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旗帜正在全欧洲飘扬”·第三十三

作者：约翰·托兰·美国

出自————《最后一百天》《并非完整的胜利·第四》

出自————《战争通史》

　　 邓尼茨没有把握是否能够满足艾森豪威尔的无条件全线投降的要求，尽管他接受这样的条件，他却控制不了东线的那些人，他们非常恐惧俄国人，可能是他们还不知道已经发布的命令，拼命地朝西逃跑。

　　 他要再一次地说服艾森豪威尔不要把德国士兵和老百姓丢弃给布尔什维克。五月六日，他要求约德尔去兰斯转达一项新的建议，并给了他书面指令。

　　再次向美国人解释我们期望分别投降的理由。如你从艾森豪威尔那里不能比弗雷德堡取得更多的成果，那就答应全线同时投降，投降将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停止一切敌对行动，但要给予德军部队自由运动的权利。第二阶段，就没有这种自由了。要尽力使两个阶段间隔地长些。如你能够作到的话，请说服艾森豪威尔接受在某种情况下，同意德军士兵个别向美国人投降。你在这方面的成就越大，德军士兵与难民在西线得救人数就越多。

　　 此外，邓尼茨还授予他代理签署整个战线的投降文件的权力。“只有当你认为，你的第一个目标，即分别投降，能够实现的情况下，才能使用你的授权。”他说道，并补充说，没有得到他通过电报发来的最后许可，不要签署任何东西。

　　 一大早，一件意外的事情帮了邓尼茨的忙。刚被德国空军从党卫队手里解救出来的戈林拍来电报说：

　　你是否知道帝国首脑鲍曼策划的阴谋吗？这项阴谋危及到国家的安全，其目的是要排除我。一切针对我所采取的措施都是来自于我对元首公正的要求，我要求知道，他是否期望他关于接班的命令生效……

　　我刚听说，您打算派约德尔去与艾森豪威尔会谈。考虑到我国人民的利益，我认为我也同样要见艾森豪威尔，以元帅见元帅。战前，我在元首责成我同外国进行的重大谈判中所取得的成绩，充分证明我有能力创造一种气氛以帮助约德尔进行谈判。此外，英国和美国，近几年来通过他们的领导人表达的意见说明，他们对我比对其它德国领导人有好感。在这最困难的时刻，我坚信，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合作，不要疏忽任何能尽善尽美地为德国未来的利益效劳的一切东西。

　　 邓尼茨漫不经心地把电报搁在一旁。

        过去大部分迫于希特勒淫威的人，突然地自由了，而且感到形势逼人。在奥地利的一间山区小屋中，卡尔登勃鲁纳同阿道夫·艾克曼作了最后一次谈话，他几乎是随便地问道：“现在你要做什么呢？”

　　 卡尔登勃鲁纳耐心地呷着白兰地。

　　 艾克曼说，他上山去与坚定的纳粹分子会合，他们会象他一样决战到底。

　　 “好，对帝国元首也很好。”卡尔登勃鲁纳用一种讽刺的口吻回答道。显然，艾克曼没有懂得这句话的含义。现在，希姆莱可以以另外一种方式同艾森豪威尔谈判了，因为他知道有一个艾克曼在山上，而且，他绝不会投降……因为他不能那样做。卡尔登勃鲁纳激动地翻动着一张地图。“这一切都是碰运气的事，”他平静地说道：“大局已定，毫无办法了。” [ 注：卡尔登勃鲁纳在纽伦堡审判后被处以绞刑。艾克曼是上山了，但并未参加战斗，他冒用空军下士巴尔特的假名乖乖地向美军一个部队投降了。在战俘营中，他自己又说是党卫队中尉，名叫奥托·艾克曼，于一九四六年逃跑，躲到了南美洲避难。14年后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被以色列人员抓获，秘密带往耶路撒冷审判……最后被处决。 ]

　　 面对这些问题，希姆莱的反映却是逃离弗伦斯堡。

　　 “您不能够弃之不管。”德国中央保安局第三处长官，党卫队将军奥托·奥伦道夫反对道，“您应该发表一广播演说，并对盟国发布一个声明，您对所发生的一切承担责任。您还应该说明这样做的理由。

　　 希姆莱只是为了避免争论才接受了这个意见。他走近施威林·冯·克罗西克，不安地问他道：

　　 “请你告诉我，那些将要发生的事情，与我有关吗？”

　　 “您本人或其它人会发生什么事，我根本不感兴趣。”伯爵恼怒地说道：“我只关心我们的使命，而不是我们个人的命运。”他对希姆莱说，他可以自杀，或戴上一个假胡须销声匿迹。“但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偷偷到蒙哥马利那里去，对他说：‘嗳，我就是希姆莱，党卫队将军，我已准备对我所有的部下负责……’”。

　　 “部长先生……”希姆莱没有说完就走了。

　　 晚上，他神秘地对他最好的朋友说，另有一项重要使命应该去完成。“几年来，我一直负有重任。这个伟大的前所未闻的任务，我应当独自一人去进行。你们中间有没有一两人或许能陪同我去吗？”

　　 他刮掉了小胡子，在一只眼上放了一块纱布，化名为海因希·希青格尔——带着六个随从，其中有格布哈特博士——躲藏了起来。两星期后，他就被英国人俘虏了。一位医生对他们进行常规检查，注意到希姆莱嘴中有东西，但当他试图用手指掏出物体时，希姆莱咬破了德格雷勒过去给他的氰化物胶囊，几乎立刻就死去了。

        在巴黎，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挑选了17名记者来报道德军投降的消息。5月6日下午，他们的飞机飞往兰斯。在路上，艾森豪威尔的公共关系部长、弗兰克·A·艾伦准将说，过早地泄露谈判可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他要求所有在场的人签名保证，“只要最高司令部还没解除他们的誓言，就不要去传播这次会议的结果，不要提到这次会议”。

　　 到达兰斯后，记者们被带到了艾森豪威尔的总部。总部设在男子技术专业学校里的一幢用红砖砌成的四层现代化大楼内。艾伦把他们带到底层的一间教室里，要他们等候着。

　　 就在这时，其他记者，有《纽约时报》的雷蒙德·丹尼尔和《芝加哥论坛报》的海伦·柯克帕特里克，乘坐吉普车从巴黎赶来了。他们对于专断地选择一些人报道这件大事感到怒不可遏，他们试图进入学校，但是人们遵照艾伦的命令把他们驱逐出去了。他们停留在人行道上，只要看见有人走出或走进大楼，不管是谁，他们就走上前去攀谈。腓德烈·摩根中将理解他们的心情，对艾伦说，总不能让被赶走的记者们留在大门口吧。艾伦却理解为他埋怨这些记者们呆在门外，于是，命令军事警察将他们赶走了。

