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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化战争时代的德国战略(1914年至1945年)·第十九

机械化战争时代的德国战略(1914年至1945年)·第十九

 作者:彼得·帕雷特·主编·美国

            迈克尔·盖耶·美国

出自————《现代战略的缔造者:从马基雅维利到核时代

第一次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第四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1914年德军退至马恩河彼岸,这埋葬了迅速结束一场被如此自信地发起的战争的一切希望。它暴露了战前多年里战略思想的严重缺陷。 [ 注:Gotthard Jaaschke,“Zum Problem der Marneschlacht von 1914,”Historische zeitscnrift 190(1900),311-48;Karl Lange,Marneschlacht und die Offentichkeit 1914~1931:Eine verdraangte Niederlage und ihre Folgen (Düsseldorf,1974). ] 更严重的是,它使得自从一种职业教育制度在19世纪兴起以来向每一代德国军官传授的战争法则变成可疑的。参谋本部与胜利失之交臂,整套确定无疑的军事信条顿时丧失了可信性。

   关于战争和军事技艺的知识将普鲁士/德国的地缘政治条件与军事考虑融合起来,成为一套独立的体系。虽然这知识主要体现在军事行动的规划和操作中,但是它有着自己的内在参照体系,其中既包含关于国家安排和国际秩序的政治假设,也同样包含对于特定的武器的评估。在此意义上,一位好的德国战略家总是一位通才。德国的作战观虽然可以被说成是“现实主义的”,但处于一个特定的战略框架之内,这个框架出自19世纪初期关于战争和国家的理想主义(唯心主义)哲学。因此,随着大众军队的兴起,战略思维越来越受到压力。不过,全面和总体性的思想方法使德国战略家与军事学说的缔造者们有别,后者指所有那些遵循战争研究的“实证主义”方法的人,他们通过工具式论证形成自己的武力使用观念。与承袭德国理想主义传统的“职业”战略家相反,这些人是军事“管理家”或“技术官僚”。 [ 注:Rudolf von Caemmerer,Die Entwicklung der Stragischen Wissenschaft im 19.Jahrhnundert (Berlin,1904);又见本书所载哈约·霍尔博恩和冈瑟·罗膝伯格的两篇论文。 ]

   对待战略的整体性方法有赖于军方的自主性,连同军方与平民社会的两相分隔。这种二元主义并非那么远离“自由主义”的军政、军民关系概念。在一种自由主义的传统中,战略始终独立于军事信条——武器和人的最佳使用指南之外。前者被认为属于政治,后者则被当作军人的专有领域。两者间的鸿沟由一种关于国家义务的精英话语来弥合。德国军方不容纳有关战争、战略和国防的辩论。它拥有确定无疑的战争知识,而这知识在1914年失败了。

   1914年以后,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看到重建此类整体主义战争观的顽强努力,它包含在对于一种内在连贯的军事实践的追求之中,这种军事实践能将战略、作战和战术融为一体,并且构成职业军界自主性的军内基础。1914~1945年间,重新整合出一个总体性战略和再创其政治条件的努力反复重演。然而,理想主义思维的确定性一旦遭到破坏,德国的战争实践就形成了强烈的离心倾向。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里,德国的战略思维由两派战略思潮之间的激烈斗争驱动,一派旨在重新构建统一的原则,另一派的目标却是创造新型的战争方式。到1942年,一种大为不同的战略观和一个改变了的军官团业已出现。

   这一变化通常被视为机械化装甲战“战略革命”。 [ 注:Larry H.Addington,The Blitzkrieg Era and the German General Staff,1865~1941 (New Brunswick,N.J.,1971);Charles Messenger,The Art of Blitzkrieg(London,1967). ] 然而,坦克战只是一个内容更广泛进程的一部分,尽管是个至关紧要的部分;在其中,对待德国战略的总体性方针演化为两个方向,一个是武器的操作,另一个是意识形态“战略”。前者基于武器效能的最大化,后者则基于旨在战争的社会动员。虽然它们通常被当作现代战争的两个截然有别、甚至不可调和的特征彼此分开,但它们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暴力的操作者和鼓吹者总是并肩同行。当这两股力量在1938~1941年合而为一时,它们推动德国投身于第二次世界大战。

   这种评价与对德国战略的流行解释针锋相对。德国参谋本部的“战争天才” [ 注:Trevor N.Dupuy.A Genius for War:The Crerman Army and General staff,1807~1945(Engle wood Cliffs,1977). ] 既有其赞誉者,也有其贬抑者,他们已经就一个问题辩论了差不多一个世纪,那就是应当或不应当从普鲁士的战争方式革命中吸取什么。他们指出了战略概念的连续性, [ 注:Jehuda Wallach,Das Dogma der Vernichtungsschlacht:Die Lehren von Clausewitz and Schlieffen und ihre Wirkungen in zwei Weltkriegen(Frankurt,1967). ] 揭示了这些概念的权势政治或“现实主义”理念基础,连同它背后的排他性军事职业集团在政治上的裨益和危险。反过来说,他们强调了战略理想主义的越来越机械刻板的基础,那在19世纪已经取代了它的哲学或玄学根基,并且集中于这么一个职业军方的必然厄运:它要求在社会和国家政治中拥有一种主导作用,以贯彻越来越由工业化战争手段驱动的战争的“永恒”法则。 [ 注:Gordon A.Craig,The Politics of the Prussian Army (New York,1964). ] 强调这些军事传统和连续性是对的。然而,传统从来不是简单地存在,连续性也不是单纯地延续展开。它们必须在一个变动中的、由它对武力的使用和使用准备影响了的国内和国际环境中,依靠不断的更新得到维持。这就是两派之间经久斗争的前提:一派要再造德国战略传统,另一派代表军事技术官僚和意识形态鼓吹者的激进挑战。在这场斗争中,理想主义战略很长时间里非常强劲和富有吸引力,但其信奉者最终输掉了。

   德国战略思想的论争性质反映了远为剧烈的国内国际变动。从 1914年到1945年,德国先后经历了混合型专制主义政权的覆没、 1917~1923年的革命与反革命状态、多元共和秩序的暂时巩固与其在世界经济危机中的崩溃、侵略性的纳粹国家的出现和强化、它在历时六年的战争中的覆亡。同一时期里,德国军队占领了法国北部、比利时、卢森堡、东欧直至俄国纵深以及罗马尼亚,接着丧失了所有这一切,连同它们自己的某些部分领土,然而20年后又卷土重来,占领了欧洲大部,直至苏联腹地,最终目睹本国作为一个独立国家被勾销。这的确是个天翻地覆简直接连不断的时代。

   如果我们试图发现这些急剧的变化背后的深层结构,我们会毫无例外地碰到:(1)大众参与国家政治的要求,它削弱了精英政治和军事机构的自治;(2)在新型国际竞争——主要是大众民族主义兴起和工业权势中心形成——的影响下强权政权统一性的瓦解。它们的国内和国际政治影响对德国产生了互相矛盾的效应。19世纪90年代往后,德国是欧洲人口最多、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由于这个事实而不是由于它的武装力量,它被推上了欧洲大陆首强地位,然而,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开始,德国的世界地位同欧洲传统核心的世界地位一起衰落。国际关系中德国地位的这种愈益增大的不对称性(它由于民众对于自主权和国民福利的普遍要求进一步加剧)在20世纪上半叶构成了对德国政治的主要挑战。这些问题的军事解决会成功绝非不说自明,军方会形成解决问题的战略甚至更有疑问。到头来,军事解决占了上风,给德国和世界带来了可怕的代价。 [ 注:Alfred von Schlieffen,Gesammelte Schriften(Berlin,1913),1:11-22(“Vom Krieg der Zukunft”);Roger Chickering,“Der deutsche Wehrverein und die Reform der deutschen Armee,1912~1914,”Militaargeschichtliche Mitteilungen,25(1979),7-34. ]

   一

   1914年以前,德国的军事著作家和规划者一直设想,如果一场欧洲战争不能速决,它就会变成一个妖魔,以越来越大的规模吞噬民众和资源,而且到时候吞掉军方领导人本身。不仅如此,它还会深刻地影响——即使不是摧毁——平民社会结构。尽管一些人,例如阿尔弗雷德·冯·施里芬将军,将此认作平民社会和军方的大灾难,然而另一些人,例如德意志军人协会(Deutsche Wehrverein)的成员,则对一个腐朽、堕落和物质主义的世界经过决战而毁灭的想法欢欣鼓舞。老毛奇在帝国议会非常激动地惊呼:“先牛们,它可能演变成一场七年战争,甚至30年战争!谁点燃欧洲战火,谁就该死。”但其他人对战争额手称庆,企盼战火燃起,将它当作一场清洗,其结束必须等到伟大的民族涤荡得以完成,物质主义和社团主义的桎梏得以打破,一个崭新的社会得以按照纯粹的民族主义精神被铸造出来。 [ 注:Reichsarchiv,ed.,Kriegsrüstung und Kriegswirtschaft:Die Milit?rische,wirtschaftliche und finanzielle Rüstung Deutsctdands,1871~1914 (Berlin,1930),Anlagen.44;Otto Nippold,Der deutsche Chauvinismus (Stuttgart,1912).又比较 Deutsche Wehrzeitung中的各篇文章,1912ff。关于“暴力膜拜”,见Hans Barth,Masse und Mythos,die ideologische Krise an der Wende zum 20.Jahrhundert und die Theorie der Gewalt:Georges Sorel (Hamburg,1959)。 ] 与此同时,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吼道:战争将像一场埃及大劫难,在欧洲的王冠滚落阴沟、政府骤然倒台和政权落入街头以前,欧洲的精英们最好小心从事。然而,绝大多数德国社会主义者都反对通过毁灭来实现革命。 [ 注:Wolfram Wette,Kriegstheorien deutscher SozialLsten:Marx,EngeLs,Lasalle,Bernstein,Kautsky,Luxemburg (Stuttgart,1971).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见:Friedhelm Boll,“Die deutsche Sozialdemokratie zwischen Resignation und Revolution:Zur Friedensstrategie1890~1919,”载于 Frieden,Gewalt,Sozialismus:Studien zur Geschichte der sozialistischen Arbeiter-bewegung,ed.Wolfgang Huber and Joachim Schwertfeger (Stuttgart,1976),179-281;Friedhelm Boll,Frieden ohne Revolution(Bonn,1980);Hellmut Bley,Behel und die Strategie der Kriegsverhütung(G?ttingen,1975)。 ] 不论他们的政治意图如何,差不多每个人似乎都同意未来的战争要么是一场速决战,要么是一场巨大的灾难。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箴言启示。的确有人预言未来战争的大屠杀景象。在当时一篇比较著名的文章里,汉堡的一位教师、和平主义者威廉·拉姆楚斯动人地描绘了未来战争中人与人的大厮杀。然而,公众和军方预期的大都是另外一种启示录。与恩格斯颇为相像,他们开始认识到由于战争要求的社会动员,因而进行战争是一项风险巨大的社会和经济事业。未来战争的灾难性不那么在于肉体毁坏造成的极端恐怖,而在于传统的观念和社会纽带将会解体,欧洲社会将被重塑。战争将改变习俗、社会文化和个人行为习惯。它将创造出一个“新社会”和一种“新人”。 [ 注:Wilhelm Lamszus,Das Menschenschlachthaus:Bilder vom kommenden Krieg (reprint-ing of 1912 edition,Munich,1980);Carl Bleibtreu,Das Heer (Frankfurt,1910);Nahum Gold-man,Der Geist des Militarismus (Stuttgart and Berlin,1915);Friedrich Naumann,Wie wir uns im Krieg veraandert haben (Vienna,1916). ]

   所有国家的军事精英都非常重视限制战争,从而控制战争。 [ 注:Lancelot L.Farrar,Jr.,The Short War Illusion:German Policy,Strategy,and Do mestic Affairs,August-December,1914 (Santa Barbara,Calif.,1973);Jack Snyder,The Ideology of the Offensive:Military Decision Making and the Disaster of 1914 (Ithaca and London,1984). ] 普鲁士人解决战争潜在的无限制性问题的途径是歼灭战(Vernichtungsschlacht),或者如德尔布吕克沿袭克劳塞维茨的说法,是歼灭战略 (Niederwerfungsstrategie)。歼灭战的恰当规模究竟如何?施里芬似乎找到了专业军人自主式战争的完美解决途径,在其中作战艺术——决胜取向战法、坎尼围歼法则——仅仅服务于一个至高至上的道理:使战争保持为专业军人的领域。他确立了平民社会和军界之间的一种交换,据此后者自行其是地进行战争,条件是在一个独自包容的、予以军事界定的均势体系的框架内迅速结束军事行动。政治让出其支配地位,以利于均势机制和作战考虑,但作战不干扰平民社会和工业的成长。 [ 注:Schlieffen,Gezammelte Werke,1:17.又见 Gerhard Ritter,Der Schlieffen plan:Kritik eines Mythos (Munich,1956;English translation,London,1958)。 ] 要打这种专业性战争,关键的是摒弃社会参与决定战争与和平问题意义上的政治,然而同样至关紧要的是,平民社会作为一个独特、独立和同样重要的“实体”而存在。

   为此,施里芬以一种优雅和堪称典范的方式,解决了战争的流动性问题。运动战的原动力将依凭向前突进造就战役重心,从而进至歼灭敌军。施里芬将这种战役称作“总体战”(Gesamtschlacht)。他的总体战观念不如他的作战信条——坎尼法则那么广为人知,尽管前者为后者提供了理念基础。“总体战”是对于战区扩展和部队愈益机动的一种回应。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导致参谋本部愈益关注交战规则的掌控,舍此对于使用武力的精英控制就会悄然丧失。“总体战”将各个不同的战场和局部的战斗结合成一种“一体性作战”,在其中军事行动不再由一项项迂回机动构成,后者将作战空间压缩到实际战场,接着在一场同敌军主力的最后决战中达到高潮。新的“一体性作战”只包含一番共同协作的、持续不断的运动,其目标不是任何特定的战场,或在一个预设地点的特定的兵力集结,而是造就军事行动的加倍展开着的原动力,它们打击的是一整个国家,甚或几个国家。这样,施里芬就以一种动态作战概念取代了算术性作战概念,后者是将一个个战斗加起来形成一场战役,而前者是由军队的部署和共同突进发展而来,在一个囊括整个欧洲战区的大包围行动中自立自行,逐步加速。这急剧地改变了一个个战斗同总的战役的关系。现在已不存在任何各自独立的战斗,而只有一场战役的一股股愈益扩展的战流。在施里芬的心目中,整合为一体的、连续的运动是迫使包含许多可能的兵力集结点的动态战局趋于决战的惟一途径。这就是施里芬计划之初始形态的根本理念,但后来被小毛奇弃置了。施里芬对两线战争难题的回答是将战争当作一个不间断的连续运动;他希望通过击败法国来遏制全球性强国——大不列颠和俄国。德军的恰当作用是在欧洲,它在那里要追求虽然无疑是扩张主义的、但仍然是有限的目标。 [ 注:关于德国的战争目的见:Fritz Fischer,Griff nach der Weltmacht,3td edition (Düsseldorf,1964);idem,Krieg der Ilusionen (Düsseldorf,1969);从强权政权视角所作的论说见 Anclreas Hillgruber,Kontinuitaat und Diskontinuitaat in der deutschen Aussenpolitik von Bismarck bis Hitler (Düsseldorf,1971)。 ] 欧洲以外的世界属于工业和爱国主义压力集团,或许属于海军,但所有这些都与德意志帝国陆军参谋总长没有多大关系。

   这些战争法则首先基于“专家治理”,它要求专家自主,许诺赢得战争而不危及资产阶级和工业。它的敌人不是平民社会,而是社会参与战略决策过程的要求,这伴随大众政治参与和大众军队的同时兴起而成了一个关键问题。它对于专业化军事战略和所有为精英统治辩护的人始终是个重大挑战。诚然,施里芬的战略计划需要“大众”和工业作为战争手段,但不是作为自在自立的主体。就此而言,他与其说是一位贵族式的“封建”将领,不如说是一位坚持体制理性至上的“官僚式”军官。

   施里芬的战略旨在速决,它形成于“正确的”作战方式。要紧的不是坚守固定的坎尼观念,而是依靠军事手段限制战争。作战高于一切,政治不得干扰。但是,帝国陆军未能造就施里芬设想的那种碾碎一切的原动力,未能确立起控制和指挥,也未能创造出速决战的种种条件。尽管有限战争的原则引人注目,但其实践不得不重新从头开始。

   1914年8月以后的两年有一个特征,那就是作战普遍缺乏目的,而毁伤烈度愈益提升的持续不断的军事行动更加剧了这一点。各国军队不再表达一种总的专业理性,反而成了各国社会将其动员起来的资源、连同仇恨和偏见倾泻出去的渠道。一旦无法速决,军事规划者们便不知所措,不明白如何使用被交给他们处置的巨量人力和毁伤性物质手段。战略作为战争的统一指南宣告瓦解。没有任何特定的战略指引,战争就像微观政治和微观战略那样进行下去,成了开战决定所释放的内外敌意的自然延伸。

   速胜目标的破产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 注:Walter Elze,Dos deutsche Heer yon 1914:Der strategische Aufbau des Weltkrieges 1914~1918,V.16 of Bibliotheca rerum Militarium (Osnabrück,1968),57-77. ] 1915年里,19世纪90年代开始决定欧洲事务的权力集团强化到了顶点,随之真正形成了一种新的国际行为方式。外交失去了原有地位,取而代之的是愈益突出和满怀敌意地宣扬针对敌方阵营的意识形态意象,连同这么一种军事战略:它更多地依赖动员经济和社会力量源泉来打击敌方集团,而不那么依赖有限和限制性的19世纪强权政权“游戏”。帝国主义时代似乎终于到了成熟期,已开始变更欧洲。 [ 注:George Kennan,The Fateful Alliances:France,Russia,and the Coming of the First World War(New York,1984). ] 它摧毁了施里芬的专业化战略。在国内,19世纪90年代播下的种子也结出了果实。战争努力的强度变得愈高,社会动员就愈加必要,而这反过来导致了参与战争与和平问题上政治决策过程的要求。它成了对中欧两强的国内秩序和军界自治的直接挑战。

   应当从这个视角来考察(第二届)最高统帅部参谋总长埃里克·冯·法金汉和帝国宰相特奥巴尔德·冯·贝特曼·霍尔韦格的战略和政策。在愈益脆弱的精英共识的政治一头,我们看到有这么一位宰相:他在 1914年尚能确立一种基本的一致看法,即战争应当由政府内的专家——将领和外交家来管。对这些专门职业者来说,“公民和平” (Burgfreiden)意味着他们可以不受妨碍地去打他们的战争。然而到 1914年底,主要因为就战争目的进行公共辩论的要求,这项政策已经岌岌可危。贝特曼·霍尔韦格试图挡住潮流。然而,为此目的,他需要一场军事胜利,因而他愿意站到任何会许诺打胜仗的人一边。 [ 注:Karl-Heinz Janssen,Der Kanzler und der Gernernal (G?ttingen,1967);Konrad Jarausch,The Enigmatic Chancellor (New Haven and London,1973). ] 在1915年,这样的人就是法金汉领导下的第二届最高统帅部。

   1915年底,法金汉颇为坦率地断定:任何“直接路线”战略都无法打倒德国主要和最耐久的敌人英国,而且德军鉴于自身的资源状况,无法不冒过大的风险在西线进行决一胜负的突破战。他也不期望在东线取得决定性军事胜利。相反,他提议靠间接方式打一场战役,其目的在于打破英国对其大陆盟国的约束。他建议使法国不敢继续战争,办法是“拨开法国人民的眼睛,使之认清一个事实,那就是在军事意义上他们不再有任何指望。” [ 注:Erich bon Falkenhayn,The German General Stuff and Its Decisions,1914~1916 (New York.1920),249. ] 他设想进攻凡尔登,以猛烈打击法军来毁坏法国的“士气”。摧垮国民意志取代了对敌军的军事胜利。

   贝特曼·霍尔韦格和法金汉在精英战略的限界内,草拟了“歼灭战”的一个替代方案。他们延展了专业主义的极限,以维护军方的自治和国家政权。它的关键性的作战要素,在于使协约国确信继续打下去纯属徒劳,由此达到德国本身有限的霸权目的。这一直被认为类似于消耗战略,然而法金汉的战略在貌似追求显然被限制的利益、以免社会灾难威胁的限度内,更像是一种常规的威慑战略。 [ 注:一种有所不同的论辩见John J.Mearsheimer,Conventional Deterrence(Ithaca and London,1983)。 ] 两者的区别颇有启迪作用。威廉德国时代像德尔布吕克那样的思想家讨论的消耗战有个前提:敌对双方在战争的社会控制方面有共同利益。另一方面,法金汉的战略还希望导致敌方阵营的精英控制崩溃,办法在于“使其军队放血至死”,那将大大激发要求媾和的社会压力。 [ 注:Falkenhayn,German General Staff ,249;Lancelot L.Farrar,Jr.,“Peace through Exhaustion:German Diplomatic Motivation for the Verdun Campaign,”Revue internationale d’histoire militaire,32 (1972-75),477-494;Michael Salewski,“Verdun und die Folgen:Eine Milit?rische und geistesgeschichtliche Betrachmng,”Wehrwissenschaftliche Rundschau,25 (1976),89-96. ] 如果能够足够快地实现和谈,便可以预防本国社会参与战争与和平决策的必要。这就是对战争的职业控制瓦解所引起的精英反应,同时也是控制大众介入军事事务的一个手段。它旨在倾覆法国的国内阵线,从而使得继续战争不致倾覆本国自己的国内阵线。

   法金汉的想法导致了凡尔登灾难。 [ 注:最好的和惟一可靠的分析仍然是Hans Wendt,Verdun 1916 (Berlin,1931);在较为通俗的层次上见 Alistair Home,The Price of Glory:Verdun 1916 (London,1962)。 ] 它发端于一种误算,即协约国已经濒临崩溃,因而可以被哄到谈判桌旁。事实并非如此。作战方面的错误操作加剧了战略上的误算。德军的作战规划和战术适合于全力进攻,被发觉难以转到打一种有计划和单方面的消耗战。不仅如此,法金汉本人的作战设计并非同他的战略眼界全然一致。从作战角度看,他想猛攻凡尔登,以便缓解协约国在别处的一场反攻;反过来,这反攻能够引起对敌人侧翼的反击。或许,他可以从东线统帅——埃里克·鲁登道夫和保罗·冯·兴登堡手里攫取威望:即使并非全面胜利、至少也是某些特定的胜利的威望。

