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舞的骷髅·第五

作者：汉普顿·赛德斯 ·美国

出自————《魔鬼战士》

出自————《战争通史》

　　然后他从床上跳起来，发现他自己的脸开始腐烂。“我也是一具骷髅了，一具咧着嘴笑，看着别人，然后挥舞着骨架到处跑的骷髅。”

　　 不管我们目前的地位是多么的卑微，我们还是很幸运，因为我们一直活着，并且身体上基本健康。我十分渴望给你留下一个印象，即我们处于严格的绝对的权威之下。这里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日本人的解释。日本人做出所有的决定。只要是他们的命令，一旦被正式发出，就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你的责任因此就是服从。不光是为了你自己，而是为了营内全部人员的幸福，我知道你会服从……

　　 ——来自克蒂斯·比彻上校散发的传单，他是卡巴纳端营的美军指挥官

　　 每天早晨太阳就像一盏炽热的灯升起在马德雷山脉，给周围的景色填上一股生机勃勃的力量。但是没有东西可以改变以前的日子：在地面薄雾上耸立而出的木制的水塔，兔舍似的茅屋，以及像肮脏的被子一样覆盖在大地上的泥塘，鸭子在大门前的日本式池塘里快活地游动着，警卫做着柔软的体操，而田野中粗笨的土墩则代表着美国人的坟。新的一天开始了，任何事情都没有改变，又是在卡巴纳端千百个日子里面的一次普通的日出。

　　 壁虎在兵营的所有地方都可以找到，他们挂在墙上专门吃晚上的蚊子，偶尔它们发出的与众不同的两声嘶叫会招来囚犯们的诅咒：“滚开！”

　　 阿比·亚伯拉罕坐在他的床铺上，等待着驱散残梦，自从他来到战俘营后，整夜整夜的噩梦就一直困扰着他。他梦见几个骷髅正在他的床边跳舞。“他们向我招手，咧着嘴笑，并且向我递送秋波。”他似乎又回到梦中：亚伯拉罕回头向他们呼喊着，“我是人！”但是这群骷髅不会听。然后他从床上跳起来，发现他自己的脸开始腐烂。“我也是一具骷髅了，一具咧着嘴笑，看着别人，然后挥舞着骨架到处跑的骷髅。”

　　 炉火在冒着气泡的大锅下方咆哮。5点45分，人们上完了厕所，然后排队等候今天的第一次点名。捕鼠员检查了他们的陷阱——老鼠夹、狗夹——看一看晚上能不能给他们带来额外的蛋白质。然后每个稍微有点体力的人都挤到混乱的大厅去领取自己的那份粘稠的米粥。

　　 亚伯拉罕在领到食物后回到太阳底下，以最低的姿势蹲了下来，左手扇动着驱赶蚊蝇，右手则用来帮助吃早饭。像其他所有人一样，他满脸都是尘土，皮肤晒得黝黑，他的身上穿着件由绳子串起来的背心，脚上趿着一双雕着花的木鞋。他的头发满是虱子。由于患有较轻的疟疾和脚气病，他的体重已经下降了将近40磅。但是，相对来说，他仍然处于健康状况，更重要的是，他不必准备在床上加入骷髅们的跳舞。

　　 日本当局于1942年6月把他们带到了这里。自从1500名美国人死在奥唐奈后，日本人显然觉得应该为他们换一个居住地了——一个在地理上更适于长期关押大批犯人的地方。他们选择了卡巴纳端，那里在战前曾经是菲律宾军队的训练基地，现在又被日本人故意扩建了。这个营地得名于附近的卡巴纳端市，它是一个有5万人居住的新怡施夏省的首府，位于奥唐奈营以东60英里处。卡巴纳端是一个中心，周围所有的菲律宾营地都是相当于它的卫星属地。日本人则把它看作是一块储运地，一个奴隶的中转站。他们常常在附近把囚犯拖来拖去。无论何时他们想新建一个工程——建一座桥或修理一个机场——他们就会来卡巴纳端找人。一些人还被装运上船到台湾、明达瑙岛、中国东北或巴拉望岛。结果，卡巴纳端成为菲律宾最大的持续时间最长的战俘营，也是建在外国土地上的最大的美国战俘营。有大约9000名美国人通过了卡巴纳端的大门。将近三分之一的人在那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并在营地铁丝网以外的灰土地下被掩埋。

　　 当来自奥唐奈的美国人开始在6月份陆续进入卡巴纳端时，他们被几千个自己的同胞所迎接——他们都是来自科雷吉多尔的老兵。这块“岩石”于5月投降。日本人首先把美国人关在平民拘留营好生看管，然后又把这些温赖特手下战战兢兢的人带到马尼拉街头游行，之后才把这些战利品送到卡巴纳端的收容营里。尽管他们也遭到虐待，但科雷吉多尔人却真正被来自巴丹半岛的弟兄们所遭受的折磨所震惊。相比较而言，巴丹半岛的护卫者们处于更加恶化的状况。围困、行军，以及在奥唐奈肮脏环境下的生活都让人难以忍受。“这些科雷吉多尔人比我们更干净、更明亮、营养更好。”伯特·邦克说。我们到达第一天时，他们看我们就像活死人。

　　 卡巴纳端在最初的几个月不过是奥唐奈的延续。从根本上来说，它是个灭绝营——不是纳粹字眼里的灭绝，没有冷血的灭绝计划，而是通过一种恶毒的漠视来实现。营地的第一指挥官森重次，是一个沉稳、难以摸透的人，他大约50多岁，据说在战前开了一家自行车店，他看起来对营地内的死亡人数既不了解也不感兴趣。在某些方面他与吉雄大尉——那位在奥唐奈营的狂暴的美国憎恨者——正好相反。森具有一张很威严的面孔，安静而细腻的表情。他戴着黑边眼镜，衣着整洁干净。从鬓角看去，他整洁的黑头发里面夹杂着几根银丝，说话也总是很柔和。尽管他操一口基本说得过去的英语，但还是通常使用翻译。森大佐既不愚蠢也不老奸巨滑，但是一旦他振奋起来，身上似乎就会透出一股不可言状的恐怖。一次他曾经评论说，“囚犯生病是因为他们需要更多锻炼”。

