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东亚战争（续）·第九

作者：重光葵 ·日本

出自————《日本侵华内幕》

出自————《战争通史》

　　 一　小矶内阁成立与最高战争指导会议

　　 小矶、米内联合组阁　为了挽救政局的混乱，于七月十八日召开了重臣会议。重臣们虽积极参与推翻东条内阁，但对收拾时局并未抱更大的决心与良策，因此对遴选后继人颇感困难。

　　 重臣会议照例先由天皇垂询，再开始推荐后继内    阁首相。结果因在战时需要军人任首相，为了推行战事及统治军部，又一致议决应由陆军为主，遂遴选前朝鲜总督小矶陆军大将为首相。本来陆军的第一候选人是战争论者的急先锋寺内大将，但是因为寺内大将不能离开南方战场，所以小矶大将首先被遴选。

　　 小矶大将除满洲事变外，被认为是三月事件及十月事件的幕后核心人物，在战前早已离开政界，与指挥战争久无直接关系。近卫等重臣对小矶的资历甚为忧虑，特别推荐米内海军大将协助小矶大将。米内遂排除海军的反对，用天皇的敕令恢复现役任海军大臣。陆军大臣杉山以及外务大臣笔者仍继续留住原职，笔者并兼任大东亚大臣。此外，前田米藏、岛田俊雄等政党领袖也被邀入阁，以表示重视国会的势力。

　　 然而，小矶与东条不同，他虽是陆军出身，但并非现役军人，对军部既无实权，且与陆军的主流也无联系，与政党更无密切的关系，所以新首相唯有仰赖这些私人关系的合作。

　　 笔者作为外相兼任东亚大臣曾承诺，要重视一般外交与大东亚政策的关联性，不改变已实行的对华新政策，以反映上峰的意图。

　　 最高战争指导会议　小矶内阁虽非强有力的内阁，但他没有象东条那样独裁，故一般评论尚佳。可是他仍是战时内阁，只注重如何使战争转趋有利，并非一个商讨和平的内阁。和平问题，依照过去的实情，仍须在阁外策划（根据木户内大臣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六日及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的口供）。

　　 小矶首相为加强大本营之联席会议，将它改称为“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小矶更改会议名称的目的，似乎是企图利用自己军人的地位掌握指挥大权。但是这个会议原系统帅部在大本营内召集的，内阁人员即便是首相的发言权也只限于与内阁有关之事宜。实际上，军部并未将指挥大权让与内阁，况且，首相与陆相根本是两个人，除非首相是现役，否则军部与内阁是各自存在的。

　　 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与过去的联席会没什么不同，这个会议的常任委员有统帅部的陆海军两总长和两次长，政府方面有首相及陆、海两相及外相（东条内阁时期，藏相及企划院总裁也出席会议），其他的阁员遇到关系自己事务时才临时出席会议。为了贯彻会议的事项，陆海两军军务局长及内阁书记官长均出席，必要的官员则在邻室等候。会议的内容及其状况也同过去没有任何不同，对于军事统帅和作战一点也不涉及，相反却人为地使首相与陆相相分离，在事实上感到远离了战争指导。

　　 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之后，在全体内阁成员会议上，关于战争经过由陆海军情报部长做说明，外务省政务局长则对外交情形做说明。内阁会议的议题是，会议事务局首先提出，由陆海军军务局长同内阁书记官长商议后，又与有关人员商洽，然后制定计划、方案。为了完成直接的战争，有许多是统帅部对内阁要求的船舶、飞机以及其它军需资材方面的问题，接着还有内政、外交等问题。这些大小问题只有处理军部制定的计划要求是会议议论的常例。关于军部作为作战上的必要的要求，是内阁成员不理解的重要政治问题。他们只好专心致力于防御的努力。

　　 关于战争状况的报告常被人们最认真地听取，由负责官员做相当详细的说明，但大体上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说明，至于日本方面战败与损失的真相，则不报告。首相以下的成员，对于广泛的军务也就是统帅事项，当然没有发言权。

　　 其结果，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只是旁听统帅部为实行指挥战争上所必须辅助的各种政策的决定和接受军需物资的订单。这个会议竟变成了交易所，小矶内阁只是全力供给定货罢了。

　　 战况恶化　小矶虽对统帅部要求的军需物资，全部予以供应，可是战争状况却与本身所期望的相反，形势越来越恶化。

　　 在美军夺回塞班岛之后，日本注视着美军下一次进攻的方向。从战略位置及飞机场的地形观察，一般推测是美军必择塞班岛更接近日本的海洋方面，尤其是小笠原群岛中的硫黄岛，但是，夺回新几内亚北部及阿德米勒尔提群岛的北上的美军究竟会先攻何处，尚是个谜。一般人预料麦克阿瑟将军可能会放弃跳岛的战术，选择任何都可以登陆的地点。当时，尼米兹所率领的美国海军，在战略上计划穿过菲律宾群岛先期占领台湾，打算与中国大陆确保联络，切断日本与南洋的交通，然后开始进攻日本本岛。但是一九四四年七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夏威夷召见麦克阿瑟将军时采纳了他的意见，为了表示不放弃菲律宾人，批准实行对菲律宾岛登陆的作战计划。

　　 开战之初，麦克阿瑟在离开阿里基多要塞时曾宣称：“我必重回菲律宾。”他为了实现这个诺言，力劝罗斯福总统夺回菲律宾。他选择了吕宋岛的东南部的成为南北菲律宾连锁地形的莱特岛，于一九四四年十月指挥优势的水陆两栖作战部队，开始了大举进攻。当时山下奉文将军已在马尼拉，菲岛的日本军队增援也很多。山下将军认为敌人登陆莱特岛正是求之不得的，所以调派大批援军增援。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丰田也指挥其舰队待机出动。当时陆海军说明这是决战的绝好时机，政府阁员也特别期望取胜。为了救援莱特岛，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对于统帅部所提出要求的船舶等竭尽全力提供。小矶首相也声明莱特岛将是胜负的决战场。连吕宋岛的陆军预备队也被调出来，日本联合舰队亦从南方基地出发，参加最后的决斗。

　　 莱特岛之战　塞班岛战败之后的日本联合舰队虽损伤甚大，但尚有作战的能力。美国陆海军既展开对菲岛的争夺战，日军当竭尽全力应付。日本联合舰队分两批开往吕宋岛南部，它的战略是一部分从莱特南方直捣敌人的登陆地点，企图搅乱敌人的基地，另一部分迂回莱特北方进攻敌人，准备阻止登陆。为了牵制这次的作战，从日本国内派山泽舰队急驶吕宋岛的东北方。从莱特岛南方突入的舰队途中遭遇空袭及潜艇的攻击，予敌人以重创之后全部战死。而迂回莱特北方的栗田舰队，于击沉敌舰数只后，停止突入莱特的作战，准备驶回日本，却忽遇南下敌人舰队的空军的主力，又告全灭。

　　 莱特一战，日本联合舰队事实上已全毁灭了。国内所残留的舰队薄弱得不值一提，这是战后才知道的事实。战时建造的六万四千吨级的“武藏号”战舰（载有十八寸巨炮九门）也在这时被击毁。