   然而,一场打击敌人士气的有控制的战役变成了一场失控的超常较量,胜负不决,毫无目的,给双方造成了怵目惊心的巨大伤亡。将敌人打到谈判桌旁的战略大成问题,与战略目标南辕北辙的作战计划同样糟糕,而其实施依凭的战术自招挫败。这场战役以19世纪进攻性陆战的最为传统的方式来打,但进攻的地点却是老辈职业战略家本来会不惜任何代价避免作战的地方。它作为一种威慑战略失败了,因为它在一个关键方面有根本缺陷。法金汉没有出动机器去打人,而是出动人去打一个工事设防区。凡尔登战役比任何其他战役都更清楚地表明了一战的军事僵局,空前地层现了战略、作战计划和战术之间的彻底脱节,连同在使用现代战争手段方面的无能无知。然而最重要的是,它以可怕的代价昭示了专业化战略的绝境。

   1916年的主要防御性战役——索姆河战役基本上也是如此。这场灾难不仅表明最高统帅部的战略估计是错的,而且显示出德军没有调整其内部结构,使之适应新的工业化战争条件下的防御作战。作战条令和军官们都强调坚守第一道防线的静态防御。他们反对采用适应当地条件的灵活战术。德军的防御被组织得像一堵实心墙,以挡住进攻,只是当敌人突破防线之际,他们才开始在第一道墙之后建立第二和第三道。 [ 注:Reichsarchiv,ed.,Die Operationen des Jahres 1916 bis zum Wechsel der Obersten Heeresleitung,V.10 of Der Weltkrieg 1914~1918 (Berlin,1936),338-388,674-676;Ernst Kabisch,Somme 1916(Berlin,1937). ]

   为什么如此顽固地坚持如此僵硬的战争方式?作战方法和战术反映了精英分子的保守态度,正是这同一种态度先前导致诉诸贝特曼·霍尔韦格的“公民和平”政治和单方面的消耗战。从属于“现代亚历山大”为顶端自上而下的指挥系列,严格控制所有军事行动,从而限制了“自下而上”的集体主动性:这看来就是凡尔登灾难和索姆河战役空前高昂代价的政治和社会含义。法金汉和贝特曼·霍尔韦格在“歼灭战”破产后非但没有解开堑壕战的谜底,反而加剧了灾难。如果要在1916年以后将战争坚持下去,就必须为“总体战”的所有各方面找到补救办法,并且在战略、作战和战术之间寻求一种新的平衡。战略必须再次使军事行动同目的和手段联结起来。各条战线上各自独立的战役必须被整合起来,纳入一个将行动置于总战略指导之下的作战方案。战役本身必须被重构,亦即兵力使用、战术和组织必须以一种新的方式予以整合。然而,这一任务意味着至少要改变军事体制和军政事务的内在结构;若要在社会和工业动员的基础上进行战争,社会和工业就都必须在战略缔造中有其位置。

   二

   新的(即第三届)最高统帅部抱着复仇的心理做到了所有上述三者。它使德国军队实现了现代化,以致旧的威廉军队的面貌几乎荡然无存。依凭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极端大胆的领导,持续的灾难戛然而止,但由此而来他们的创新措施却导致了战败和革命。

   他们的晋升标志了战略的一个新时代。首先,总司令与参谋本部之间的体制关系呈现出一种新面貌。 [ 注:Karl-Heinz Janssen,“Der Wechsel der OHL 1916,”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7 (1954),337-371;Max Hoffmann,War Diaries and Other Papers (London,1929),2:242-343;Erich Ludendorff,Meine Kriegserinnerungen,1914~1918 (Berlin,1919),203-227. ] 兴登堡被德国社会各界奉为东普鲁士的救星,鲁登道夫则成为浮士德式的战争天才,策划了全部战事。在东线战场,一位较年轻的参谋本部军官马克斯·霍夫曼上校已经站在他俩身后,这三人的组合证明比当时任何人可能预想的更为经久,后果也更深远。战略成了一种混合物:一方面反映和表达公众情绪,另一方面体现和抒发作战技巧,两者依靠一位最高工程师的组织才能融为一体。这种三角关系成了机械化时代里战略的体制层面。

   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对德国公众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他们所以受到尊崇,更多地是因为他们有能力做应该做的事,或者至少显得如此,而不那么因为单单一场战役。他们塑造事态的能力也使他们获得了同僚的忠诚。重要的是积极有为;行动在战略上是否有道理显然无关紧要。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开启了一个新时代,其间战略思维衰落,而战略期望上扬——只要有所事变就会如此。这是机械化战争时代里关于战略的第二个主题。

   鲁登道夫一直被称为天才和疯子的结合。 [ 注:Norman Stone,“Ludendorff,”载于 The War Lords:Military Commander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edited by Michael Carver (London,1976),13-74;P.Neame,German Strategy in the Great War (London,1923),120;Wolfgang Foerster,Der Feldherr Ludendorff im Unglück: Eine Studie über seine seelische Haltung in der Endphase des Ersten Weltkrieges (Wiesbaden,1952)。 ] 将他认作军事狂人则更准确。然而他的狂热与拿破仑和克伦威尔的不同,尽管他有时被拿来同他们做类比。他具有卓越的委派任务能力,不惮将任务交给很低级的军官或富有经验的前线军官。鲁登道夫引入的协同战法(corporate practice)将职责与效能而非等级结合起来,并且使军方与社会熔为一体,以求最优。鲁登道夫敬重指挥各集团军的高级将领,但是他更喜欢同那些“为战争效力”的人在一起。 [ 注:Ludendorff,Kriegserinnerungen,419. ] 狂热作为日常军事工作的成分,是新的战争操作方式的第三个要素。

   鲁登道夫期望政治领域实行同样的效能优先准则,同时却从未向政治家显示他对军事将领的那种敬重。他成了“可以称为旨在进行大规模战争的技术独裁”的提倡者,或者说我们更经常地叫做专家治国论的提倡者。 [ 注:Hans Speier,“Ludendorff:The German Concept of Total War,”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edited by Edward Mead Earle(Princeton,1943),308. ] 鲁登道夫的政见不能被理解为仅仅表现了一位卓越非凡的战略家在政治上的幼稚,也不能被认为是在其他方面健全无瑕的普鲁士传统的激进化。 [ 注:Gerimrd Ritter,The Sword and the Scepter:The Problem of Militarism in Germany,4 vols.(Coral Gables,Fla.,1969~1973). ] 在鲁登道夫的心目中,“为战争效力”是一项无所不包的事业,其中只有全心全意的投入、彻底奉献和尽可能最优的表现才对军队和社会有价值。在机械化战争时代,军事工作与政治变得不可分离。

   正是军事魅力、狂热主义和效率追求这三者的结合,使得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决定战略并愈益决定政治的两年格外突出。当时的人们将他俩的腾达和政策比拟为总体战的兴起。战争以其持续扩张的暴力机器接管并吞噬了整个社会。战争努力越是扎根于社会并控制生活的每个方面,战争就越被描绘成一种超自然的、或者无论如何超人的状态。 [ 注:这一观念最清楚地表述于 Friedrich G.Jünger,Die Perfektion der Technik,Appendix: Die Weltkriege,5th edition (Frankfort,1968),180-197;相反的观点见 Raymond Aron,The Century of Total War (Garden City,N.Y.,1954).又见:Tony Ashworth,Trench Warfare 1914~1918:The Live and Let System (London,1980);Erich J.Leed,No Man’s Land:Combat and Identity in World War Ⅰ (New York,1981)。 ] 的确,战争变得越来越无所不包。然而,战争没有变得是超自然的,而是与国家内在的社会原动力紧密相连。第三届最高统帅部努力的中心,就是将这些社会力量导入对胜利的追求。这就是机械化战争时代的战略。像所有优秀的战略家一样,他们没有被战争——在此是“总体战”——牵着鼻子走,而是造就了总体战。

   将兴登堡和鲁登道夫推上掌权位置的,与其说是任何特殊的战略或战术高见,不如说是他们对于不惜一切代价赢得胜利的执著。他俩显然都误判了局势,但他们没有陷入对谈判结束战争的沉思,而是投身于实战行动。 [ 注:Ludendorff,Kriegserinnerungen,208-216,240-257;Generalfeldmarschall Paul von Hindenburg,Aus metnem Leben (Leipzig,1934),159-160,176-178. ] 战略见解是慢慢地浮现出来的:这典型地表现了他们的行为方式。他们关心的主要是如何进行眼前的战役。通过一场攻势来决战决胜的希望很快就被埋葬了。即使要仅仅将战争坚持下去,德国的防御也必须予以重组,使得索姆河战役的灾难性伤亡不致重演。差不多即刻就采取了剧烈的措施,以“提高军队战斗力”。 [ 注:Ludendorff,Kriegserinnerungen,349. ] 六个月之内,防御战的战术、组织和训练就焕然一新。新的措施帮助德军挺过了1917年战役,而且事实上将法国打到了崩溃边缘。然后又开始实施新一轮革新,以便使军队为1918年的一场突破性大攻势做好准备。根据关于那场战役的权威史述,它只是由于单单一项作战性失误才功亏一篑。这种可疑的夸张反映了敬畏——在评估第三届最高统帅部的改革时无论敌友都怀有的敬畏。 [ 注:Trevor N.Dupuy,The Military Lives of Hindenburg and Ludendorff of Imperial Germany (New York,1979);Donald Goodspeed,Ludendorff:Genius of World War Ⅰ(Boston,1966);G.C.Wynne,If Germany Attacks:The Battle in Depth in the West (London,1940). ]

   前线和参谋本部军官,连同演练过新战术和新组织方式的后备役军官,被要求讨论并拟订新的作战指南。 [ 注:他们当中除其他人外,包括鲍尔和罗斯伯格上校、韦策尔和布鲁赫米雷尔少校、盖尔、雷德曼和罗尔上尉等。见:Wilhelm Balck,Entwicklungder Taktik im Weltkrieg,2nd edition(Berlin,1922);Eugbène Carrias,La pensée militaire allemande (Paris,1948),335-343。 ] 经过激烈的争论,产生了1916年11月的《战场构筑原则》,它被运用来修建兴登堡防线,还有同年12月著名的《阵地防御战指挥原则》。防御战新方针的各主要方面可以概括为:

  (这些原则)提议弱化(德军)前沿防线,往后创建主体防线和一条处于更纵深位置的后备堑壕带。因而,敌人的进攻将由前沿防线过滤,然后被进一步引入防御阵地,远离其(炮火)支持,从而在主体防线与后备堑壕带之间遭到粉碎性打击。当地后备部队将在敌人能够巩固其战果以前发动反攻。如果不能立即反攻,它就将被推迟到能够经深思熟虑后予以发动为止。德军防线的理想位置应当设在山脊背后,如此就可以处于英国或法国炮兵的视野之外,同时处于德国炮兵的视野之内。观测员本身将从战线撤回,从而能够冷静而谨慎地引导德国的炮火。 [ 注:Hew Strachan,European Armies and the Conduct of War (London,1983),140. ]

   这是一种值得赞赏的弹性纵深战构想,它赞成独立作战,容许在战斗决策的较大背景范围内有非同寻常的灵活性。组织方式的变化随这构想而来,它们同1917年1月《关于当前战争中步兵训练的指令》勾勒的、意义深远的训练改革结合在一起。 [ 注:Timothy T.Lupfer,The Dynamics of Doctrine:The Changes in German Tactical Doc-trine during the First World War (Ford Leavenworth,Karts.,1981);当时人的一项叙述见 Friedrich Lossberg,Meine Taagkeit im Weltkriege,1914~1918 (Berlin,1939)。 ] 单兵和小队训练得以加强,使用自动武器的演练受到侧重。机械刻板的操练——两个世纪以来军事训练的主要成分——大体上被废止。甚至“持枪”口令和正步行走也从训练课目上被删掉了。军事社会化转变成以战斗为中心的针对性训练,强调的是适应性,连同各军事单位内部和它们之间的协调与合作。 [ 注:Hans-Ludger Borgert,“Grundzüge der landkrtegführung von Schlieffen bis Guderian,’,Deutsche Militaargeschichte,1648~1939,edited by Militaargeschichtliches Forschungsamt(repr.Herrsching,1983),9:517-518. ]

   尽管德军纵深防御的军事价值得到了充分理解,但对其本质和后果缺乏认识。 [ 注:Friedrich Seesselberg,Der Stellungskrieg,1914~1918 (Berlin,1926);L.Loizeau,Succès stratégiques,succès tactiques (Paris,1931);P.Lucas,L’évolution des idées tactiques (Paris,1923);S.Pagano,Evoluzione della tattica durante La grande Guerra(Torino,1929); Neame,German Strategy. ] 德国的参谋体制及其为辩论和创新提供的广阔余地,指挥系列的大幅度重组,连同它对于战区指挥官和作为基本战术单位的步兵师的侧重,由一名军士带领、8到12人组成的步兵战斗小组的独立性:所有这一切都至关重要,并且值得称道。 [ 注:见下列详细讨论:Helmuth Gruss,Die deutschen Sturmbataillone im Weltkrieg:Aufbau und Verwendung (Berlin,1939);Black,Entwicklung der Taktik;Seesselberg,Stellungskrieg;又见 Lupfer,Dynamics of Doctrine 一书的概述。 ] 然而,现在军纪和军事社会化围绕武器的使用技能和性能而被重构,正式的等级制度瓦解以利于作战区域的现场指挥,上尉们编写要将军们遵守的作战条令:在这样的时候,认识所发生的事态的社会和体制涵义是另一回事。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为防御战进行的重组努力至少意味着一件事:以行使暴力的功能性组织取代对于人的久经验证的等级控制制度。在新组建的野战大军内,决定指挥和部署的只是武器的最优化使用需要。武器的使用方式甚至决定了作战部队中间进行协调与合作的组织方式。最高统帅部的改革堪称一场全面的战争“合理化”努力,很大程度上有如德国工业的生产“合理化”。机器取代人力导致军队不得不改编,以适应“战争机器”的操作。由等级制结构向功能性结构的转变是个激进的、甚至革命的步骤,因为它在半年之内就抛弃了一个多世纪的军事传统。最高统帅部开始按照“任务”和可得“资源”处理作战事宜,根据其武器能力评估各部队单位。作战计划也是据此制订,强调的是武器系统的能力,而不是特定的战略原则。武器的最优化使用、而非军事指挥的“艺术”或“科学”被视为军事胜利的保障。用当时辩论的话说,物质(Material)战胜了精神(Geist)——或者更准确地说,技术和工具理性取代了进行战争的总体性方针(holistic approach)的残余。作战规划和战略成了一个武器操作和管理问题。正是这一观念体系使得鲁登道夫和第三届最高统帅部成了军界最激进的“机器文化”(machine-culture)倡导者。 [ 注:见鲁登道夫自己的评估:Ludendorff,Kriegserinnerungen,214。 ]

   鉴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往后军事著作中经久不息的对技术论辩的偏好,简短地讨论一下德、法、英三国不同的战争经历也许是有益的。当然,这三个国家都从事了一场拼物资的战争。事实上,在克服了起初的军火危机后,英法两大协约国在这方面取得并保持了对德国的明显优势。它们能比德国向战场投入更多物资。不过,我们在此关注的,并非每个国家能向前线运送的武器弹药的数量和质量。主要的区别在于这些工业化战争手段的使用方式。法国和英国的领导人抵制形成新型的战术和兵力组织。他们以欧洲陆战的传统模式进行工业化战争,并且鼓励维持这传统,其代价对于他们的士兵和国家十分高昂。相反,德国领导人积极探索契合工业化战争手段的使用武力的新方式。

   在一种较为思辨的层面上,或许可以大胆地尝试解释这种区别。看来最重要的是,英法两国在整个战争期间一直在打一场“富裕”的战争,即便这富裕越来越多地借自海外——不仅借自美国,而且也借自它们的自治领和殖民地。相反,在经凡尔登战役以军火产量和杀敌数量压倒对手的最初企图失败后,德国打的是一场越来越“拮据”的战争。鲁登道夫对这种形势的回应在于可得手段的最优化利用。通过武力使用方式的社会性而非技术性重组达到了高效;也就是说,靠的是军队改革,而不是军需采办革命。或许应当补充一点:考虑到德国工业在过去几十年的巨大发展,那就是个颇为奇怪的选择。它指明了一个事实,即“拮据”和“富裕”本身不足以解释德国和协约国对物资战的反应。看来德国军方囿于一套以重工业为中心的采办体系,它对坦克之类新武器系统及其生产商(即“新”资本工业)怀有敌意。事实证明,改革军队比起敲开武器采办体系容易。英国人恰恰反其道而行之。他们看来所以运用技术创新即坦克战,是为了回避结构改革,回避使用战斗兵力主体,并且维持军内现存等级体制。换句话说,两种选择都表明战争中的“摩擦”不再限于军队,而是附着于全副武装的整个国家。

   尽管如此,没有哪个国家的军方领导很关心困扰本国最甚的问题。大战的血腥大杀戮令劫后余生者和普通民众念念不忘,心有余悸。它在战时激起了抗议活动,在两战之间的时期里滋养了和平主义情绪。在战争文学作品中,没有哪一本书不谈这个问题,而国民的回应准确地反映了各国送去丧命的军队是怎样的。法国人哀悼的是自己家乡的衰竭——法国农村和外省的生命毁伤;德国人怀念他们的“钢铁战士”——1917年和1918年参战和阵亡的愈益无产者化和城市化的军人;英国人则纪念他们“失去的一代”——中上层社会的年轻人。战争期间,军方领导对于战场大杀戮不像对于在作战意义上徒然浪费士兵那么担忧。英法两国追求更好地使用其人力材料的办法,是强化军纪和命令,以对付工业化战争灾难性的一面,这对它们送去打仗的新兵或许是恰当的。德国的回应是一种更加注重机器操作的行为方式,这符合德国越来越多地征召的士兵的性质。这些变化都没有使伤亡急剧减少,然而它们也都使得死亡和毁坏带有一种更有目的性的外观。凡尔登和索姆河的大灾难没有重演,然而此后的战役也没有因为较为人道而值得纪念。它们不过是在所有各层次上较具方向性和目的性罢了。因而,生命贬值是普遍现象;区别在于生命被贬到了什么程度。英法两国士兵成了民族圣坛上的献祭,或曰重建公民生活过程中的可悲损失。在德国,士兵则成了无名的战争机器的附属品(雷马克和勒恩所言),或者反过来说是操作战争机器的技术娴熟、值得骄傲的能工巧匠(E.荣格所言)。这场拼物资的战争对各国有不同影响,因为战争实践——战争的社会和政治经济运作——反映了动员社会和经济、组织武力之使用的不同的民族国家模式。这就是普遍穷兵黩武的表象之下蕴藏的战争“摩擦”。

   德国转变到军事“机器文化”(它到1945年已被所有各国军队接受)宣告了一个世纪的陆战时代的终结。军事“机器文化”和工具性部队组织的形成根本地削弱了普鲁士/德国的、传统上基于一致性、等级制和从属性的军事体制和军事职业。它改变了战争方式和军队组织方式,并且造就了一种新型的军方领导人,他们依据可得的作战手段制定作战原则,而不是从关于战争和指挥理论的永恒和科学的法则中引申出这些东西。“战略家”成了武器的最高组织者,或者用当时的职能模特来比拟,他成了一名工程师。

   第三届最高统帅部认识到,它的改革对军队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有深远影响,而且确实也只有依靠重塑这些关系才成为可能。机械化战争迫使下列两个方面之间的松散关系转变为一种紧密的功能性联系:一个方面是军事组织和作战,另一个方面是工业和民众的动员。只有将经济资源和国家人力储备系统地组织起来,机械化战争才有可能。“军队要得越多,国内战线就必须给得越多,政府和陆军部的任务也就越重。” [ 注:Ibid.,215. ] 政界、军界和工业界对于实施独裁的计划已讨论了许久,但第三届最高统帅部越来越增长的政治作用、它的“悄悄的独裁”与之仅有间接联系。 [ 注:Martin Kitchen,The Silent Dictatorship:The Politics of the German High Command under Hindenburg and Ludendorff,1916~1918 (London and New York,1976). ] 前者旨在保护贵族和工农业精英的地位,以防民众造反,后者却是为战争目的全面彻底地组织社会和经济。正如鲁登道夫在战后所说,武器的生产者和组织者作为支配性权势的最高经管人统治这类战争国家。 [ 注:这是鲁登道夫下列两本书的主题:Erich Ludendorff,Kriegführung Politik (Berlin,1922);idem,Der totale Krieg (Munich,1935)。 ] 1916年的军队改革同生产专家和战争专家的治军要求相符,而如今这要求已经扩大到统治整个国家。

   最高统帅部尤其明白组织改革蕴含的军内后果。新《原则》及其实施给予士兵和军士前所未有的行动自由,并且给予前线低级军官不同寻常的独立性。“战术变得空前个人化了。要求低级官员直至最低层的士兵符合较高的标准是一件冒险的事,特别是考虑到军官、军士和士兵训练水平的下降以及随之而来的纪律松弛问题。” [ 注:Ludendorff,Kriegserinnerungen,307. ] 《原则》如果用错了地方,可能是危险的;只有那些浸透“彻底奉献和严守纪律”精神的部队,才能达到要求。 [ 注:Ibid. ] 在此,另一种联结,即民众与军队士气之间的联系变得紧密了。新的战争方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军队的高昂士气,而军队的士气又取决于民众的情绪。因此,第三届最高统帅部提升了它在军内外的宣传努力,并且依据戒严令强化了书报审查制度和刑事审判程序。 [ 注:Wilhelm Deist,comp.,Militaar und Innenpolitik im Weltkrieg,1914~1918 (Düsseldorf,1970),V.2,especially 7,documents 328,331. ] 机械化战争最好由这样的军人来打:他们受宣传鼓舞,并且得到一个在意识形态上统一的全民族的支持。社会的宣传动员同军内的思想灌输一样,有助于讲求效率的战争。 [ 注:Erich Ludendorff,ed.,The General Staff and Its Problems (New York,1927),2:385-400.Hans-Dieter Fischer,ed.,Pressekonzentration und Zensurpraxis im Ersten Welkrieg (Berlin,1973). ] 在最高统帅部的眼里,机械化战争和思想动员彼此互补。

