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电袭击·第十二
作者：汉普顿·赛德斯 ·美国
出自————《魔鬼战士》
出自————《战争通史》
墨菲的步枪刚一开火，无边的抢炮就一齐射出，从一端到另一端，在15秒内，所有的塔和碉堡都烟消云散了，或完全被抹杀了。
在这种情形下，日军是无法回应的。他们目瞪口呆，完全被巨大的全方位的火力打懵了。
如果屠杀能在无声状态下被看到，人们可能会觉得它非常美丽。在片刻时间里，整个铁丝网都被点燃了。先是一片皇冠状的闪光，之后又扩大成为千万朵飘散落在夜空中的火花，发出耀眼的光芒。紧接着，橘色的闪光杂乱无章地进入人们的视野，就好像飞舞在茂密森林里的萤火虫，以随机的和不可理解的模式打着信号灯。偶尔越过田野的火星则先是给天空加上一条亮纹，又突然消失在砰然绽放的红色和黄色的灼热花丛中。天空到处都是一道道十字形的烟幕。
然而，声音，刺耳的爆炸声，包含着竹子的破裂，迷途子弹的哀鸣，玻璃碎片的叫嚣和尘土的嚣张在空气里飞扬。迟钝而顽强的子弹进入肉体时，迸发出血的云雾。手榴弹不断地爆炸，反坦克导弹穿透金属厚墙。
墨菲的步枪刚一开火，无边的枪炮就一齐射出，从一端到另一端，在15秒内，所有的塔和碉堡都烟消云散了，或完全被抹杀了。在这种情形下，日军是无法回应的。他们目瞪口呆，完全被巨大的全方位的火力打懵了。
在营地前方，普林斯的C连拥有巨大杀伤力的火力也爆发出来。正如突击队员描述的那样，“我们像修剪干草那样修剪了他们。”因为只有太少的可见目标可以给他们瞄准，他们慷慨地把这份礼物给了那几个寥寥可数的火力点。前面碉堡的卫兵还没明白过来怎么回事就被众多子弹打成了筛子，甚至他的头部和身体上部都被分裂开了。在东北塔的一个警卫被完全从腰部撕破，一分为二。残肢断臂落到窗户沿上，带着焦臭，散布得哪里都是。
在枪林弹雨中，C连突击队员特迪·理查森爬过壕沟，越过大路，开始尝试用他的枪托砸开大门的挂锁。但是这种尝试被证明是不切实际的，因此他打算从枪套里掏出他的点45口径自动手枪，试图用子弹来敲开挂锁。正当他要掏出武器时，大门内的一个日本警卫突然举起步枪想射杀理查森，由枪口喷出的火焰判定，那该死的攻击者好像仅仅在门内的30英尺处。不可思议的是，子弹没有击中理查森，但是却有足够大的推力震得理查森手中的手枪掉了下来。他强有力地反击了，用汤姆枪朝警卫的方向射了一梭子弹，之后再也没有枪声来自那个方向了。然后理查森重新从地上找回他的手枪又开始做被这烦心的警卫搅乱之前同样的事。只一枪，挂锁就被打开了。
理查森把锁扔到一边，向后拉开大门的搭扣，终于打开了卡巴纳端的这扇极重的大门。这样，所有的突击队员就从壕沟上面跳了出来，通过这扇被突破的大门，快速赶到了他们各自分配好的位置。紧接着理查森从后面进入卡巴纳端的突击队员名叫利兰·普罗文彻，他是一个来自明尼苏达州的酒店伙计。当理查森和普罗文彻经过警卫室猛冲过来时，他们遇见了在小径上呆呆地站立的一个人。“这里是怎么了？”这个人用奇怪的口音叫喊开了。理查森和普罗文彻推测他可能是一个美国囚犯，因此他们放下了武器。然后那家伙却朝他们疯狂地用日语和英语叫喊起来。当意识到这只不过是一个诡计时(在新几内亚和瓜达康纳尔岛战斗的美国人经常遇见日军说只言片语的英语，使美国大兵糊涂，这样他们就能在处于紧急状况下赢得一些宝贵的时间)，这两个机智的队员毫不犹豫地朝他开了火。
顺着营地的中央大道，普罗文彻和若干其他队员急速赶往日军军官营地处，途中他们还要花上好几分钟经过一些建筑。普罗文彻把自己的步枪设为自动档，因此他只需要抠动一下扳机——啪啪啪啪啪啪啪——在每分钟550下的高速射击下，那些弱不禁风的泥巴兵营就都完蛋了。他听见棚屋里有尖叫和呻吟的声音，但是他并没看见敌人，也没有遇到任何的抵抗，普罗文彻轻易地移动到一个似乎还有用武之地的小棚子。当他听见一个声音惊呼道“别开枪”时，他正提起步枪准备开火。“求你了，我也是美国人。”在门口的遭遇使普罗文彻怀疑了一下，但是出于一些原因，他停止了开火。结果这个人还真是个美国人，一个海军工程师，被日军强迫做维护营地照明的发电机的动力工作。“我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救了他，也许仅仅是因为我的本能，我没开枪，”普罗文彻说，“我的枪对着他，那只是一抠扳机的事。”
