欺骗与人类的虚荣心·第三
作者：马克·劳埃·英国
出自————《军事欺骗的艺术》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关于特洛伊的陷落，我们除了知道它是被希腊人在公元前11世纪攻陷的，其余一无所知。至于诸神参与攻城和木马计的说法则纯属虚构。然而，特洛伊木马的故事对那些交战中的国家而言是一个有益的告诫，提醒他们不要因为渴望和平而放松警戒，从而被残忍的敌人欺骗。
征战十年之后，希腊盟军对特洛伊城的围攻陷入僵局。伊塔卡的国王奥德修斯，一位著名的勇士，便转而使用诡计。他命令士兵砍伐了大量树木并将这些木材运至希腊军队的营地。希腊军队建起了一座高墙，使特洛伊士兵无法看到希军的行动。然后，希军用木材做成了一个巨大的木马。木马腹内中空，足以容纳30名全副武装的士兵。木马装有轮子底座，并且故意造得又高又宽，难以通过特洛伊城的任何一个城门。
木马一经造好，希腊军方的统帅阿加门农就命令围城的士兵拔营，登上船只，驶向大海，留下了藏在马腹中的奥德修斯和30名最优秀的士兵。特洛伊人欢庆战争的结束和他们的好运。由于坚信木马会使他们的城市坚不可摧，特洛伊人拆掉了一段城墙，将木马拖至雅典娜神庙前的院子里。
当天晚上，当全城都在狂欢时，希腊舰队偷偷地返回岸边，在发出一个既定的信号之后，奥德修斯和30名士兵爬下木马，潜行过静悄悄的街道，杀了几个站岗的士兵，为阿加门农和希腊军队打开了特洛伊的城门。接下来便是一夜的血腥屠杀，特洛伊人尚在睡梦中，未及反抗便已身首异处。
3000年之后，另一个木马计在欺骗过于自满的敌军时同样取得了成功。1943年两名英国皇家空军军官和一名陆军军官挖掘了一条狭窄的地道，通过这条地道他们逃离了德国纳粹的第三战俘集中营。比较奇特的是，这条地道并不是从他们居住房间的火炉下面坚硬的地板开始挖掘的，也不是从浴室或任何其他的永久性建筑的地面上开始的。相反，这条地道开始于露天，距离电网不到40米处。
为了掩饰挖掘工作，这三个人制造了一只用于跳跃练习的木马。它有1.38米高，基座长1.5米，宽90厘米。基座四周是用60平方厘米的胶合板片做成，这些板片是红十字会为患者进行包裹时所用的。基座顶部用的是包着床单的木制床板，床单是用白色帆布做成的(这种帆布最起初是用于装来自英国的雪茄的)。在胶合板上刻出4个10厘米长，7.5厘米宽的窄缝以便于4个人能像抬轿子一样抬起这只木马。
这只木马一经造好，就放在酒吧里，德国人时不时地会检查一下。在第一个星期里人们像使用其他普通的木马一样使用它。有些人每天自愿花上两个小时进行跳马练习，时时故意当着哨兵的面将木马撞倒以示无人藏在里面。几天之后，在练习区挖了两个跳坑，表面上是便于跳跃练习者易于着陆，实际上是为了确保木马每天都固定在同一位置。
一周后，当哨兵对木马已习以为常后，它便被用以真正的目的。每当要进行跳跃练习时，一开始是一个，后来是两个挖掘者藏在木马中被带出去。一旦木马就位，跳马练习开始，他们就开始挖掘。首先垂直向下挖1米，而后向着电网的方向水平挖掘直至最后抵达。在跳马练习结束，木马挪开之前，地道的入口用松软的木板盖上并覆以灰沙使其与周围的练习区相似。挖出的泥土用临时凑合的，将旧裤子扎住裤管做成的袋子运走。
在逃跑前不久，木马跳跃者将他们的练习增加到每天两次，这对因饥饿而身体虚弱的人来说绝不是件容易事。经过4个月的挖掘后，到了10月底，这3个企图逃跑者被带到了地道入口处。一个在上午练习时带走，两个在下午带走。这3个人一就位就着手挖掘通往自由的最后几米。在黑暗降临之后，德军晨操之前将地表的出口打开。当德军发现3个人失踪时，他们已经安全地登上了火车，在前往汉挪威 [ c注：汉诺威? ] 的途中。这3个人都安全地回到了英国。
在这里用仅仅几段话来叙述这次成功的逃亡是不可能的。无疑这3个人是非常幸运的。地道在挖掘过程中至少有两次局部塌陷，其中的一个挖掘者因过度疲劳而住院一周。然而，他们的行为是机智多谋和大胆尝试的一个典型例子，尤其是在敌人过于自满，很容易将欺骗的表面现象信以为真的情况下。
虽然从被占领的欧洲逃亡的情况很少，从德国本土逃亡的情况更是罕见。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德国精神。战俘无一例外都是带着伪造或偷来的证件逃亡，他们所穿的服装很难经得住严格的检查。绝大多数的德国人都目光犀利，很容易挑出异常者。而后他们总是会以一种其他欧洲国家的人认为莽撞的方式提问，直至他们满意为止。许多战俘因在公共汽车或火车上与一名旅客交谈或在一个小村庄或小镇上被当地盘查而被拘押。当地部门因不满企图逃亡者所编出的谎言而向当局报告。调查与逮捕便会接踵而至。
赛克斯-皮科协定
并不是每个政府所采用的欺骗都那么体面。1916年夏，麦加的行政长官侯赛因率领他的军队公开反对土耳其人。协约国感觉这是个大好时机，便向他提供顾问，包括机智雄辩的T·E·劳伦斯，但在物质上提供的帮助很少。侯赛因率领军队独力战胜了麦加的土耳其驻军并占领了吉达，但在麦地那的防御工事前遇到了阻挡。
由于担心侯赛因会撤军或请求停战，英国和法国实施了可耻的欺骗。1915年外交官罗那德·斯托尔斯奉命向侯赛因提供了一个关于英国会支持其建立哈希姆阿拉伯王国的含糊保证。当侯赛因随后为他反对土耳其的冒险而要求一块巨大的领土作为回报时(这块领土包括在伊朗的边界，地中海岸和波斯湾之间几乎所有讲阿拉伯语的区域)，英法做出了他们同意的暗示。
事实上，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亨利·麦克马洪爵士接受了几乎所有的要求，只除了一点：叙利亚的大片土地将排除出去，在任何的最后协议中都必须考虑法国的利益。几乎是与此同时，英法之间签署了秘密的赛克斯－皮科协定。根据这项协定，上述所有土地将被划分为欧洲协约国列强的势力范围。
“蓝”区包括阿卡北部和大马士革西部，这部分属于法国的势力范围。“红”区包括沿着河谷从波斯湾直至巴哥达的大片土地，这部分属于英国。“A”区是一块包括霍姆斯、大马士革和太巴列的三角区域，“B”区包括死海东岸和约旦河谷，这两区虽然名义上独立，实际上分别属于法国和英国的势力范围。巴勒斯坦将沦为英、法、俄的共管区，而俄罗斯将据有包括君士坦丁堡的达达尼尔海峡地区。甚至是较晚参战的意大利都可以得到士麦那和南安纳托利亚高原。
在英法两国看来，向阿拉伯领导人(英法外交家们很难理解他们而且大都鄙视他们)所作的承诺毫不重要。侯赛因应该从协约国的胜利中得到一个王国根本未在考虑之列。有可能会成为他的臣民的人们也不愿这样。然而，英法保持着这个谎言目的就是让阿拉伯军队继续驻留该区域。在像劳伦斯这样的亲阿拉伯分子面前真相被隐瞒了。而那些没什么道德原则的人在早就知道这是个谎言之后，仍然积极散播该地区将独立的谎言。协约国从这次欺骗中所获甚多，因为这个诡计成功地导致在土耳其防线的后方新增了一个前沿。而阿拉伯人却没得到什么。土耳其人被驱逐出去，却又来了欧洲人，他们既不懂得阿拉伯人的生活习惯，也不赞成他们的愿望。
继续向前推进
在近现代史上有太多的军事指挥官犯下了自欺欺人的过失。他们因为一味地追求胜利而不能得出更准确的判断，甚至在一些情况下他们会改变真相来适应他们的理论。一战中几次大战役的损失惨重，但是有足够的证据显示，如果指挥官们当初听从下属的意见，以更加同情的态度来看待伤亡数字，不是那么盲目地追求“更进一步”的胜利，那么损失就会小得多。
