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驻北京·第四

 作者：巴巴拉·塔奇曼·美国

出自————《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

出自————《战争通史》

　　 从法国回国十天之后，史迪威的生涯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变，使他从此同中国有了联系。他一回到国内就能够看出，由于陆军十分庞大，加之美国存在着厌战情绪，在军界发迹是没有多大指望的。他生性急躁，没有耐心等待命运的安排，7月25日便前往华盛顿就下一步对他的任用问题进行活动。他拜访了在陆军部人事局工作的一位老向学昌西·芬顿，直截了当地问：“把我派到尽可能远的地方去怎么样？”

　　 “这倒很有意思，”芬顿说，“今天上午我们刚刚谈论过派人去日本和中国的事。”他把军事情报处要派一些军官去这两个国家学习语言的计划告诉了史迪威。由于精通几种语言，又干过情报工作，史迪威自然是合格的人选。他要求去日本。芬顿说：“去日本的人员都已经任命完毕。去中国怎么样？”

　　 “好吧，那就去中国。”史迪威同意了。事情就这样说定了。1919年8月6日，他被任命为代表陆军的驻华首任语言教官。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军事情报处大大扩充了，因而参谋本部决定把武官们搜集情报的工作——迄今很混乱——整顿得井井有条。军事情报处计划建立一支精选的、训练有素的武官队伍，要求他们“通晓驻在国语言、军事情况、政治情况和风俗习惯”，“真正了解……这些国家在和平与战争时期可能作出什么反应”。现实情况证明，令人垂涎的武官职位(至少在几个较大的武官处)有一笔薪俸以外的收入，这种职务继续在形成“武官集团”的一小部分人中间交替担任。但是除了武官本人以外还需要外语毕业生为情报处扩大工作范围，尤其是在远东科里。

　　 选拔武官的条件是要有全面的“军事才能”——指的是军官成绩报告书上的评语——精通外语，工作效率高和本人自愿。年龄限制是三十五岁以下。只能从步兵、骑兵和炮兵等战斗兵种选拔。史迪威三十六岁，已经超龄，但是他符合条件，好象其他方面他是专门当武官的材料，因而对他的任命毫无拖延地很快通过了。

　　 这时候，中国正成为重要新闻。报纸上的一些醒目的大标题有《强夺山东》、《山东问题上的罪恶》、《山东问题上的耻辱》等各种激烈的轻蔑言词。山东问题甚至在促成了国联的失败和搞垮威尔逊之后，还影响到1920年的总统竞选运动。共和党人利用了对中国的这次不义行为，喜欢用它作为一根棍子抽打政府。哈丁在门廊演说 [ 译注：门廊演说，门廊竞选运动(Front Porch Campaign)中发表的演说。门廊竞选运动是美国总统竞选的一种方式。候选人在居住地区发表所有的政治演说，而不到各地去竞选。1920年沃伦·哈丁采取的就是这种竞选方式。 ] 中把中国描绘成美国的保护国，而现在中国被出卖了。他说，由于归还了义和拳事件的赔款，中国十分信赖“美国的榜样、民主和正义”，结果却发现它的数百万人民在巴黎被送给一个敌国。哈丁接着说，但是在参议院里，一些坚定的美国人是表示反对的；他们“信守二十年前我们开导中国时许下的诺言”。

　　 在中国人眼里以及正如“五四”运动的领导人不知疲倦地宣讲的那样，美国在1919年(即使不算上1900年)使中国人得到的教训是协约国不可信赖，依靠外国朋友是愚蠢的。可是在美国人眼里，在史迪威进入他的生涯中的中国时期时，哈丁的说法是他们对华关系的主导思想。

　　 1919年8月，史迪威带着妻子和孩子前往加利福尼亚，他将在伯克利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学习一年汉语。在那里学习了不到一个月他就得出结论认为，那里的课程分量不够，学习进度迟缓，因为放学以后找不到人用汉语对话。他向军事情报处报告说，他和被派去学习的另一位军官劳埃德·霍斯福尔如果立即转到中国去学习就会学得更好，因为他们在中国有锻炼听力和口语的条件。虽然他的建议得到了其他语言教官的肯定，但是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在各种语言当中，汉语的发音规则是独特的，因而需要到可以运用、有听说机会的地方去学习。汉语字意取决于声调；官话是四声，广东话是八声。学习书面语言的困难与其说在于汉语中有几千个单字，还不如说在于这些字的搭配和理解是千变万化的。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可能掌握六千单字，一位学者掌握八千到九千单字，而日常有三千字就足够使用了。掌握一千个基本单字就可以认识这些单字。汉字是由许多笔划组合而成的，从一划，例如“一”(一个、统一、一切、一律的一)到二十几划，例如“湾”(海湾、河湾的湾)，二十二划。汉字在西方人眼里是一个神秘的森林，还没有揭开这个谜的线索，但是确有明确的规则。这些单字在字典上按照二百一十四个意符分类，例如“男”、“女”、“口”、“山”、“工”、“宀”、“车”。意符本来都是象形文字，后来逐步成为习惯用法。汉语的另一部分是给意符加上“声符”。例如，“论”这个字的意思是“讨论、论述”，由“言语”之意的意符“言”加上声符“仑”组合而成。“仑”字读音为“lun”，意思是“条理、伦次”。声音与意思加起来就等于“把言语条理化”，这就叫做“讨论”。然而并非所有的声符都起作用或合乎逻辑。有些声符既不表示读音也不表示意思。

　　 汉语中有大约八百八十个声符，加上意符(其中有些意符与声符重复)就构成了一千个基本单字。一个学生做到能读能写所有的汉字，必须掌握这一千个基本单字。学好这些单字需要坚持不懈，花大量时间练习，还要常常复习。这个要求显然不仅使愿意学习和能够学好的外国人为数有限，而且使得中国在推广“白话”文体以前识字的人数也受到了限制。

　　 “官话”或者叫正统汉话，是长江以北各省(和南方部分省份)的通用语言，也是全国的行政语言。所有的官员都必须会讲“官话”。虽然“官话”、“广东话”和其他各种方言都很难掌握，中国所有识字的人却能靠书面语言互相联系。

　　 在加利福尼亚期间，史迪威到卡梅尔度过了1920年的暑假，购买了门多西诺岬上俯瞰大西洋的有五块平地的一片地皮，以便将来在此安家。7月晋升为少校以后，史迪威携带家眷同霍斯福尔一家于1920年8月5日乘船前往中国。

　　 9月18日，他们乘坐的陆军运输船绕过山东半岛时已是黄昏时分。曲折的海岸线和中国舢板褐色的、蝙蝠翅状的风帆在玫瑰色的霞光中清晰可见。两天以后，运输船驶进了中国北部边境的通商口岸秦皇岛。长城就起自这附近的海滨；渔民们每天两次起网时唱起号子。这批旅客乘坐火车向南经天津西进，行程二百五十英里到达了目的的——座落在平原上的著名城市北京。

　　 史迪威首先花了十天时间找房子和探索这座举世闻名的伟大都城的奥秘。在这里，既有达官显贵也有贪财的冒险家；新中国急欲实现其改革的愿望与计划；外国人在优越的环境中尽情享乐；寂静的天坛在永不剥落的汉白玉雕刻中仰望长天。护城河环绕着紫禁城；琉璃瓦宫顶闪耀着金光；周围的三个人工湖中有小岛作点缀。岛上有宝塔、雕梁画栋的楼阁和最后一个皇帝被他的姑母软禁时居住的宫殿。沿岸有多姿的垂柳和松柏。有岩石和洞穴的小山勾画出中国画家喜爱的山景。据说在其中一座湖里捉到过一条经年大鲤鱼，其腮边还带着铸有十六世纪 [ 译注：十六世纪，应为十五世纪。 ] 明代永乐皇帝名字的金牌。

　　 上层社会的宅邸都在高墙深院之中。每一户都有自己的庭院花园。园内有荷花池和茶室、盆植芍药、数百年滴水凿成的蜂窝状岩石、一面墙壁上开着月洞窗。车轴上没有弹簧的北京带篷马车在石子路面上颠簸前进；来自西北的骆驼带着大沙漠的威严傲然缓慢行走；佛教的和尚身穿郁金色的袈裟站在喇嘛寺的红色圆柱之间；西北草原吹来的大风沙周期性地折磨着这座都城和它的居民。在城外，北京平原一直延伸到颐和园和西山。西山古老的松树遮蔽着碧云寺和其他寺庙。泉水从玉泉山汩汩而下，一直流进紫禁城的湖泊和护城河。

　　 交民巷一带引人注目的是外国人宅邸、饭店、马球场、街西头堂皇壮观的美国公使馆、威严的银行和企业办公楼，但是却丝毫没有上海那种兴隆的商业活动。北京不同于那些通商口岸；这里的外国人甚至与有教养的中国人时常往来。北京不仅是政治生活中心，也是文化生活中心。它是国立北京大学、洛克菲勒家族出资兴办的北京协和医学院、燕京大学和另一些教会院校所在地；它也是决心通过“白话”文改造中国的复兴运动的发源地。提倡“白话”的人认为它是在中国实现维新的唯一最重要的工具。推行“白话”文就有可能扩大识字范围，使人民大众能阅读近代报纸。近代报纸是最近从西方引进的新东西，保守派对它极端反感。

