述为“大象背上的蚊子”的海夫吉战役，被许多媒体乱加报道。这些报道尽管在有些部分是消极的，但基本上未受到质疑并最终使萨达姆相信对他的地面部队的主要威胁仍然来自靠海平原一带。海夫吉本身是一个很小的，在战略上并不重要的市镇，靠近沙特－科威特边境。该市镇并没有设置长期驻防的部队，因此可想而知无论是哪一方发起大规模进攻都不能成为控制核心。
然而，就在驻利雅得的各传媒收到进攻该市镇的消息的几分钟内，有诸多的“分析家”撰文报道说地面战争开始了。被巴格达广播电台混淆事实的报道和明显不实之词所影响，再加上必须达成电视和新闻的最后期限，记者们杜撰了完全失实的报道，丝毫没有想到这些报道对国内民众的观点和士气所带来的影响。
当后来发现所谓的进攻只不过是个假象时，那些分析家们并没有就此放弃这个故事，他们继续将之描述为大规模战役，甚至将之报道成是敌人的胜利。
事实上是一个没有作战经验的、装备陈旧的伊拉克机械化团，以一个营作先锋开进海夫吉。当时该市镇没有任何防线，联军部队并没有占据这里。该地区的友军是受海湾合作委员会指挥的沙特和卡塔尔国民警卫队和海关官员。他们受命在该市镇及周围巡逻，报告敌人的行动而不需与敌交战。
当伊拉克的先头营开进海夫吉时，沙特和卡塔尔军队严格执行了命令，维持着良好的秩序。只有当萨达姆·侯赛因的军队开始用武力强占该镇，并且媒体也开始报道这是伊拉克的一次胜利时，联军才觉得有必要将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大炮和空军部队投入战斗。经过两天的艰苦作战之后，伊拉克有30名战士阵亡，42辆坦克被毁，另有500名战士被俘。然而，在某些“专家”的眼里看来，海夫吉之战最起码是伊拉克心理上的一次胜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