　　 出于某种不明显的原因，那些真正可以救助外国军团生命的药品，例如奎宁、依米丁以及磺胺等药品从来不会得到。503个人6月份在卡巴纳端死去，另外有786人于7月份死亡。当从夏天进入秋天后，死亡人数才开始稳定下来。墓地详细资料表明每个星期大约埋葬50人。终于，在1942年12月15日，卡巴纳端迎来了一个喜讯：这是它的第一个“零死亡日”。

　　 营地开始自己组织起来。由擅长工程的美国囚犯负责。他们挖了排水沟和治理腐败的系统。他们疏通了厕所，并用木馏油对污物进行了冲刷和清洁。他们举办了杀臭虫比赛，并且发明了一种防苍蝇的垃圾坑。他们还掀起了一场讨伐虱子和其他寄生虫的运动，煮沸他们的衣服，剪短他们的头发，并且到外面明亮的太阳下席地吹风。

　　 正如惨淡的环境使然，在卡巴纳端，人们为了生存下去开始结成各种社团，像所有的结社一样，这里有精密的组织，和秘密散播消息和物品的渠道。卡巴纳端，在许多方面，成为热带的一块美国飞地。

　　 营地的主要通道有人们熟悉的命名——百老汇，第五大街，主街。而营内主要的集会场所则被称为时代广场。一个“鼓舞士气”运动风风火火地的开创起来，它包括圣经研究，钉马掌和乒乓球比赛等。囚犯们建立了一个营内图书馆，里面装满了300册仅仅上帝——不，狗——知道出处的马克·吐温、波、赛珍珠、巴克等的书卷。这些书，首先不得不交给日本人审查，它们通过各种材料修复后保存，如帆布，破布，大米浆糊等，在他们空闲的时间内，卡巴纳端的囚犯做了美国人本能地做的东西——他们组成了小团体和氏族，并且举行了自发的关于营内事宜的会议。皮西厄斯骑士会每周一次进行聚会，同样还有哥伦布骑士、泥瓦匠和麋鹿协会等。得克萨斯人、依阿华人，以及新墨西哥人聚到一起。这个营地还有一个乐队：“卡巴纳端猫”。无论何时，他们都能够集中精力组织业余演员来表演一些针砭时弊的搞笑节目。这里有激烈的国际象棋赛，棋子由水牛角和粗糙的木块制成。阿比·亚伯拉罕则建立了一个“水牛打滚”咖啡厅，囚犯们可以聚集在椰油灯下打桥牌、玩纸牌和喝人造咖啡。在被开玩笑的称为“远东大学”的场所，受到更好教育，获得历史、法语和生物学学位的军官可以发表演讲。天文学会是所有俱乐部中最流行的一个组织。战俘们夜晚躺在蓝天下，沐浴着天空不时划过的流星，进而转入沉思，他们真的暂时忘却了这个世界。

　　 在营地的中间，有一队来自科雷吉多尔的海军士兵，他们开辟了一个地方，立起一根柱子，在上面挂一块生锈的金属三角铁。这样每当吃饭时击打铁片的声音显得格外清脆，就像回到了农场的家中。每过半个小时，指定的计时员就会拿一根捅炉子的铁条敲击铁片，这声音与传统的海军习惯完全一致。

　　 海员首先提出了这个时钟系统，并且得到了日本人的赞同，于是他们又把这个击铁片的活动加入到重要的庄严的仪式中去。公布标准时刻已经成为他们的一种圣礼。尽管在整天无所事事的战俘营里并没有压力要他们随时注意时刻，人们的作息完全看天色而定。然而像德鲁伊教团的唱诗班那样，科雷吉多尔人围绕钟声度过每一天。

　　 无论他们在营中的何时何地，无论他们在做什么，囚犯们都能听见钟声，每半小时一次，不论白天还是晚上。当星期变成了月，月变成了年，人们会觉得时间不是那样漫长，它永远在人们身边流逝。

　　 早餐以后，人们排起队听今天的安排。囚犯们一直在发电站、车库、家禽农场工作。他们可以被派去干厨师、打字员、皮匠、裁缝、除草员等任意活计。还有一些人将会花费几天时间建造墓穴掩埋死去的人的尸体，而公墓则以“骨头山”著称。一些人将负责建筑简易跑道，并花8个小时用铁耙等工具把路面铺平。幸运者可以离开这个地方，与卫兵一起乘坐卡车进入凉爽的马德雷山伐木，或是到卡巴纳端市的市场购买大米和其他生活用品。所有任务中必修的工作是照看卡巴纳端的农场。每天，全体人员都从大门走出来到野外的田地里，弯腰照料田野里一排排的香甜的番薯和豆子。八百英亩的田地在太阳下烘烤。任何事情都需要手工去做。因为没有灌溉系统，他们不得不用桶取水。因为没有化肥，他们就用桶把人的粪尿浇在地里。实际上每个人都是农场里的奴隶。

　　 总的来说，农场的警卫不像是来自卡巴纳端的，他们做事总是慢吞吞的。帝国的军队正在别的地方战斗，而这些人则是淘汰下来的残渣，老人和少年。他们许多人是台湾人或朝鲜人，被迫来到这个岗位，因此他们对自身状况并不满意。美国人给卫兵们起了自己的名字。如肝嘴唇、网脚、查利·卓别林等。还有小斯皮德、甲壳虫大脑、西蒙·雷格里等。埃莉诺有一对獠牙，看起来就像第一夫人。“许多许多”总是要求美国人向他鞠躬——不是几下，而是“许多许多”。