　　 十七点三十分，约德尔和他的副官在两位英国将军的陪同下进入了学校，被带到了冯·弗雷德堡海军上将跟前。约德尔用两声含混的“噢！噢！”同他的同胞打招呼，并关上了门。不一会儿，弗雷德堡走出去要了咖啡和一张欧洲地图。

　　 德国人在艾森豪威尔的情报长官肯尼思·斯特朗少将的陪同下来到了约德尔·史密斯的办公室。斯特朗能讲一口流利的德语，约德尔极力维护德方的论点：他们愿意向西方，而不愿向俄国人投降。十九点三十分，斯特朗和史密斯离开了德国人。他们走下通道，一直来到艾森豪威尔的办公室汇报了会谈的进展，然后就回去了。

　　 不一会，布彻尔上校进入艾森豪威尔的办公室，提醒他别忘了两支笔——一支是金笔，另一支是铱金笔——这是艾森豪威尔的一个老朋友肯尼思·帕克特地寄给他的。艾森豪威尔对他的海军副官说，要象“对待自己眼珠一样”来保存好这两支笔——一支将给帕克寄回去，另一支给杜鲁门。

　　 当布彻尔问：“那丘吉尔呢？”艾森豪威尔答道：“噢！我的天，我没想到这一点！”

　　 约德尔走到走廊的顶端，最终也同意向俄国人投降了，但他要求有48小时的期限。“你们不久就要与俄国人交战。要考虑一下，不要让任何东西落到他们手中！”

　　 约德尔坚持这一点，斯特朗再次请示艾森豪威尔，并把德国人的坚决的态度告诉他。“你就同意他们这个要求吧”，斯特朗建议道。

　　 而艾森豪威尔拒绝推迟签约。“你可以对他们说，从今天午夜起48小时后，我就封锁西部前线，德国人就再也不能通过。无论他们签不签约。不管他们需要多少时间才能下决心！”

　　 尽管话语是咄咄逼人的，他们实际上还是满足了约德尔的要求：两天的通融。然而当约德尔口授一份致邓尼茨和凯特尔的电报时，他感到气馁：

　　艾森豪威尔将军坚持要我们今天签约，否则将封锁盟国前线，甚至试图投降的个人也不能通过，谈判将中断。或造成混乱或签约，二者必居其一。要求立即回电，是否允许签字投降并付诸实行。一切敌对行动应于五月九日凌晨德国时间○点一分停止。

　　 邓尼茨收到这份明码电报时，几乎已是午夜了，而约德尔又拍来了另外一份电报：

　　立即回电报作出答复。刻不容缓。

　　 海军元帅认为所提出的条件“纯粹是强加于人”，但他没有别的选择。约德尔赢得的48小时起码可使数千人免遭屠杀或沦落为奴隶。他批准凯特尔回电接受，午夜后不一会，最高统帅部负责人拍电报给约德尔：

　　海军元帅邓尼茨授你全权据已定条件签约。

　　 凌晨一点三十分，史密斯的女秘书鲁思·布里格思少校打电话给布彻尔。“好戏就要开演了”，她说道，并请布彻尔带上那两支笔赶快来。结束战争怎能没有笔呢？

　　 即将举行仪式的大厅从前是学生们打乒乓球、下象棋的娱乐室。墙上挂满地图。在房间的一头，有一张带抽屉的大桌子，教师们曾用那些抽屉盛卷子。

　　 布彻尔到达时，参加者与见证人已聚集在大厅里，其中包括17名被选中的记者；伊万·苏斯洛帕罗夫少将和另外两名俄国军官；法国代表弗朗索瓦·瑟韦少将；三名英国军官；摩根将军，哈罗德·巴勒海军上将和空军元帅西里·詹姆斯·罗布；美国驻欧洲空军战略部队司令卡尔·斯帕茨将军。

　　 比德尔·史密斯大步跨进大厅，摄影机聚光灯的强烈照射使他眯起双眼。他检查了每一个与会者的座位，向大家宣布了详细的议程。不一会，约德尔和弗雷德堡进来了，犹豫不决地在聚光灯灯光下站住了。

　　 重要人物都围着那张大桌子坐下了，布彻尔把金笔放在史密斯前，把铱金笔放在坐在史密斯对面的约德尔面前。史密斯对德国人说道，要签署的文件已准备好了。他们是否准备签署？

　　 约德尔微微点了下头，在第一部分文件上签了字，根据这个文件，第二天中欧时间二十三点一分将完全停止敌对行动。他的神情使人捉摸不透，但史密斯注意到他的双眼已是泪水模糊。布彻尔拿回金笔，将他自己的谢弗牌笔递给了约德尔——这将是一个绝好的纪念品——签署第二份文件。最后，史密斯、苏斯洛帕罗夫和瑟韦也签了名。准确的时间是一九四五年五月七日凌晨二点四十一分。

　　 约德尔俯身向坐在他对面的史密斯用英语说：

　　 “我想说句话。”

　　 史密斯答道：

　　 “可以，请说吧。”

　　 约德尔拿起放在桌上的话筒，用德语说：

　　 “将军，签约后，德国人民和德国武装力量，不管是福是祸，把他们的命运交到战胜者手中了。在这次长达五年的战争中，他们所做的事情和遭受的痛苦可能比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要多的多。此刻，我只是希望战胜者宽宏大量地对待他们。”

        艾森豪威尔焦急地在他和他女秘书的办公室之间来回踱步。对于凯·萨默斯比来说，沉默“是难以忍受的”。

　　 史密斯匆忙到来，苦笑地说道，投降文件已经签定了。听到来自走道里沉重有力的靴子声，萨默斯比中尉本能地站了起来。约德尔和弗雷德堡旁若无人地从她面前通过，走进了艾森豪威尔的办公室。进去后，他们稍一停顿，打个响跟，以一种无可指责的方式行了个礼。她想，他们酷似“好莱坞电影里纳粹分子真正的原型，一副粗俗、阴郁、死板的面孔，象是些令人讨厌的木桩子”。