　　 除了外交使团、报人、教育工作者和传教士以外，这座首都还诱来了艺术品搜集家、汉学家、进来就不再离去的旅行家，此外还有退休的外国人，他们是自己选中这里定居的，因为这里生活优雅平静，钱也很顶用。这里仆役成群，在西山有避暑别墅，在交民巷还有一个高尔夫球俱乐部和一个赛马俱东部；夏天可以举办野餐旅行，秋天则可以外出打野鸡，因而对于外国人来说，住在北京(就象一位怀旧的居民所说的那样)是“美不胜收的年头”。

　　 史迪威一家同霍斯福尔一家在交民巷外面、东城根的北总布胡同三号找了一座中国式宅院。这座住宅象所有的中国式房屋一样，是几套互相连接的四合院平房，窗户上糊着纸而不是玻璃。一座宅院有卧室四间，餐室、起居室、书房、办公室各一间，还有佣人宿舍，此时每月总共需要十五美元，外加相应的佣人工钱。通常一个军官家里雇用五到六个佣人，需要大约三十五美元。此外每办一件事要付回扣，即佣钱，这在中国人生活中是不可缺少的。史迪威夫妇于1921年2月生了第四个孩子，是个女孩，叫艾莉森 [ 译注：艾利森，她的中文名字是史文森。 ] ，于是他们雇用了一名兼当账房、茶房头和管家的头号男仆、一个二号杂役、两个厨师、一个洗衣女仆、一个保姆和一个力夫。

　　 语言教官都在华北协和语言学校学习。这所学校成立于1910年，原先是教传教士学汉语，后来扩大到接收在中国任职的许多外国顾问以及实业家和其他想学习的人。这所学校聘请了一百名教师，招收了三百名学生，为了见效快，采用了靠听觉的直接教学法。第一学年的课程(每天上课五小时)前六个月完全是听、说和掌握单字的发音与字意的练习。后半年则是阅读、翻译和与教师对话。学年完了时，学生要掌握七百个单字并能不费力地用这些单字对话。史迪威还参加有关中国历史、宗教、经济和时事的讨论会和讲座。这位语言教官从第二学年开始又增加了技术和军事词汇的学习。旅行是他的工作的一部分，既是为了进一步熟悉中国，也是为了有助于执行武官的调查任务。他每年都要考试，在三、四年的学习结束时必须掌握三千单字和讲一口流利的汉语。

　　 华北协和语言学校的创史人和校长成廉·佩图斯博士埋怨说，史迪威和霍斯福尔在加利福尼亚学到的发音很糟糕；发音不准会造成误解，因为汉语讲得最流利的外国人也会遇到困难。汉语讲得极好的老手爱德华·休姆博士对史迪威说，有一次他在乡下向两个农民打听去长沙怎么走。他们呆呆地看着他，他在重复问了几次之后终于不想再问了。当他继续向前走去时听到一个农民对另一个说：“好象这个外国人刚才问‘这是去长沙的路吗？’”

　　 史迪威也象所有的外国人一样，按照他名字的声音取了个中文名字，“SHIH TI－WEI”，写作“史迪威”。前面的姓氏含意是“历史”，后面的名字含意是“指导”或者说是“引向正确的方向”，走向“威仪”或“威望”——真是一个挑衅意味的名字。课余时间他喜欢逛集市、市场和商业区。他统一次购买的是一些牙雕，然后开始收集镶嵌扇柄，积累中国家具为将来在卡梅尔安家作准备。

　　 他看到了并存的中国的魅力与残忍。放风筝是人们喜爱的运动之一。风筝的种类繁多，有龙形的、楼阁形的和蝴蝶状的，以轻纱或薄纸做成五颜六色的翅膀。这些风筝带着哨子、响铃和木风笛在空中悠然舞动，色彩缤纷，正象一位观察家所描绘的那样，“加上那柔和的、不可思议的乐曲……犹如一群东方的小天使”。处决犯人的事也是同样盛行的。在拥挤着看热闹的人群围观下，刽子手将捆绑着双手的受刑者踢跪在地，然后挥起沉重的砍刀一刀砍下他的头，引起一阵喝彩声，“好！”当死者的鲜血喷出时，妇女和儿童们跑上前去，把一串串的铜钱浸在血泊里。以后把这种铜钱挂在小孩子的脖子上驱灾避邪。相去不远，就会看到在一个大凉棚下有一个身穿长衫头戴瓜皮帽的说书人吸引住了大概有一百个苦力和工人，他们是全神贯注的听众；他们蹲在地上鸦雀无声地倾听着古代侠义故事。说书人一边说唱，一边有节奏地轻轻敲打着竹板，说到富于哲理的段落则转为咏唱，说到描绘武艺的部分则敲起鼓来。

　　 中国的魅力起了作用。史迪威到北京还不足一个月就在陆军部发来的工作意见征求书上填写了唯一理想的职务：“驻华武官”。他在包括“西点军校”在内的所有其他职位下面填写了“不愿意”。

　　 在史迪威抵达中国三周以前，三个军阀(都是著名人物)结成了联盟，但是刚刚携手推翻了安福系军阀政府，他们便互相残杀起来，争夺支配权，也就是控制首都。现在控制了北京的获胜者是吴佩孚元帅；他是科举出身，是一位绅士派头的官吏。失败者是土匪出身的满洲之王张作霖元帅。在他们之间举足轻重的人则是农民出身的“基督将军”冯玉祥。

　　 吴佩孚确实自认为是公仆，关心公共秩序，希望在中国恢复一统天下的局面，他把这种理想置于个人野心之上。他身材细长、匀称，长方脸上有一双琥珀色的眼睛和一副鹰钩鼻子，显示出他出身名门。他言谈文雅，被外交使团视为中国迫切需要的铁腕人物的得天独厚的人选。有一次，为了接待一位美国报人，他在他的衙门的墙上悬挂了乔治·华盛顿的照片；他对客人说，他的愿望是为国家作出象华盛顿统一十三块殖民地时的那种贡献。他的军队纪律严明，甚至能按期如数发饷，因而引起别的首领们的不快，但是这确使他有了一支不会轻易叛离的军队，并得到了乡村百姓的信赖，因为他使他们免于军人掠夺之灾了。为了重建代议制政府，吴元帅恢复了1913年成立的议会，请回了召之即来的黎元洪。但是，吴在战场上虽然是一头雄狮，在政治斗争中却是软弱的。他的安排是不稳固的；“奉天虎”张作霖正在一边等待时机。

　　 这位体格瘦小但是大名鼎鼎的满洲元帅是1895年中日战争期间从普通士兵开始其生涯的，后来当了土匪，但在当局愿意赦免时他就投诚了。由于他是带了他的人马归顺的，所以获得了奉天城外一镇统之职。他凭借这个根基在日俄战争中靠先后向俄国人和日本人供应补给而发了财。他现在戴的黑缎子瓜皮帽上佩带着一颗著名的珍珠。据说这颗珍珠是世界上最大的。他在满洲的住宅的厅堂里摆满了黑麻栗木雕刻的家具、豪华的地毯、青铜器、玉器、字画和名贵的瓷器。他在保持着微妙关系的情况下，同日本人共同支配着他的管区。日本人将他们在满洲日益加强的工业开发工作的总部设在奉天。

　　 其他派系和督军都围绕着这两位元帅为控制华北进行的斗争时而结成联盟，时而拆伙另结联盟。其中势力最大的是冯玉祥。这倒不是因为他个儿很大。而是因为他象吴佩孚一样注意建立一支忠诚的、有战斗力的军队。他还在袁世凯的军队里当小兵时就开始改信基督教，而且信仰孙中山宣传的革命道理。他认为，要建立一支好的队伍，除了粮食、服装和军饷以外，还必须进行精神教育。在多变和混乱的民国年间，他同吴佩孚结成了联盟，并于1920年被委任为西北的陕西省的督军。他在北京同基督教青年会的中国会长结了婚。他用水龙给他的士兵洗礼，教他们唱福音圣歌和进行曲。其中部分歌词是“决不喝酒决不吸烟，决不赌博决不逛妓院”。他不赞成吴佩孚喝酒。作为一种暗示，他有一次在宴会上送给吴一个珍贵的瓷瓶。吴当即打开瓶子斟了一杯以谢厚意，结果他饮了一口便泼掉了，因为他发现瓶子里装的是水而不是酒。冯虽不完全赞同吴，却相信吴是在与自己一道为同一个最终目标——建立一个不受外国控制的统一的中国——而努力，因此较愿意与他联合反对张作霖，而不愿联合张作霖反对吴。

