迂回突尼斯·第十一

 作者：拉迪斯拉斯·法拉戈·美国

出自————《巴顿将军》

出自————《战争通史》

　　 1943年1月14－24日的卡萨布兰卡会议打破了冰封，会议期间，巴顿招待了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在此之前，盟国只指望扭转败局。而现在定操胜券的想法开始支配他们的头脑。他们在卡萨布兰卡兴奋地计划着，以横扫千军的气概，大胆地展望着未来，并且宣告，轴心    国只有“无条件投降”才能换得和平。

　　 在战争这个阶段就如此宣告，可谓是个狂妄之举。只有一支较小的美国远征军经过了战火的洗礼，在现阶段它只有一个有限的作战目标，即从轴心国手中夺取突尼斯。尽管这个目标看来很重要，但这只不过是通向柏林和罗马道路上的踏脚石。何况盟国在这次小战役中，尽管拥有一切初步的有利条件，但打得并不怎么好。

　　 这次战役主要是一次英军表演，由肯尼思·安德森少将负责筹划。五十二岁的安德森少将是个英勇的苏格兰人。在1940年那些阴暗的日子里，他有一个旅驻扎在比利时的佛兰德，一个师在法国的敦刻尔克。现在他指挥英国第1集团军，劳埃德·弗雷登多尔少将的东线特遣部队(这时番号改为美国第2军)在其麾下学习如何打仗。这次战役，并不象英国人说的那样“战绩良好”。

　　 1942年11月15日，“火炬”战役结束刚刚一星期之后，安德森将军的第1集团军就进到了突尼斯的塔巴尔卡，11月24日该集团军奉命向大约八十英里远的突尼斯市挺进。几天来，他们一直怀着胜利的希望向前挺进。11月28日美国第1装甲师抵达杰代伊达郊外，攻击的战略目标几乎已经在望。

　　 三天之前，艾森豪威尔将军到达阿尔及尔亲自督战，并且立刻乘他用装甲保护的卡迪拉克轿车到了前线。他费了好大劲寻找安德森将军，当他最后找到了安德森时，发现要从他那里得到准确而有条理的战局情况是更费劲的事。艾森豪威尔受了安德森错误情报的乐观主义影响，且被近来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回到阿尔及尔后就给马歇尔将军发了一份电报，在当时情况下夸夸其谈了一番。

　　 他写道：“我眼下的目标就是要继续向前挺进，首先把敌人压回比塞大要塞，严密包围，尽量减少其进行突围或重大反攻的危险。然后，我想集中我军一切力量……给敌人狠狠一击，以此为最后决战作好充分准备。”

　　 当这封电报于12月1日到达马歇尔手里时，前方的局势没有一点能证明艾森豪威尔那些乐观的话是对的。实际上，仅过了四天之后，这些话听上去就象在空桶中的喊声一样空洞无物。敌人的第10装甲师偷偷地开到了突尼斯；德军前线又有了瓦尔特·内林将军这样足智多谋和有胆量的指挥官。他全力以赴，为希特勒计划的一场反攻进行准备，不仅要把盟军赶出突尼斯，而且要把他们统统撵出新近在法属北非所夺取的据点。

　　 12月3日晚上9时15分，安德森将军突然闯进艾森豪威尔设在阿尔及尔圣乔治饭店的办公室，把真实的情况而不是几天前他刚描绘的情况告诉了艾森豪威尔。他用毫不掩饰的话告诉艾森豪威尔，他在突尼斯的部队看来已经到了“战斗力日益下降的地步”，从而使艾森豪威尔大吃一惊。安德森的部队行动开始才两个星期，还没有同敌人主力遭遇，就已“把自己弄到筋疲力尽的地步”，而德军和意军还没有开始战斗。

　　 艾森豪威尔没有掌握真实情况，就命令安德森去发动“一场夺取突尼斯城、孤立比塞大的全面进攻”。他把发动攻击日定于12月9日。但在攻击开始的前三天，艾森豪威尔不得不屈从于无情的现实，承认他“夺取突尼斯城的首战”已告失败。

　　 因此，一切都陷入了北非阴湿寒冬的烂泥之中。12月26日安德森告诉艾森豪威尔：“根据判断，大概六个星期之内别想发动进攻”。就在这时，亚历山大和蒙哥马利正把隆美尔的部队赶向西面，这就使艾森豪威尔的困难处境更加复杂化了。等到安德森做好进攻准备时，看来他不仅要对付新来突尼斯的轴心国部队，而且还要对付隆美尔的非洲军团。

　　 这就是在召开卡萨布兰卡会议以及罗斯福向轴心同宣告只有“无条件投降”才能罢休时的局势。尽管形势看上去是严重的，但没有什么事情能削弱同盟国的乐观情绪。罗斯福、丘吉尔及其顾问们看到的是更大的战略前景，突尼斯的这场插曲只不过是其中一个小小的杂音而已。战争远远超出这个范围，他们知道，随着作战力量的迅速集结，盟军的胜利前进是无法阻挡的。

　　 因此，他们命令艾森豪威尔着手准备突尼斯战役后的下一个作战目标。由于丘吉尔以其不衰的精力和雄辩的口才宣传其“薄弱部”突破战略，所以注意力仍然集中在地中海——撒丁岛或西西里。最后选定了西西里，并发布指示开始进行作战准备，丘吉尔为它取了一个代号，叫“赫斯基”战役。

　　 对非洲尚待完成的任务不当一回事，却大胆地设想，突尼斯不久便可拿下，正在的黎波里塔尼亚忙于同隆美尔周旋的亚历山大和蒙哥马利不久将可以腾出手来参加“赫斯基”战役。名义上成立了一个由亚历山大指挥的集团军群，其中包括蒙哥马利神奇的第8集团军和第一支美国军队作为一个整体参加欧洲战争。这支美国军队将被称为第7集团军，由巴顿将军指挥。

　　 1943年2月2日，艾森豪威尔把巴顿召来，给他下达命令，巴顿从附近的乌季达过来，他碰巧在那里看望马克·克拉克。他直奔艾森豪威尔的别墅，进午餐时他就得知了新的任命。当天晚些时候，他就乘飞机回到拉巴特，连艾克在圣乔治饭店的司令部都没有去，他将全部指示都记在脑子里，对未来的使命已胸有成竹。

　　 在拉巴特，巴顿连夜改编西线特遣部队，后来被叫作第1装甲军，并动员参谋人员为“赫斯基”战役进行筹划。在此阶段，大部分还是纸上谈兵，因为他只能零零碎碎地调动他的新部队，部队的训练也要等到计划确定之后才能开始。

　　 接着，堤坝决口了。

　　 隆美尔到了突尼斯，他视察战局后，得出结论，认为他的所有战机都在西边。艾森豪威尔的情报部长埃里克·爱德华·莫克勒－费里曼准将(单身汉，四十二岁，胖胖的炮兵军官)向艾森豪威尔汇报说，隆美尔正在集结兵力，“一鳞半爪的情报”表明，他将经过北面的丰杜克“猛袭”皮雄。

　　 本杰明·迪克逊上校，一位高个儿的费城人，西点军校1918级毕业生，绰号“和尚”，他得到的材料却比“一鳞半爪”要多。他是第2军的情报处长，他明确认为隆美尔的意图决不是指向皮雄。他提醒说，轴心国的主要攻击方向是突尼斯的加夫萨，该地的美国部队防守薄弱，德军可能从法伊德山口过来。

