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占领中途岛·第二

作者：戈登·W·普兰奇 ·美国

                    唐纳德·M·戈尔茨坦 ·美国

            凯瑟琳·V·狄龙 ·美国

出自————《中途岛奇迹》

出自————《战争通史》

　　1941年12月下旬的一天，在泊于日本濑户内海西端附近的“长门号”战列舰上，一位身穿海军大将服的男子正站在他的办公桌旁。他个子不高，宽肩厚背，一对机敏，聪慧的眼睛反映出他    直率而寡言、果敢而敏感的个性。高高的鼻子，表情丰富的嘴唇，嘴角至下巴已经刻上了棱角分明的皱纹，就像是伊丽莎白时代的一位伟大的船长──是水手又是诗人，是海盗又是政客，是爱国者又是事业家。

　　他就是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他站在那里，眼睛盯着轰炸珍珠港的战果报告。这份报告是根据美方的资料整理而成的，美方对所受的损失未加任何掩饰。他转身面对负责潜艇事务的同时也是他最年轻的参谋有马高泰海军中佐，狠狠地在办公桌上捶了一拳大声叫道；“了不得！”美国人损失这么惨重，还有勇气实话实说。对于这样的对手，应该狠狠地揍！ [ 注：对有马高泰海军中佐的采访，1948年11月21日。 ]

　　山本比谁都清楚：他的对手实力强大，足智多谋。他曾就读于美国哈佛大学，担任过驻华盛顿的海军武官，到过美国各地，在日本海军中，他对美国情况的了解不亚于任何人。因此，他长期以来反对与美国交战。然而，他又是一位彻头彻尾的日本民族主义者。当日本政府显然已下定决心要对美开战时，他打破了日本海军在内海打防御战的传统，拟定了关于跨洋过海空袭珍珠港的大胆的作战计划。日美既已开战，他当然要全力以赴。

　　1941年12月间，山本一直在考虑着海军的下一步战略。虽然，突然袭击珍珠港的战果超出了所有的预料，联合舰队的舰只在西太平洋上大摇大摆地驶来驶去，然而，山本意识到以瓦胡岛为基地的山姆大叔的战斗部队仍有很大潜力，他们渴望着报仇，以洗雪奇耻大辱。于是，他命令参谋长宇垣缠海军少将及其幕僚“立即拟订第二期战略计划”。 [ 注：对渡边安次的采访，1964年9月25日。 ]

　　在整个中途岛海战中，日本海军有许多事情都干得“太迟了”，山本的这个命令是第一件。山本早就应该与海军军令部作战部一起拟定出第二步战略计划，这样等南云的机动部队从珍珠港返回后，就可立即付诸实施。

　　宇垣长得很漂亮，在日本人中算是高个子，很有头脑，口才也很好。他性格坚强，敢作敢为，容易激动，略为秃顶的脑袋主意很多。每天晚上9点左右，他都要把自己的想法及当天发生的事情记下来，从而给后人提供了一部非常有价值的战争日记。

　　宇垣被誉为日本最优秀的军官之一，享有日本海军战略权威的盛名。由于山本要求有一位熟知东京海军最高当局情况、作风踏实、精明能干的行家作为助手，字垣于1941年8月下旬到联合舰队任职。登上“长门号”以后，他一直忠实地、有效地为山本效力。

　　接到山本的命令，宇垣即以惯常的热情和认真的态度动手拟定计划。经过初步调查，从1月11—14日他将自己对以后作战的意见整理成文。当时，他在日记里匆匆记了个梗概：“今年6月以后，我们应该攻占中途岛、约翰斯顿和帕尔米拉，派空军上岛，派遣联合舰队进攻部队前往攻占夏威夷，同时逼敌舰队与我决战。” [ 注：对渡边的采访，1965年1月7日。渡边提供了宇垣日记的部分摘抄。 ] 日本人认为，这些岛屿对美国十分重要，美国一定会进行反击或企图夺回这些岛屿。这样，日本人寻求已久的日美舰队大决战就会到来。 [ 注：巴德对渡边的采访，1966年6月3—4日。 ]

　　1月25日，宇垣把写成的研究结果给了首席参谋黑岛龟人海军大佐，让他一起参谋研究决定。黑岛很聪明，但行为古怪，即使是给山本办事也是慢慢吞吞的。在船上，他总是很晚起床，大量饮酒，一根接一根地抽着香烟，等着战神赐给灵感。 [ 注：对渡边的采访，1964年9月26日。 ] 宇垣对此大为恼火，在日记里表达了他焦急的心情：“现在耽搁1天，将来要后悔100天。” [ 注：同上，1965年1月7日。 ]