　　 当时，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席上已收到了关于莱特之战的详细报告，但陆海军仍说予敌人以重大杀伤，敌人已丧失进攻能力，我方因寡不敌众，迫不得已而撤回。他们更说：“敌人越近，我方越有利。”军部发表这些声明，内心必然是很痛苦的，但企图使国民及内阁仍抱有希望。然而当外务省根据敌人发表的资料质问军部真相时，军部仍然坚决否认敌人的战报。

　　 吕宋岛之战　莱特岛之战受到敌人沉重的打击，日本军事当局没有领悟到美军会很快地进行下一个进攻目标。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麦克阿瑟宣布莱特岛之战结束，并于一九四五年一月九日率领大批水陆部队直接逼近吕宋岛的西海岸，在林加海岸展开了登陆战。这次进攻完全成功，马尼拉于一九四五年二月被美军夺回。

　　 根据陆军的说明，马尼拉是开战以来日军的根据地，既有充分的防御设备，军需物资储藏又甚多，在山下将军指挥下必能大获全胜。小矶首相也说，吕宋岛之战是日本的天王山。政府采纳了军部的要求，牺牲民需供应品，将手中的东西全数提供给战斗部队，真可谓震动了天王山。一般国民也特别期待这场战斗的胜利。然而由于莱特一战后，日本舰队已受到致命伤，输送船只也消耗殆尽，对吕宋岛之战不能增援，所以山下将军也和其它孤岛守军一样，走上了自杀式的玉碎战之路，但是山下麾下的海军与陆军部队不能统一且搞磨擦，虽在最后仍在暗斗。

　　 对于美军的凌厉进攻，日本军队几乎无法还手，只有举行玉碎战。当时被认为做了充分准备的山下将军，其实部队的防御装备非常薄弱。在巢鸭监狱中，据山下将军的武滕参谋长透露，他上任时看到部队薄弱惊讶不止。而且在菲岛的日本占领军，对于新政策欠缺了解，又在败战死斗时常常发生不轨的行动，在菲岛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坏印象。

　　 日本承认的菲岛政府拥立的总统劳雷尔在北方避难。后来，他带两三个幕僚以及村田大臣来日本避难。

　　 硫黄岛的陷落　继塞班岛之战后，尼米兹又统率大军围攻硫黄岛。因为小笠原群岛是东京的一部分，这时日本人才感到战火已经迫近了。但无论是海军或空军方面都无力增援硫黄岛。棚桥守军利用火山岛的地形建造巧妙的阵地血战，最后全部阵亡（三月二十一日）。

　　 美军在塞班提尼扬建筑机场之后，开始用B－29型轰炸机直接轰炸日本本土，因空袭而造成的损失日益增大。尤其夺回硫黄岛后，更加方便了美军飞机对日本本土的轰炸，所以美军更利用该岛作为基地展开对日本的猛炸。

　　 攻击日本的空军由塞班岛起飞，分数队飞近日本，以富士山为目标突入箱根上空，或以名古屋的工业地带为目标，或以东京、横滨为目标，实行夜间空袭；白天则在高空飞行，侦察地形或摄影。

　　 美军有时又从纪州湾或丰后水道空袭大阪地区，将四国、九州、关西一带的工业区及其它城市都予以普遍的轰炸；另一方面又从房总半岛轰炸日本东北地区。B－29决不放过日本海沿岸的任何一个重要城市。

　　 此外，由中国起飞的美国空军也轰炸满洲的鞍山炼钢厂，因而使日本又蒙受很大的损失，同时使日本人颤抖。以后，在中国的美空军又开始轰炸日本九州北部的八幡制钢厂和佐世保军港。于是，日本完全被美国空军所蹂躏。

　　 空袭　空袭给日本最悲惨的教训。美国空军以日本军需生产向民家疏散为理由，采取了大小城市一齐轰炸的手段。日本的都市房屋，几乎都是用木材建造的，所以用烧夷弹最易毁灭，美军将烧夷弹加以改良，增强了爆炸的威力。其使用的方法，依照一定计划，首先飞入日本上空的机队先在城市的周围投下若干炸弹，使城市发生大火，尤其常在风强的黑夜以利用顺风；第二批机队再以被火灾包围的都市为目标，在此火圈之内部，挨着顺序投下汽油弹，此即所谓“绒毯式”的轰炸。大都市如东京、横滨曾在一夜之间遭受到数次空袭；但是小城市只用一个编队，一次就可以把小城市烧光。被轰炸的城市，似被一片火海包围，居民被烧死、炸死的不计其数。据云三月上旬东京下町地方的空袭，烧死约有十万人左右，隅田河的水都变得发热，被尸体所遮盖，其惨状比大地震时更厉害。全国大中城市都被烧光，烧死的居民也在数十万人以上。

　　 日本本岛日渐变成焦土。面临这样的惨状，缺衣少食的人们实在太悲痛了。在这种情形下，军队主张实行玉碎战，自然被认为是可行的办法。如果有天皇的命令，日本的全体臣民真想冲到战火中去。

　　 日本大地震　在美军对日本空袭的初期，集中于名古屋一带的工业地区，由于空袭，致使该地区的军需生产损失惨重。不幸正在此时，名古屋地区又发生了一次强烈的大地震，其损害的程度较空袭更大。丰田区一带街市完全烧毁，一部分精密工业已经破坏到不能恢复的程度。连日的空袭，再加上大地震，日本人真是多灾多难。

　　 日本的军需工业饱受轰炸及地震的破坏，已遭到致命的损害，无法恢复生产。但军需大臣和政府、工业家以及工人们如同战场上的勇士，仍在其岗位及工厂中继续挣扎、苦斗。他们曾考虑将飞机制造工厂转移到地下，但已为时太晚了。

　　 用血和汗制造的飞机、船舶及各种军需物资虽然由工厂大批地运出，但是大部分在运到战场以前，就遭途中空袭而沉于海底或被炸毁。

　　 二　战时外交（二）

　　 对外方针　小矶内阁为了进行战争，尽全力协助统帅部，可是战火日渐逼近日本本土。小矶一再强调对重庆国民政府及对苏工作的重要，并且说：“如不实现，将遗恨千古。”因为要使战争转对日本有利，就必须使重庆国民政府脱离英美阵营，使德、苏之间休战，并将苏联拉入我方的战线。这种见解也是军部的想法。

　　 关于这几点方策，在东条内阁时代本已尝试过，尤其在目前的战争状况之下，已经得到结论是决不可能。既然无成功之把握又不合情理，就不过是掩饰败战而已。据笔者观察，日本的败战早已决定，不如尽最大的努力着手寻觅接受战败的捷径。笔者以为对中国工作应在与日本命运休戚相关的“汪精卫政权”（即南京汪的国民政府）允诺之下，始可进行，而德苏之间的和平调停，如果德国不承担很大的牺牲，终究还是不能实现的。

　　 对重庆的工作　汪精卫政权是在日本保护之下成立的，日本承认汪政权为正式的中国政府。汪精卫作为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访问日本之际，即使在日本皇室也是把他作为友好国家的元首接待的。而汪政权树立的标语也有“和平、建国、反共”，以统一国内和平为目的。实际上，汪精卫对于和平问题，曾表明愿意依照日本的希望进行，更为达到和平的目的，也表明其本人的进退可由日本人去决定。置南京“汪政权”于度外，密谋与重庆的直接谈判，在情理上是不允许的，尤其是鉴于中国的国情，事实上也是完全不可能的。