　　 艾森豪威尔象一座塑像那样一动也不动，她从没见过他是那样地象一位军人。

        “你们明白刚才签署的投降条件吗？”

　　 斯特朗把这句话翻译后，约德尔说：

　　 “明白，明白。”

　　 “你们以后会得到详细命令的，我希望你们忠实地转达这些命令。”

　　 约德尔点点头：“是，是。”

　　 “完了！”艾森豪威尔生硬地说道。

　　 德国人鞠了个躬，敬了礼，然后向后转，再次在萨默斯比中尉面前走过。突然，艾森豪威尔脸上焕发出豁达的笑容。“来，大家都来这儿照张相！”他说道。摄影师乱哄哄地挤了进来。办公室里所有的人都紧挨在最高统帅周围。艾森豪威尔把两支金笔摆成象征胜利的V字高高举起。

　　 他发了一份电报给联合参谋部指挥官：

　　盟军已于一九四五年五月七日当地时间二点四十一分完成他们的使命。艾森豪威尔。

　　 他给住在巴特维尔市东根菲尔斯滕霍夫旅馆的布雷德利打了电话。布雷德利刚睡了四小时就被电话钟声惊醒了。他打开了灯，听见是最高统帅的声音：“布雷德利，一切都结束了。一条电讯正在从电机上传过来。”

　　 布雷德利叫醒了巴顿，他正在停留在雷根斯堡的野营挂车里睡觉。“乔治，艾克刚刚打电话给我，德国人投降了。五月八日午夜生效。我们应该留在前线所有的阵地上。现在如果再遭受额外的损失就是荒谬的了。”

　　 布雷德利打开他的地图，用一支蘸水笔注上“自行动日（指诺曼底登陆那天）起第335天。”然后，他走到窗前，扯开灯火管制规定的遮帘。

        在教室里，17名记者刚刚写完一段最伟大的战争史：欧洲的和平。当艾伦将军来通知他们，在一天半以内不能发消息时，记者们写的稿子已送去审查了。艾森豪威尔将军感到懊恼，但“出于至关紧要的政治考虑”，他不能放手行事，人们也毫无办法。

　　 由此引起一阵抗议声。“我个人认为应该允许发布这个消息”，艾伦说道。刚刚宣布的日期完全是专横的；三大国没有商定哪一天宣布德国投降。“我尽力争取在预定的日期之前获得准许发表消息的权利，但我不知道我是否能成功。无论怎样，我们现在只有回巴黎去，在此没有其它事可做了。”

        签约的消息还没有到达莫斯科。苏联将军尼古拉·瓦西勒维沙·斯拉维纳进入了美国军事使团的办公室，递给迪恩将军一封安东诺夫的来信。安东诺夫在信上埋怨说，尽管兰斯的投降谈判在进行，邓尼茨“继续在电台宣布，德国人应该继续与苏联人战斗……而不要在西线抵抗盟军了……对公众来说，这就意味着邓尼茨单独与西方签订了和平条约，而继续与东方作战。我们不能让欧洲公众认为还有什么单独媾和。”

　　 安东诺夫也听说，由史密斯准备的有关投降的新文件与三大国通过的文件有差异。因而，他不批准这个文件。

　　 安东诺夫补充说：“苏联最高统帅部情愿在柏林举行签署投降的仪式。”迪恩对此感到不快。

　　 朱可夫元帅将代表红军签字。

　　 斯拉维纳将军解释道，苏联人要求只签署一份这样的文件——而且在柏林签署。他们断然拒绝苏斯洛帕罗夫在兰斯签署的任何文件。“在柏林举行的仪式可以很快地组织。”斯拉维纳说道：“而且不会有任何耽搁。”

        在兰斯，艾森豪威尔的政治顾问罗伯特·墨菲也与安东诺夫同样被投降的文件搞的心绪不宁。他以前也从未见过这份文件。他把比德尔·史密斯从床上拉起问道，原来通过的文件现在怎么样了，而他自己曾于三月底亲自把那份文件带给了参谋长。

　　 史密斯甚至想不起来有过这么一份文件。

　　 “你真的记不起这份重要的蓝色文件吗？”墨菲问道：“告诉你，那里面有全部通过的条款。”

　　 几天前，史密斯曾与维南特长时间地讨论过这样一个文件，他说，他现在“想起来了。”两人马上动手寻找起来，在绝密办公室里找到了这份蓝色文件。墨菲认为史密斯确实“非常健忘，而他本人觉得欧洲咨询委员会从来就没批准过投降协定”。

　　 大约九点三十分，布彻尔进入了艾森豪威尔的房间。他还在睡着。在他身旁放有简装的《疯狂的子弹》一书。莫斯科的电报到了，艾森豪威尔写回电给安东诺夫道，他很高兴明天在朱可夫认为合适的时间到柏林去。

        半小时后，在巴黎的斯克内布旅馆里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艾伦将军重复了他在兰斯对17名记者所讲的话：第二天十五点以前，任何有关投降的新闻不能泄露出去。记者们本来就对对待他们的方式感到愤怒，他们失望地在旅馆大厅里转来转去，威胁说要控告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的公共关系部。爱德华·肯尼迪——17名记者中的一个，他是美联社巴黎分社主任——回到四楼他的办公室里研究起最新消息，戴高乐在胜利之日要发表演说，瑟韦将军对《费加罗》报记者谈他在兰斯代表法国签了字。

　　 中午，巴黎的报纸就转播了伦敦发布的消息，说要在唐宁街10号装扩音器。看来是丘吉尔要按照规定格式宣布投降的消息。

　　 其实这个消息已经宣布了，但不是由丘吉尔宣布的。十五点刚过，肯尼迪就听到B.B.C.广播电台用英语转播了施威林·冯·克罗西克刚刚在弗伦斯堡电台所作的讲话：“女士们、先生们！根据邓尼茨海军元帅的命令，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今天宣布，所有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德国人应该作出牺牲。我们应该在一贯表明德国真正特征的三颗星光：团结、公正和自由引导下，度过黑暗的未来。”

　　 邓尼茨政府未经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的许可就做此广播讲话，肯尼迪对此感到不解。他打电话给艾伦的办公室，但人们只是简单回答他说，将军很忙不能与他讲话。他赶忙跑到新闻检查负责人里查德·梅里克中校的办公室，并对中校说道，他不必再扣住这条秘密消息了，因为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已将消息泄露给了德国人。

　　 “我通知你我将宣布这条消息。”