　　黑岛如此拖拉是有他的道理的。他认为尼米兹不会派出舰只保卫中途岛、约翰斯顿和帕尔米拉，而日军却会被粘在这3个难以维持的岛上。 [ 注：巴德对渡边的采访，1966年6月3—4日。 ] 他建议日海军战略方向西移，转向印度和缅甸。宇垣暂时接受了这一建议。 [ 注：对渡边的采访，1965年1月7日。 ]

　　正当研讨战略计划时，山本将指挥位置从“长门号”移到了12月份刚从吴港下水的超级战列舰“大和号”上。日本为了对付1921年华盛顿海军会议所规定的主力舰只5—5—3的比例， [ 译者注：会议签订的条约规定美、英、日主力舰标准排水量总吨位比例为5—5—3。 ] 设计了4艘巨型舰只，“大和号”是第一艘。日本希望用这种办法加强单舰的打击力量，而不是多造舰只。在1935年伦敦海军会议上，日本宣布它将不延长已有条约。在建造“大和号”及其姊妹舰“武藏号”的过程中，日本在技术、财政和安全方面碰到了极大的困难。现在，“武藏号”在长崎尚未完工，但“大和号”这艘新的旗舰总算建成、下水了。

　　“大和号”长863英尺，两侧装甲16英寸厚，满载排水量约达7万吨；装有9门18.1英寸口径的大炮，弹丸每发重3000磅，每个炮塔都有驱逐舰那么大。 [ 注：A·J·瓦茨和B·G·戈登：《日本帝国海军》，第68—72页。 ] 日本人打算以此作为超级战列舰时代的开端，但战列舰时代已经过去，“大和号”实际上成了这一时代的最后一艘，就好像一只海上恐龙竟然降生于哺乳动物时代一样。

　　山本坐镇在他的新的海上司令部里，率领使他掌握了常规舰只方面占压倒优势的主力部队其它舰只，停泊在濑户内海。此时，南云的航空母舰部队在南太平洋上到处游弋，几乎是为所欲为。然而，现在毕竟不像当时他率领6艘航空母舰齐攻珍珠港那样了。有时候他率领第二航空母舰战队，有时候率领第五航空母舰战队，但他的指挥核心一直是旗舰“赤城号”及伴随它的“加贺号”。1月20日和21日，他轰炸了拉色尔 [ cdhyy注：原文如此，应为拉包尔 ] 、卡维恩和新几内亚，2月19日，轰炸了达尔文港。南云的飞行员们对停泊在国内的“柱岛舰队”讽刺挖苦，说着俏皮话。曾率队空袭珍珠港的海军中佐渊田美津雄及其他斗志高昂的飞行员们觉得，山本实际上是在等待美国修理好被他的部下在瓦胡岛予以重创的那些舰只。 [ 注：对渊田美津雄的采访，1964年3月1日。 ]

　　南云离开达尔文港向爪哇推进时，渡边安次中佐研究了印度洋作战的可行性。渡边是主管后勤的参谋，兼管炮术和海军陆战队事务，但他经常十分赞成在印度洋作战的黑岛的合作。2月20—22日，在“大和号”上进行了图上演习，陆军参谋本部也有一些军官到场。最后兼任陆军部长的东条英机首相出于更多的政治考虑而不是军事考虑，否定了这个方案。3月份即将进行大选，东条需要把用于战争的开支降下来。

　　接着，联合舰队提出要全力进攻中国，最后拿下重庆的建议。东条又一次予以否决。在他看来，对日本来说这样做是自不量力。

　　既然陆军和海军不可能就协同进攻的目标取得一致意见，山本的幕僚们决定拟订出关于海军能独立完成的作战方案。到3月中旬，他们几乎转了一大圈后，又回到了宇垣于1月间提出的方案。大家的沉思的眼光都落到组成中途岛的那两块针尖大的陆地上。拟出的计划规定了中途岛战役的两个目的：一、占领中途岛，将其改造为日本空军基地和攻打夏威夷的出发点；二、诱使美太平洋舰队驶入中途岛海域，进行一场打垮拖烂的战斗，把它消灭。在日本利用“大东亚”地区的资源加强其存在时，这一方案的实施可以确保其东部海疆的安全。 [ 注：对渡边的采访，1964年9月25日；巴德对渡边的采访，1966年6月3—4日。 ]