　　 日本在承认汪政权以前，各个方面曾用尽各种方法，力谋与重庆国民政府谈判妥协，其结果均告失败。承认汪政权之后，政府决定暂时停止与重庆国民政府的一切策动活动。嗣后，军部虽秘密地屡次派人在北平或上海企图再与重庆方面联络，但经手的中国人都是一些为了拥护自己将来的立场而与日本方面联络，至于重庆国民政府则根本置之不理。

　　 这些中国人与重庆联络的方法，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人是以个人的关系同重庆方面的友人进行联络，日本利用他们，而重庆方面也利用他们，以便从日本占领军取得若干的好处。从北平、上海走陆路到重庆或走海路绕道与重庆联络的人，大部分属于这一类。其中尚有一些人在日本军人默契之下用无线电台与重庆方面联络。另一种人是为了保护自己而进行的，例如，上海实业界的各团体随着日本战争形势的恶化，开始对重庆国民政府的和平工作表示热诚，其目的与其说是为和平问题，莫如说希望使上海一带免受战火之灾。

　　 这些人大部分都先与汪政权联络，如果没有汪政权的默认，是绝对无法进行的。在这种状态之下，日本瞒着汪政权而秘密地与重庆方面进行谈判，这是政策上的失败。这一切的不利都归日本，是显而易见的事。

　　 东条内阁后期，日本曾决定不反对汪政权与重庆国民政府进行和平谈判，以后并促进这一谈判工作的进行。到小矶内阁时期，对和平工作更为重视，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也决议积极展开与重庆的和平谈判，但是谈判要通过汪政权去进行。决议做出之后，特派柴山陆军次长（原为汪政权之最高军事顾问）赴南京。为避免误解，曾向汪政权特别详细说明此事。南京方面的首脑陈公博、周佛海（当时，汪精卫因病在名古屋医大病院治疗之中）予以同意，并表示此事需要相当的时间，在尽量早日办理这个手续后另行答复。

　　 意见分歧　关于中国问题，小矶首相与外务大臣兼大东亚大臣的笔者之间此时不幸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

　　 小矶首相任拓务省大臣时，对汪精卫逃出重庆虽未表示反对，但也并非衷心赞成。这种见解，直到他任首相时仍未改变，它与日本政府尊重并承认汪政权的想法不同。他任朝鲜总督时期，即与反对汪政权的日中人士不断往来，他对中国抱有特殊的看法。鉴于中国的地势及历史，他说中国的统一是困难的，主张应在日本力量之下，分成数个地区分别统治。他于十二月初旬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上，发表早已准备好的详细计划与具体意见，促请出席人员应迅速地加以考虑。笔者当即表示，这时提出这种政策的真意实在令人费解，遂作为外务大臣反对这个提案。在目前的阶段，日本对中国应采取的政策，仍须坚持过去一贯的方针，尊重中国人民的希望，不应当变更通过汪政权与中国人民谈判的态度。参谋本部代表秦参谋次长也表示在今日的形势之下，提起对华新政策的根本问题，很是令人遗憾。以后笔者与小矶首相的意见，始终未能一致。

　　 小矶首相不仅与笔者意见不一致，就连军部在这个问题上也同他有分歧。陆相杉山曾对笔者说：“我对于小矶大将的做法感到非常不安。我在当次官时，他任军务局长，彼此之间不太了解。满洲事变前后，他就搞了许多小动作，其后照旧。这一次在他周围的，有满洲事变时的二宫（参谋次长），现在是内阁成员，还有松井（大将）、建川（中将）、桥本（大佐）、大政翼赞会的兴亚同盟和壮年团等，他们作为内阁的一股势力非常活跃。因为不知又要搞什么，所以须特别注意。”无意中接受了这种告诫，但因为总是反复遇到这一问题，所以使笔者似乎感到有什么更深一层的意义而须警惕。

　　 改组内阁问题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七日，小矶首相与笔者面晤，表明要改组内阁。军需大臣藤原银次郎因工作过度劳累而辞职，其他也想更换一二阁员，笔者所兼任的大东亚大臣改以二宫文相（中将）充任，田中秘书长改任文相，另起用某中将为书记官长，并说已得到有关方面的同意。

　　 关系到自己进退的大东亚大臣问题，笔者当时表示考虑后再予以答复，因为这个问题包含有重要的政策问题。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笔者采取了反对的立场。笔者认为，为了顺应战争形势的发展，大东亚政策必须与外交一致，假使另设专任大臣，有采取与外相相反政策的危险，所以表示反对。在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上，首相陈述了对华政策，仍要把大东亚部与外务大臣分开。笔者则明确坚持不变更大东亚政策是作为外相的责任。后来有米内海相等从中斡旋，提出种种妥协政策方案。在战争现阶段，对这种根本问题，笔者决意坚持已见。

　　 改组内阁，结果仅是更换军需大臣一人，滕原氏的后任改由吉田茂（当时的福冈县知事，前后生大臣与吉田首相同姓名）充当。

　　 大东亚新政策的贯彻　大东亚新政策在笔者的指导之下竭尽全力地贯彻、执行。但是，由于战争形势的不断恶化，交通也几乎断绝，许多计划不能实行或者困难重重。第二次大东亚会议召开就是个例子，由于各种因素，取代这次会议的是大东亚地区召开的大使会议。这次会议力图彻底贯彻大东亚政策。在笔者辞职之后，总算看到了这议会汉的召开。

　　 汪精卫终于在日本的名古屋病死，但其后陈公博接替了汪精卫的职务，同时周佛海也继续协助陈公博加强汪政权。笔者认为，此时对于贯彻对华新政策仍是有利的。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作为中国的“爱国者”，为了实现中国多年的愿望与要求，非常努力地工作，日本方面也给予大力援助，使新政策继续贯彻下去。新政策的实施，在政治方面：已经废止了不平等条约，实现了政治上的要求；在经济方面：笔者在兼任大东亚大臣时，就标榜新经济政策，首先把驻外官员召集到东京，着手进行这项困难的事业，计划彻底坚持新经济政策，谷大使在他的驻外机关进行了极大的努力。但是，因为战争形势的恶化，贯彻这一政策的困难程度是不难想象的了。

　　 除中国之外，东亚各国也在实行新政策，同样也是积极推进。因为东条内阁没有使新政策得以实现，小矶首相则赞同实施新政策，因此立即决定在御前会议上讨论援助印度尼西亚的独立问题。小矶首相就这个问题发表了演说。

　　 印度尼西亚的独立问题，在苏加诺访问东京时，笔者就已赞同其国独立。当时苏加诺很激动，准备按程序进行这一工作。兰印驻屯军的民政顾问林久治郎（前大使，满洲事变时任奉天总领事）的意见，被全部采纳。在该顾问指导下，在现地开展工作，此后苏加诺的独立运动在飞速地进行。