   事后来看,或许可以断定全民动员与技术专家独裁(无论如何是军事专家独裁)之间没有必然或自动的联系,正如极少证据证明意识形态信仰、特别是最高统帅部宣传的那类极端右翼和民族主义的信仰增强了部队的凝聚力。但是,这并非问题的关键。重要的是,第三届最高统帅部为便于武力优化使用而推行的、以效率为宗旨的改革方案瓦解了部队的传统控制方式,随之也瓦解了军界的职业自治。这足有理由引起严重的关注:机械化战争改变了军内支配和从属之间的脆弱平衡,而且全国总动员重构了阶级之间、城乡之间和德国各地区之间的关系。 [ 注:Gerald D.Feldman,Army,Industry,and Labor in Germany,1914~1918 (Princeton,1966);H.Schaatffer,Reginale Wirtschaftspolitik in der Kriegswirtschaft:Staat,Industrie und Verbaande in Baden (Stuttgart,1981). ] 它使军事领导变得更加脆弱,权威变得更为不定。最重要的是,它结束了军方显要统治国家的局面。军方领导不得不与大众的战争参与相妥协,这不仅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人被吸入了战争机器,而且因为对使用武力的控制不再完全由军方领导掌握。军人们在总的指导方针范围内自主作战,工业界依据自己的理念生产武器,为战争而进行的社会动员则充满阶级间和地区间的紧张,那是威廉时期德国的特点。 [ 注:David Blackbourne and Geoffrey Eley,The Peculiarities of German History:Bourgeois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19th一Century Germany (Oxford and New York,1984);Hans-Ulrich Wwhler,Krisenherde des Kaiserreichs,1871~1918(G?ttingen,1970). ] 战略就是要居间协调这些成分,使之具有目的和方向;它既内向处理国内,也外向对付敌人。它成了一种政治行为,而且由于它不得有任何有组织的政治表达,它便表现为用于社会动员的意识形态,连同对于使用武力的技术专家操控。两者都是这么一种战略的表现形态:它不承认自己的政治方面,将战争控制保留在军事管理者手中。

   1917年在准备防御战期间,最高统帅部开始认识到自己错误地估计了德国的军事形势 [ 注:Ludendorff,Kriegserinnerungen,240-257. ] 。兴登堡和鲁登道夫无法看到有任何办法将法国踢出战争,因而不得不承认时间对协约国有利。英国和法国大西洋港口仍旧是海外物资进入的主要渠道,俄国则大有可能动员起又一支庞大的军队,或许在协约国援助下装备得更好,与此同时德国的兵力却在西线防御战中被消耗殆尽。当然,兴登堡和鲁登道夫本来可以选择与帝国议会一起进行实现和平的新努力,但他们拒绝了这一选择,更顽固地坚持不惜一切代价夺取胜利的信念。如此坚持的头一个恶果,是拒绝作为战争之合理分析的战略。

   在拒绝了这一意义上的战略以后,最高统帅部沿两条路线行进。一方面,它开始使用间接的战争手段来打击协约国的士气和破坏其社会结构,由此丰富和拓展了对于决战决胜性地使用武力的理解。另一方面,它割断了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工具性联系,而这种联系在19世纪里指引了“理想主义”战略和关于限制战争的功利主义方针。新“战略”扩展了战争,使之越出军队范围,并且为全民总动员提供了理念依据。战略失去了它的工具性质,变成了总体战的一种说明和辩解理由。最高统帅部到头来以种族或民族敌对来重新诠释强权政权。战争一旦被视为动员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意识形态碰撞和文化冲突(Kulturkrieg),而这些民族的目标又是通过征服其他民族来保障自己的民族/种族生存,那么战争就成了真正总体性的。 [ 注:H.Kellermann,ed.,Der Krieg der Geister (Dresden,1915);Cincinnatus,Der Krieg der Worte (Stuttgart,1916);Klaus Schwabe,Wissenschaft und Kriegsmoral:Die deutschen Hochschullebrer und die politicshen Grundfragen des Ersten Weltkrieges(G?ttingen,1969). ]

   让我们首先谈论战争的扩展。当最高统帅部将西线德军的战争努力重新集中于打击德国的主要欧陆敌手法国、并且对此进行现代化调整时,它也加强了对英和对俄作战。英国和俄国照旧大体上不易受直接攻击伤害。它们作为人员和物资的似乎取之不尽的供应者,构成了协约国欧陆战斗力的支柱,在这个方面反映了国际关系变化着的格局。必须使用新的对英和对俄战争手段。对英战争的“间接路线”包含无限制的潜艇战,目的在于切断英国同世界市场、其海外帝国和美国的联系。犹豫不决的贝特曼·霍尔韦格被迫将此当作击败英国的惟一办法,而随之被纳入兵力体系,决战决胜式陆战时代终告结束。 [ 注:Karl Birnbaum,Peace Moves and U-Boat Warfare (Stockholm,1958);Bernhard Kaulisch,Die Auseinandersetzungen Um den uneingeschr?nkten U-Boot-Krieg innerhalb der herrschenden Klasse Deutschlands w?hrend des Ersten Weltkrieges (洪堡大学博士学位论文,柏林,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柏林,1970年);Lancelot L.Farrar,Jr.,Divide and Conquer:German Efforts to Conclude a Separate Peace,1914~1918 (New York,1978),72-84. ] 同样重要的是力图提升对俄战争,办法是煽动其国内动乱,以限制俄国动员和支持部队的能力。这个办法不是系统或大规模地规划和实施的,然而它值得注意,因为社会战因素在整个20世纪期间将变得愈益重要,也因为它有效地结束了国家军队互相间的战争受到体制性限制的时代。 [ 注:Fritz Fischer,“Deutsche Kriegsziele,Revolutionierung und Separatateden im Osten,1914~1918,”Historische Zeitecarift,188 (1950),249-310. ] 欧洲战争的层面显著增多。

   伴随这一转变,用兵谋略经历了急剧的变化。现在,支配作战的是“多多益善”意识,即相信现在要击败敌人,就必须最优和不受限制地使用一切可能的战争手段。这本质上是个机会主义的观念,其基点在于希望越来越多的兵力到头来会以某种方式造就一种形势,它可被利用来促成最终的歼灭性打击。根据最高统帅部的战略逻辑,扩展性和升级性的、而非集中和有限的武力使用将确保胜利。正是在这一点上,暴力的经管式组织同无限制战争结为一体。 [ 注:我将把这过程称为“升级战战略”,它与限制战争的“专业性”战略截然相反。在这方面,见 Erich Marcks,Angriff und Verteidigung im Crrossen Kriege (Berlin,1923) 一书的讨论。 ] 战争现在的打法是蓄意地强化武力使用,而强化的具体办法一国不同于别国。 [ 注:Keith Robbins,The First World War (Oxford and New York,1984),82-103;Straehan,European Armies,130-150.缺乏关于德国所作选择的学术性分析。大多数第二手著作基于下面两本书:Max Schwarte,Die Technik im Weltlerieg (Berlin,1920);Karl Justrow,Feldherr und Kriegstechnik (Oldenburg,1933)。关于英国,见一项详细的研究,即Shelford Bidwell and Do minick Graham,Fire Power:British Army Weapons and Theories of War,1904~1945(London,1982)。这些著作,连同许多类似的研究,全都没有考虑决策实现过程中所包含的政治经济方面。 ] 在此后的30年里,德国的办法始终在于多多益善地生产它的最好武器,多多益善地动员它的熟练人力资源,而不是研发新型武器。战略从限制和集中战争努力的一种谋划,转变为扩展和升级武力使用的一种理由。

   作为新的战略原则,武力升级使得在国内加强战争努力成为必需。最高统帅部迅速制定了一项扩展了的军火供给计划(兴登堡计划),成立了一个负责协调彻底动员工业和人力的经济机构(Kriegsamt——“战争部”),并且动员德国全社会从事战争工作(《辅助兵役法》)。 [ 注:最详细的分析见Feldman,Army,Industry,and Labor。 ] 政治成了“通过持久的活动提高人民工作效率(Kraft)”的一个手段。 [ 注:Ludendorff,Kriegserinnerungen,349. ] 随着战略的目的和涵义业已改变,政治从属于战略。战略不再代表工具性的估算,而是试图在一种无限制的战争努力中鼓舞和指导人民。宣传成了它的头号工具,在鲁登道夫及其统帅部同伙的心目中变得愈益重要。施派埃尔指出了这一事实:

  鲁登道夫将军对战争理论的最有原创性的贡献,是在那个往往被不确切地称为“心理战”的领域。鲁登道夫差不多过分地关注人民的“团结”问题……他鄙视任何依靠武力或操练来实现社会团结的企图,认为那徒劳无功。他将此等方法称作“机械的”和“表面的”。通过强迫而实现的表面的人民团结……不是人民和军队在战争中需要的那种团结,而是危及政府和国家的一个呆板的幽灵。 [ 注:Speier,“Ludendorff,”316. ]

   鲁登道夫在下列不合逻辑的著名断言中概括了新战略观的后果和涵义:“必须抛弃克劳塞维茨的所有理论。战争和政治不仅服务于人民的生存,而且战争是种族生命意志的最高体现。” [ 注:Ludendorff,Der totale Krieg,10;又见 idem,Kriegfürung und Politik,23。 ] 升级战略的兴旺依靠意识形态,而非工具理性,它的目的是动员全国进行无限制的战争。

   战略作为社会动员形式,通过一种特殊的途径使目的同手段协调起来。让我们回忆一下,理想主义战略以一种军内或军政精英话语来确定目的。 [ 注:关于在升级战中目的与手段之间的逆反关系,见:Ludendorff,Kriegfahrung und Politik,10-23;Andreas Hillgruber,Deutsctdands Rolle in der Vorgeschichte der belden Weltkriege(G?ttingen,1967),58-67。 ] 军事参谋的作用在于评估手段是否可得,还有实现目的的代价有多大。理想的情况是手段从属于目的,据此参谋本部确认暴力的每一新增长有多大的边际效用,确立目的(一场战斗或战役的预期收益)与手段(实现该目的所必需的资源)之间的一种平衡。作为社会动员形式 (不久也将作为在核时代达到顶峰的工业性摧毁力的技术动员形式)的战略开始将此颠倒过来。手段的动员开始以一种更为复杂并且——从理想主义战略的观点看——反常的方式决定战争目的。其核心是对武器的边际效用的技术估算(不久还有经济估算)。然而,武器和资源的可得性不再经过一场关于目的的辩论来确定,而是取决于军政领导人动员国家、即动员社会和工业的能力。这一过程现已成为战略规划过程,其限度由社会阻抗(社会的承受力有多大)和工业设施(工业能生产多少而不危及再生产)界定。战争目的被调整来适应动员程度。社会和工业动员愈甚,战争目的就变得愈广泛。正如鲁登道夫在其战后著作里写的那样,彻底的动员要求有彻底的目的,也就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这不仅是一场更激烈的战争,而且是只能以敌人举国臣服为结局的战争,也就是要真正征服敌国社会,使之彻底无条件投降,屈从于全副武装的战胜国的意志。君主国重商主义扩张和均势谋略的时代过去了,在那个时代里,领土和人民是全欧强权政治游戏中的讨价还价筹码。总体战及其社会动员战略只知有两大武装营垒之间的敌对和血腥冲突——敌我之间的绝对对抗,正如自称为后贵族、后资产阶级的极权主义时代理论家卡尔·施密特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里详细阐述的那样。

   这种社会动员战略的衍生分支,可见于德国一战期间战争目的辩论的演化过程。激进的泛德意志战争目的获得了新的追随者,他们将分散的泛德意志小团体转变成急剧膨胀的大众性战争运动,其中心为祖国党和基夫霍伊泽联盟。不仅如此,动员努力越是强化,与之相伴的政治斗争越是激烈,德国的战争奋斗目标就越加复杂和广泛,亦即越加“总体化”。1918年,辩论达到最高潮,战争目的同1914年时相比远为扩张主义,远为广泛彻底,即要求征服一个个国家,而非“仅仅”攫取领土和资源,连同同样深远的社会和国家净化设想。这些战争目的与日益恶化的军事形势形成强烈反差。事实上,军事形势越是岌岌可危,战争目的就越加激进,越加广泛。

   对于按照边际效用准则估算武力使用的理想主义战略来说,如此自相矛盾不可思议。在军事形势日益恶化的情况下,理想主义战略会提议限制和降低目标。然而,升级战略鄙弃了有限的专业化战争的这一首要估算准则。它使目标从属于手段的动员,不管兵力的每一新增长有何实际军事价值。这样,“战略”随动员和用武的升级而疯长,在此过程中丧失了自身的工具意义。无疑,这战略据其本身是“合理”和“符合逻辑”的,因为它将社会动员的能力和程度置于战略估算的中心,然而它与后拿破仑时代里公认的军事领导“艺术”和“科学”有天壤之别。它以这么一种军事努力加剧而非限制了战争:集中于武器操控,要求无限制地主宰国家资源。

   新的防御战措施有助于挫败协约国的1917年攻势,但战术/作战机会主义和技术专家型战争动员的代价越来越大,超过收益的增长。启用无限制潜艇战,结果将美国拖入战争,从而扩展而非缩减了协约国的资源。与此同时,对俄国的社会战只取得了表面的成功。十月革命腾出了东线部队,使德军得以首次在西线占据优势。然而,第三届最高统帅部现在还不得不对付一个在俄国的革命政府,后者激烈反对最高统帅部代表的一切,而且毫不迟疑地以立即实现和平的要求进行干预。与此同时,战争努力升级的政治成本迅速升高。经济和社会动员导致德国空前两极分化。在1917年的防御战役中,新军队的成绩是以毁掉它自身赖以建设的基础为代价的。

   野战军的作战表现和武器的生产有所改进,与此同时总的军事形势却恶化了:必须向德国人民解释这一矛盾状况。怎么可能全国在战争努力中付出的越多,得到的却越少?最高统帅部找到了一个回答办法,那就是指责工人、资产阶级、妇女、知识分子、大学、同性恋者和青年,并且越来越将自己对形势发展的缺乏理解转变成对“犹太阴谋”的恶毒攻击,说这腐蚀掉了德国军队的生机。 [ 注:Abrahanl J.Peck,Radicals and Reactionaries:The Crisis of Conservatism in Wilhelmine Germany (Washington,D.C.,1978),215. ] 战争对极端民族主义者来说,变成了一场使日耳曼种族从邪恶势力危害中解放出来的斗争,随之他们便对甚至最为雄心勃勃的领土目的丧失了兴趣。德国开始跨入一场启示录式的灾难性战争。 [ 注:必须再次指出,启示录式的灾难性战争(apocalyptic war)不一定是彻底毁灭性的战争,而是“听命于技术(或工具)理性而无任何(实质性的)理性目的指引的”战争 (Jünger,Perfektion der Technik,189)。 ]

   马克斯·鲍尔上校是最冷酷的技术专家治国论者之一,最高统帅部与工业界之间最有效的联系人;并非偶然,他成了这些意识形态狂热鼓吹者中间最为不懈、最有毒害的一个。 [ 注:Martin Kitchen,“Militarism and the Development of Fascist Ideology:The Political Ideas of Colonel Max Bauer,1916~1918,”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8(1975),199-220;Adoff Vogt,Oberst Max Bauer:Generalstabsoffizier im Zurielicht,1869~1929(Osnabrück,1974). ] 以效率为导向的第三届最高统帅部军官们不顾一切地追求武力使用的最优化。他们为寻求胜利而不断升级国家的战争努力,而胜利总是被设想为绝对的,就像战争努力被设想为绝对的那样。升级战略主导战争,战争则同等程度地由理性的组织方式(Planm?ssigkeit)和总的来说缺乏思想(Ideenlosigkeit)支配。 [ 注:Jiinger,Perfektion der Technik,184. ] 这就是机械化时代战争狂的根基。

   虽然第三届最高统帅部不能解释、也从不试图理解军事形势的恶化,但是主要将领们认识到形势发展已对他们不利。鲁登道夫明白德军在防御战的压力下无法再坚持一年,谈判媾和则将对满脑子被灌输彻底胜利必将来临的公众舆论造成政治上危险的影响,因而他选择了惟一可行的替代办法,即在西线发动一次“速决战”。这次进攻作为“世界史上最难打的一仗”,将要么缔造、要么瓦解德意志帝国。 [ 注:Ludendorff,Kriegserinnerungen,434,435;Reichsarchiv,ed.,Die Kriqführung im Frühiahr 1917,V.12 of Der Weltkrieg 1914~1918(Berlin,1939),560-589. ] 它以赌博开始,以(用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话说)“政权抛入街头”告终。

   就像在防御战的较早时候那样,旨在突破的战术和作战思想是缓慢地逐渐形成的。它们全都重申了机械化战争的功效,它立足于许多各自独立的火力基点。各种不同成分被结合在新的作战指南中,那就是一本题为《阵地战中的进攻》的条令手册,强调寻找敌方最薄弱环节实施突袭,迅速纵深突破,在战术上充分利用己方优势。军事实践者们开始认真探索摆脱壕堑战僵局的办法。 [ 注:有关的概述见:Lupfer,Dynamics of Doctrine,37-54;Messenger,Art of Blitzkrieg,9-29;又见:Balck,Taktik;Gruss,Die deutschen Sturmbataillone;Georg Bruchmüller,Die Artillerie beim Angriff im Stellungskrieg (Berlin,1926)。 ]

   然而,由于不能为战役明确界定一个目的,这些创新性的作战办法大都派不上用场。虽然讨论了各种不同的进攻计划,但没有迹象表明曾就突破以外的任何目标进行过辩论。 [ 注:K.Kraft von Delmensingen,Der Durchbruch:Studie an Hand der Vorg?nge des Weltkcrieges,1914~1918 (Hamburg,1937),132-185;Wallach,Dogma der Vernichtungsschlacht,271-288. ] 战争结束后,这引起了两种批评:(1)鲁登道夫毕竟没有摆脱消耗战;(2)或者,他多少被任务所压倒。两种批评都不很令人信服,因为它们都忽视了1917~1918年的“战略”状况。意识形态化的战略意图与效能取向的用兵方式相矛盾,从而损害了精心谋划的作战,并且使得清晰地制定一个目的成为不可能。在此,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了升级战的作战代价。最高统帅部不能确定战术目标以外的任何行动目的,因而没有提供指导或领导。鲁登道夫就此说的气话既可以用来概括1918年战役,也可以用来提醒随后几代的军事技术官僚:“我不想听到作战这个词。我们打了(通往前线的)一个洞,剩下来的事情顺其自然。” [ 注:Rupprecht von Bayern,Mein Kriegstagebuch (Berlin,1929),2:372;Hindenburg,Aus meinem Leben,233-244;C.Barnett,The Swordbearers:Studies in Supreme Command (London,1963),282. ]

   西线攻势仅仅是一系列事态的核心,它们既不是发端于、也不是结束于西线。 [ 注:Martin Middlebrook,The Kaiser’s Battle (London,1978);Reichsarchiv,ed.,Die Krieg führung an der Westfront im Jahre 1918,V.14 of Der Weltkrieg,1914~1918 (1944 〔Berlin.1956〕). ] 在西线发动进攻的先决条件,是俄国战线的崩溃,连同随后在东线的扩张主义和平。到1917年和1918年之交的冬季,不仅四年战争造成的精疲力竭昭然可见,而且社会/意识形态动员和扩张主义的战略显然已达到顶点。 [ 注:Peck,Radicals and Reacttonaries,203-221;Jüren Kocka,Klassengesellschaft im Kriege:Deutsche Sozialgeschichte,1914~1918(G?tingen,1973). ] 过去在战争中,从来没有为一次战役集结过那么多部队,也从来没有集结过那么强大的火力;而且,虽然德国社会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两极分化,但掌权的仍是“胜利和平”派(the Siegfrieden faction),他们清除了议会中的温和派,并且用越来越凶狠的方式遏制反对派。出现了革命的先兆,但也有同样强烈的迹象预示拥有民众基础的极右派独裁趋向。从东部占领区获得财富和实现繁荣的梦想,同暴烈的反布尔什维主义和反闪族主义混合在一起。

   西线的失败粉碎了这些梦想,但战争造就的好战运动并未在1918年11月11日骤然停止。相反,战斗性动员转向了内外两方面。德国部队1918年夏季在西线开始后撤,但与此同时他们在俄国推进,最终抵达高加索地区。这场推进在与协约国停战后仍未终止,一直持续到 1919年内。在东方的部队与战败了的德国失去了联系,成为一股股以就地劫掠为生的武装匪帮。 [ 注:Dominique Venner,Baltikum:Dans le Reich de la défaite:Le combat du Corps-Francs,1918~1923(Paris 1974);Rüdiger von der Goltz,Als politischer General im Osten,2nd edition (Leipzig,1936).Kurt Fischer,Deutsche Truppen und Entente-Intervention in Südrussland 1918/19 (Boppard,1973). ] 这样,战争在其最后阶段转变成了一场十字军征伐,德国部队在其中夺取土地,同时对俄国人和布尔什维克发动意识形态和种族主义性质的战争。1919~1920年间,他们带着自己好战的意识形态和“民族”战争习惯回到德国。 [ 注:James Diehl,Paramilitary Politics in Weimar Germany (Bloomington,1977),75-116.Bernhard Thoss,Der Ludendorff-Kreis,1919~1923:München als Zentrum der mitteleurop?ischen Gegenrevolution zwischen Revolution und Hitler-Putsch (Munich,1978). ]

   与此同时,国内的痛苦开始变为反战造反和针对战争领导人的革命。1919年,德国的社会关系广泛地军事化了。武装起来的不仅是军队、自由军团和工人。全国上下——所有各类文职当局、市政厅、社会团体、犯罪团伙等等——都获得了武器。军方对暴力的垄断被彻底打破。军队的残余——特别是参谋本部这最高层机构——同类似的保护性武装团体搅在一起。 [ 注:Erwin K?nnemann,Einwohnerwehren und Zeitfreiwilligenverb?nde:Ihre Funktion beim Aufbau eines neuen imperialistischen Milit?rsystems,1918~1920 (Berlin/GDR,1971); Michael Geyer,“Military Work,Civil Order,Militant Politics:The German Military Experience 1914~1945”,Woodrow Wilson Center,ISSP Working Paper no.39 (Washington,D.C.,1982),34-36. ] 在战争最后几个月里接替鲁登道夫的威廉·格罗埃内尔是个没有部队的战场统帅(Feldherr),新任宰相弗里德里希·艾伯特是个没有权威的政治领导人。战争引发的社会运动成功地侵蚀了军国主义国家及其军事机器,使之瘫痪。国家权力近乎彻底崩溃。

   外向突进与内向痉挛都同有组织的作战极少相似之处,即使军方领导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然而,它们仍然是战争努力的组成部分。这两股运动反映并表现了第三届最高统帅部为追求胜利进行的德国社会的大众性动员,和欧洲人为互相残杀进行的民族的与意识形态的动员。战争动员和反战动员都逐渐烟消云散,不是因为转为社会稳定,而是因为绝对筋疲力尽。