　　 从1920到1923年，即史迪威在北京的几年里，冯与吴结成联盟，先是对付几个督军的联军，然后于1922年对付张作霖，因为这只奉天虎又想独占华北。双方交战常常打到距首都不到十英里的地方，有时使城门一连一个星期都不敢开。入夜，外国侨民站在北京饭店楼顶上就可以观看炮火的闪光。大炮猛轰时，饭店大楼就象遇到了小地震一样颤动。有一次，史迪威不在家，街上突然子弹横飞，有几颗打进了他们的房子。史迪威夫人把孩子们都安顿在桌子下面，自己冒险跑到一个传教士邻居家里打电话给公使馆报告遭到了射击。但是这种危险没有受到重视。她得到的建议是：回家去，过一会就没有事了。

　　 武官和下属人员研究的问题是驻在国的军事。史迪威是在督军们互相争战的情况下开始接近他有朝一日终将指挥的中国军人的。他看到了吴佩孚的军队开赴战场的情况。那是一个长长的灰色纵队，用牲畜拉的两轮大车运送弹药、被褥和给养。这还算是优良的装备；一般的军阀部队只以叽叽嘎嘎乱响的独轮手推车组成运送给养的辎重队。在吴的军队里，象在别的军队里一样，很多士兵刚刚十四五岁，但是配备样样齐全，有背包、十字镐、铁锹、马灯、茶壶、油纸雨伞、闹钟和热水瓶。队伍后面跟着抬着棺材的苦力，这是为了让士兵们放心，他们一旦阵亡不会曝尸子荒野。吴的队伍都在灰色军装(冬季加进棉花则改为棉衣：中国军队都是这样)上佩带红臂章，以示派系区分。作为一条通则，这些臂章不得缝在衣服上，而是要用别针别上，以便改换阵营时很容易取下来。

　　 普通的军队作战都不激烈。部队开到战场时先站立片刻，向四周看看，从肩上取下步枪，不瞄准，胡乱打上一两枪便坐下来。炮弹也是随便发射的，经常偏离目标一华里左右，或者还要多。如果下起雨来，那些纸雨伞就统统撑开，好象一下子长出一大片蘑菇；这时战斗也就停止了。吴的部队优于大多数军阀的部队。这支部队在1922年同冯玉祥的队伍联合起来，把张作霖赶回了满洲。

　　 为了建立一个国民政府，吴佩孚曾邀请孙中山支持，但是享有中国大总统头衔的孙在同国民党的已无代表性的残存议会磋商后拒绝了。他要用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来统一中国。但是他的全部计划和联盟都失败了，各类合伙人也背叛了。他曾再三向美国公使推荐他的宏伟计划——由西方民主国出钱帮助在中国建立一个新政府的计划，但是没有人采纳。这个计划同孙中山的顽固的民族主义思想几乎是不相符合的，但是经过革命以来令他伤心的十年之后，他得出了结论，认为中国靠自己的力量是站不起来的。由于指望获得北方，他甚至一度同张作霖结成牵强的联盟，最后不出所料，联盟毫无实际结果。

　　 西方和本国同胞使孙中山失望之后，他便转向了愿意帮助的俄国，并于1923年同共产国际携手，1919年苏俄曾宣布放弃沙皇时代的全部条约和特权。这件事在中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因为这是第一个西方强国自愿放弃利益。但是到了付诸实践时，苏联人又有了新的想法。事实证明，他们既不愿意放弃在满洲的中东铁路，也不愿意放弃在蒙古的权益。尽管如此，在对自己的革命进程感到幻灭的中国人眼里，莫斯科的吸引力仍然是很大的，于是向共产主义的转变开始了。苏联也正在周围寻找朋友，寻找最终推进世界革命的新基地。苏联虽然承认在中国搞共产主义现在条件尚未成熟，还是同意帮助国民党实现国家统一和独立。依据与孙中山联合的条件，1921年建党的中国共产党人以振兴中国的合作者身份获准加入了国民党，并暂时同意由国民党来领导民族革命。

　　 孙中山也和军阀们一样无法确立统治全国的地位。他有政治哲理，但是没有力量；军阀们则是有力量而无纲领。他开创了革命并制定了革命方略，但是缺乏统帅之才和组织能力。一位同时代的人说，孙中山是半个圣保罗半个威廉·詹宁斯·布赖恩 [ 译注：威廉·詹宁斯·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1860－1925年)是美国政治家和演说家。 ] ，但是，即使他是半个乔治·华盛顿半个列宁也不大容易驾驭他的古老而执拗的国家。由于缺少一位君主，地方利益占了上风，地方割据削弱了国家的权力。

        史迪威到北京只半年时间就找到了摆脱公使馆生活的机会，并初步熟悉中国能展开活动了。在前一年(1920年)发生严重饥荒之后，国际赈济委员会要求把他从陆军借出来担任山西省修建公路计划的总工程师。从1921年4月到7月，他在工地工作了四个月，每天同中国官员、村长、承包人、工头和劳工一道工作，按照中国方式睡觉和吃饭，徒步或骑马巡视工作情况，指挥，哄骗，讨价还阶，耍“面孔”把戏，了解中国人的习惯、特性和相互关系。除了在西点军校当学生时学到的一些知识以外，他并没有接受过有关工程建设的训练，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但是他有自信心，而且象尤利西斯 [ 译注：尤利西斯(Ulysses，——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人物奥德修斯(Odysseus)在特洛伊战争中献木马计，使希腊军队获胜。 ] 一样，从来不肯在一个地方久留。他渴望有机会外出，在实际环境中使用新学到的汉语，因而他一听到筑路工程的消息就要求担负这项工作。由于在山西修筑公路的工作，史迪威在第二年又承担了一项更重要的使命。这次筑路工作在使他在他的生涯中更深地涉入中国事务方面起了重大作用。

　　 修筑山西公路的部分目的是使逃荒的饥民有工作可干，但是主要还是为了控制饥荒而采取的一个长远措施，因为改善运输条件以后，从未发生过饥荒的西北各省的余粮就可以运进灾区。除了铁路和河流以外，中国几乎没有运输车辆行驶的公路。中国政府没有习以为常地进行救济工作。即使偶尔发放储备粮应急，从来也没有及时发下去防止大规模饿死人。由于已经习惯于西方那种“有所作为”的冲动，中国允许外国活动家去做他们能够做的事，但是东方人的态度是不强求人去征服环境。千百年来的灾害已经使中国人习以为常了；大量地死人，但又大量地生人。1920年发生了一次据说是四十年来最严重的灾荒，“一群群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眼神呆滞、骨瘦如柴的人们摇摇晃晃”络绎不绝地走向城镇，挤满了各个小车站。农村里一片荒凉，看不到一点春季作物，只有一座座坟丘隆起在褐色的地面上，大风卷起一阵阵黄土在荒芜的宅院上空飞扬。

　　 在北京举行的国际赈济委员会会议听取了关于紊乱的运粮工作、官员们不称职和贪污受贿以及粮食投机活动的报告。然而各个委员会是持“乐观看法”的，认为中国官方已终于清醒过来，“愿意把这件工作交给外国的一些委员会和美国红十字会，而不再信任县级和省级官员了”。这就是西方从事活动和中国接受这种活动的模式。在呼吁美国公众捐助中国赈济基金时，威尔逊总统在一篇反映出典型的美国观点的谈话中说：“中国人民切望得到我们的咨询意见和有效的领导。”中国人自己却从未把物质援助同咨询意见和领导混淆起来。他们指望从美国得到的是物质援助。在传教士们的鼓动下，基金募集运动在美国极为成功，捐款十分踊跃，以至钱有了剩余，故而使筑路计划得以实施。

　　 史迪威个人认为，传教士们故意渲染了灾情，他们的理由是他们在危难之际弄来钱和粮，促进了基督教的事业，因而是对的。他写道，由于不得不“顶住官员们的消极抵抗”，他们才有可能“为人民做一点政府不能或不肯做的事”。

　　 到了工地(在那里地方利益高于一切)以后，他发现山西省的官员愿意帮助而不是阻碍筑路工作。这是因为山西督军阎锡山的影响。他是一位进步的、讲究实际的强调物质的人，他享有“模范督军”的称号。他明智地看到，他只有靠改善省里的条件而不是靠榨干油水来壮大力量和积累财富。他向公路穿过其田地的地主们说明修公路的好处时，他们没有抵制，并允许筑路工平掉老坟地，甚至自动将一些新坟墓移走。

　　 计划中的这条公路全长八十二英里，起点是汾州 [ 译注：汾州——即今汾阳，1912年改称为汾阳。 ] ，终点是黄河畔的军渡。史迪威得到的指示是修一条二十二英尺宽的石子路，坡度不得超过六度，8月1日完工。他手下有十二名外国助手，一名美孚油公司土木工程师、一名瑞典采矿工程师、两名挪威传教士和一名英印军队预备队军官。修筑公路的地区到处是岩石，山峦起伏，间有一些盛产农作物的旱涝保收的河谷。史迪威写道，到处可以看到中国农民“赶着慢吞吞的老牛，拉着纪元前的犁”在山坡上耕地。那些山坡十分陡峭，“单单每天爬到田里的艰难路程就会使一个白种人望而生畏”。