　　 “随你的便。”梅里克答道。

　　 肯尼迪写了一篇综述，打电话给美联社伦敦分社。其实，只要说是“巴黎军方”，就可以在斯克内布旅馆内同伦敦的任何人通话。甚至敌方的人员也同样能进入旅馆这样做。

　　 “卢，我是爱德·肯尼迪。”他对在伦敦分社的刘易斯·霍金斯说道：“德国无条件投降了。这是正式的。写上日期，兰斯，法国，请宣布这条消息。”肯尼迪的说话声极低，以至于霍金斯不得不听了十多遍录音才弄清他的意思。

　　 既然事情起源于巴黎，而只有通过伦敦才能转播，英国检查官们允许一字不动地把这条消息传到纽约总社，但是，为了作些可能的修改，消息又被送去外事部门审阅了八分钟，结果没有任何改动，终于在伦敦时间十五点三十五分，（东欧时间二十一点三十五分）通过报刊与广播向西方世界宣布了。

　　 消息在顷刻之间就引起了反响，那一天，丘吉尔打了六次电话找艾森豪威尔要求公布这条消息。将近十六点，他打电话给五角大楼的李海海军上将询问情况。

　　 “根据已经达成的协议，”李海回答道：“我的长官要我对您说，没有约大叔的同意他不能有所行动，您听懂了吗，先生？”

　　 “你就这样对一个听觉有点迟钝的人说话吗？”丘吉尔说：“你不是不知道我有点耳聋吧。”

　　 李海准备对首相的秘书重复一遍这句话，但丘吉尔不耐烦地打断了他。

　　 “喂！德国总理（施威林·冯·克罗西克外长）一小时前在电台……”

　　 “我知道。”

　　 “……广播演说中讲到他们决定德国军队无条件投降。”

　　 “我们知道了。”

　　 “那我们还有什么用呢？总统和我，我们两个似乎是世界上唯一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的人。”

　　 他说应该由他本人在18点宣布这个消息。

　　 “您没征求约大叔的同意啊？”

　　 李海重申，没得到斯大林的同竟，他不作任何声明。

　　 “全世界都知道了，我真不知为什么我们要继续保守这些秘密……这是荒谬的。”丘吉尔重复道，他不能长时间地延期宣布，“全世界都知道了。”

　　 “这完全是真的，先生，他们都知道。所有的人都知道了。”

　　 一小时后，丘吉尔又打电话来问。

　　 “我们与艾森豪威尔进行了联系，并且同他谈过了。”李海说明道。他说，他的总部没把消息告诉任何人，只要伦敦、莫斯科和美国没有发表声明，他也不会作任何宣布。

　　 丘吉尔反驳说，伦敦人已开始集合起来了。

　　 “应该宣布这消息……”

　　 “我体谅您的困难，但我不能对您说您该怎么做。”李海回答道：“不过，总统说了，没有斯大林的同意，他不作任何宣布。”

　　 他答应，一有来自莫斯科的命令，他就通知丘吉尔。

　　 “请你告诉总统，我对此事感到痛心。我希望我们同时发表这声明。”

　　 “我将把您的话转达给总统。”

　　 “我感到我是不能再拖延了。”

　　 “我对此表示抱歉。”李海说。

　　 伦敦人越来越焦急地等待着丘吉尔的正式声明。十八点刚过，三架兰开斯特飞机从城市上空掠过，放射红红绿绿的火箭。盟国的旗帜开始出现在商店的橱窗里和住房的阳台上，无数的居民涌上了大街。

　　 大约将近两个小时内，人群停滞不动地等着。接着，期待多年的声明由新闻部宣布了：明天，将是胜利的日子。对伦敦人来说，战争于今天晚上就结束了。接着举行了热闹非凡的游行。从皮卡迪莱到韦平，节日的篝火映红了天空。拖轮、机动船和小艇闹声连天地在泰晤士河上穿来穿去。皮卡迪莱·西尔卡斯完全成了狂热的舞场。外国人热烈拥抱，烟火在天空中炸开，人们开始唱起《滚酒桶》、《蒂珀雷里》、《洛蒙德湖》、《祝福大家》，有的合拍，有的不合拍。长长的行列齐声唱道：“我们要国王！”在街上蜿蜒行进，朝王宫走去。

　　 在纽约，游行是在平静中进行的。太平洋上，还要打赢另外一个战争呢。此外，由于十天前过早地散布了和平的传闻，人们非常怀疑消息的真实性。最后，使许多人回忆起一九一八年的那次假停战。

　　 此时，那个挑起这一切的美国人爱德华·肯尼迪得到通知，没有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的命令，他不能再发布其它新闻。但是，这并不能平息在巴黎的其它记者。德鲁·米德尔顿在写给《纽约时报》的一份电报中极好地说明了他们的精神状态：整个这件事情是“战争史上最大的一场瞎胡闹。我丧失了信心，受够了，搞得我精疲力尽，狼狈不堪”。

         在奥斯陆，挪威人示威游行，公开向德国占领军挑战。维德库恩·吉斯林，他的名字已成为叛徒的同义词，仍然呆在王宫里。他正在听取莱昂·德格雷勒的汇报，德格雷勒从德国逃出，经过丹麦来到此地要继续与布尔什维主义作斗争。吉斯林面孔浮肿，眼皮神精质地眨巴着，他不停地用手指敲着桌子。德格雷勒觉得他似乎不堪重负，被一连串事件压成了一个颓唐的人。整整半小时，吉斯林只是与他闲聊而已，德格雷勒离开的时候，失去了一切幻想。他做了他能做的一切，直到最后。现在他能到哪儿去继续战斗呢？

　　 他在奥拉夫亲王宫殿会见了帝国驻挪威总督约瑟夫·特波文博士 [ 注：特波文不久也自杀了。吉斯林企图逃跑，但被抓获了。 ] 。一位身穿礼服的总管向平时一样给他们送上饮料。特波文的小眼睛象希姆莱一样眯缝着，用低沉的音调说道：“我曾要求瑞典给你避难权，但是被拒绝了，我指望用潜艇送你去日本，但投降是如此地彻底，连潜艇也不能离开港口。然而，有一架施佩尔部长的专机。你愿意趁这个机会今晚飞往西班牙去吗？”

　　 从奥斯陆到比利牛斯山脉有2,150公里，而飞机的最大航程只有2,100公里。但高空飞行可以节约燃料。一名佩带德国高级勋章的飞行员把德格雷勒带走了，德格雷勒还是穿着党卫队制服。他们坐车穿过了奥斯陆拥挤的大街，尽管有几个好奇的游行者看着他们，但他们没停下。