　　 法属印支问题　这个问题是个极为困难的问题，法印当局迄今为止事实上对日本军仍实行消极抵抗的政策，同时在维希政府的统治之下，对日本表面上遵守缔结条约规定，采取合作的方针。日本向法印南部扩张，在形式上取得了维希政府及法印政府当局德古的同意。以后，战争形势更趋恶化，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展，法印当局的地位更加困难了。

　　 英、美两国对于法国贝当政府的态度是完全不同的。贝当政府投降德国后，英国同贝当政府断绝了外交关系，美国则作为中立国与贝当政府保持了外交关系，罗斯福总统特别派自己的亲信李海将军（海军大将）作为驻法大使，监督法国贝当政府的态度。美国参战后仍保持这种关系，其间美国利用阿鲁久里亚总督、魏刚将军的亲美态度，与法属北非发生了关系。以后美国和贝当政府断绝了外交关系，美、英联军占领了法属北非等地。即使在那之后，美国对于在英国保护之下的戴高乐政权也没有轻易地承认。战争后期，戴高乐将军开始主持北非政权，并在法国本土解放的同时回到了巴黎。

　　 维希的贝当政府随着德军从法国撤退的同时，也逃到了德国境内。戴高乐政权于一九四四年十月得到了美、英、苏的承认。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戴高乐决定对日宣战，声明法国与日本之间处于战争状态。后来法印总督德古表示忠于戴高乐政府，法印与日本的交战关系更加明朗化了。显而易见，在充满敌意的法印的日本军的地位是非常不利的。

　　 法印在马来、缅甸、爪哇以及苏门答腊等地日本军的背后，当法印成为敌人时，法印就起到对日军前进部队与后方的联络造成直接威胁的作用，所以日本军部催促部队要巩固自己在法印的地位，这是军事战略上所绝对必要的。既然对方已经表明了敌意的态度，若我方面不采取相应的手段，难道还要受侮辱吗？

　　 越南及其它法印地方的民族运动即独立运动是自法国征服越南以来就出现的问题，法国的殖民政策与欧洲其它诸国同样（甚至更加反动）是镇压所有的民族独立运动。从事独立运动的人们除了亡命日本及东亚各国之外，别无它法。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这些从事独立运动的人们频繁往来于日本，独立运动蓬勃开展起来。

　　 排除表示敌对的法国当局者，为确保日军的安全，承认民族独立的要求，实行独立政府的政治，是日本大东亚新政策的根本点。因此，在法印的日本军队依照政府以及大本营的命令，要求法印当局解除法印军队的武装，令其将行政权交给独立政府。

　　 在战时，笔者几乎全力运用大东亚政策来援助在法印越南等地的独立运动。

　　 朝鲜、台湾的政治参与制度　大东亚新政策既然是日本决定在东亚地区贯彻的民族政策，那么实行这一政策便是完全必要的。问题是朝鲜与台湾。

　　 朝鲜与台湾永远归拓务省及内务省所辖。在外交的范围之外，准备按日本内地对待。本来对于朝鲜与台湾的方针，最初采取了同化政策。为了贯彻这一政策，军人总督实行了许多积极的措施。

　　 在朝鲜，斋滕海军大将任总督时，提出了无为的感化方针。接替斋藤的宇垣、南、小矶等陆军大将在任时提出了积极主义的方策，最后一面把朝鲜人的名字改为日本人的名字，另一方面在朝鲜还实行了征兵令。在其它方面，对于朝鲜、台湾，应看到都有发达的日本文化设置，连大学都设置了。不但朝鲜人的政治知识顿时提高，就是各种工业生产也飞速向前发展。当时小矶总督对朝鲜人政治上的迫切要求深表同情，热心地提出送相当数量的代表到日本帝国议会参与政治。在东条内阁时期，内部已经确定选派朝鲜、台湾代表作为帝国议会议员的方针。到小矶内阁时，做了正式的决定，通过议会形成了成文法。

　　 这种制度恰在爱尔兰独立前，与把爱尔兰众议院议员送到伦敦议会时的制度是相似的。然而，这不是朝鲜、台湾独立的直接目的，但必须承认这是迈向自治的第一步。满足于朝鲜、台湾现状是令人感到困难的。笔者欢迎有助于朝鲜、台湾民族运动的划时代措施。总之，对此一方面是不满足，另一方面日本的行动对于大东亚政策又有矛盾。

　　 缪斌问题　小矶内阁的末期，关于中国问题，小矶与笔者之间不幸又发生了意见分歧，主要表现在重庆工作问题上。根据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的决议，特派赴南京的柴山陆军次长面请汪政权，开始与重庆进行和平工作。在未接到回答以前，小矶首相又想利用汪政权的立法院副院长，汪政权的异端分子缪斌进行这项工作，并且秘密地邀他去东京。

　　 缪斌过去被蒋介石先生免职，仍然留在沦陷区，被日本人所利用，以后在北平任“新民会”会长，汪政权成立时，由日方推荐参加汪政权为委员之一。其后，汪精卫因为他曾背叛汪政权而于逮捕并拟处刑，后来由于日方出面疏通才未执行，而且继续任汪政权的立法院副院长。虽然如此，但他仍不断地策划反对汪政权，在上海与重庆方面的友人经常联络。日军情报机关为了搜集重庆国民政府方面的情报，利用他作情报人员，而且默认他用无线电与重庆的友人联络。可是缪斌也利用这个地位及有利的条件，与反对汪政权的日本人士交往，以与重庆接洽为招牌，建议以撤销汪政权以及约定日本军队由中国撤兵为条件，设法请蒋介石回来，亦以自己身家性命担保。据缪斌说，他所联络的重庆方面的重要人士是戴笠。戴笠当时是秘密政治警察负责人，又是美国秘密情报团与在日军后方进行搅乱的组织的联络中心人物，至少是不可信赖的人。

　　 由他负责与重庆联络，在中国的日本大使及军司令官们都一致认为决不能成功。一九四五年三月二十一日，小矶首相临时召开最高战争指导会议，报告已将缪斌接到东京，拟根据缪斌对重庆的提案为基础，准他使用无线电，由他的宿舍（首相之迎宾馆）直接电询重庆的意见。出席人员都惊奇小矶首相计划的鲁莽。

　　 笔者对比举动表明反对，并宣读驻华谷大使拍来关于缪斌访日的意见的电报。谷大使说：“这种计划既违反过去的决定，也轻视汪政权，决无成功的希望，况且从缪斌的地位看，他所提出的使日本让步的方案的结果仅是被他个人及重庆所利用，不能达到真正和平的目的。”陆海军大臣也相继发表意见，均一致表示反对。梅津参谋总长更认为即使缪斌的策动能成功，恐怕指挥日军的撤兵也必发生困难。

　　 嗣后，小矶首相同有关者秘密地交换意见，结果决定将缪斌送回，此事才告一段落。

　　 四月三日，笔者突然奉召晋谒天皇。天皇说：“小矶总理昨日入宫报告政务，提及缪斌来日之事，希望准许他进行重庆工作。我认为，和平工作通过缪斌这种人是不能成功的，此时采取这种谋略手段，对整个大局是无益的，但小矶似乎不以为然。今晨我召见陆相征询意见，陆相也表示反对；又召见海相，海相强烈反对。对一国的总理采用这种手段深表遗憾。你的意见以为如何？”