　　 在农场，囚犯们经常抬起头来观看他们普遍感到憎恨的来自关岛的“空袭”。这个人性格粗鲁，心机叵测，具有一双鹰一样的眼睛。尽管他们正在忍饥挨饿，他们也不被允许收获地里的水果或蔬菜。如果他们把一根豆荚塞进自己的包内，空袭就会马上到来，手里举着一根镐棒，人们把它称为“维生素棍子”，因为它具有神秘的力量，能够使人一激而起。“空袭”是一个施虐狂，一个最糟糕的人。在体育运动方面，空袭喜欢让美国人互相对抗，然后他就会给认为表现愚蠢的一方没头没脑的几个耳光。

　　 在农场还有一位特别吝啬的警卫，人们称他为“唐老鸭”。在他愤怒时就会青筋暴起，囚犯们认为他暴躁的脾气很像那个卡通人物的性格，因此就给他起了这个外号。

　　 “谁是唐老鸭？”有一天他偶然听到美国人谈起他。

　　 “他是一个著名的好莱坞电影明星！”他们解释说。

　　 “那他能挣很多钱吧？”

　　 “一百万。”

　　 在听到这个答案后唐老鸭满足而且骄傲的笑了。“从现在起，”他坚定的说，“你们就称我为唐老鸭。”

　　 一天晚上，囚犯和警卫一起在营地的中央娱乐室观看电影。娱乐委员会突然决定在正片之前放映一部动画短片。这时唐老鸭才第一次看见自己在屏幕上吹胡子瞪眼睛的样子。“第二天，”一位年轻作家写道，“囚犯们在他的淫威下度过了一段艰难时光。”这些人在农场里仅仅希望能够遇见一位好心肠的警卫，比如大斯皮德，他要求严格但是很公正。人们知道他与那些折磨美国人的其他日本警卫有天壤之别。大斯皮德是个头脑清醒，办事认真的人，以前是大阪的警察。他严格遵守规定，不能容忍任何折磨行为。在农场，战俘们可以与大斯皮德开几句玩笑，只要他们把工作做好。在野外长达几小时的劳作中，美国人可能会唱起他们的营歌：

　　我们都将在圣诞节后的那一天

　　看见百老汇的街灯

　　让我们高兴地唱起一支歌

　　快乐的日子终将来临

　　 沉闷是最折磨人的——营中千篇一律的生活就是如此。精神上的折磨不仅仅导致维生素缺乏，而且毫无差别的每一天都会使人感觉迟钝。他们把这种智障的状态叫做“大米脑”。

　　 三年中他们几乎没有费力地思考过问题。亨利·李在他的一首诗中描述了这种痛苦的经历：“从白天到黑夜，年复一年，青春在懒散中感到饥饿。”这里只有白天和晚上，雨季和旱季以及海军的钟声。每一晚上扬声器都会用拉紧的声音播放日本国歌。

　　 每个人自起床后都会用小刀刻上日了的标记。这些记号的间隔正在逐渐拉长。当他们白天在工作时．就会忧郁地做起白日梦，一直到吃午餐。囚犯在自己的头脑中玩了游戏。他们会在最无聊的问题上耗费大量精力来思考和讨论。

　　 汤米·托马斯在想象中已经回到了自己在大拉皮兹的工地。作为一个在那里长大的几乎无家可归的小孩，他确定现在是时候为自己建造一所房子了，他想如果有一天能够活着回去，一定要在家乡盖房。他没有什么奢望，只是一间卧房，一个楼梯，在阁楼上开出几个天窗。他先建立起水泥地基，然后一块砖一块砖地向上构造。

　　 有时，如果他没有任务，托马斯很喜欢到8号病房，那是专为神经错乱者提供治疗的地方，他会偷偷地蹲在窗下。里面会有一个家伙一遍一遍地进行棒球赛的“广播”。幼兽队将与巨人队比赛，这个性格错乱的人分别扮演不同角色的声音使人听起来仿佛身临其境，同时又令人震惊。人们会以为这里有一台收音机在大喊大叫。现在这个播音员正在继续玩比赛，全然忘记了窗下还有几个聚精会神聆听的听众。而随后的迟到者会小声问别人，“现在打到几局了？”

　　 在大多数时间，他们梦见的是食物。尽管已经过去了这么多时日，他们仍然对美食着迷。他们从来就没有拒绝过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食物之下则是女人，但是它从来没有占据主要地位。对于他们来说，性是遥远的记忆，一个不切实际的含糊有趣的问题。他们谈论的题目包括冰淇淋、乔治娅桃树、草莓苹果饼等。并且说一旦他们有人回到家，他们就会用食物包围自己。他们将开一家餐馆。他们将倾注所有的钱合伙开一家杂货铺，从此不问世事。一些人注视厨房太久，以至于达到将近发疯的程度。“我在那几年中，想得最多的就是奶酪。”罗伯特·博迪说，他是一位在巴丹半岛31步兵团服役的机枪手。“我在这倒霉的一生中从没有吃过奶酪，但是当我进入那里后，我就常想它。”

　　 1942年12月的一天，一个陌生的声音从营中传出来，这是人们在几个月中从没有听到的声音。在前门附近，一队囚犯爆发出一阵欢快的笑声。它响亮而富有传染性，这真是“奇异的呼喊”，希布斯医生回忆道，好像是笑气罐被释放了。其他每个人都朝门口涌去以便了解欢笑的来源。这些人大声的喧嚣着，充满了兴奋之情。从一辆大卡车的车厢内，日本警卫正在把盒子递进美国人的手中。

　　 “红十字！圣诞节包裹！他们还没有忘记我们吗？”

　　 几乎每个人都将铭记1942年12月圣诞节那天获得的天赐。每个犯人都准确地记得当包裹到来时他正在哪里，以及正在做什么。它们对每个人的精神都具有无法估量的魔力。“庆祝活动持续了一整天，”希布斯医生写道，“士气上涨，死亡率暴跌。真正难以相信的事情发生了。不是几百架飞机和几千艘船，而是食物——这些最原始的救命物资到达我们手上。”