　　 莫克勒－费里曼对“和尚”的警告未予置理，这位准将向艾森豪威尔力陈德军的进攻将集中于皮雄，于是便相应地作了部署。但正如迪克逊所预测的那样，德军果然向加夫萨进攻，然后向卡塞林山口挺进。结果，盟军在突尼斯的防线几乎崩溃，英美联军在德军面前打了一次最惨的败仗，直到凸出地带战役才遭受一次更惨重的失败。

　　 这是一次重大的挫折，乍一看，这似乎使盟军在突尼斯得胜的机会陷于渺茫。弗雷登多尔的第9军在安德森根据莫克勒－费里曼的错误估计所作的部署下，严重地分散了兵力。然而，德军从法伊德山口攻来时，受到敌人全力攻击的就是第9军。尽管隆美尔高度赞扬了没有经验的美国部队，称这支部队“表现出色”，但是当亚历山大将军2月19日视察前线时，他一点也没有责备安德森，让他继续指挥他败北的军队，而建议撤换弗雷登多尔。艾森豪威尔也接到奥马尔·布雷德利少将(艾森豪威尔在第2集团军的私人代表)的报告，称弗雷登多尔没有充分发挥该军的最大力量，所以他势必要撤换。

　　 这就成了起用巴顿的一个伏笔。

　　 当前线战事爆发时，巴顿已经离开司令部前去拜访在的黎波里的亚历山大和蒙哥马利，同他们一道推敲他的“赫斯基”作战计划。他走得很急，因为每一个可能用得着他的微小迹象往往都会使他十分敏感，有时关于这个或那个共事的将军食物中毒或家里死了人的一句流言，就足以使他产生很大期望。每次军事失利，不管怎样无关紧要，都会令他充满希望，想到他可能应召去接替某人。

　　 这次也不例外，他没有返回拉巴特，而是飞到阿尔及尔，留在艾森豪威尔身边，以便万一用得着他。但艾克已上前线，正在奋力抵抗隆美尔的进攻，海军中校布彻把巴顿安排在艾克的空房子里住宿。他们吸着雪茄烟，喝一点酒，那天夜里谈得很晚。巴顿当着布彻的面，流露了他近来事业中抱有极大期望而未得实现的一件事，盟军在突尼斯的惨败却适当其时。

　　 他说：“我们一抵达北非，我就看出隆美尔将在突尼斯加紧攻势，并盼望与那个厉害的杂种厮杀一场。我花了多年时间磨练自己，准备对付这个家伙，对他的书我不知读了多少遍，研究了他的每一个战役，自认为对他了如指掌。我平生的愿望就是能追杀他一阵，然后在战场上亲自找到他，并亲于把他击毙。

　　 “我希望艾克能派我到突尼斯去对付他。选择我是合乎逻辑的，这不仅是因为我具备担当这项工作的精神，而且出于单纯的军事原因。各种迹象表明，隆美尔的到来必有装甲部队随行，不管你怎么说，我认为我是美国军队中最最优秀的装甲战士。所以你不难看出，布彻，”他喷着烟雾，难过地说，“艾克把这一职务交给劳埃德·弗雷登多尔时，我心如刀割。此外，那些说话拐弯抹角的英国兵是摆布不了我的。我可以顶住那个狗娘养的安德森。”

　　 直到3月4日艾森豪威尔才决定把弗雷登多尔调离第2军，派巴顿取而代之。就是那时，艾森豪威尔心中还在冥思苦想，为自己鼓足勇气。他对自己青云直上仍有余悸，他缺乏最高级指挥官应有的那种不讲情面，他在处理比他地位低的同代人的关系方面，有些心慈手软，他也会对自己说，要“冷酷无情地把那些不称职的军官调走”，但真正需要调动一位将军时，他总是优柔寡断。

　　 到2月底，敌人进攻的势头已被挡住，战局看上去也平静下来，尽管还是不稳定的。对此，巴顿也作出了间接的贡献。他给弗雷登多尔派出了欧内斯特·哈蒙少将(最近萨菲战斗中的英雄)指挥的在摩洛哥的第2装甲师，以支援奥兰多·沃德少将指挥的第1装甲师，帮他重新夺回了卡塞林山口。

　　 2月38日，哈蒙完成使命后，返回摩洛哥的途中在阿尔及尔停了一下，因为他想艾森豪威尔可能对他了解的情况感兴趣。尽管那是个星期天，艾克还是到办公室听取这次第一手材料的汇报。哈蒙告诉艾森豪威尔，他认为隆美尔将放弃大多赛尔西边的大平原，他已把这里的美国第2军赶走，使其成为无人区。同时，他将调用北面的兵力来增援南面的部队，以准备对付蒙哥马利的进攻，看来他预料蒙哥马利将通过加贝斯隘口发动进攻。哈蒙提醒艾克说，德国人“手中还有一些花招”，他怀疑弗雷登多尔能否对付得了德国人。

　　 “这是隆美尔呀，艾克，”他说，“而且是最新式的坦克战，可怜的弗雷登多尔远不是他的对手。沃德的部队已疲惫不堪，此外，他对弗雷登多尔气得暴跳如雷，因为弗雷登多尔让安德森分散了他的师的兵力。”

　　 哈蒙敦促艾森豪威尔派巴顿去突尼斯，他说要不然第2军可能真会土崩瓦解。
心地善良的艾森豪威尔仍然左右为难，拿不定主意。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无意提出降弗雷登多尔的职，或者把卡塞林战役最初的失败归咎于他。我对他也是这样说的。其他几个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对我们一星期的挫折都负有责任。”

　　 然而，3月4日他返回前线亲自了解情况，特别是要听听布雷德利的意见，艾森豪威尔对他的判断是笃信无疑的。他要看看第2军的指挥情况究竟糟糕到何种程度。他在特贝萨会见了弗雷登多尔，然而布雷德利却没有被告知艾克的来访而跑到曼顿·埃迪少将的第9师去了，因为布雷德利在第2军中没有职务，但被看成是艾森豪威尔的情报员。当布雷德利应紧急召唤来到时，艾森豪威尔正在一间小屋子里同弗雷登多尔进行密谈。但他还是走出来，到门廊下同他的心腹交谈了片刻。

　　 “你觉得这里的指挥情况怎么样子”他问。

　　 “相当糟。”布雷德利回答，“我已与所有师长谈过，他们对弗雷登多尔担任军长已失去信心。”

　　 “谢谢你，布雷德。”艾森豪威尔说，“你已经证实了我原先的想法是错误的。”

　　 这才使艾森豪威尔最后下了决心，他告诉副官欧内斯特·李上尉，让参谋长沃尔特·史密斯少将通知巴顿待命。当晚10时，史密斯给在拉巴特的巴顿通了电话，告诉他“乘飞机到阿尔及尔的白屋机场来报到”，不得迟于第二天即3月5日卞午。要巴顿带上一名代理参谋长和两、三名参谋，“准备执行较长期的野战任务”。

　　 这星期五下午，艾克从特贝萨飞到阿尔及尔，巴顿则从拉巴特飞来，他们当时就在白屋机场站着开会。史密斯将军和布彻海军中校来迎接艾森豪威尔，所以他们也在场。随同巴顿来的是休·加非准将，一位漂亮、满面斯文、修饰得整整齐齐的人，然而却是一个过硬的坦克专家，巴顿对他的头脑敏捷和富有胆略评价很高。加菲是以巴顿的临时参谋长身分来的。