　　 这条路线沿着一条河谷，穿过一个山口又进入另一条河谷，“下余的一段尚未确定”。史迪威每天骑马或步行数英里，每个晚上睡在不同的地方(为了逃避臭虫和虱子常常睡在户外)，指挥六千人的工作。他要指导中国测量人员，帮助工段工程师，指定修路队的位置，决定公路坡度、什么地方留交叉路口、什么地方劈山填沟，还要设法掌握当地方言。幸好有许多人会讲官话。

　　 这个地区的住宅大多是就山凿的窑洞，正面筑起石墙，留一个石砌的拱门。石匠多得很。史迪威同小承包人打交道，要他们承包破石工作，提供石灰、界柱、骡子、水桶和筑路劳工，而避开城镇里来的油嘴滑舌、穿着绸缎长衫的商人，虽然他们表示愿意全部承包下来。他喜欢同穿着补钉裤子和肮脏衬衫的李茂林打交道而不愿意同那些“过分文雅，走不上六七步就喘不过气来”的胖绅士们打交道。

　　 使用镐头和铁锹的铺路工大多是为了挣点钱来打短工的小农。他们编成三十人左右的小队，每个小队有一名监工和一两个厨师。段长(监工)提着一根手杖，戴着草帽，穿着干净的衣服，总是躲在树阴下打盹儿，他们派出人放哨，一看到史迪威来就报信。当工作干得不好时，“面孔战”就开始了。史迪威申斥监工，监工便吆喝铺路工快干，铺路工倒“觉得这样做戏很有趣。他们知道这都是做样子给人看的。如果这个外国人从监工背后给他们使个眼色，他们就会会心地抿嘴微笑”。当“这位总工程师接连遇到一些人明白他开的玩笑(即使是拿他们取笑)并同旁边的人们一道尽情大笑时，他对整个民族产生了好感”。

　　 在永宁州 [ 译注：永宁州，1912年改为离石。 ] ，史迪威受到了当地驻军团长和市长的欢迎。他们设盛宴款待他，各种知名和不知名的菜肴五十七道，宾主用小酒盅畅饮浓酒。他应邀检阅了当地军校学员。学员们随着军号声列队前进，“那号声忽高忽低，不顾效果。”第二天早晨他们一直送他到城门口。“当这个穿着旧衣服，骑着一匹瘦马的洋鬼子告辞时”，身穿崭新军装的团长和身着锦缎长衫的健壮的市长向他“深深地鞠了一躬”。接着“空着想吃早点的肚子，却饱享了荣誉”的史迪威扬鞭上路了。

　　 史迪威在山西可以撇开北京的舒适生活，直接看到中国的基本需要；他看清了它所缺乏的种种东西和所需要的一切东西，以及地方铁腕人物是如何解决面临的问题的。阎锡山依靠典型的、卓有成效的机会主义手段凿通了权力之路。1912年他在被袁世凯任命为山西军事长官之后，不失时机地同安福系军阀达成协议，因此又于1917年获得了行政长官的职位。在通常情况下，一个省的行政长官和军事长官相互起着监督作用，但是正象史迪威后来给《步兵日报》写的阎锡山小传中所说：“一个人身兼两职就控制了全部统治机器，可以为所欲为了。”阎锡山在其后十年中使他本人和他这个省置身于国家权力斗争之外，并竭尽全力从他的地盘里取得大笔收入。

　　 他修建了公路和桥梁，开凿了大量的灌渠，鼓励植树造林，鼓励种植棉花和养蚕造丝，引进了在加利福尼亚试验过的改造贫瘠土地的方法，从各个国家进口了美利奴绵羊、谷类和牧草，促进了文化学习和公共卫生事业，建立了小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开展了反对留长辫子、缠足和吸鸦片的运动，还出版了规定山西一千万人口都要学习的公民守则。重视物质福利是新中国的一种主张。中国传统的维新运动关心的是品行和道德。阎也没有忽视这个方面，他办了一个“净心院”，自任院长。他的增进人民福利的计划并不彻底，不包括减租减息。

　　 人们普遍渴望中国出一位领袖，在这种情况下，阎锡山引起了很大的注意。一家美国报纸写道：“中国发现了一位摩西 [ 译注：摩西(Moses)——基督教《圣经》中传说领导犹太人(希伯来人)摆脱外族奴役的领袖。这个词后来发展成为领袖的意思。 ] 吗？他会领导他的人民走出荒野 [ 译注：走出荒野——《圣经》中传说摩西于公元前1200年率领犹太人从埃及迁移到上帝赐地迦南，这个词后来转意为摆脱苦难。 ] 吗？”许多外宾前来参观并受到“模范督军”的款待。他身材高大，面部虚胖，有一双严厉的眼睛，但是显然很有文化修养。他坐在洋式摆设的餐桌旁主持宴会，身边坐着在牛津大学受过教育的中国秘书。桌子上铺着织花台布，摆着银器、石榴红水晶酒杯和巧妙地折叠成玫瑰花、鸟和宝塔形状的餐巾。饭后由男仆举着用长长的杆子挑着的彩色罗纱灯笼陪送客人们穿过月下的花园。阎长官对客人说，他希望使山西成为他的国家改革的发酵剂，但是又很现实地补充说：“中国是个很大的面包。”

　　 史迪威冒着酷暑奔走在尘土飞扬的筑路工地上。他的野战背包里装着筷子、汗衫、罐头食品和备用袜子。他享受不到这些殷勤招待。然而，在那些传教士家庭所喜爱的避暑胜地，春光明媚的北川河谷地，他发现了一个可以把全家人接来度夏的好地方。在那里，花上大约四十美元就能租到一座寺庙或旧磨房住上一个夏天。

　　 他于6月份返回北京把家属接来。这一家人乘火车到了晋中以后改乘一辆只剩下空车架子的破旧福特牌汽车继续赶路。史迪威驾车躲避着路上的辙窝和坑塘，他的妻子、几个大孩子、保姆和婴儿坐在几块厚木板上，一直处于精神高度集中的状态。马车拉着仆人和行李跟在后面。农民们穿过作物已经成熟的田地跑过来看这辆“火车”，由于激动甚至踏倒了小麦。史迪威夫人写道，每次在路上停车时，“我们四周就围了大群目光凝视、带有敬畏神情的人。当我为了不让孩子哭闹而给她喂奶时，老百姓就围上来，看看这个洋人是不是也用同样办法喂奶。”当这辆卡车陷住开不动时，村民们就帮助推上陡坡或拖出小沟，他们因车子竟然乱跑而发笑。“每次他们帮忙后，乔总是拿些铜钱给他们，他们总是不愿意要。”到处可见的是笑脸、污垢和疾病；有一位快活的老太太脖子上竟然长着一个柑桔袋子那么大的甲状腺肿瘤。

　　 史迪威一家住进了一所磨坊。那里有经过粉刷、通风而宽敞的房间、粗糙的房梁和爬上墙壁的牵牛花。院子外面有树木和鸣鸟、一眼可饮的清泉、间有金凤花的草地、一群群的绵羊和山羊。7月底，史迪威将剩余的筑路工作交给了一位助手，自己休息，在租下的磨坊里度过夏季剩余的时光。他除了同其他外国人家一起郊游和打网球以外，把余下的时间用于写作。他继续按自己的习惯，写一些描述耳闻目睹的外国生活的短篇小说和小品文。他给《亚洲》杂志写了一篇有关筑路工作的文章，获得了一百美元。但是他的第二篇文章《中国生活散记》未被采用，这可能打消了他进一步发表作品的念头。尽管如此，他还是继续写下去了。在他所写的有关中国生活情况的小品文中，他自己旅行的见闻跃然纸上。例如在一个火车站，来往两股人流相遇时，有“尖声喊叫的奋力搏斗”者，有呼唤力夫者，有的从车窗扔出箱子、篮子和包裹，另一些人则把自己的东西扔进车箱然后拼命挤上车去。这场混战最后总算平静下来，乘客们“把自己和行李安顿好以后便开始有礼貌地互相问起姓名、故里和职业”。

　　 一家小客店，“院子里挤满了骡子、驮子和驮鞍、小鸡和猪……在一个人房间里，主顾们都躬腰坐在一张张木桌旁边，端着一碗面条，一边用筷子一边用嘴吸，把面条胡噜到嘴里……厨师拿起前一个顾客刚刚用过的碗，用一块象汽车库里的废棉纱头一样的黑抹布擦一下，然后从一口直径一米的大铁锅里舀汤面盛入碗中。接着他拿一双筷子，在裤腿上擦一下放进碗里，把碗递给一名堂官，堂官叫唱一声，把这碗面送给顾客。”这位洋人则喜欢用开水净碗，并“假装要把这碗开水浇在厨师头上。这样开了一个玩笑之后，所有在场的人都觉得他是很诙谐的大人物。以后他就可以随便行动了，甚至可以用小刀刮了筷子再用……为了避开必然有臭虫的土炕，他在一群看热闹的人围观下在院子里架起了吊铺，在猪的尖叫声、骡子的嚎叫声、苦力们的吆喝声和偶尔响起的夜间过路骆驼的铃声中昏然入梦了。”