　　 笔者当即回答说：“政府已经讨论数次，缪斌大概已经回国，请勿忧虑此事。”天皇又说：“不是，他并未回国，仍在此地活动，”笔者又将在最高战争指导会议所发表的意见重复报告一次，并利用这个机会补充说：“今日战争已经恶化，如何使它结束，愿遵照圣旨去进行。国家处于危局，日本应当采取的态度必须是走大路。只要无亏大义名分，即使一旦国破，将来还有复兴的希望，若是玩弄不正当的手段走入歧途，日本也许将永远灭亡。”天皇说：“我也有这样的同感。”笔者当即访问小矶首相，劝告停止缪斌的活动，叫他速回上海。小矶表面上是同意了。

　　 后来才知道缪斌仍留在东京，与小矶进行密商，最后他表示重庆方面已不相信日本军部及政治家们的话，为了更进一步地进行此事，希望拜见天皇直接听取意见，所以请他设法办理晋见的手续。有关人士即设法将他介绍与对这件事有兴趣的东久迩宫大将会见。东久迩宫很详细地听取他的意见，将这件事又传到木户内大臣的耳中，故关于缪斌的一切，宫中似乎也已知道。关于缪斌的事，后来小矶在东京军事法庭供述：“这是通过重庆与英、美谋求和平的和平促进方案，以后遇到外务、陆海军大臣的反对，及天皇的命令阻止，未成功。”缪斌在战后被国民党政府逮捕，以叛国罪判处死刑。当时的中国特别法庭，根本就否认戴笠与缪斌的关系。太平洋末期的缪斌，同丰田秀吉讨伐朝鲜时的陈惟敬是同类人物。

　　 三　和平之试探（二）

　　 着手终战的准备　我们恢复和平的腹案在时机成熟时，只能用天皇的命令来决定。在此之前，必须在陆海军军部内，先造成这种空气与形势，以免发生其它的阻碍，同时也需要对内部联系。这个问题是国内最困难的问题。

　　 笔者努力说服杉山陆相，经过多次的接触，杉山大将已经对于结束战争发生了兴趣。米内海相对结束战争之事也未表示反对。在军部方面，比起能看清大局的上层人士来，主要是少壮派军官的意见。因此嘱咐外务大臣的高级秘书加漱俊一与内政部的秘书长松平康昌、陆军大臣秘书松谷大佐取得联络，以谋共同进行。这些人并非是贩战主义者，他们都是离开了现役军人职务的人，为了挽救日本民族的将来，出于爱国心而挺身谋求恢复和平。笔者在离职（外务大臣）之后，这些人的工作仍在继续进行，促进了各方面的理解。

　　 但是在军部当中，主张“本土防卫”的人仍占着大多数，他们还在梦想：这不过是前哨战，将敌人诱至本土后，再用已经准备的数千架“特攻队”飞机，予以歼灭。而且，军部已经在长野县犀川附近建立天皇及国家中枢机关的安全地区，甚至还建造了一座地下皇宫。另外，为了训练新招募的军队，特意制造了一些竹枪和木炮。

　　 “本土防卫”之说与“玉碎战”之说是直接相关的。军部的玉碎战之说更加流行，人们的思想已经麻木了。

　　 玉碎说与日本国　笔者曾多次在自己头脑中试图批评玉碎之说。然而，人类即使作为一个人或是一个国家，有不少的场合，为了名誉，在生与死之间而选择了死，所以在精神上就有了与其依靠生，不如依靠死来求生存的场合。我们日本人对这一点是知道得很清楚的。在太平洋诸岛，日本人进行了一个又一个自杀式的玉碎战。特攻队高喊着“天皇万岁”，用自己身体同飞机和鱼雷艇一起向敌人的飞机和舰艇撞去而死。在日本本土住着天皇陛下和他的全体臣民，为着日本民族永远的利益与无穷的生命，在必要的时候，选择玉碎不需要有什么踌躇。

　　 一九四零年夏天，当德军席卷法国之后又向英国突袭之时，笔者目睹了英国国民所具有的英雄决心，而当今日敌人正蹂躏日本本土之时，笔者也同样盼望日本有同样的决心。英国国民的决心是为了求得生存的勇气，今天的日本也是为求得生存而具备勇气。为此，英国国民决心继续进行战争。然而日本方面的结论则是：必须决心停止战争。这是经过反复考虑不能改的，于是日本仍朝着这个方向迈进。

　　 军部宣称用本土防卫战歼灭敌人的说法，以过去战争的经验观察，是不能使人相信的。敌人在夺回硫黄岛后又可进攻琉球，甚而在日本的九州、四国或本州各地登陆。占有绝对优势的敌人占领日本的重要据点并非难事，而且很明显的是时机已日益逼近。

　　 一九四零年夏天，法国投降德国之际，英国全体国民在丘吉尔的领导之下，形成抵抗的伟大决心。他们看到英国的海、空军尚健在，国民牢固的团结，以及美国对英国的大量援助，坚信胜利必属于他们。这个判断是极其冷静而透彻的判断。然而不幸的是，日本不能以英国为榜样，明确树立起有胜利把握的信心。这场战争，在事实上不是国民的战争。日本作为崩溃的国家，一旦组织机构完全垮台，日本人又如何能再次恢复自己的名誉和国家的地位呢？日本国在世界上怎样与其它民族处于平等地位，最根本的是依靠日本民族，因为日本民族有尊重他人的传统，这是自不待言的。

　　 本来，日本国民对这次战争并不十分理解，他们的真正意图都是想逃避战争而谋求和平，天皇本人也不希望战争。因为自满洲事变以后，已经过十数年的战争，大家都已精疲力尽极盼停战，但也深深知道这是很难实现的。尽管军部怎样地宣传玉碎战之说，但不能不看到那是国家表面的、假装的现象。

　　 当时，知识分子都怀疑天皇是否对时局的真相知道得很清楚。一般舆论都主张天皇应该召开重臣会议，向他们询问关于战争问题的真正见解。在召见中的重臣中能将时局分析清楚且具有正确意见的只有近卫一人。一九四五年二月近卫谒见天皇，他先书面写好，后又用口头报告，其要点是关于日本赤化的危险。他认为战争拖延的结果较投降更为可怕的是赤化。天皇当时向近卫提出质询：“如果那样的话，现在我们如何是好呢？”近卫对于实际的对策又答不出来。天皇对时局的一切情形特别熟悉，而且已经获得了结论。天皇已经准许做和平的试探，关于和平的方策已从木户内大臣及笔者处知道。近卫拜见天皇时报告用的文件，在吉田茂大使（战后任首相）住宅里被宪兵偷偷摄影，成了吉田大使被捕的原因。当时宪兵对和平运动的取缔完全超出常识。

　　 重臣聚会与外相的申明　笔者与木户大臣经常保持联系，研讨和平的方法。我们一致的意见是德国尚在战争之时，根据三国同盟及单独不讲和条约，日本必须等到德国崩溃之后，才能接洽停战。