到了1914年，所有的大国都或多或少地全线采用参谋部体系。普鲁士在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中成功地使用了该体系。但是，当该体系的结果与德国的社会或政治偏见冲突时，即使是高级指挥官也不能充分地发挥该体系的效用。
英军在第二次布尔战争中遭受了许多可耻的失败。然而在随后的几年里经过霍尔丹的重建，到1914年时，英军已是一个尽管小却强有力的战争机器。而德国无视这些改善，依然轻视英军，认为其纪律涣散，装备恶劣，确信一经交战就可使其葬身大海。而事实却大大不同。英国远征部队有10万多人，个个都具有很强的专业素质，由正在服役的士兵和重新回到现役的预备役士兵组成。在一战爆发的前几天，英国远征军偷偷地迅速越过英吉利海峡，进入比利时。当英军于1914年8月23日在蒙斯遇上正在推进的德国第一集团军时，无论在精神上还是物质上都已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当听说前进的道路为英军所阻时，冯·克拉克自欺欺人地认为他们不会有多大的阻力。他不顾部队机动的起码常识，没进行任何侦察，就命令德军以密集阵形快速前进。而英国士兵每人都能在300码的距离内，步枪瞄准后每分钟发射15发子弹。于是致命的子弹群发射入正在推进的、密集的德军阵形。尽管最终因为力量悬殊，英军被逼后退，但已经给了德军过于自满的参谋部一个有益的教训。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英国远征部队在压力重重，力量对比悬殊，几乎毫无重型火炮的情况下，进行了一系列的后卫战斗。8月27日英军在莱卡托参与了自滑铁卢以来最大的一场战斗。史密斯－多里恩将军带领已经精疲力尽的第二集团军打退了冯·克拉克率领的强悍之军实施的两面包抄。英军的损失巨大，但其坚强的战斗力使德军幻想破灭，不得不放慢推进速度，考虑改变战术。
必须承认，西线随后出现残酷的僵持局面，与其说是由于领土限制和武器战斗力的原因，倒不如说是指挥不利造成的。经常有高级指挥官不能判断出一次战役不会取得预期的效果，以及当常识表明敌人太过强大，我方无法取得突破时，指挥官们不能牺牲后备部队的情况，正是这些情况导致了大屠杀。
英军所遭受的最典型的一次屠杀是新沙佩勒战役。于1915年3月10日在新沙佩勒发动的第一次进攻计划周详，然而，该战役因为随后指挥不当，后续不足，于是德军便在仅三天的时间里重新建立了防线。
计划制定者承认他们犯了一个错误，却自欺欺人地认为他们已经改正了这个错误。而事实上他们并没有这样做。他们大致忽略了藏匿于前沿防线后800－1000米处的机关枪掩体的潜力。如此一来，当大量英军进入敌火力配置巧妙的阵地时，便难以解决面临的诸多问题。他们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德军由于意识到改变战术的必要性，采取了灵活的防御，设置了两到三条彼此相互独立的防线并配置了诸多的机关枪和炮火支援。在奥波斯山岭战役和1915年9月末的卢斯战役中，英军较为轻易地夺取了德军的防线，却被来自左翼的火力射杀了大片并遭到了英军枪支射程之外的德军重型火炮的猛轰。
1915年12月17日陆军元帅弗伦奇被解职，由黑格将军代替。事情本来是可以好转的，然而事实上却不是这样。和他的前任一样，黑格觉得机关枪是被过于高估的武器，坚持认为每个营不应配备超过两架。由于出身于骑兵，他坚信只有密集型攻击才能取胜。
黑格也相信突袭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当有人提醒实施突袭的因素已经丧失时，他却总是忽视这些意见。卢斯战役的第一天，英军相对占优势，当时指挥第一军的黑格却命令当时还缺乏训练，没怎么上过战场的21师和24师去进攻德军前沿防线后大约8公里处的第二阵地。
这个冒险不仅乐观得有些滑稽，而且违背当时所有的建议。事先准确预测出德军部署情况的情报部门警告他说，在进攻发动之前，德军可调往第二阵地最起码5个后备师的兵力。常识告诉我们应放弃第二次进攻。但是，如果这次进攻能够成功地打开一个突破口(黑格自以为这可以做到)的话，上述这些就将是此次进攻的成效。
于是，这两个师就在大白天，在既无烟雾弹的掩蔽又无集中的炮火支援下向前挺进，去进攻比战役刚刚开始时德军的前沿阵地防御都强的第二阵地。结果便是，两个师有去无回。
吸取的教训
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声枪响结束了。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具有毁灭性的一次战争。接近1000万人被炮弹炸死、毒气毒死、炸得血肉横飞、活埋或被机关枪射死；2200万人受伤或致残；500万平民死于饥饿、疾病和流离失所；另有1000万人死于战争导致的西班牙流感。二战的第一声枪响时，距离一战的结束尚不满21年。那次战火是人类史上夺取人们生命最多的一次。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20年里，科技与战术得到飞速的发展。1918年春，德军在“迈克尔”行动中成功运用的闪电战原则得到了发展并在海因茨·古德里安的磨练下趋于完善。闪电战的功效和德国想发动全面战争的野心已经不是什么秘密。1937年4月25日，德国纳粹飞行员在佛朗哥的支持下轰炸了西班牙北部的格尔尼卡镇，导致众多非战斗人员丧生。就在这一年，古德里安发表了他广为传播的用作教科书的《预备!坦克!》一书。在这本书里，他公开赞成创办在强大的空军和摩托化步兵支援下的独立装甲兵团。每个军都由精锐部队组成，经过严格训练，能以最小的损失渗透敌军防线。
英国，其次还有法国，在本世纪30年代后期曾固定地监视德军的无线电通信业务，必定对其坦克编队的创建早已有所了解。但是两国都忽视了这一绝对战争的最新而可怕的样式。相反，他们的领导人自欺欺人地认为没有什么变化，而且1917年打败德军的法国军队将保护英法免遭德军的侵略。
慕尼黑危机中英法政府被希特勒所欺骗的方式是可耻的，同样令人警觉的是当时两国的军方领导人被骗的方式，他们自欺欺人地在宣战前以及在宣战后的短暂时间里采取了几乎完全观望的政策。
在1929－1934年间，法国沿着其东部边境从卢森堡边界的隆维直至瑞士修建了一系列的堡垒，以当时的总理安德烈·马奇诺加以命名。该防线并未延伸到法国与比利时之间的边境，一则因为比利时的反对，二则因为有些法国战略专家认为德军不可能穿过丛林密集的阿登高地。
当战争在1939年9月爆发时，比利时与荷兰都坚决维持中立。这在政治上极不便利，因为它会阻碍英法军事策划者的任何一次合作行动。大约40万人的英国远征部队在经过英吉利海峡时被迫沿着法比边境修筑了一系列完全不能胜任的反坦克战壕。
接下来是将近9个月的对峙战或假战。英法联军并没有采取主动去企图实施一次突破，(这本来是很可能成功的)相反，他们驻扎不动。他们指望通过封锁政策、经济扼杀和防御堡垒来使德军筋疲力尽。而事实上，德军一天比一天变得强大。