　　 他对中国人民的描写不是依照社会学，也不是靠分析，而是直接依靠亲身经历；他笔下的对话十分精练真切，使人感到谈话人就在眼前，象契诃夫笔下的农民一样有声有色，神态逼真。碛口市市长希望这条新公路经过他这座城镇而不要经过毗邻的那个城镇，因为如果经过别人那里，碛口这个黄河港口的名声就会受到影响。有一位在高昌开客店的老奶奶把这位洋人拉进一个满屋苍蝇和好奇的旁观者的房间，她确信他知道该对一个病孩子怎么办。他还描写了一些乡下人：山西温和而有礼貌的农民在他问路时和蔼地回答他，还请他停下来喝口热水再赶路。提着筐子在路上拾粪的孩子们，等到驮子队一过去就蜂拥跑到路上“准确地向牲畜的粪便冲过去，用手将粪蛋拾起，轻轻地弄掉上面的泥土放到筐子里。他们仔细察看了路面之后便将获得的宝物提回去交给母亲，她们再把这些粪便铺开晒干。”

         除了史迪威的脾气所无法容忍的情况外，北京的社会生活还是惬意的。武官和助理武官从西点军校时起一直是他的朋友。后来助理武官由约翰·马格鲁德少校接替时情况就变了。马格鲁德在中国的事业常常与史迪威的事业相冲突。新来的语言教官、他们的妻子、包括美国公使雅各布·古尔德·舒尔曼的女儿在内的其他美国人及他们的朋友和追求者构成了一个互相请客和串门的小圈子。但是温妮不打桥牌，史迪威不打马球，公使馆那帮人觉得他们有点“与众不同”。史迪威喜欢在交民巷的两家饭店里同他的妻子跳舞，有一天晚上他甚至在一家饭店有意弄到被薄荷酒醉倒的地步。有一次他们打了一晚上麻将，发现“并不象预料的那样讨厌”。在舒尔曼家举行的二十五个人的晚宴实际上还是“很有趣的”。和往常一样，他很快就厌恶那些无聊的、装模作样的人。他在日记中说一对夫妇“男的是个自大的蠢驴，女的是个自鸣得意的笨蛋”。

　　 他更愿意同家里人在一起。孩子们长大了，他做父亲的义务和乐趣也增加了。他在家里教两个大孩子乔和文思学习，孩子们生了病他要发愁，他带他们到城墙上漫步，到十三陵远足，编写带有图示的动物寓言诗，指导孩子们玩自己想出来的游戏。

　　 11月，史迪威带着一批记者和赈济委员会成员参加了他们修筑的汾州——军渡公路首次通车仪式。十一年以后，他的朋友、参加过通车仪式的国际新闻社记者约翰·戈特寄给他一张剪报，是《字林西报》登载的有关中国人历来不会保养公路的消息。这家报纸报道说，史迪威修筑的从汾州到黄河畔的公路，由于从来无人保养，“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了”。

　　 1922年，这条公路的总工程师被邻省的军阀、陕西的基督将军冯玉祥看中了。中国文明的发源地陕西省是个到处有梯田和岩洞的丘陵地区，三十年代共产党人经过长征后在延安一带驻扎下来。陕西盛产棉花、羊毛和小麦，又有丰富的矿藏，本应是个繁荣的地方。但是它没有发展起来，原因是那里的人吸鸦片，土匪猖獗，但是从根本上说，还是因为交通不便。陕西省没有铁路，只有一条从黄河河畔的潼关通往省会西安的全长大约九十英里的“所谓公路”。这条公路不过是一条没有经过任何测量，用铁锹铲出来的小道。冯玉祥同赈济委员会举行了谈判。赈济委员会答应从潼关修一条到西安的名副其实的公路，仍然由史迪威担任总工程师。

　　 他乘火车到了河南，距陕西边界还有大约一百英里，但是再往前就没有铁路了。这段路程靠的是一个有五十辆骡车的车队。除了这些大车，他们的队伍里还有骆驼、其他驮畜、独轮手推车、徒步走的人和护送他们穿过土匪区的二十名军人。“我们在满天尘土的情况下，在各种吆喝声配合成的大合唱和劈劈啪啪的鞭子声中出发了……我们这些人看起来活象一队迁移的卡尔马克人 [ 译注：卡尔马克人(Kalmucks)为蒙古族之一部，居于蒙古西南及苏联窝瓦河下游，以游牧为主，经常集体迁移。 ] 或前往加利福尼亚的一批四九佬 [ 译注：四九佬(49ers)，指在美国淘金热时期，于1849年前往加利福尼亚淘金的人，转意为参加前往有新发现的地区去的行列的人们。 ] 。”这个车队在十分糟糕的大路上缓慢前进，常常同对面来的独轮手推车队伍阻滞在一起。那些独轮手推车上装着一包包的棉花，婴儿被置于车子的一侧，母亲坐在另一侧，父亲推车，还有一两个小男孩在前面拉着。乞丐躺在路旁，农家孩子提着四齿粪叉和粪筐拣拾拉车牲口和人的粪便，这些人使得交通更加拥挤。每前进一步都是“费尽气力、满头大汗的中国人同他们那些笨重的车子和不听使唤的牲口不断斗争的结果”。每当两辆手推车在尖叫和谩骂声中互相顶牛时，其余的行人和车辆“只能停下来，等待他们了结纷争。在这样一条道路上人们还能前进，真是奇迹。你亲眼看到之后就会恍然大悟。原来是每个人都情愿等一会，或者让一让路，让别人先过去。”

　　 这样旅行四天后到了陕西边界。又花了四天时间才到达省会。为了逃避大车的可怕的颠簸，史迪威每天要步行八到十二英里，艰难地走过辙窝和泥坑，还要吃不少的尘土。夜晚住在一座“肮脏的、跳蚤成灾的城镇”或者住在一座“污秽的客店”。有一次甚至在一家鸦片馆过夜。干重活的苦力“不断走进烟馆买十个、十五个或者二十个铜钱的鸦片。他们把钱和小烟锅一放，便得到一份鸦片”。史迪威注意到，十个铜钱占他们每天工资的百分之三十，“可怕地消耗掉了他们的钱财，且不说他们的健康要有多大损失了”。中国的穷人嗜好鸦片是因为这东西可以减轻饥饿的痛苦。一个人先是偶尔吸一点，后来就成瘾，这样他便被鸦片冲决了防线，精力耗尽，日益消沉，史迪威气愤地写道：“冯为什么不禁毒呢？将鸦片查获焚烧，把大烟贩子拉出去枪毙。”他自问自答说：冯如果这样干就会引起暴乱；此外他靠鸦片税得到大笔收入，一部分送给吴佩孚，余下的钱充作自己部队的军饷。

　　 一进入陕西境内，史迪威立即看到了这位基督将军统治的种种迹象。军队在街上行进时唱着圣歌。以“节省弹药”为主题时唱“听阿天使在高唱”，呼吁人民使国家免于衰颓时唱上帝赞美诗。粉刷过的墙上用蓝色颜料写的说教，劝告公民“不要吸烟，不要饮酒”，“公平交易”，“孝敬父母”，“耕地、织布、读书”。店铺挂出的招贴板上写着各种醒世箴言。史迪威感到纳闷：“要改变人们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是这么简单的事吗？且不说那些顽固的人了。”

　　 冯并不是仅仅采取规劝的办法。他发动了一场旨在使军人成为现代国家公民的学文化运动，要求他们每餐饭前学习两个生字。军官们，甚至连他们的妻子和女儿也参加读书班。冯的计划中还包括教育高级文官、地方官、警官和公共卫生负责人，以及象阎锡山在山西那样兴办水利和改良土壤。史迪威在冒着风尘前往西安的途中，没有看到多少情况表明展开了这方面的工作。但是他注意到士兵们“个个精神饱满，他们的枪擦得很干净”。

　　 使人恼火的事很多：坎坷不平的公路和一瘸一拐的骡子、“仍然在打瞌睡而不肯动身的懒惰的马车夫”、有露天粪便池的客店院子、烦人的叫化子、一次刮两三天的大风沙，然后是一连数日的大雨并转为下雪。公路两侧还可以看到紫罗兰和明代的纪念碑。在黄河的一个隘口，登高眺望，灿烂的阳光照耀在对岸长满嫩绿色禾苗的低地上，构成了一幅悦目的景色。再往西面，天气晴朗，白雪覆盖的崇山峻岭闪烁银光。

　　 进入土匪出没的地区以后，他们看到路旁一棵树上挂着一颗人头。当天夜里，土匪伪装成军人杀死一名中尉和一名士兵。再往前，在一个小城镇外面他们又看到一具土匪尸体。这个人是被枪毙以后放在那里示众的。死人的事就象中国的风沙一样平常，比比皆是的坟丘便是标记(这些坟丘年长日久就会逐渐消失，坟地又变成了耕地)，可以见到死人是一具女婴尸体，她是溺婴做法的受害者，被丢在坟地里无人掩埋，任凭野狗吞噬。