　　 艾森豪威尔作了简短的即席讲话，向巴顿强调向英军顺利合作的极端重要性。他说：“必须在我军中造成一种我们与英国军队间的伙伴感情。乔治，你们这个军作为一支美国部队，将直接从亚历山大将军指挥的第18集团军群那里接受命令。”

　　 接着，艾森豪威尔说明了亚历山大制定的作战计划。巴顿想到，为了保持这种“伙伴感情”，他需要竭尽全力来自我克制。并非因为这个作战计划很糟糕或不合理。实际上，这个计划是出色的，非常适合当时的战局，保证可以迫使隆美尔陷于困境。但这个计划限定第2军只能担任蒙哥马利第8集团军的配角的角色，所以巴顿担心这可能束缚他自己随心所欲的作风。

　　 “乔治，你的第一大任务，”艾森豪威尔说，“将是支援第8集团军通过马雷斯防线。你军要尽可能地牵制德军兵力，要夺取加夫萨，作为蒙哥马利部队的前方补给基地。你向海边移动部队时必须十分谨慎，以免同蒙哥马利前进的路线交叉。”

　　 这个计划数周前就进行了酝酿，当时史密斯去的黎波里看望了亚历山大和蒙哥马利，正值隆美尔进攻英国第1集团军。史密斯将军询问第8集团军何时才能同在加贝斯以北的第1集团军会合，蒙哥马利说，他预计4月15日到达斯法克斯。

　　 “如果你能做到这样，”史密斯欢呼，“你可以从艾森豪威尔将军那里得到你所需要的任何东西。”

　　 “要是这样的话，”蒙哥马利说，“我想要一架美国飞机，供我个人使用。”

　　 甚至在巴顿飞赴新任的时候，蒙哥马利已经有机会用行动加速取得这架飞机。隆美尔的动作完全不出哈蒙所料。他在南部重新集结了兵力，在的黎波里塔尼亚的梅德宁调动了三个装甲师对付第8集团军。3月5－6日的夜里，隆美尔从马雷斯防线发动了一次凶猛的破坏性袭击。这条防线是法国人为保护突尼斯免遭意大利军队攻击而构筑的防御工事。

　　 隆美尔想要瓦解第8集团军，并企图用强行分割的办法把蒙哥马利的装甲部队大部分毁掉。但蒙哥马利巧妙地避开了进攻的锋芒，挫败了德军的第一次攻击。当隆美尔于3月6月下午重新发起进攻时，蒙哥马利则把他赶回到马雷斯防线。隆美尔损失了五十二辆坦克，大部分是被反坦克炮击毁的，而蒙哥马利一无损失。第8集团军不受敌人诱惑去进行追击，仍然坚守阵地。它继续准备迎接更大的战斗，即夺取马雷斯防线，为此蒙哥马利需要有第2军的守势支援。

　　 巴顿于3月5日离开阿尔及尔去前线，在君士坦丁停留并到第18集团军群司令部去报道。他于下午4时30分到达后，立即去见亚历山大将军，一直谈到第二天清晨一点。据亚历山大说，他们第一次见面是1942年在的黎波里，当时巴顿意外地访问了第8集团军。关于那次见面，亚历山大这样写道：“没有一个人不承认他是一个生动活泼的人，这位漂亮的汉子，两边胯下都佩着一把柄上镶有珍珠的手枪。他象许多美国人一样，友好和乐于助人，而不是咄咄逼人。”

　　 但是这次则不然，巴顿的咄咄逼人给亚历山大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提到“德国鬼子”，用词是那样激烈和感情冲动，以致几次声泪俱下。这次会见是非常愉快的，巴顿对这种伙伴关系的前景放心多了。

　　 巴顿当晚在君士坦丁过夜，3月6日晚10时到达设在库伊夫山的第2军司令部，当时梅德宁战役正在东南大约二百五十英里之处激烈进行。巴顿显出一副令人生畏的面容，头戴两颗星的擦得亮亮的钢盔，下额露在钢盔带外面，就象一个战车驾驶员一样，站在装甲车上开进那个满是土屋的破烂村庄。

　　 他领着一队侦察车和架着机枪的半履带车辆，高高的天线在车顶上不停地摇晃着。车队喇叭的尖叫声，把受惊的阿拉伯人从泥泞的街道上吓走了。就连那些当兵的，为了避免泥水溅到身上，也急忙躲进最近人家的门口。

　　 同巴顿一起来的随从人员有年轻的将军加菲，副官詹森和斯蒂勒，情报处长奥斯卡·科克上校，作战处长肯特·兰伯特上校以及他的忠诚勤务兵乔治·米克斯。巴顿带来了艾森豪威尔在白屋机场亲笔写给弗雷登多尔的一封信，最后正式地改变了第2军的指挥。这小小的一张纸将最先通知弗雷登多尔，他在突尼斯的使命已告结束。

　　 由于事先没有预告，第2军一下就被震动了。“按着艾森豪威尔的说法，”布雷德利写道，“巴顿的使命就是要重振萎靡的第2军，使其‘斗志昂扬’。巴顿到任后的第三天，第2军的参谋人员就真的疯狂地斗起来了，但不是对德国人，而是对着巴顿。”

　　 这种情况巴顿多少是预料到的，而且正是他需要的。在君士坦丁开会时，亚历山大就直率地把自己对第2军的看法告诉了巴顿，讲述了几星期前他在视察中所看到的第2军的“可怕混乱情况”。他坦白地说出了他对美军感到的“失望”，至少是“身心软弱，缺乏训练”。他告诉巴顿，美军特别需要严加管教和纪律，而这也正是巴顿决心要对他们做的。

　　 巴顿的做法，在官兵们看来只不过是“一个狂暴急躁的严厉军官的小动作”而已，照那些愤慨的第2军随军记者的说法，这些做法是“不民主和非美国的方法”。巴顿用规定早饭要在7时30分完毕的办法，迅速结束参谋人员上班迟到的现象。接着，他制定了最严格的军风纪条例，规定每个军人都必须时刻戴着钢盔，包括护士在内。当军内怀疑巴顿是否会那么认真，因而迟迟不动时，巴顿将军便亲自出去，四下搜寻那些不戴钢盔的官兵，叫他们排好队，对他们训话：

　　 “我对任何一个不立刻好好执行我命令的兔崽子都不会容忍的。我给你们最后一个选择机会——要么罚款二十五美元，要么送军事法庭。我可告诉你们，送军事法庭是要记入档案的。”

　　 这些人被迫每人拿出二十五美元来，对他们新来的司令官咒骂不已。

　　 且不论这些做法是不是鸡毛蒜皮，巴顿的改革震动了第2军，迅速改变了它原先的软弱状况。布雷德利写道(有些半信半疑，真不知道应该赞扬还是责备巴顿强调军容风纪的管理办法)：“每当战士扎绑腿和扣上沉重的钢盔时，他就不能不想起现在指挥第2军的是巴顿，卡赛林战役以前的日子已经结束了，一个艰苦的新时代已经开始……。尽管这些改革并没有使巴顿赢得众望，但是却在人们的头脑中留下了不可怀疑的印记：第2军的老板是巴顿。”