　　 美国红十字会的标准8号包裹重量仅仅9磅，还不如一个鞋盒子大。日本的警卫已经打开了盒子，并且有选择地偷探了里面的内容，但大部分包裹还没有动过。它们包含了一些罐头沙丁鱼和腌牛肉，速溶咖啡和一些可可茶的小包装，一个8盎司包装的奶酪，和一个16盎司包装的干梅脯，一些压缩饼干，鹰牌炼乳，人造黄油，以及一些可以吸的烟草。把这些东西列举出来可能无法使人热血沸腾。但是红十字包裹到达本身就强调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囚犯们当时是如何的饥饿——饥饿不仅仅是缺乏食物，而且是缺乏对所有外部世界东西的接触。谈论这一点无论如何都不会过分，因为他们太想家了，太留恋美国的生活方式了，他们对每一个标签和商标都感到痴迷。直到那时为止，他们还没有从美国收到一个字，尽管他们被允许给自己的亲属和家人邮寄明信片。这种被遗弃的感觉自从他们离开巴丹半岛就已经深深地植根于他们的头脑之中，并在监禁期间得到加强。他们想知道在7000英里以外的美国旧金山是否能够听说这个肮脏的监狱的存在。随着包裹的到来，就证明了华盛顿——日内瓦的人知道他们还活着。

　　 装在红包裹里面被传播的东西具有某种神圣的力量，以至于很多人都一点一点地品尝里面的食物，并持续了好几个月。他们发现了里面的小诡计。他们发现如果把一罐压缩牛奶在水里煮一会儿，这些东西就会变成焦糖牛奶蛋糊。人们像小时候男孩子交换棒球卡片一样交换单个的食品。每件东西都有它本身的价值在里面，但是同时它也能够帮助发挥其他东西的功能。许多囚犯使用红十字会发的东西在黑市上交换药品。一个囚犯不得不检查对于他来说哪些东西是必需品，哪些东西是奢侈品。一个人如果占有欲太强，对什么事情都斤斤计较，那么就会自我毁灭。

　　 甚至在战前，大多数囚犯就爱好雕刻艺术。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成长在大萧条最深期间的小农庄上。他们知道纪律和自我约束。他们是做木匠活的好手，因为他们的手指都很灵巧。他们理解该如何节省木料并且能够即席创作。他们具有不断提高的狩猎、钓鱼、以及拖拉机和旧汽车修理的技巧。他们的孩提时代都会照顾自己的花园，并且是给小动物缝衣服的老手，因为每块布片都可以充分利用起来。

　　 卡巴纳端把这一批人推向自顾自和绝望的边缘。囚犯们被强迫变得机警异常，有时，甚至无情。他们为了生存可以不择手段。在备忘录和讲话中，克蒂斯·比彻上校，美国的营地指挥官，就不断讲了这个问题。他力劝大家要拧成一股绳。他主张少数人应该考虑到多数人的福利。并且每当有人提倡更加美好的情操时，很少有人能够响应。营地太大也很难培养出高尚的人。每个囚犯基本上明白，一切全得靠自己。

　　 然而对于一个人来说，完全特立独行也不可能取得成功。当然也有一些愿意与世隔绝的人，但是他们是例外。典型的一个囚犯会与两或三个人联合起来。像狄更斯描写的扒手一样，他们通过各自的分工，每个人经过努力，都可以做到游刃有余，获得足够的食物或信息。他们相互之间小心提防。每当一笔横财来到一个人身上时，他就会与别人分享。当一个人生病时，其他人则给他带来药和生活用品。在以后的监禁中，日本人允许囚犯们照料他们自己的小花园——“园”中园，他们每一组的成员晚上轮流守夜来管理成熟的蔬菜。卡巴纳端是个拥有各种氏族和等级的所在。海军与陆军，士兵与官员，得克萨斯州人对其他的人等都有区别。此外还有其他国家的人生活在营内——英国、荷兰、挪威等。一旦这些联系受到威胁，各个阶层的人就会为自己的群体而出力。三或四个人似乎是最理想的数字组合来构建兄弟会。任何大于五个人的组织都趋于太累赘。(除此以外，正如鲍勃指出的那样，“你从来不想拥有太多的拖累物，因为你不希望老为朋友的生死担心”。)

　　 一个囚犯几乎总是与自己的生存团体联系起来，当他们这样做时，就会完全依赖他人，因此这样的互助组织极端封闭。稳定的友谊只是传说。有些故事说有人与某个朋友特别亲密，以至于当他的朋友死去后，人们惊奇地发现他也死掉了。最令人震惊的故事说两个忠诚的朋友都失去了他们的牙齿。通过某种途径，他们之中一个人获得了一套假牙。于是两个人在进餐时就做出惊人之举。第一人吃晚饭后取下假牙，清洗后又递给了自己的朋友。

　　 卡巴纳端繁荣的小氏族并不总是搜集食物，他们还会自制一些机关。设捕鼠器成为一种小小的时尚。没有动物是安全的。任何猫、蛇和迷路进入营中的青蛙都被很快吃掉。赫伯特·奥特，一位老营员，就是一个有丰富经验的人，他设计了一种“仁慈”的狗陷阱——然后他就被狗肉贩子盯住。鸭子也遭受了同样的命运。首先，出于装饰目的，日本人把一群鸭子放进前门外挖的一个小人工池塘。尽管它们有翅膀，但是一到晚上它们还是有一个习惯，就是突然神秘消失了。尽管警卫不断监视，美国人也有自己的偷鸭艺术。

　　 有时不是人找寻食物，而是食物自己找上门来。一天晚上汤米·托马斯在他的蚊帐下面睡着了。“我睡得不是很沉，”他回忆说，“我感到一个温文尔雅的东西轻轻啃我的大脚趾。”最后托马斯认识到了它是什么。他调整了一下睡姿，把自己的脚伸出蚊帐外面，这是一只老鼠正在执著地咬着他的脚趾甲。卡巴纳端一带老鼠横行，它们发现人的脚趾甲很合它们的口味。这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其他兵营里的战俘身上。托马斯抑制住了自己把老鼠踢开的冲动，他知道本地的老鼠是很凶猛的。相反的，他没有移动，而是发出嘶嘶声，这在天黑的情况下有助于唤醒他的同伴。“我是汤米，”他私下说，“嗯……我想有一只老鼠咬住了我的脚趾。”