　　 到了距省会还存有一天路程的一个温泉，史迪威得知冯督军已传令请他使用冯的专用浴池。这是他离开北京以后第一次洗澡。

　　 4月3日他进入了汉唐两代的古都西安。西安市的城墙是中国最高最厚的城墙，但是现在城内荒废着大片的空地。满族人居民区也是这样，那里只有类似芥子大的油菜地。几条主要的商业大街是多年前铺设的石板路面，但是仅有的几座用砖新建的校舍和政府机关建筑物简直是一群会吓坏建筑师的怪物。这些建筑物的“正面看上去象西班牙的教会式建筑、乡村汽车库和豪斯公司二号式样的一个大杂烩”。这座城市的燃料是煤，在一个街角市场按英镑计价出售，是用独轮手推车从九十公里以外的潼关运来的。屋外架子上晒着兽皮，主要大街繁忙拥挤，携带着雨伞的士兵络绎不绝。史迪威感到很难想象这座城市昔日的威严堂皇是什么样子，但是即使已经衰败，西安人还是想出了享乐的办法。他们在鸽子尾巴上系上各种音调的竹哨；数以百计的鸽子在上空盘旋时便发出象管风琴那样的声音。

　　 史迪威被带到设在老皇城的司令部去见这位督军。他已经利用军人劳动用旧墙拆下的砖把这座皇城重建为兵营和练兵场。冯玉祥是一位四十一岁的彪形大汉。他决心舍弃一般军阀的豪华生活，住在一座“整洁的小砖房里。他说话慢吞吞的……是一位实实在在、没有架子、易于结识的人”。他们开始讨论筑路工程，但是看来冯并不很感兴趣。史迪威在进一步交谈中发现，这是因为“他并不关心我是否能修筑成这条公路；他想谈军事问题”。冯请史迪威次日再来参观他的武器库并当即陪他看了看兵营和工场。

　　 在兵营里，每一个士兵宿舍内都挂着一张中国地图，上面用鲜红的颜色划出近五十年内丧失的国土——印度支那、朝鲜、福摩萨、旅顺。每所房子的山墙上都画着陕西、中国和世界地图。士兵们(比一般中国兵要整洁得多)正在练习单杠大轮转动作，而且他们的熟练程度令人有些吃惊。“请告诉我，世界上还有什么团体的人能一个个地到单杠上去作一个大轮转动作。”另一个令人吃惊的情况是看到休息的士兵正在读圣经。在教室里，他们正在读书写字。在工场里，他们学习一门手艺，例如纺织工、木匠、家具师、鞋匠、裁缝和铁匠。鞋匠车间由一名军官负责，他也同士兵们一起劳动。“这也是令人吃惊的。看到一个上尉粘鞋面觉得不符合一般军务观念。”史迪威发现有一些有前途的二等兵和军士未经考核就被任命为少尉和中尉。晋升到上尉以后要上半年的教练课，这就是他们受到的唯一的理论训练。

　　 第二天，冯将军的参谋长来问了“有关飞机、坦克、枪榴弹等许多问题”。然后督军本人又来同史迪威就各种武器交谈了一个小时。“他们对这些新发明的用途一无所知，竟然谈到用坦克保卫桥梁”。史迪威向冯“解说了斯多克迫击炮”，“我尽最大努力说明飞机、坦克和枪榴弹的设计目的和用途；他把钱浪费在这些东西上又是多么无益。有他的步兵和机关枪，一个命令下去，省内还有什么不能很快收拾得干干净净呢？”这并不是冯想听的话，但是史迪威坚持己见，“希望说服这位确实令人钦佩的汉子不要把他的财力浪费在对他来说是战争装饰品的东西上。”

　　 那天晚上他同冯一起吃了饭。出乎他的预料，那一餐饭相当不错。由于冯信奉基督教的事和他的农民英雄特色已为人们广泛宣传，外国报界特别推崇他，喜欢描绘他身穿朴素的棉大衣，同士兵吃一样的饭菜。但是史迪威发现，“这餐饭根本不是‘普通一兵’的伙食，而是有肉丸子汤、鲜蔬菜、鸡肉、烤羊肉、莲子、炒鸡蛋和馒头。

　　 史迪威在西安停留了四天，同承包人、中外工程师和助手们商量了工作，然后把从冯的军队里调给他当筑路工程监工的四十名军士集中起来前往城北二十英里的工地。他让领班的工头们为这条从黄河支流渭河东去的公路修筑一段样板看看，结果使他感到比较满意。看来这些人特别能干；他相信稍加训练他们就会干得很好。在渭河河津一片混乱，七八条平底船上挤满了骡子、大车和人，由船夫们在船尾推动，不时有骡子落入水中，船夫们叫着、笑着、或者从船上走过时掉进破洞里。史迪威是被一个苦力背上岸的。

　　 八百名劳工开始筑路，他们拿着“唐朝的镐头”、木锹和极少的几只土筐，连一个夯箕都没有。事实证明，在这种条件下筑路工作是很难上轨的。下面的工人水平太低使工头们感到失望。一周过去了，他们“仍然没有任何进展。无法使工人干活……讲过几十遍还是干不好……工作搞得一塌糊涂。”但是“慢慢地混乱局面变得井井有条了”，史迪威可以感觉到工程确实在不断进展。恰恰在这个时候北洋军阀重新开战了。

　　 据说是张作霖在“发难”，冯的部队奉命前去帮助吴佩孚。冯的部队一队队地向东开去，史迪威手下的大车被征用了，工头们也不见了，显然筑路工程不得不作罢。冯的参谋长前来邀请他同军队一起走。4月21日，他不顾陪同人员希望他拖延几天的这一令人难以理解的竭力请求，经原路东行。刚刚走了两英里，一名累得筋疲力竭的通信员骑着自行车赶上来，背上背着督军作为礼物送给史迪威的一块毛毯。这个骑车人把毯子交给他以后便坐在地上起不来了。史迪威继续前进，路上遇到了冯的一批参谋，“个个垂头丧气，悲叹中国的命运”。他同他们一样也感到忧愁。史迪威想，冯如果有几年不受干扰，他可能已经控制了局势，消灭了土匪，已经动手解决鸦片交易并有获得成功的某种希望。可是现在，“唯一显得愿意为争取建立社会治安和建立象个样子的政府而奋斗的一个人”已被拉回到无休无止的派系战争中去；陕西也回到老路上去了。

　　 在潼关(位于黄河河湾的一个古老的边境要塞，它有大门，几条石铺的斜路通向大门)，史迪威在一座旧寺庙里出席了冯举行的送别宴会。督军叫来一个团让他的客人检阅；向部队介绍时称史迪威是欧洲的史营长。对地方上的中国人来说，知道是外国人就行了，很少区分他们的国籍。

　　 史迪威这一行人花了十八天时间，沿着黄河的支流、东北西南流向的汾河的河谷走到了山西省会太原。他们穿过了不毛之地和生长庄稼的良田、树林和葡萄园，象去的时候一样，领受了风沙和雨水，闻到了臭味，经过了肮脏的地方。这次不同的是，多了炎热的天气。在一个客店里，史迪威被蝎子蜇了一下，“躺在床上汗流浃背，彻夜未眠，觉得混身都有蝎子似的”。他沿途注意到古老的拱形石桥极多，但是往往拱石已经塌掉了半边。“为什么不修复，老天爷，不能修。为什么要修呢？”他得出结论，认为当代中国人是“建造这些桥梁的人们的不肖子孙”。这个结论还不能全部说明问题。公益事业之所以没人干是因为下层官员没有薪俸，而是依靠收税和勒索人民为生，结果就造成维修公路桥梁和铺设下水道的事无人问津的状况。

　　 然而中国人的耐性和好脾气是令人钦佩的。当某个马车夫常常把车陷进沟里时，其他人“每一次都高高兴兴地帮助他拖上来”。为了拖出陷住的车，“他们把三头骡子套成一个纵列，由一个人驾辕”，拼命地向前拉，“尖声叫着，吆喝着，笑着，滑倒在泥水里”。需要临时架个桥时，他们就“把车轮子卸掉，把车身翻过去横放在河沟上，桥就算搭好了”。虽然在发怒时挖苦地谈到“大车、骡子、车夫，这样地排列智力顺序”，但是他却逐渐喜欢起他那“一对爱开玩笑的马车夫、老郭和老邝；两人都不到四十岁，都为自己的职业而自豪”。他为他们每人买了一双鞋，还有一次请六个车夫吃了早饭。