联军的策划者只是争论着一次猛攻就可最终赢得战争，然而，他们却完全没有为这样一次猛攻制定方案。更实际一点说，他们继续自欺欺人地认为阿登高地对于大规模的现代军队而言是不可逾越的，从而拒绝在该地区部署更多的兵力。该地区只有9个师，其中仅有两个师算是兵力强大。希特勒和德军的最高指挥部充分认识到了联军的意图。德军被视为最高机密的方案制定了出来，从而对比利时和色当实施了一次闪电战攻击。事实证明，这次攻击非常成功。
在联军看来固若金汤的防线在迅猛的闪电战面前变得不堪一击。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冯·伦斯泰特的A集团军穿过了阿登高地，席卷了毫无准备且数量较少的联军，将火力向联军的后方倾泻。英国远征军和法军离开了侧翼，他们非常震惊地发现德军的坦克在他们背后，而不是在前线。
英军没有别的选择，只好后退。英国远征军的指挥官戈特勋爵率军向海边退却并开始实施早已制定好的大撤退计划。加来港因其长而坡度较缓的海滩而且最接近英国本土而成为理想基地。但德军正迅速推进，早在几天前就已开始的将人员运载上船的行动因德军的空袭而完全受阻，空袭导致许多人丧生。
“发电机”行动
形势很快就变得明朗：只有在敦刻尔克才有可能实施撤退。“发电机”行动，即将338226英法士兵从敦刻尔克沙滩上撤离的故事早已是广为传诵。若不是英国政府对它的法国盟军实施了大规模欺骗而且由阿道夫·希特勒本人亲自做出的一个滑稽的决定，这次大撤退将不可能发生。
1940年5月26日，希特勒命令他的装甲部队停止进攻并撤退。据说他是被(空军元帅)戈林的请求打动。戈林要求由纳粹空军来独立实施对英法联军的最后一击，以使空军独享胜利的殊荣。还有的说法是，一直到了最后时刻，希特勒都希望能与英国讲和，他认为对盎格鲁－撒克逊兄弟的这种大规模侮辱会使讲和更难。
不管希特勒的动机是什么，事实结果与他所料想的大不相同。戈林自欺欺人地高估了纳粹空军的潜力，他并非最后一次犯此类错误。德军在空中遭遇了来自英格兰南部基地的英国皇家空军战斗机的不懈进攻，并在一系列大规模的空中战役中暂时处于无效状态。与此同时，英国方面已下定决心要继续战斗下去，并在新首相温斯顿·丘吉尔的鼓励下变得一天比一天强大。古德里安花了两天的时间才终于说服希特勒改变想法，恢复了坦克攻击。但为时已晚，英军已加强了敦刻尔克周围地区的防御。
东线实施的欺骗
1941年6月22日上午3点，希特勒入侵苏联。斯大林的的确确大吃一惊，但他早就应该知道希特勒会这样做。英国情报机关已经长达数月地监视德军在东线的行动并使用了一切可能的间接手段来警告苏联领导人。有关即将到来的进攻的细节通过设在瑞士的‘露西’间谍网提供给苏联人民内务委员部。理查德·佐尔格，一个驻扎在东京的可靠的苏联间谍，在进攻发生的几周前就对克里姆林宫提出了警告。驻莫斯科的德国官员早已将他们的财物装箱并将其家属送回国。但斯大林却依然忽视了这些警告，认为这不过是英国企图破坏1939年8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拙劣计谋。在一个表示异议即被认为是批评且往往被置于肃反之列的氛围中，斯大林身边的顾问们无人敢与他争辩。
到了1941年夏斯大林确信与德国的战争不可避免，但同时他也清楚苏联军队的现状无法抵抗进攻。他的高级军官中超过35000人在1937－1938年间被肃反，以确保剩下的人忠心无二。在红军的所有24000辆坦克中只有27％可以作战，而且除了1500辆之外其余的都已老旧了。
斯大林计划在1941至1942年的冬季期间稳步建设他的军队，然而在那之前对比他强悍得多的邻国(德国)他必定是无力对付。他命令继续严谨地执行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条款，直到德军入侵的当天早上，苏联还继续用火车将粮食和油运往德意志帝国。
在重要关头，斯大林还命令苏联侦察机不要向德军过于挑衅。因此，德国纳粹为发动进攻所做的最后准备也未被苏军注意，即使是部署在前沿的苏军也未曾注意到。因此，他们在德军入侵的短短几小时内即被消灭。他命令兵力强大或久经训练的军队连象征性的抵抗都不许实施。当明斯克的将军向莫斯科报告该地区的所有大城市都受到德军的炮轰时，斯大林最老的助手之一——国防部长铁木辛哥元帅命令他不得采取报复性行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不许他部署炮兵，也不许他派侦察机到德国边境60公里以后实施侦察任务。这种反应真是滑稽。绝大部分的苏联飞机在地面上就被摧毁。巴普洛夫的部队全线撤退。
到1942年春斯大林从“巴巴罗萨”行动的震惊中清醒过来又恢复了轻松的心情。他无视所有的证据，坚持认为莫斯科是纳粹的主要攻击目标，即使当纳粹“蓝色”行动计划(关于德军即将发动进攻从而深入乌克兰和高加索地区)已落入他手时仍不改初衷。特大装甲集团军的指挥官格奥尔格·施图姆将军受命在进攻中发挥主要作用。在德军发动进攻的11天前，他向下辖三个师的指挥员下达简令时违背禁令，发布了详尽的书面计划。而当参与此次行动的23装甲师指挥官赖歇尔少校所搭乘的轻型飞机失事坠毁时，该计划的一个副本便落到了苏联人手中。
该计划表明了德军作战的顺序及关于他们将首先进攻何处的细节。然而，当该计划呈交给斯大林时，他认为这份与他自己的观点(莫斯科在德军即将发动的进攻中是惟一的目标)完全相反的材料是“故意捏造出来的证据”，因而置之不理。施图姆被军事法庭判决入狱，尽管后来又恢复了职务，但不能发现自身存在缺点的斯大林当时无疑在他的将军队伍里找了个替罪羊。
希特勒在“蓝色”行动开始之前，他在东线的兵力并不强大。在该地域的160个师中只有8个师完全胜任实施进攻，48个师可以进行有限行动，73个师只能进行防御，还有29个师装备过于陈旧甚至不能自保，剩下两个师则完全没有作战能力。东线的德国陆军不满50万，且正在遭受巨大损失，而与此同时苏军正日益加强。苏联红军的装备和士气都比德国预估的要强得多，人力和物力的后备也比预估的多得多。
对于任何一个缺乏希特勒式自信心的领导人来说，上述因素会严重影响发动一个春季攻势。但是希特勒下定决心要夺取高加索的油田和乌克兰丰收在望的粮食。正是经济需求使希特勒对他的将军们的良苦告诫无动于衷。
1941年12月，希特勒任命自己为德国陆军最高指挥官，他下定决心要通过实施他自己的作战计划来显示他的权威。他命令“蓝色”行动将发动钳形攻势，一支队伍从东线向斯大林格勒方向挺进(虽然不是以该城市本身为目标)，另一支队伍则从南线向高加索地区进攻。他的战略专家们争辩说这两支兵力相距太远，不能相互呼应。而希特勒全然不顾这一建议，相反他认为这样做可将苏军隔开，使苏军无法阻挡任何一路进攻。