　　 他们于午夜前起飞了。为了节省燃料，他们毫无顾虑地从已被敌人占领的荷兰、比利时和法国上空飞过，但是飞机在位于比亚里茨60公里处的圣塞瓦斯蒂安海滩旁的岩礁上坠毁了。德格雷勒身上五处骨折，但他抵达了佛朗哥的老巢。

         丘吉尔为投降问题忙碌不已，然而他并不能忘却被围的布拉格人民，他向艾森豪威尔发出了最后呼吁：

　　我希望，您如有部队的话，不要让您的计划妨碍您向布拉格进军，也不用回避过早地与俄国人相见。我考虑过，既然您手中有兵，您是不想作茧自缚的，而且这个国家已经空了。不必回电了，但请告诉我，我们何时能见面。

　　 然而，艾森豪威尔无意越过比尔森，尽管只有一公里路。联合指挥部长官，包括杜鲁门和他自己都认为布拉格的命运与他们无关。

　　 只有弗拉索夫赶来援救布拉格了。俄罗斯解放军的一个团已经同德军进行激烈的巷战了。五月七日晚，布尼亚琴科将军得知，从南边来的党卫队一个师接近了布拉格。他命令一个后备团去到离城市15公里处的小山丘上筑阵地，不惜“一切代价”阻击敌人。

　　 第二天上午九点左右，德国人显然是被阻拦住了。然而，几小时后，俄罗斯解放军的得胜部队就开始离开布拉格。布尼亚琴科对一位指挥官解释道，是捷克人要求他离开的：他们不再需要他的帮助，科涅夫元帅的坦克将进入城市 [ 注：捷克全国革命委员会成员之一奥塔卡日·马霍特卡断然否认捷克人曾经辞退过弗拉索夫的人。 ] 。

　　 弗拉索夫的人害怕他们的同胞会对他们进行报复，从而离开了他们拯救出来的城市。他们感到沮丧和不知所措，再度向西南撤去。这回可没有欢迎的行列了。既没有花束，也没有食品和“你好！”的欢快呼声了 [ 注：弗拉索夫的5万士兵中，大约一半人跨过了英美防线。其他人被红军包围了。有些自杀未遂的人被带回苏联囚禁起来。弗拉索夫和布尼亚琴科，以及其他八名领导人在莫斯科受到审判，他们的罪名是“间谍、蛊惑军心和反对苏联的恐怖活动”。军事法庭宣布“所有被告都承认他们的罪行”。他们都被处以绞刑。 ] [ 注：丘吉尔和罗斯福在雅尔塔达成协议，把他们的占领区内的苏联公民遣送回去。已逃到西线的这些人最终也都交到俄国人手中——有时是强行押送的。在奥地利利恩茨的一些哥萨克人拒绝上车。并在他们住宅四周筑起围墙，徒手与英国士兵搏斗。他们中起码有60人被英国人击毙。其他人跳入德拉瓦河，宁愿淹死也不回苏联。 ] 。

　　 中午，德军驻布拉格司令官鲁道夫·土圣特将军双眼被蒙住带到了捷克全国革命委员会总部，他的儿子也被关押在那里。土圣特将军是一位身材高大的漂亮男子汉，年纪五十多岁，穿着无可挑剔。一名游击队员扯去了蒙在他眼睛上的布。好笑的是蒙布已滑到了他耳朵上，而将军还是保持着笔直的高傲的姿态，直到那条布被解下来。

　　 尽管他是代表着一支败军，但在长达四小时多的争论中，土圣特一直坚持去西线向美国人投降，直到捷克人同意放行为止。尽管如此，土圣特还在垂头丧气地说着：“我现在算什么呢？一个没军队的将军！”他的儿子被蒙住双眼带了进来。“我现所能做的就是回家，躺在墓穴里望着蓝色的天空，”土圣特说道：“但我们是问心无愧的。”

　　 这是惩罚性的一天。全城的捷克人由于多年来遭受压迫，愤怒地狠揍着德国人，不管他们是士兵还是平民。

　　 总之，当布拉格重获自由和红军到达时，街上实际上已不再有德国人了。俄国人把解放布拉格和西捷克斯洛伐克的荣誉归功于他们自己，他们的愿望是在一场迫在眉睫的夺权斗争中掌握一支有效的军队。

         五月八日早晨，东线上唯一重要的战斗在南斯拉夫打响了。铁托的游击队完全包围了亚历山大·勒尔上将F集团军群20万幸存者。在最后两个月中，这个集团军群有近10万人被击毙了。

　　 在勒尔的右翼，南方集团军群在伦杜利克（奥地利历史学家）的指挥下，守卫着从南奥地利到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境线。自从维也纳陷落以来，伦杜利克的四个集团军作战不多。伦杜利克确信美国人和英国人可能会与他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布尔什维主义。他给美军第二军沃尔顿·H·沃克少将拍了一封电报，请求允许他的后备部队通过美军防线到东线去。沃克粗暴地拒绝了。伦杜利克失去了一切幻想，而且也根本不知道兰斯的谈判，他自己作主命令停止西线上的敌对行动。

　　 在伦杜利克的北侧，舒埃纳尔元帅已命令他的集团军群向后转逃向美军的防线。邓尼茨的一份电报通知他说，无条件的全部投降于午夜生效，从那时起，舒埃纳尔应该停止战斗和留在原地。他的参谋部的一些人认为他们被出卖了，但舒埃纳尔却豁达地接受了这种现实，他命令他的部队分散成小股尽最大可能装备整齐地逃往西边，并尽可能地与老百姓混杂在一起走。

　　 上午十点，最高统帅部的官员，威廉·迈尔－德特林上校来到了设在距布拉格约一百公里处的舒埃纳尔的指挥部。迈尔－德特林，由四名美国人陪同着，对舒埃纳尔说，投降生效之时，也就是说在午夜，他将被解除职务。