　　 巴顿也迅速地结束了布雷德利本人在第2军中暧昧不明的身分。

　　 布雷德利是紧接着突尼斯溃败后于2月24日抵达北非的，来帮助艾森豪威尔处理一些杂务，但并没有明确的职务。然而，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却把他的到来看作是一种天赐。艾森豪威尔正被2月份那个可怕一周中的混乱事件弄得不知所措，急切需要有一个人，象他说的那样充当他的“耳目”，以前线高级联络官的身分，去了解一下战局。布雷德利似乎是担任这一角色的理想人物，他头脑精确，对事物体察入微，精通业务，熟悉技术，为人又谨慎而忠诚老实。

　　 布雷德利到达那天的下午，艾森豪威尔就对他说：“你要尽快作好准备，我想让你上前线去搜集一些情况，我如有时间的话，本来是要亲自去看看的。”

　　 布雷德利要直接向艾森豪威尔报告，要向前线的指挥官和在阿尔及尔的总司令提出他所谓的“建议性修正意见”。弗雷登多尔对布雷德利的使命一点也不买账。他把布雷德利看作是“艾森豪威尔在前线的情报员，通过非组织的系统向总部的头头打小报告”。巴顿继任后，迅速结束了布雷德利在军内职务不明的问题。

　　 “我不能让任何他妈的间谍在我的司令部周围转来转告。”巴顿说，并且给阿尔及尔方面打电话，要求消除这个问题。巴顿自己对布雷德利是评价很高的，钦佩他的能力，也器重他为人谨慎和正派。巴顿不是要搞掉布雷德利，而是要布雷德利以比较正式的方式参加他的司令部，置于他的直接指挥之下，而不是充当“艾森豪威尔的窃窃听器”。

　　 巴顿要艾森豪威尔任命布雷德利为第2军副军长。艾克欣然同意，因为他打算在巴顿调到更新的岗位去后要给布雷德利安排更重要的职务。

　　 后来的事实表明，这是巴顿战时生涯中一段简短而奇妙的插曲。这段时期并不是有意识地要显示巴顿的伟大之处，或在公众心目中确立他是一位宝贵的、无与伦比的战斗指挥官，但马歇尔和艾森豪威尔将军都坚信他是这样的人才。巴顿的首要任务不是去夺取任何重大战役的胜利，而是要整顿一支由初出茅庐的战士组成的初战失利、名誉不佳的军队，向他们灌输严格的纪律和战斗精神，使他们能够担负起战斗任务。然而，巴顿因美军的一次偶然失利而被派至突尼斯的重要意义要远远超出他当前的使命。因此，在突尼斯出现了传奇般的美国三人掌军的佳话，这对欧战的胜利起了作用，这三位伟大的军人都是马歇尔慧眼识英雄挑出来的。

　　 从那时起，他们就十分和谐地一起共事，分工十分理想：艾森豪威尔组织协调，布雷德利是思想机器，巴顿是斗士。出现这样协调一致的三重奏在任何军队中都是了不起的，即使它出现于纯粹战争危机的关头。它的产生是本平常的，这是马歇尔精心撮合的结果，它经历了三位将军职业和个人关系的种种变迁，把三个人一直拧合在一起。

       巴顿急切要参加战斗，在等待亚历山大将军下达要他投入首次战斗的命令期间，他险些大发脾气。

　　 “为什么我们老是坐着无所事事呢？”在这段短暂的间歇期间，他对布雷德利说，“妈的，奥马尔，我们总得做点事呀！”

　　 “耐心等一等吧，将军！”布雷德利设法安慰他说，“你想要做什么呢？”

　　 “随便什么都行，”巴顿解释说，“只要不是坐着屁股不动！”

　　 巴顿并不是呆着没事。从他到达的那天早上起，直到3月13日下午，他一直全力以赴，把严重动摇和萎靡不振的第2军的纪律恢复过来。要知道，他只有一个星期的时间！战斗命令已经下达，要第2军重返战场，参加定于3月17日发起的一次尚不明确的进攻。巴顿要把每一分钟都最充分地利用起来。

　　 他视察了所属四个师的每一个营，对每一个营都发表一通不同的鼓舞士气的讲话，里面夹杂着一些不三不四的脏话。这期间他督促参谋人员将悬而未决的作战计划最后完全落实下来。其余的时间，他就用来寻我那些没戴钢盔、没打绑腿和领带的官兵。他的视线是很彻底的，连厕所也不放过。上厕所忘戴钢盔的人也要罚款。

　　 一星期结束的时候，巴顿多少确信，他已经“恢复了纪律”，当然他知道只有通过战斗才能真正完成这一任务。他的确给部队来了一次高压电休克治疗，也确实使可怕的巴顿深深印在他们心中，但“纪律”一词能否正确概括他们的反应，还是有争议的。士兵们对他蓄意的专制主义感到畏惧，也拼命反抗；他们屈服于他的粗鲁方式，但也觉得厌恶；他们讥笑他精心编造的充满下流用语的动员讲话，但也确实觉得脸红。这些小伙子都过于单纯，刚刚脱离老百姓的生活不久。他们还没有完全摆脱原有文明的虚饰，因此对巴顿稀奇古怪的做法难以欣赏。而巴顿呢，由于急切想把他们陶冶成真正的战士，不免过于强调了戏剧效果，有时看来颇有一点滑稽。

　　 3月15日，艾森豪威尔将军顺便跑来看看事情进展如何。有人私下告诉他(不是布雷德利)，第2军的参谋人员对他们的新指挥官不很满意，但这是艾森豪威尔意料中的事。对他来说，此时他对所见所闻是满意的。参谋人员象老黄牛一样，一天工作二十小时，他们也确实干得不错，所以巴顿没有用他带来的军官取代他们。部队看上去相当精干，至少是坚强了。巴顿仅仅用了九天时间显然就在第2军中做出了奇迹。

　　 巴顿的上窜下跳和唾沫横飞，以及大哄大嚷、干劲冲天的麦演，掩饰了某些令人失望之处。从他到达库伊夫山以来，巴顿曾遭到过两次打击，他认为这是他个人的重大挫折。一次来自敌人方面，对他来说，使战争的乐趣大为逊色。他的最大对手从战场上消失了。欧文·隆美尔元帅由于心灰意懒，已经告病辞去了指挥非洲战场的职务。巴顿这时面对的只是一名意大利人，乔万尼·梅塞元帅。他是一个能干而有献身精神的军人，但绝不能与隆美尔相比。

　　 另一次打击来自君士坦丁亚历山大将军的一项命令。这项命令依据战略计划，给予第2军的任务只是向加贝斯方向发动佯攻，尽可能地牵制更多的德军和意军师团，从而减轻蒙哥马利部队突破马雷斯防线的压力。这是亚历山大几经考虑于3月2日，即巴顿到达前四天下达的命令，艾森豪威尔在阿尔及尔的简短会晤中，已经向巴顿作过解释。

　　 巴顿尽管了解这样限制他的任务的理由，但他希望，到达第2军后能够说服亚历山大给他一项更大的任务。但结果没有。在3月14日下达的指令中，亚历山大坚持了第2军原来的任务，明确要求巴顿行动要慢一点，提醒他不能走得太远。

　　 但巴顿并没有因此而失望。他的雄心远远超出指定他在后台扮演后备角色，而让蒙哥马利在舞台中心唱大戏。他希望战斗中能给他造成突破任务界限的机会，他暗中设想，在突破防线的激烈战斗中，他有可能不受上司计划的束缚。

       这时战斗就要开始了，巴顿突然意气洋洋起来，一场大风刮掉了他的全部疑虑(当时突然刮起一阵大风，中间夹着暴雨，将预想的战场冲得一塌糊涂，使这块异国土地上的流沙变成无法通行的烂泥)。