　　 其他几个犯人也都从他们睡觉的地方爬了起来。“让我们打这狗日的！”他们之中有一个打断了奥特的话。

　　 “能别惊吓他吗？”托马斯说。“他会咬我的。”

　　 人们开始从各种角度讨论攻击的方式。在月光下，他们能够看见老鼠仍然在托马斯的指甲上磨牙，根本就没有注意到周围人的轻声细语。

　　 他们决定让一名囚犯故意大声而沉重地从门外走过，希望这个声音能使老鼠吃惊，引起这种啮齿类动物的好奇心，老鼠一抬头，就可以把脚趾撤出来了。老鼠根据计划反应了，当它这样做时，托马斯猛地抽回了他的脚，而另外两个囚犯则用竹棍打碎了老鼠的头。第二天，同谋者相应的管理当局汇报了这只啮齿类动物的死亡，并因此被授予一罐烟草(这是标准的杀死一只老鼠的奖金)。老鼠是托马斯本人不能吃的，但是那天晚上他用朋友给的私人烟斗享受了这些烟草。

　　 然而，一些幸运的动物被认为是极神圣的。壁虎就是这样的例子，因为它们吃了蚊子，所以被独自留了下来。水兵就把一只混血狗命名为苏骜，并把它看作是营地的吉祥物。一个囚犯收养了一只猴子作为宠物。每个人都知道要离这只猴子远一点——因为它是这个人的。但是，实际上，没人喜欢这个过度活跃的灵长类动物；因为它总是喋喋不休、坐立不安，并且总是咬人。猴子因此被画上了标记。如果他到处闯祸，囚犯们就会怒目而视，随时准备把它撕成碎片。但是最终把他杀死的人是鲍勃·鲍迪。“我在外面等了一天，当它的主人上厕所时，”他说，“我就切断他的喉咙。我把它剥了皮并放在锅里煮。我想，如果这样能够送我回家，那么我会去吃它。如果有人发现是我做的，我认为他将杀死我。我对自己做的很多事情并不以为自豪，这只是应该发生的。我就这样策划着，直到第二天起来工作。”

　　 如果一个人偷了一只来自家禽农场的鸡蛋，整个参加劳动的人都会受到牵连。如果一个人破坏了简易跑道上的一个设备，那么所有的人都会受苦了。在纪律和奖励方面，森大佐喜欢把这个营地看作一个独立的有机体来对待。从某种极端的程度来说，一个人的福利与多数人的福利息息相关。这是一种经典的哲学。团队惩罚这样的规则也适用于处理逃跑事件。森大佐在卡巴纳端组织了10个囚犯小组。这10个人通常睡在同一个兵营里，并经常被委派作同样的工作。这几个人经常在一起，因此逃跑对他们没有好处。他们会集体在各种问题上“反省”，以便体现出“认真和真诚。”“这些十人单位还被称为‘射击班’或‘盟兄弟’。”通常情况下，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每个囚犯都会热切地关心其他九个兄弟的下落。如果有一个美国人试图破坏纪律，那么其他九个人也会连坐，一起被处决。这种威慑是高度成功的。甚至很少有人考虑逃跑，更不用说尝试它了。逃跑的人大多数是由于自己染上了疟疾，或是出于其他原因。他们几乎总是被抓住，然后立即被枪决。尽管在营地日志上这样的情况记述得很模糊，但是不论是单独处决还是小规模的集体处决，“盟兄弟”的概念也仅仅执行了两次。

　　 其中一个场合是在1942年6月，囚犯们被委派去修理卡巴纳端的一座桥梁。在晚上一个囚犯逃跑了。第二天早上警卫表现得出奇地愤怒。逃跑人所在的射击班的九个人被强迫挖一个大坑，然后站旁边等候行刑。事实上这个组里有两个人是真正的亲兄弟，即贝特兄弟。埃德温·贝特比他的弟弟罗斯更为年长一些，他们一起排队遭受惩罚。然后9个人都被打死了。他们的尸体在这个普通的公墓中被掩埋。

　　 但是囚犯们在被枪决之前并不是都运用“盟兄弟”规则。他们有时遭到挑衅而被射杀，有时又不是。1944年8月11日的早上，二等中尉罗伯特·胡夫库特在正在他被允许拥有的一个私人小花园里工作。胡夫库特的小菜园正好接近铁丝网，但是他在公开获得警卫允许后已经有几个月都这样做了。然而那个被称为“肝嘴唇”的警卫，当时正在西南卫兵塔上站岗，他对于胡夫库特存在感到生气。这天，胡夫库特正弯腰在地上，安静地收获茄子。肝嘴唇看他不顺眼，没有警告就开了枪。胡夫库特手臂被打穿。他惊呼救命。汤米·托马斯对胡夫库特很了解，当时他正站在20码以外。他和另外几个美国人跑出来，请求警卫停止射击。肝嘴唇再一次端起他的枪，开枪向胡夫库特射击。他挣扎了一下倒在地上，滚落在一边。

　　 “这真是冷血谋杀，”托马斯说，“他绝对是无缘无故地开枪。肝嘴唇甚至不让我们把鲍勃扶起来。他把那支步枪指向我们。美国司令官不得不到日本的司令官那里进行交涉，同意我们收敛尸体。但是当我们拿着担架赶到那里时，鲍勃已经死了。“囚犯们聚集在自己的兵营里。几分钟内，整个营地都沸腾了。每个人在多年以后还对肝嘴唇耿耿于怀。人们严肃地讨沦如何把他杀死的计划。但是第二天，肝嘴唇被调走了。他们出于自己的利益考虑让他离开了。他们知道美国人正在寻仇。”