   国内与国际的事态发展并驾齐驱。在后一个舞台上,终于先后缔结了停火协定与和约,但东欧和近东从未平静下来。大战引起了一系列战后战争——德奥边境沿线的小规模伏击战,有其革命和反革命色彩的、较大规模的俄波战争,还有在土耳其的、启示录式灾难性的大屠杀。确实,只是在下列事态之后,由好斗的社会运动推动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阶段——才终告平息:苏联的努力由于内部混乱而逐渐休止,德国的反革命冲动得到控制,东欧人和土耳其人的野心则因社会和经济困难而破灭。风平浪静的几年过后,这样的战争重新获得了国内和国际动力,并且同30年代卷土重来的社会动员联结在一起。

   三

   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里,德国军事规划者们的首要关切在于限制战争,目的是再次使战争成为以精英控制战略为基础的、有目的和工具性的武力使用。

   规划者们在一系列特别严苛的限制条件下工作。德国被解除武装,比它的任何潜在敌人都弱得多。 [ 注:Michael Salewski,Entwaffung und Milit?rkontrolle in Deutschland 1919 bis 1927 (Munich,1966);Jürgen Heiderking,“Vom Versailler Vertrag zur Genfer Abrüstungskonferenz:Das Scheitern der alliierten Milit?rkontrollpolitik gegenüber Deutschland nach dem Ersten Weltkrieg,” Milit?rgeschichtliche Mitteilungen,28 (1980),45-68. ] 与此同时,规划人员坚持只有他们才能组织国防和保证德国安全——恢复德国在欧洲地位的一个先决条件。这个问题证明很难解决,因为整个欧洲大陆的国际稳定和支配各国军队作用的妥协方案都取决于德国被解除武装。由于欧洲事务互相间紧密相连,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往往彼此衔接,为打仗而解决或控制国内纷争的每项努力都会导致重新谈判国内和国际安排,正如国际局势的每项变化都会给德国的军事努力提供新机会或设置新限制。

   1918~1920年间,德国有机会重新思考武力在国内和国际关系中的作用,然而这机会从未被利用,而且大多甚至从未被认识到。那些主张民防和有组织的消极抵抗的人们得不到理睬,尽管鉴于德国的无防御状态,他们的论辩是有道理的。 [ 注:Wolfgang Sternstein,“Der Ruhrkampf,”Gewaltloser Widerstand gegen Aggressoren,edited by A.Roberts (G?ttingen,1971),pp.50-86;又见:国务秘书汉姆5月14至16日备忘录,载于Karl-Heinz Harbeck,comp.,Dos Kabinett Cuno,22 November 1922-12 August 1923 (Boppard,1968),260-261;Hermann Oncken,Uber das politische Motiv der deutschen Sicherheit in der europ?ischen Geschichte (Berlin,1926);Carl Mertens,Reichswehswehr oder Landesverteidigung (Wiesbaden,1926)。最后一项是小册子。 ] 魏玛共和国的军官团和文职领导历经战败、革命冲突和反革命暴力,深信武装部队是必需的,甚至对国家的生存至关紧要。

   重建军队的任务落在参谋本部肩上。这一努力与首任陆军司令部司令(Chef der Heeresleitung)汉斯·冯·塞克特密切相关。 [ 注:Hans Meier-Welcker,Seeckt (Frankrut,1967);F.von Rabenau,Seeckt;Aus Seinem Leben (Leipzig,1940). ] 他试图在一个尽管广泛和“现代化”、但仍旧是等级制的军事组织中重建正常的权威和纪律。纪律和职权分明的指挥序列,对过分自行其是的高级指挥官的控制及其从属,技能取向的军事训练,连同为广大士兵采取的家长式福利措施:所有这些成了塞克特任内的治军标志。与此同时,他恢复了适用于一支大规模军队的、在大战略和战术层次的理论和实践训练。他总的来说赞成现代化和机械化,但将这些因素从属于德国军事传统中的专业主义。

   塞克特不得不对付陆军领导层内的两个少数派。其中一派呼吁为打一场民族主义的解放战争做准备。它复活和神化普鲁士奋起反抗拿破仑的传统,并且像那个时期的军队改革者一样,使军队向大众势力敞开门户。 [ 注:Helm Speidel,1813/1814:Eine Milit?rpolitische Untersuchung(杜宾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论文,1924年). ] 这一派由约阿希姆·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和韦尔内·冯·布洛姆贝格为首,贬抑体制化战争方式的首要地位,愿意重新思考战争的所有各方面。它的思想集中在社会力量、民族“意志”及其生产能力的利用上面。另一个派别很小,依赖自己对德国国防军军内政治所能施加的影响。虽然它的基本见解是由威廉·格罗埃内尔形成的,但库尔特·冯·施莱歇尔成了它的首领。这一派人坚持认为,新军队只能重建于一种坚实的经济复兴的基础上,后者将铸造举国上下新的统一和团结。施莱歇尔和格罗埃内尔越来越转向一种国际主义立场,到1924年他俩已断定德国的军事复兴——德国军队和德国战略的重建——取决于美国在财政上的主动行动。 [ 注:Dorothea Fensch and Olaf G?hler,“Imperialistische ?konomie und milit?rische Strategie:Eine Derilischrift Wilhelm Groeners,” Zeitschrift für Geschichtswissenschaft,19 (1971),1167-1177. ] 与强调作战和体制改革的军事民粹主义者相反,他们强调有必要依据一种涵义在扩大的强权政权概念来重新思考战略。

   塞克特本人的思想赢得了军方大多数。他的观念同德国政界和工业界精英所坚持的相一致,那就是暴力必须由国家垄断并予以制度化,社会关系必须非军事化,以平息来自左右两翼的革命和反革命暴动。然而,塞克特的战略思维从不符合欧洲的现实。他的作战信条设想了一支并不存在的军队,他重建一支正统军队的希望始终是一种幻想。尽管做了种种现代化努力,但是僵硬刻板仍然是德国国防军军内管理的一贯特征。老人政治支配了它的主要职位。用这体制的一位反对者的话说,军队领导制作了“文笔优美”的条令手册,就“用1914年的手段训练新型战争指挥者”而言尽善尽美,然而那些手段已经过时。 [ 注:Michael Geyer,Aufrüstung oder Sicherheit:Reichswehr in der Krise der Machtpolitik,1924~1936(Wiesbaden,1980),81. ] 塞克特设想与苏联结成同盟,反对一个全欧联盟,这依据强权政权思维不无道理,但在战后欧洲是不现实的。简言之,塞克特为了恢复军队的自主自治和明确身份,走到了国内和国际事务的边缘。 [ 注:Hans Gatzke,Stresemann and the Rearmament of Germany (Baltimore,1954);Heinz Hurten,comp.,Das Krisenjahr 1923:Milit?r und Innenpolitik,1923~1924(Düsseldorf,1980).这里是说,德国社会内部的一些重要群体支持塞克特,然而通过联盟战争实现“民族复兴”这一选择既不符合国内状况,也不符合国际环境。 ]

   这是一场他输掉了的赌博。法国和比利时军队1923年占领鲁尔之际,军方同苏联的联系证明无效,政治军事动乱急剧高涨,法国的绝对优势使得大战略概念一钱不值。最糟糕的是,1923年里认真从事的动员规划很快表明,塞克特本人的计划和思想基于不正确的假定和过高的估计。他相信国防军能够控制社会动乱而不危害自身的准则和纪律,能够塑造政治而不卷入政治事务的种种矛盾,能够诱导德国工业界和保守分子为了一种不确定的军事前景而放弃西方资本,但是事实证明所有这些全都错了。军队重建和战略缔造所依据的前提性假设是不现实的。不可能组建一支置身于国内和国际事务之外的自主自治的军队。塞克特本指望利用反对战后现状的国内和国际势力,结果发现军队控制不了它们。

   然而,塞克特的计划依然吸引人,即使它未解决德国面对的任何军事难题,因为正统军事观念允诺予以军事职业阶层自主权,形成了一套给人深刻印象的、让军方垄断性地控制战争的“战略”知识体系,并且提供了通过决定性军事行动来限制和控制战争的保障。塞克特本人去职后,他的计划仍有显著的吸引力,因为像国防军军官们希望能发动战争那样,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希望能自行其是地进行战争。

   只是经过一系列非常激烈的内部斗争和政治冲突,德国国防军才开始离弃强权政权的海市蜃楼,转而采取一种完全不同的应对当前事变和未来战争的规划方针。作战规划和战略思维有了飞跃性变更,先是因为接受了“人民战争”(Volkskrieg)和坦克机动战的可能性,接着是因为发展了战略威慑观念。选择性的战法取代了塞克特式的自主军队概念和传统强权政治观,并且形成了一种与旧设计极少共同之处的战略。虽然这些新思想的提倡者们从未对战争法则发动挑战,而是照旧强调专家掌控战略,但他们建议在当前和未来战争条件下对这些法则进行激进的和创造性的“再解释”。 [ 注:Geyer,Aufrüstung oder Sichsrheit,85. ]

   施蒂尔普纳格尔属下“武装队伍部”(Truppenamt)(参谋本部)作战局的军官们是首轮改革的主要谋划者,而改革围绕的中心是“人民战争”和机动战法。人民战争乃“绝境之中……孤注一掷的手段”,它实际上取消了平民和土兵的区别,变“全体人民和一切手段……为战争工具”。 [ 注:Ibid.;关于“人民战争”的论著仍然不足。见一项概述:Arthur Ehrhardt,Kleinkrieg:Geschichtliche Erfahrungen und künftige M?glichkeiten (Potsdam,1935)。 ] 德国的规划者们指望削弱和分散敌军兵力的主攻势头,办法是将其诱入“依托极端纵深地带的地区战”,直到如此的地步,以致集中和突然性地使用一支甚至小规模的、如果适当地实现了现代化的主力反攻部队都能产生重大效果。 [ 注:Geyer,Aufrüstung oder Sicherheit,86. ] 这将是一种极为残酷的战争,无规范可言,使用恐怖手段,包括毁灭性攻击(既以敌军指挥官也以平民人口为攻击对象)、毒气、绑架、制造洪水泛滥和普遍摧毁基础设施——总之,是同常规作战结合的、恐怖主义和焦土战术的混合。 [ 注:殖民战争经常被明确提及。关于灭绝性战争构想在德国的形成,见 Helmut Bley,Kolonialherrschaft und Sozialstruktur in Deutsch-Südwestafrika,1894~1914 (Hamburg,1968)。 ] 如此,敌人将不得不在德国“一路慢吃”。 [ 注:Geyer,Aufrüstung oder Sicherheitt,86-87. ] 这是一种毁掉国家很大部分的战争,即使它以胜利告终。

   与准备打人民战争的努力同时,并且与之密切相关,德国国防军将其主力部队现代化。军队机械化是一个更大的计划的组成部分,而坦克部队的创建起初是个次要因素,从属于提高军队的总体机动性。然而,坦克战变得越来越重要,到1929年已构成陆军现代化的主要推力。 [ 注:关于陆军现代化,见下列论著:Heinz Sperling,Die T?tigkeit und Wirksamkeit des Heereswaffenamtes der Reichswehr für die materiell-technische Ausstattung eines 21 Divisionen Heeres,1924~1914(波茨坦教育学院博士学位论文,1980年);Manfred Lachmann,Zum Problem der Bewaffnung des imperialistischen deutschen Heeres,1919~1939(莱比锡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65年);R.Barthel,Theorie und Praxis der Heeresmotorisierung im faschistischen Deutschland bis,1939(莱比锡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67年)。难在迁就英文论著中对于古德里安的吹捧。古德里安当时只是又一名支持新的机动战(坦克战)信条的参谋本部军官,该信条旨在克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毁灭战思维”(Vernichtungsgedanke)的困境;此外,他在自己具体的参谋本部运输局任职岗位上,促进了该信条的发育成长。见:Karl J.Walde,Guderian (Frankfurt,1967);Kenneth Macksey,Guderian:Panzer General (London,1975); Dermot Bradley,Generaloberst Heinz Guderian und die Entstehungsgeschichte des modernen Blitzkrieges (Osnabrück,1978);Walther Nehring,Die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Panzerwaffe,1916~1945 (Berlin,1969)。尽管有这些论著,对于坦克武器的发展并无足够的实证性研究。在至少研究了某些可得的文件的限度内,目前已有的文献要么纠缠于德国军内冲突,大都上溯到关于二战中失去了的机会的讨论,而非上溯到1935~1936年间的争执,要么纠缠于英国人关于英法两国失去陆军现代化机会的辩论。应当指出,本文在此的论点包含两部分:(1)现有的文献歪曲了坦克部队的提倡者和反对者之间的关系;(2)讨论集中于一种摆脱一战困境的技术手段,这反映了战略思维的贫困。对战争的原理性研究由此转变成了关于战法的军事信条讨论。 ] 在组织和战术方面对早期坦克部队的看法起初深受法国经验影响,并且导致了一个评估,那就是“坦克的主要目的在于直接支持步兵推进”。 [ 注:见1926年11月10日的一项指令:RWM HL Ⅳ Nr.601.26 geh.In6(K);藏于联邦档案馆军事档案部(此后简称为BA-MA),文档号RH 39/V.115 (In6〔K〕指摩托化部队武器总监)。 ] 由于对英国装甲部队演习所做的评估,这一结论很快变了。到1926年底,一项指令指出坦克部队能够同“行动缓慢的步兵”分离,能够同“机动部队结合或作为独立的单位”得到最佳使用。 [ 注:Ibid. ] 这一将摩托化步兵或坦克部队转变成军队进攻主力的思想大有利于作战计划的制订。对于一支要最优地使用为数不多的战斗兵员的军队来说,将摩托化部队当作补给部队一部分的想法可恶可恨。转折点于1927年1月到来,当时韦尔内·冯·弗里奇领导下的作战局得出结论:必须重新思考坦克战的诸项原则。“装甲和快速行进的坦克极可能成为作战方面决定性的进攻武器。从作战观点看,这种武器如果集中在坦克旅之类独立的部队单位,那就最有效。” [ 注:1927年12月5日作战局文件(弗里奇签署):T1 762/27 g.Kdos.Ⅱ,;BA-MAⅡH 540。在同一份文件里,作战局主张摩托化单位一步步从运输部队转变为作战部队。 ] 到1929年底,韦尔内·冯·布洛姆贝格领导的“武装队伍部”训练局已经为作战方面独立的坦克团拟出了训练计划。参谋本部在施蒂尔普纳格尔和布洛姆贝格为核心的少壮改革派(人称“青年土耳其党人”)领导下,由博克尔贝格(负责采办和武器研发)和海因茨·古德里安(武器总监)等专家支持,全心全意地信奉起决战导向、独立作战的坦克战思想。 [ 注:(计划中)坦克团的战斗序列见1929年9月1日训练局局长文件(布洛姆贝格签署): Chef H1 659/29 geh.T4Ⅱ(T4指训练局);BA-MAⅡH540。将摩托化部队转变为作战部队的决定随十分重要的1928年组织性战斗演习而来,这次演习检验了1928~1933年陆军需要达到的装备水平。见1929年1月6日第7(巴伐利亚)摩托化部队高级军官简报:BA-MA RH 39/ V.294。 ]

   在冯·拉贝瑙少校的篇幅长如书籍的一项研究报告中,现有的坦克战法得到了最佳概述,其主题为“物资密集型战争条件下的作战机动”。 [ 注:Geyer,Aufrütung oder Sicherheit,93-94. ] 他试图将人民战争——他所称的“(无孔不入的)针刺战” (Krieg der Nadelstiche)——与一支高度机动的机械化装甲部队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新的综合体。拉贝瑙仍然青睐大体上是反击取向的进攻战,但这项由塞克特的未来传记作者撰写的研究报告表明,20年代中期,即使在思想倾向比较传统的军官中间,想象也能伸展得多么广阔。该报告强调前沿阵线的分解,强调攻势前锋转变为这么一个体系:它由一个个独立作战、持续运动和不断转移的部队单位构成,不再墨守既定的作战模式,而是以携带火力的机动和运动、连同对战术和作战机会的充分利用为特征。在这作战单位自由移动的体系中,指挥和权威开始采取一种不同的形态。主要任务变成了经过通讯进行协调,而非具体部署和直接的调动指挥。

   德国不能墨守成规,好像1914年以来一切照旧:人民战争和机动装甲进攻便是少壮改革派对于这一发现的回应。然而,一切都徒劳无功,尽管这并非机构懒散所致。新规划与德国国内状况不符。所提议的全民皆兵和短期集训以全国团结为前提假设,然而这团结实际上并不存在。德国社会的阶级分野限制了创立一个军事“民族共同体”(Volksgemeinschaft)的所有努力。 [ 注:Michael Geyer,“Der zur Organisation erhobene Burgfrieden,” Milit?r und Militarismus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edited by Klaus-Jürgen Müller and Eckhard Opitz (Düsseldorf,1978),16-100. ] 坦克的发展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从 1928年到1932年,军队希望得到大约7亿马克用于采办,但实际上只有4.5亿马克可以花费,因而大规模机械化可望不可即。武器总监曾制订了一个理想计划:6000辆机动车,800至1000辆坦克;初步的准备阶段耗资360万马克,第二阶段耗资2.35亿马克,第三阶段耗资10亿马克以上。 [ 注:根据下述资料计算所得:1928年(无日期)陆军采办处数据表:HwaA 588/28 geh.Kdos“z” WiStb;BA-MA RH8/v。892;1930年7月23日国防部某文件结语:767/30 g.Kdos“z”;BA-MA RH8/v.906。该文件将采办项目一直砍削到野战炊具和运输车辆。 ] 魏玛共和国根本无法既支付这支机械化军队又不造成预算灾难。

   少壮改革派汲取了1923年的教训,即不得不依赖魏玛共和国的现存结构;共和国领导人证明是随和的,甚至急于拥抱军人制订的计划。 [ 注:Ernst W.Hansen,Reichswehr und Industrie (Boppard,1978);Karl Nuss,Milit?r und Wiegeraufrütung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Zur politicshen Rolle und Entwicklung der Reichswehr(Berlin/GDR,1977). ] 但是,人民战争和军队机械化很快碰到了障碍,那是在一个分裂的社会中由多元主义政治妥协造成的。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军事规划者们必须攻击这些妥协。一句话,德国的军事安全与魏玛共和国的稳定有如水火,互不相容。

   德国的军事安全与该国国内和国际现状的维持彼此排斥。这就是 20年代控制战争的两大实验——塞克特的传统路线和施蒂尔普纳格尔及其伙伴的激进方针——带来的主要教训。这种不相容性再次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单纯依赖军事途径谋求国家安全和潜在地修改战后秩序是否从一开始就错了。德国的强权政权似乎已走到了绝境,魏玛政客们在战后秩序的框架内改变现状的一切努力确实无不受挫。 [ 注:Jon Jacobson,Locarno Diplomacy:Germany and the West,1925~1929(Princeton,1972);Karl H.Pohl,Weimars Wirtschaft und die Aussenpolitik der Republik 1924~1926 (Düsseldorf,1979);Martin Enssle,Stresemann’s Territorial Revisionism (Wiesbaden,1980). ]

   在愈益不利的情况下,并且面临初始的经济危机的最先迹象,出现了既着手同德国的军事传统、也着手同战后世界的战略环境搏斗的最后一次尝试。以施里芬传统最坚定支持者之一著称的格罗埃内尔提出了一种对德国战略的新看法。 [ 注:Wilhelm Groener,Der Weltkrieg und seine Probleme:Rückschau und Ausblick (Berlin,1930);idem,Das Testament des Graften Schlieffen (Berlin,1927);有关的概述见 Wallach,Dogma der Vernichtungsschlacht,305-323。 ] 他的评估简短直率。德国不要考虑打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性防御战,它不具备这么做的社会、经济和后勤条件。一旦发生战争,它必须迅速和决定性地行动,以便差不多在战争完全爆发以前就结束之。德国国防军无力打一场“真正的”、亦即欧洲规模的战争。 [ 注:星期三聚会记录,1930年11月5日:格罗埃内尔:“未来战争指导”,藏于联邦档案馆,文档号10.Erw.179-1。 ]

   格罗埃内尔及其“部长局”(Ministeramt)(国防军政治机关)参谋人员的结论令人吃惊。形势根本不容许魏玛德国发动战争,因而必须避免战争。这样的建议所以能被接受,只是因为参谋本部内以施蒂尔普纳格尔为核心的少壮改革派的计划生不逢时。作为严肃认真的军官,他们已通过两场沙盘演练检验了自己的计划。结果是灾难性的。攻方军队在两线战争中歼灭德军,甚至一场集中兵力的波兰攻势也证明超出德国的能力。 [ 注:Geyer,Aufrüstung oder Sicherheit,191-195;Gaines Post,Jr.,The Civil-Military Fabric of Weimar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1973),203-238;武装队伍部/参谋本部1929年3月26日文件:“参谋本部1927~1928年冬季和1928~1929年冬季研究结论”:TA(武装队伍部/参谋本部)284/29g.Kdos;BA-MAⅡH 597。 ] 尽管施蒂尔普纳格尔和布洛姆贝格未被这些结果说服,格罗埃内尔及其政治参谋人员却断定没有什么能使德国免于两线战争失败,而提议自杀性作战绝非职业军方应做之事;民族生存高于军事偏好。 [ 注:Geyer,Aufrüstung oder Sicherheit,208-209. ] 布洛姆贝格和施蒂尔普纳格尔两人都指责格罗埃内尔不懂强权政治的性质,在其中每个国家都有“义务”捍卫自己免遭“军事强暴”。 [ 注:TA 224/29g.Kdos,see ft.107. ] “部长局”则反驳说,这些军官既不理解20年代国际事务的性质,也不明白德国的利益和德国的复兴途径。