　　 史迪威有时坐车忍受颠簸，有时下车艰难地步行；忍受着肮脏的环境、炎热的天气和通宵的不自在；有一次在下过大雨之后，甚至在漆黑的夜里趟过一英尺深的水走完了最后两小时路程，但是到达时却发现城门紧闭。经过这样许多天的长途跋涉，他终于到了太原，从那里乘上开往北京的火车。这一次他未能建成公路，但是同中国的军人和老百姓一起生活和工作了一段时间，还同一位杰出的领导人交了朋友。史迪威在返回北京的旅途中，看到张作霖的运兵列车从满洲南下去同冯和吴的军队作战，结果以失败而告终。两年以后，冯又转身与吴打了起来，一跃而成为北方的领袖。他后来在二十年代末期的决定性年头成了一位关键人物。当时史迪威再次到了中国，他们又见面了，以后史迪威每次到中国，他们都要见面。多年以后，史迪威去世几天，史迪威夫人正在她的卡梅尔的家里的楼上，突然听说有一位叫做“基督”的客人来了。她感到莫明其妙，下楼后发现在客厅里等候的是身材高大，长着炮弹形脑袋的冯玉祥。冯说：“我是来同你一起悼念我的朋友史迪威的。” [ 注：那是冯玉祥第一次到美国。他在前往苏联访问的途中，因所乘的轮船失火而死于黑海。 ]

        1921年冬季，也就是史迪威两次筑路之行之间那段时间，远东继义和拳围攻各国公使馆事件后再次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那年冬天举行的华盛顿会议为以后的许多事创造了条件。从时间上来说，这次会议恰恰在义和拳叛乱和珍珠港事件之间。这次会议是美国倡议并同英国商议后举行的，最初是英美两国的事，它们的目的是既要在太平洋确立可靠的均势，又不必花费海军军备竞赛开支。由于美国公众显然未准备拿出钱来实行一项赛过日本海军的庞大的建设海军计划，因而要取得并保持有利的海军比例和保卫菲律宾群岛，唯一的办法是商定一个限度。同时，召开这次会议也是为了缔结一项国际条约，在此基础上通盘解决各国在一些地区的利益。这种做法取代了已经到期而有待延长的英日同盟，因此还有一个额外的价值，使英国可以体面地摆脱一个讨厌的同盟——美国和加拿大也象英国一样渴望达到这个目的。

　　 美国的利益还要求鼓励解决中日冲突，因为这样做有可能加强中国的地位。其主要鼓吹者——国务卿查尔斯·埃文斯·休斯和前国务卿伊莱休·鲁特——的进一步动机是想通过在国际努力中起带头作用的办法，来显示美国对世界事务的责任心并为抛弃国联的事赎罪。

　　 山东问题使美国问心有愧。共和党人在选举哈丁总统的竞选运动中充分地利用了山东问题，以致共和党的一位负责人说，它是“共和党人用以捞选票的最有效的问题”。这一点可能使共和党人感到有义务做点事来纠正他们曾大喊大叫地谴责过的不公正做法，但是国际会议的召开常常不是只出于良心。休斯国务卿之所以要求将中国问题列入议程，是因为日本的扩张有可能把那个地区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最终排除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利益。他希望国际上支持中国“独立”和重新肯定门户开放政策，从而限制日本的扩张。

　　 关心中国的“独立”与“完整”主要是美国的政策。英国虽然不热心，但是由于指望在会议上捞到别的好处，也采取了这种政策。英国在中国的利益比美国大得多，它是被建立通商口岸时期的观点所左右的，认为中国永远没有自己治理的能力。许多美国人也是这么看的，但是美国的舆论总的来说反应了传教士和教育工作者的信念，认为西方教育和西方的办法是有感染力的。只要让他们的学生，诸如孙中山博士和他的门徒这类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人，有机会实行这些办法，就能够建立起一个稳固的政府，这也将证实传教士们的一片苦心并非白费了。

　　 中国在华盛顿会议上大声疾呼地提出要独立。中国要求的这种独立的确实证据是废除不平等条约。虽然美国的舆论倾向于支持这一目的，但是休斯国务卿等决策人当时还没有准备走到这一步。他们最后是要对此负责的。因此中国至少应该收复山东，这是更加合乎情理的事。休斯坚持了这一点，据报道，他(当时六十岁)说：“我老了，希望看到山东问题在我去世以前得到解决。”

　　 尽管不断遭到美国的抨击，日本仍然未履行将租借地区的主权归还中国的诺言，但是它既非一味地扩张，也非(1921年)一味地与西方敌对。实际上存在着两个日本，一个是好战的日本，另一个是开明的日本。正象一个瘦人在一个胖人体内闹着要出来一样，日本那个开明派的可变身躯在二十年代里曾挣扎出来在受围困的情况下有过短暂的全盛时期，后来再次被吞了下去。各民主国家在大战中获胜给日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提高了日本议会党团和稳健派领导人的声誉。他们没有开展海军实力竞赛或推行野心勃勃的军国主义的巨大胃口，而是主张与中国建立睦邻关系。他们担忧与英国的联盟不能长久，希望美国承认日本在太平洋一些岛屿的托管权，由于这些原因，日本出席了华盛顿会议。

　　 这次会议从1921年11月到1922年2月，开了不到三个月，相当于巴黎和会一半的时间。包括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和葡萄牙在内，一共有九个国家参加会议。这些国家出席的原因各不相同，有的是出于民族自豪感，有的是为了海军力量或在远东的利益。俄国在这方面有直接的、长久的切身利益，但是它的政府没有得到承认，因而尽管它愤怒地提出了抗议，仍然没有被邀请与会。中国代表这一次与以往一样，一心要修改条约，争取关税自主权和收复山东。休斯国务卿竭尽了最大的努力说服他们就山东涉及的含糊的权利、贷款和租借问题直接同日本人谈判，而不要公开拿到大会上去。他们最后同意这样做，条件是休斯和英国首席代表白尔福要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中国代表未能出席预定的首次会议；经过了解发现他们被一批反对直接同日本谈判的愤怒的中国学生围困在中国公使馆的浴室里。其后双方举行了三十六次会议才达成了一项协定。根据这项协定，日本再次表示(第一次以条约形式而不是口头许诺)同意归还租借领土，只保留某些经济权利。

　　 华盛顿会议的各项结果大体上已体现在下述公约和协定中：确定美、英、日在太平洋的海军比例为五比五比三的四国公约、关于禁止在太平洋领地设防的五国公约、关于中国问题的九国公约，此外还有一些单独的协定：山东问题协定、日军撤出西伯利亚协定。多事的雅浦岛问题协定和最后取消一直刺痛美国良心的兰辛－石井协定的协定。最引人注目的是限制海军军备问题。这个问题是从休斯在会议之初提出的很有气魄的建议开始的：他建议三个海军强国放弃计划好的造船方案，总共有六十六艘主力舰和其他船只。但是，禁止设防协定更重要，依据这项协定，日本允诺不在托管岛屿设防，美国答应不在菲律宾、关岛和阿留申群岛设防，英国保证不再加强香港防务。

　　 最大的成就是九国公约。公约中娓娓动听的四项原则规定了为实现一直是普遍——或者说几乎是普遍——希望的但又难以达到的目标所必要的一切措施。这个目标就是：一个强大、独立、统一的中国。公约中规定缔约各方保证做到“(一)尊重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与行政的完整。(二)给中国以最充分的不受干扰的机会，让它建立和保持一个有效力的和稳固的政府。”(三)维护“各国……商界和实业界机会均等”的原则。(四)不得利用中国现状“谋取”会削弱友邦公民权益的“特别权利或特惠”。

　　 这就等于各缔约国保证尊重中国的完整，而又没有保证在中国的完整遭到破坏时要给予保护。由于给美国的门户开放主张增添了条约的约束力，这种保证再次使美国人感到自己是中国的道义上的保护者。这样一来，无需采取任何行动就勾销了美国在山东问题上的罪过。这个公约既然是原则性的，完全没有害处，显然又是非常偏向中国的，参议院也就以六十六比零票予以批准。参议院对待条约并不总是这么温良的。由于中国还没有一个可靠的政府，各缔约国没有主动表示要废除不平等条约，但是都作出了愿意修改这些条约的姿态。他们答应成立一个委员会“研究”治外法权，还成立一个委员会“审议”关税问题，并同意如果不能归还中国要求归还的关税自主权，也应当增加它的海关收入。这两个委员会终于在1925和1926年举行了会议并作出了决定，但是那时由于国内动乱和中外冲突复起，这些决定未能实施。英国在华盛顿会议上答应归还威海卫的诺言最后于1930年兑现了。

　　 华盛顿条约总的来说似乎是一个杰出的克己的法规、一个尊重国际秩序的奇迹。每一个欲信仰和平和集体力量的人都会认为，这些条约确实达到了裁减军备，实现国际平等和保护中国的目的。条约的缔结是普遍抛弃侵略意图的结果，但是由于没有制裁和保证措施，各国利益不再一致时就会告吹。虽然日本当时执政的稳健派对会议的结果也同其他缔约国一样感到满意，但是陆军和海军中的民族主义分子却憎恨华盛顿条约。他们愤懑的是日本由于其在中国的行动自由受到了他们所谓的限制而处于劣势地位。他们的敌对情绪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又受到了新的刺激。1922年11月，美国最高法院确认了过去的一项国会法案；这项法案限定公民权只给与“自由白种人”，实际上等于规定已经归化了的日本人也不能成为美国公民。1924年，西部几个州大吵大闹了一番以后，国会制订了一项法案，规定日本人不受那项公民权利法的约束。这一姿态几乎未导致日本的友善，因而对华盛顿条约并非吉兆。