　　 几天后，来自日本司令部的官方声明宣布：胡夫库特离铁丝网太近。他是在试图逃跑时被打死的。

　　 在卡巴纳端当一位医生是令人气馁并且可怕的挑战。营地内的“药”不过是安慰剂而已。在医院里对于急性病症，往往把患者安排到“零号病房”去，在那里，医生用临时性设备进行手术，而且不用麻药(“因为它不会很疼”)。他们常常用自己的方法来进行各种医疗试验。他们用番石榴叶、玉米淀粉以及用椰子壳烧出的木炭来调制治疗疟疾的药。他们用蛆来清洗创伤。牙医们则用熔化了的50分硬币补牙，他们安装的假牙来自水牛牙齿，并且有一套以脚踏脚板为动力的治疗机械。拉尔夫·希布斯医生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卡巴纳端的肺结核病房内，他建立起了自己的肺病治疗中心。

　　 1942年秋，随着痢疾和疟疾的大规模流行，营地之中的死亡率节节上升。通常这些病并不被看作是病，只是一种没有经过确诊的奇怪的症状。随着时间的推移，营地变成了一种畸形的医药试验场。“整个地方是一个病态博物馆，”拉尔夫·希布斯医生说，“大多数医生可能在一生中也永远看不到这样的病例。”以前医生们从没有遇见由于长期的维生素和矿物质缺乏而导致的奇怪的病理反应。卡巴纳端的医生发现自己已经进入人的生理学的深渊。饥饿已经使人的酶和氨基处于极低的水平之下，甚至在大脑细胞内也是如此。医生们已经准备考虑一个令人不舒适的问题：当某种矿物质被抑制时，哪一种器官最先做出反应？人们失去了他们的声音。人们失去了他们的头发。他们失去视力，他们失去了听觉，他们失去了外部神经的信号。他们的牙齿脱落了。他们的皮肤脱落了。他们的耳朵发出奇怪的嗡鸣。他们的指甲变得易碎，并且出现奇怪的纹理，像是树木的年轮，这些都是由各种维生素和矿物质缺乏所造成的。

　　 坏血病、蜀黍红斑、佝偻病——这些都是平常的疾病，并且它们在早先就已经表现出来了。众多人所患的脚气病其实是日本人坚持给囚犯吃精大米造成的，由于大米在脱壳之中把米糠去掉，但这种“果皮”是惟一包含了维生素B的谷物，而人们又极度需要它，因此长此以往就会出现维生素B不足的脚气症。似乎有点可笑的是，囚犯们后来认识到有两种脚气病，一种是干脚气，另一种是湿脚气，并且一个人能同时得两种类型。

　　 在卡巴纳端发生的另一种奇怪的疾病是女性化乳房。这种病折磨了几百人，如果不上一千的话。患病的精确的原因还不清楚，但是症状是不会弄错的：男人长了乳房，并且在一些情况下他们的乳头还分泌出稀薄的液体。乳房的积物并不像脚气病是水肿，而是匀称的乳房胀大。典型地被折磨了的人的胸看起来像个15岁女孩。乳头下方生长起硬的、盘状的肿瘤。尽管女性化乳房既不传染也不永久地造成伤害，但是它引起了许多不快，更不用提烦恼了。

　　 1942年10月26日，伯特·邦克认识到他正在变瞎。他那天正在农场工作。他应当去拉蓟和杂草，但是他不能看见东西，于是就不停地猛拉蔬菜种代替。一个警卫用棍子打他，但是在他第一击以前就认识到这个囚犯有些不对劲儿。他的眼光是呆滞的，没有关注点。他不能清楚地分辨出他正在做什么。“任何东西好像都是污迹，”邦克回忆道，“我能区分白天还是晚上，但是我不能在白天看见我的手。”几星期内，他就几乎完全失明。

　　 在卡巴纳端的人有很多也处于同一困境。盲目症是由维生素缺乏引起的。最初日本人也不知道其中奥秘，以为是警卫殴打囚犯无意中造成的。后来随着人数的上升，一些人开始把一块牌子挂在自己的脖子上，写着——盲囚犯，请不要打——并且要求给他们分配一些室内的工作。邦克，正如他所愿的那样，离开了农场，开始干挫麻线的活儿。

　　 一个年轻的日本警卫怜悯邦克。他的名字是广田，他今年18岁，战前在神户统计局工作。广田似乎比其他警卫聪明得多，并且他是一个完美的绅士。邦克从来没看见他打过一个囚犯。他会把一些食品保存下来给邦克，或者给他香烟，这样就可以使他用来交换食物。广田说一点英语并且总是喜欢用自己的技巧去温习它。这两个人会谈论两个小时，谈各自的家乡，关于战争，他们都希望战争结束后各自开始新生活。

　　 一天，他画了一幅美国地图，而邦克在端详良久后向广田展示了他在亚拉巴马的家的位置。他邀请广田到塔斯卡卢萨访问他。“我不知道我们怎么碰巧成了如此好的朋友，”邦克说，“因为我的眼睛是瞎的，整天在营地附近摸索。广田看到我需要帮助。但是他对我很善良，并且很体面。我永远不会忘记他。”

　　 1942年秋天，白喉又从卡巴纳曼传播过来，导致一百多人死亡。白喉是由杆菌引起的一种特别剧毒并且可怕的疾病。菲律宾人用西班牙的命字给它命名为garrotiilo，即“窒息”。

　　 它在喉咙里症状明显，发作迅速。先是扁桃体发酸，发出刺耳的咳嗽声，有浓痰，喉咙里的组织戏剧性地胀大，这种症状被称为“公牛颈”。在喉咙内，有一层粘液被叫做“粗野的灰色的膜”，它会覆盖住空气的通路导致逐渐窒息而亡。即使受害者不窒息，他也可以死于心脏衰竭。当杆菌在腭和咽上传播时，它会给心和其他重要器官的血液里注入一种能引起麻痹的毒素。其实这是一种典型的孩子的病症，因为成人的免疫系统可以抵抗病菌的侵袭，但是现在由于卡巴纳端的人抵抗力太弱，因此对于这样的病菌也束手无策。白喉通过抗生素可以很容易治疗，但是，当然，营地的医生没有这种药。因此如果人们染上了白喉，得不到及时治疗，等待他的命运几乎总是死亡。