   按照“部长局”的观点,只要德法两国在财政上都依赖美国,两国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 [ 注:部长局1929年4月22日文件:M.A.(部长局)221/29 W,22;BA-MAⅡH 597。 ] 在经济强国中间,财政信用比民族主义重要。不仅如此,在美国的监护下的经济复兴能够成为重新武装的先决条件,同时避免政治上灾难性的、旨在预算再分配的国内争斗。关于波兰,情况则大不相同。在“部长局”看来,它还没有充分融入国际体系,更容易爆发民族主义,同时也构成了德国的一个较为合法的进攻目标。对波战争是格罗埃内尔乐意打的一场战争,但要打赢,它就必须被降至德国能力所及范围内。 [ 注:Geyer,Aufrüstung oder Sicherheit,209-213;Post,Civil-Military Fabric,101-108. ] 一旦在波兰边境发动袭击,速度就是决定因素。为此,“得到部分增强的国防军”必须在48小时内完成动员,以便在边境地区的一场决定性闪击战中歼灭波兰军队。 [ 注:Post,Civil-Military Fabric,197-198. ] 大规模进攻 (“推倒毕苏斯基”)是件比较困难的事情。为此进行的准备既涵盖波兰入侵,也涵盖德国进攻波兰,如果“出现有利的政治形势”,亦即波兰内部瓦解。 [ 注:根据德军动员规划基本文件,“毕苏斯基案例”为第四“方案”,见“德国国防军的任务”,1930年4月16日,RWMl47.30 WILA (它显示该文件出自“政治性”的部长局,而非武装部伍部或参谋本部),BA-MA M16/340-72;对此所作的深入讨论见 Post,Civil-Milltary Fabric,231-237。 ] 鉴于德国在波兰直接进攻情况下所处的劣势地位,直截了当的作战回应如沙盘演练业已表明的那样是不够的。相反,格罗埃内尔主张搞一种具有施里芬精神的权宜之计,然而是应用于20年代的环境条件:

  以迅即反击(Gegenschlag)的态势部署军队,意味着防止最初交锋发展成全面战争,只要这一反击表明德国不会容忍对其主权的侵犯,阻止对德国领土的占领成为既定事实,并且使我们显示自卫能力,以遏阻其他国家对我国进行干涉,同时鼓励有关国家在对我国承担条约义务的基础上发挥有利于我国的影响。 [ 注:Geyer,Aufrüstung oder Sicherheit,221. ]

   成功取决于三个因素。第一,必须通过防御性后撤来减缓波兰的主力进攻,那是主力部队和民兵组织的共同任务。其次,必须准备反击,但其目的不能是歼灭敌军。相反,反击的目的在于对国际社会拉响警报。为此,要使用德国占有对波优势的一个成分——海军。海军规划者被命令准备从海上攻击格丁尼亚。这种迅即反击意在引起国际社会对侵犯德国主权和潜在威胁欧洲稳定的充分关注,从而产生为结束冲突所需的压力。冲突的第三阶段将以国际联盟为舞台。“部长局”和外交部期望通过谈判达成一种对经济上较强的国家——德国有利的和平。 [ 注:Post,Civil-Militay Fabric,204-214,234-238. ]

   格罗埃内尔的方针回到了施里芬速战观念的本质,从而与德国的战略思维大相径庭。格罗埃内尔暗示——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德国无法以自己有限的资源打一场自主的战争,而且他高度怀疑传统的联盟战争,因为德国对此无论如何都没有准备。为了利用愈益扩展的国际交往网络,新的“联盟”应当是一种不同的东西。他从德美两国的经济力量中看到了有利条件和局部的利益一致。 [ 注:Geyer,Aufrüstung oder Sicherheit.182-183. ] 尽管他怀疑单凭经济手段能否修正凡尔赛安排,但他认为它们是一种限制性和约束性的力量,能够为军事弱国所用。如果恰当地使用这有利条件,德国就能不知不觉地摆脱《凡尔赛条约》的束缚,开始一个积极的复兴过程,军事力量在其中将再次崛起。 [ 注:Heinrich Brüning,Memoiren,1918~1934(Stuttgart,1970),552-554. ] 他从未将国际和平关系看得高于一切,但他看到有不止一种途径进行战争。他的威慑信条将常规军事行动与非军事手段结合在一起,表明19世纪的传统只有依靠政治化战略、从而依靠放弃军方对战争的掌控才能得到维持。

   在一小群倡导者之外,这一战略“新看法”几乎完全得不到认同。德国军官团大体上不愿让人分享军事控制权,这或许是军官团在当时的政治情绪的最有力标志。大部分军官并不特别保守,然而他们都是正统的军人,主要关心军队自主自治和军方特殊身份塑造,连同在战争条件的急剧变更中维持规划战争、进行战争的特殊技能。在1933年的情绪化氛围中,创建一部现代化的、但依旧自主自治的军事机器,并且返回到一种以作战为中心的战略,似乎仍然可行。

   军事恋旧取代了全力应付战后形势的现实主义努力。将战争当作一个排他性的纯军事领域的思想卷土重来,这与世界经济危机引起的国内国际动荡合拍,因为后者摧毁了格罗埃内尔“新看法”的政治基础。国际危机为重组国内和国际社会开辟了新的机遇,与此同时它在德国加强了社会上的军国主义和专制主义势力。这些决定了德国的反应方式,那就是倾向于用军事手段修正现状。德国军方似乎放弃了解决魏玛困境的尝试,转而回归一种美好的往昔,同时更加咄咄逼人地向社会、政府和经济索取将使得它能够弥合幻想与现实之间差距的手段。军方领导试验了种种权宜措施,以克服德国的羸弱,结果发现重获战争能力的最可靠途径不是“战略”,而是多多益善地增加武器和士兵。“武装队伍部”怀着为了打未来战争而复旧的强烈意愿步入第三帝国时期。 [ 注:Edward W.Bennett,German Rearmament and the West,1932~1933 (Princeton,1979),235-241,338-355. ] 在随后几年里,重新武装而非其他成了主要问题。

   随着纳粹党人上台掌权,军事恋旧被赋予进一步的冲劲。国防军与纳粹领导所以能结成权宜婚姻,首先是因为希特勒许诺满足军方组建“大规模军队”的梦想。大部分高级军官并不特别喜欢希特勒的民粹主义,或者就此而言不喜欢准军事组织(冲锋队)领导人的自大自信,连同其下层喽啰的粗暴吵闹,然而希特勒保证重新武装,而且新政府立即开始履行这个承诺。几乎完全不需要更多的东西就能使军官们确信,新政府对他们来说是好的,因而对德国来说也是好的。 [ 注:Michael Geyer,“National Socialism and the Military in the Weimar Republic,”载于The Nazi Machtergreifung,edited by Pelter Stachura (London,1983),101-123;一种较为谨慎的评估见Andreas Hillgruber,“Die Reichswehr und das Scheitern der Weimarer Republik,”,载于 Weimar,Selbstpreisgabe einer Demokratie:Eine Bilanz keute,edited by Karl-Dietrich Erdmann and Hagen Schulze (Düsseldorf,1980),177-192。 ] 一时间,军队处于可以想象的最佳境地。起初驯服温顺的纳粹领导(谁曾听说一位德国总理居然参加军官集会,要他们相信他的政府的种种好处?) [ 注:Thilo Vogelsang,“Neue Dokumente zur Geschichte der Reichswehr 1930~1933,”Viertel jahrshefte für Zeitgezchichte,2 (1954),397-436. ] 提供了所需的财力、物力和人力,办法是压制妨碍军事复兴的一切,甚至包括它自己的群众性准军事追随者。军官团还获得了程度大得在德国闻所未闻的自治权,使军官们可以竭尽所能重建军队。在纳粹夺权以后头六个月,经过一段短暂的不安全时期,参谋本部成了第三帝国早期岁月里重新武装计划、作战思想和战略见解的惟一来源。 [ 注:Klaus-Jürgen Müller,Das Heer und Hitler:Armee und Nationalsozialistisches Regime,1933~1940 (Stuttgart,1969);关于这一问题的最佳英文论述仍是 Robert J.O’ Neill,The German Army and the Nazi Party,1933~1939(London,1966)。 ]

   然而从一开始,军人与纳粹对战争的想法就迥然不同。他们的冲突不能简单地被界定为保守思想与纳粹世界观的碰撞,或者军事修正主义对纳粹领导的更激进的野心,例如希特勒通过征服和盘剥东方“生存空间”建立种族主义帝国的梦想。更为基本的是这么一个事实:纳粹党强调其政权作为征服和统治的政治体制的黩武原动力,军队却注重对暴力的制度性控制。

   纳粹准备为军事行动提供资源,但是他们从不打算完全服从一场由军方规划的战争规则。他们遵循另一种模式,将武力的军事使用从属于全国动员,从而为战争造就一种新的、独特的理念依据。对军方来说,打仗就是专业化地准备和使用“原料”——由一个团结一致、而在其他方面默然无声的社会提供的“原料”;对纳粹来说,战争却是一种生活方式。对于他们,军事行动只是更广泛的征服战略当中的一项特定任务。摧毁潜在敌国的武装力量只是造就新的日耳曼统治种族的第一步。

   种族黩武主义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总动员”意识形态及其实践。 [ 注:Ludolf Herbst,Der totale Krieg und die Ordnung der Wirtschaft:Die Kriegswirtschaft im Spannungsfeld von Politik,Ideologie und Propaganda,1939~1945 (Stuttgart,1982),42-61,82-92;Hans-Adolf Jacobsen,“Krieg in Weltanschaüng und Praxis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1919~1945,”in Hitlerwelle und historische Fakten,edited by A.Manmnann (K?nigstein/Ts.,1979),71-80. ] 然而,它也成了一个载体,纳粹领导以此摆脱鲁登道夫为化身的军事技术专家独裁体制。他们坚持一个黩武社会的自主自治,这标志了技术精英统治与凶猛好斗的民粹主义暴动之间的区别。因此,纳粹主义战争与欧洲陆战的精英传统有天壤之别。纳粹主义战争是旨在社会重构的战争,其途径在于摧毁各个被征服社会。对于被征服人民行使完全随心所欲的绝对权力,是为了维护和保障德意志人的社会生活和组织方式。随纳粹领导人大力奔向战争,种族恐怖主义成为纳粹政治的本质。在他们的心目中,这是第三帝国的战争能力的基础,正如其扩张构成战争要达到的主要目标。 [ 注:Andreas Hillgruber,Hitlers Strategie:Politik und Kriegführung,1940~1941,2nd ed.(Munich,1982);idem,Deutschlands Rolle in der Vorgeschichte der beiden Weltkriege. ]

   纳粹与军方的战争观念都产生于总体战的经验,虽然它们截然不同,但它们互相依赖。纳粹与军方争夺战争控制权,彼此分裂,然而它们又由于努力使战争成为可行而结为一体。如果说军方需要全国动员以发动战争,那么纳粹则需要军事工具以确立种族主义统治。纳粹领导人对于军事工具的依赖给了军方领导人一项有利条件,那是他们只要能够维持对于作战规划的垄断就保有的,即使党卫军之类纳粹武装部队兴起也罢。然而,这样一种垄断取决于参谋本部能否准确评估德国的作战能力。这是决定纳粹领导同军方之间关系的一种微妙的平衡。只有当高级将领们开始怀疑战争究竟是否可行时,纳粹党人才能够开始通过征服或 (像我们已称的那样)启示录式的战争,将民族净化目标付诸实践。

   自相矛盾的是,确立对主要军种陆军的牢固的专业化管理,是纳粹统治第一年的最重要结果。 [ 注:Klaus-Jürgen Müller,“The Army in the Third Reich:An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2 (1979),123-152. ] 德国国防军已经为这种管理做好了准备。1933~1938年路德维格·贝克担任参谋总长时期,陆军出版了又一本透彻的指导手册《部队指南》,用以指导军事规划和战备。 [ 注:Truppenführung (T.F.)(Berlin,1936). ] 它回复到运动战的经典信条,同时也没有忽视技术条件在发生的变化。它强调炮兵和步兵,但也注意到坦克部队。的确,它将坦克称为战场上的主导武器。在评估德国的战略环境和最有可能发生的战争时,它就进攻和防御各自的裨益提出了一种不同寻常地平衡的观点。然而,最重要的是,该手册强调在所有规划和实施层次上以一种系统的方式对待作战,它要求“缜密透彻的思考,估计到战争的所有可能性。”只有这种思考,才能使作战的规划和实施成为真正的专业行为,即“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自由和创造性的事业。”德国战略理想主义复活的最明显例证之一,便在于此。

   该手册还塑造了参谋本部对未来战争的看法。参谋本部坚持欧洲战区在规划和指挥上的统一性,差不多将这当作一个原理问题。欧洲体系的统一性构成了前提,由此出发才有对待强权政权的完整的军事方针;而且,正因为如此,它不应被混同于作战操纵家们的“最坏情况设想”。 [ 注:Williamson Murray,The Change in the European Balance of Power,1938~1939:The Path to Ruin (Princeton,1984),174. ] 《部队指南》提供了一项基于原理的战争分析,而非一项选择取向的军事信条和军事行为评估。在欧洲爆发的战争必将是一场全欧战争,而且由于欧洲国家的动员潜力,一场多线战争会趋于成为一场持久战。在这方面,《部队指南》的编写者们抛开了施里芬的一体化“总体战”,连同由此而来的所有作战操作含意。与施里芬相反,他们断定对于从兵力部署演化出来的一体化战争,现代防御的机动性和欧洲事务的内在关联性不是好兆头。大概是对鲁登道夫1918年攻势的反应,他们明确地告诫作战并非万能,其原因不那么在于他们不相信任何一项作战有成功的可能,而是在于每一项作战都必须在打赢一场战争的总框架中去看待,而打赢战争现在已有含义广泛得多的界定,那就是歼灭敌军主力和控制敌方动员能力。《部队指南》的作者们在编写时完全明白德国在中欧的战略位置,充分理解多线战争的分量,它决定如果想成就的不止是赢得几场战役,就必须有一种全面、系统和总体性的方针。他们的思想肯定不是冒险性的;无论是德国的处境,还是军事艺术的专业特性,都不容许冒大的风险。

   德国参谋本部将重新武装当作一个前提条件,以便以同样的系统化方式制订作战计划。它确立了专业化的控制和权威,它们反过来又以军队在重建计划完成后打一场有控制的战争的能力为转移。同时,这也构成了与纳粹领导人之间关系的基础。 [ 注:Herrnmn Rahne,Die militdrische Mobilmachungsplanung und-technik in Preussen und im Deutschen Reich(莱比锡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72年). ]

   到1935年,在带领第三帝国走出不设防“危险区”的道路上,军队已跨过第一道障碍。 [ 注:Halls-Jürgen Rautenberg,Deutsche Rüstungspolitik vom Beginn der Genfer Abrüstungskonferenz bis zur Wiedereinführung der Allgemneinen Wehrpfiicht,1932~1935(波恩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73年),302-319. ] 此时,参谋本部已为自己尽快前行的渴望付出了一定代价,因为它接受的那种加速新武装不很符合它关于在国际上“中立”的重整军备构想,然而它保住了自己的权威,与此同时说服纳粹领导人明白避免国内外冒险的必要性。 [ 注:Klaus-Jürgen Müller,General Ludwig Beck:Studien und Dokumente zur politischmilit?rischen Vorstellungswelt und T?tigkeit des Generalstabschefs de Sdeutschen Heeres,1933~1938(Soppard,1980),163-184. ]

   1935年夏季,参谋本部开始全面备战,包括“创建一支有尽可能最大作战能力和进攻潜能的机械化军队”,以及进一步加速重新武装。 [ 注:Michael Geyer,“Milit?r,Rüstung und Aussenpolifik:Aspekte Milit?rischer Revisionspolitik in der Zwischenkriegszeit,” in Hitler,Deutschland und die M?chte,2nd ed.,edited by Manfred Funke (Düsseldorf,1978),239-268. ] 陆军内部关于坦克部队独立性的摩擦,此类努力的经济后果——《四年计划》,以及对恢复征兵制和莱茵兰军事化的戏剧性国际反响:所有这些得到了历史学家们的强调。然而往往被忽视的是,兵力配置规划成了组建和装备一支有进攻能力的军队的焦点,成了制订未来战争作战计划的基础。 [ 注:Wilhelm Deist et al.,Ursachen und Voraussetzungen der deutschen Kriegspolitik (Stuttgart,1979). ]

   军队的两线战争计划被概述在1936年往后的“指令”中,它们同重新武装的进展连在一起,特别是同一项新的、于1936年8月付诸实施的进攻性装备四年计划密切相关。 [ 注:尚无对于1935~1939年德军部署规划的详细学术研究。下面的论述依据:Rahne,Mobilmachungsplanung;Burkhart Müller-Hildebrand,Das Heer 1933~1945,3 vols.(Darmstadt and Frankfurt,1954~1969);Donald Shearer,“Initial Military Preparations,Peacetime Activation,Mobilization Deployment,and Transportation Planning”(ms.)(未曾发表)。又见Wilhelm Deist,The Wehrmacht and German Rearmament (London and Basingstoke,1981),36-53。 ] 兵力配置方案的框架年复一年基本如故,与此同时军事能力却随每年重新武装的进展而增强。这一时期里,参谋本部始终准备迎接防御性战争的挑战,然而相信进攻战应当等到重新武装计划完成,最好是1940年。 [ 注:Geyer,Aufrüstung oder Sicherheit,446-449. ] 届时,政治领导人才能合理地决定在中欧进行战争。1938年,即离理想的预定日期(它已经由于重新武装进程中的瓶颈而被推迟)尚有两年,贝克谈及政治领导人不负责任,当时他心里想的是兵力配置方案,连同其两线战争的战略和战术谋划。

   这一异乎寻常的兵力配置方案误导了纽伦堡特别军事法庭法官,也误导了自此往后的历史学家,因为它是增长取向和目的性的。它设想在一场欧洲战争中实施战略防御,加上军事力量增长期间在次要战线上的潜在进攻性行动。不过,等到重新武装计划完成时,它就被翻转过来,变成一种进攻性战争计划,实施“蓄意的、和平时期策划和准备的战略进攻”。 [ 注:“1937/1938年指令”,1937年6月24日:RKM u.ObdW 55/37 geh.Kdos.,Chef Saehe Lla,载于IMT 34,Document #175-C,733-747。 ] 更重要的是,在它们依照德国的备战进展、而非针对潜在敌手的意图来规定行动的范围内,这些配置方案并非应急性的,而是构成了一种全面的战争谋划。最后,它们还保证参谋本部在从战略防御到战略进攻的转变中完全控制战争,因为这转变仅仅按照军事准备程度来界定,而军事准备程度是由参谋本部对于力量对比变化的评估确定的。这些计划表明军方准备发动进攻性战争,正如它们同等地表明它坚持对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决定行使控制。德国是否做好了战争准备由参谋本部确定。

   兵力配置及其专业战争理念依据取决于国家的一种能力,那就是在适当的时刻提供必要的军事手段。参谋本部不停地索要更多的武器装备。 [ 注:见贝克所撰“军政形势考察,1938年5月”,1938年5月6日,载于Müller,Beck,502-611;Michael Geyer,“Rüstungsbeschleunigung und Inflation:Zur Infiationsdenksdhrift des Oberkommandos der Wehrmacht vom Novermber 1938,”Milit?rgeschichtliche Mitteilungen,30 (1981),121-186。 ] 然而,尽管作了所有各种努力,德国的力量仍无法与欧洲其他国家的实力总和相匹敌。随着德国重新武装导致紧张局势溢出中欧,这越来越成问题。就在兵力配置计划于1935年问世时,希特勒和德国军方领导已经开始怀疑军队有朝一日会不会取得优势——按照专业标准要进行战争就必须有优势。他们被一种恐惧所萦绕,那就是“德国也许武备精良……然而既不能守,也不能攻”。 [ 注:Müller,Beck,182-183. ]

   这就是参谋本部的作战特权于1935年首次遭到攻击的根源。攻击来自武装力量司令部属下的政治部,它被完全排除在作战规划之外。当时围绕对捷克斯洛伐克可能发动的突袭(代号为“训练”〔Schulung〕)展开了争论,以此为发端,政治部开始依据非常规、而且最终是“非专业”的原则探究进行战争的其他途径。“训练”(它从来不属应急方案)是参谋本部反对的一次古怪的演习,尽管参谋本部军官到头来为之作了准备。“训练”成了整个一系列特殊部署计划的先驱,它们名为“特别陷阱”(Sonderf?lle)。其目的,在于充分利用幸运的偶发性政治情势,那会使得“未成熟”的动武成为可行。 [ 注:Geyer,Aufrüstung oder Sicherheit,419-428,429-432. ] 往往被忽视的是,这些“特别陷阱”计划从来未被当作成熟的应急方案;它们的拟订出自“每个特定场合按照政治形势下达的命令”。 [ 注:见1937年12月7日文件 ObdW 94/37 geh.Kdos.,Chef Sache LIa附录二(〔1937/1938年指令附录一〕,BA-MA Case 1197/33306c。应当指出,这些“特别陷阱”从未被认为是预先设计好的。它们有待“仔细考虑”(durchdenken)。因此,进攻奥地利的特别行动规划与这些指令相符,尽管它违背了贝克周围“专业人士”的要求。 ] 很明显,这些计划大有违参谋本部主张的一切。

   关于这些计划的争论持续到1937年为止,并且同武装力量司令部 (布洛姆贝格)与陆军司令部(弗里奇)之间的权力斗争交织在一起。 [ 注:Müller,Beck,225-272. ] 1937年11月5日,当希特勒向整个军事规划体系挑战时,虽然这一时刻格外合适,争论骤然令人吃惊地达到高潮。 [ 注:Niederschriftf über die Besprechung in der Reichskanzlei am 5.(1937年11月),载于IMT 25,Document #386-PS,402-413。 ] 元首对军队到底能否做好战争准备提出质疑,并且明确表示由于国内和国际的种种原因,他准备跳过精心制作的部署方案,转而采用政治和军事上即时筹划的战争。不仅如此,他还威胁要以一种政治和意识形态混合的考虑取代部署规划的军事理念依据。这是到那时为止对军方的作战规划控制权所曾有的最严重挑战。

   贝克作为参谋总长,不同意试图如此将战争与和平的决定同它的“富有意义的背景”割裂开来。 [ 注:这最清楚地表现在他反对为对奥地利的军事进攻做准备(1937年5月20日备忘录,载于Müller,Beck,493-497)。 ] 他不那么关心希特勒的东方生存空间展望,而这不只因为他误解了希特勒的杂乱无章的阐述。最重要的是,贝克担心军方失去对战略的控制,因而他开始奋力反对希特勒推行机会主义路线的企图。然而,在反对希特勒的过程中,他也开始认识到德国军队可能永远做不好战争准备。贝克一方面试图证明不能用希特勒的方式进行战争,另一方面开始越来越有力地示意以专业方式打一场大规模战争超出德军的能力。事实上,他的论辩更有效地针砭了专业化战略,而不是希特勒的冒险主义意图。他的所有论点都指向一个结论:在涉及有谋划和工具性地使用武力的范围内,系统的作战规划和相伴的重新武装已走人死胡同。 [ 注:Ibid.,503-550. ]