        史迪威以武官代理人的身份被派去了解华盛顿条约的一个条款的执行情况，即预定日本于1922年9月撤离西伯利亚的那个条款。在这一个月中他北上到了满洲、西伯利亚、朝鲜和日本。

　　 满洲是中国在长城以北的一个广阔的边境地区，是当前野心活动的中心和未来冲突的焦点。这个地区比德法两国的总面积还要大，有肥沃的草原和丰富的水力资源，盛产煤、铁和粮食。它是两个敌对的殖民主义者俄国和日本角逐的心脏地区。俄国的领土环绕着满洲构成了一个马掌形，东至日本海沿岸的滨海省。俄国控制的中东铁路从西向东横跨满洲；日本控制的南满铁路从南到北纵贯满洲。日本在满洲的利益掌握在象英印军队一样的几乎是独立的部队关东军的手里。满洲的首府、关东军和南满铁路的总部奉天 [ 译注：奉天即沈阳。 ] 便是史迪威的目的地。

　　 他一到奉天就不喜欢这座城市。“这个鬼地方没有中国邮政同外界联系，只有日本邮政。上帝作证，我一直走到发现一个中国邮筒为止。”这座城市是南满铁路的煤炭和钢铁工业区的中心，“人们忙忙碌碌……到处都有开办大企业的机会。每个人都有发家致富的计划，但是总有某种障碍。”他继续前进，到了十万白俄居民的中心哈尔滨；然后从那里乘火车向东前往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他在沿途的城镇注意到，日本人似乎并不忙于撤离。事实上，日本军队好象正在“从东向西撤。谁也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两架飞机在空中嗡嗡地兜圈子。没有开船来接他们。”这个地区仍然处于战争和革命的余波之中。史迪威通过考察、谈话和漫步，发现“日本人在城西俯瞰阿穆尔湾的一座小山上使劲地挖掘什么。今天上午全城到处都有这些傲慢的小杂种乘着美国汽车跑来跑去，布置宪兵岗哨，一派狂妄劲头……非对着他们的肋骨狠狠地踢上两脚不行……他们故意在护照上找美国人的麻烦，故意使美国人恼火……好象是特意要使人们藐视和憎恶美国人似的。”

　　 他的这种印象在访问日本一个星期和回来的途中在日本统治的朝鲜停留了一个星期之后更加深刻了。他在日本看到了在中国少有的咄咄逼人的沙文主义。作为在自己国土上享有完全独立自主和即使按现代标准来衡量也是高效率的唯一的东方民族，日本人的高等民族优越感十分明显。除了要找一个隶属民族来加以证实以外，这种优越感还表现在不放过每一个官场接触来打扰和凌辱长期以来一直以优等人身份到东方来的那些外国人。史迪威在日记中写道：“让你在船上等着开饭，可是日本人已经吃起来了。”首先为日本人服务，而不管先后次序，例如在售票窗口等等就是如此。严格地检查文件。硬是进行长时间的询问。到处可以遇到公开的嘲弄。”他承认这些都是“小小的烦恼”，并没有影响他在日本旧地重游的乐趣。在宫岛的小山里漫游，享受着松林的幽静和芳香，俯瞰着海峡风光，他感到“我可以在这里一连躺上几个月”。他喜欢这个国家，但是不喜欢这个国家的人，因为他们使他联想到德国人。他在结束访问时断言，他们是“肤色苍白的冒牌德国人，然而他们没有德国人的才智和能力。他们爱国，组织得很好，勇敢，爱好艺术，妄自尊大和愚蠢。”

　　 1923年，史迪威在他的语言教官任期行将结束之前，谈及又到中国的彼此相隔很远的一些地区旅行了两次。那年4月，他没带翻译也没有旅伴，独自一人靠小船和步行漫游了一个月，先后到了长江南岸的三个省：沿海的浙江省和内陆的江西、湖南两省。这些地方是不需要他来修建公路的。当地人除了独轮手推车以外没有任何车辆。货物是经水路运输或用扁担挑的。人们走的是稻田间的堤堰小路或攀登陡峭的山坡。群山透过雾气出人意外地突然出现在眼前，就象一幅幅中国图画变成了现实。南方的农村比北方的农村更迷人。栗子树花苞初绽，小船扬帆在河道里缓缓行驶，一片片的竹林装点着南国大地，一座座宝塔上的风铃玎玲作响，春季的蚕豆花飘溢阵阵清香。孩子们懒洋洋地躺在水牛背上，赶着它们转圈拉水车，戽斗不停地车水浇灌田地。

　　 史迪威谈到了在当地督军部队的保护下大量贩卖鸦片的情况。这种情况同日本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日本毒品从未构成问题。在湖南，一百家烟铺每家每天要向负责镇压鸦片生意的官方稽察员交纳四十枚铜钱，以求得保护。史迪威的船夫就是一个烟鬼，因而不得不给他买些大烟“使他不至哭哭啼啼。每天要花五十枚铜钱，让他吸上两三次，要不然他就没精打采了”。

　　 他在江轮上结识了各种类型的中国人，与他们混得很熟。其中有与他邻船的巨商，“他们从奴仆到四层的饭盒应有尽有”；也有“快活的船工，他们不论身上干湿，天气冷热，肚内饥饱，总是兴致勃勃，互相开玩笑”。上岸之后，他花了几天时间徒步在乡村旅行，每天走二三十英里。老百姓遭受着地方军队的迫害，“大都是强奸和抢劫”。道路仅仅是独轮手推车走的极差的小路。唯有中国人才有推着装得满满的独轮车慢慢地在这种小路上前进的耐心和精力。看来人民对外国人是友好的。史迪威说：“人民普遍认为美国是中国最好的朋友。他们一点也不关心自己国家的政治，只是要求不要打扰他们，使他们能尽量好好过日子。”

　　 史迪威沿江东下，到达马可·波罗说是美丽无比的杭州时不禁大失所望。他认为以寺庙和宝塔之美而著称于世的西湖确实秀丽可爱，但是被夸张了。那里“有许多半土半洋的奇形怪状的房屋……看上去象是美国第二流的海滨避暑胜地”。他这次旅行的最后一站是若干年后阿诺德·托因比 [ 译注：阿诺德·托因比，英国历史学家(1899－)。 ] [ cdhyy注：为英国史学界权威，曾主编《国际事务概览·战时编(1939-1946年)》，我国翻译出版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 ] 给与下述评价的城市：

　　　　　　忙碌而可恶的上海啊，

　　　　　　你是受士麦拿恐惧折磨的伦敦， [ 译注：士麦拿，即伊兹米尔，土耳其西部一海港城市。 ]

　　　　　　你是洒遍伦敦泪的士麦拿。

　　　　　　谢天谢地，我们已经起锚开跋。

　　　　　　再见。

　　 史迪威与托因比的看法相似，纵然原因不同。“这座城市可以在顷刻之间毁灭任何人。被抛弃在旅馆周围的婴儿抽搐着，他们十分迫切地需要照料，以致你想不去照料是很困难的。”

　　 一个月以后，1923年6月，他到了外蒙古。这个地方同奢华享乐之地上海在路程上的距离和性质上的差异都是很大的。从长城脚下的铁路终点站张家口到外蒙首府库伦有六百五十英里，乘汽车要走三天。途中休息时，史迪威睡在蒙古包里，实在受不了时，就在露天过夜。这个地区的主权掌握在中国和俄国手里；“独立的’蒙古只是一句空话。看来没人知道谁是国家元首；政府不过是笑料。史迪威报告说，蒙古人决心不让中国人再度控制他们，但是史迪威认为，这个国家将长期依附于人。在库伦处处可见俄国人插手的迹象。备有一些机关枪的包括步兵和骑兵在内的五百名红军支配着局势。他们的弹药极少。由于没有铁路，又缺乏其他运输工具，在这个地区作战将是十分困难的。他观看了喇嘛(在库伦有一万五千名)拜佛，觉得他们“肮脏，堕落和颓废”。梅毒很流行，妇女不能生育；他还相当概括地说：“几乎完全没有儿童的状况可能使蒙古人五十几年以后就要绝种。”

　　 史迪威从1919年被派到中国工作以来已经整整四年；他的语言教官任期结束了。在山西和陕西的路基上．在他独自旅行时住过的村庄和污秽的小客店里，他逐步了解了远离外国人通常接触的小天地——通商口岸、交民巷和传教士大院——的人和地方。他曾经同中国人一道在中国人的条件下工作过。

　　 1923年7月9日，在他的四十岁生日过了四个月之后，史迪威一家乘船回国。那一天他在日记上写道：“光阴似箭，转眼间已经是中年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