　　 一天，汤米·托马斯注意到自己吞咽食物很困难。他已经住在医院里，与疟疾作斗争。他从战争开始已经掉了将近100磅；他是这样瘦弱，以致于他把双手放在腰间，然后合拢，可以指尖触到指尖。康斯托克医生到病房检查了托马斯的喉咙，然后又叫来另一位医生征询意见。“你是怎么想的？”康斯托克问道。他们都同意，托马斯已经染上了白喉。

　　 他必须被隔离。白喉病人被转到零号病房的隔壁，被称为零零号病房。“通常病房前被冠以的数字显示了里面患者的存活机会，”托马斯说。“没有血清他们根本不可能治好我的病。我已经被告知白喉会慢慢的、痛苦地折磨患者直到死亡。我感觉到了孤独和无助。即使我在巴丹半岛时也从来没有害怕过。其他的战俘看着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零零号病房是个充满了刺耳的、绝望的、沉重的呼吸的地方。人们不断地把浓痰吐进“宠物”牛奶罐头里。“听人咳嗽真是一个可怕的经历，那种声音使你想起了破烂，”托马斯回忆道，“一旦他们不能咳嗽了，他们就会慢慢地窒息至死。我们试着鼓励每一个人，但是那仅仅是帮助而已。”托马斯的下一张病床上躺着另外一个白喉病人，被称为阿尔曼多·特鲁奇罗的汤，来自新墨西哥州。因为他是一个印第安人，所以每个人都把他称为“首领”。特鲁奇罗的咳嗽如此猛烈，以至于他可能因此撕裂了下巴，当他谈话时，声音也呜噜呜噜含混不清。

　　 流行病白喉的传播非常迅捷，负责病房的威拉德·沃特斯医生最后终于说服日本人给这里发送一些抗生素药(森上校认为这种传染将很容易波及到他的警卫)。两天以后注射液终于送到，并且很快地被分配掉。当医生们来到托马斯和特鲁奇罗身边时，他们认识到自己只剩下了一支注射药。从排队看托马斯应该是下一个接受注射的病人。

　　 “我们中哪一个更糟？”托马斯问道。

　　 “阿尔曼多，”医生很严肃地回答说。

　　 “那么就把它给首领吧。”

　　 当医生插入针时，特鲁奇罗咕哝了一下表示感谢。托马斯对于自己做出的决定感到满意。很明显，特鲁奇罗现在正在苦苦挣扎。“我与首领认识不久，”他说，“但是在那种环境中你们会成为密友。”

　　 医生告诉托马斯说他们正在申请获得更多的注射液。“你将是第一个注射者，”他们向他保证道。

　　 那天晚上托马斯的白喉变得更重了。粘液构成的薄膜正在稳定地扩张。“我几乎无法吞咽东西，”托马斯说。他抱着吐痰罐头不断的咳嗽。特鲁奇罗的状况已经明显的改进，他与托马斯一起彻夜未眠，不断的鼓励他，并且想尽办法使他不要在睡觉中窒息。

　　 到了早上，托马斯感觉到自己明显强壮了。他告诉医生，他已经度过了一个最坏的晚上，但是现在他的喉咙已经感到清爽了。医生检验了他并且感到震惊。致命的膜不见了。沃特斯医生被请了进来，他也证实了这个奇迹。托马斯远远谈不上健康，但是他的白喉却消失得无影无踪。

　　 托马斯只能把他的恢复称为一个奇迹。更多的注射液两天以后到达了。毋庸置疑，托马斯还有机会熬到救命针剂的到来。因此，托马斯仍然坚持先给他的老友特鲁奇罗注射。在卡巴纳端，这是发生在病房里的众多奇迹中的一个案例，这些故事甚至包含了某些神学色彩。托马斯并不是一个在任何时候都虔诚地信仰宗教的人，他不知道造物主是如何安排他的生活的，但是他像特鲁奇罗一样，对于生命有着最感激之情。

　　 “我后来治愈了白喉，”托马斯回忆道，“我知道如果有人可以从这个犯人营中走出来，那么这个人就是我。我已经按照主的意愿走了这么远，我还要继续把下面的路走完。”每天囚犯们都会被提示他们正生活在由不同文化背景统治的地方，而这是他们所无法真正理解的。由于不能预知日本人喜怒无常的想法，许多人都把自己奇怪的体验简单地归结为“不可理解的东方”。他们遇到的事情经常是古怪的甚至是滑稽的。一天，森大佐要求美国人列出一条长队，并且平静地要求：“所有的百万富翁站前一步。”美国人面面相觑，小心地咧着嘴笑，最初他们以为这一定是开玩笑的一种排序，但随即看到，森严肃得像石头。尴尬的几分钟过去了。没有人走上前，森似乎相当感到吃惊，然后是失望，好像他的异想天开——不管叫什么——突然被美国人没有预见到的反应打落到地面。森精巧地把他的眼镜扶上鼻子，然后转身回到了他的指挥部。这次集合被解除。

　　 在另一个场合，日本人让在卡巴纳端的每个囚犯详细地写明在战争期间“他的最可怕的经历”。囚犯们尽职地上交上了这篇强制性的作文，但是几天以后，这些文章又都被退回。“这些并不令人满意，”警卫解释说。“再做一篇！”于是整个战俘营的犯人再坐下来，加倍地努力，重述着他们最冷酷的战争故事。每个人都喜欢这样做，因为这样他们明天就可以不去工作了。几天以后，文章又被送回来，这次它们被分了等级。这些故事被标记为A、B或C(C意味着“不好”)。警卫拒绝阐明文章的分级标准，囚犯们对这样做的目的感到迷惑。作为奖励，356名获得A的作者收到了2片香甜的油煎土豆和一只柠檬。