   贝克详细描述的两难困境显示了一种根本挑战,那是《部队指南》勾勒的专业化战争遇到的。如果贝克说得对,那么军队的自主自治便岌岌可危。如果军队不得不依赖不由它控制的军事以外因素,并且就此不得不同其他方面一起进行评估,参谋本部控制军队和战争的能力就丧失殆尽了。换句话说,1937~1938年间的实际战略问题——能否打一场孤立的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战争——是第三帝国内部一类基本权力斗争的议题载体。它作为一场围绕战略本质的斗争来进行。

   然而,此时贝克在军内已经孤立。他被年轻一代军官边缘化了,后者不仅大胆鲁莽,而且表现出一种大相径庭的作战风格。在演习期间,贝克仿佛批评他们“单纯”追求最大限度地使用武器。他抱怨这些人从来没有学会在整体战略的背景下评估作战,轻率地盲从上司命令,而不考虑这些命令在既定的战略形势、军事技能水平以及武器的准备和供给条件下究竟是否可行。他们与其说是战略家,不如说是技术官僚。 [ 注:Ibid.,266-270. ] 然而,正是这些军官如今成了闪电战的提倡者,它既不是军事技术的产物,也不是德国机动进攻学说的结晶,而是一种吞噬着专业化战略的作战途径。简言之,它是专业化战略破产的一个体现。

   一种内在连贯的军事战略的破产也提供了机会,以引进意识形态来替代大有缺陷的战略规划。诚然,持功能眼界的军事技术官僚与怀抱意识形态战争目的的纳粹党人各为一方,而且往往彼此抵触,然而他们又是互补的,并且在第三帝国从备战转为开战的关键时刻实现了互相依赖,共同合作。

   四

   先前20年的混乱过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将德国的战略带到了启示录式的灾难深渊。国内和国际秩序的基础动荡不定。存在了几年的秩序外观让位于一个激烈竞争性的经济外交时期,各国追求据此从世界经济危机中恢复过来,全都试图不择手段地确保本国的福祉。英法两国盘剥他们自己的帝国;纳粹德国首先转向巴尔干,但心怀远为野心勃勃的计划。只有两个大国转为内向:苏联在斯大林统治下集中全力搞社会主义和工业化,美国则奋力使资本主义变得对它本国人民来说安全无害。全世界似乎正从一个整体沦入为一个个各自分立的经济和社会板块。

   在这混乱无序的背景下,自专业化战略于1938年崩溃后,“战略”在第三帝国同样游移和摇摆于各种不同的选择之间。 [ 注:见下列两部著作的概览:Manfred Messerschmidt,“La stratégie allemande 1939~1945,” Revue d’histoire de la deuxième guerre mondiale,25 (1975),1-26;Andreas Hillgruber,Der Zweite Weltkrieg,1939~1945:Kriegsziele und Strategie der grossen M?chte,2nd edition (Stuttgart,1982)。 ] 虽然德国领导人追求野心勃勃的目标,但他们对于如何实现这些目标没有把握。只是到德日两国决定开战(诚然是出于不同的原因,但造成了类似的全球性后果),世界才在军事敌对之中恢复了整体性。德日进攻矛头最终指向苏联和美国这样的国家,它们于20世纪30年代形成为内在整合的政治经济大板块,依靠自身的国家资源制定和实施与德日对立的战略。德日的进攻决定是当时的关键举动。它们将各自迥然不同的战争熔合为一场全球战争,并且为行将来临的世界奠定了基础。尽管美苏的反应同德日一样都基于本国特有的原因,而且完全不是对称的, [ 注:Hans-Adolf Jacobsen,Zur Konzeption einer Geschichte des Zweiten Weltkrieges 1939~1945:Disposition mit kritisch ausgew?hltem Schrifitum (Frankfurt,1964):idem,Deutsche Kriegführung,1939~1945(Hanover,1961). ] 然而综观所有这些强国的战略,它们都反映了一种新型的战争。那是一场为重构世界、而非维持或调整现存国际关系结构进行的战争。这一激进的目标使得主要交战大国有别于法国、英国和意大利之类较小的国家,不论后者中间哪个付出了怎样的努力。因此,英国虽然无疑打了一场比或许苏联除外的任何其他国家更具“总体性”的战争,然而英国是为了有限的目的而战,即为了消除对自己生存的威胁,重建战前现状。主要交战大国的深远目的——在许多方面是拿破仑式的目的——涉及通过摧毁或征服敌人来建立国内和国际新秩序。怀抱此种没有限度的目的,武力的使用变成了不可调和的敌对意识形态之间一场天翻地覆的战争。它既无法由欧洲陆战的工具性和专业性理性制约,也无法受其限制武力和控制损失的传统谋算约束。然而,只有德国超出了这些极端的目的,打了一场真正启示录似的灾难性战争。

   我们已经看到了宗教启示录式情绪在德国的兴起;也就是说,技术专家主导的武力使用与战争与民族净化过程这一观念共存共生。在第三帝国,启示录式的幻想被纳入了一种战略谋划。纳粹领导人以两种方式进行战争:一是针对苏联军队的扩张主义外向冲刺,二是旨在奴役东欧人口和彻底铲除已占欧洲领土上犹太少数民族的歼灭性战争。升级战的逻辑与民族再生的恐怖主义逻辑相结合,前者只有在一个个社会整体被征服时才会停止,后者只有在净化了的德意志社会确立了欧洲霸权时才能结束。

   这样来看,德国的战略随进攻苏联的巴巴罗萨战役达到了“顶峰”。 [ 注:Andreas Hillgruber,Der Zenit des Zweiten Weltkrieges,Juli 1941 (Wiesbaden,1977). ] 在那里,征服、种族主义统治和将德意志社会重铸为统治种族这几大要素被汇集起来,在一个宏大的同中心运动中将一切先前互不关联和未曾发育的原动力联结为一体,共同打击一个目标。俄德战争囊括的并非只是各条战线,还有各个战区和后方地区。它体现为在波兰和俄国的快速围歼战,也体现为在那里嗜杀成性的对犹太人的蓄意大屠杀。它在犹太聚居区内进行,也在集中灭绝营里进行。它同样以被占领的欧洲的物力人力资源,进行于膨胀了的第三帝国的核心地区——德意志。从1941~1943年,启示录式的灾难性战争景象在东方成了战略现实。 [ 注:Andreas Hillgruber,“Die‘Endl?sung’und das deutsche Ostimperium als Kernstück des rassenideologischen Programms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en Hitler,Deutsehland und die M?chte,2nd edition edited by Mandred Fullke (Düsseldorf,1978),94-114. ]

   启示录式的灾难性战争由各种不同的组织进行,它们经常互相抵牾。历史学家们不应当被它们之间的竞争和争吵所误导。正如普鲁士各集团军司令互相妒忌,然而1866年在柯尼格累茨的“总体战”照样获胜那样,一体化的、启示录式的灾难性战争在东方进行,并且往回扩入西方,即使它展开成许多局部,互相间往往抵触或冲突。前线、后方和国内的各种不同行动结合为一场单一的战争,由单一的战略支配,而这战略更多地关注通过征服和灭绝确立一种国内和国际新秩序,而非作战行动。

   尽管1942~1943年间,战局发展转为对德国不利,然而直到1943~1944年接近终了时为止,摧毁和灭绝并未达到顶峰。当战局控制转到盟国手里时,希特勒及其亲信的反应是将其努力集中到一个根本目的:在缓慢和痛苦地后撤的同时,毁灭他们认定的一切死敌。虽然到1944年战争结局已定,但第三帝国仍坚执其起初的启示录式战争观念;与此同时,在国内和战场上的德国人民对自己的领导人感到幻灭,心存提防,怀着对遭到报应的恐惧打仗,知道那是战败必将招致的。

   第三帝国时期德国的战略路径并非由一套理性地制定的大目标决定。相反,它是由一系列赌博塑造的:赌军队能否从国家的有限经济基础获得充分的支持,这由于纳粹政权不愿就其国内安定和净化目标打折扣而变得更加困难;还赌政府能否缓解对其愈益加剧的欧洲统治的担忧,并且防止形成有效的反德同盟。对于战略的种种制约决定了它的选择。虽然征服能够加强第三帝国的经济基础及其战略外缘,但与此同时它会增加反德联盟形成的可能性。每次作战成功对军事指挥官来说都是一种回报,也都是作战本身的目的,但它增加了战略家们的困难。这是个逐级升高的阶梯,在其上武力的使用维持着进行未来战争的能力,然而也加强了对抗力量。跳出这一陷阱是战略和作战方面的重大难题,它加剧了鲁莽冒险的倾向。

   1938年,征服生存空间的赛跑碰到了第一道限界。尚未完成的重新武装已经耗尽了现有资源,并且在超出德国的经济和财政潜能。结果,纳粹政权(虽然不是希特勒)与德国人民之间的隔阂开始扩大。在经济和政治紧张之外还添加了一种恐惧,即第三帝国很可能的敌人,特别是英国,将通过自身的重整军备或美国的支持武装来改变欧洲的力量对比。在遏制力量能够被动员起来以前,必须尽快突破中欧的狭隘局限。这些担心决定了1938~1939年发生的首轮军事上“尚未成熟的”快速行动——吞并奥地利、分割捷克斯洛伐克的慕尼黑协定和占领布拉格。

   1938~1939年的战略性成功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欧洲大陆持续碎片化,即分成一个个孤立的和互相竞争的国家,二是欧洲“外围”大国对中欧事务漠不关心。这两个条件都是世界经济危机的遗产,它们随德国扩张的这个第一阶段不复存在了。英国对波兰的保障损坏了德国按照一个大半由其国内因素决定的时间表建立大陆帝国的图谋,并且唤起了欧洲全面战争的幽灵。不仅如此,苏联和美国都开始根据这一战争可能性重新考虑自己的政策,导致美国进一步接近承担义务,导致苏联开始努力加剧和尽可能利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阵营的内部矛盾。 [ 注:Gerhard L.Weinberg,Germany and the Soviet Union,1939~1941,2nd edition( Leiden,1972);B.Peitrow,Deutschland in der Konzeption der sowjetischen Aussenpolitik,1933~1941 (diss.rer.pol.,Kassel,1981). ] 全球战争的很大可能性在中欧清晰可见,1939年的战略选择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做出的。 [ 注:Karl Rohe,ed.,Die Westm?chte und das Dritte Reich,1933~1939 (Paderborn,1982);Andreas Hillgruber,“Der Faktor Amerika in Hitler’s Strategie 1938~1941,”Deutsche Grossmachtpolitik im 19.und 20.Jahrhundert (Düsseldorf,1977),197-222. ] 法国和英国试图为打一场有全球含义的欧洲区域战争创造条件,与此同时第三帝国竭力维持自己的行动自由,通过先发制人的战争保持纳粹基本战略的总方向。 [ 注:见Gerhard L.Weinberg,The Foreign Policy of Hitler’s Germany:Starting World WarⅡ,1937~1939(Chicago,1982),chapter 12-14。该书作者侧重的是外交方面。强调国内制约的是 Murray,Change in the Balance of Power。 ]

   1939~1940年的战略角斗的实质被表象掩盖了。尽管有它们的公开宣告,英法两国政府实际上在试图将冲突置于外围,并且将德国拖入一场在欧洲小国土地上打的持久战。这么一种战争将会大量消耗德国的资源,削弱德国推行决战决胜战略的能力。在中央战线——将沿莱茵河而不在法国土地上建立——陷于僵局的同时,军事和政治上的包围将迫使德国越来越深地陷入东面(波兰)、北面(斯堪的纳维亚)和地中海地区的次要战事。 [ 注:见:Klaus A.Maier et al.,Die Errichtung der Hegemonie auf dem europ?ischen Kontinent (Stuttgart,1979),该书是对这些战役的一项直截了当的作战概览;Walther Hubatsch,‘Weserübung,:Die Deutsche Besetzung von D?nemark und Norwegen,nach amtlichen Unterlagen dargestellt,2nd edition (G?ttingen,1960);Gerhard Schreiber,“Der Mittelmeeraum in Hitlers Strategie 1940:‘Programm’und milit?rische Planung,”Milit?rgeschichtliche Mitteilungen,28 (1980),69-99。 ] 1939~1940年的这种间接战略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直接战略截然相反,它新在两个方面。首先,它是英法两国政府的一个权宜之计,它们既未准备、也不愿意打一场全面战争,只有能力有限地支援它们在北欧、南欧和东欧的“代理人”,办法是提供武器或派遣远征军,或者依凭间接手段,即对陷于僵局的中央战线施加压力。其次,这个间接战略始终是不完全的,因为它始终未将苏联包括在内。如此就开了一个大缺口,立即被第三帝国利用。在纳粹-苏联条约的反向压力下,盟国的外围战略瓦解,因为该条约有效地终止了对德国的冷战包围,并且使一场持久战的关键特征——海上封锁——大为贬值。由于不愿在主要战线挑战德国,盟国战略的真实面目暴露无遗。第三帝国由此得到机会,横扫一条又一条次要战线:从进攻波兰的战争(1939年9月)开始,继之以占领挪威(1940年3-4月),最后突入希腊。这些战役给第三帝国带来了辉煌的军事胜利,然而它们的战略价值仅仅在于粉碎牵制。

   虽然盟国的间接战略证明无效,虽然上述外围危险被德军无情和迅速地消灭在萌芽状态,但是战争在1939年9月以后仍继续下去,这事实本身提出了一个关键性的战略难题。毕竟,即使是“奇怪的战争”,也减小了德国实现它在东方的战略目标的机会。盟国的封锁在美国愈益增长的支持下得到加强,迫使第三帝国依赖苏联,从而悖离它那进行启示录式的毁灭性战争这一目的。在德国扩张和种族清洗以前,要同英国进行一场夺取欧洲霸权的战争,从军事观点看不可行,从希特勒的观点看毫无意义。 [ 注:Williamson Murray,“The Strategy of the‘Phoney War’:A Re-Evaluation,” Military Affairs,45 (1981),13-17;Gerhart Haas,“Der ‘seltsame Krieg’ vom September 1939 bis zum Frühjahr 1940,” Milit?rgeschichte,18 (1979),271-280;Josef Hencke,England in Hitlers politicshem Kalkül,1935~1939(Boppard,1973). ]

   这一苦恼决定了“黄色战役”(Operation Yellow)的准备,连同与之相关大伤脑筋的断断续续的决策过程,那在1940年5月以前延续了好几个月。 [ 注:Hans-Adoff Jacobsen,Fall Gelb:Der Kampf um den deutschen Operationsplan zur Westoffensive (Wiesbaden,1957).关于早期的计划,见Charles B.Burdick,“German Military Planning and France,1930~1938,” World Affairs Quarterly (1959-60),299-313。 ] 作战规划的争议性和最终方案的冒险性掩盖了战略意图的进退两难。毫无疑问,作为夺取生存空间的伟大战争的一个先决条件,必须使法国成为“无害的”。从作战角度说,这不容易,然而战略难题更多地出自英国,而非法国。主要战略目标在于使英国丧失其欧洲盟友,从而逼迫英国接受一个德意志大陆帝国。 [ 注:Beend Martin,Friedensinitiativen und Machtpolitik im Zweiten Weltkrieg 1939~1942,2nd ed.(Düsseldoff,1976). ] 就此来看,结束了战争第一阶段的这个战役不管有多辉煌,却是战略上的一个失败。诚然,法国加上比荷卢三国已被部分占领和部分中立化了,而且欧洲大陆沦于第三帝国的霸权统治,但是英国在英联邦国家和美国帮助下,在不列颠之战中击退了一场直接的军事进攻,并且拒绝了德国的和平试探。 [ 注:Martin Gilbert,Winston Churchill:Finest Hour,1939~1941 (Boston,1983); Francois Bédarida,La stratégie secrète de la drǒle de guerre:Le Conseil Suprême Interallié,septembre 1939-avril 1940 (Paris,1979);Corelli Barnett,The Collapse of British Power (New York,1972);N.Fieldhouse,“The Anglo-German War 1939~1942:Some Movements to End It by Negotiated Peace,”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Canada,9 (1971). ]

   事实上,敦刻尔克大撤退以后,英国依靠使美国越来越深地参与其战争努力,已经迈出了扭转战争全局的第一步。是英国像在反拿破仑战争中一样,开始将“世界”汇拢起来,抗击德国霸权控制的欧洲。英国打破了德国在战略上的如意算盘,从而为即将来临的世界大战搭好了舞台。正当德国为自己的胜利欢欣鼓舞、德国民众以及军界和工业界精英对希特勒作为领袖和战略家的能力表现出近乎无限的信任的时候,战略上的劣势再次使作战方面的成功相形见绌。德国根本没有做好世界大战的准备,而且时间也不在德国一边。正如它在1916~1918年遭遇的那样,升级战的陷阱开始再次缠住德国。可以说,日本差不多同时也发觉自己处于几乎一样的进退维谷境地。不管战争头两年有多成功,第三帝国从未接近摆脱一个事实造成的两难局面,那就是扩张的政治和军事/战略代价不断超过新取得的霸权地位的收益。

   在其权势顶峰上,德国正步落后。事实上,德国在1940年的战略地位比在两次大战之间时期里任何时候都更脆弱。鉴于德国直到 1935年为止自称的毫无设防和它在1938~1940年非凡的军事成就,这或许看来令人吃惊。然而在过去,军事羸弱总是得到经济实力、甚至经济优势的弥补,此外还得到苏联或美国的、或者美苏两国的默然支持的弥补。到1940年,德国已取得在欧洲的霸权,然而在一场现已为全球冲突的战争中面对英国、美国和苏联。希特勒是极少数看清这种新局势的人之一。他争辩说,传统的欧洲中心地区太弱小,太容易受伤害,无法支撑一场全球冲突 [ 注:Generaloberst Franz Halder,Kriegstagebuch,edited by Hans-Adolf Jacobsen (Stuttgart,1962),1:374-375;Hillgruber,Hitlers Strategie,144-191;Hans-Adolf Jacobsen and Arthur L.Smith,eds.,World War Ⅱ,Policy and Strategy:Selected Documents with Commentary (Santa Barbara,1979),chapter 6.关于1940年直接进攻英国失败后的战略形势,见 Ronald Wheatley,Operation Sea Lion (Oxford,1958);关于不列颠之战,见一项很有见解的说明:Tefford Taylor,The Breaking Wave (New York,1967),该书阐明了德国维持战略主动权的图谋,即从中欧枢纽地区防止一场持久的“经济”战争。这一选择既反映了国内考虑(民族净化战争),也反映了对于德国依赖世界市场的认识;就此进行的讨论见 Murray,Change in the European Balance,326-334。关于短时间战争这一选择,见 Gerhard F?rster,Totaler Krieg und Blitzkrieg (Berlin,1967),该书作了标准的“工具性”解释,那就是将闪电战解释为平衡目的与手段的一种尝试。又见 Alan Milward,The Germany Economy at War (London,1965),该书效法托马斯将军,根据德国国内“提高装备水平”(托马斯)与“扩大装备规模”(希特勒)这两种意见之争解释了这些战役。 ] 。为了在全球规模上投送武力,德国必须拥有一个比“旧”欧洲广阔得多的基地,并且强度高得多地使用摧毁手段。

   对于第三帝国而言,根本的战略决策在于如何应对这一挑战。有一个选择不可接受,那就是巩固它对欧洲中心地区的霸权,因为那将使德国局限为一个头等的区域性强国,夹在苏联支配的欧亚大陆集团和美国主宰的大西洋-美洲集团中间,只有有限的全球性义务 [ 注:这一选择反映了1914年时旧精英阶层的目标。见:Wolfgang Schumann and Dietrich Eichonitz,eds.,Anatomie des Krieges:Neue Dokumente über die Rolle des deutschen Monopolkapitats bei der Vorbereitung.und Durchführung des Zweiten Weltkrieges (Berlin,1969); Gerhard Hass and Wolfgang Schumann,Anatomie der Aggression:Neue Dokumente zu den Kriegszielen des faschistischen Imperialismus im Zweiten Weltkrig (Berlin/GDR,1972);Dietrich Eichholtz,Geschichte der Kriegswirtschaft 1939~1945 (Berlin/GDR,1969)。 ] 。第二个选择是与主要的欧亚强国结盟,包括德国的小伙伴意大利、大陆主要强国苏联和作为东亚支柱的日本,对抗以美洲为陆上中心的英美海洋强国。这个选择在1940~1941年间得到了至少是暂时的考虑,虽然它与希特勒的意识形态目的——征服东方生存空间相抵牾 [ 注:Wolfgang Michalka,Ribbentrop und die deutsche Weltpolitik,1933~1940:Aussenpolitische,Konzeptionen und Entscheidungsprozess im Dritten Reich (Munich,1980). ] 。还有第三个选择,它契合长期怀抱的想象,那就是为征服生存空间和净化日耳曼种族打一场启示录式的毁灭性战争。1940年12月,与《21号命令》即巴巴罗萨战役计划相伴,这个选择得到了采纳 [ 注:Hillgruber,Der Zweite Weltkrieg,129-134;Walther Hubatsch,ed.,Hitlers Weisungen für die Kriegführung 1939~1945:Dokumente des Oberkommandos der Wehrmacht (Frankfurt,1962),84-88;Auf anti-sowjetischem Kriegskurs:Studien zur milit?rischen Vorbereitung der deutschen Imperialismus auf die Aggression gegen die UdSSR 1933~1941 (Berlin/GDR,1970).又见Peter Krüger,“Das Jahr 1941 in der deutschen Kriegs-und Aussenpolitik,”载于 Das Jahr 1941 in der europ?ischen Politik,edited by Karl Bosl (Munich,1972),7-38。关于巴尔干插曲,见 Martin Van Creveld,Hitler’s Strategy,1940~1941:The Balkan Clue( Cambridge,1973)。 ] 。