为了实现他的伟大目标，希特勒命令实施一个大规模的机动计划，该计划将使德国东部战线上超过一半的兵力投入此次作战。“蓝色”行动初期的胜利应主要归功于斯大林拒绝接受这次行动不是佯攻的事实。他不理所有的建议，认定莫斯科是纳粹的主要目标。一直到了7月的第二周，还是没有任何针对莫斯科的进攻，此时斯大林才开始采取防御行动。他命令南部的军队退回到顿河的防御阵地来避免被合围并坚守伏尔加河。推进中的德军很容易就攻城略地，战俘却所获不多，希特勒完全忽略了这一点，这使他后来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希特勒坚信“蓝色”行动已经取得了全面的胜利，这导致他违背所有的军事经验面对原计划做了灾难性的变动。他将5个师从克里米亚调往列宁格勒并加派两个精锐师到法国。他的将军们不赞成他那样做，而他坚持认为那里正遭受联军的入侵，情势危急。与此同时，他将推进的范围向南扩大到高加索，命令原本与第6集团军一起向斯大林格勒快速推进的霍特的第4装甲军转向顿河方向。
如果第6集团军照原定计划行动，则很可能在基本没有抵抗的情况下占领斯大林格勒。等到希特勒再次改变命令，派霍特回攻斯大林格勒时，斯大林早已在该城周围组织了一个强大的防线并命令不惜一切代价守住斯大林格勒。希特勒政策的愚蠢性在此表现得非常明显。因为将军队部署得过于疏散，指定的目标之间又相隔几百公里，希特勒丧失了主动性，给了红军重新编组的时间。希特勒这样做实际上一手导致了德国的最后灭亡。
1942年8月23日，德国第6集团军在南部的第4装甲集团军的支援下发起了斯大林格勒战役。他们的目标并不像希特勒自欺欺人地所认为的那样容易达到。这个拥有50万人口的城市所处的位置非常有利于防御。它设在南部的众多的工厂企业被迅速地改装成堡垒，而位于市中心的100米高的马马耶夫·库尔干公墓则提供了天然的庇护所。向南更远一点的地方有60米深的查理查河大峡谷，该河是伏尔加河的支流。斯大林格勒所有的人口要么被疏散，要么被动员战斗至死。斯大林格勒可以通过伏尔加河得到供应(虽然有些困难)，而德军的供应只能通过一条铁路线勉强维持，完全不能满足当时的需求。
在杰奥尔吉·朱可夫(他在一年前曾策划莫斯科的防御)的全面指挥下，苏联人民开始采取长期抗战的战略，而斯大林格勒则是一场巨大的军事陷阱中的诱饵。瓦西里·崔可夫将军所率领的62军受命不惜一切代价守住斯大林格勒，为此他们将得到足够的人员与供应。与此同时，在不为希特勒所知的情况下，苏联在北部和东南部悄悄地进行大量的后备储备。
短短两个月之内，朱可夫就有了100万人力，13500挺重机枪，900辆坦克和1100架飞机可供调遣，已经做好了关闭陷阱的准备。1942年11月19日到20日的晚上，苏联4个全副武装的集群对斯大林格勒的南部和北部发起了大规模的钳形攻势，切断了负责保护德国通信线路的罗马尼亚、匈牙利和意大利部队。在48小时的时间里冯·保卢斯的部队就被完全包围了。德第4装甲集团军从南部勇敢地赶来企图救援保卢斯，却为苏军所阻。他们进行了一场血战，结果无法推进，而这逼使冯·保卢斯和第6集团军只有两个选择：要么突围，要么被歼。
冯·保卢斯请求允许他撤退，希特勒拒绝了这一请求。相反，他接受了戈林的建议，即为第6集团军提供空中供应。11月24日希特勒通知冯·保卢斯：“我将在我的权限内尽一切可能来充分满足第6集团军的供应，并在方便的时候使之撤退。”
空运投人了使用，但情况很快变得明朗：戈林的许诺只不过是个幻想。第6集团军每天需要165架飞机投送的燃料与弹药和75架飞机投送的食物才能维持下去。然而德国纳粹空军却已将其绝大部分运输机投往北非战场。只有在古姆拉克和皮托姆尼克的两个机场可用，然而它们位于距斯大林格勒市中心24公里的地方且极易受到苏军的攻击。纳粹空军在勇敢地企图供应其地面上的兄弟时吃了很多的苦头，然而地面上的冯·保卢斯所得到的供应从未超过每日需求的一半。而且有很多次因为大雾天气纳粹空军根本无法飞行。
斯大林格勒之战德军的情况日渐恶劣。然而在德国本土，第6集团军的困境却无人关心甚至被否认。当希特勒的联络军官通过无线电报告第6集团军即将被摧毁时，戈林却对这份报告不屑一顾，认为这不过是苏军的宣传，是发报者被苏军俘虏所至。自欺欺人的最后一次放肆是德国的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在圣诞节要斯大林格勒的驻军向他们的家人传递假信息，企图证明一切都还良好。
苏军于1月8日向冯·保卢斯提出了投降条款，然而，出于对元首的信任，这位德国将军选择了继续战斗。但是直到机场都被苏军占领时，希特勒仍拒绝承认第6集团军的困境，坚决不许投降。1943年1月30日，他将冯·保卢斯晋升为陆军元帅。他的意图很明显：在德国历史上还从未有一位陆军元帅投降的。在希特勒的预料中，冯·保卢斯只有两个可能的选择：战死或自杀。然而，这位元帅并没有选择其一。2月2日，在弹尽粮绝而且绝大部分阵地已失守的情况下，冯·保卢斯命令第6集团军投降。
由于希特勒的顽固，坚决不许冯·保卢斯撤退，这使他失去了30万士兵。冯·保卢斯和99000名幸存者被投入监狱。后来只有5000人活着回到了德国。希特勒指责冯·保卢斯是“一个没有血性的懦夫”，因为他宁愿被俘入狱也不愿自杀。这位陆军元帅在苏军的监狱里开始反对纳粹，组织了军队的反对派并通过广播号召他从前的战友们背叛。他在二战结束后又在苏联呆了几年，于1953年回到东德，成为东德军队的顾问。
蒙哥马利的分身术
1939年9月，克利夫顿·詹姆斯自愿回到了军队。一战时他是步兵二等兵，在1916年的一次战斗中受伤，失去了一根手指。一战和二战期间他成了一名演员，虽然在西海岸的舞台上不是非常出名，却也参加了许多成功的保留剧目的演出。他理智地认为，陆军应该会用得着他的戏剧表演才能。然而，他被编入了英国皇家陆军财务队。
詹姆斯没有抱怨而是认认真真地去从事一项工作，尽管他承认这项工作的确是令人枯燥的例行公事。1944年初，为了改善军队的单调生活，他志愿参加了皇家陆军财务队的戏剧组，为伦敦的部队进行周日演出。当他在喜剧剧院演出时，一个来自《新闻大事记》报的记者因为注意到他和蒙哥马利的相像而靠近他。詹姆斯同意头戴与这位将军所戴一样的，非常显眼的皇家坦克兵种贝雷帽，以敬礼的姿势让这位记者拍照。
詹姆斯对这个小插曲并没有多想，直到3月14日，这张照片出现在这家报纸上并配以“令全场绝倒的人”的标题。詹姆斯为此坐卧不安，担心有人因他擅自模仿而狠加训斥。然而并没有人找上门来，他也就把此事忘了。他却不知这张照片被军情五局注意到并存了档。
几周之后，詹姆斯被传召到伦敦去见负责陆军电影摄影的戴维·尼文中校和军情五局的莱斯特上校，谈到了他与蒙哥马利的相像以及他冒充这位将军，别人即使在近处也难以发现差异的可能性。而后他被调往执行“特别财务职责”的部门(该部门在皇家陆军财务队并不存在)，并遵命加人到蒙哥马利将军驻朴次茅斯的大军中。为了减少被人刨根问底的可能性，詹姆斯当时的身份是情报部队的中士。尽管他们允许詹姆斯将来可恢复他在伦敦时的军衔和徽章，这已埋下了混乱的伏笔，詹姆斯勇敢地克服了这一点。
詹姆斯在蒙哥马利身边呆了两周左右的时间，无论是在他的司令部，还是当他在苏格兰北部休假的时候。在这段时期他学习模仿这位上司的言行举止，达到了几乎乱真的程度。后来，他那在1916年的索姆河战役中失去的手指也被复制了。
一切准备就绪后，詹姆斯身着将军制服经由直布罗陀飞往北非。他无论到哪里都没实施严格的保安措施以故意让人跟踪。他自皇家空军的诺斯伍德基地起飞的行程被故意泄露出去并让媒体大量拍照。他在直布罗陀短暂逗留，作为总督的客人(他是少数几个认识到这是个骗局)，被许多对纳粹持同情心的西班牙人亲眼目睹。他甚至被介绍给两个已知与纳粹的反间谍机关颇有关系的西班牙高级官员，他们亲耳听到他思虑不周地大谈“303计划”。