　　 3月16日晚，巴顿把参谋人员召到他设在库伊夫山的光线暗淡的办公室来，摆出一副最严厉的架势(他事先曾对着镜子练习过)，对他们说：

　　 “诸位，我们明天就要开始进攻，我们要不成功便成仁。”

　　 这是一种纯粹地道的感情做作。参谋们都断定这样的指挥官必定是世界上最蹩脚的货色，但要最后做出判断，还得看巴顿大话后面的行动。巴顿回到自己黑暗的房间里，祷告起来。

　　 “你们对这家伙的看法如何？”伦纳德·贝斯曼上尉(原在海军陆战队服役，现在情报处工作)问作战处副处长小罗素·艾克斯中校。

　　 “天哪，我可不知道，”艾克斯答道。“他的确是个古怪人物。”

　　 “他当然是，”后勤处长罗伯特·威尔逊上校附和说。

　　 “或许巴顿的一套做法就是打胜仗的办法呢，”贝斯曼说。他想起了弗雷登多尔那套随随便便、毫无声色的管理制度。

　　 “也可能是愚弄我们的办法，”艾克斯说。

　　 他们脑子甩带着这个问号随后投入了战斗，他们完全不知应该怎样评价巴顿这位将军以及如何看待他的为人。甚至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之后，巴顿离开他们时，他们仍然还没有能解决这个疑问。

       本来进攻的日期定在3月15日，但亚历山大为使其“更加接近第8集团军预定发起进攻的时间”，将它推迟到17日。巴顿有点烦躁起来。当3月13日亚历山大的命令下达时，他在日记中写下了他的看法，担心这一推迟有可能使敌人首先发起攻击。

       同时对亚历山大酝酿中的计划给予第2军的次要任务越发感到不满。3月15日，他以明显的挖苦口气在日记中写道，这次作战的目的旨在“夺取和确保加夫萨，以便利用它作为前方补给基地，为的是使英国第8集团军向北运动时能重新得到补给”。

       但巴顿的失望情绪并没有影响他精心制定自己的战术行动计划。他准备通过迷惑的侧翼攻击帮助蒙哥马利突破敌人防线。

　　 3月17日早晨攻势展开了，第一天就占领了加夫萨。接着3月18日特里·德拉梅萨·艾伦少将的第1步兵师(第一次以师的建制参加战斗)攻占了盖塔尔；沃德将军的第1装甲师已经在泥地中做好了向马克纳赛展开攻击的准备。突然，巴顿期望的机会出现在眼前了。守卫加夫萨的意大利驻防部队，不经战斗就沿加贝斯公路向盖塔尔外围的高地上撤去，企图等候德国援军的到来，以便并肩协力保卫非洲军团前后方。非洲军团掘壕固守在马雷斯防线内部，正同蒙哥马利的第8集团军对峙着。

　　 鉴于意大利军队正在撤退，前头暂时还没有德军，巴顿立刻看出这是直接推进穿过加夫萨和盖塔尔的良机，在德军到达之前，就可占领第二道防线上的阵地。巴顿着手制定攻击计划。

　　 但3月19日巴顿醒来时，加菲将军便交给他一封密封的亚历山大将军的来信，这封信是昨天夜里收到的。信里装的是《未来作战指示提纲》，由第8集团军群参谋长理查德·麦克里里少将签署。这些指示打破了巴顿的希望，使他充满了不祥的预感。指示命令他“(1)坚守加夫萨；(2)拿下并守住马克纳赛以东的高地；(3)派出一支轻型装甲部队去袭击迈祖纳机场，摧毁那里的设施后即返回”。

　　 最使他泄气的是第四条，其中说：“主力部队不得越过加夫萨－马克纳赛－法伊德－丰杜克一线”。这样一来，巴顿打算突破对方防线直打到海边，从后方包抄非洲军团的机会就告吹了。他所许可做的只是朝着轴心国部队的方向“摇旗呐喊”。他甚至不能打得太远，以阻止德国增援部队和意军会合。

　　 巴顿看到前景相当暗淡，有两个轴心国的师对着他，其中一个可能是装甲师，而他并不指望敌人会束手待毙。他对亚历山大把第2军的行动束缚得死死的安排大为恼火，而这时正是需要自由行动的时候，只有这样才能扼制轴心国的威胁，最充分利用瞬息万变的每一个战机。巴顿在3月19日写道：“这个……计划看起来是想在占领丰杜克附近的高地之后，把第2军挤出去。”

　　 轻率成性在巴顿身上往往表现为不服从上级，想取消亚历山大的束缚命令，不让他的第2军退出战斗，由他自己作出安排，越过丰杜克一线。他指示沃德将军准备让第1装甲师向马哈莱斯附近出击，这是完全未经批准的，但他希望在作战成功之后，能得到亚历山大事后的批准。巴顿对要挤出他的部队的计划如此“恼火”，以致决心采取以往罕见的做法——越过顶头上司亚历山大将军，直接同艾森蒙威尔打交道。

　　 3月22日第1装甲师终于攻占了马克纳赛。但接着就被同时到达的德军第10装甲师阻击在内米亚山前，这是巴顿预料到的，从这以后巴顿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正如巴顿明确预料到的那样，轴心国部队不敢冒险深入后方，这样会使在马雷斯防线上的非洲军团的补给线受到威胁，但又别无选择，只有进攻。果然，敌人于3月23曰发起了猛烈进攻。

　　 入夜前，巴顿命令艾伦将军率领他的第1师沿加失萨－加贝斯公路向前推进，并且要攻占北侧的高地，然后只脱下了鞋和大衣，和衣而睡。但早晨6时，该师遭到了德军第10装甲师大约五十辆坦克的袭击。

　　 “第2军情报处本已估计到德军第10装甲师到达附近，”巴顿带着火气写道，“可是第18集团军群的情报处不同意这种看法。在这次作战中，我们损失了六门155毫米大炮，六门105毫米大炮(均是被敌人坦克摧毁的)，二十四门半履带式反坦克炮和七门M－10反坦克炮。我们打坏三十辆德军坦克，其中十五辆后来被德军修复，其余十五辆被我们炸毁。”

　　 进攻快到中午时分被阻止，敌军已深入到离艾伦指挥所两英里的地方。

　　 当天下午，通讯情报处交给巴顿一份截获的敌军情报，上面说德军将于下午4时再次发动进攻。接着又截获第二份情报，说德军的一个炮兵团不能准时开进阵地，进攻将推迟到4时45分。

　　 在第二次进攻中，敌人步兵在先，坦克居后，当到达我方阵地三百码以内时被我方炮火和空军轰炸所阻止。巴顿对这次战斗十分满意，它证明这时的第2军已经不是他十七天前到达时看见的一群不成体统、无精打采的年轻士兵了。“硝烟一散，”他自豪地指出，“我们看到没有一个美国士兵放弃阵地一步。”