　　 正值此双方展开宣战之时，若根据公开情报的基础，很难判断欧洲战争结束的日期。但是，笔者所下的判断，是依据当时的记录，估计德国大约在四、五月左右势必崩溃，所以必须开始做此准备。然而，苏联随时都在准备与日本开战。关于这些国际的形势，在内阁会议上和在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上，由上村政务局长几乎做定期的说明。笔者认为还有向内阁之外的要人们做坦率说明的必要，尤其应该促请重臣们对国家的将来，要多加以审慎的考虑。

　　 当时，对于未来的战争，除了重臣之外，还有许多人都表示忧虑与不安。笔者出入各处，已经会见了许多知名的人士。笔者认为已经到了直率地陈述自己意见的时机。重臣之中一些关心时局的人，常常进行秘密的交往。例如：近卫与冈田大将为商讨此事，都费尽心血。一九四五年三月二十三日通知笔者，参加一个私人的聚会报告国际问题。笔者当时立即赴会，出席会议者当时有若槻、冈田，平沼及近卫四人。

　　 若槻男爵首先代表他们质问：“在战争形势日益恶化的情况之下，是否用某种外交方式可以挽救？尤其是可否依赖与我国有中立条约关系的苏联？”笔者当即将雅尔塔会议前后的国际局势，依照笔者的见解做了详细的说明，并且答复：“苏联已经准备随时参加英、美的阵营与日本开战，决不会代日本调停此事，日本所能做的是必须与英美直接接洽，但日本一定要正确认识国家目前所遭遇的环境，要下一重大决心，有这种决心，才可以立即采取外交方式解决此事。换句话说，问题是我们是否有此决心。”冈田即刻表示：“我已经了解，更表同感。”所谓同感，很明显即是对于处理停战表示相同意见。

　　 笔者又深刻地分析了国际形势的现状，以及日本所面临的危险，以便作重臣们下此决心的参考。

　　 对枢密院的说明　在重臣聚会时笔者所做的说明引起了政界要人们的注意。一星期之后，枢密院也通知笔者出席报告。枢密院是日本要人们的会场，笔者认为有向他们做坦诚明确的时局观感报告的义务，而且相信这是最好的机会。在会议上，笔者首先将国际形势做了详细的分析，其要点概括起来有三：

　　 第一，德国战争已到了最后的关头，德国首脑部所宣称的必然取得胜利所隐藏的新式武器，据日本驻德国大使大岛电报讲，据观察新式武器的效果不能指望。在今日机械化立体的战争之时，陆空双方均已陷于劣势，其战败更较预料为迅速，故断定德国在四、五月左右必将崩溃。

　　 第二，希特勒不听日本的劝告，不采取恢复和平的办法，直至今日仍声称要取得最后胜利。据悉德国必战到最后自杀为止。关于德国准备单独讲和的消息是不值得信的，还没有那种可能性。纳粹德国的地位与有皇室的日本国情是不同的。

　　 第三，根据情报，苏联在雅尔塔会议之后，已经等待对日参战的机会，那个机会就是苏联在西伯利亚的武力对日本在满洲的驻军有绝对的优势之时。苏联虽然重申遵守《中立条约》，但这是绝不可靠的。日本必须觉悟到这一点。

　　 从以上国际形势以及日本所面临的当前战争状况观察，日本目前已经面临国家选择方向的重要时期。

　　 枢密院的反响　笔者在重臣会议及枢密院报告的目的是希望他们对时局能有正确的认识，采取必要的决心。当时枢密院会议也没有很多的咨询就散会了。究竟他们有何印象？也不知道。散会后，枢密院议长铃木和其他两三位顾问围着笔者闲谈。铃木议长发言较多，他说：“德川家康每战必败，在最后的一次战斗中，才夺取了江山。数十年前，我任练习舰队司令官访问旧金山时，在美国欢迎会上曾发表意见：日美之间若开战，将必共亡。当时美国人也以为此话甚对。”铃木作为枢密院议长的一席话，似乎仍在鼓励笔者，日本必须战至最后。

　　 因为铃木是位军人，笔者对他的态度是了解的，但笔者颇感失望的是：虽然做了一个小时以上的报告，结果反应太少。当时我们已对战时内阁表示失望，许多人都希望铃木大将出马组阁收拾战局。不久，果然铃木接任首相出席会议，并做了与笔者谈话内容一样的演讲，积极地指导战争和鼓励国民。

　　 委托中立国斡旋　当时的情形我们不得不承认轴心国已濒于没落。意大利已经投降，而且脱离了轴心国，德国正处在崩溃之中，而且不考虑和平。既然与德国共同进行和平不可能，所以日本结束战争的措施必须在德国崩溃之时或以后实施，这个时机已经迫近了。与日本订有《中立条约》的苏联的态度已经显露，若想通过它寻求和平是最危险的。日本如果想求和平，莫如通过可靠的中间人，直接向英美试探。这是最有利的。笔者当时想选择驻在马德里的英国阁员代表，但是并不太理想。驻东京的中立国代表仅有瑞典公使巴基，否则只有委托教皇的代表。

　　 瑞典公使巴基驻在东京很长时间了，对日本也非常了解，而且是个诚实可靠的人，以前曾由外务省昌谷公使介绍与笔者保持联络。巴基也向笔者透露，愿热心斡旋和平，他甚而说：“不忍使有永久历史的日本陷于灭亡。”笔者对他表示，以挽救日本的名誉为条件，令在斯德哥尔摩的冈本公使委托巴基向英美进行试探和平的意见（根据东京军事法庭巴基公使的作证）。

　　 四　战局恶化与小矶内阁下台

　　 特攻队　从马绍尔群岛进攻小笠原群岛的尼米兹海军及夺回菲岛的麦克阿瑟大军，在中国的空军支援下，下一作战是什么地方，大体上是能够预想得到的。为了切断南洋与中国大陆的日军联络，占据台湾与琉球是必要的。美军放弃了蛙跳战术，一定会进行单刀直人占据军事战略要点的尝试。这样，下次作战无疑的是攻占台湾与琉球。果然不出所料，美国的海空军对台湾与琉球开始了猛攻。为了防卫日本本土，军民更为紧张，尤其海军已在进行最后的努力。自杀式的“玉碎战”在各个战场上，展开了决斗。海军又组织了“神风飞行队”，凡所属该队的空军，誓必用自己肉体和所载的炸弹，一起突入目标给敌人以重大的伤害。遇见敌舰，勇士们都向船上的烟筒冲去。夜间单人驾驶的小型鱼形水雷艇朝着敌人的军舰，载着水雷连人带船一起冲过去。这些人都是从各地征募的学生或少年。敌人也指责这种自杀战术为野蛮行为。我们知道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法国有个青年军人勃阿留，在枪口上插上一朵鲜花，微笑着突入威尔旦及兰斯的“死的战线”。一九四○年希特勒大军将要侵入英国本岛时，我们也看到英国的少年航空兵，同样的嘴里哼着歌，驾驶战斗机，突入德国的机队。那时候在丘吉尔的领导之下，他们都抱有坚强必胜的信心而战。可是日本却与此相反，明明知道必败，而仍在继续战斗。这种精神永远是日本民族将来的保护神。