普罗文彻命令他慢慢地走出来，这样突击队员们才能小心地检查他。踩着小碎步，这个人从屋里走出来，手里拿着一本他刚刚在读的旧生活杂志，只是上面已经有一个新鲜的子弹洞了。“到大门口去！”在这种情况下，普罗文彻尽可能轻轻地叫道。那囚犯则被吓得满脑子一片空白，紧张地朝前跌跌爬爬走了。
当自动步枪的射击组成一道持续不断的火墙时，来自得克萨斯州的军士曼顿·斯图尔特则领着一个火箭筒队在同一条中轴路上冲锋。他们跨过比尔·内利斯特在早些时候曾经呆过的小棚屋，飞速地向前疾奔。当他们停下时，距离战俘营的后部如此之近，以至于能够清楚地看见F连枪口里喷出的光焰。斯图尔特蹲在砾石上，举起笨拙的钢管靠到他的肩膀上。另一个突击队员把一枚3.5磅的火箭插入到光滑的炮管，并且扶住斯图尔特的手臂。斯图尔特朝敌军兵营方向调整发射器，在他刚要扣动扳机的瞬间，发现在他视野的外围有一点点移动的迹象。那是一辆长长的卡车，它与部分日军一起被困在了棚屋里。司机刚刚成功地点火，并且拼命的想开动汽车把这些人带离这个鬼地方，显然他们还没放弃这最后的求生机会。斯图尔特压下扳机，点燃了电熔丝，一条明亮而稳定的弧光越过营地，自动推进火箭被启动了，它击中了卡车的车身，穿透了它的引擎。数秒钟内，车辆被炸得爆裂开来，粉碎的玻璃和溶化的橡胶扑簌簌飞着。有几个受伤的家伙全身着了火，用仅存的半条命爬出卡车尾部，但这仅仅求得突击队员的一颗子弹，而剩下的人也全部在火焰中死去了。
然后，斯图尔特从他原来的目标掉转炮口指向据说是日军坦克所在地的电镀金属棚。在日军启动坦克阻止突击队之前打掉他们的车库是绝对必要的。在几番猛烈的爆炸后，斯图尔特的火箭弹刺破并摧毁了这个建筑物——无论什么样的车辆放在里头，都已经成了废铁。建筑物的整体结构在彻底崩溃，建筑材料在巨浪般的火焰里倾斜、燃烧。在当火焰变成烛光般若隐若现时，突击队员们终于瞥见了2辆坦克的轮廓。斯图尔特又朝那个方向开火，几乎发发命中。现在再也不必担心那个该死的幽灵般的日军坦克会如何地碾过我们的营地了。C连正在享受最大的快乐——“攻占巴士底狱喽！”一群挥舞着电线切割器的突击队员们欢呼着冲向美军战俘的营房。一个名叫莱斯特·马龙的突击队员奔向美国人的营房，上面上了锁。他用他的M－1向锁开了两枪。然后马龙猛地拉开大锁，打开了关押美国战俘的大门。“我们是美国人，”他叫喊道，“监狱已经被攻占！快到大门去！”
最初，没有囚犯能理解他。他们精神脆弱得不足以处理这混乱的场面了。极端的害怕促使他们躲进了最空荡最可怜的隐蔽场所。对于一个突击队员来说，当他用电线切割器剪断铁丝网的时候，卡巴纳端的居民们看起来却像是“打开厨房灯之后发现的四处逃避的害虫。”他们在角落里挤作一团，在污黑的臭阴沟里畏缩不前，在脆弱的竹柱子后面拼命躲藏，他们带着微弱的希望小声祈祷着噩运不要降临在他们的头上。几个人在他们的救世主出现时吓得到处乱跑。至少有一个囚犯因害怕而小便失禁。“还有几个人一边绕圈跑，一边做着祷告。”
根据阿比·亚伯拉罕的回忆，“因为他们不知道能跑到哪儿去。”突击队员阿尔维·罗宾斯几乎失手打死一位被吓得蜷缩在这个薄薄的泥巴建筑的角落里的犯人，因为他也吓到自己了。”我甚至没认出他也是美国人，”罗宾斯说，“我还以为他可能是日本人。”肾上腺素在流动，战斗在激烈地进行，外面是一片阴暗。“我提起了我的步枪，差点用刺刀在瞬间杀死他。”
对囚犯们来讲，外面的场景毫无意义。这时，突击队员们从一个营房跑到另一个营房，他们暗淡的身影沿着营地的泥土小径快速移动着。他们一个个疯狂地打着手势，呼喊着“兄弟们，你们自由了，”一个声音说，“快出去一直跑到大门那里去！你又是一位战士了！”像其他许多人一样，伯特·邦克也确信这只是个诡计。他觉得肯定是日军想在外面使用英语诱惑美国人，这样他们的刽子手能更方便地把他们的牺牲品枪杀了。“我们私下互相说每个人不得移动，是一个陷阱，等我们出去之后，日军会把我们全都于掉。”“邦克正躺在地上，试图说服他的老兄们不要相信敌人的鬼把戏，这时一个突击队员恰好走过他并拖住他的手臂。”
“来吧，到这里来，我们是来救你的，”他说，“快跑向大门那里去！”
邦克仍然没有移动。突击队员盯住他的眼睛，空荡荡的，里头什么都没有。