　　 这时战局中又出现了另一件使巴顿更加恼火的事。1941年巴顿曾同麦克奈尔将军就反坦克炮的重要性问题进行过徒劳的争论，巴顿告诫说，在坚决的坦克攻击中，要指望用反坦克炮来对付坦克，是一种幻想。这时他看到，3月23日到24日同第10装甲师交锋后反坦克炮破碎的残骸，证明他的担心是对的。他的三十四门半履带式反坦克炮中损失了二十四门，十二门M－10反坦克炮中损失了七门。“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巴顿写道，“我们的反坦克炮按学校的教导行事，就是要去追击坦克。可是，这个国家的地形不允许这样做。”3月26日巴顿给麦克奈尔将军写了一封私人信，说明反坦克炮的作用是多么令人失望。反坦克炮的用途更被反坦克炮中心编写的手册所曲解，有争议的《野战手册》第18章第15条规定反坦克炮的战术使用要根据那些受错误思想支配的积极分子的意见，而这些人所以把希望寄托在反坦克炮上，只是出于盲目地反对装甲部队。巴顿还把自己的体会报告艾森豪威尔将军，盟军在阿尔及尔的司令部立即发布了一项训练备忘录，根据巴顿的看法，澄清有关反坦克炮使用的各种问题。

　　 到3月25日的时候，巴顿的热情由于亚历山大对他的限制而受到一定挫折，这时巴顿不得不承受其后果。

　　 如果说巴顿感到失望，罗斯福总统亲自领导下的美国人民也感到失望。罗斯福总统3月26日在华盛顿见到布彻中校时说，巴顿应该能够“迅速突进到能够炮击海岸公路的地点”。人民对于突破加夫萨和盖塔尔一线感到鼓舞，期望巴顿一直进击到马雷斯防线后方的海边，而当他未这样做时，人们则非常失望。

　　 3月28日第2军从盖塔尔附近的阵地向加贝斯发动了一次重大进攻，以艾伦将军的第1师为左翼，埃迪将军的第9师为右翼，力求在敌人阵地中打开一个缺口，以便为沃德将军的第1装甲师投入攻击打开通道。但是，巴顿只取得了极小的进展，一周的战斗实际上打成僵持状态。困难并没有吓倒巴顿，但他有点忐忑不安，从他那几天的日记可以看出他的焦躁和忙乱心情。

　　 发起进攻的那天，在得知敌人顽强抵抗、地形又非常艰难时，巴顿狠狠地批评了第1装甲师及其指挥官，也普遍批评了其他部队。

　　 到3月29日，巴顿觉得自己已“无能为力”，于是便将自己满腔的心里话，都倾诉在给马歇尔将军的信中。这封信名义上是作为巴顿在突尼斯作战情况的非正式报告。“我们努力做到头脑简单，”巴顿写道，“计划一制定出来就不改变，闷着头一直打下去。”信中只稍微流露一点抱怨情绪，巴顿告诉马歇尔，本来他的装甲部队有可能“夺取通向敌人后方的通道”，但他不得不服从亚历山大将军的决断，以确定他的行动是否恰当，换言之，是否有助于亚历山大的主要作战目的，即把敌人的预备队从蒙哥马利前进的路线上引开。他对马歇尔说，“我们能做的只限于规定好的那些作战行动。”

　　 巴顿尽管感到灰心丧气，却没有真正责备亚历山大，因为他明白他的集团军群司令有更重大的事情要做，即尽量减轻第8集团军北进路线上的压力。他甚至在给马歇尔的报告中离开正题，赞扬起亚历山大来了，说他英明而又公正。

　　 但4月3日他同他的另一位英国同事空军少将阿瑟·科宁汉爵士发生了纠葛。在4月1日的战况报告中，巴顿的作战处抱怨说，“我们的部队完全得不到空军的掩护”，因此使德国空军“几乎为所欲为”。科宁汉立即进行回击，反而指责巴顿竟敢提出责备，并且明显地暗示，巴顿正拿空军“作他在地面没有取得胜利的挡箭牌”。他继而攻击巴顿最为敏感的问题，对巴顿部队的素质提出了怀疑。“如果这份战况报告是真实的，”科宁汉写道，“那么只能认为第2军的有关人员按当前的作战要求，是不够参战资格的。”

　　 巴顿感到难于容忍科宁汉侮辱性的来电，尽管他根据艾森豪威尔的指示抱有搞好伙伴关系的想法。他用最激烈的语言向阿尔及尔盟军司令部提出了抗议。中午时候，英国空军上将特德和卡尔·斯帕茨中将来到巴顿司令部，劝他不要生气。

　　 第二天科宁汉试图平息争吵，电告巴顿：“我司令部4月2日(特字40号)发出的关于在第2军前线空军战况的报告，收回作废。”其抄件则送给了“自由”(艾森豪威尔代号)、斯帕茨、亚历山大和另外几个原报告的收件人。巴顿拒绝接受用取消科宁汉的无礼电报作为修好办法，于是这位受到责备的空军少将又发出了一份通报，直接表示道歉。

　　 科宁汉写道：“谨请各位周知，我拜会了第2军军长，向他表示歉意，特字40号通报可能被误认为对美军的蔑视，但绝无此意。”他继续解释说，由于发报中的错误，把通告中的“第2军的少数有关人员”错成“第2军的有关人员”。

　　 这时巴顿准备讲和了。4月5日巴顿接到来电后立即答复说：“我亲爱的科宁汉，请接受我及第2军官兵对你十分宽宏的来电的最诚挚的谢意。就我个人来说，我对这种误解也是有部分责任的。我一方面感到遗憾，另一方面也感到宽慰和满意，因为这使我有机会进一步与你相识，因为在我看来，你是战争的勇士们所有品格最完美的楷模。”

　　 接着，4月6日巴顿接到命令，要“不惜一切代价”夺取396高地，巴顿立刻将这项命令转给埃迪将军。但当他得知“将执行这项进攻任务的第47步兵团在十一天的战斗中已经伤亡23％的士兵和26％的军官”时，便迅速取消了这道命令。在这类情况下，即使有无情的“不惜一切代价”的命令，对巴顿也不会起任何作用。

　　 可是仅仅二十四小时之后，巴顿又不得不提醒他的上级，不分青红皂白地流血并不能换来战斗的胜利。4月7日早晨7时45分，第18集团军群的联络官马丁上校带着亚历山大的参谋长麦克里里将军的一封信，来到巴顿的司令部。信中写道：“亚历山大将军相信，尽我们最大力量援助英国第8集团军的重要时刻，已经到来，我们必须将装甲部队推进到盖塔尔一带，必须要有付出伤亡的准备。为了向前推进，必须做出一切努力。”

　　 巴顿让加菲来处理这件事，因为信中有两点使他感到心烦甚至恼火。第一，他不赞成只顾蒙哥马利日子好过而不惜第2军流血的观点。更重要的是，他不喜欢信中要求不顾伤亡向前推进的冷酷提法。加菲根据巴顿的指示，很不耐烦地告诉马丁，“推进的命令已经下达。至于伤亡，我们是准备承受的，整个战役中，我们一直在承受着。”

　　 马丁上校明白了这话的意思，而加菲保证说，麦克里里是说“不怕损失装甲。而不是不惜牺牲步兵”。

　　 以上这些话不知怎么地使巴顿与士兵的感情更加密切了，出于他的特殊感情，好象是对伤亡的官兵赔礼一样，巴顿下了一道总嘉奖令，以热情洋溢的措词和最出色的文学风格赞扬了官兵们在最近几周严酷斗争中的突出表现。

　　 “在无比崎岖的山地中经过二十二天激战之后，你们赢得了盖塔尔战役的胜利。你们每个人都在自己的战斗岗位上出色地尽到了职责。不仅在死神从不停止其阴森召唤的前线，就是在其余一切地方，你们都表现英勇和坚贞不屈。”