　　 对军部的反感　美空军的轰炸（从满洲到九州一带）加上名古屋大地震，使日本的军需工厂完全破坏，交通已陷于停顿，生产秩序已不能正常进行，而敌人的大舰队已逼近并用巨炮轰击沿岸重要都市。

　　 在工业生产方面，军人到处伸手，一般民营工厂都被单纯的军人所支配，对工人施以军队式的训话或精神的训练，生产组织反而由内部日渐腐蚀。因为军人的跋扈及鲁莽的行为，使一般人对军部的反感，无论在中央或地方，都普遍地高涨起来了。

　　 琉球战与本土防卫　敌人如果突破九州、琉球、台湾的防线，以后必在济州岛或九州岛登陆，或直接突入本州（日本岛之中部），因此，全国必须加紧防卫本岛。可是大部分的陆军及武器，全部调往南方和中国，本土的要塞竟是空壳。日本海军更不足信，所剩的只是若干空军及手无寸铁的新兵。陆军开始尽速设法从满洲及朝鲜调回军队，因无交通工具，一部分竟徒步返国。开始在各地挖掘战壕及建筑城防。军队为了准备玉碎的战场，使许多宝贵的田地被立即征用。因此，又断绝了粮食的来源，人民更表不满。军部的征用，在各地都直接影响人民生活的问题。结果，本岛的防卫计划，引起了日本人民生活组织的混乱。这些都成为日本非常困难的问题。

　　 海军宣称，台湾、琉球方面的战争为最后的决战，要求陆军保留的飞机全部出动。对此陆军表示反对，认为应保留为本岛的防卫作战。琉球、台湾的海空战告一段落。美军在确保制海制空权之后，五月中大批的美军在冲绳岛登陆，经过一个月的激烈战斗，全部占领冲绳岛。日本为应付敌人的下次作战及防卫本土，陆军在广岛设立了西部总司令部，另在东京设立了东部总司令部。

　　 小矶总理要求恢复现役　小矶总理竭力进行战争，但他对战争的形势，又非常困扰，无论如何做也无法挽回战争的溃败形势。小矶和东条大将一样，认为军部与政府必须密切联系成为一体，这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小矶是退役将官，得到天皇特别批准，可列席大本营的统帅会议旁听，但并无发言权。小矶对此不满，所以又呈请天皇准许他恢复现役兼陆军大臣，以积极地发挥作用。

　　 过去与小矶大将等退役军人因感情上不合的一部分人，不断与军部的一派人洽商，对于小矶的计划，表示激烈的反对。陆军的理由是：军部大臣必须由现役武官担任，小矶是退役军人，因此不能恢复为现役军人。陆军不理小矶的意思如何，自行更换陆军大臣，任命从南洋战场回来的阿南大将继杉山元帅为新任陆军大臣。改派杉山任东部的总司令，并派从中国返日本的畑俊六元帅任西部总司令，天皇批准了陆军的这项命令。因此，小矶未能达到愿望，遂以不能恢复现役兼任陆军大臣指挥战争为由呈请总辞职，小矶内阁也就垮台了。

　　 五　俘虏问题

　　 敌忾心与人道问题　满洲事变以来，日本人对英、美的反感随着局势的演变及国际倾轧的激烈日渐深刻。而美、英两国的反日的言论，也刺激了日本人的感情。与军阀势力激增的同时，排外思想竟演变成一种主义，利用新闻、杂志、图书广泛的宣传，渗透于国民之间。而世界的共产势力，无论在国内或国外，更利用这种倾向，火上加油，排外的风气已经越过了常轨。

　　 当然，对英、美的恶感自战争开始之后便急剧地增加，但无可否认其间有人在幕后策划宣传煽动这种感情。在美国参战之初，报导日本人非人道和私刑情况，再者，随着交换船返回的英国领事在印度大谈有关英国官吏受到某种恶意待遇的谈话的广泛传播，日益刺激着国民的精神。零星的小空袭，对于军事无论如何没有什么意义，但因机枪扫射造成小学生死伤，更激起了对空袭的恶感。随着战争的进行，在美国报纸刊载的在美国流行有所谓用日本兵骨头做玩具和在南方战线美军用火焰喷射器射杀日本人的照片，均被介绍到日本，从感情上越发令人紧张起来。

　　 空袭日渐严重起来。由于烧光城市计划的实施，房屋和居民同时遭到歼灭。反感终于爆发了。

　　 在战争中的敌对行为与处理战俘和敌国人员的人道问题完全是两件事。无论在何种场合，都不可忘记人道。若缺乏这种精神，日本人就违背了传统，无颜面对祖先。这是关系战争胜负的问题。如果能保持这种态度，即使战败，将来在国际的地位也尚有希望可以恢复。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到俄国旅行的人，曾受到俄国人的欢迎，原因也就在此。日俄两国外交关系的恢复进行得极为顺利，就是因日本在战争中表示了这种人道精神。即使在日德战争之后，也有类似之处。

　　 日本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关于人道问题，被各国检举有许多不法行为，过去的名誉已经完全扫地，给外人的印象则是最残忍的无道德的民族。这是很可惜的，必须从各方面调查研究、反省。然而，指责这种非人道行为是日本人普遍的性格，是否适当呢？在战争的特殊环境中，特别是由于粮食、物资的缺乏、交通的不便，管理多数俘虏的困难，也是可能发生的。由于这种鲁莽的行为，日本人的人道精神被掩盖了，那是很遗憾的。当然，给外国遗留这种恶劣印象，永久妨碍邦交，也阻止日本人的正当发展。在此需要补充的是，在东京军事法庭彻底追究调查的结果，判明政府领导者并未有计划命令实行非人道的行为。当时谈论的话题是，知道发生南京事件（即南京大屠杀）的最高指挥官松井石根大将（日本侵华部队华中派遣军司令，制造南京大屠杀事件的首领）曾很遗憾地大声哭泣。再者也有不少在战后报导日本人亲切事迹的，从所有的战俘及被扣留者的直接感谢情形中，也说明了这一点。

　　 过分的敌忾心　由于战争双方开始杀戮，战斗部队容易引起过分的敌忾心。战争给当地的居民以极大的痛苦。接连满洲事变发生的第一次上海战争（即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军对上海的进攻）之际，笔者曾深思苦虑关于缓和逃进上海租界避难的难民问题，同时促请日军考虑，军队的战斗行动延期进行。对战斗部队要求这样的事情，无论何人都能想象到这是非常困难的。即使在珍珠港事件之后，在中国的日本占领区内的英美等敌国人员也没有被长期的隔离、收容。由于战争正在进行之中，即使收容也是不得已的。体察当时日本在华大使的心意，收容所的勤务管理取得了良好的成绩，是令人稍稍满意的。