　　 舒埃纳尔发出了最后几封电报，就计划乘飞机——一架施托希式——去蒂罗尔，以便根据希特勒的命令，接管“民族碉堡”的指挥权 [ 注：当他到达时，“民族碉堡”已不复存在了，而战争也结束了。一星期后，他便向美国人投降了，后被送往苏联。在苏联受到审讯，被判处25年徒刑。他在苏联的时候，他的参谋长奥尔德维格·冯·纳茨默尔将军曾指责他抛弃了自己的部下。九年后，舒埃纳尔又回到慕尼黑时，许多德国人甚至认为他是懦夫的象征，并和其它被起诉的领导人一起再次受到德意志联邦政府的审判，但他是根据间接材料被判罪的。最近他的一些战友和军官自愿为他作保证明，如果说他乘飞机去蒂罗尔，那是为了担任“民族碉堡”的指挥，而不是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 ] 。

　　 将近中午的时候，希特勒宠爱的驾驶员汉斯·乌尔里希·鲁德尔在返回布拉格北边的空军基地时，才知道战争已经结束了。他集合了他的人员，对他们的骑士精神和忠诚表示感谢，并同他们一一握手。

　　 同其它六名驾驶员一起，他们分乘三架容克87式和四架福克·伍尔夫190式飞机朝美军防线驶去。鲁德尔希望在那儿能治疗他那条被打断的腿。在巴伐利亚州的基津根机场上空，鲁德尔看到美军士兵正在躲避，他便带领他的机组朝跑道上缓缓降落。当轮子一触及地面时，他脚踩踏板，来了个急转弯，这时起落架坏了。他打开了机舱，一名美军士兵用手枪对着他，并扯下了标志军衔的金黄色绶带。鲁德尔推开了他，猛地关上了机舱门。一辆吉普车赶到，上面坐着好几个美军军官，他们把他带到救护站包扎了他那条流着血的小腿残端。接着他又被送到军官食堂，在那里的同僚们见到他高兴地跳起来，向他行了个希特勒式的礼。一位翻译对鲁德尔说，美军指挥官禁止这样行礼，并问他是否会讲英语。

　　 “即使是我会讲英语又怎么样？我们是在德国，我只讲德语。”鲁德尔说道：“关于敬礼，我们接到的命令就是用这种方式敬礼，既然我们是士兵，我们就要执行命令。你们禁不禁止它，我们不再乎。”他以挑衅的神情望着坐在一张桌子旁的几名美国军官：“德国人并不是由于他们无能而被战败，其所以失败，只是因为对手的物质装备过于精良（占绝对优势）。我们降落到这里，是因为我们不愿意留在苏联。我们希望不要更多地讨论这种问题。我们希望洗洗澡，吃点东西，”

　　 美国人让这些俘虏去洗澡了，而当他们吃饭时，美军指挥官问道，他们是否喜欢同他的军官们和他进行一次友好的交谈。

        与鲁德尔一样，来自东线的数千名德国人也竭力想得到美国人的庇护。许多人集结在奥地利的恩斯河边，想穿越美军65师的防线过河。

　　 黄昏时，潘策尔党卫队第12师的好几支精疲力尽的纵队接近了大桥：但由于用木头搭起的巨大路障，只能有一辆卡车通过这唯一的开口。这时，不知谁叫了声：“俄国人来了！”一股混乱的人流便向大桥涌去。卡车轮子嘎吱作响地驶进了一大堆人群里，起码有15人即刻身亡，其它无数的人被碾死。接近桥头已是不可能的了，恐惧的德国人沿着两公里长的河岸一边散开，一边狂叫道：“俄国人来了！俄国人来了！俄国人来了！”

　　 果然，一辆短粗的中型坦克吼叫着冲向大桥。炮塔里的一名红军中尉，看到这6,000人疯狂地试图逃避一门火炮的威胁的情景，不禁放声大笑。

       五月八日清晨，杜鲁门给他的母亲和姐姐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妈妈，亲爱的玛丽，

　　我今天六十一岁了，今天晚上，我是在白宫总统的卧室里就寝的。房间已经粉刷完毕，并配置了家具。我希望你们星期五到达时一切准备就绪。我那支昂贵的金笔不怎么好用。

　　那将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上午九点，我要发表广播讲话：宣布德国投降。文件于昨日上午已签署，一切敌对行动于今晚午夜在全线停止。这难道不是生日的漂亮礼物吗？

　　我与英国首相一起度过了一段神圣的时光。他、斯大林和美国总统达成一协议，在三国首都，在对我们大家都合适的同一时间里宣布这个消息。我们决定在华盛顿时间九点钟，伦敦时间十五点和莫斯科时间十六点同时宣布 [ 注：事实上，斯大林抗议这样过早地宣布投降。他在给杜鲁门的一份电报中说明了他的理由： ] [ 注：……红军最高统帅部不能确信德国最高统帅部下达无条件投降的命令能被东线德军部队执行。再者，我们担心的是，如果苏联政府今天宣布德国投降，我们就欺骗了苏联人民，从而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之中。应该考虑到德国人在东线的抵抗并未减退。恰恰相反，根据截获的电报判断，大量的德军士兵明显地打算要继续抵抗，而不服从邓尼茨的投降命令。 ] [ 注：由于这个原因，苏联统帅部希望等待，直至德国投降成为现实，并将政府声明推迟到五月九日莫斯科时间十九点发表。 ] 。

　　丘吉尔先生在天明时打电话问我，是否不管俄国人，我们立即宣布这消息。我拒绝了。然而，他又督促我同斯大林谈一谈。最终他还是服从了原来通过的协议。但是他发怒了。

　　这里，自从四月十二日以来，事情都是以一种可怕的速度进行着。没有一天不作出一项重要决定。幸运总是伴随着我。我希望能长久这样下去。永远这样将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希望，当我有错误时，这过错不要太严重，我还能把它纠正过来。

　　我们期望你们长时间地在此居住。我可能不能如约去接你们，但我派最漂亮、最安全的飞机去接你们，给你们提供一切方便。同样，请你们也不要使我失望。

　　热烈地吻你们。

哈里

　　 八点三十五分，记者们静悄悄地聚集在白宫里，杜鲁门和他的夫人、女儿，还有一批军政首脑已在那等候他们了。“好，”总统说：“我开始对你们念一个小小的声明。我要你们一开始就懂得，我举行的这个记者招待会条件是，我发布的新闻必须在今天上午九点公布于众。”

　　 他说他将要念一个声明：“只需要五分钟，你们不用担心，你们还有很多时间。”记者们笑了起来，

　　 “这是一个庄严而光荣的时刻。艾森豪威尔将军告诉我说，德国军队已向联合国投降了。自由的旗帜正在全欧洲飘扬。”他停顿了一下。“今天也是我的生日，是的——今天，是的……”