　　 巴顿还对后勤部队、维修单位、通讯部队、工程兵、第12空军支援队和医护人员表示了特别的敬意。命令的结尾说：“由于你们的一致努力和上帝显示的保佑，在美军光荣的历史上，又增添了新的光彩。”

　　 巴顿还给步兵第1师、第9师和第13野炮旅送去了专门的表扬信。让官兵知道他为他们感到骄傲，对他们的战绩感到高兴，这总是令巴顿感到欣慰的事。

　　 后来，从亚历山大的一项命令中又引出一场争执，巴顿认为他从这项命令中看出有一种精心策划的企图，即想抹掉第2军在这次战役中的任何一点荣誉。4月10日晚上，麦克里里打电话告诉巴顿，亚历山大想要把第2军从第18集团军群的指挥下调到安德森将军的第1集团军。巴顿立刻赶往集团军群司令部，请求亚历山大重新考虑他的决定。但是亚历山大对他的抗议充耳不闻。巴顿回到自己司令部后，给亚历山大发出了一封信，这封信值得在这里全文转载，因为这封信显示出巴顿将爱国主义应用于战争的态度，显示了他对美国始终不渝的忠诚。

　　 4月11日他写道：“回来时我一路反复思考了你要把第2军划归第1集团军指挥的决定。老实说，我对此是不高兴的，我总觉得，如果我不再次提请你注意此事，我就不是襟怀坦白的。

　　 “在我看来，问题既不在于指挥，也不涉及通讯，而是个威望问题。在盟军协同作战的开幕一场的最后场面，假如美国部队竟以一个小角色出现，不管怎样荒谬，所引起的反响可能是不幸的。我认为，如果第2军在第18集团军群中能以平等合作者的身分出现，那么就不存在什么危险。我觉得，你对我是了解的，因而你一定知道我讲的话不是针对个人的。对我来说，只要有仗可打，由谁指挥的问题是不重要的。”

　　 这可说是巴顿在第2军里的最后杰作了。

　　 4月14日，艾森豪威尔出乎意料地来到盖塔尔，通知巴顿：“乔治，我觉得现在该让布雷德利接替你了，你应该回头去搞‘赫斯基’战役。”这使巴顿大吃一惊。

       艾森豪威尔决定调巴顿回摩洛哥是出于多种动机。他真诚相信巴顿已经完成了去第2军的使命，给这个没有生气的军注入了新的生命。此外，他认为巴顿以后在制定“赫斯基”战役计划方面，可能起更大的作用。“赫斯基”战役原定发动时间为6月10日，时间眼看临近，可是计划还远远地落在后头。

　　 但在艾森豪威尔的心中，还有另一个打算。他急切要把布雷德利提到高级指挥岗位上来，因为他正在扶植他的这位西点军校同学在战争中干一番大事。他期待着有朝一日布雷德利会成为他战场上的代理人，并有意为他创造这种条件，正象他苦心培养巴顿作他的先锋一样。艾克需要布雷德利还有另一个使命，巴顿则是这项使命中的重要人物。艾森豪威尔不仅深知而且也的确害怕巴顿动辄发怒的个性，所以他把布雷德利放在幕后，一旦巴顿执行任务时出现越轨迹象，好用布雷德利来制约他。这无疑是一种适当的巧妙安排，艾森豪威尔这时正在突尼斯为这一安排打基础。这事后来成了战争中的一个决定因素。

　　 艾森豪威尔为了使布雷德利能担当起这一任务正在背后悄悄地积极进行活动。在艾克离开司令部去前线布置人事调动前夕，战地记者厄尼·派尔来阿尔及尔访问，艾森豪威尔告诉他：“你下次来前线时，去采访一下布雷德利。”

　　 派尔果然去了。全国第一次从他连续六篇专栏报道中知道了布雷德利，这位出名的记者在报道中介绍说，布雷德利是位“大兵将军”。这就开创了一种传说，(或者说是神话？)即布雷德利不仅是陆军中最民主的将军，而且是美军高级司令部幕后的智囊。很快就达到了如此程度，说巴顿的主意和成就应归功于布雷德利(布雷德利自己在回忆录中巧妙地证实了这一点)。当他们到达西西里的时候，士兵中间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巴顿所以能用三十八天就攻下西西里岛，全仗他有一个秘密武器——布雷德利。”

　　 在突尼斯两人的关系是好的，但并不突出。巴顿钦佩布雷德利作为一个全能步兵的才干——他精通战术；能把情报、作战和后勤熟练地协调起来；他执行计划全面彻底。性情暴躁、说话不干不净的巴顿敬重布雷德利高尚的为人。在突尼斯，他看出他的副军长是一位富有忘我精神、极端忠诚老实和勤勉的人。

　　 巴顿虽然把布雷德利视作一位合格的将军，但不认为他是一个大将之才。他认为他很有资格去当高级指挥官，但不能当最高指挥官。不论错对与否，巴顿认为过于谨小慎微限制了布雷德利的前途，尽管他能够看出自己的机会，并有才能筹划利用这些机运，但天生的谨慎使他未能一往直前。巴顿还认为，布雷德利谦虚，满足于在军中的慢慢提升，这次突然提升使他受宠若惊，因此有点不知所措。在处理同上级的关系方面不够果断有力。

　　 另一方面，布雷德利则钦佩巴顿突出的战术天才，但认为除此之外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在突尼斯或后来的西西里都是如此。这个密苏里州乡村教师和女裁缝的儿子，觉得同巴顿的贵族地位相去甚远，在他们首次共事期间，布雷德利从未能克服由于不同的社会背景而使自己产生的一种自卑心理。

　　 在单纯的业务问题上，布雷德利对巴顿奇特的印象派的打仗方法，尤其对他明显忽视后勤工作的作风，感到吃惊。在布雷德利的眼里，巴顿象是摩西一样的人物，他的补给问题是由上帝来解决的，他想要水的时候，只需拿根小树枝在岩石上敲打一下，同时向天上急切祷告，老天就会赐给他甘露。

　　 布雷德利对巴顿的一些庸俗举动——蓄意粗暴对待他的官兵，满口都是脏话，贪得无厌地追求晋升和表彰——感到惊奇。实际上，布雷德利认为巴顿有点象是一个狂人，他有强烈的无法克制的欲望，时而狂热，时而消沉，贪图权力和出名。在这个头脑清楚而健康的人身上表现出来的愚蠢、不切实际和过火行动，如果不是神经错乱，也显然是不合情理的。他们在北非第一次密切共事时，布雷德利就认为，巴顿“不管指挥一个军有多么成功，但并没有学会指挥自己。”

　　 两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奇怪的矛盾关系。巴顿对布雷德利的依赖性很大，但对他又有点瞧不起；布雷德利承认巴顿的上级地位，但又切望摆脱这种束缚。布雷德利天生忠实正派，不会阴谋反对巴顿，或背后进行诽谤，但一旦遇有能使他摆脱他的职务离去的机会，他也会抓住不放的。

　　 3月22日，这样的机会出现了。当时巴顿正在准备加夫萨－加贝斯进攻战的计划，而布雷德利到阿尔及尔艾克的司令部去作些安排。

　　 布雷德利发现艾森豪威尔正对“赫斯基”作战计划的进展情况感到严重不安。他刚刚同华盛顿的马歇尔将军通了甩话，对进军计划他眼下没有任何确实的内容可以向陆军参谋长报告。艾森豪威尔看到布雷德利走进办公室，便问他是否认为已能掌管第2军，以便让巴顿回拉巴特去制订作战计划。否则，他说，如果巴顿离不开突尼斯，就要调布雷德利去搞作战计划。