　　 笔者于一九四三年四月在中央就任外相大臣时期，同英美开战尚不足一年半。关于处理敌国战俘适用于海牙条约及热那亚条约，日本当时已确定准备用法律命令形式在国内公布。军事当局根据这点进一步制定了军事命令，以处置战俘问题。关于处理战俘与交换情报，根据前例，特别设置了陆军省战俘管理部和战俘情报局。笔者在外务大臣任内，最苦恼的一个问题就是处理战俘和敌国人员问题。目前这个问题的责任者，是军部与警察当局。对于这个问题，日本虽然通过法制，立即取得了谅解，但是如把所有的事情都作为军部统治之下考虑时，大概会立即判明在军部之外，什么事情也做不成。敌国被扣留者受到日本人保护是外务省应有的职责。同时，在国际上由于表示了日本行为的正当以及在外交上所得的成绩，外务省在处理战俘及敌国人员上不但没有过失，而欧极力希望从敌国方面赢得满足就是当然的事情了。在外交上，考虑战后日本所处地位时，更是如此。因此，关于这一点在接受外国抗议时，当然应进行竭尽全力的解释。笔者相信能尽力限制过分行为。但是，关于这一点，作为有罪的笔者，今天并没有指责东京军事法庭判决的打算。

　　 处理战俘的事务　笔者特别苦心忧虑充满敌忾观念的军部当局。然而，当时一般的民众对空袭产生恐惧与反感；不仅仅如此，从敌国政府又收到许多抗议书，笔者担心自己的理想与战争现实相距甚远。

　　 在内阁会议上，笔者说应竭尽全力处理战俘和敌国人员。对此，一个有力政党出身的阁僚提出反问，为什么让粮食陷于困境的日本人对于杀戮非战斗人员的残暴敌国人员要竭尽全力安置？为什么对于搜捕、射击无辜居民的飞行人员不可问杀人罪？为什么外务大臣及他的幕僚不使用“美国鬼子”的语言？非难笔者处置敌国人员的态度。再者笔者收到许多来信，内容是：每天有许多与战争无关的居民，与住宅同时被烧杀。在居民无家可归，无处可去，缺乏粮食之际，政府为什么给与这种非人道行为的敌国战俘以优待？对于这点，陆军大臣自然支持外务大臣的态度。即使在议会，笔者也是尽量缓和对于日本屡次攻击、击沉伤员船、对日处理不当的抗议。

　　 在这种气氛之中，关于处理自己不管辖的敌国人员，外务省期望万全是非常不容易的。外务省的工作，主要是说服和鞭挞军部。无论如何，对于外务大臣来说，没有权力干预这一工作。外务省还设立了特别部门，期望处理有关战俘及敌国人员的外务省工作（处理抗议书）没有遗漏。

　　 在军部的上层，对于处理战俘似乎没有疏忽笔者的主张。他们没有表示什么不同意见，反而都表示同意。然而，在军部的中层和前线部队则有不少纳粹意识形态的分子，无视上级的意图而擅动。对于敌国的抗议，外务大臣答复的内容都是战俘情报局供给的资料，正是为此，在陆军省内设置了情报局。情报局供给的资料，在许多场合，不能完全答复敌国，但是谅解外务省所做努力的也只有情报局。因为战俘情报局本身实力不足，没有充分抓住前线部队和收容所的全部真相。

　　 军部的态度与日本的耻辱　随着战争的进行，通过中立国，外务省收到敌国方面的抗议日益增加，外务省先将这些抗议转送俘虏情报局及有关部门。抗议的内容不一，包括有各种情况，比如：泰缅铁路使用俘虏的问题，威克岛的虐待行为，南洋地区俘虏待遇的不当，及击沉伤员船等等问题。其中有许多例子，不但是站在人道上不容许，即使在战争法规上也无法申辩。作为日本人，实在感到可耻。英国艾登外相在议会中将自日本逃回来的俘虏报告中说明日本人有很多不对的地方都揭露出来以攻击日本。其中有许多事实毫无所闻。笔者根据这些抗议，通知军部应当彻底调查详情，并希望它加以改善。但是数次的函询，军部的回答总是否定有其事，并驳斥这都是敌人用毫无根据的事实诽谤日本，而且表示他们是经常训令不准有不法之行为。

　　 笔者感到这个重要问题的确有改由国家处理的必要，故建议组织一个委员会，包括有朝野人士及枢密院顾问等参加。但军部表示反对，认为目前对战俘及敌国人员的待遇是合理的，当然还需尽可能改善，对于抗议也允予进行详细调查。

　　 笔者为了这个问题，决心尽最后的努力。要对军部施加压力，唯一的办法只有报告天皇，请天皇用直接敕令，使军部遵照既定的方针去实行。于是，将平日所准备的有关文件，先交给木户内大臣，然后面奏。其实，天皇早已知道此事的详情，他说：“万一真有象抗议所记载的那样事情发生，不仅是惭愧，更是日本的耻辱。须特别注意此事，并命令军部改善。”

　　 这个命令发出之后，军部似乎有很大的反应。

　　 改善战俘的待遇　由于补给的困难，物资以及粮食极度缺乏的前线部队欲使多数的战俘全能满足，是非常困难的，若想中途改善待遇，也并不是轻而易举之事。但是军部大臣奉到敕令后仍尽可能实行各种的改善。可是战后才证实敌国不考虑日本的环境如何，而要求照着条文所规定的待遇，所以日本未能满足他们的希望。为此，战俘问题蒙了一些污名，实在是日本历史的污点。东条在巢鸭时反复申述没能充分贯彻天皇的御旨，这在他的遗书中可以看到。

　　 中立国要求访问战俘营，也逐渐予以放宽，而救济物资的分发，更予以格外的便利，尤其通过红十字会送来的大量救济品，从苏联指定的西伯利亚沿海各港口运到日本再转南洋。日本此时船舶不敷调配，好不容易才说服军部拨给几只船。运送这批救济品最后的一只船是“阿波丸号”（一万七千吨）。为完成这任务事前已得到敌国允许，无条件予以往返安全的保障。该船驶往新加坡将货卸完后，归途在台湾海峡竟被敌舰击沉 [ cdhyy注：八十年代中国将其打捞。 ] ，并有从南方顺便搭船回国的侨民两千余人，与船一起沉入大海。其中有数人是日本建设所需要的技术专家，这是最为可惜的。此是笔者在职中最后所发生的事，时间为一九四五年四月初旬。

　　 追究战犯的责任　无情的战争已到最后阶段，人类所珍贵的生命如同草菅一样地被杀死。轰炸在全日本更激烈地层开。最后在广岛、长崎两地，原子弹作实验式地投下爆炸了，二十余万人的生命全被一次扼杀。此时日本决定投降，开始办理这方面的手续。

　　 美、英、中、苏、比、荷、法等国会同或单独成立战犯法庭，追究战争的最高责任，对不法行为予以严重的处罚。各国的裁判都有各国的特色，但都发挥了战胜国军事法庭的威严。美国的裁判，将战时日本的俘虏或集中营美国人的书面报告，作为证据，不允许犯人有申辩的机会即宣布执行。截至一九四六年六月为止，有四千人以上被判处徒刑，其中七百人以上处死刑。战败已经四年了，到现在尚有数十万战俘及侨民，被战胜国拘留做苦工。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经三年以上，各国仍在继续复仇式的杀人。战争结束后的杀人行为，虽然是采取裁判的形式，但笔者认为从宗教的观点来看似乎也不应该。作为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密苏里号”战舰上签署降书代表的笔者，为了将来国际关系的融洽及人类的和睦，希望早日结束战胜者对战败者的处罚，以恢复自由平等的和平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