　　因此，联合舰队的幕僚们集中了主要精力确定下一个重大的对美作战行动。而在珍珠港，尼米兹和他的助手也同样在不倦地工作着，试图预测出日军这一战役的目标，以求智胜。在这方面，最辛苦的要数约瑟夫·罗奇福特海军中校了。罗奇福特是俗称“海波”(HYPO)的战斗情报局(代号为OP20 02)的局长。他人很瘦，不到6英尺高，肤色出奇的白皙，眼光坦诚友好。他是干情报这一行的老手。

　　从技术上讲，战斗情报局不属尼米兹管。作战上，它受华盛顿的海军通讯安全情报局长劳伦斯·F·萨福德中校指挥，行政管理上，它配属于总部设在珍珠港的海军第十四军区。

　　萨福德与罗奇福特同事多年，是罗奇福特的老朋友。 [ 注：对约瑟夫·罗奇福特海军中将的采访，1964年8月26日。 ] 他是个数学天才，又是个棋迷，他在密码方面技术超群，为人又刚正不阿。他是海军情报部门密码科的创始人，同时又十分清楚密语、密码的不可靠性。因此，他孜孜不倦地工作着，不断运用复杂的手段防止泄密。 [ 注：对邓达斯·P·塔克海军上将的采访，1964年8月22日。 ]

　　当时美国陆军或海军的密码学专家人数稀少，他们服役于军队中，又不完全属于它们。没有一个人确切知道自己属于哪个部门，南边的情报部门和北边的通讯部门都管不了。 [ 注：对罗奇福特的采访，1964年9月1日。 ] 干好这项工作需要特种的智力──大大超出常人的、近乎数学天才的智商，和无穷的容纳棘手的细节的能力。他应该对这项工作有真正的热情，并保持学者的超然态度。他不能有凡夫俗于那样的雄心。因为在他肩上缀上星的可能性如同被选为美国总统那样渺茫。得奖受勋也很少有他的份。

　　密码专家们终日在不见阳光的绝对安全的密室里，对着一大堆字母和数字冥思苦想，不停地编来排去。去他们家拜访的客人经常见主人在休息时间不是在琢磨象棋就是在研究密码，就像是邮递员，在假日里还进行长距离散步。他们从不涉猎专业以外的东西。所以，这些目标、情趣相似、世上罕见的献身密码事业的人在多年的工作中彼此都很熟悉。各个军种都建立了一个精干的专家小组，组里每一个人都默默无闻，但极其出色地工作着。

　　为战斗情报局罗奇福特工作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专家组。他们在距珍珠港1010号码头不远的旧行政大楼的地下室内办公。组长是海军少校托马斯·H·戴尔，罗奇福特称他是“海军最好的密码专家，只要吃几片药，他就可以不睡觉地连着干上三、四天”。戴尔手下有像译电员约瑟夫·芬尼根海军少校这样的人。罗奇福特称赞芬尼根“简直是个奇才！明明是张白纸，可他却能把它译出来，就像一个真正的魔术师可以凭空把东西变出来一样”。在这个实力很强的地下小组里还有从夏威夷大学借调来的数学教授贾斯帕·霍姆斯。他负责测定日本舰队的位置，并将他们标出。 [ 注：对罗奇福特的采访，1964年8月25日。 ]

　　有关日本海军的大量数据都出自于这个小组，再由太平洋舰队情报主任埃德温·莱顿海军上校上呈尼米兹将军。罗奇福特发出每日情报通告和对形势的估计，每次送一份给莱顿，一份给华盛顿的海军总部。战斗情报局主要的日常工作是破译日舰队的电台呼叫信号，罗奇福特尽量想在通报中包括这些呼号。

　　在过去的十八年中，美国海军培养了一支由海军军士长和士兵组成的高水平的无线电报务队伍。他们是当时及为错综复杂的情报战的中坚力量。只要了解下述情况就可以想象出这种工作的复杂程度：每个有关的海军指挥部都有10—20个网络，各个网路都有自己的呼叫信号群。例如，某一个网路负责对日本海军军令部与联合舰队的联络。山本与其下属的各司令部之间，每个司令部与其下属的部队之间，直至每艘驱逐舰、每个最边远的岸上电台都分别有网路负责。

　　将如此纷繁众多的呼叫信号理出头绪并译释出来需要有长期的经验、丰富的知识和灵敏的感觉。罗奇福特的这支队伍完全具备这些素质。到1942年春，他们的技术更加精湛，甚至仅从发报习惯──速度是快、是慢、还是中等，指法是重、是轻、还是不轻不重──就能辨认出是日方哪个报务员在发报。例如，他们知道，“赤城号’报务员指法很重，就像是坐在电键上蹦跶一样，听到这样的信号，他们谁也不会弄错。