这个计划完全是杜撰的，但这两名间谍对此却深信不疑，以致于德国情报机构此后花费大量资源企图得知该计划的秘密。(真相大白后，这两名间谍在被传讯去德国接受纳粹的惩罚前改变身份逃走了。)
詹姆斯从直布罗陀去了阿尔及尔，在那里他的身份受到了至少两名意大利间谍和一名来自法国外籍军团(众所周知该军团为德国所用)的前少校的仔细检查。只有一次他觉得危险。在直布罗陀的时候，他被迫冷落一名曾经忠心耿耿服侍蒙哥马利将军多年的仆从。德国最高司令部被这个通过地中海实施入侵的观点所迷惑从而在巴尔干地区部署了大量精锐部队，而在很早以前他们就该明白盟军的利益关注点在北欧。
詹姆斯在北非一直待到诺曼底登陆以后。他后来以皇家陆军财务队中尉身份返回故里。他的归程自然比他当初以将军的身份去非洲的旅程辛苦一些，也没有当初那么奢华。根据他自己的意愿，詹姆斯回到了他原来驻莱斯特的皇家陆军财务队中的职务，回到了他挚爱的妻子身边。当初他有数月的时间被禁止与她联系。
“集市－花园”行动
在二战中英国方面也同样存在自欺欺人的情况。到了1944年夏战争的结果已是无可辩驳，盟军方面取胜只是个时间问题，他们已经很迫不及待了。当蒙哥马利建议将他的英军第21集群和布雷德利所率的美军第12集群合并为一个拥有40个师的大集群，向北部挺进，穿过敌军的防御阵地，直插德国的心脏部位时，艾森豪威尔否决了这一提议。
蒙哥马利有些失望但并没有气馁。他制定了一个更加冒险的计划。他认为，通过夺取荷兰边境和莱茵河下游之间的一系列桥梁，英国第二集团军将可通过荷兰直冲德国北部平原。英军有能力完好无损地占领三条河流(马斯河、瓦尔河和莱茵河下游)和两条运河(据荷兰边境30公里的威廉敏娜运河和在它北面15公里处的南威廉斯运河)上的5座主要桥梁。
命令一个空降师着陆在艾恩霍德芬和于登之间30公里的范围内来保护两条运河桥梁和它们之间的公路的安全。再将一个师部署到位于赫拉弗的马斯河桥和位于奈梅亨的瓦尔河桥。此外，英国第一空降师将担负最艰巨的任务，那便是在阿纳姆着陆来确保莱茵河渡口的安全。
关于“集市－花园”行动的计划在仅仅6天内就完成了。“集市”指的是空降部队的行动，而“花园”则指英国第2集团军的跟进。正是在这段时间之内英国情报机构开始了一系列的关键错误。他们根本忽视了起码的客观性，只看到他们想要的，并提交了一系列报告陈述敌人沿着既定路线的行动无足轻重。
30军为给第2集团军的前进扫清道路而一路紧追的敌军，据报告仅包括6个步兵营，只装备了少量的轻型大炮和装甲车。来自荷兰抵抗部队的初期报告显示，有6个营的兵力驻扎在奈梅亨地区，缺医少药。另外有一些没什么战斗力的装甲部队驻扎在阿纳姆周围，正在修整和重组。
第21集群的附带情报机构报告说，该地区的所有敌军都没什么战斗力，缺乏装备，士气低落。贯穿该行动的早期阶段，第21集群都坚持认为荷兰的南部和北部地区并无敌军的重兵把守。
他们是如此乐观，以致于当荷兰的抵抗部队呈上更新的报告，表明配备装甲车的党卫军部队驻扎在阿纳姆附近时，无论是30军还是第21集群的情报人员都拒绝认为该报告可靠。就在着陆即将开始的两天前，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主管情报部门的肯尼斯·斯特朗(子爵)少将向盟军最高司令部的参谋长艾森豪威尔将军 [ 注：瞎扯，懒得改了。 ] 报告说，德军第9和第10党卫军装甲师在阿纳姆地区。他们都已从诺曼底撤退，正在修整。他们的战斗力的确是比较弱，但即便如此，轻型装备的伞兵部队也不是它的对手。
史密斯将这一情报呈给艾森豪威尔并建议他再派遣一个空降师在阿纳姆地区着陆。艾森豪威尔在将这一决定下达给统率第21集群的蒙哥马利将军时进行了周密的思索。当史密斯到蒙哥马利驻布鲁塞尔的司令部与他进行面谈时，这位英国将军根本没把他的担忧当作一回事，断然拒绝对他的计划做任何改变。
当“集市－花园”行动的规划达到最后阶段时，第21集群、第2集团军和盟军第1空降军的情报人员越来越确信，阿纳姆地区的敌军兵力只有一个旅左右。如果当初他们没有这样认为，则整个行动可能会推迟甚至会取消。
第1空降师并未参加诺曼底登陆。它曾进行了精心的训练而有极强的战斗力，但因为受命不得行动有可能丧失战斗力。它已准备就绪，可接受任何行动，不会允许一些悲观主义者的“如果…”和“但是…”扰乱它的战斗决心。
但是在第1空降军司令部中，有一个人不允许普遍所持的乐观看法冲垮他职业性的客观观点。布赖恩·厄克特少校，总参谋部的一名情报军官，认为阿纳姆地区正有大量的装甲车集结。他得到了荷兰抵抗部队的报告和航空侦察照片，证实了他的想法，他进一步命令在报告中所提及的装甲车集结区域飞一个低架次从较低的海拔拍摄侦察照片。
结果，他得到了5张低倾斜度的、清晰显示出伪装后的坦克的照片。他将这些照片迅速送到‘少年中将’布朗宁手中。但这位军司令员并不重视这些照片，对厄克特的担忧不屑一顾。当这位少校进一步坚持时，他被调离工作岗位，并被诊断为神经焦虑，尔后返回了英国。
阿纳姆战役是英国军事史上最著名的失败。几乎从一开始，“集市－花园”行动就是过于自满的行动。进攻奈梅亨桥的美国第82空降师遭遇了出乎意料的坚决抵抗，受阻的时间远远超过他们的预期。此后攻击布赖恩·霍罗克斯中将第30军的防护装甲师的坦克几乎是自杀性地沿着一条实施防御战非常理想的道路向前推进。
盟军从阿纳姆战役的失败中学到了许多有益的教训。过于信赖初期的航空侦察照片，再加上没有完全掌握体视技术，导致了对地面情况的估计不准及空投和着陆地点的选择错误。考虑到第6空降师在诺曼底登陆期间所吸取的教训，让跳伞部队在距离目标13公里处着陆简直就是神经错乱。该师内部通讯完全不足，各级指挥官与他们的部队都联系不上。直到行动的最后阶段几乎没有有力的空中支援，而为地对空无线电接收装置提供的错误元件则意味着空中再补给无法转到其他的空投区，因为规划者从一开始就将其规划超出了应有的范围。总而言之，行动计划者不能估计到敌人的真实兵力和部署是这次行动失败的关键。
阿纳姆方面“集市－花园”行动的失败并不会有损于空降部队的出色表现。英国第1空降师和波兰第1空降旅当初受命对抗不足一个旅兵力的、战斗力不济的敌军部队并守住阿纳姆桥48个小时。而事实上他们对抗了两个久经沙场的装甲师并坚持了9天。所有在阿纳姆空投或着陆的10005名伞兵中有7578人牺牲、受伤或被俘。剩下的最后被迫撤过莱茵河，但桥梁被毁，阿纳姆落入敌人手中。
敌军方面也犯了自欺欺人的错误。英军着陆完全出乎德国最高司令部的预料。陆军元帅莫德尔曾经设想过第2集团军渡过马斯河，插进鲁尔区，却完全没有料到对方会在莱茵河西岸使用空降部队。当伞兵开始在他的司令部所在的奥斯特比克地区着陆时，他以为这整个行动是为俘虏他而实施的。如果他和他的参谋长克雷布斯将军不是反应迅速并急忙逃到阿纳姆安全地域的话，他们俩可能会成为布朗宁将军的首批俘虏。
在阿纳姆战役进入最高潮时，一整套表明英军企图和作战命令的计划在一架失事的滑翔机上被发现并被立即呈送到德军司令部，然而那里的人们并没有把它当作一回事。他们争辩道，英国才不会愚蠢到将整套秘密计划带到战场上去!