　　 “嗯，”布雷德利说，“我倒觉得乔治应该回去继续制订他的西西里作战计划。第1装甲部队的人员毕竟是他的宠儿，他是可以从他们那里得到更多好处的。”

　　 “我也正是这么想的。”艾森豪威尔说。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巴顿调回拉巴特，布雷德利接管了他的第2军。

　　 顺便说一句，3月22日的这次访问竟成了巴顿死后两人之间一场“业务上抗衡”的焦点。布雷德利将军在他的回忆录《一个军人的记事》中经常提到，战净中的一些思想和计划源出于他，而巴顿则说这些是他自己的妙计。正因为这样，巴顿对3月19日亚历山大禁止他越过丰杜克－奥雷布的命令很气愤，决定就这项命令向艾森豪威尔上诉。根据3月22日巴顿的日记记载，他派布雷德利去阿尔及尔就是为了这件事。

　　 然而，布雷德利在他的回忆录中却说，是他对亚历山大的指示感到吃惊(因为它“意味着在这场夺取最后胜利的战役中将剥夺美国第2军应该分享的战果”)，所以他才请巴顿允许他飞往阿尔及尔，向艾森豪威尔“提出我的反对意见”。对同样的主意，双方都说是属于自己的，类似的争论时有发生，这首先见于巴顿的日记，继而出现在布雷德利的回忆录中。

　　 一个象军事指挥机构这样的集体组织要想指出哪个点子是谁首先想出来的，往往是很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但巴顿的计划和主张在当时的文件中完全有据可查，而布雷德利关于他有同一想法的声明，迟至1951年才发表，这时巴顿已不在人世，不能再参加争论或发表声明了。

　　 巴顿在给予别人应有的荣誉方面，是非常慷慨的。他对所谓创造性精神的看法也是很老练的，这种精神就是要在特定的形势下提出新颖独到的见解，这被看作是天才的标志。

　　 1944年12月在凸出地带战役中间，巴顿清晨4时把他的秘书罗斯维奇叫到办公室，当时是在卢森堡。秘书看到他衣服不整，半穿制服半着睡衣，说明他一定是刚下床，有事情要口授。罗斯维奇已经习惯了这种白天黑夜随时的召唤，只要他这位反复无常的上司什么时候梦中心血来潮，他就立即照办。

　　 原来巴顿估计德军要在圣诞节于某个地点发动攻击。这分明出于一种预感，他决定来个先发制人，首先向敌人发起攻击。他把罗斯维奇叫进来口授了战斗命令。

　　 说完之后，命令抄本送交参谋处，巴顿才放心睡觉去了。“那天早上，我们发起了攻击，几乎就在同一时刻德军也发起了攻击。”罗斯维奇回忆说，“敌人被阻止在冰天雪地中。巴顿因此避免了可能对他侧翼造成的严重威胁。”

　　 过了一、两天，在他同罗斯维奇的另一次谈话中，巴顿回想起他夜间的灵感，洋洋得意地笑着说：“老实对你说吧，那天我是一点也不知道德军要来进攻的。将来有人可能说这是运气，有人则说这是天才。”

　　 “将军，您认为这是什么呢？”罗斯维奇问。巴顿看了他一眼，似乎对这个问题感到吃惊。他停了一会，然后说：

　　 “是决心。”

　　 第3集团军还在慢慢地撤出凸出地带，巴顿就决定跨过索尔河发起大规模进攻。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战役。战斗胜利后的那天早晨，人们可以看到巴顿得意地犹如孔雀一样，轻松地踱来踱去。

　　 当他在私人办公室里漫步走近罗斯维奇时，他那种自命不凡的得意劲头一下消失了。他好象觉得要急于同谁商量一下这个问题。因为只有罗斯维奇在附近，他决定同他议论一下这个问题。他告诉罗斯维奇，这次军事行动是他突然灵机一动的又一次表现。当他早上3时无缘无故地醒来时，就突然想到了这件事。

　　 他说：“象这样的主意究竟是灵感还是失眠的结果呢？我不敢说我知道。以往的每一个战术思想几乎都是这样突然出现在我的脑海里的，而不是有意识的苦思冥想的结果。”

　　 他看了罗斯维奇一眼，用冷冰冰的语调说：“中士，当你读这次战争的历史时，千万要记住这一点！”

        在历史的这个关键时刻将巴顿从第2军调走是不公正的，因为盟军原来未能取得的重大胜利现已开始形成，应该允许巴顿留在前线杀敌。巴顿实际上从骨子里感到胜利将近，不过他在行动上不便把这种感情明显表露出来罢了。还需要在亚历山大将军出色的筹划下进行另一次大的突击，才能结束艰巨的突尼斯战役。即使如此，在巴顿离开后，也还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才能结束。5月12日，轴心国的抵抗完全崩溃，德军和意军争先恐后地投降。大名鼎鼎的非洲军团总司令尤尔根·冯·阿尼姆上将亲自率领战俘队伍走向战俘营，德国非洲军团从此走到了它光荣之路的尽头。

　　 巴顿在突尼斯对第2军的指挥仍然笼罩着一片挨批评的乌云(说他显然一开始就没能够“突破到海边，把马雷斯防线的非洲军团包围住”)，而布雷德利却由于这次战役的胜利结束而赢得了各方面的赞扬，实际上是巴顿为这次胜利奠定了基础。

　　 巴顿对自己从第2军调走一事从不埋怨，也并不嫉妒布雷德利承受的光荣，这是他的一个特点。他往往容易对战争中某些纯属偶然或无关紧要的事情争论不休。对一些与他并无直接关系的鸡毛蒜皮小事，他往往大喊大叫。但是对于那些常常给他造成严重不利的大事，他却不抗争，不怨恨，只是耸耸肩，咧咧嘴，就任其过去了。

　　 艾森豪威尔确实邀请了巴顿参加6月20日在突尼斯城举行的祝捷大会，巴顿还纠正了一个疏漏，把布雷德利也带着一同去参加。但事后，他却后悔不该前去参加。原来，这次庆祝活动变成了法英两国的一次炫耀，旨在颂扬蒙哥马利和庆祝法国军队的再生。美军只去了一支象征性的部队，第34师的一个营作代表。

　　 更丢脸的是，艾森豪威尔忘记邀请巴顿和布雷德利到检阅台上去，而检阅台上却站满了盟军的司令官，其中很多人只是坐在阿尔及尔，甚至远在伦敦和华盛顿对这次战役作壁上观的。巴顿感到厌恶。

　　 “真是他妈的浪费时间，”巴顿对布雷德利说。然后返回穆斯塔加奈姆，继续搞“赫斯基”计划，希望从中夺回在突尼斯战役中失掉的奖酬。

　　 这种事在巴顿身上常常发生。在西西里胜利之后，不允许他乘胜追击，夺取在意大利的更大胜利。1944年，他打开了通向巴黎的道路，可是开进这座解放城市的荣誉，却落到另一支军队身上。

　　 在巴顿看来，荣誉这个鲜明的悲剧性东西就意味着统治，它一次又一次地温暖着他的名字。他赢得了不少荣誉，但他期望得到更多更多。他将一些荣誉分给别人，不然的话，别人就很少能感到太阳的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