“你是怎么了？”他问道，“难道你不想获取自由吗？”
邦克的嘴唇终于笑开了。他在突击队员的语调里发现了什么。“你打哪儿来，小伙子？”他问道。
“俄克拉荷马。”小伙子回答。
邦克伸出他的手。“俄克拉荷马太适合我了。嘿，抬着我走吧，我什么都看不见。”
在囚犯们的眼里，突击队员们看起来极其古怪。他们穿着陌生的制服，带着陌生的枪。这群饥饿的人看到魁梧的战士简直像是看到巨人，甚至感到威胁了。拉尔夫·罗德里格兹彻底地被他遇见了的第一个队员吓到了。“这个人看起来像一个巨人。我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到处都有枪，大大的手，他甚至可能是火星人。那个突击队员在外面叫，‘还有美国人吗？’我举了手说，‘在这儿！’可是我的手在颤抖。”
即使对大屠杀的恐惧已经消退，即使大多数的囚犯理解了突击队员是前来解放他们的美国人时，他们中的许多还是不情愿走。他们似乎对他们的好运也表示了疑虑。他们不能够摆脱因长期监禁带来的悲观情绪，因此他们无法接受监禁已经完结了的现实。或许他们的意识还处于半梦半醒之间，他们仍然觉得难以违抗日本人的命令，难以对抗这个惟一奴役了他们长达三年之久的权威！
起初一些战俘们几乎毫不领情。约翰·库克仅仅穿着一条短裤和一双皮靴站在原地，他实际上是在审讯他们的救世主。“我说，‘嗨，你们究竟是谁？’那家伙穿着天底下最滑稽的制服，戴着一顶滑稽的帽子，握着一把看起来像是注油枪的东西，整个人似乎像要给汽车加油。他说，‘我们是突击队员。你们快点给我滚到大门口去！’他只是想救我们的命，而我却还在那和他发生口角。我说：‘没有美国人会穿像你们那样制服的。’他说：‘我们就这样穿了，怎么着？’”
鲍勃·博迪同样与他遇见的第一个队员发生口角。“我正躺在地上，突然我抬头看见有这么个巨大的家伙在我眼前闪现。我说：‘你们以为自己是谁？’‘这个没关系，我们是美国士兵，突击队员。’我说：‘你们从我这里滚开！什么突击队员？’他说：‘别管那么多，给我离开这他妈的鬼地方！我们来是救你们出去的。别问那么多的鬼问题！’”
博迪终于搞清原来自己的逃亡计划还是在美国士兵的帮助下胜利了。然而正如许多其他的囚犯一样，博迪也搞不清自己将会被弄到什么地方。一些突击队员正在叫喊，“到铁丝网那去！”但是其他的在说，“到大门那里去！”不仅如此，囚犯们还被他们所说的“大门”的定义搞糊涂了。这完全是一个基本的定位问题，三年来，他们从来只是意识到大门是自己营房的大门而不是整个监狱的大门。通往外面世界的这扇最终的门通常只是作为一个禁忌的观念被看待，因为它只是令人感到压抑。“监狱大门”是一个根本就没有谈论意义的概念，因为一提到它，就会想起囚犯被射击的情景。大门附近的区域是严格被限定了的，是一处危险的地方，是一个危险的想法。
因此，和其他囚犯们一样，博迪也是处于完全的混乱中才急冲冲赶到了大门。博迪说：“一切发生得太快，我只是想离开那里！”最后，带着几分惶恐和无助，疯狂和忧虑，欢欣和兴奋，他直接冲进了铁丝网，结果脸上被划得伤痕累累，鼻子更是在黑暗中不小心被铁丝刺穿。“你到底在那里干些什么，见鬼！”一个摸不着头脑的队员问他，当他带着满脸下淌的鲜血又回到前边的道路上时。博迪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告诉你，我不在乎，一点也不在乎！我自由了！”
当宝贵的时间滴答滴答地流走，突击队员们越发被战俘们的奇怪的顽固所激怒，因为他们似乎并不理解时间的紧迫性。“我正变得愤怒，”阿尔维·罗宾斯回忆，“我将向他们说，‘听着，这是我的工作！我不能花很多时间与你争论，在路上有几千个日本人等着我们。我们必须快点再快点！’”在某些情况下，队员们不得不对战俘们动粗了。“我们就只能推他们或者拿靴子轰他们，”雷斯特·马隆说，“我们不能任由他们胡闹，也来不及向他们解释任何东西。他们根本就没想过要相信我们是美国人。”战俘里一个遭到马龙皮靴“款待”的就是赫伯特·奥特。“我告诉了他，从这该死的地方离开。我就把他朝门那边推过去，一脚把他踢到外边去。”
拉尔夫·希布斯医生也是那种需要有点生理压迫才肯听命的囚犯。“到底发生了什么？！”希布斯冲三个从他屁股后边冒出来的突击队员叫嚷，他们还背着冒烟的“汤姆枪”，“你们从哪儿来？你们是游击队员吗？”