阿登攻势
尽管盟军方面在阿纳姆失利，到了1944年底战争的趋势已是不可逆转地对德军不利。在意大利盟军已准备向罗马－里米尼一线推进，而在西线盟军则已逼近莱茵河。
就在此时，希特勒看到了一线生机。集结在欧洲西北部的盟军部队是通过安特卫普港来供应的。如果像1940年一样故伎重施，从阿登发动攻势，则装甲部队可以越过马斯河，到达安特卫普，从而将英美军队分割开来。这次冬季攻势由于布尔格战役而知名，投入了4个集团军和3个特别部队，其中包括由奥托·斯科尔兹内秘密征募的一支突击部队。
这支突击部队将在行动实施的当天及以后迷惑敌军。行动实施的时间定在12月16日早上5点30分。在整个行动中速度是至关重要的。预估，装扮成美军的(其中有一部分人身着宪兵服饰)的突击队员们在渗入敌军后不仅会制造恐慌，而且还要确保装甲部队向前推进的道路通畅。
为了实施此次欺骗，斯科尔兹内征募了两个营的人员。志愿者必须符合要求，即头脑机警，身体健壮。他们都经过了徒手格斗的训练，会讲英语并具有美语方言的工作知识。斯科尔兹内最终挑选了10名精通美语，包括方言的，30名英语掌握很好的，150名能听懂英语的和大约200名能听懂一些词组的志愿者。
这些突击队员经过削减，最后组成了一支由160人组成的队伍。他们被分散到各个部门进行以下三种使命：破坏活动、侦察活动和渗透活动。他们的任务是通过改变道路标志、挪动地雷区指示物、散播谣言、假情报及发布扰乱性命令来在敌军中制造混乱。在可能的情况下，他们将截取敌军的无线电信号，在网络中发布制造混乱的反命令。
为使此次欺骗更加逼真，“150坦克旅”尽可能地配备了缴获和伪装的敌军装备，假装成因德军的推进而四散溃逃的美国装甲部队。
然而，尽管这些突击队员的存在无疑使美军中一些缺乏经验的人员神经紧张。但他们在整个战役中却没起太大的作用。一个美国坦克营被骗走错了方向而一个步兵营则被骗从它已占领的村庄中撤退。电话线被切断，一个弹药库被炸。在被派出的9个分队中有7个分队成功地渗入敌军内部，其中有一支分队抵达默兹河。其中一个被俘虏的分队(由艾因哈特·斯泰劳带领)的突击队员经过军事法庭的审讯后被枪毙。
海上作战
在二战的早期阶段，英国的海军密码和密码电报很容易被渗透。早在战事爆发之前，德军潜艇就已设立了“侦察部门”，该部门很小并与其他的德国密码破译部门没什么联系。但是它所取得的一系列胜利与其本身的大小完全不成比例。
当战争最终爆发时，“侦察部门”使德国海上武装快船可以避开英国的主力舰队，避免德国重型船与占优势的英国海军巧遇，对英军舰队实施突袭并于1940年6－8月间在斯卡格拉克海峡帮助击沉了6艘英国舰艇。令人惊奇的是，英国皇家海军完全不知道德军的侦察能力已达何种程度。相反他们自欺欺人地认为遭此损失只不过是他们运气不好。即使到了1940年7月，当德国商船“亚特兰蒂斯”号获得一份英国商船通用的对盟国商船广播密码和一系列的复式加密一览表时，皇家海军情报部门依然不能将此与越来越多的德国潜艇所取得的胜利联系起来，没对密码做任何的改变。
德军越来越熟练地运用伪装猎潜艇或武装商用巡洋舰。英国的商用巡洋舰是在战争初期匆忙中投入现役使用以提供运输护航的巡航班轮。德军的商用巡洋舰则不同，它们是伪装成商船的武装快艇，专用来诱骗和击沉真正的商船。其中最具有迷惑力的(这一点存在争议)是被德军在1941年俘获的一艘前英国蒸汽船“斯佩班克”号。该船后改名为“多格班克”号，由保罗·施奈德温德担任船长。该船装备有布雷设施但从外表看来依然是一艘英国商船。它被挑选出来实施代号为“KO”的行动，在开普敦港秘密布雷。
从外表的任何一个方面看来这都是一艘清白的商船，于是它被允许平平安安地驶入港口，在成功地布雷后离开时也未受到任何盘查。盟军的大意使他们此次有2条船被击沉，3艘严重受损，200人伤亡，供应线遭到严重破坏，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才修补好。
接下来，在附近的厄加勒斯浅滩布雷时，施奈德温德又成功地骗过英国海军两次，一次是被轻型巡洋舰“英国皇家海军舰艇德班”号盘查，另一次则是被武装商用巡洋舰“英国皇家海军柴郡”号盘查。
在晚上当“德班”号靠近时，施奈德温德一开始没认出来，就对加密询问做了回应来显示自己的身份。幸运地是，英国商船向来是以回应密码信息极为糟糕而恶名远播。于是德国战舰就用明语将信息重复了一遍。当施奈德温德用信号灯打出“莱沃恩班克”号自纽约至德班时，这艘在对抗日军的作战中受伤严重的英国巡洋舰已经不再有作战能力，它觉得没有理由怀疑这艘商船所编的故事，于是祝它夜航愉快就各自分道扬镳了。
第二天，当面临“柴郡”号探询时，施奈德温德宣称是“印沃班克”号自蒙得维的亚至墨尔本。“柴郡”号当时正运载一大批军用物品去中东，觉得没有必要去怀疑什么，于是就挥手放行了。
英国军舰如此容易受骗，不应该解释为船长的疏忽。较大的德国快艇非常有威胁性，靠近它们时必须非常小心。对于只有一门大炮可用的伤船“德班”号和装备既低劣又超载的“柴郡”号而言，它们绝对是强劲的对手。
大约4个月之前，即1941年11月19日，一艘澳大利亚巡洋舰“澳大利亚皇家海军舰艇悉尼”号盘问一艘独行的商船，得到一个含糊的答复，于是就向它靠近到2公里以内想查问得更清楚明白。“悉尼”号为此次疏忽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这艘伪装商船其实是德国所有伪装的海洋快艇中最大的“科尔莫兰”号。它击沉了靠近的“悉尼”号。尽管“悉尼”号已遭受到致命的创伤，它的大炮依然发挥作用，在它爆炸之前，在近距离内击沉了“科尔莫兰”号。澳大利亚舰艇上的船员无一生还。本来皇家海军对此次战况毫无所知，直到“科尔莫兰”号上乘救生艇逃命的几名船员到达澳大利亚西部海岸被俘虏时，透露了这个消息。
1942年3月3日，出于命运的嘲弄，施奈德温德的大胆终于撞上了煞星。“多格班克”号被德国U－43潜艇击沉。该潜艇严格遵守命令，没有企图去打捞幸存者。有许多人死于重伤或海上。船上近200人仅有一人活了下来可以向人们讲述这个可怕的经历。
二战期间英国组成了相当数量的海军编队来实施常规海军作战范围之外的特种任务。这些编队由非常规作战副处长弗兰克·斯洛科姆上尉来指挥。他在1937年曾被调派到军情六局，但在1940年又“返回”海军情报部门。这些编队包括一个专门用来欺骗敌人关于在哪里登陆的小分队；一个稍大一些的分队，其队员的任务是渗入和偷偷离开敌军部队；还有另外一些出入敌占区的人员。
然而，尽管这些出入敌占区的人员拥有巡逻快艇可供支配，他们仍然在可能的情况下使用改装后的法国或比利时渔船，这些渔船有很多在敦刻尔克大撤退中为输送难民发挥了作用。第一艘被征用的民船是布列塔尼的一艘拖网渔船，此船随后在新港被用作巡逻艇，并被登记为N51号(新港51号)。该船被送往法尔茅斯进行改装，此后又被秘密地移往锡利群岛的锚地。在那里，N51号涂上了法国的船旗，并被登记为一艘捕捞金枪鱼的渔船，这是在布列塔尼的孔卡诺地区凭借德国执照沿海捕鱼的典型做法。船上的志愿者包括2名军官和6名士兵，他们都装扮成当地的法国渔夫。然而，为防被俘，他们又都携带了英国身份证。“N51”号上装有无线电设备，可以接收到秘密行动指挥部门的通信并备有一些手枪和一个反坦克武器装备，以便在必要时摧毁德国盘查巡逻艇的发动机。
“N51”号的第一个使命是与一个小渔船联络并将吉尔贝·雷诺——一名法国间谍接上船。当时雷诺已乘飞机回到法国去疏散他的妻子和孩子。不仅此项使命得以成功完成——他的妻子和4个孩子都被安全地撤出，而且还证明了一件事，即在被占领的欧洲依然可以维持一条固定的通信线。在“N51”号停留法国水域期间曾经遇到许多真正的渔船(并不是所有的渔船都是同情盟军方面的)和许多德国巡逻艇，但从来无人怀疑它，从表面看，“N51”号在被允许的水域的打鱼，没有什么理由可以怀疑它的动机。一旦精心策划的骗局和敌人的大意相结合，便可证明是一个有力的武器。
后来，又有2只渔船和1只小型摩托鱼雷快艇(该快艇被改装成一艘布列塔尼渔船的样子)参加进来和“N51”号组成了一个小舰队，称为沿海巡逻舰队，尽管这几艘船在海军名单上只是摩托渔艇。这几艘船轮换使用，一直坚持到欧洲战争结束，通常是在无月的夜晚每月行动一次。