   对苏战争现在获得了新的涵义和意义。《21号命令》发布之际,建立新的、洲际的战略外围环带成了一场只争朝夕的竞赛。战争的这个新方面最清楚地表达于1941年6月11日(即侵苏开始以前11天)的《32号命令》——“迎接后巴巴罗萨时期”。《32号命令》连同给海军的指令概述了三项基本目标 [ 注:Hubatsch,Hitlers Weisungen,129-134;Michael Salewski,ed.,Die deutsche Seekriegsleitung,1935~1945(Frankfurt,1973),3:189-214;Gerhard Wagner,ed.,Lagevortr?ge des Oberbefehlshabers der Kriegsmarine vor Hitler 1939 bis 1945 (Munich,1972); Karl Klee,“Der Entwurf zur Führerweisung Nr.32 vom Ⅱ.Juni 1941:Eine quellenkritische Untersuchung,”Wehrwissenschaftliche Rundschau,6 (1976),127-141. ] :(1)组建和充分利用苏联资源基地,作为进行洲际战争的一个先决条件;(2)向伊朗和阿富汗方向进军,以摧毁英国对其帝国外围的控制,尽管这仍将是个次要战线 [ 注:Milan Hauner,India in Axis Strategy:Germany,Japan,and Indian Nationalists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Stuttgart,1981),133-192. ] ;(3)建立新的大西洋“防御”环带,从法国延伸至北非和西非。在大西洋防线后面,依凭被占领土上的资源,第三帝国作为仅存的大陆强国希望准备自己的海空力量,以便同英美世界进行一种高度技术性的洲际对抗 [ 注:Saul Fdedl?nder,Auftakt zum Untergang:Hitler und die Vereinigten Staaten von Amerika,1939~1941(Stuttgart,1965);Richard J.Overy,“From‘Uralbomber’to ‘Amerik abomber’:The Luftwaffe and Strategic Bombing,”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1 (1978),154-178;James V.Compton,The Swastika and the Eagle:Hitler,the United States,and the Origins of World War Ⅱ(Boston,1967). ] 。但是,德国始终未达到它的洲际战略可以展开的地步。在1941年的防御战和1941~1942年之交的冬季反攻中,红军粉碎了这样一种战略获得先决条件的希望。此外,美国在日本挑衅下参战,其时间之早、力量之强超出德国领导人的预料。1941年以后,苏联和美国实现迅速动员的能力使局势决定性地改观。

   此时,战略上的主动权转到盟国一边,即使还不肯定对德战争真能打赢 [ 注:缺乏任何关于1941~1943年总的战略事态发展的全面研究,那是指这么一个阶段:它始于闪电战在莫斯科城下的结束,止于斯大林格勒战役、丧失北非、在大西洋的失败和德国空防的崩溃。下列著作勾勒了德国方面重大的战略和作战决策:Hans-Adolf Jacobsen and Jürgen Rohwer,eds.,Decisive Battles of World War Ⅱ:The German View (New York,1965),180-313;Hillgruber,Zweite Weltkrieg,88-105;Jacobsen and Smith,World War Ⅱ,chapter 4。 ] 。德国的战略前几年还那么成功,现在却崩溃了。两项显著不同的事态发展取而代之。第三帝国抱着通过有限的作战成功分裂盟国的微弱希望,加剧了自己的战争努力。军事上,它转而采取消耗战方针,其间穿插某些有选择的反攻。北非战事、东线坦克大战和“凸出部”战役都属于这一范畴。更重要的是,东线军队和大西洋海军变成了一道屏障,第三帝国在那后面加剧了针对纳粹领导人心目中头号死敌的征战。以合理化和工业化方式,第三帝国肆行大灭绝 [ 注:最近的概述为 Albert Seaton,The Fall of Fortress Europe,1943~1945 (London,1981);种族灭绝战的发展见 Ranl Hilberg.The Destruction of the European Jews (New York,1961)。 ] 。

   德国以新的方式,第二次试图用武力手段突破中欧的地理局限。虽然它在漫长的三年时间里非常成功,但再次以失败告终。在20世纪30年代的特定环境下,欧洲战区确实能被搞得支离破碎,然而无法将世界同欧洲隔开。而且,由于第三帝国旨在摆脱困境的不顾一切的冒险,欧洲和全球各自的原动力越来越互相交织在一起。德国无路可逃——至少在军事上无路可逃。武力的使用,不管操作得如何精明,仍将德国卷入了一种暴力升级过程,在其中作为战场扩展的结果,敌对力量超过了德国的能力。传统的专业化战略在现代欧洲环境里最终无法成功;1938年以后的权宜之计在随后的洲际对抗中触礁搁浅。

   甚至在战争的这个漫长的阶段开始以前,德意志战争方式的时代就已走到了尽头。德国的作战规划者们要求控制战略,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找到了控制战争的军事手段,从而发现了工具性地使用武力的途径。然而,德国对武力的使用一次又一次地同战场的扩展相抵触,并且到了德国不再能抗衡敌方资源的地步。不仅如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通过新式武器提高毁灭强度的做法使战争增添了一个新的方面。这两个问题,德国的战略家们没有找到解决办法,而且可以设想根本不存在军事解决途径。这个门槛一旦被跨过,战争对德国来说就变成了自我毁灭。德国领导人无法在平等条件下与其敌人较量,只能宰杀其内部反对者。

   1938年以后,专业化战略立场的瓦解显而易见。虽然它为1941年以前德国的胜利做出了贡献,并且释放出了新的能量,然而它同时也播下了灾难的种子。获取胜利的手段本身使德国军政领导人不能估计到成功的极限。确实,他们已被拖入越来越冒险的事业。

   两项截然不同的事态发展使德国能够短暂地摆脱它在欧洲受到的限制,而且利用仍然支离破碎的欧洲秩序的种种弱点。两者都是德国新型战争方式——新意义上的战略——形成过程中的重大步骤。军方领导抛弃了自己对欧洲军事形势的传统专业化评估,越来越倾向于信奉希特勒对国内和国际事务动态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解释 [ 注:对此最清晰透彻的阐述为:Andreas Hillgruber,“Das Russlandbild der führenden deutschen Milit?rs vor Beginn des Angriffs auf die Sowjetunion,”载于Russland-Deutschland Amerika,Festschrift für F.Epstein (Wiesbaden,1980),296-310;Gerhard L.Weinberg,“Hitler’s Image of the United States,”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69 (1964),1006-1021。又见一篇富有刺激性的文章:Manfred Messerschmidt,“Das Verh?ltnis von Wehrmacht und NS-Staat und die Frage der Traditionsbildung,”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B 17/81(25 April 1981),11-23。 ] 。与此同时,它抛弃了兵力配置规划的全面性质,转向还使军事部署计划不再具有面面俱到的性质,转而就事论事式的、机会主义的武力使用方式,以此作为它的主要作战“信条”。这些变化是逐渐发生的,而且起初遭到内部的抵制,然而到1940年,它们已经取代了施里芬和军事专业主义的遗产。1940年法国战败后,(而且虽有不列颠之战的弊端,包括它使纳粹空军作为一种“战略武器”彻底贬值 [ 注:Williamson Murray,Strategy for Defeat:The Luftwaffe,1933~1945 (Maxwell Air Force Base,Ala.,1983);Richard J.Overy,The Air War,1939~1945(New York,1981). ] ),它们组合为一种新的军事惯例,它变更了战略的政治和军事目的。

   让我们首先来看这一创新潮的远为险恶的部分——政治/意识形态战略的兴起。希特勒的战略渗透着以政治经验为媒介的种族主义信仰,它拒绝对敌对双方军事力量的传统分析,喜欢评估每个“民族”或“种族”的内外矛盾。希特勒弃置永恒的战略概念,以同样永恒和伪科学的种族主义法则取而代之,从而砸开了军事部署规划这一封闭的领域。对战略来说,这是个非常薄弱的基础。尽管只要他的政治脾性所至,或者他的词藻风格所需,他可以对任何“种族”竭尽贬损辱骂之能事,然而这取代也使他能够运用自己作为政治组织家和策略家的经验,对国内和国际“政治”做出狡谲的、有时是很聪明的评估 [ 注:Percy E.Schramm,Hitler:The Man and Military Leader (Chicago,1971);Martin Van Creveld,“War Lord Hitler:Some Points Reconsidered,” European Stiudies Review,4 (1974),57-79;Murray,Change in the uropean Balance of Power,passim.关于作为战争统帅的希特勒的文献无穷无尽。其中,最广泛、同时也最特异和最带偏见的研究为 David Irving,Hitler’s War (New York,1977)。 ] 。军方计算和比较各国的军事实力和战争潜力,希特勒则坚持政治——为军事目的动员和集中资源意义上的政治——决定进行战争的能力(和意志)。与一国总的潜力会显示的相比,进行战争的实际能力、而且特别是意志更为有限。换句话说,希特勒承认战争中的“摩擦”问题,但同时力图以意志的发挥在意识形态上克服之。

   希特勒用对特定民族和国际体系的内在凝聚力的评估取代了战备观念。这从未提供一套系统化的方法,以替代专业化战略之工具性的、或者就此而言理想主义的谋划。它也无法做到这一点,因为希特勒的天赋是直觉性而非系统性的。的确,在将规划和决策的重心从作战转向对国内和国际冲突的政治评估方面,希特勒形成了自己的战略思想,它们超过最精妙的军事分析。即使如此,他的意识形态和种族主义战略基于灵感而非逻辑,因而需要其追随者绝对信仰,而非依据理性的信念来接受 [ 注:Winfried Baumgart,“Zur Ansprache Hitlers vor den Führern der Wehrmacht am 22.August 1939,” Vierteljahrh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16 (1968),120-149;Gordon A.Craig,“Totalitarian Approaches to Diplomatic Negotiations,”Studies in Diplomatic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in Honor of G.P.Gooch,edited by A.O.Sarkissian (London,1961),107-135.又见: Jacobsen,Fall Gelb,59-64;Jan Kershan Der Hitler-Mythos:Volksmeinung und Propaganda im Dritten Reich (Stuttgart,1980)。 ] 。对这战略的惟一衡量尺度是成功,因为作为战略,它不过是一种允诺:允诺创造出将使军队能够发动战争的有利的政治环境。

   于是,战略蜕变为它自身的永久成分之一:狡谲。希特勒作为战略家和战争统帅享有盛名,只是因为他一度获得了成功,而不是因为他的战略方式的任何独特素质。没有什么特定方法和战略原理指导他的政策。战略规划曾经标志了德国参谋本部对待战争的方式,即原理化和整体性,现在却已变成了黩武政治的俘虏。它表现为不断抢占优越位置,测试进攻方向,探寻种种可供选择的手段和方案 [ 注:在外交方面如同在战略上一样,意识形态取向与策略机会主义携手并进。见Gerhard L.Weinberg,The Foreign Policy of Hitlers Germany;Klaus Hildebrand,Deutsche Aussenpolitik 1933~1945:Kalkül oder Dogma (Stuttgart,1971)一书倾向于将两者截然分开,那符合一种长期以来的研究传统,即力图显著区分希特勒的方针中的两类因素:意识形态(教条)考虑与实用主义(强权政权或机会主义)谋略。 ] 。这种战略——与专业化战略截然有别——不由对于国内和国际秩序的深入认识指引。不管它有怎样的指南和方向,它们都是由关于一种新秩序的设想塑造的,这种新秩序要依靠战争来创造,它将确保德意志社会的无上优势和纳粹统治的永世长存。只要维持着这一优先次序,战略就至多只能是一种就事论事的临时举措。

   灵活性和大方向的如此结合具有深远的含义。如果说在老的专业派那里,战争是精英政治的一种工具性运作,周期性地以军事手段来规范和调整国家生活的紊乱,那么纳粹的战争就是在暴力的无限扩展中确立和维持秩序。战争成了国内和国际关系的真正基础。结果,战略不再是实现特定目的的理性手段,也不在这一过程由关于武力使用的理性观念来指导,而成了铸造一个基本关系以斗争和冲突为基础的世界的主要途径。战略不再是工具性的,而是在方向上意识形态性和方法上机会主义的。

   德国的将军们从未能反对这一路线,原因一部分在于他们直接从中受益,另一部分在于他们不愿承认自己那有限、狭隘和“专业化”的分析发现的东西,那就是在国内和国际的主流形势下,德国的未来不在职业军方一边。相反,他们完全听从元首,因为尽管形势不妙,他仍允诺积极有为和获取成功 [ 注:积极有为和获取成功所起的作用,在希特勒1933年以前的动员战略中显示出来(Al brecht Tyrell,Vom Trommler zum Führer:Der Wandel von Hitlers Selbstverst?ndnis zwischen 1919 und 1924 und die Entstehung der NSDAP〔Munich,1975〕)。这两者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始终继续发挥重大作用,并且在他晚期的一些讲演中得到了极为简明的概括,见:Hans-Heinrieh Wilhelm,ed.,“Hitlers Ansprache vor Generalen und Offizieren an 26.Mai 1944,” Milit?rgeschichtliche Mitteilungen,20 (1976),123-170。关于“成功”在军队反对派崩溃方面起的作用,见Harold C.Deutsch,The Conspiracy against Hitler in the Twilight War (Minneapolis,1958)。 ] 。大多数军官仍旧怀疑希特勒战略的种种意识形态依据,然而他们不具备才智或正直来挑战和改换这些依据,因为那将意味着限制在国际政治中使用武力,或许还要放弃战争。相反,他们将自己的努力和才华集中于战略的仅仅一个方面:作战规划。由此,在军方重构战略和重获战争控制权的20年未遂努力过后,专家治军思维与意识形态战略再次结合起来。

   1938年,在为战争提供合乎工具理性的军事谋划的一切方案或遭拒绝或告破产之后,始于1916年的逃遁于军事幻想的景象再度出现。尽管如此,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第三届最高统帅部实行独裁以来,意识形态与专家主宰之间的势力对比已经改变。在1916~1917年间,意识形态动员从属于技术专家规划,而且只是在技术专家规划和国家本身因战败而瓦解的时候,才短暂地占了上风。如今,旨在创建国内和国际新秩序的意识形态动员日益限定了技术专家规划的范围,后者则全神贯注于武器的最大程度使用,放弃了自己的悠久传统。

   如果将希特勒的战略综合成一套内在连贯和统一的信条,那就错了;将德军的作战实践凝练为若干新的战法原理,也同样令人误解。很容易突出机械化战争的一些零碎的新旧经验,它们展示了取得成功的一些元素,包括“一类特殊的机械化战争方式,即坦克、飞机、俯冲轰炸机、机械化步兵和炮兵合成作战,(它造就了)作战的一种革命性变更” [ 注:Murray,Change in the European Balance,37. ] 。关于这些元素的结合已有许多讨论,它们被概括在“闪电战”这一标签之下。

  闪电战的提倡者们……强调机动性和速度甚于强调火力,虽然它以坦克、俯冲轰炸机、速射反坦克炮和防空炮为手段,追求在决定性的点上施展强大的火力。闪电战方式很适合打遭遇战。它进攻性和决定性地使用空中力量,为向前推进的装甲部队打通道路。有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德国的军事信条,闪电战强调步兵和装甲部队两者的渗透战术和包抄运动。新的信条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经典的德国军事信条中规定的那样,主张单一的和双重的包围。与早先的信条有所不同的是,它既追求歼灭敌军,也同等程度地追求迷惑和打乱敌人的指挥体系。这要依靠对敌军后方的深入渗透来达到。据信,如果能打乱敌人,歼灭性会战也许就能予以避免,或至少比较容易进行 [ 注:Barry R.Posen,The Sources of Military Doctrine:France,Britain,and Germany between the World Wars (Ithaca and London,1984),86. ] 。

   闪电战无非就是如此,然而如此它并不新鲜。我们可以回忆起拉贝瑙,而且即使所有作战元素都结合起来,致力于一项“致瘫使命”, [ 注:Matthew Cooper,The German Army,1933~1945:Its Political and Military Failures (New York,1978),149. ] 亦即实施一种“打击指挥体系”而非“打击军事力量”的战略——它们没有根本区别。这种作战的核心不在于用任何特殊方式使用新的战争手段,而在于一种作战机会主义,它不承认任何既定和标准的方法模式,只求以一切可得的手段尽可能最充分地利用作战的成功,争取通过摧垮敌军领导的意志来实现最终目的,即彻底打垮敌人。闪电战依赖摧毁军事指挥决策的系统途径。它是同信条相反的东西。闪电战由一系列雪崩似的行动构成,它们更多地由作战的成功而非事先的设计选定。这类作战方式适合于一代特别野心勃勃的德国指挥官,他们被第三帝国放开手脚得以大干,并且在军事领域仿效希特勒的机动战略。并非他们当中任何人是决意效忠的纳粹党人,而是他们很适合一种在追求征服方面褒扬成功的体制。凭事后聪明(而且多少得益于利德尔-哈特),这种狂风暴雨般的行动方式硬是被捏合成某种它从来就不是的东西——作战设计 [ 注:Basil H.Liddell Hart,The Other Side of the Hill,2nd edition (London,1951);Brian Bond,“Liddell Hart and the German Generals,”Military Affairs,41(1977),16-20. ] 。尽管如此,它仍然基于一种信念,那就是技术(古德里安)或高超的指挥才能(冯·曼施泰因)在战争中至关紧要。这反过来吸引了一批小小战略家,他们已放弃思考战争,转而热衷于炫耀自己的武器知识。

   这种即兴式作战的代价被方便地忽视了。它们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是竞争性的规划取代了统一的专业知识体系。闪电战没有增进合作和创建一套运转顺畅的机械化战争机制,反而使得参谋官和指挥官们在追求战争规划和操作的才能展示方面武人相轻,互争高低 [ 注:“黄色战役”规划再次是个绝佳的例子,见 Hans-Adolf Jacobsen,ed.,Dokumente zur Vorgeschichte des Westfeldzuges,1939~1940(G?tangen,1956)。 ] 。它制造出了互相竞争的作战基地,而且经常致使其中哪个会夺得主动权的问题悬而不决 [ 注:Hans-Adolf Jacobsen,ed.,Dokumente zum Westfetdzug,1940 (G?ttingen,1960);又见:Macksey,Guderian,80-90;Heinz Guderian,Erinnerungen eines Soldaten,9th ed.(Neckargemünd,1976),该书是古德里安的自画像;另外见Erwin Rommel,The Rommel Papers,edited by B.H.Liddell Hart(London,1953)。 ] 。的确,塑造闪电战战略的一般条件在于两个因素的接合:一是对武器最优化使用的强调,二是竞争性的军事领导。然而真正新奇之处,是军事领导之共同体式职业团结的瓦解。这是闪电战的成功背后的主要动因,然而也是那成为竞争性军事规划之内在要素的、经久不止的摩擦和冲突的重要原因之一。

   德国军方走到这一地步,更多的是由于疏忽而非谋划,那是随 1938年纳粹反“职业”军方的政变发生的。此次政变开启了德国军队漫长的转变过程的最后阶段,并且构成其作战规划转变的一个前提条件。在技术专家主导下组织起来的武装部队,连同按照重在技能的培训纲领训练出来的军人,被置于这样的军事指挥官麾下:他们早已弃绝、而且大多没有能力进行全面的作战思维,除了不惜代价实现兵力最优化,不知道任何别的战争原理。当然,希特勒喜欢这一类军队领导,并且助成了它在1938年武装部队重组中的兴起。纳粹政权通过强调植根于种族主义理论的领导原则(该原则同时也促进了征服过程中的竞争)赋予这类军队领导合法性。于是,纳粹战争方式的两个根本要素——专家主宰和意识形态——结合为战略 [ 注:最详细的分析见Manfred Messerschmidt,Die Wehrmacht im NS-Staat:Zeit der In-doktrination (Hamburg,1969);竞争和成功的作用在新的升迁形式和特权授予方面变得极为明显。关于特权授予见Olaf Groehler,“Die Güter der Gener?le:Dotationen im Zweiten Weltkrieg,“ Zeitschrift für Geschicktswissenschaft,19(1971),655-663;关于职位晋升见 Reinhard Stumpf,Die Wehrmacht Elite:Rang-und Herkunfts-Struktur der deutschen Generale und Admirale,1933~1945(Boppard,1982)。 ] 。

   对于打开其封闭的职业世界的进程,军方的反应随时间的推移有所改变。起初,军内各有力集团——事实上是指挥官当中的绝大多数——拒绝这一事态发展。即使在专业化战略体制崩溃以后,他们仍然坚持军事规划的内在连贯性、统一性以及自主和独立性。我们发现,在弗兰茨·哈尔德领导下,统合作战规划的不是战争原理,而是官僚体制理性准则和等级制原则。军内竞争和纳粹激进主义暂时受到官僚体制日常程序的抑制 [ 注:决策的官僚体制性质见:Halder,Kriegstagebuch;Eduard Wagner,Der Generalquarti ermeister:Briefe nnd Tagebuchaufzeichnungen des Greneralquartiermeisters des Heeres,General der Artillerie Eduard Wagner (Munich,1963)。陆军作战局的观点总的来说不那么官僚化,更看重效率,见Walther Wariimont,Im Hauptquartier der deutschen Wehrmackt,1939~1945 (Frankfurt,1962)。可以拿这两种风格对照最高层的个人勾心斗角,见:Nicolaus von Below,Als Hitlers Adjutant,1937~1945 (Mainz,1980);Hildegard von Kotze,ed.,Heeresadjutant bei Hitter,1938~1943:Aufzeichnungen des Majors Engel (Stuttgart,1974)。 ] 。但是,军队领导人当中竞争的力量实在太强。第三帝国早期的政治军事成功有其自身的势头。如果说,军方在1938年由于疏忽而被拖入竞争性“战略”,那么到1940年他们已由于竞争而兴旺。目标越是宏伟,它取得的成就也就越是凸显军事表现的素质。军事规划的技术主导与意识形态两者开始在一种能动的互相作用中彼此融合。一方没有另一方就无法存在。

   在所有战役中,巴巴罗萨最强烈地表明了竞争性军事规划背景下技术主导与意识形态的融合。关于意识形态对这一战役的塑造已有许多阐述。诚然,军方和希特勒共同的反布尔什维主义起了重要作用。然而,关键的是一个事实:他们双方都指望立即从对苏战争中得到回报。军方极少有例外地希望展示自己的专业技能,并且渴望得到威信、晋升和酬劳等实实在在的回报。 [ 注:Barry Leach,German Strategy against Russia,1939~1941(Oxford,1973),87-123; E Moritz,ed.,Fall Barbarossa:Dokumente zur Vorbereitung der faschistischen Wehrmacht auf die Aggression gegen die Sowjetunion 1940/41 (Berlin/GDR,1970). ] 在整个规划阶段和战役最初几个月里,他们的行为始终有如经管者,设想随着战役的胜利结束,他们作为个人和作为集体的价值将急剧上升。因此,对他们来说,有助于实现该战役目标的每件事情都是好事。希特勒将苏联当作他的征服目标,当作他将第三帝国建立为种族主义大陆帝国的登峰造极之举。这些期望合在一起,促使差不多所有人都急于在打败苏联方面有自己的一份,犹豫和谨慎因而全被抛到脑后。巴巴罗萨计划的制订展现了无穷的贪欲。