“我们是突击队员——克鲁格将军的人。”
“突击队员到底是什么？”希布斯问道，他在考验他们的耐心。最后，其中一名队员只好拎起他，他的屁股挨了一个“10英尺开球”般的不偏不倚的大脚。最不配合的犯人要属希布斯的顶头上司达克沃斯上校，卡巴纳端的美军指挥官。达克沃斯脚跟死死钉在原地，坚决不肯走，他甚至拒绝让突击队员护卫其他人到外面去。这个上校显然是对整个的事件摸不着头脑，直到他被外面的枪炮声惊醒。他似乎是永远不愿意向那些没有给他足够身份和动机解释的权威们投降的。阿尔维·罗宾斯完全被他的好斗性弄懵了。“他说，‘我是达克沃斯上校，我对这里负责，你们他妈的到底是些什么来头？’我说，‘我们是美国人。我们是为你们而来。’他说，‘你们不能这么做，你们这样会害死我们全部的人的。日本人说了绝对是不可以逃走的。没人胆敢离开这里，除非我说让他走！’我说，‘你该去见见普林斯上尉了’。然后我接着做我该做的事情。”达克沃斯继续在那说那该死的日本人怎么怎么样，继续无稽的要求解释，要求让我们停止袭击者行动，他简直是疯了。终于，另一个突击队员猛然抓住他的胳膊对他说，“你不再负责这里了，现在是麦克阿瑟将军负责。现在我建议你赶紧到大门处，否则当心我一脚踢掉你的屁股！我明天会向您道歉。”和大多数犯人患有的夜盲一样，上校也被夜盲折磨，他掉进了壕沟，阴错阳差地摔断了胳膊。”
慢慢地，当开始意识到整个事件是一次劫狱行动时，犯人们的心才开始放下来。他们开始从一种紧张性精神痴迷，麻木和口齿不清中恢复过来了。一个囚犯用胳膊围住他见到的第一个突击队员并且深情地吻了他的前额。他没有别的语言了，只是叫道：“噢，我的小伙子们！噢，我的小伙子们！”阿尔维·罗宾斯看见一个囚犯躲在兵营一个阴暗的角落咕哝，他的脸上流淌着热泪。“我还以为我们被遗忘了，”囚犯说。
罗宾斯说：“不，不会的。我们不会忘记你们。我们正是为你们而来！”
阿比·亚伯拉罕，仍然紧抓着他的大头短棒。队员们从门口拨开他的头，认出了里面是亚伯拉罕暗淡的轮廓，问，“你还能走吗？”
“是的，我能走，”亚伯拉罕回答，“我们已经从巴丹半岛走过来了，企求上帝让我能从这里离开。”
这时更多的队员跃进兵营，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亚伯拉罕发现了一个来自挪威的叫阿克塞·斯文森的平民朋友，躺在一堆杂乱的棚屋的地板上。通过他微弱的呼吸，斯文森恳求道：“请不要伤害我，我是挪威人。求求你帮帮我啊，上帝！”
突击队员被他的无端的剧烈的颤抖惊呆了。“我不是上帝，”他说。“来吧，老兄，我们走吧。”
“求你别杀死我！”斯文森仍然搞不清状况。
阿比·亚伯拉罕过来，轻轻地扶住斯文森发抖的手臂。“别担心了，他们是你的朋友！”突击队员们起初忘记了或是根本就不知道，在卡巴纳端集中营里关押着来自各国的人——挪威人，加拿大人，荷兰人，还有英国人。突击队员们兴奋的呼喊道：“你们自由了！所有的美国人在大门处集合！”一个英国犯人也愉快地叫喊道：“嘿，我不是美国人，我也能出去吗？”
在亚伯拉罕的兵营外面，撤离行动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凡是能走的战俘都从他们蜷曲的空间里或其他“舒适的地方”现身，跟着队伍朝前走。汤米·托马斯和他的好友——泰勒上尉也从阴沟里爬了出来。泰勒行动不太方便，他笨拙地跳到托马斯的后背，然后他俩庞大的身躯以最快的速度奔走在大路上。“我们走了，而且我们走得很快，”托马斯说，“我们保持镇定，低着脑袋，狠命地朝向大门冲过去。”后来他们遇到了大队的突击队员。“你们是突击队员？”托马斯问道。当突击队员说是的时候，托马斯伸出他的手，说，“帮我把他从背上弄下来吧。”
“我很高兴，因为天黑所以他们看不见我的眼泪，”托马斯回忆道，“我说，‘我们真的很高兴在这看见你们！’”
“朝这里来，让我们背起你的兄弟吧！”队员说。