空中战争的谬误
1917年5月，德军一个“哥达”轰炸机编队轰炸了福克斯通的海滨小镇肯特和附近位于肖思克利弗的军营，造成95人死亡，175人受伤。匆忙之间勉强拼凑起来的74架英国飞机使命实行拦截，仅仅击落了一架敌机。三周之后，在6月17日，21架“哥达”发起了第二次日间攻击。其中7架轰炸机进攻肯特和埃塞克斯小镇，其余14架则以钻石队形去进攻伦敦，造成162人死亡，432人受伤。在7月7日发起的第三次进攻则造成65人死亡，245人受伤。
这宣布了战略性空中轰炸的开始，即使不是在英国全体国民中，最起码在政客和传媒中造成了恐慌。英国首相劳合·乔治与斯马茨将军组成了一个二人委员会来研究英国空军的出路。结果由斯马茨单枪匹马，在陆军和皇家空军军官的帮助下进行了一次调查。他在1917年8月17日完成的报告成为皇家空军创建的理论基础并产生了一批“专家”。他们认为未来战争的胜利将依赖空中作战而不是地面作战。
15年后，英国政治家斯坦利·鲍德温认为“轰炸机总是可以达成目标”。赞成这一观点的人以1917年“哥达”轰炸机造成的恐慌和1918年协约国大肆轰炸德国作为例子。随着轰炸机体积和使用范围的扩大，争论越来越激烈。一个经历过轰炸已经被吓坏了的民族会逼迫其政府在地面部队采取行动之前谋求讲和。以空军参谋长体·特伦查德爵士(后来成为勋爵)的话来说，“对空军而言，要打败一个敌对国家，没有必要先打败它的武装部队。”
人们争论说，如果皇家空军当初对敌国也造成了如此大的损伤，则敌国便会在国内掀起浩劫。1937年英国政府一份秘密预告宣称英国在与德国开战的第一周内便会造成15万平民的伤亡，人们后来欣慰地发现这份预告实在是过于悲观了。从1936年到1937年12月，当英国将战斗机作为重中之重时，英德两国空军展开了疯狂的相互竞争，尽可能地生产大量的轰炸机，他们荒谬地认为单凭此一项便可决定战争的胜败。
1939年9月，英国将608架战斗机投入一线，对抗纳粹空军的1215架战斗机，以536架轰炸机对抗敌军的2130架轰炸机。很快形势就变得很明显：这些飞机并不能冲过敌人的前线并严重破坏其后方经济。1939年12月18日，24架“威灵顿”轰炸机攻击了德国在威廉港的海军基地。敌人的防御系统反应太慢。德国“弗蕾雅”雷达早在这些飞机距离轰炸目标50公里处就已捕捉到信号，却被人们误认为是一群海鸥。纳粹战斗机在遭到袭击后匆忙起飞，尽管如此也有14架轰炸机被摧毁。
到了1940年春，轰炸机司令部认识到在日间进行没有护卫的袭击的自杀性质，于是改为夜间作战。在5月11日至12日晚，英军又对莱茵河西岸门兴格拉德巴赫的铁道联轨点发起了一次进攻。4天后的夜晚英93架轰炸机又攻击了位于杜伊斯堡的炼油厂和高炉。1940年8月25日至26日的晚间，英国为了报复纳粹对伦敦的轰炸，对柏林展开了第一次空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初对伦敦的进攻绝对是违反纳粹的标准作业程序的。
空袭柏林的消息大大激励了英国人。国内报刊上充斥着对德军造成灾难性损失的报道。然而，事实上却大不相同。航空侦察照片反复显示此次空袭并未对预定目标造成什么损伤。1941年7月的巴特报告承认只有三分之一的飞机将炸弹投掷在距离命中点8公里以内，但对于防御森严的目标而言，此比例接近十分之一。幻想破灭的轰炸司令部在1942年初转而推行“摧毁平民，尤其是产业工人士气”的政策，实施猛烈的地区轰炸。
对轰炸司令部至关重要的是，那时新型飞机已下了生产线。早在1936年航天部就确定了生产装备有4个发动机的重型轰炸机的规范。到了1941年这种飞机早已大批量生产，先是“斯特灵”，紧接着是“哈利法克斯”、“曼彻斯特”及最新的改进型“兰开斯特”。
而在另一方面，德国和法国在整个30年代都致力于轻型和中型轰炸机的生产，目的主要是为陆军提供援助。德国陆军和纳粹空军都深受机动战理论的影响，不看重对重型轰炸机的需求。希特勒尤其对战斗轰炸机感兴趣。从1939年的“斯图卡”型到1944年的“ME262”型，他尽一切努力来生产大量装备有4个发动机的远程轰炸机。他完全没有估算到这种用于空地联合的机型虽然非常适应闪电战战术，却不能用以实施战略轰炸。当纳粹空军在1940年尝试用大批“斯图卡”战斗轰炸机攻击英国时，这类飞机被皇家空军极其轻易地击落。
空军元帅阿瑟·哈里斯在1942年2月22日被任命为轰炸司令部总司令。8天后，航天部定下了实施集中轰炸的政策。纳粹空军于1940年对英国城市实施地毯式轰炸并没能使英国屈服，事实上这种做法是为丘吉尔所欢迎的——这样可以使他的机场建得更快。然而在此后3年的战争中英军和美军却变本加厉地实施了这项政策。
哈里斯在对德国的工业城市埃森实施了一系列的夜间攻击之后开始了他真正的开场戏——在3月28到29日摧毁了中等城市吕贝克，一个月之后，摧毁了罗斯托克，5月末动用1000架轰炸机袭击了科隆。急于报复的英国民众陶醉于诸多对德国造成灾难性打击的故事，其中绝大多数是被夸大了的。到1942年末，哈里斯为皇家空军赢得了工厂的优先生产权。他坚信，单凭他的司令部就可将德国打得投降。
1943年是哈里斯实行地区轰炸的丰收年，有20万吨的炸弹投掷在德国的国土上，这个数目是1942年的5倍。在1943年11月3日呈给首相的一份记录中，哈里斯列举了据他本人宣称已“实质上摧毁了”的19个德国城市，还列举了19个据称“已受到严重损伤”的城市，并宣称29个被攻击的城镇的生产力已经丧失了36％。
再也没有比这更脱离现实、更乐观过火的自欺欺人了。事实上德国的武器生产指数从1942年1月的100上升到1942年7月的153，到1943年7月上升到229，到1944年7月则上升到惊人的322。经过了1943年一年的轰炸后，德国的生产力仅丧失了9％，这个数字到1944年也不过才上升到17％。
以纳粹的生产部长阿尔贝特·施佩尔的话来说，“1943年的空中打击对德国的武器生产造成的损失并不大。”汉堡尽管被炸得不成样子，但仅仅丧失了1.8个月的生产力。在对埃森工厂的大轰炸中，克拉普斯从那时起到1944年春季期间所有的空中打击中仅仅丧失了3个月的生产力。
战后，施佩尔承认他本人非常震惊盟军空中进攻的不持续性。“范围广大却无重点可寻的地区轰炸在对德国的战争中直到1944年初以前并未取得显著的成效。盟军有太多次仅仅只是因为他们已经轰炸过这个目标而说服自己说这个目标很重要。早在1943年5月空袭丹布斯特斯之前，英国战争经济部就已准确地判断出默讷河和索尔韦河大坝对鲁尔区的供水至关重要。然而在摧毁默讷河大坝之后，617中队将它们剩余的炸弹全部倾泻在基本没什么关系的埃德尔河大坝。轰炸司令部仅仅只是因为它比索尔韦河大坝更容易炸毁，就将其指定为一个首要目标。
当盟军发现一个重要目标时，总是由英国皇家空军，有时由美国第8空军部队单独实施进攻，而后又任其恢复。如果盟军当初采取更为严密的攻击计划，则他们早就摧毁德国的战争机器了。直到1944年春之前，盟军方面从来没有做出过特别的努力去轰炸纳粹的发电站，也没有攻击过合成炼油厂。即使到了1944年，也只有美军做过。如果当初哈里斯没有那么一门心思地想报复德国，更谨慎周到地挑选轰炸目标，那么轰炸司令部本来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印度支那的教训
1945年，英国、法国还有稍弱一点的荷兰开始了一场保持在非洲和远东拥有帝国特权的不平等的争斗。在东南亚，他们发现正面临着共产党民族主义队伍的日益强大，他们也发现西方国家的军队远非战无不胜，而他们自身在经过与日军4年艰苦不懈的游击战后更加坚强了。没有哪个地方比法国的殖民地印度支那对帝国的威胁更大。法国从来都没有绝对控制过近代越南的北部省份东京(Tonkin)。然而，在1946年法国当局仍然认为该地区(早在日本于1945年8月投降之后就已在越盟的掌握之中)还可以回到帝国主义的控制之下。