　　到1942年3月1日，罗奇福特已经掌握了大多数日本舰只的位置，误差不超过三、四百海里。他通过每日情报通告使莱顿了解最新情况。如果有特别情况，他就亲自与莱顿联系，就像向布洛克海军少将报告一样。莱顿有时在罗奇福特的估计上加码。如果罗奇福特说有4艘日本航空母舰，莱顿就报告说有6艘。 [ 注：对罗奇福特的采访，1964年8月25日。 ] 这使罗奇福特很生气。

　　但是莱顿这样做是从过去的惨痛教训中学来的。他知道作战军官们普遍认为情报人员总是无事惊慌，夸大敌情。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前一天的中午，一位同桌进餐者的话常在莱顿耳边回响：“啊，莱顿来了。今天星期六，又有什么紧急情况了吧！” [ 注：对埃德温·T·莱顿海军上将的采访，1964年7月22日。 ] 因此，罗奇福特估计有4艘日航空母舰在活动，莱顿就说有6艘。当这些军官们减去情报人员虚报夸大的1/3后，就正好与原来的数字相同了。

　　莱顿当然知道太平洋舰队接到罗奇福特提供的情报后会怎样行动，但罗奇福特对此一无所知。他也不想知道这些，免得影响他的看法，妨碍他客观地分析部下截获的日军活动的情报。 [ 注：对罗奇福特的采访，1964年8月26日。 ]

　　战斗情报局正在专攻日本海军使用的JN25密码体系。该体系包括三种数码。第一种有约45000个五位数，分别代表不同的词或词组，第二种的数目甚至比第一种的还要大，是任意编成的，发报者可以随意选用加入电文中，使敌方难以破译，还有一组特别数码，用以告诉己方收报人员在电文的什么地方施加了伪装，以便收方译读。当然，还不断有新编制出的数码本供报务员们使用。 [ 注：参见《尼米兹》，第64页；对罗奇福特的采访，1964年9月1日。 ]

　　因此，如果有人很随意地谈起破译日本海军这套密码时，也不应该将破译过程想象成如同把一份俄语电文译成英语那样容易：先把西里尔字母换成罗马字，然后译成英文就行了。这种破译工作很像最初辨认罗塞达碑文 [ 译者注：指1799年在尼罗河口的罗塞达城郊发现的埃及古碑，上面刻着埃及象形文、俗体文和希腊文3种文字。该碑的发现为译解古埃及象形文字提供了钥匙。 ] 那样──这里有点材料可资比较，那里有点可供推想假设，虽然偶尔有点突破，但仍有许多语句无法译解。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和大战期间，机器已经进入了密码破译领域，而且的确从那时起，人们已经在编码和译码过程中使用了计算机， [ 注：对塔克的采访，1964年8月22日。 ] 然而当时罗奇福特既没有译码机，也没有日方的密码本。但是，到1942年三、四月间，战斗情报局居然能在每份密电中大概隔三、四个数码组判读出一组。这不是哪一个人的功劳，而是全组人员共同努力、坚持不懈的结果，而且每破译一组都使下一组的译解工作容易一些。他们把这些点滴收获放进所截获的电文中再进行研究，以期引出一种有含义的模式。战斗情报局还有一项宝贵财富，那就是罗奇福特的非凡的记忆力。他能记得数日乃至数周前耳闻目睹过的东西。罗奇福特承认自己“组织工作做得很差，档案工作搞得不好，不过，我把材料统统都记在脑子里了”。 [ 注：对罗奇福特的采访，1964年9月1日。 ]

　　尼米兹初到珍珠港时对战斗情报局不很重视，十分怀疑它存在的价值。如果侦听取得的情报真的那么管用，那么日本人在1941年12月7日怎么会偷袭成功呢？莱顿后来向他解释说，如果日本人在珍珠港事件中使用了无线电，那他们一定是使用了美国人尚未破译的密码，再说，南云部队始终保持着无线电静默。 [ 注：沃尔特·洛德：《惊人的胜利》，第22—23页；《尼米兹》，第64—65页。 ]

　　尼米兹认识到侦听、破译的重要性后，变得“非常合作，非常体谅”。罗奇福特也需要一些合作和体谅，因为当时华盛顿海军总部的某些机构对他们的工作仍然很冷淡。但是，尼米兹是个“有头脑的领导人、真正的知识分子”，他理解情报人员的心理。意识到情报工作的价值后，他就坚决主张让罗奇福特完全自由地进行他那十分重要的、即便是很不合常规的活动。“你应该告诉我们日军打算干什么，”他对罗奇福特说，“由我来判定这些情报对我方是否有利，然后相机行事。” [ 注：对罗奇福特的采访，1964年8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