这段时间里，射击虽然没有停止过，但是射击的规模已经从枪林弹雨转为零星而杂乱的枪声了。当囚犯们要通过枪战区到达大门时，他们不得不从日本人的尸体堆中找到合适的路线，同时耳旁还伴有呼啸的子弹。一路上，约翰·麦卡锡亲眼看见一些日本警卫在突击队员的猛烈炮火下被撕裂了。他说：“看见那些该死的日本人被炸上了天可真是过瘾！”“他们有些是如此之近，以至于到我都能看见他们的制服前面的突起。”许多战俘都有他们想要取的财物——文件，奖章，纪念品，还有他们为死亡的那天而准备的干净衣服，他们希望穿着干净的制服带着尊严离开那里。几乎在营地的所有地方，隐蔽的地板里，茅草的屋顶上都保存着这样的东西。人们把他们的小纪念品和令人感伤的贵重物品保护得如此之好，是因为他们都希望有朝一日重获自由时能把这些东西再挖出来。希布斯医生有一个装饰精美的香烟盒，那是他从一件穿过的黄铜夹克上衣改造过来的。他后来回忆说，“这个小玩意很能增加你抽烟的情趣。”汤米，托马斯有一只野战背包，袋子装满了为庆祝重获自由而准备的糖果。赫伯特·奥特为他自己用木头雕刻的一副国际象棋感到自豪。其他人则把圣经、情人的相片和监狱的日记视为珍宝。但是就在自由来临之时，他们却没有时间找回他们的贵重物品了。每当囚犯们又跑回兵营里抢救他们的珍藏品时，突击队员不得不堵住他们，然后给他指明出去的路。
一个叫马文·金德的队员拉着一个犯人的胳膊给他指朝外的路时，那个人好像突然记起了一些东西。“我必须回去找到我隐蔽的一些文件，”他焦急地说。
金德坚持道，“不，先生我们必须往前走！”
“但是我需要我的文件！我要在回去后到军事法庭告那个吃了我可怜的小猫的家伙。她是一只多么美丽的猫！那人吃了我的猫，我告诉你！”
然后囚犯大哭起来，几乎要崩溃。金德甚至连一秒钟都不愿意想这个人刚提到的苦难，因为没时间了。金德干脆把他抱起。“谢谢！谢谢！感谢上帝你们终于来了！”那个人吸泣着。
尽管队员们自己早已作好了最糟的准备，但他们还是被很多可怕的情形惊骇了。一轮满月升起在马德雷岭上，一泻千里，使得队员们能看清他们正在营救的人们。被截肢者，肺结核病人，没腿的人，没有头发或牙齿的人，有湿脚气病的人……一只多么可怕的队伍！一个队员把他们描述为“一群刚被拔光羽毛的病态的老鸟”，一些半裸的囚犯只剩下迟钝的眼睛，浑身的跳蚤，似乎也快老得不行了。多数人赤着脚，或者穿着用绳和条板自制的凉鞋，蹒跚前行。他们的头发油腻，看起来是用破旧的钝剪子粗略地剪几下的“杰作”。身体上的伤口和战争带来的疤痕几乎毁坏了他们的皮肤，许多人还带着象盘子一样大的热带溃疡。从精神病房走出一位被大家称作拿破仑的家伙，因为他自己就认为自己是拿破仑。另一个队员护送着一位囚犯出来，他带着一个被自己称为“袖珍屁眼”的口袋——结肠手术的遗留物。有些队员看到这些恐怖的场面后流出了热泪，他们尝试表示他们的抚慰。“他们像对待婴儿一样把我们夹在他们的手臂下面，”拉尔夫·希布斯说，“他们摇头表示怀疑。当他们看到这些瘦弱的挣扎在饥饿线上的同胞们，他们甚至哭了。”
站在这些魁梧的队员身边，犯人们都意识到他们将会如何看待我们这些人，所以犯人们反而要开始和自己内心的自我怜悯和羞耻心斗争了。“死亡把苍白刻画在我们的脸上，”阿比·亚伯拉罕后写到，“我们瘦弱的躯干从我们的薄薄内衣里突现。”“我们的眼神是空洞的，我们不敢相信自己已经不再是日本人的囚徒。”
当这些俘虏们开始朝外面涌动时，医生吉米·菲希尔和他的实习医生们从壕沟里跳出来，沿着公路一直排到大门处帮助那些最需要治疗的病人。一部分囚犯，特别是病房中的那些几乎完全不能走动。突击队员们不得不捏住他们的手臂把他们带到门外。“他们已经是皮包骨了，”罗伯特，安德森说，“你可以轻易地用你的手指摸到他们突出的排骨。”队员们甚至可以一次背起两个犯人，因为他们实在是太轻了。“他们当中的一些，”雷斯特·马隆说，“给你的感觉就像你正在背一个10岁的小孩。”马隆遇见了几个太要面子而不承认自己根本走不动的犯人。“我能走！”说完，他倒在他兵营的地面上。“看在上帝的份上！我是一位美国士兵！”他蹒跚着站了起来，顽强不屈地走了两步，终于在极大的痛苦中又跌倒在走廊里。
马隆立即叫队员来带他离开。
一个叫奥古斯特·施特恩的队员发现自己肩扛着一位名叫休·肯尼迪的军中牧师。一不小心他们双双跌倒进一个正在流动着未加工污水的一个灌溉阴沟里。肯尼迪开始怨愤地诅咒，突然尴尬地发现自己对上帝不敬。于是他对着施特恩的耳朵说道，“孩子，你没错啊。这样的地方和这样的时间什么都可能发生。”