1946年3月，法国军队再次开入河内并立即开始了一系列旨在摧毁越盟势力和影响的挑衅活动。在此后3年的时间里他们大致是成功的，直到1949年4月越盟在卓越的领导人武元甲的率领下层开了进攻，成功地袭击了法国在河内北部营造的一系列的前哨所。在仅仅几个月的时间里法军被逼从边境地区撤退，在此过程中丧失了6000人的兵力。
然而，武元甲随后进行的将他的非正规部队进行整编从而进攻河内的企图却收效不大。迅速恢复元气并得到精锐部队支援的法军在河内周围营造了一系列的防御工事。越盟在多次进攻后损失惨重，其中在一次持续五天的进攻中就有3000人的伤亡。
1953年4月，武元甲率部进入老挝北部，逼使法军将其有限的后备兵力调到雅尔斯平原上来保护老挝首都。此后，由于担心他们早已全面展开的战线拉得太长，越盟在已经确保当年罂粟丰收的情况下退回到其北部的较为安全的大本营。
法国由于一系列的自欺欺人的战略而不可避免地导致在该地区的全面失败。令人费解地是，当武元甲要将其部队实施重新编组时，法军竟将此作为一次胜利，认为他不再有能力进攻其森严的防御阵地。因此，他们打算通过制造一个虚假的目标诱使武元甲出战，让他们自投罗网，从而导致全军覆灭。他们选择了靠近老挝边境的奠边府村庄作为一个理想的屠宰场。正是因为他们如此安排导致了大量法国殖民地军队的湮灭。
奠边府有许多的优势，本来可以是个对抗常规敌军的理想防御阵地。它坐落在越盟的供应线上，因此不能忽视。它有一个简易机场，处在易于设防的群山环抱之中。然而，它却可被从高山上俯视，而且它的简易机场与河内完全隔绝在280公里以外。
针对这种情况，武元甲在考虑之后最终决定接受法军的挑战，但却是以他的方式。他并没有派遣距离最近可用的常规部队首先去对抗法国的精锐伞兵和军团，事实上他采取了近代史上最富逻辑性的举动。他在法军完全不知的情况下命令两支部队实施机动。当他率领3个常规步兵师和1个炮兵师，大约5万人向奠边府急行军时，另外一支由2万男人、女人和孩子组成的队伍则开始在密林中开辟出一条新路来运送武器和供应。
在几个月的准备时间里，在法军的空中侦察完全没有觉察的情况下，越盟的支援部队单纯利用人力挪动200架大炮通过密林——绝大多数是106毫米口径的榴弹炮和高射炮。仅仅依赖血肉和汗水，这支队伍凭借超人的努力，用绳子将大炮一厘米一厘米地往前拉，以每天800米的速度穿过了800公里的丛林。就在几个星期的时间里，他们将奠边府从堡垒变成了牢狱。
法军当初希望诱使越盟发动进攻，但当这个进攻真的来临时，他们却因进攻之猛烈而吓得不知所措。法军不知道，武元甲集中了三倍于他们的兵力来进攻。越军的大炮都安全秘密地藏在山上的岩洞或壕沟里，自上而下俯视法军，使他们的日间行动无异于自杀。
法军很快就变得绝望了。从空中提供供应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完全不能满足需要。而当机场被越盟占领后，这个企图也被打消了。奠边府外围的防御阵地一个接一个地因为越盟结合使用地雷、炮火瞄准发射和直接进攻而失守。1953年5月7日，即奠边府被围的第55天，当法国守军弹尽粮绝的时候，越盟的最后一次进攻攻陷了奠边府，饥肠辘辘的法军成了俘虏。
守卫奠边府的15094名法军有9500名成了俘虏，后来存活下来的很少。这在法国的历史上已经不是第一次因为自欺欺人的表面强大而导致失败了。在将一支全副武装的军队移入泰国的群山中时，武元甲所做的在法军看来是绝不可能的。武元甲正是通过这样做，认识到了法军挑战的实质，发现了法军自身没有意识到的弱点并充分利用了这些弱点。
无论在什么时候，西方列强都不能自欺欺人地认为，他们的军队到了一支非正规部队占据的地域去与之为敌仍然可以获得成功。多年以后，还是在越南的丛林和水稻田里，美国通过惨重的代价才得到这个教训。
越战的惨痛教训
越南战争是一次肮脏的，没有指望的，毫无章法的战争。那里的地形、敌人甚至那里的一切对年轻的美国士兵而言都是格格不人的。
到了1965年，华盛顿已经私下里承认，若没有美国兵力的投入，南越军队已经难以对付越共日益增长的威胁。美国扩大征兵，平均年龄仅有19岁的年轻士兵被源源不绝地从海上运到越南。事实很快就证明，如果这些新兵不是阵亡太多的话，美国本土不会那么迅速地得到教训。然而，对于许多人来说，惟一的教室就是战场。结果就是在开战的两个月时间里在年轻的美国大兵还没有学会自我保护时，绝大多数就已或伤或
具有讽刺意味地是，在越战期间，好运与教训一直伴随着美国的盟友。法军在相同的地区进行着一场旷日持久的、伤亡惨重的战争，而英国则不久前打败了马来亚的共产党起义。尤其值得一提地是，英国人成了心理战专家，尤其是在赢得大多数非战斗人员的“民心”这项艺术上。英法两国都提供了表面上是偷偷摸摸的，实际上却很明显的帮助。但是，他们的主动帮忙却遭到了自高自大的美国的拒绝。后来，当美国逐渐认识到获取。民心”的真正价值并企图将这种做法引人战场时，却已经太晚了。
许多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喜欢犯他们特有的错误，或者重新获得在朝鲜战争甚至远至二战时期就已得到的、完全相同的教训。他们甚至犯了这样一种最起码的错误，即在越南人和日本人之间得出一种并不存在的平行，他们天真地认为这二者同为东方人，应该拥有相同的心理。
美军在越战中失败，一是缺乏经验，二是当权者一意孤行地奉行全年制征兵政策。刚满18岁的男孩应征入伍，在基本训练中度过第二年，而后在他们退伍回家之前到越南战场上度过他们服役的第二年。在严格的训练中已经彼此信任的人们并不能继续在一起，像欧洲军队一样共同被运往一个地方。相反，他们被打散，分别被派往指定的单位去补足因伤亡或退役而造成的空缺。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不和。已经经历了12个月战争的“老兵”(他们刚刚具备职业士兵的技能，知道了应该怎么做，)突然被新兵代替，这不可避免地会有损士气。军官的处境也因此恶化。虽然他们也一样在越南服役12个月，但其中的一半时间担任参谋，只有6个月的时间是在战场上。经过实战的军官越来越少，导致严重的过早提升从而使连队里后来补缺的上尉作战经验还没有手下军官的一半多。
五角大楼硬是不愿接受当时的现实：1965年的应征入伍者发现自己远没有做好在水稻田里作战的准备。士兵的缺乏训练，军官的缺乏经验以及大范围地缺乏强有力的高级军士长导致了不确定、残忍、甚至不经常的暴行。在所有的记录中最残忍的一次发生在1968年3月16日的马莱村。当时美军第一步兵师20团C连的美国大兵屠杀了300名老人、妇女和儿童，仅仅只是因为怀疑亲共党分子混迹其中。负责巡逻的卡利中尉以谋杀罪被审判并入狱4年。最高当局包庇其他的参与军官，使他们无人受到惩罚。
随着时间的流逝，尤其是在1968年的泰特攻势和1969年美国宣布撤军之后，在越南的军队迅速减少。约翰逊总统拒绝再投入国民警卫队或陆军后备役，导致了士兵的疏远。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这场战争的趋向和道义提出质疑。煞费苦心的反对者和逃避兵役者在校园里受到赞许。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征战而回的军队在街道上公然受到辱骂。滥用毒品、参与种族争斗甚至不时有士兵杀伤讨厌的上级军官的事，成了被留在越南的稻田和乡村里巡逻的美军的家常便饭。越南人被称作“gooks”(对亚洲人的贬称)，所有的“gooks”都是敌人。
美国陆军在越南遭到了狠狠的打击。但是，多年来美国人基本忽视了战败的原因。陆军无论在社会地位上还是作为一个军种都在走下坡路，不得不为这种境况寻找出路。五角大楼最终从它的错误中学到了知识，在随后的20年进行的作战中全面重建了陆军。然而，本来这种错误是不应该发生的。当初，如果美国政府和它的高级军事顾问能对敌人表示更多的敬意，愿意接受英法的建议，并且意识到在哪种作战环境中单凭科技并不能打败敌军，那么在这个美国历史上最图劳无功的战争中美军的惨败就可能减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