   尽管经过了无数次研究,这场战役的实际目标、甚至作战方式始终没有得到清楚的界定。这一点,透露了竞争性战略的本质。我们看到的是互相竞争的目标和互相竞争的作战方式,而且人人都怀着一种期望来下注,那就是这场战役迟早会摆向自己预期的方向。无疑,在对苏作战的方式问题上确有严重的实质性分歧,然而实质性问题是在高级将领中间普遍流行竞争的背景下出现的。因此,哈尔德领导下的陆军司令部希望将莫斯科当作这场战役的决定性目标来赌,从而确立自己的主导作用 (而且希望在1941年12月攻克之,以维护自己的声誉);指挥官个人则希望在这个或那个将保证胜利的作战方式上打上自己的印记。事实上,惟一基于原则的观点是出自希特勒的意识形态观点,而他的观点由种族和征服观念塑造。 [ 注:见侧重点有所不同的一项论述:Horst Boog et al.,Der Angriff auf die Sowjetunion (Stuttgart,1983),202-276。该书是至今最完全的巴巴罗萨战役研究。它还是突出该战役的启示录式毁灭性的惟一论著,将此当作军方战争操作的一部分。 ] 希特勒的意识形态目的虽然始终如一,但在作战决策方面没有多大指导作用。

   作战意见的分歧——以莫斯科还是以列宁格勒和乌克兰为主要目标——反映了对于战役结果以及希特勒和军方在其中的作用的不同假设。哈尔德旨在摧毁苏联,连同由此实现苏联全国抵抗的瓦解,希特勒却从征服该国的经济和社会力量中心出发来思考。然而,如果我们仔细考察一下实际的计划,那么可以看出希特勒和哈德尔实际上都未指望战役将由征服其中任何一地决定。他们的不同思路无非反映了暗藏的野心和潜伏的矛盾。简单地说,如果目标是占领莫斯科,并且摧毁苏联国家或者令其瘫痪,那么胜利将是军方的胜利,而如果乌克兰被征服,胜利就成了纳粹党的。因此,有关作战重点的分歧成了象征性的,双方都无意澄清靠达到这个或那个目标会实现什么。 [ 注:Ibid,233-247.Frans Pieter ten Kate,De Duitse aanval of de Soviet-Unie en 1941,2 vols.(Groningen,1968).最详细的讨论是A.Beer,Der Fall Barbarossa:Untersuchungen zur Geschichte der Vorbereitungen des deutschen Feldzuges gegen die UdSSR(明斯特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78年)。 ] 无论如何,只是到了战役的第二阶段,即1942年7月以后,这些选择才变得重要起来,其时军方的积极进取的期望不得不被改变。

   按照进行巴巴罗萨战役的最后一道指令,规划者们希望到战役的第二阶段便打败苏军,剥夺苏联的防御能力,从而使进一步的军事进展成为仅仅是个充分利用苏军失败的问题。巴巴罗萨战役的最后方案只具体规定了推进的第一阶段,亦即被认为将是决定性的阶段,其主要任务是“以速战打败苏俄”。这将依靠大规模的钳形运动来完成,也就是“快速纵深穿插……撕开预料将位于俄国西部的俄军主体的防线。然后,将摧毁被这些穿插分割开来的各个敌军集群”,方式是一场场围歼战,预计发生在第聂伯河与德维纳河以西。这就是该战役主要和惟一真正的作战目标,因为据设想,决定性的首批打击将保证“随后各项任务所需的行动自由” [ 注:Boog,Angriff auf die Sowjetunion,242-248(1941年6月8日的最后部署计划),238-242(Directive #21)。 ] 。

   并非所有参谋官和指挥官都对这个计划感到满意。它将他们置于陆军司令部的严格控制之下,没有给他们多大的自主作战权。他们追求在作战中发挥更大和较为独立的作用,并且在战争结束后声称主要弊端在于“来自上面”的过多限制,否则战役也许本会成功。因此,更加大胆的人强调,“至关重要的是要打得俄国人不断溃逃,不让他们能有时间集结”。古德里安“想直捣莫斯科,确信如果不浪费时间,他就能够打到那里。猛烈打击斯大林的权力中心,可能致使俄国的抵抗瘫痪。”如此,这些计划并不一定比实际的作战要好或更恰当,尽管对于坦克部队的倡导者来说,它们过去、而且至今仍然令人鼓舞。 [ 注:引自Cooper,German Army,272;又见Hermannn Hoth,Panzer-Operationen:Die Heeresgruppe 3 und der operative Gedanke der deutschen Fahrung im Sommer 1941 (Heidelberg,1956)。对这些观念的批判性评价见于Brian Fugate,Thunder on the Dneiper:The End of the Blitzkrieg Era,Summer 1941 (得克萨斯大学奥斯丁分校博士学位论文,1976年)。关于德国领导层内的混乱和冲突,见Earl F.Ziemke,“Fanz Halder and Orsha:The German General Staff Seeks a Consensus,”Military Affairs,39(1975),173-176。 ] 然而,它们主要是反映了德国作战规划的竞争性质,而当时它在一场更多地以分歧而非任何特定信条为特征的战役中达到了极致。

   然而,这些争论完全忽略了关键问题。对苏战争的结局既不是个装甲部队作战对多兵种合成作战的问题(军内冲突),也不是个莫斯科对乌克兰的问题(军事与意识形态政治之间的冲突)。它宁可说是不断升级和竟相争斗地使用武力的产物。第三帝国面对这么一种战略和作战规划的种种后果:它基于武力和恐怖手段的竞争性优化。这些局限在 1941年7月和8月间就已经显而易见。

   战役第一阶段大为成功,其程度超出任何人的预期。人人都认为战争简直已经打赢,而且至少在差不多所有观察家(并非仅仅是德国观察家)看来是如此。如果我们考虑到苏联主力部队在最初几个星期里被歼灭或俘虏,斯大林的统治陷入混乱,那么这一设想就不止是有道理。然而,不久便显而易见:苏联没有被打败。德国方面期望获得的行动自由从未实现。苏联领导殊死坚持战争,为此既极为残酷地对待德国敌人,也极为残酷地对待其本国人民。苏联不会投降;如果要打败它,就必须占领它。只是在此时,空间和时间才真正变得至关紧要,原因不在于适逢天气多雨、道路泥泞的季节,过后严冬又将来临,而在于每寸土地都要从无畏的敌人手中夺取,并且要击败被占领者的抵抗才能守住。 [ 注:Albert Seaton,The Russo-German War,1941~1945(London,1971);Klaus Reinhardt,Die Wende vor Moskau:Das Scheitern der Strategie Hitlers im Winter 1941/42 (Stuttgart,1972). ]

   诚然,如果采取恰当的行动,本来或有可能更快地向莫斯科进军,赶在泥泞的雨季之前抵达那里,使苏联首都陷入瘫痪,而且兴许本来还能通过一场围歼战俘获更多苏联部队(这场围歼战最终还是打了,但是德军付出了更大代价,加上为时过晚,无法到达莫斯科)。然而,这是野心勃勃的指挥官们的梦想,他们越来越互相抵牾,并且早就完全不知究竟怎样才能摧毁这个民族及其领导者的意志。希特勒在思考了战争最初六个星期的经历后断定:“无法凭作战成功打败俄国人……因为他们根本不承认失败。” [ 注:Halder,Kriegstagebuch,3:123. ] 希特勒的恼怒反映了真正的问题所在。除了打败俄国大部分军队,还有什么更多的事情可做?在德军变得越来越弱的同时,怎么能摧垮一个不会投降、反而一次次恢复了力量的民族的意志?能够赢得更多的战役,也许在列宁格勒,在莫斯科,或在乌克兰,但是显然可以赢得战役却输掉战争。1941年8月以后主要的作战难题就在于此。它对于业已变得相信仅仅积累成功就会保证胜利的军队和政治领导来说,是个无法解决的作战难题。这是战略衰颓的一个主要例证,但决不是最后例证。一切都体现了一个共同特征:军事行动的竞争性操作取代了对于战争的理解。

   经常有人争辩说,德国领导人低估了苏联的战争潜力,因而进行了一场规划不周、注定失败的战争。这种观点忽视了关键的一点。德国军队发现使他们碰壁的并非苏联的工业能力,而是苏联领导不仅保持工厂运转、而且将一批又一批新兵送入战场打仗的能力。苏军干部一次又一次地带领他们的部队投入战斗,虽然也许不像英国和德国的军官那么有风度,然而完全一样有效。俄国的动员能力和作战能力使战争有可能发生决定性的转折,那伴随对莫斯科正面进攻的败北和苏军大规模反攻的开始,于1941年12月到来。 [ 注:Reinhardt,Wende vor Moskau,197-254;Boog,Angriff auf die Sowjetunion,600-651;Alexander Werth,Russia at War,1941~1945 (New York,1964),225-274;Albert Seaton,The Battle for Moscow,1941~1942 (London,1971).又见 John Erickson,The Road to Stalingrad (New York,1975)。 ]

   是什么在6月至12月间激励苏联领导人的斗志?是什么使他们能够动员人力和资源,甚至在苏联亚洲部分和苏联南部的那些几乎未被平定和归于控制的地区?对此,我们近乎一无所知,因为苏联的历史学家们相信苏联预先注定会胜利,有如德国的某些历史学家相信德国预先注定会失败。但是,我们确实很清楚这么一点:苏联人的抵抗决心起初并不坚定,导致大量变节投降,是在越来越了解德国的恐怖政策的过程中才坚定起来。德军越往前推进,它打败和俘获的敌军就越多,而德国为降服不承认失败的敌人的努力越残暴,苏联人的抵抗就变得越顽强、越拼命,德国一方的代价也就越高。

   德国的失败出于许多原因,只考虑军事原因是不够的。其他原因在于第三帝国开始强加的那种霸权秩序和它进行战争的方式。那是一场恐怖主义性质的征服战,是纳粹行话所称的对整个社会的“特殊处理” (Sonderbehandlung)。那是对所有“斯拉夫”民族的无情的饥饿战和灭绝战,完全无视被俘士兵和军官的基本人权。那还是一场洗劫和剥削东欧人民的战争,毫无顾忌地蓄意制造“好多百万人”的死亡。 [ 注:Boog,Angriff auf die Sowjetunion,150.见该书对意识形态、种族主义和经济这三重性质的战争所作的详细分析。 ] 种族主义战争的战略渗透于东线战争的每个方面,它加强了苏联人民的决心,并且事实上导致有可能将他们团结在全俄罗斯的旗帜之下。

   是什么促使德国的“战略家”采取这种适得其反的路线?有人可能会说是意识形态,但意识形态遵循一种独特的逻辑,而不是什么超历史力量,侵入一支在其他方面“传统”或职业化的军队。在前线,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就以极其残酷的方式进行,因为必须迅速取得胜利。 [ 注:Boog,Angriff auf die Sowjetunion,242-258,470-497,959-1021;Hans Hohn,“Zur Entwicklung der Einsatzgrunds?tze der Infanterie der deutschen Wehrmacht im Zweiten Weltkrieg,” Zeitschrift für Milit?rgeschichte,9 (1970),554-566.Jürgen F?rster,“Zur Rolle Wehrmacht im Krieg gegen die Sowjetunion,”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B 45/80 (8 November 1980),3-15;Seaton,Russo-German War;Omar Bartov,The Eastern Front 1941~1945:German Troops and the Barbarisation of Warfare (Basingstoke,1985). ] 于是,毁灭本身成了目的,因为希冀暴力的无限行使最终将摧毁敌人。军队在这一问题上没有什么选择余地。如果它想打赢,它就必须迅速行动。如果它要这么打击一个无畏的敌人,它就必须在使用武力方面升级。如果胜利仍未来临,它就只能诉诸进一步升级。然而,这恰恰损害了取得成功的基础本身。无论军方对意识形态恐怖主义怀着多么矛盾的心理,它的进程都不可避免地导致战争的转变——从争取实现理性目的的手段变为灭绝手段。

   这种步步升级的做法不仅支配了军事努力,而且成了纳粹国家军队、突击队(Einsatzgruppen)、党卫军以及国内其他许多民间和军事组织的后方“安全师团”(Sicherheits Divisionen)的行动指南。武力是建立和维持德国欧洲霸权的惟一手段,军事胜利——打瘫敌人的兵力集结和兵力投送能力——则是其决定性的先决条件,而恐怖是其主要后果。它们结合在一起,构成了纳粹战争方式的根本。它们互促互补,后人的分析不应试图将它们互相分隔开来。合起来,它们使东线的战争转变成了一场生存斗争,因为意识形态目的占有作战中心地位,更因为不加约束地放手使用赤裸裸的暴力构成指导战争操作的惟一“原则”。

   升级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已有先兆,但受到愈益增长的反战呼声抑制;然而1939年以后,它无拘无束地发展起来。无论个别的战斗和战役打得多么巧妙,它都是一场愈益浩大的毁灭浪潮在其中成为主要的作战和战术机理的战争。它的惟一重要的作战目的在于施加破坏和毁灭,摧垮敌方国家,重创敌方社会和军队,打得它们彻底屈服。在这一过程中,专业战法的基础本身化为乌有。

   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作战方面的挑战是什么?或许部分地在于如何有效地使用装甲部队。这一兵种事实上没有以尽可能最佳的方式得到利用,因为从来就没有恰当地形成一种“高级”战术,将打击军事力量和打击指挥体系的战法结合起来。但是,世界大战的真正挑战不那么在于使用武力的技术方法,而是更多地在于其限度,即在于一方面结合使用一个被动员起来的国家的资源和人力,以确保在摧垮敌军集结、破坏敌人指挥体系方面的最大效能,另一方面不使用比达到这一目的所需的更多摧毁力量。总体战的挑战在于使暴力的增长同敌方决心的衰减相称。德国的战争方式将武力和恐怖升级到令宿敌的抵抗更加顽强,同时又不断造就新的敌手:如此的结果是它始料未及的。

   在德国,这一极为重要的战争方式问题极少被提到。它的考虑既不适合征服的军事战略,也不适应德国军方的作战机会主义和竞争性特征。就德国军队而言,有助于打破第一次世界大战僵局的方法本身造就了通向启示录式毁灭性战争的阶梯。不是回归德国传统的整体性战略路线,而是走上往前导致灾难的道路。那是这么一支军队的灾难:它在武力的使用方面有时卓越辉煌,但无力、也不愿限制武力的使用,因为对武力的限制会提出一个问题:战争对德国是否依然可行?

   五

   如果德军从30年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期的历史果真“根本上是两派人之间一种未解决的冲突的纪录,其中一派提倡基于在致瘫使命中革命性地使用装甲、机动和空中力量的新战略,另一派则信奉基于步兵军队的传统战略” [ 注:Cooper,German Army,149. ] ,那么我们或许最好忘记德国战略缔造方面的30年混乱。本文试图分析德国的战略如何、并且为何变成了一个武器使用的最大化问题,由此而来的后果又是什么。在结尾处,超越技术专家主导和战术机会主义的战略必须再次得到强调。德国在20世纪上半叶究竟面临哪些战略选项?它又做出了哪些战略抉择?

   德国在统一以后的发展依据其经济和智识生活这两大支柱,而不是依靠武装力量。然而,这些力量的源泉同时也是德国易受伤害的来源。从狭义的军事上说,它们在于德国地处中欧的地缘政治环境,它由于武器射程和毁伤力的愈益增长、由于德国对超出其控制的市场和食物来源的依赖而进一步恶化。从更加广泛的社会和政治意义上说,这些弱点在于,由于经济越来越国际化,社会福利依赖全球市场状况,这个新兴民族国家丧失了自主自立性。德国的战略取决于德国人——不仅仅是德国精英阶层——和他们的邻邦如何对待德国之崛起为欧洲头号经济和科学强国,连同如何对待这一地位带来的好处和挑战。它是在种种局限之内做出选择的结果。

   德国政治能够利用、有时也确实选择利用了德国的经济实力,同时减小统一的军事后患。19世纪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这一抉择以其“强”形态首次出现,即试图冻结欧洲的军事格局,以便使工业——在海军的支持下——能够不受阻碍地扩展。这一抉择最经常地被人同利奥·冯·卡普里维短暂的宰相任职(1890~1894年)连在一起,但它同样也是施里芬战略的基础。 [ 注:Michael Geyer,Deutsche Rüstungspolitik,1860~1980 (Frankfurt,1984),61-63. ] 这是个既无望带来和平、又不会招致战争的解决办法,只会在欧洲造就一种脆弱的平衡,其基础是相互对立的军事集团,加上一种大半集中关注军备的外交。如此,这一抉择本质上是不稳定的。它依赖国际体系维持欧洲均势的能力,在国内则依赖政府钳制和平主义和社会党国际主义的能力,连同经济利益集团对更具支持性、更为好斗的政策的需求。在帝国竞争和大众政治的压力下,这种战略终告瓦解。值得注意的是,进入20世纪后,欧洲精英阶层日渐丧失达成国际共识、并将其加诸本国社会的能力。这是“专业化”战略终告破产的最重要先决条件,因为它取决于能够限制战争和在国内维持军方的自主自治。

   还存在着这一抉择的一个“弱”形态,它一度看来颇有希望,但很快就销声匿迹。它基于德国解除武装,依据20世纪20年代在经济复兴和经济国际化的基础上重建国内和国际稳定的努力。但是,主要由于两个值得仔细探究的原因,这一“弱”版本差不多刚被设想出来就遭到失败(虽然它产生了某些卓越的操作性构想)。即使德国通过单方面急剧裁军达到不设防状态,仍无法打消一种普遍的不信任倾向:不信任一个依旧是欧洲大陆的经济首强、并且保持威胁欧洲现状的所有潜能的国家。与此同时,经济稳定化并不能使很大部分德国人甘心情愿地接受德国国际地位的下降,反而滋养了一种对抗情绪,那就是日益猖獗的好斗的民族主义。一旦事实证明稳定不过是海市蜃楼,国外的不信任与国内好斗的民族主义便两相结合,凝结为点燃欧洲战火的爆炸物。无论我们必须多么强调世界经济秩序崩溃的破坏稳定作用,多么强调这一背景下的德国修正现状思潮和民族主义, [ 注:Josef Becker and Klaus Hildebrand,eds.,Internationale Beziehungen in der Weltwirtschaftskrise,1929~1933(Munich,1980). ] 我们也能够断定欧洲作为一个整体失败了。它不能挺身应对一种挑战,那就是尝试以国内和国际稳定化的军事“弱”形态为基础,安排它自身的事务。

   德国的另一抉择是依靠军事力量加强经济实力。由于经济的扩张性和国际化性质,它必然是一条霸权道路。 [ 注:Fischer,Griff nach der Weltmacht. ] 这一抉择同样有“弱”和“强”两种形态。“弱”形态一直被认为是本世纪德国问题的主要来源。它得到下面一些因素的激励:追求军方自主自治,追求战略上安全的边界,追求工业界对主要市场和资源的控制,害怕左翼政治。它的主要动机在国内,即维持精英阶层的统治,这在备战和用武的操作详情和组织细节上可以瞥见一斑。贝特曼·霍尔韦格、法金汉和塞克特是这一路线在1914~1945年间的主要代表。30年代的重新武装和专业化战略的重新兴起,也反映了同一基本见解。这是精英统治内向伸入德国政治,也是它外向伸入国际经济和政治事务。然而,在本世纪的两场大战进入决定性阶段以前,所有这些观念都失败了。帝国军队的作战方案先后瓦解于马恩河和凡尔登,塞克特的军队从未能从事实战,贝克和弗里奇的部署计划则走入死胡同。计划构想美妙,然而毫无用处。在寻求权宜之计的过程中,当国民社会被动员起来时,德国在20世纪的战争便开始以一种认真严肃的方式进行。

   在1916和1938年,大众战争的目的开始决定战略选择。它们构成了霸权抉择的“强”形态,那从一战到二战经历了一番重大转变。工业界和军方在要求整个德国社会的功能性从属(鲁登道夫的专家治理方针)、以利生产和毁灭的更有效组织时,试图适应大众政治,办法是许诺到时候分享效率的好处;也就是说,他们扩展战争目的,为一场民族净化战争打开了闸门。在其组织社会的要求权方面,纳粹的极权主义毫不逊色。然而,他们的目的是在征服、灭绝和奴役的基础上,重构德意志社会和德意志国家。最终,德意志社会将自主自立,不受市场变动不定的任何影响, [ 注:见Niederschrift über die Besprechung in der Reichskanzlei am 5.(1937年11月)(见注 128)。 ] 而且在其扩展了的帝国边界后面固若金汤。面对大众参政参战的挑战,面对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期里的经济和社会危机,纳粹的回应是一种民粹主义和军国主义形式的霸权。由此而来的意识形态战略同德国军方的作战机会主义融为一体。

   这一抉择的残暴和非人道似乎超越了历史解释。然而,它只有在为下述目的做出的战略选择的基础上才可理解:一方面是为了应对德国在欧洲的经济优势地位与其对世界市场的依赖,另一方面是为了适应国内冲突,那存在于大众参与的挑战与精英统治的维护之间。

   这种解决办法并非由军方制定。首先是德国知识界表达了这种致命的20世纪德国战略选择。他们争辩说,德国只有掌握自己的命运才能生存下去。德国的主权与其社会和文化完整性依靠扩张,而且必须扩张到如此地步,以致覆盖它所依赖的一切基地。 [ 注:Rüdiger von Bruch,Wissenschaft,Politik und ?ffentliche Meinung:Gelehrtenpolitik im wilhelminischen Deutschland,1890~1914(Husum,1980);Schwabe,Wissenschafl und Kriegsmoral. ] 膨胀的、“科学上的”傲慢与文化上的绝望结合起来,给20世纪德国的战争规定了意识形态议程,这议程然后通过宣传的愈益增强的力量,被无休无止地增生和粗俗化。它同时造成了一个无法解决的操作难题,因为德国从未拥有足以掌握自身命运的军事力量;它的命运相反是由全球经济进程决定的。

   这些信条只是在它们被德国社会的核心部分接受、而且启示录式战争想象开始塑造国内和国际事务时,才蓬勃滋长起来。关于霸权和民族再生的幻想能够压下对于毁灭和死亡的种种甚至最深切的恐惧。它们决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毁灭规模,甚于任何特殊的技术。一个强大得足以挑战世界的国家发起了战争,然而它在20世纪上半叶的任何时候都无力克服自身的易受伤害性,后者本身出自它异乎寻常的崛起和飙升。德国战略狂妄的根源——也是鲁登道夫、哈尔德、古德里安、隆美尔、曼施泰因及其同僚的作战机会主义的根源——在于如下的信念:德意志人可以用统治其他民族取代他们的自我治理,德意志作为一个民族要么君临天下,要么衰微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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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