希布斯医生朝他的肺结核病房跑去，开始检查他的病人是否有问题，有没有人被突击队员们遗落。他的绝大部分病人是特别虚弱的，他知道他们需要十分谨慎地被抬到外面去。希布斯突然从门外伸进头去，并且大叫道，“我们自由了！美国人来到了这里。我们得准备好走出去了！”没有回答。他登上台阶走进看他的囚犯们，却惊恐地发现了病房完全空了。队员们已经把他们安全转移了。“我奇怪地想，”希布斯说，“我想，我的上帝啊，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在另一个的病房，下士吉姆·赫里克发现一个蜷缩在竹席里的战俘。他让那人试着站起来。“哦，不了。我是一个快死的人了，你们快去救别人吧！”
根据历史学家福雷斯特·约翰逊的记述，赫里克挽救了这个呼吸微弱地家伙，他把这个人包起来。尽管这两个人年纪相仿，但是赫里克感觉他像带着一个80多的老巫师，一个瘦骨嶙峋，身体极度轻飘，而且像是在某种时空中突然衰老死亡的小伙子。
过了一会，这个囚犯失去了知觉。赫里克试了一下他的脉搏——什么都没有。他是在袭击中死亡的第一批美国战俘。他无法承受如此大的变故，而死于心脏病发作(根据后来的记载)——就在赫里克的手臂里，就在距离大门20英尺的地方。
正当囚犯们急急忙忙地从卡巴纳端跛行出来，越过洒满月光的田野，到达河边时，一个日本士兵从营地后面的兵营中爬了出来。他隐蔽在一个浅浅的壕沟里，快速而灵巧地架起他的武器——迫击炮。他把迫击炮对准营地前方，那是他根据自己逻辑上的判断得出的结果，能一次干掉最多美国人的地方。美国人正通过大门。他在柔和的银色月光下眯起眼睛，根据弹道学的计算，他粗略地估计出那大概是600码以外的地方。随着丝丝声，发射的炮弹高高地越过营地，朝着大门径直飞去。炮弹撞击到地面，发出嘶哑的爆炸声。那个日本战士稍微修正了角度，又进行了第二次和第三次发射。不难想象那个日本兵汹涌澎湃的思想里最后洋溢的是骄傲还有自豪，英勇的成就感，因为那么差的能见度下，在那么紧张的关头，他还能精确地打击远处的敌人。
弗朗西斯·斯奇利，罗伊·西齐和其他来自F连的战士最先发现他的迫击炮。炮口喷发的火焰和炮弹破空的声音毫无疑问地出卖了日本士兵的位置。斯奇利和其他人转过去用自动武器对准他进行扫射，迫击炮的攻击就这样被阻止了。
在前面大门附近，在迫击炮的冲击下，炮弹在道路上面飞扬起如云的尘土，左边的大块草坪则被炸飞。邻近的所有突击队员和囚犯都匍匐在地面上。现在他们拍打落在身上的石头碎片，想搞清他们的伤亡情况——他们都希望击中自己的只是岩石碎片而不是致命的弹片。队员们开始怀疑炮弹爆炸的不完全，因为很多距离炸点很近的人(如普林斯上校[c原书如此，似乎是上尉])身上没有受到任何伤害，但是其他很多人却被大块炽热的榴霰弹击中了。
不幸者当中的一个就是侦察员阿尔弗雷德·阿芬索。他的腹部被大块碎片击中，而且已经大量失血。医疗队迅速跑过来给他注射了吗啡，并且快速把他抬起，准备用担架把他送到河那边去。上校普林斯迅速环顾了大门四周，又发现了5到6个伤员，他开始思考为什么受伤者会如此奇怪地分布。“被击中者可能是我，也可能是任何人，”上校想到，“没有理由啊！”突击队员之一的陆军杰克·佩斯，几乎直接在腹股沟被击中。“再低一英寸，”上校说，“他就会被阉掉。”
几码以外的地方，另外有一个“白杨”侦察员汤姆·朗萨维尔的臀部被大块炮弹击中。比尔·内利斯特亲眼看见朗萨维尔被击中受伤而后倒下。他在几秒内就赶到了他的亟待治疗的朋友身边。医生菲希尔显然是忙不过来了，因此他决定自己来看看。
尽管他没有什么医学训练，他还是抽出他的野战军刀，并且命令朗萨维尔翻过身子来。
“你在做什么，比尔？”朗萨维尔疑惑地问道。
“我马上给你动个小手术。”
在朗萨维尔还来不及说什么之前，内利斯特已经麻利地扒开他屁股后面的裤子，掰开伤口，以便清晰地看见那块牢牢地嵌在肉里头的弹片。朗萨维尔的脸因痛苦而扭曲了，对他的朋友吼道，“你去死，比尔！”没有管他说什么，内利斯特用电线切割器猛然从像夹板一样的肉里拉出一块像小钉子一样的碎片，开玩笑地对朗萨维尔说，“等你得了紫心勋章的时候，你可以把它别在你的屁股上。”