　　 一天，日本人要求所有在卡巴纳端的美洲印第安人开会。他们将在指定的时间在营地的中央娱乐厅集合。(这个战俘营里据调查有大批的印第安人，如阿帕奇人、纳瓦著人、霍皮人等，因为在巴丹半岛有一个来自新墨西哥州国家警卫队的第200海岸炮营。)他们被排列起来，总共将近50人，这时一位日本医生出现了。慢慢地，他走到印第安人的队列前，提起他们的手臂，小心地闻他们的腋窝。医生仔细地询问了在场的每一个人，问他们有多少美洲土著的血缘成分。医生的助手则在附近站立，在一个记录板上写着笔记。医生一边闻一边让助手记录数据，他们随后还在一张气味校正图表上做记号。“我对此百思不得其解，”希布斯医生说，他看了事情的全部经过，“他们下一步将会如何？直到游戏结束我们仍然被蒙在鼓里。”

　　 造谣是营地周围一项需要刻苦练习的运动。谣言甚至比疾病传播还要快。那时卡巴纳端大概有百分之五十的人具有说谎症，而另有百分之五十的人将轻易相信任何东西。人们把这看成一项趣事——一感到将要发生什么事，就会追踪它们，将其弄歪、扭曲，直到变成传奇故事和奇迹为止。然而，这并不是恶意的趋势。很少有哪个囚犯不愿意听谣言。因为谣言能够给人以希望，谣言是他们自己思维的反映。它们的传播是建立在某种共识之上的，而作为战争中的犯人，他们并不关心事实如何。

　　 其中一些包括：俄国人在日本的本州岛登陆，并朝东京进发。当囚犯回家了时，华盛顿将给每个士兵一辆新福特，每一个连级军官将得到一辆别克，而每个战地军官将会有一辆新帕卡德。澳大利亚政府将正式为每一位巴丹半岛的保卫者提供一个农舍和100英亩土地，以感谢美国阻止了日本人向南推进。

　　 这样的谣言每天都会传出。他们既没有出处也没有归宿。囚犯们在走到他们的工作地点时，会与当地菲律宾人有些接触，并把他们提供的一些只言片语进行加工，这样就形成了根本不可靠的小道消息。许多谣言还来自广播，因为卡巴纳端至少有一台秘密的短波收音机。它是由一个前采矿工程师，名叫霍莫·哈奇森的天才制造的。在大多数时间，收音机都被放在书房下方隐蔽，但是仍然有几个经过挑选的人知道此事。

　　 哈奇森能收到旧金山的KGEI，一个在战争中赤裸裸地广播美国观点的电台。KGEI也演奏音乐，哈奇森通过收音机第一次听到一个名叫弗兰克·辛阿特拉的陌生的年轻歌手的演唱。尽管很少人实际上听见了收音机，但它的存在实际上是制造谣言的工具，哈奇森的发明奇迹般地提高了营地的士气。在第一时间囚犯们可以通过新闻报道得知美国在瓜达康纳尔岛、新几内亚和太平洋其他地方所取得的成功。KGEI还揭示了日本卫兵告诉他们的故事的矛盾之处——日军侵入了俄勒冈，德国打败了英国，东条英机将要在春天到来时在宾夕法尼亚大街下面骑马。收音机改正了很多谣言，但是它也创造新的谣言，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广播被那些急于传送消息的战俘所歪曲，并且一传十十传百变了味儿。一个囚犯会私下里低语，然后听众的耳朵里就会把它与最新的KGEI广播联系在一起。

　　 1943年的某段时间，日本警卫染上了淋病。夜幕降临，他们就会偶尔到淋病泛滥的卡巴纳端市寻花问柳。一旦疾病被查出，日本人似乎很茫然，不知如何去做。出于某种原因，他们不愿意找自己的医生治疗，因为他们显然担心上级将严重地惩罚他们。于是，非正式地，他们单人或几个人来找美国人。警卫想要获得磺胺类的药。尽管美国人没有磺胺药，他们也愿意为他们的捕捉者效劳，因为他们付的价码非常高。

　　 几乎一夜之间，营地里的工业就形成了。一些具有企业头脑的机灵鬼决定生产5美元一片的假冒磺胺药片。每个药片都是手制的，大家花了很大的力气使它看起来像是真的。他们用空子弹壳切割药片，然后在一个砖炉上慢烤，这样他们就可以使药片表面看起来光亮。药片的主要成分是莱昂斯医生开出的薄荷味的牙粉，加上水与大米一起研磨制成。罪犯使用一只水牛角在药片的表面雕刻出一个手写体的“W”，这代表了一个真正生产这类药品的制药公司温思罗普。(然而，真的要说这个字母的意义“W”实际代表“魔法”更合适。)拉尔夫·希布斯作为一位医生对温思罗苦药片非常熟悉，他认为这个赝品是“美丽的宝石”，与原版一模一样，难以区分。他们甚至在药片中心刻了一道沟以便于把药片破成两半。要么是警卫由从其他地方找来了药，要么是这片药真的发生了作用，事实上再次表明了安慰剂所曾带来的巨大力量。对于囚犯来说，他们在三年中忍受屈辱，敢怒不敢言，这样的报复行为完全是发自内心的，尽管这样的挑战可能带来严厉的惩罚，如美国司令常常警告他们的那样，可能招致他们自己的死亡。

　　不要反对、侮辱、或得罪日本人。控制住你们的脾气。在你们的官方交往中避免所有亵渎行为。在头脑中牢记营地规章制度的第60条：“死刑可以被给予任何违背规定的人。”这些词句是无条件的。他们说到做到；不要对他们的行事有丝毫怀疑，不要试验他们；不要做螳臂挡车的事。

美军司令

克蒂斯·比彻上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