　　 “生日好，总统先生！”好几个人叫道，接着是一片笑声。

　　 杜鲁门结束了他的声明，为了结束战争，他的声明中最后的号召是“工作，工作，再工作”；这只是一半的胜利。他念了一项不停顿地对日本作战、直至它无条件地投降的声明，并明确地向日本人民解释无条件投降的意义：

　　这意味着战争的结束。

　　这意味着那些把日本推向毁灭边缘的军事首脑们的权力的结束。

　　对于那些打算回到他们的家庭、田园和工作岗位的陆军、海军士兵们来说，这意味着食物。

　　这也意味着免却为了一个不可能取得的胜利而斗争的日本人民的现今的痛苦和崩溃。

　　无条件投降并不意味着消灭或奴役日本人民。

　　 （如果一九四四年对德国人作这样一个声明的话，冲突可能会早一点结束。）

　　 杜鲁门撇开了他的讲稿说：“你们还记得，就是在这里，我的前任们一贯强调，我们希望的是一个正义和公正的和平。在旧金山，我们努力要得到的——我们即将得到它——，这就是正义与公正的和平。而我们现在不得不正视一些令人惊惧的问题。”

　　 他宣布，五月十三日星期天将是祈祷日，并又提醒道：“这非常合适，因为这一天也是母亲节。”

　　 九点正，他已在白宫广播室里向全国讲话了：“这是一个庄严而又光荣的时刻，”接着补上了一句没给记者念过的话：“如果弗兰克林·D·罗斯福寿数更长些，能够看到这一天，该有多好……”

　　 与此同时，丘吉尔在唐宁街十号向英国人民发表了讲话。他先回忆了最近五年来的情况，接着忧郁地说，悲伤和苦难到了尽头，许多事情还有待我们去做。

　　 “在欧洲大陆上，我们还应该确保，那些使我们投入战争的单纯而高尚的目的，在胜利后的岁月里也不会被摈弃和漠视，‘自由’、‘民主’、‘解放’这些字眼不会失去它们真正的含义。如果法律和正义得不到实施，如果是极权的或警察的政府取代德国侵略者的话，那么，惩罚希特勒一伙的罪行根本不起任何作用。就我们本身来说，我们不寻求任何东西。但我们应该确保我们为之而战斗的事业得以在现实中和文件中存在下去，以便使和平有意义。我们尤其要致力于使正在旧金山创建的联合国世界组织不要徒有其名，不要成为一个保护强国和嘲弄弱国的组织。在这辉煌的时刻，战胜者应该表现出他们的诚意，应该以他们的高尚风格无愧于他们动员起来的巨大力量……” [ 注：在丘吉尔和杜鲁门演说时，苏联电台在一儿童节目里播送了一个两个兔子和一只鸟的故事，斯大林决心不到第二天不发表声明。 ] [ 注：演说完后，丘吉尔驱车去下议院。但由于人群的拥挤，短短的一段路却用了半个多小时才走完。当他进入下院时，全体人员起立，向他鼓掌致意。他推迟了会议，说道：他“恭顺地、忠诚地感谢万能的上帝，是他把我们从德国统治的威胁下解救出来”。然后他从喧哗的人群中挤出一条路来，一直来到了威斯敏斯特修道院。 ] [ 注：在白金汉宫午餐后，他又坐车去怀特霍尔街的公共卫生部。当他出现在阳台上时，由于人们热烈鼓掌，他的讲话很难被人听清楚。“这是你们的胜利。”也高声说道：“这是每一个国家中自由的胜利。在我们的历史长河里，我们从未经历过这么美好的一天！” ]

       十点钟，瓦西里·索科洛夫斯基元帅和朱可夫参谋部的其余人员来到了滕泊尔霍夫机场。他们注视着一架准备着落的美国运输机。他们想这可能是艾森豪威尔，但飞机并不是从兰斯飞来的：飞机来自莫斯科，里面坐着迪恩将军。显然，俄国人感到困惑，甚至有些人觉得自尊心受到伤害。迪思的微妙使命是解释艾森豪威尔为什么没有来。在艾森豪威尔用无线电通知莫斯科他将很高兴到柏林来第二次签约后，史密斯和其它几个人建议他为了维护盟国的威望，派他的代表，皇家空军元帅西尔·阿瑟·特德前去，因为代表苏联签字的朱可夫只是一个集团军群 [ cdhyy注：原文为集团军，应为方面军。 ] 的指挥官，级别明显低于艾森豪威尔。

　　 一小时后，特德一行从兰斯到达。他们乘坐着从德国人手中夺来的各种车辆朝柏林市郊驶去。他们被安置在农舍式的小型别墅里。在这一行人中，有三名妇女服务队人员，其中包括凯·萨默斯比。她坐在她的房间里，等待了好几个小时。她思忖着，幸好艾森豪威尔没来。她担保，这种“侮辱性的耽搁”，会使艾森豪威尔怒气冲冲地返回兰斯。

　　 俄国人并没有浪费时间。在城市的另一端，奉命把水泥厂迁回俄国的弗拉季米尔·伊乌拉索夫中校和其它军官正在聆听苏联驻柏林司令官派来的经济问题专家的讲话。“把柏林西段的一切东西都拿走！”专家说道：“你们明白了吗？所有的一切！如你们拿不了，就把它们全部摧毁！一点也不能留给盟国。不要把机器留给他们，一张能睡觉的床也不给他们留下，甚至连一个尿壶也不能留！”

　　朱可夫最终会见了特德的代表团，但那已经是代表团到达五小时之后的事情了。在盟国的一些观察家看来，元帅似乎是在争取时间拖延签字。这的确也是他的意图。他在等待着维辛斯基，维辛斯基正带着莫斯科的指示向柏林飞来。