现在，上校普林斯命令一组队员迅速地搜索这块区域，并且统计全部伤亡的数字。报告的结果比他担心的要好一些。尽管好几十人被擦伤或者刮伤，仅仅只有5个人需要照顾。奇迹般地是，他们中没有一个是囚犯，并且没有一个受伤很严重的。但是后来第6个伤员被发现。他好不容易被发现因为他当时是倒在路边的壕沟里的，只能虚弱地说话。
“你哪受伤了？”约翰·内尔森问道。
“胃”。
那伤口正在大量地流血，顺着他的手指汇成一条暖流。在黑暗中，尼尔森看不见他的脸，但是凭着丰富的经验和平静的心理，他开始给伤员包扎伤口。“快把菲希尔上校找来！”尼尔森说，“这个人伤得最厉害！”
受伤的人举起了他的手臂，“我就是菲希尔上校，”他说。
“什么？”尼尔森心烦意乱地说。
“就是我——吉米。”
尼尔森满脸疑惑地斜视他。菲希尔是他最好的朋友。尼尔森是“第一号士兵”，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菲希尔上校则是“第一号军士”。自从在新几内亚开始他们就老在一起闲聊。他们共同梦想过在战争结束以后一起在美洲附近作一次长途旅行。可是现在菲希尔却动都不能动了。他笨拙地用背躺在那，呼吸微弱，脸涨得通红。迫击炮的一次猛烈的轰炸把他掷进了壕沟里。菲希尔知道情况极其严重，痛苦地咬住他的嘴唇。他的脉搏已经变得微弱。伤口巨大而且参差不齐，而且心脏开始大面积出血。深嵌在内脏里的弹片，滚烫而且带有锯齿，锋利地压迫他的腹部的内壁。痛苦令他不能呼吸，因为每次呼吸就加深弹片进入的程度，他不能肯定，但是他推测有碎片击中了他的肝脏。他挣扎在无意识和有意识之间，医疗队迅速地带着担架来把他们已经倒下的医生从邦板牙河运到普拉特罗去。
当这群长期与狱友们并肩斗争的犯人们离开火光冲天的监狱，尽管他们很多人是光着脚踩在断桩的田地上，消失了好多年的乐观主义精神还是使他们士气大振。看着卡巴纳端监狱在火光中完蛋实在是一种美妙的享受。“我曾经再次朝营地转过去，向后看火焰跳跃到天空的情形，”医生希布斯写到，“日军司令部建筑物发出的火光甚至照亮了小山上卡巴纳端的巨大水塔。我们再也不必听该死的‘君之代’的训话了，我第一次相信万能的主什么都能够做到！”
100码外，逃跑的囚犯们遇见了亨利·穆西被战火照耀的面容。这位上校在袭击开始之后就一直小心地蹲伏在稻田里观察着战火何时会熄灭。现在他毅然站立起来，让大家都能感觉到他的存在。穆西显露出一种坚定的自信和绝对的权威，这正是这些轻佻的犯人们重新走进这个世界所需要的。他又恢复了往日的威风，声音洪亮地说着漂亮的鼓舞和奖赏的话，同刚安定下来的犯人们寒暄，跟这些刚重获自由之身的犯人们一遍一遍地打招呼。他并不知道菲希尔上校被迫击炮弹碎片击中了，还在含糊其辞地对这次袭击抱以狂喜。“一切都完全按照我们的计划顺利进行，”他说，“凭着我们的运气和慈祥的上帝。”
穆西将派遣一位先锋到普拉特罗去，那人好像是吹笛者俱乐部的人。“我们那晚会跟他到地狱去见鬼的，”队员托马斯说，“当我们到达那里时，他会老早就把该死的门打开。”囚犯立即开始违抗他的命令。“在那种疯狂的情形下，我们迫切地需要一个领导人，那只能是穆西，”鲍勃·博迪回忆道，“我们都能看到他所说的是有价值的，我们尊重他。他够坚强、够风趣、够可靠。他领路，我们就跟在后面。”
穆西被他亲见的队员们的慷慨和大无畏精神所感动。“他们中有一些人把他们的大多数衣服和鞋子给了有需要的囚犯们，”上校后来充满喜悦地回忆，“他们给了囚犯们香烟，并且在他们需要的时候拥抱他们，对他们，我已经说得够多了。”
然而当他们在稻田里上路时，营地附近的断断续续的枪炮声不久被另外一种更加恐怖喧闹声所吞没。在东北方向不到一英里的地方，在卡布河的大桥边，上校帕胡塔的人和沿着卡布河增援的日军部队之间开始了更为猛烈的交火。囚犯们一瘸一拐地朝北方的普拉特罗走着，刚好能听见震耳欲聋的枪炮声，能够看见河床边闪耀着的火光和巨大的爆炸。漫无目标的日军子弹穿过田野，击打在他们附近的尘土上。正如一个突击队员回忆的那样，“那些子弹在我们的头上唱着欢快的调子．”囚犯们和队员们呈之字形穿越稻田以免被击中。想看一看帕胡塔的游击队员进展如何是不大可能的，但是战俘们相信日军是在追赶他们，受到这种担心的刺激，他们前进得更快了。如阿比·亚伯拉罕描写的那样，“一些身体太虚弱而不能走的伤员们突然得到了神奇的力量。”过去若干天里，囚犯们早就知道了有日军部队宿营在卡布河旁。战俘们还曾经为他们的存在而万分烦恼，猜想如果真的有大屠杀，这些部队也会参与进来的。现在似乎他们所感到的恐惧正在具体化。
由于害怕遮羞布和白色内衣在月光照耀下太明显，他们中许多人干脆脱去这种热带边缘地区的服装，裸体行进。即使一些比较强壮的囚犯也发现连他们都不能走很快或很远。他们真实的情形说明了一切。许多许多的人都必须被搀扶着，至少也要互相肩并肩地走。伯特·邦克由于失明而看不见自己的脚。他也是靠手摸索前进在田野里的大多数人之一。
约翰·麦卡锡，在逃出营地的路上接连丢了凉鞋，只得小心地跛行在易破裂的稻田里，他的裸露的脚马上就变成青一块紫一块了。麦卡锡为那些“到处呼啸在我们中间”的子弹感到十分焦急，因此一个队员递给他一把点45口径手枪和一把杀猪刀，这起码给了他能进行自我防卫的感觉，管它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我是一具行走的骨架，”麦卡锡说，“但是我已准备好干掉那些日本人！”其他的囚犯们尽其所能飞快地行走，过了一会，他们开始蹲坐在田地里，焦急地等候一个营救队来接走他们。突击队员们前前后后地行走，保持平衡地护送这群瘦骨嶙峋的人到邦板牙河去，那里，应该会有牛车在等待他们。
成对的队员开始做临时凑合一用的担架，他们把衬衣的布系在他们的两支步枪杆上，然后抓住四个像担架柱子的头，里面呆着一个像生了大病的首长的犯人。
当他们在努力做这些的时候，穆西一直在向右边地区投以紧张的一瞥，那是卡布桥的战斗依然继续的地方，战斗丝毫没有减轻猛烈程度。帝国军队的战士显然还在尝试着突破我们的防守来追赶他们。穆西简直不知道那里到底发生着什么；只是看起来帕胡塔的部队正在打一场好战，但是他是否能保证充分的时间让犯人们都能到河对岸去，依然是个未知数。最后，穆西只得把人带到邦板牙的河岸去，他在那儿高兴地知道帕胡塔上尉正在把他们的诺言变得明朗起来：在明亮的月光下，穆西能清楚地看见大牛车停在河岸上，而那些巨大被套上轭的牲口们正挤压着河床的淤泥。他们的出现说明了本地人民对帕胡塔以及对美国的忠诚。一位新怡施夏的农民是不会轻易地把他的水牛贡献给任何人的——那是他赖以生存的东西。帕胡塔的人不得不向四面八方去收集这些来自遥远的村庄的动物和马车。然而一旦这支牲口的队伍出现在人们面前，上校也已经能看到一打大车显然是不够的。囚犯们的状况比他期望的更坏。在熬过这个夜晚之前，帕胡塔的部队必然会回到农村收集更多些这样的堂吉诃德式的交通运输工具。
随着卡布桥畔战斗轰鸣依旧，穆西没有浪费任何时间来保持囚犯们不断前进。他们将要涉过突击队员们在下午晚些时候涉过的同一个浅滩，因为他们认为自己能完全凭借自己的力量走过去。向前进的时候，难免会有一些人跌倒在暖和浑浊的水流里。那些不知道这个浅滩的其他犯人们试着在河的另外某些地方穿过，但是不久他们就发现了自己在尝试着不可能。这似乎是一次大家都不经意的浸礼——尽管约翰·库克有点沮丧地看到他那曾经骄傲地作为“他在离开营地前为赢得解放而穿的制服”——纯洁的白色拳击手短裤——现在已经被玷污成“丑陋的黄泥般的棕色”。库克并不知道怎么游泳，但现在正振奋地发现他穿过的地方的河水深度，仅仅达到了他的腰。
某个时间里这支纵队被似乎是从营地里逃离出来的日军围追。“突然子弹拍打着水面，”希布斯回忆道，“但是那不久就被在后面防卫的突击队员们平息了。”尽管在这个问题上，大家的回忆出现了分歧，但是有几位一致坚持他们的确被到达水边的日本车辆追赶过。汤米·托马斯回忆道，有一辆日军轻型坦克在跟随他们队伍穿过邦板牙时被发现。“队员们都不动，直到火箭炮被扛到了某人的肩膀上，”托马斯说，“当那车辆到达了水边时——砰！它就变成了一堆废金属。”
对某些人讲，邦板牙河既是一个文字意义上的概念，又是一条隐喻性的分界线；穿过它就是进入了自由，因为许多囚犯怀疑日军会远在河以外的地方继续追赶。一名战俘认为迫近邦板牙河岸的大车看起来像是犹太人出埃及“在法老的武士疯狂尾追到达前等待红海分开。”最丧失能力的囚犯被安排到稻草铺的床上，5人一辆马车。大多数情况下司机就是牲口的主人，他们使用易弯的藤条杆戳着他们的动物越过河。仅仅浅到马车车轮轴的河水使马车能以足够快的速度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