　　 然而，在这次会谈中，一个重要的有争议的问题得到了澄清。由于艾森豪威尔没有在场代表西方签字，所以戴高乐命令让·德拉特勒·德塔锡尼将军以法国的名义签字。有些美国人和英国人一致认为，这是戴高乐沙文主义的又一例证 [ 注：戴高乐认为，他受到了丘吉尔和罗斯福的粗暴对待。除嘲笑外，他们还禁止他参加雅尔塔会议，而当会议结束时，也不向他通报会议结果。许多美国人对法国人要撤出他们攻克的斯图加特表现出的不悦，感到恼火。杜鲁门亲自发电报给戴高乐说，他对“你们政府在这件事情上的态度和极其明显的后果表示吃惊”，并威胁道，如果法国军队服从于“法国政府的政治要求”，他将要“重新通盘考虑部队指挥权”的问题。 ] [ 注：美国人最了解情况，雅各布·L·德弗斯将军，美军第6集团军群司令，最近说，整个斯图加特事情是被他的同胞过分地夸大了。“这件事情是荒谬的。而他的同胞们把它夸大了。”德弗斯本人总是赞成法国人的要求的。德弗斯的谅解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他参谋部的一位上校亨利·卡伯特·洛奇的影响，此人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 ] 。最后大家一致同意，包括朱可夫在内：特德代表英国签字，斯帕茨代表美国签字，德拉特勒代表法国签字，这才打破了僵局。

　　 德拉特勒很快发现，在要举行仪式的大厅里没有一面法国旗帜。几个俄国妇女急忙拿了一面纳粹旗，一条床单，两条蓝色围裙做了一面三色旗，但她们把蓝、白、红三色横着拼缝起来。德拉特勒婉转地对她们解释道，她们做的是荷兰国旗，姑娘们应该把针线拆掉，重新竖着缝上。

　　 艾森豪威尔的缺席引起了一些其它反响。特德进入大厅时，显出一副烦恼的样子。“全部告吹，”他对德拉特勒说，“维辛斯基刚从莫斯科来，他不同意我们和朱可夫一起拟订的议程。他非常同意您签字，为了使法兰西的复兴得到公开肯定。但是他断然反对斯帕茨签字。他说，既然我代替艾森豪威尔签字，我就代表美国。斯帕茨现在提出，如果您签字的话，他也要求签字，”

　　 德拉特勒重复了一遍他从戴高乐那里接到的不便言明的命令。他说道：“如果我没完成好任务就回法国，也就是说没让我的祖国参加签署第三帝国投降的文件，我理应去死。设想一下我的处境吧！”

　　 “我不会忘记你”，特德微笑着表示理解。然后，他又去找俄国人了。辩论延续了两个小时。朱可夫提出，要一个证人签字没有任何逻辑上的必要，特德强有力地说，投降文件上应该有一个代表4,000万法国人的签字，另外一个则是代表14,000万美国人的。

　　 最后是维辛斯基找到一个解决办法：斯帕茨和德拉特勒在特德和朱可夫名字下方签字。

　　 将近二十三点三十分时，凯特尔、弗雷德堡和德国空军上将汉斯·雨尔根·施登夫走进了房间。强烈的闪光灯，使他们感到目眩。凯特尔向前走了一步，他的漂亮合体的军服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他生硬地举起手杖作为行礼，然后挺直身子，抬起下巴，呆板地坐在朱可夫对面。“呵，法国人也在！就缺他们了！”维辛斯基听见凯特尔在看到德拉特勒时嘀咕了这么一句。

　　 弗雷德堡，眼窝下陷，坐在元帅的左边，施登夫坐在右边 [ 注：15天后，弗雷德堡自杀身亡。 ] 。

　　 朱可夫站起来。

　　 “你知道投降议定书了吗？”

　　 “是的！”凯特尔有力地答道。

　　 “你有资格签字吗？”

　　 “有。”

　　 “把你的委任状拿给我看一下。”

　　 凯特尔把委任状送上。

　　 “你对你将要签署投降文件的规定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在凯特尔从拘谨的口气要求宽限48小时后，朱可夫以询问的眼光看了看他周围的人说道：

　　 “这个要求已经被否决。不能改动。你有其它的要求吗？”

　　 “没有。”

　　 “那就签字吧！”

　　 凯特尔站起来，整了整他的单片眼镜，走到了桌子尽头。他坐在德拉特勒的旁边。把军帽和手杖放在法国人面前。德拉特勒把这些东西推开了，元帅又把它动了一下。接着不慌不忙地脱下一只灰色的手套，拿起一支笔在好几份投降文件上签字。

　　 摄影记者和文字记者们急忙涌过来，有的甚至为了看的更清楚而爬上了桌子。一位俄国电影摄影师助理努力想打开一条通道时，腮帮子上挨了一拳朝后摔倒了。

　　 坐在德国人对面的特德用纤细、尖锐的声音说道：

　　 “你懂得你刚刚签署的这些文件的内容吗？”

　　 凯特尔再一次站起，用他的元帅手杖行了个礼，昂起下巴，大步走出了房间。

　　 在弗伦斯堡，希特勒的继承人邓尼茨元帅坐在一张办公桌后面，写完了给全体军官的告别书：

　　同志们……在我们的历史上，我们倒退了1,000年，1,000年来就属于德国的这块土地现在落到了俄国人手中了。我们应该遵循的政治路线是极为简单的。显然，我们应该同西方强国一起前进，同它们在被占领的土地上一起工作，因为只有这样作，我们才能在将来从俄国人手中夺回我们的祖国……

　　尽管今天在军事上是彻底崩溃了，但是我们的人民已不是一九一八年的德国人民了。她没有被摧毁。或者我们组织另外一种形式的国家社会主义，或者我们就服从于我们的敌人强加给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可以确信，承继于国家社会主义的团结一致将一定会继续存在下去。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前程未卜。然而，这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要高度保持我们之间的同志情谊，这种同志情谊是我们在我们的国家遭受空袭的情况下建立的。只有通过这种团结，我们才可能度过未来的困难时刻，而且也只有以这种方式，我们才能确信德国人民永远不会灭亡……

　　 这番话里丝毫没有提到那些自从约德尔从兰斯回来之后使他难以忘怀的东西。约德尔从那里带回一份《星条旗报》，上面刊登有关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照片。起初，邓尼茨不相信会有这样的暴行。但是，在不可抗拒的事实面前，他不得不正视现实了。集中营制度的恐怖不仅仅是盟国的宣传了。

　　 这些照片深深地动摇了他对国家社会主义的信仰，他在想，希特勒业绩的代价是不是太大了，大得令人望而生畏？他想到了他那两个为元首作战而捐躯的儿子。

　　 如其它许多德国人一样，邓尼茨开始察觉到元首的原则，即独裁原则的种种危险。或许，人的本性就是这样的：只要使用独裁权力，就一定要滥用这种权利。

　　 海军元帅写完这封致军官们的信时，已是疑虑重重。他飞快地浏览了一遍他所写下的话，然后，慢慢地把信纸叠了起来，塞进了他的办公桌的抽屉。